[转帖]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风中白杨

读经与中国文化的复兴  

  
  
作者：蒋庆
文章来源：孔子2000
浏览：81 次
  
  
  
二零零三年夏，余应邀赴湖南长沙参加“全国儿童经典诵读经验交流会”，深感自王财贵先生发起儿童读经运动以来，海内外积极响应，四百万儿童读经，成绩斐然，令人欣慰。然儿童读经运动亦存在问题，若不及时纠正，恐不利于进一步发展。故假此次会议机会，谨就儿童读经面临之诸多问题答海内外热心儿童读经的同道朋友，以期引起大家重视。盘山叟谨识。

　　要搞清楚什么叫“读经”，首先要搞清楚什么叫“经”。

　　一、什么叫“经”

　　按照中国文化对“经”的理解，“经”有形而上与形而下两重含义。（《易》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道无形体，器有方所。道为不可见之超越性与神圣性，器为可感触之具体实物形态。）按照形而上的含义，“经”是“常理”“常道”，用今天的话来说，“经”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比如，《春秋经》的书法原则是“托事明义”，《春秋经》是孔子借鲁国史为人类历史所立的“万世义法”，《春秋经》所蕴涵的立元正始、尊王道黜霸道、崇仁义斥诈力等“义法”适应于人类历史的所有阶段与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人类历史必须有一纯正的开始，故圣人作《春秋》，变一为元，立人元在天前，确立了人类历史的纯正开端，将无意义无价值的自然史转化为一有意义有价值的人类史，作为历史存在的人类生活从此有了意义。若历史无意义，人类将不堪在其中生活。故“立元正始”的“义法”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又、当今世界仍是一霸道的世界，国与国之间奉行的仍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即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谁的拳头大谁就可以称霸世界，若不改变这一规则，人类历史将无希望。而《春秋》“尊王道黜霸道”的“义法”崇尚仁义贬斥诈力，以德服人而非以力服人，正是改变社会达尔文主义规则的万世法，即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又如，《诗经》“正夫妇之始”的“义法”，（如《周南》讲“文王之化”熏陶出“后妃之德”，而“后妃之德”又是“正道之始，王化之基”，人类一切良好的政治、历史、文化都必须建立在统治者夫妇关系符合“正道”上，夫妇关系一坏一切坏。这是因为统治者身居上位，为“风化之所出”，与民众的关系是“上风下草”的感应关系，统治者个人的道德若不符合“正道”，会直接败坏整个社会风气，古今中外因“夫妇不正”造成的政治灾祸史不绝书，而所谓“正道”就是人类必须遵守的普遍道德。所以，“正夫妇之始”的“义法”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书经》“天下非一姓所有，有德者有天下”的“义法”，《易经》“乾健坤顺阴阳合和”创生万物的“义法”、万物“各正性命，保合太和”的“义法”，都是“常理”“常道”，都是永恒而普遍的“万世法”，即都是“经”。也即是说，“经”中所说的道理是“天经地义”的，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一样永远不会改变。如果改变了，就不复有“天理”了，不复有“天理”也就不复有“人理”了；“人理”源于“天理”，天不成其为天，人当然就不成其为人了。除“经”字具有“常理”“常道”之义外，“典”字也具有“常道”“准则”之义，（“经”是省称，“经典”是全称。）所以，我们说“经”或者说“经典”体现了永恒普遍的超越性与神圣性。

　　按照“经”的形而下含义，“经”是特定历史文化中的产物，“经”本身就是特定的历史文化形态，“经”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中来体现永恒普遍的真理，即体现“常理”“常道”。具体就中国文化的经典来说，《易经》、《书经》、《诗经》、《礼经》体现的就是中国文化的形态与精神，比如说，《易经》源于伏羲画卦，开创了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与精神（《易》以阴阳爻变的方式说理，为中国所独有之文明形态，其所说之理则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易》即象说理，通过观察物象的变化来说理；希腊哲学则是离象说理，即抽象说理，纯粹从脱离物象的概念来说理。二者的形态与精神不同如此。以下类推。）；《书经》始于《尧典》终于《秦誓》，体现了唐、虞、夏、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与精神；《诗经》始于《周南》终于《商颂》，体现了商周时期中华文明的独特形态与精神；《礼经》则记录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各种礼仪习俗，体现了中华民族重礼的生活方式与“和为贵”的中庸精神。至于《春秋》、《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则体现了孔子从中国古代文明中提升出来的历史观法、人生价值与伦理精神。此外，中国历史上公认的大儒的著述都是阐发经义，体现的都是“经”中的“常理”“常道”，被后人当作经典来看待，所以也是广义的经典。如《荀子》阐发《礼》的精神，《春秋繁露》阐发《春秋经》的精神，《中说》阐发“王道”的精神，濂、洛、关、闽、阳明阐发的是诸经典中涉及到“天道性理”与“心性良知”的精神，表达的都是“常理”“常道”。这些著述都可以称作广义的“经”或经典。另外，历史上著名大儒的言论选本也是阐发经义，也可以称为“经”或经典，如《近思录》、《传习录》。中国文化中永恒普遍的真理都是通过这些历史中逐渐形成的经典体现出来的，离开了这些具体历史文化中特定的“经”或经典，我们就不能了解永恒普遍的真理；离开了中国历史文化中的“经”或经典，也就不能了解中国文化中所体现的义理价值与精神，即不能理解“寓普遍于特殊”的“常理”“常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所谓“经”，就是中国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的历代中国人所公认的各种儒家经典。（此区别于希腊哲学从普遍见普遍，也区别于基督教以神的历史而非人的历史见普遍。神的历史也是普遍的，人的历史则是特殊的。）

　　另外，在中国历史上，“经”还有人生教育学上的含义。我们知道，“经”的内容非常丰富，用今天的术语来说，“经”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仪式学等方面的内容。比如，《诗经》中的“风”主要由文学与音乐组成，但“雅”“颂”则包含着许多宗教、政治、历史、仪式、祭乐等内容。《书经》中的《洪范》既包含着哲学、政治、道德的内容，也包含着经济、宗教、天文方面的内容，《吕刑》则涉及到宗教和法律方面的内容。《春秋》司马迁说是“礼义之大宗”，包含着历史学、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仪式学、外交学、国际关系学等方面的内容。《易经》、《论》、《孟》、《学》、《庸》，除包含上述诸多内容外，还包含许多宇宙哲理与人生理想方面的内容。孔子整理古代各种文献的目的，是用古代文献中蕴含的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来教育学生，把学生教育培养成具有高度文化教养的可用人才，即培养出具有士君子精神修养与人格风范的理想人才。所以，孔子说：“其为人也，溫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jié 通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zhǔ 辞比事，《春秋》教也” 。（《诗》美刺委婉，讽喻规谏，不指切事情，又可歌咏以陶冶性情，故教育出来的人具有温柔敦厚的性格；《书》记上古二帝三王之事，其事疏阔遥远，故教育出来的人具有通达深远的性格；《乐》的特征是和同，能功是潜移默化，故教育出来的人具有心怀宽容易于从善的性格；《易》洗心藏密而贞固守正，穷理尽性而探赜zé深奥索隐，故教育出来的人具有清洁安静思想精细的性格；《礼》以恭逊、节俭、庄重、诚敬为本，故教育出来的人具有恭俭庄敬的性格；《春秋》道名分，以书法条例作为治世义法，即把历史中许多相同的事件聚合在一个统一的语辞下，如聚合在讥贬绝、日月时、三科九旨之类的书法条例下，此即是“属辞”这些书法条例实际上就是统一的道德标准，属是聚合义，辞是书法条例义，然后依此“辞”书法条例来推比、衡量、判别历史事件中的是非善恶，此即是“比事”故《春秋》教育出来的人具有以统一的道德标准判别是非善恶的能力。）从上述可见，“经”“六经”最初就是孔子删述编定的课本教材，是孔子培养理想人格的教育学典籍。所以，“六经”在古时候又叫“六籍”，是六种课本书籍，即今天所谓教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经”，就是包含着宗教学、哲学、政治学、法律学、经济学、伦理学、文学、艺术学、音乐学、仪式学等内容、以其中蕴含的宇宙哲理、人生理想、政治智慧、历史教训来教育学生的人生教育学典籍，或者说课本教材。具体来说，“六经”是孔子时代及汉以后教育学生的课本教材，《四书》则是元以后政府学校教育学生的课本教材，《近思录》、《传习录》则是宋、明民间书院教育学生的课本教材。所以，“经”是中国历史两千多年来在教育学上最有权威的课本教材，在中国教育史上没有一部课本教材能超过“经”在教育学上的权威性。正是因为“经”有教育学上的意义与功能，按照《汉书艺文志》的学术分类，“六经”又叫“六艺”。言“经”，是指其本体为“常理”“常道”；言“艺”，是指其功能为培养教育。“艺”的本义是“树艺”，即种植培育植物，即今语“园艺”之“艺”，后来引申为培养塑造之义。从“六经”又名“六艺”一词来看，“经”具有人生教育学上的意义与功能，“经”本身就是中国历史上培养、教育、塑造学生的最权威的课本教材。职是之故，“经”最有理由在今天中国的学校中成为教育学生的权威课本教材。遗憾的是，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离此尚远。不过，已开始有转机，教育部决定2004年在高中开《中国文化经典课》课程，必修课，36学时，算学分，要考试，本人已应约编定教材交教育部。这是一今人鼓舞的好现象。

　　由于“经”是“常道”“常理”，具有培养教育人的伟大功能，历代儒者对“经”的作用推崇备至，赞叹不已。荀子在《劝学篇》中说：“《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也。”近代大儒马一浮先生说：“盈天地间皆六艺也。”依荀子与马先生之意，“经”包含了人类的所有文化与学问，“经”的价值与功能范围人生宇宙，人类以及万物都沐浴在“经”的光泽中。马先生进而曰：“‘六艺’之道，条理灿然。圣人之知行在是，天下之事理在是；万物之聚散、一心之体用，悉具于是。吾人欲究事物当然之极则，尽自心义理之大全，舍是末由也。圣人用是以为教，吾人依是以为学。教者教此，学者学此。外乎此者，教之所由废，学之所由失也。”由这些赞叹之语可见“经”充满天地间的伟大功能了。

　　此外，还要强调一点，古代文献未经孔子删削编定之前，不得称为“经”，只有经过孔子删削编定才能称为“经”。孔子所谓“删削编定”，不象后世的“选学家”，更不象现在的出版社编辑，他们只是按分类标题将选材汇集成书，其中并没有深刻的思想。孔子所谓“删削编定”，则寓予了孔子的“王心圣意”，孔子通过对古代文献的选择编定来表达孔子心中的“微言大义”。孔子所谓“述而不作”，是通过删述古代文献来表现孔子的人生、社会、政治、教育等理想，实际上“述而不作” 就是“以述代作”。当然，《春秋经》除外，《春秋经》是孔子唯一所作的“经”。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经”，就是体现了孔子“王心圣意”与“微言大义”的“经”，是表达了孔子人生理想、社会理想、政治理想、教育理想的“经”。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说“经”体现了“常理”“常道”。由于孔子是上达天德而立人极的至圣先师，孔子删《诗》《书》、订《礼》《乐》、赞《易》道、作《春秋》所寓予的“王心圣意”与“微言大义”就是“常理”“常道”，就是永恒不变的普遍真理。我们想一想，除孔子外，历史上哪一个人选编的古代文献能体现“常理”“常道”，能称得上“经”的？没有！

　　此外，不祖述孔子，不阐发儒家经义的个人撰著，按照我们上述对“经”的理解，都不应该称为经。如将文学作品称为《离骚经》，将兵书称为《虎钤经》、《太白阴经》，将权谋书称为《长短经》、《握奇经》，将修炼书称为《黄庭经》、《清静经》，以及将识字书称为《三字经》，将法律书称为《法经》（春秋时李悝）、将医书称为《内经》、将种茶品茶书称为《茶经》等等，都不符合传统经典教育与少儿读经对“经”字的理解，我们在这里必须加以厘正。我们在这里只是不得已随顺世俗如此称呼，这个“经”字仅仅指某一方面的重要书籍而已，不具备上述“经”的含义与功能，二者不可混淆。

　　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给“经”下一个定义了：所谓“经”，就是最初由孔子整理编定的、继而由诸大儒阐发撰述的、在中国历史文化中逐渐形成的、体现“常理”“常道”的、被历代中国人公认享有神圣性与权威性的、具有人生理想教育功能并在中国历史上长期作为课本教材的儒家诸经典。上面讲了什么叫“经”，下面讲什么叫“读经”。

　　二、什么叫“读经”

　　“读”字，按照《说文解字》的解释：“读，诵书也”。“读”的本义是背诵朗读的意思，后来“读”又引申为“阅读而理解”，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的“读”就是这个意思。根据“读”的两重含义，“读经”也有两重含义：一是背诵经典，一是理解经典；背诵经典就是少儿读经，理解经典就是成人读经；也就是说，少儿读经的“读”是背诵义，成人读经的“读”是理解义。先讲少儿读经。

　　（一）少儿读经

　　少儿读经，是指三岁至十二岁处于幼儿园与小学阶段的儿童背诵熟记中国文化的经典。在此年龄段的儿童，处于语言摹仿期，有摹仿成人语言的本能倾向，背诵记忆不像成人是痛苦之事，完全符合儿童学习语言的天性，而不像西方教育学家认为的那样是压抑儿童的本性。

　　（布什弟弟是教育学家，去年到深圳来考察演讲，讲的仍然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即要启发儿童的理性与自主精神，让儿童自觉快乐地学习，而不能强制儿童学习。这是几百年西方自由主义教育理论的老调，这种教育理论认为，每个人都有平等清明的理性，每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清明的理性判定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因为自己理性的法庭具有审查一切事物的最高权威，任何外在权威都必须服从自己理性的审判。但是，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没有看到，在现实层面圣人的理性与凡人的理性是不平等的，圣人之心无私欲障蔽，理性清明虚静，能知善知恶而为善去恶，凡人之心受私欲缠缚，理性浑浊重滞，不能知善知恶遑论为善去恶。职是之故，圣人有天然教化凡人的权利，曰“天赋圣权”，而凡人只有生来接受圣人教化的义务。所以，圣人讲的话、编的书——经典——-就具有先在的权威性，凡人必须无条件接受，不存在凡人用理性审查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因为凡人的理性没有资格审查圣人的理性，相反只能用圣人的理性来审查凡人的理性，来要求凡人接受。这在中国古代没有问题，古代的老百姓知道自己是凡人，并且敬畏圣人，认为接受圣人教化天经地义。但是，现在的中国人“大我慢”，动不动与圣人争平等，不承认自己是凡人，更不承认凡圣在现实层面上有天壤之别，套句尼来的话，他们不知道在现实层面“人与人的差别比人与猿的差别还大”。因此，正因为圣人是圣人，圣人就有权用体现“天道性理”的善的价值强制性地教育凡人，使凡人改过迁善，实现自己生命的意义与价值，即提升凡人的生命使其做好人、做君子以至立人极而做圣贤。强制的方法除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政令法律外，最根本的是“经典教育”，即建立在圣人义理之学上的道德教化的教育。由此可见，一般成人尚无清明理性，不能与圣人平等而否认经典的权威，不能拒绝接受经典的教育，儿童哪里又有自觉的理性与自主的精神拒绝接受经典的教育呢？儿童之所以是儿童，是因为儿童的理性尚未发展成熟，自主性甚差，自觉性不夠，不可能按照自己的理性自觉地进行经典学习。对儿童来说，经典的学习必须进行某种强制，家长老师的严厉要求与督促就是强制。用中国的话来说，经典的学习不能让学生“放羊”，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就是让学生“放羊”。

　　再有，中国近代非常具有影响力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也奉行这种自由主义的教育理论，对中国近代以来的教育思想影响很大。蔡元培写了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叫《新教育与旧教育的歧点》，所谓旧教育就是少儿读经的教育，所谓新教育就是自由主义的教育。蔡元培在文中认为：旧教育以成人的成见强加于儿童，阻碍儿童的个性自由发展；新教育则是按照儿童的兴趣和个性特点，使儿童顺其自然地自由发展。他说：“知教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他批评旧教育——少儿读经教育——是“教育者预定一目的，而强受教育者以就之。” 好象“花匠编松柏为鹤鹿”，违反了儿童的自然本性，束缚了儿童的个性自由发展。因此，旧教育必须摒弃。蔡元培的这一思想，实际上是承接西方洛克、卢梭、杜威等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的余绪。但是，蔡元培没有想到，如果不对儿童进行某种强制，儿童绝不会主动自觉地去学习；如果顺着儿童的自然本性让其自由发展，在今天儿童就会整天去打游戏机，整天看猫和老鼠的电视，因为儿童毕竟是儿童，缺乏理性的自觉与自我控制能力，天性贪玩好动，不强制就不会按照“教育者预定的目的强就之”。教育肯定要有预定的目的，教育者为实现预定目的强制受教育者就范，符合教育规律，天经地义。古人说养蒙正蒙，说百年树人，说学为君子、学为圣贤，就是按照教育者预定的目的来教育人、塑造人，何错之有？梁启超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新民”，蔡元培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共和国健全人格”，现在不是也说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四有新人”吗？教育哪里没有预定的目的？有预定的目的哪里就是压制受教育者呢？可见蔡元培的自由主义教育理论不能自圆其说。以种果树为例，其预定的目的是果子质量好产量高，若果树幼时不吊枝，不剪枝、不整形，果树长大后徒长枝乱生，必不能结果。我们精舍种了些果树，所以我才有此体会。因此，少儿读经教育肯定有预定的目的，那就是在儿童心中储存经典蕴含的“常理”“常道”，希望儿童长大后做一个有文化、有道德、有理想、有才干的君子，即实现中国传统教育的最高理想——塑造内圣外王合一的经世之才。要实现这一预定的目的，教育者就必须对儿童进行某种读经上的强制，使儿童经过强制达到朱子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儒家所讲的学习、教化都是要通过强制的，只有圣人天纵之圣而尧舜性之，汤武尚且要反之，至于俗人则更需要强学勉之，方能变化气质入于士君子之列。荀子在《劝学篇》中说得好：“木直中绳，輮以为轮，其曲中规，虽有槁暴，不复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就是强制学习，不强制学习，绝不能成器，即不能成“轮”。若顺木自然之性，则挺直而已，何以成器而有大用？蔡元培批评“花匠编松柏为鹤鹿”，但“花匠编松柏为鹤鹿”恰恰是改变物之自然本性而使其有大用，否则松柏徒长无益。现在不是把教师比作园丁吗？园丁就是蔡元培所说的花匠，园丁花匠的工作不是按预定的目的——形状和式样——对花木进行修剪整形吗？通过强制将自然生长的松柏枝条修剪编织成有用美观的鹤鹿形状，正是园丁——教师——的职责所在，若让松柏按其自然本性自由生长，还要园丁——教师——干什么？一个称职教师的工作非常神圣，其所起的作用就是荀子所讲的“化性起伪”，即通过某种强制性的教育和学习改变人的自然本性使人向善。“化性”，指改变人的自然本性；“起伪”，指产生另一个由人为之力塑造的社会本性。“起”即产生，“伪”即人为塑造的人性。要“化”自然之“性”就必须“起”人为之“伪”，而要“起”人为之“伪”——人为改变自然本性塑造新的社会本性——就需要某种强制，不强制怎么能化掉、改变自然之性呢？强制就是“化”与“伪”，即改变与人为。朱子说的“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就是幼时经过强制性教育，使儿童长大形成新的社会天性与自然本性。至于强制的方式，当然不能过分，不能沿用古时所谓的“扑教”——打棍子体罚，强制必须是适当的、合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