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生病——达尔文医学的新科学

jerryhao

第九章 进化过程中的历史遗留问题  从前！从前！从前！　　 历史——高深莫测的，漆黑一团的历史！　　 沉睡的尸骨和历史的影子！　　 历史——无限伟大的历史！　　 今天的一切，都是历史造就的吗？ 　　——瓦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印度之路》 多日来天气一直阴雨不晴，倒霉的电视气象预报员费尔走进餐厅时，再次经历了电影《圣烛节》中的故事。他又遇到一个客人正被食物呛住。他已经多次见过这种场面，他平静地走到喘不过气来的客人背后，伸出手来抱住他，用力猛烈地挤压他的胃部，把食物挤了出来。客人能够呼吸了。他的生命被费尔用汉姆李奇（Heimlich）手法挽救了。 十万人中，每年有一个被呛死。这个死亡率与交通事故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呛死，不仅是人类进化史中一直存在的一种死亡原因，而且所有脊椎动物都有这一设计上的毛病。我们的嘴长在鼻孔的下方，但是是在颈部和胸腔。食管在气管的后面，以致空气的通道和食物的通道在咽喉交叉。一旦食物堵住了交叉路口，或者走错了路，空气就不能从肺里进出。所以，吞咽的时候，反射机制关闭气管的开口不让食物窜入。不幸，反射机制的运转不可能完美无缺，有反射失灵的时候，“食物走错了路”。为了应付这种偶然事件，我们有一种防御：呛咳反射，一套精确的、协调的肌肉收缩和气管收缩活动，制造一种爆炸性的呼气，用力赶出走错了路的食物。万一这个呛咳机制不成功，堵在气管里的食物没有能够出去，就会窒息而死——除非，费尔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恰好来到身边救你一命。 应当说，如果把呼吸和吞咽的通道分开，不让它们交叉，要比安排这种交通管制措施和后备的呛咳机制要简单可靠得多。这样一种交叉的安排，有什么必要的理由吗？答案非常简单：没有。这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没有任何功能上的意义。在大气中呼吸的脊椎动物，从两栖类到哺乳类都背上了这个两条通道交叉的历史包袱。而昆虫和软体动物的呼吸道和消化系统就有着完全分开的比较明智的安排。 我们的呼吸消化交通问题是从一个古老的祖先开始的，一个很小的虫样的动物以微生物为食物，在嘴的后面通过一个筛网状区域把水滤出。这个动物小到还不需要一个呼吸系统，溶解在水中的氧从它的体表比较容易地被动扩散，基本上满足了它的呼吸需要。后来，在进化过程中，身体长大了，被动扩散不能充分满足，就演化出呼吸系统来。 如果进化是像现代工程项目那样经过专家论证设计，这个新的呼吸系统应当是一个重新设计过的全新的系统。但是，进化是边施工，边设计的，事先没有经过论证。它总是对已经存在的东西做一点小修小改。消化系统前端的食物筛已经安排了一个很大的水流通过的面积。不需要特别的改造，就能够做一对鳃，让水流通过，提供体内外气体交换的场所。以后增加的呼吸能力都是从这个食物筛慢慢地作一些修改产生的。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逐渐集累起的一些效率稍微高一点的非常希罕的突变。消化系统的一部分就这样增加了一种新的额外的功能——呼吸。而这时已经来不及考虑后来发生在宾夕法尼亚酒店会在圣烛节发生的麻烦。今天，这种筛虫期的动物仍可见于与现代脊椎动物最接近的非脊椎动物亲缘之中，它们的消化和呼吸系统是合在一起的。如图9-1所示。  图9-1 被囊类动物幼虫和已灭绝的脊椎动物祖先的呼吸和消化通道示意图，此为身体前段的横剖面。 很久以后，演变成空气呼吸，引起了某些使我们现在后悔的其它进化过程。当一部分呼吸区域改变形成肺的时候，它从通向胃的食道下面分离出去，演变出另外一个空气呼吸的开口来，同时也就就地取材地利用了现成的、位于上面的嗅觉器官鼻孔，而不再在颈前打另外一个孔。所以气流的开口在口腔的上方。空气便只好在口咽的后部经过食道前方进入气管分支出来的地方再进入肺。这就是肺鱼阶段的情形，见图9-2。 图9-2 高等脊椎动物肺鱼期进化阶段的呼吸和消化系统，此为中线旁的纵剖面。虚线示后来发生的鼻孔与喉部交叉的联接，如在哺乳动物所见 于是一条很长的双重功能的通道逐渐缩短到只留下一个危险的交叉道口，然后我们和所有的高级脊椎动物都背上了这个历史包袱。脊椎动物都不可避免地有被食物呛着的可能。达尔文在1859年指出，从纯功能的观点看： 很难理解这种奇怪的事实：我们吞下的食物一定要从气管开口的上面通过。这样有落入肺里的危险，且不说那关闭声门的漂亮的发明。 我们确实要比其它哺乳动物还要倒霉，因为我们人类喉咙的交通问题又因为要便于说话而更加复杂化了。你曾经留意过马是怎样饮水的吗？它把嘴放进水里饮水时并不停止呼吸。因为从它的鼻子的开口到气管的开口有一道很好的护栏，一条嵴样的护栏把呼吸道和消化道隔开。因此，当马吞咽时，它可以利用这个护栏左边或者右边的空隙呼吸。对于人类，为了说话，气管的开口移到咽的更后方，从而使这条护栏不能连接起来。至少在成年之后如此，只有婴儿在初生后的几个月里可以同别的哺乳动物一样同时吞咽乳汁和呼吸。一旦开始为说话作准备依呀学语，就不能再像马那样饮水。人之所以容易被呛，反映了一种古老的适应不好的遗留问题又被很久之后的一种妥协方案进一步恶化。  别的功能不佳的设计  还有许多严重的设计上的缺点使我们容易发生医学问题。也许最常常被提到得最多的是内外倒置的视网膜。脊椎动物的眼球是从一种很小的透明的祖先的皮肤下面的光敏感性细胞开始进化的。供应这些光敏感细胞的血管和神经来自外侧。对于一个透明的身体说来，来自这个方向也没有什么不好，也很不错。现在，亿万年之后，光仍然必须透过这些血管和神经才能到达视网膜上的对光敏感的柱细胞和锥细胞前面。视网膜的神经和血管集成一束必须穿出眼球才能回到大脑去。在视神经血管穿过视网膜的孔上，就不能有柱细胞和锥细胞。这便是视野的盲点。要演示盲点，闭上你的左眼，右眼直视前方的铅笔尖。逐渐向右边移动铅笔，不要让右眼跟着转。铅笔尖在正前方偏右约二十度处消失。左眼的盲点也在正前方偏左约二十度的地方。 视网膜上的血管又造成另一个问题。它们的影子造成一个盲点网，为了克服它，我们的眼球经常作小幅度的摆动以便在几分之一秒的时间里扫描整个视野里略微不同的部分，把这些盲点、盲点网都看一下，让大量的信息在大脑中处理，形成一个完整的影像。我们的眼睛只能间断地看到某个物体，但我们以为我们能够连续地用两个眼睛不断地看到它。为了把这种有用的错觉演示出来使你信服，找一间暗室，把钢笔手电的发光端压在你闭上的眼睑上，慢慢地移动它。当光照恰好对准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供应网膜的复杂的互相平行的小动脉和静脉系统（见图9－3）。 图9-3 A.人眼本应该是这样的，具有一个类似于枪乌贼鱼侧一样的视网膜定向（retinal orientation） B.人眼的真实图像；具有穿越视网膜内部的神经和血管。 在脊椎动物，这种视网膜的反置是一种普遍存在的没有功能意义的缺陷。与不幸的呼吸和消化通道交叉一样，是一个历史遗留问题。一个只存在于脊椎动物的历史遗留问题。鲸鱼眼球的神经和血管来自后面，设计就比较合理。鲸鱼不需要发明一种克服错误设计造成的黑影的机制，也不必为进食干扰呼吸而烦恼。鲸鱼和别的软体动物有它们自己的一套功能不佳的历史遗留问题。 我们的反装的视网膜不仅仅造成了轻微的光感障碍，它还有一系列特殊的医学问题。任何出血或者微小的血管阻塞形成的阴影都会严重的损害视野的完整。更严重的是感光的一层杆状和锥状细胞可以从眼球的内壁撕下，一旦出现这种视网膜脱离的情况，便是一种可怕的急症，如不及时治疗可以导致永久失明。而鱿鱼的设计较好的眼球，网膜是由下面的许多神经纤维牢固地固定着的，不能也不会脱离。 在这些影响所有的脊椎动物或者哺乳动物的缺点之外，还有只影响人类和与人类最亲近的灵长类的缺点。阑尾是一个例子。从阑尾炎切除术后恢复的病人看，似乎并不因为缺少阑尾而有什么不便。至今我们能够肯定的阑尾的唯一作用就是使我们有可能患阑尾炎。阑尾是盲肠的一个遗迹，我们哺乳动物祖先的一个消化器官，用于处理低营养价值的植物性食物。对兔子和其它草食动物而言，盲肠仍然在执行这种功能。当食物转变为营养含量较高的食物如水果和昆虫之后，一因为没有保持它的必要，便在灵长类动物的进化过程中逐渐退化。不幸，它还没有完全消失。成为一个遗迹，而这个遗迹现在可以使我们患阑尾炎。 那么阑尾为什么还存在呢？它还有很小的但并不重要的在免疫系统中的一点作用。我们又惊奇地发现它似乎是专门为了阑尾炎而保存下来的。阑尾的细而长的形状，使得它在炎症肿胀而挤压其动脉血管供应时，易感坏死。充满细菌，没有血液供应的阑尾无法自我保护。细菌将迅速生长最后使阑尾突然破裂，把感染和毒素扩散到整个腹腔。范围很小的，部分阑尾的炎症和肿胀，如果发生在短而粗的阑尾，就不大可能严重到压迫中断血液供应的程度，不象一支细长的阑尾。自然选择逐渐缩小无用的阑尾，但是阑尾的内径狭窄到一定程度时，又会变得易患阑尾炎、阑尾穿孔。于是，死于阑尾炎这一事实，又反过来选择略微大一点的阑尾，维持了这个比无用还要糟糕的器官。选择也几乎可以肯定使阑尾变短，但是在同时保留阑尾上可能是自然选择没有远见的后果。我们怀疑是不是还有其它遗迹器官也因为进一步消除它们增加某一种疾病的易感性而保留下来。 许多灵长类和哺乳动物可以制造维生素C。但我们人类不能。我们的祖先转向水果食物，水果含丰富的维生素C，这个偶然的后果在大约四千万年前使人类的这种制造维生素C的机制退化。我们的近亲物种同样需要维生素C，所有各种动物都有各自对维生素的需要，但是物种之间各不相同。 我们对某些机械损伤的易感性也可能在不同的进化发展史中打上了烙印。人类头部侧面被重击可以发生颅骨骨折，伤及大脑，造成死亡或者永久性功能障碍。同样的重击对猿猴的头也许只会引起颞肌血肿和暂时性咀嚼障碍。这种差别源于人类脑体积的增大和颞部肌肉的缩小，使头颅失去了过去原有的护垫。要工人和骑自行车的人戴安全帽，是从技术上补救一种生物学的缺陷。如果不戴安全帽。也许100万年之后，我们的头部又会长出很厚的垫子以减少脑外伤。。 这个长大了的头颅又使胎儿的头在很困难的条件下通过母亲的骨盆口。女人的骨盆构造与男人略有不同，是为了有一个比较宽大的生育通道。当婴儿通过时，耻骨联合变松使婴儿比较容易通过。但是，如果阴道能在下腹部的某个地方开口，婴儿不必通过骨盆的骨质门框就要容易得多了。阴道通过骨盆在历史上严重地限制了头部进一步增大的进化过程。有了这一限制，为了使得不过分太大的头能够通过骨盆环，人类的婴儿必须在现在这样一种过早的发育期出生，人类的婴儿，比任何其它哺乳动物，包括猿猴的婴儿都要更加依赖母亲的照顾。 人类设计特征中的不适应性之多已经被认识到很长时间了。1941年，伊斯塔布洛克（George Estabrooks）的《机械上设计不当的人》一书中描述了人类解剖学结构上的种种缺点和妥协，尤其是从四足动物变成用两只脚直立行走之后，上部身体的重量对下部脊柱施加了较大的压力，站着走路要比四只脚走路有更多的肌肉用力。骨盆的设计本来是只要抵抗背到腹壁的压力，不论是坐或者站。艾·摩根（Etaine Morgan's）最近的。《进化之星》提到了这些不适应的历史问题，有较好的可读性。 有一张很长的医学问题的清单，从小小的烦恼到严重的功能障碍，是因为我们的直立位和两足行走的机制不充分适应所引起的。最重要的也许是很多人经历过的下腰痛。我们的膝、踝和小腿是异乎寻常地容易受伤，不是常常有运动员因为膝或踝受伤而失去冠军的消息吗？我在一次排球赛中跳起来扣球，只有左脚落在实地上，右足落在队友的脚背上向内侧扭转，结果是踝扭伤。休息了一个星期才回到班上上课。幸亏我不是石器时代游牧部族的成员，但是人的踝确实设计得不好。 哺乳动物的腹腔内脏是封闭在一层为悬挂在腹部背侧区上设计的结缔组织中的，这对于用四只脚走路的哺乳动物是很好的。对于一个直立的人。这就是挂在垂直的背侧壁上的了，是一种很明显的效率欠佳的安排，引起许多问题：例如消化系统阻塞，内脏下垂，痔疮痔血管曲张，以及腹股沟疝。循环系统也因为直立位而处于不利状态。它对狗或者羊都很合适，但我们的直立位使下肢的静脉压力增加可以引起静脉曲张和踝水肿。反过来，又使脑的血压不够，可以产生头晕和突然从仰卧位站起来时的体位性低血压。 有时，身体对某些问题作出恰好是应有的适应相反的反应。当心肌太弱不能把它所收回的血液泵出，心输出量过低时，一部分血液返回到肺和下肢引起气促和踝水肿以及其它充血性心力衰竭的症状。你希望这时能把过多的液体排出体外，但是相反，心力衰竭病人却保留钠盐和水，而过多的血容量使问题变得更加糟糕。这个反应对心力衰竭的病人是一种误适应，但是，内科医生威尔（Jennifer Weil）指出，身体的这种反应是为另一种不同的问题设计的。在自然环境中，大多数心输出量不足的原因是出血和脱水。这时，液体潴留机制是确实有用的！心力衰竭主要出现在老年，而保留液体的机制可能在一生中都有用，所以这个系统是一个说明衰老的原因的很好的例子，它因为在年轻时有益而保留下来。 我们已经讨论了人体总体结构上的一些缺陷。不要把这些问题与技术上的失误和对最佳值的随机偏离相混淆。对每一种已经测量过的物理特性，一批中的中值最为有利。我们前面讨论过鸟的翅膀短于或长于平均值者容易在风暴中失事。太高和太矮的人也倾向于不如正常高度的人活得长久活得健康。平均体重的婴儿比太重和太轻的都要好。大家都知道高血压和低血压都不如正常血压好。没有一个完人，各种参数配合得好便产生显著的优越性。即令是接近完美也有一定的差异。与乔丹对抗的篮球明星们的体格都很优美，但是他们之间有差别。 还有些设计，虽然不是不良适应，在功能上也是随机选择，只能也当作历史机会解释。哺乳动物中，右心向肺送出循环血，左心向全身送血。而在鸟类恰恰相反。除了哺乳类和鸟类各自起源于不同的爬虫类祖先而走了不同的道路之外，没有更好的解释。两种选择同样运行得很好。带有随意性的特征有时可以有特别的好处。许多人今天仍然活着，是因为他有两个肾脏，否则早已死去，当一个肾脏坏掉了或者献给别人之后，另外一个仍然可以承担两个肾脏的任务。根据同一原理，许多人是因为只有一个心脏而过早死去。我们之所以有两个肾脏和一个心脏的简单理由，只是因为一开始所有的脊椎动物都有两个肾脏和一个心脏。这是一个纯粹的历史问题。对于有两个同样器官的好处和只有一个器官的短处我们是没有办法改变它的。 我们已经反复讨论过了人体中那些错误的或者随意的因为设计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许多医学上的问题。希望读者也能理解这些问题的许多方面恰好是因为它们有利。我们的体积太大的大脑可能易受外伤，可能使分娩困难，但是它使我们成为动物王国里在认识能力上不可战胜的领袖，使所有的社会和技术进步有可能实现。没有别的物种曾经在这个星球的历史上能够像发明农业以来这样控制我们的生存环境到如此程度。同样，我们的长寿与其它任何物种相比也是很突出的。除了少数例外，如大象比我们活得久些之外，我们比别的灵长类动物要多活一半时间。。 此外，我们的许多适应与别的哺乳动物相比至少也是不差的，或者更加优越的。我们的免疫系统是最优秀的，还有我们的眼睛，尽管有设计缺陷和个别不完善之处，我们的眼球与大脑结构相对应的多层次的信息处理能够奇迹般地从视觉刺激中提取最大量的有用信息。例如，鹰的视觉敏锐性在某些方面超过我们，它的这种优越性就要一定的其它方面的代价。能够比我们在暗中看得更清楚的动物。不能在亮处和我们一样看得清楚。正常人的视力接近理论上能够达到的最大敏感度和鉴别能力。对一个刚刚见过的面孔，只是在一定的距离之外从某个角度瞟了他一眼。以后，可以在任何距离、任意角度上立即把他认出来。现在还没有一种电脑能接近这样的成绩。我们的听力对某些频率所达到的程度是如此的恰到好处，如果再灵敏一点就会听不清楚，使有信息价值的声音在空气分子对鼓膜的随机扰动杂音中丢失。  人类进化史中的最后一段。  我们已经讨论的主要是人与其它脊椎动物、哺乳动物或者其它灵长类动物共有的属性。关于我们的直立姿势的一些问题也符合已经绝灭了的与我们同属的古人类（Homo）。我们现在转到更加专门的直接涉及人的遗留问题，着重于最近十万到一万年间的进化调整。自然选择在最后这几万年里对我们做了某些小的修改，这在整个进化史的长河中不过是一瞬间而已。我们的一万年前乃至五万年前的祖先在外观上和活动上已经是一个万全的人类。如果我们能有一种魔法把那时的婴儿放在现代家庭中抚养。我们可以预期他们能长大成为一个完全合格的现代律师、农民、运动员或者是对可卡因上瘾的人。 本章以后的部分以及下一章，我们专门论述石器时代的情形。石器时代是在几千年前结束的，但是进化没有充分的时间使我们适应一个人口稠密的世界，现代化的社会经济条件，很少的体力活动、以及现代环境中许多别的新的方面。我们本不是属于只有办公室，教室，快餐店的世界的。最原始的农场或者第三世界的村庄的生活对于按石器时代的狩猎-采集社会设计的人的身体说来也是不完全正常的。 说得更加具体一点，我们似乎更加适合那些住在非洲撒哈拉半干旱地区部落社会的生态和社会经济条件。这是因为我们的种系来源于这里并且在这里生活了上万年，这里是我们变成完全今天意义上的人之后度过了 90％以上历史时期的地方。在此前，我们在非洲有过更长的进化时期，我们的祖先的骨骼特征给它们别的名字，如直立人（Homoe erectus）、穴居人（Homo habilis）。但是即令是这些更加遥远的祖先也直立行走，并且用手制造工具。我们对他们的生物学的许多方面只能根据古人类学的科学方法推论、想像，语言能力和社会组织在化石和石器器皿中并不明显，但是没有理由怀疑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与更近些的狩猎-采集部落相当一致。 后来的技术进步使我们的祖先能够侵入别的栖息地和地区，诸如沙漠、丛林和森林。大概在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从非洲扩散到欧亚大陆，包括寒冷地区。因为衣物、居住条件、食物采集和储存方面的进步，能够在这些地方生存下来。除了地域和季节上的多样化之外，人们仍然生活在小部落的狩猎-采集经济中。粮食农业，革命性地改变了人类的食物和社会经济体制。最初在八千年前的西南亚开始，很快就遍及埃及、印度和中国。1000年之后才扩散到中西欧和热带非洲，然后又在拉丁美洲独立发展。我们的大多数祖先在几乎千年前仍然在狩猎-采集部落中生活，按某些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的说法，我们是“石器时代走在快车道上的人”。  石器时代的死亡  设想那个朴质年代可能的情形。你出生于一个40到100人的游牧部落中。不论部落大小如何，它是一个稳定的社会群体。你在不同的近亲属的抚养下长大。即令你的部落有一百人或更多，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都是你的远房亲戚、表兄弟。你知道他们和他们与你的遗传和婚姻关系。有一些你深深爱着的人，他们也爱着你。即令有你不那么爱的人，至少你知道能从他们那里期望什么，而且你知道别人对你有什么期望。如果你偶而见到生人，或者是在贸易场所，你也知道能期望他们什么。在一个人口很少的世界上，生活必需的未经污染的植物和动物食物是随手可得的。你在前工业社会的伊甸园里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饮用纯净的饮水。 在幻想到一个理想的过去之后，现在要求你进入现实中来。黄金时代的传说，如骑士时代或伟大的南北战争前的世界，斯加勒·奥哈拉（Scarlett O'Hara）出生的年代，那是一种捏造出来的传说，可以在幻觉和虚构中去兴欣赏它，但不要把它们引入严肃的医学或者人类进化史中来。不愉快的事实是我们的狩猎-采集祖先的生活有着无穷无尽的艰难和困苦。简单地计算一下死亡率和出生率就能使这种结论肯定下来。死亡总是与出生平衡，即令人类的生殖接近了最大的可能性。 在大多数原始社会中，女人在能够生孩子的年龄开始生育。因为营养不足的限制，一般要到19岁才能生育。妊娠和生育之后是2年或3年的哺乳期，抑制了排卵。然后再次怀孕，不论在医学上是否合适。如果她有幸一直保持生育能力并能活到绝经期（一般不大可能），她可能生有大约5个孩子。要生更多的孩子，必须缩短哺乳期，而这在前农业社会婴儿食物非常有限的条件下是不大可能的。 但是即令狩猎-采集部落的女人在失去生育能力或者死亡以前平均生4个孩子，也只有半数能够活到成熟期。否则人类群体数量，即人口将稳定地增长。很明显，没有发生人口增长的事实。人口甚至只要每百年增加l％，也能使人口在7万年的时间里增加 1000倍，但是发明农业以前人口一直十分稀少。不可否认的结论是死亡率与出生率在整个人类史中一直保持接近同步。近几百年来异乎寻常的低死亡率，尤其是西方工业社会近数十年的低死亡率，说明我们生活在从来没有过的安全和富裕的时代。无疑，许多读者难以理解在自然条件下生活的艰难和不安全。同今天一样，石器时代的死亡率也是在婴儿期最高，在整个儿童期下降。某些部落的早死是由于杀婴，其动机是食物短缺和经济困难，或者族长强制的命令。而被野兽狮子、狼、毒蛇夺去生命的是行动迟钝的婴儿，儿童也易于受害。中毒和意外伤害的死亡远远超过今天。 传染病，也许在各个年龄阶段都是最重要的死亡原因。不是今天困扰我们的同样的细菌和病毒。取决于人与人之间接触率的传染病只在后来不正常的密集人群中才能见到。那时，传媒传播的原虫和寄生虫病是最常见的最终导致死亡的长期慢性病。这类疾病多半不是致命的但是非常痛苦的。有些读者可能知道疟疾是多么的不舒服，或者是自己的亲身体会，或者是听过别人的诉说。与别的原虫病相比，疟疾还只是小菜一碟。黑热病慢慢地破坏肝脏和别的内脏；肺吸虫之类的寄生虫引起咳嗽咯血，可以因窒息而死；钩虫虽然不容易致命，却使儿童长成身体和智力都有缺陷的成人；丝虫病，在其它问题之外还引起象皮腿，使下肢和阴囊肿胀到像大象一样粗，因为寄生虫阻塞了淋巴管。 对狩猎-采集群体而言，食物通常是充分的，但是因果实歉收而定期发生的饥饿造成的大量死亡仍然是苦涩的记忆。气候和年成的变化不定，哪怕是风调雨顺的年景，食物的多少也因动植物病虫害而波动。在可靠的储存方法发明之前，丰收的食物不能保存到歉收的时候。即令是干燥和烟熏保存的食物也受虫鼠之害把用来备荒的计划破坏。 生活必需品的短缺，不仅是一种压力，它还要引起争吵。设想一个住在山上的部落因蛋白质缺乏而苦恼，而谷地的人则可以从湖里捕捉很多鱼。山区的部落无疑会要求领袖带他们去湖里捕鱼，即使捕鱼要杀死谷地的人，强占他们的捕鱼工具，山上的人也会决定去做。即令没有经济的需要，人类的本性也常常能找到武装抢劫的借口和随之而来的杀戮。幸而原始的部落，没有运输工具和通迅设备，只能进行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土匪式的掠夺。 人类的本性当然也有高尚的一面，诸如爱和博爱、诚实等等。不幸，这些高尚品德的进化根源是因为在狭小的部落内部有用。自然选择当然有利于对近亲属友爱的物种，因为它们有共同的基因。也有利于知道不去欺诈同一部族成员，或者别的部族的经常来交易的伙伴。超越这些局部利益的利他主义，从来没有什么具体的好处。全世界的人权是一个石器时代不曾有过的新观念。当柏拉图要求每一个人，不仅仅是雅典人，都要为希腊着想时，曾经是一个有争议的思想。今天。人道的感情，仍然面临狭隘地方主义和沙文主义的破坏性抵制。事实上，这类破坏性倾向正是由我们所说的“高尚的”人性使之恶化的。密执安大学的生物学家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直率的指出，今天的中心伦理问题是“种族内部的和睦服务于种族之间的敌视”（within－group amityserving between－group enmity）。  石器时代的生活  Environment of evolutlonary adaptation EEA，是近年来人类学家经常引用的一个新词，原文译义是“进化过程中所适应的环境“。这是 1966年首先由心理学家约翰·博尔比（John Boulby）提出来的概念，认为人类的自然属性是在EEA中形成的。虽然大家都引用这个新词，各人的理解却有差别。谁都不可能直接观察我们的祖先在几万年前走过的道路，或者验证环境因素对人类遗传素质的形成所起的作用。只能从间接的证据推导出结论来：遗留下来的骨骼、石器工具、洞穴里的壁画；还有从现在仍然存在的某些似乎是保留了原始社会的经济条件的那些部落中得来的信息去分析。 缺乏资料是个严重的问题。例如，人类的生育在历史上的正常情况如何？正是诸多没有肯定答案的问题之一。我们的估计，许多这类问题的答案应当是：差异很大。当今的世界上，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关于生孩子的态度有着巨大的差别。没有理由认为，十万年前我们的祖先没有这么大的差别。在不同的社会群体中应当有很大的差别。对部落中领袖人物妻子的关怀无疑会与对待一个从敌对部落中俘获的女人不同。当食物丰富、野营安稳时生孩子与在饥饿时或者在迁往新的地方去的旅途中生的孩子也会不一样。我们认为别的重要问题的正确答案也是差异很大。对诗人、艺术家或者其他知识分子与对优秀猎手或武士的酬劳有没有不同？由家族关系或功绩划分社会经济阶层？父系还是母系社会？儿童抚养的风俗？宗教的教义和约束，宗教因素的强度如何？在进化适应的环境中，不同的社会对这些问题会有非常不一样的答案。人类的生活，并没有一条“natural”自然而然的途径。 尽管人类所要适应的各种不同的EEA条件差异很大，现有的证据支持某些共同点。社会系统受到经济和人口的制约。石器时代不可能有等级森严的世袭阶级组织，因为大家都必须在步行能达到的范围搜集食物，这样的部落在只有几十口人的条件下，领袖不可能拥有上十个妻子。在农业发展之前，没有可能控制足够土地、财富和人口去建筑大教堂或者金字塔。 社会组织系统还将受到性别之间生理和解剖上差异的制约。生育在生理上的代价，妊娠和哺乳天生地完全落在妇女头上。但是与生育有关的经济代价分担的规则又如何呢？我们又一次认为：差异很大。根据我们对现代人类群体的了解。丈夫无疑在许多文化中承担重要责任，但也有母亲的兄弟和亲属承担较多责任的。同样，性别之间的巨大生理差异使行为有很大差异。男人体大力壮，说明这些都是对抗性竟争的优势，尤其是竞争配偶时。第十三章还要讨论有关的问题。 经济条件需要两个性别的年龄较大的儿童和成年人都要把许多时间花在寻找和准备食物上面。通常认为在狩猎-采集社会中，男人去打猎，妇女则从事采集。大规模狩猎在石器时代的重要性是被虚构的故事夸大了。弓箭等等对付鹿这类动物的武器是石器时代晚期才发明的；在狩猎中能起很大作用的狗，大约在五万年前还没有变成人类的伙伴。大动物的肉和兽皮之取得，常常并非通过狩猎而是从别的捕猎动物那里偷来或者捡到的。 对我们现在的人类说来，石器时代的主流食物是很不好吃的，或者是要花太多时间、太难处理的。我们的猎物通常是有强烈的气味而且肉质粗糙的。我们现代人不喜欢令人厌烦的剥皮、宰割等使野生动物的尸体变成可以食用的肉的工作。许多野果，即令完全成熟了，仍然太酸涩。许多植物产品是苦的或者有强烈的气味，我们觉得它们讨厌和不好吃，得感谢我们的适应使我们避免了许多毒素，这在第六章中已经讨论过。大多数天然的食品比我们现在吃的食物需要更多的劳力去加工处理，去咀嚼。经过驯养的家畜和农作物已经经过人工选择，比较嫩，无毒，容易加工处理。 尽管在EEA中，大多数时间里食物是充足的，村里的老人仍然不能忘记那些严酷的饥荒时刻。真正饥谨也许很少，但是由于疾病、营养不良、过多地吃了那些勉强可以吃的植物而中毒等种种因素引起的死亡则可能非常普遍。这些因素还会引起胎儿流产、哺乳中断、生育率降低，以及诸如戮婴、遗弃老人和病人等等。 我们之所以能够耐受现代化城市的大气污染，可能是因为我们几千年以来一直是在木材和其它燃料的烟雾毒气之中生活过来的。设想在洞穴中生火，顶上只有一个小孔的情形。今天的大气污染当然与EEA有所不同，但是EEA确实存在污染而且相当严重。那时没有肥皂也没有除臭剂，没有抽水马桶也没有容易清洁的便桶，或者任何可以称作公共厕所的设施。许多废弃物都抛在附近，有一些则随便堆积在那里。石器时代的人实际上是住在垃圾堆上，实在太脏太臭便搬到另一个地方去。 或早或迟要经历到的各种倒霉的疾病、痛苦的创伤、身体的残缺、衰弱、死亡，而且是在一直知道这些灾难的情况下，成年人度过了艰难的一生，儿童又成长为成年人。没有抗生素、破伤风针和麻醉剂；也没有石膏绷带，纠正近视的眼镜和人造的器官；没有无菌外科也没有假牙。我们的祖先很少患龋齿，但是有许多别的牙病，常因意外事故损伤或丢失牙齿。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称为中年时牙齿早已磨损；粗糙的植物可以把磨牙磨耗到牙龈，在许多化石颅骨甚至现在的某些部落中都可以见到这种情形。 不要以为我们说到的EEA是有意选择那些可怖的方面来谈论，我们要强调的是我们的已经完全成为人类祖先，有完全的人类能力（human capacity）去享受愉快和体验痛苦，也有人类的智慧，有很强的亲属关系和友谊关系的联结，这是愉快和安全的重要来源。在年成好的时候，有很充分的娱乐时间、游戏、音乐和舞蹈、讲故事和诗歌朗诵、理解和理论的探索，以及装饰性的艺术品。法国拉斯加斯（Lascaux）的洞穴壁画，很可能是25000年前的作品。人类学家康纳（Melvin Konnor）称之为“石器时代教堂里的珍珠”，敏感的观察者得到的深刻印象是“不论有无宗教意义，不论是否专家，都有令人肃然起敬的感觉。”我们的祖先也是有能力在困难的时候看到光明，去寻找欢乐的理由。马克·吐温《康捏狄克的扬克在亚瑟王法庭上》里面的英雄波士爵士哀伤地聆听一场16世纪的营火会，而这同样的笑话却在90年代却使人觉得乏味。我们估计如果他回到石器时代去。许多同样的笑话会使他呻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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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文明病  你已经花了若干小时读过了前面的章节。你是否知道为了读书，你的眼睛是在一种不正常的环境中使用？光线是否来自太阳？是不是与太阳同样的光谱？可能不是，至少不完全是。在读书的时候、你使用过肌肉吗？你怎么会有这么多的时间不必为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自己的生命奋斗，不花许多时间与敌人格斗争夺食物？然而你毕竟吃得很好。你上次吃东西以前花了多少时间去收集、打猎或者捕鱼？为了把谷粒脱壳、磨粉，把猪肉和羊肉剥皮、剔骨、切块，你花了多少功夫？为了把它们煮熟，你又花了多少功夫收集柴草，生火点燃它们？温度自控调节的供热系统，致冷系统是怎么一回事？多么古怪！这种缺乏挑战的环境对你身体本身的体温控制有什么长期的影响？ 我们的希望已经在前一章中说清楚，只是在随意的或罗曼蒂克的幻想中，觉得我们的过去曾经比现在生活得好。卢梭那著名的对原始人的描绘和打石取火快乐无忧的生活对隐居者的幻想是有吸引力的。但实际上与我们今天的生活相比是痛苦和烦恼无比的，甚至在农耕生活开始代替了原始部落的游牧生活之后的田园生活也很艰难。农业生产造就了城市文明以及它的比较耐久的建筑物和艺术。航海和其它技术的进步，使开发远处的土地有了可能。有蹄动物的驯养、畜力的使用，使生产效率明显提高，交通也同时发生了革命性的进步。不断的技术进步，使得人们在取得生活必须品方面，在人群的迁徙方面获得了较多的自由。我们现在所享受的舒适的生活，大多是有益的、无害的。但是我们今天所享受的这些进步中也有不少副作用。有一利必有一弊，得到好处一定要付出代价，就是那些最舒适的享受，也可能要我们付健康的代价。婴儿和儿童的死亡率下降，无论如何总是好事。因为天花、阑尾炎。产后破伤风、狩猎中的意外事故而在年轻时死去的人数减少了，老年病、癌症和心力衰竭的死亡率则比20年前增加了许多。这主要是因为有更多的人有可能活到身体易受这类疾病伤害的年龄。不在ID岁或30岁被狮子吃掉的代价可能就是在80岁时发作心脏病。现代化的食物生产、医药、公共卫生以及工业和居住安全有了巨大的改善，使人们有可能活到老年。不幸，老年带来越来越多的影响还不是幸福生活中唯一的阴暗面。 新的环境常常与过去看不到的能引起表型更大变异的遗传脱轨相互作用，其中有一些超越了正常范围。前面关于遗传的一章中已经提到，这类异常仅在可受伤害的遗传型在面对新的环境因素下才出现。新的物理、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学影响只使一部分人发生问题，却不影响另一部分人，或者因其特异的遗传构成不同而有不同的作用。我们已经讨论过许多例子，例如，引起近视的遗传异常在文明社会使得25％的人发生问题。但是对我们的祖先不引起任何问题。 我们从环境中取得食物的途径产生了许多有益的变化，也带来新的问题。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猎取野牛野羊。猎手跟踪这些牛群或者羊群企图杀死其中1头作为食物，取得皮毛以及其它资源。他们发现，今天早晨又看见昨天跟踪的那一群。如果牛羊群可以被跟踪2天，就有可能跟踪3天，1个星期，甚至1个月。这些猎人花了很长时间之后才想到把这一群牛羊变成自己的的主意。赶走狼群和竞争的猎手以及其它的捕食动物，把迷失的牛羊找回来，维持一个小的或者比较大的牧群。这一过程，逐渐地把猎人改变成原始的牧民。 我们的祖先曾经吃素较多。发现有些植物如果有意栽培，然后再去收获的话，可以得到比较多的食物。耕地、除草、施肥、选择产量高的品种，随即在若干年之后成为标准的农耕生活。不断地增加了比较可靠的食物来源。农业经济比狩猎经济能够维持更加稠密的定居的人口。估计地区性的人口增加，促使农业进步，以及从邻近的人群中学会农业技术加以推广应用。不论这个估计是否真实。农业社会能够维持更多的人口是肯定的。人口密度的增加又成为另外一些问题的起源，有些在本章，有些在以后的章节中讨论。  文明时代的食物营养匾乏， 与畜牧和农业使食物生产增加相矛盾的事情是：产生了营养缺乏病。一蒲式尔麦子比同等量的浆果有更多的热量和蛋白，但是维生素C含量较少。一个农业社区由麦子提供大部分热量和蛋白，就比原来的狩猎一采集社会时期容易发生维生素C和其它微量营养成分的缺乏。如果麦子和其它农产品也用于饲养家畜以提供肉、蛋、奶，那么农民的餐桌上的食品会有极大的改善。但是营养缺乏病，尤其是维生素C缺乏，仍然是一种威胁。 冰岛是一个例子。冰岛的维生素C问题一直存在到本世纪初。冰岛的农民养了许多羊，在田边吃野草。比较富裕的农家还有一头奶牛，但是大部分食物是羊排，羊毛是主要的出口商品，往丹麦一带销售。农民有了钱进口香料和某些奢侈品，比方咖啡和糖，但是没有进口含维生素C的水果。维生素C仍然由当地的紫浆果和其它野生植物供给。因为这些浆果和野生植物的供应有季节性，到了冬季和早春，食物中缺乏维生素C时，许多强壮健康的冰岛农夫开始牙龈出血，感觉疲倦和抑郁——坏血病常见的症状。一个家庭中，有的人生病，有的人不生病，坏血病的程度也有很大差异。 在冬季患坏血病活下来的人口中，出现了民间的补救方法：沼泽地解冻时，人们就去掘当归根，那是富含维生素C的好东西。还有一种“坏血病草”也在这时发芽，也同当归根一样可以吃。这些野生植物能够治愈坏血病的认识，要比远航的水手吃柠檬预防坏血病发现得早。坏血病是一种文明病。在人们倚重于家养的动植物之前，人们从来不曾有过冰岛的冬天和水手们几个月漂泊在海上吃腌肉这种不正常的食物。 远在有出海航行者或那些最早定居在冰岛的农民之前，人们就已经因为有了农业而发生过营养缺乏。大约五百年前，南中部北美洲的土著部落抛弃了狩猎-采集生活方式而开始种植谷物和豆类。这个变化清楚地记录在他们的骨殖上。与更早期的骨骼比较，这些农民比较不强壮，有些有明显的维生素B缺乏和蛋白不足的痕迹。尽管有这些营养缺乏，这些农民比他们的祖先较少死于饥饿，他们更能生育，因为谷物和豆类食物有利于哺乳。然而，有一个重要的问题，他们不那么健康。 这些文明病1500年前在现在的田纳西州和阿拉巴马州出现，在其它农业地区出现得更早，至今仍然是困扰着第三世界贫困地区的同样的营养缺乏病。我们的石器时代的祖先无疑经常面临食物缺乏，但是他一旦得到足够的热量，便同时得到了足够的维生素和其它微量营养。特殊的维生素和矿物质的缺乏病是在最近万余年左右才开始出现的。 我们现在知道了对维生素和矿物质的需要，我们从一种现代的比早期农业社会更广泛的食物来源中得到它们。与制药厂的推销广告相反。现代生活中很少有人需要补充维生素。如果我们吃各种水果和蔬菜，其中许多不要烹煮，尤其是我们还从谷物，豆荚和动物食品中得到充分的蛋白，我们便得到了所需要的所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和其它我们需要的营养。我们多数人现在的危险不是我们祖先的那种营养缺乏，相反，是营养过剩。  文明时代的食物营养过剩  有一个聪明人发现，担心从圣诞节到新年的这一个星期吃得太多没有必要，从新年到圣诞节这一年里吃得太多更加值得关心。当然，有可能在一个星期里吃得太多，甚至可能一次吃得太多而胀死，不过，这也是石器时代有过的危险。我们有一种本能防止这种胀死的危险。吃到一定程度，我们觉得已经吃饱了，即便是圣诞节的蜜饯和火腿也不想再吃了，这使得每一餐都有一个正常的结束，使我们同我们的祖先一样不致于使消化、除毒和同化的器官超负荷。现代的营养过剩，主要是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一直吃得太多。 在石器时代，摘取一切能够摘到的最甜的果子是一种适应。把有这种适应的人带到充满了果汁软糖和巧克力蛋糕的世界来会发生什么呢？许多人将挑选这种现代化的精美食品而不去吃果盘里的桃子。这桃子已经要比石器时代的任何野果更甜。果汁软糖和巧克力是描述动物行为的学者举出的超正常刺激的一个例子。有一个经典的例子来自对鹅的观察。如果有一个蛋滚出窝来。孵蛋的鹅会出来把它弄回去。她的适应程序是“如果有一个明显的蛋样物体在旁边，我一定要把它滚回窝里”。如果你同时放一个网球和一个蛋在她的窝边会发生什么呢？她先选择网球。对她说来，网球比蛋更像蛋。任何感觉方式中都存在超常刺激，例如，味觉。你会发现你自己去拿苹果馅饼而不去拿苹果。鹅也是这样，好像她应当孵网球。 我们的饮食问题起因于从石器时代演变过来的味觉与它们今天可能的作用之间出现了不匹配的问题。有史以来，糖和盐几乎一直是供给不足的。几乎每一个人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只是在境况较好时才能得到这些东西，于是一直在想方设法去得到它们。今天，我们已经能够吃到更多的油脂、糖和食盐，已经超过了生物学需要，比千年前的祖先曾经能得到的多得多。图10－l是一个在摄取这些东西和所得益处之间的关系的推测，论证了一个石器时代的部落人获得食物的能力与现代一个高级餐厅大餐的对比。 现代社会里一大批可以预防的疾病是源于高脂肪食物的不良作用。中风和心脏病突然发作，是某些社会群体中最常见的最主要的早逝病因，是因为动脉粥样硬化病变阻塞了动脉，高脂肪食物还使癌的发病率显著升高。不少糖尿病是过多消费脂肪而发生肥胖的结果。美国人的食谱中有40％的热能来自脂肪，而一般狩猎-采集社会不足20％。我们的祖先有时吃很多肉，但是野兽肉中的脂肪含量只有15％左右。许多人只要做一件事就能使他们的健康得到改善，就是减少吃的油脂。 有一天早晨，我们去听一个关于在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杀虫剂有害于郊区居民健康的讲演。休息吃早餐的时候，大家有一个轻松的谈话。有一位朋友埋怨他的煎饼中的麦粉和鸡蛋无疑已经被杀虫剂和抗生素污染，有可能使他在十年、二十年之后患癌症。也许的确是这样，但是这些毒素对他未来健康的影响与那些油腻的汤和奶油煎饼中太多的油脂含量和每件食品都要涂上高热值糖汁相比，这些毒素对他的健康的影响就要小得多了。这类食物长期积累的作用肯定比微量的外源性化学物质会要更加严重地威胁将来的健康。 有些人比别人容易因过量脂肪引起毛病。这点可以从一大批低体重到超重人群中的差异看到。超重的胖子易患与营养过盛有关的心血管问题并有各种癌症较高的发病率。这个共同的观点已经被最近的研究所支持。密执安大学的遗传学家尼尔（JamesNeel）和合作者注意到，为了纠正亚历桑那皮迈印地安人的慢性营养不良，竟在无意中引起了一场肥胖症和糖尿病的流行。他推测这些受累的个体有一种他称作“节约的遗传型”，一种有遗传基础地超乎寻常地取得并储藏食物能量的能力。在看来似乎是正常的食谱中，许多皮迈人不断地发胖。这在一个经常发生饥饿的世界里是一种很好的适应能力，建立了大量脂肪储备的个体在以后的饥饿时可以多活一些时候，而他们效率不高的同类将要饥饿而死。但是，节约遗传型在一个从来不发生食物短缺的世界里，却是不适应的，最适应饥饿年代的人只是变得胖些，然后发生一系列医学问题和其它麻烦。 营养过剩不是一种容易纠正的有害健康的问题。许多减肥广告的解决方案多半有害无益。严格的限制饮食可能被身体对食物短缺的调节机制打乱。其结果是重建基础代谢率以致卡路里的使用更加有效，反而使更多的脂肪储存下来。限制食物的另一后果是强化饥饿感，随后吃得更多。人工甜味剂不能帮助人们减轻体重，其结果应当是可以预料的。嘴里尝到甜味，在整个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一直是预告有糖即将达到胃随即到达血循环的信号。甜味迅速重新调整代谢活动以减少脂肪和碳水化合物的分解变成血糖是不值得奇怪的。事实上这只在胃中含有能很快补偿这种变化时才是一种适应。如果糖的信号是欺骗性的，便可能立即发生血糖不足而增加饥饿感。对这种人工甜味作用有正确认识的人不多，非营养性的脂肪代替物也可能产生类似的危害。现在有一种甜点，外观和味道都像冰琪淋，不仅低糖而且不含脂肪，这会给代谢调节机制带来哪一种信号呢？ 前农业文化社会罕见牙齿龋洞。如果牙科医生知道石器时代的健康状况，他们应当在很久以前就明白20世纪的龋齿流行是某种新的环境因素造成的。我们现在知道是因为牙齿过多接触糖的结果。这些糖能滋养细菌，而这些细菌所产生的酸却反过来侵蚀牙釉。现在的美国乔治亚州海边一千年前的骨骼上只有少数龋洞，在引进以玉米为主的农业之后才慢慢地多起来，大概是一道引进了饴糖，在欧洲的航海者引进了别的糖之后又更加多见起来。 龋洞，严格地讲，不是一个营养问题，但是是一种饮食问题而且也是一种文明病。好在现在已经越来越少。在1940年以前出生的美国儿童和青年人中的这种牙病曾是一种祸患，在预防牙科进步之后，用氟治疗，这种病已经得到控制。在发明氟治疗之前，认识到糖是元凶是非常重要的。 图10－1中所显示的规律是被简化了的概念，并且假定其它各种情况相等。具体对某一个人说来，食物中的热量、脂肪太多，对于另外一个人说，也许是理想的。年龄、体型、性别、生殖过程、遗传因素，尤其是活动水平等都是影响因素。从进化论的角度看，可以认为早年农夫维持生计的活动是一种正常的活动水平。除了职业运动员、舞蹈家、牧牛人以及少数其它人之外，现代化工业社会的大多数人的能量消耗活动都是不正常地偏低的。工人坐在转椅上，或者驾驶室的座位上或者在推真空吸尘器、电力割草机时都是坐着的，休闲的时间则更加如此。  图10-1 我们对可得资源诸如每月脂肪摄取量与健康关系，我们假定石器时代很少超过最佳水平。而今天，通常的脂肪食物就可能早已超过最佳水平到达右边下坡处。 几乎整个人类进化史中，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做一些以减少能量消耗，这是一种适应。能量是一种生命必需的资源，千万不可浪费。今天，这种太不消耗能源的生活使我们在有可能时最好去打网球的时代，却坐在电视机前看网球，这只会使营养过剩的不良作用加重。如果坐办公室的人去采松菌，或者到果园去从树上采果子，他的健康状况会要好些。对于那些写字楼和地下室里的昂贵复杂的运动器材，我们的一千年前的祖先会有什么看法？尤其是对真正使用它们的人有什么看法？  成瘾  历史和人类学的记录表明，在整个人类的历史中，一直存在着鸦片和其它精神性药物。几乎每一个有人住过的地方，都有过一种或者几种可以成瘾的东西。大多数成瘾物质都是植物制造出来用以阻止昆虫害虫和草食动物的。其中有些作用于神经系统，少数能引起人类的欣快感。酒精存在于过熟的水果中，储存的果汁可以变成含低度酒精的饮料。 今天，滥用成瘾性药物之成为一个比前工业社会更加严重的问题是因为最近几百年来的技术进步。在只能用小的容器和简单的装置制造家用的酒和发酵饮料时，任何人都不可能有大量的日常消耗。城市文化有了职业酿酒师和酒曲，才有可能向富有阶级提供他们所要求的那么多的酒。储存和运输方法的进步，使得英国商人可以喝到罗马的意大利酒，这是使喝酒上瘾成为问题的另一个促成因素。 另一个重要的技术进步是分馏技术的发明。从随手可得只含低度酒精的饮料可以分馏出高度烈性酒。喝烈性酒比喝白酒或者啤酒更容易上瘾。新的发明使鸦片制成了海洛因，用可卡因叶制造出迷幻药，浓缩的制品比天然产品上瘾更快。皮下注射器的发明也是故事的一个插曲。同样，新建成的大量生产不呛人的优质卷烟的工厂也使吸烟上瘾的人大大增加。而大规模地反成瘾活动，实际上作用很小。我们的文明具有促使人们上瘾的不正常的环境。 每一位读者都明白，成瘾是一种有遗传倾向的缺陷。我们在第七章中讨论过这种脱轨基因。有的人可以经常参加鸡尾酒会，在进餐时喝白酒、啤酒。却决不会上酒瘾。带有有关的可能脱轨的遗传素质的人，喝一样多的酒，会逐渐增加酒量直到他或她花费大量金钱去支持越来越大的酒瘾，直到一天到晚醉熏熏地不能工作、不能维持正常的社会关系。这种脱轨的遗传素质在人类文明发明蒸馏和六瓶装的纸盒之前，造成这种后果的可能性是非常之小的。酒瘾和其它物质上瘾可以公平合理地把它们看成是文明病。  在现代化环境下产生的发育问题  在超体重和脂肪食物之外，缺乏充分的运动也是可以引起健康问题的原因之一。在发育过程中，不少儿童长出错位的门牙，还有一些人因为智齿的萌发而受罪。如果有相当比例的儿童需要矫正牙位，后来又需要做很费钱的、痛苦的智齿手术，这就说明有某些与环境有关的事情出错了。 有一种可能是颚骨的运动不足。石器时代的十岁的孩子不可能有这样松软可口的薯条、汉堡包和果酱。它们吃的东西需要现代人从来没有过的长时间地用力咀嚼。我们估计幼年时咀嚼肌使用不足，可能使有关的骨组织发育不完全并间接地使它们较小较弱。人类牙齿的生长是比较自由的，但是它们要排列在大小和外形都符合要求的颚骨上，这样的大小和形状如果在发育期中使用不足是长不出来的。门牙拥挤和错位，以及不能长出来的智齿，也是一种文明病。如果把延长用力咀嚼时间也安排成一种幼儿园儿童的体操，也许可以预防大部分儿童的牙齿问题。也许，应当在小学里提倡吃口香糖！ 儿重期的其他不正常行为也可以造成身体发育的不正常。在教室里的椅子或板凳上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是一种极不自然的、从来没有要求过石器时代的孩子们做的事情，当他要“坐”时，他们却是蹲在一个地方，不是坐在那里。石器时代的人，还一定要从蹲下来，转到用膝爬行，然后走路、奔跑和其它活动。这就可能不会有今天这么多的背痛。腰背痛难道不是因为在儿童期天天长时间维持不自然的姿势造成的吗？如果儿童多蹲少坐，课间多运动，走路，长大以后的背痛也许能够避免。 密执安大学的艾·维德（A．Weder）医生和他的同事尼·索克（N．Schork）医生想要了解高血压是不是一种文明病。他们不强调食物中盐的含量太高，他们注意到较大的身躯需要较高的血压，而且在青春期竹笋似的发育生长期有一种使血压升高的机制。在古代环境中，他们认为，这个机制只在体型较小的范围里进行调节；今天，丰富的营养使我们长得更快、更高大，这在过去是罕见的。血压调节机制，超出了设计的调节范围，常常突破，引起高血压。 近视不是幼年生活中新环境造成的唯一眼球异常。医学科学最近认识到，出生后的最初几个星期，几个月里用眼的情形可能对视力的正常发育非常重要。不管是什么原因多用这一只眼而少用另一只眼。有可能导致祝功能在大脑区定位的变化，以致以后不能双眼协同使用，没有景深的感受。24小时的强光照射，有时是为了治疗新生儿黄疸，能够引起色觉缺陷然而不到很久以后长成大孩子时是难以发现的。经常听到很响的声音，尤其是机器的没有变化的响声，会引起某些婴儿的听力发育缺陷。 其它由现代环境产生的疾病  可以认为寒冷是一种新的环境因素。人类群体能散居到季节性寒冷的地区是因为有了技术进步，诸如衣服和火所促成的，这段历史不过几万年。我们现在能够在地球表面上许多地方的冬天生存，仍然需要这些人造的东西，或者它们的现代代替品来维持。对人类生物学本能不足的技术性补偿不充分时，在这些新的环境里就有冻伤和低温的危险。 高纬度地区不仅有寒冷问题。衣服和掩蔽所使我们能够在蒙特利尔（加拿大）和莫斯科这些地方生存，但是又有了衣服所带来的问题。我们的维生素D的需要，依靠我们的皮肤在阳光照射下由胆固醇合成。如果整天大部分时间呆在屋子里，外出时又严实地裹在衣服里面，能够合成的维生素D就只有非洲平原上祖先能合成的一小部分，不能满足代谢的需要。幸亏光合能力不是维生素D的唯一来源，还可以通过吃食物中的维生素D来取得。不幸的是，似乎是充足的食物中事实上只有很少维生素D，而缺乏维生素D会引起主要与钙代谢有关的一些健康问题。 维生素D缺乏引起的问题是佝偻病，儿童期的一种发育病。症状很多，最重要的是骨骼的生长有缺陷。骨骼变软，变弱，因为缺少钙盐沉积而变形。这种病在热带基本上看不到，因为在热带，每个人都得到充足的阳光，在日本、斯堪的那维亚等地吃的鱼里面有充足的维生素D，然而这类地区也少见。有一个时期英国有过大量儿童发生这种病，所以有时称之为英国病。 30年代在牛奶中常规添加维生素D以前，佝偻病在北美城市里也很常见。黑种人儿童患病率比白种人高。人类种族之间的适应性差异大都是尚无定论，但是浅肤色人种比较不易患佝偻病是一个得到证实的例子。也许最初跨过地中海，后来来到阿尔卑斯山的人曾经是肤色较黑的。他们发现了一块被树林覆盖，天空总是有云的地方。许多年来，他们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躲在洞穴或者透风的树支搭成的荫篷下生活。外出时也是穿着兽皮或者纤维编织的材料，对美丽的太阳只露出一小块皮肤。结果，许多人可能因为维生素D缺乏而不能适应生存。那些肤色变得不太深的人，得到了比较多的光去合成维生素D，便会比肤色较黑的邻居健康些。 这样，浅色皮肤也许是在不多的几百代之后演化出来。这一变化可能曾经加快，因为一种性状的减少，一般都要比增加或者制造一种性状容易。穴居动物可以在不多的几千代之后几乎完全丧失制造色素的能力，这只要在维持色素的选择上放松便会发生。如果浅肤色确实有优点，变化就会更快。减少黑色素合成的演变过程在亚洲的寒冷地带可能也一样发生过，不过程度较轻，这里草原和沙漠多于森林，冬天也多半是晴天。西伯利亚和中国北方的居民比欧洲北部和中部居民的肤色深些，但要比非洲和南亚浅些。作为一种文明病，佝偻病对深肤色的人危害较大，因此浅肤色被认为是为了适应难得的阳光而演化的。这些浅肤色的人又迁回多阳光地区例如澳大利亚之后，会发生什么变化呢？问题的答案见第十二章的皮肤癌和第五章的日光灼伤部分的论述。 前面提到，农业的发展使人口密度能够增加到狩猎-采集社会无法达到的程度，能够支持密集在城市的人口。人们扩张到季节性寒冷地区之后，又促使他们延长留在洞穴和建筑物里面拥挤在一起的时间。这些变化增加了一个人在短时期内能接触到的人的数目、接触时间和密切程度。新的接触传染病便有可能发生。 在这些有过自然选择过程的人群中，可以看作对带有可变化的脱轨基因，对天花、麻疹和其它接触传染病就易受伤害个体的清洗过程。对付疟疾这类热带传染病的防御机制代价很高，例如镰状细胞贫血体质就会很快消失。新演化出来的对付诸如天花的防御的有效性，曾在商人中戏剧性地出现。他们带着对他们说来已被控制的病原体，进入世界上那些许多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些文明病的地区。新大陆上的土著被天花和流感之类的欧洲病所杀死的人要比被欧洲的武器杀死的多。 本章中我们很少涉及可能因为现代化生活环境引起的心理学问题。不管政治家、社会学家对家庭价值有多少花言巧语，在核心家庭郊区公寓独立单元中成长的儿童正体验着一种深刻的全新的社会环境。还有在日托中心被临时的保姆照顾的孩子。作为成人，包括青年和儿童，我们与熟人的接触在减少，与没有人情味的官僚机构的往来在增加。在似乎是正常的一天里，同我们打交道的更多的是生人而不是熟人。这些都不是我们的祖先进化中经历过的环境。高纬度地区长冬的黑夜以及相反，室内照明又使我们只有很短时间体验黑暗会产生什么问题。医学科研人员已经注意到被困在雪地的阿拉斯加淘金者的穴地热。夜班工作者和航空旅行的时差改变有什么问题？还会产生没有窗户的办公室的心理和生理问题。我们还只不过是刚刚开始了解我们的新的现代化环境会带来的医学后果。  结论和建议  没有可以缩回去的伊甸园，即令你以为那里很美好。我们只能对现代化的环境保持警觉，采取合理的措施去控制它。与本书讨论的其它课题一样，我们对任何人面对有医学上的麻烦时考虑这样一个问题：这有什么进化生物学意义？可能是一种适应机制，但适应是指石器时代的适应。我们之嗜好脂肪和糖，我们之懒惰，我们的眼生长的调节结果发生近视都是进化中的适应，但是在现代生活中给一部分人，甚至相当多的一部分人造成麻烦。其它一些演化的属性，诸如衰老和日光灼伤的易感性，不是对环境的适应，但反映了其它适应的代价。我们再三唠叨有利必有失的道理，许多利益是值得为它们付出代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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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变态反应  北美温带地区的许多人担心8月的到来，因为豚草（ragweed）散出的花粉会使他们流鼻涕和打喷嚏，要用很多手帕和抗组胺药。可怜的豚草为了繁殖，使我们受害。一株草每天可以散布一百万粒花粉，大部分集中在早晨6—8点钟，这是这些豚草花的性细胞在微风中找到接受它的豚草花的最佳时机。每平方英里的豚草，在8月的秋天可以产生16吨花粉，然而只要百万分之一克就可以诱发一个人的变态反应。这种惹祸的花粉是一种只有20微米直径的球形颗粒，含有两个活的豚草性细胞，伴有其它蛋白质和营养成分。蛋白之一，叫做Amb a I，只占蛋白总量的6％。在变态反应活性上占有9o ％的份额。它有许多令人倒霉的作用.8月中旬以后，对豚草有变态反应的人就一直在期望还要再等几个月的冬天赶快来到。冬天一到，豚草冻死之后，就不再散布花粉了。 当然，豚草不是唯一的祸首。别的花粉、霉菌的抱子、动物的皮屑、螨的粪便、多种与皮肤接触的物质，还有诸如像蜂毒毒素等一样的药物或毒物的注入（injection），都可以引起变态反应。现代美国人口中，大约有四分之一的人受这种或那种变态反应之苦。你本人，你的亲戚朋友可能已经找过变态反应医生，你可能已经做过检查变态原的皮肤试验。后来医生就有两种建议：避免与这种变态反应原接触和应用抗组胺药缓解症状。 避免与变态反应原接触可以理解，缓解症状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用治疗传染病的情况来作一类比、用抗组胺药缓解症状，会不会同用朴热息痛治疗发热，给老鼠吃闻不到猫的气味的药相似？目前，我们知道产生变态反应的系统是防御系统，但是我们还不能肯定是不是不可以抑制它。我们肯定，变态反应有防御某些危险的能力，否则，作为变态反应基础的IgE（免疫球蛋白E）免疫系统就不会存在。也许可以推测IgE系统是进化史上曾经对其它物种有用，在人体上却只是一个遗迹。但是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像这样复杂的系统如果自然选择不予以保留，它将很快退化，如果引起危害的话，将退化得更快。看来，IgE系统多半还是有些用处。 这并不是说每一次变态反应都是有用的。事实上，从进化论的角度考察代价很高的防御反应提示，虽然就整个系统而言是一种适应性的，然而，在大多数具体情况下却多半是有害的。这是“烟雾检测器原理”的一种表现。烟雾检测器是设计用来警告人们有正在发生火灾的危险的，但是真正有严重危险的情况并不是很多的。一它们年复一年的挂在那里，似乎是没有做什么事。或者只是对吸烟或烤面包冒烟报警。然而，恼火的假警报，安装它所花的费用加上不久就要更换电池的麻烦，都还因为它能提前对真正的火灾报警而值得留在那里。关于这个原理，第十四章讨论焦虑时我们还要提到它。 对你的变态反应，医生也许没有同你讨论IgE系统的用处和它的进化过程。如果你问为什么你会对猫，或者牡蛎有变态反应，变态反应医生也许这样说：“那是可能的，人们对各种变态反应原的敏感性差异很大，而你则是对猫特别敏感的人。你的过度敏感必须用避免与猫的接触和抑制它所触发的防御反应来治疗。” 关于过度敏感的学说有两个严重的困难。首先，变态反应并非程度上的问题。有变态反应的人对微量的变态原发生反应，而没有变态反应的人，在大量接触之后也不发生反应。就这一方面而言，变态反应与对阳光和晕车晕船等晕动症的过度敏感是完全不同的。第二个困难更严重，变态反应不是一种有明显正常功能的工作系统的走极端的活动。IgE抗体除了引起变态反应以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干，至少在现代工业社会如此。好像我们在进化过程中演化出这么一个特异的IgE系统，只是为了随意地惩罚吃浆果或者穿上兽皮或者8月间呼吸的人。 虽然有这些问题存在，把变态反应解释成过度敏感是很普遍的，甚至名称也可以是“过敏反应”。1993年《纽约时报》上有一篇关于哮喘的文章，就说这是一种过度的免疫反应；将会找到一种药能够“干预哮喘过程”使“肺不再对变态反应原起反应”。这种说法是认为肺，或者肺的携带IgE的细胞还有我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有一本免疫学教科书在“过敏反应”一章中描述变态反应，也没有对为什么存在IgE细胞作出解释。  IgE系统之谜  对于一个物种，或者一个比较大的群体中某些复杂属性的特征性表现的研究，生物学家首先要知道的是它是做什么的？如果没有什么重要的功能，这种属性就不可能在进化过程中出现和保存下来。有一个生动的例子：鲨鱼的口鼻部有一簇瓶子样的器官，叫做洛伦兹壶腹（Lorenzini）（以首次描述它的一位文艺复兴时代的解剖学家的名字命名）。这些复杂的构造有丰富的神经支配。三百多年中，人们猜测它是调节浮力或者扩大声音的，没有一位认真的生物学家认为它们不过是“在那里”不起什么作用的。这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直到最后实验证明洛伦兹壶腹是检测微弱的电流刺激的，使鲨鱼能发现躲在黑暗中的或者埋在砂子里的可以捕食的动物的肌肉活动。之所以终于有这个发现，只是因为生物学家习惯于“适应主义工作程序”，坚持认定洛伦兹壶腹一定有与之相应的功能。 在我们讨论对IgE系统可能的解释和它所引起的变态反应之前，我们首先要描述变态反应的机制。异物进入体内之后，随即被巨噬细胞捕获，处理异物中的蛋白质之后传给T辅助淋巴细胞，再传给B细胞。如果这个B细胞针对这种异蛋白产生抗体，它就会被T细胞刺激，分裂并制造这些抗体。多数情况下，抗体是我们比较熟悉的IgG，但是对某些物质，B细胞制造的是IgE抗体，一种介导变态反应的抗体。 与别的抗体相比，IgE的含量是非常少的，只占全部抗体的十万分之一。IgE抗体经血液周流全身，其中只有四千分之一到百分之一的IgE分子附着在暗碱性细胞或者肥大细胞的表面——细胞膜上，也即在血液中周游全身的这种嗜碱性颗粒细胞（简称嗜碱性细胞），和固定在组织中的肥大细胞。IgE分子附着在这两种细胞上之后，可以保持大约6个星期。虽然IgE含量很少，在每个嗜碱性细胞上仍然会有10万- 50万个IgE分子；而且，对豚草花粉的一次变态反应中，大约有10％的lgE对豚草抗原具有特异性。 这些肥大细胞的首要特点是它们像浮在港湾里的水雷，就是在等待致敏原的再出现。当致敏原再出现时，就与肥大细胞表面上的一个或者两个特异性lgE分子结合，肥大细胞就立即在8分钟之内倾出一份至少含有10种以上活性化学物质的“鸡尾酒”（混合物）。其中有些是酶，攻击附近的细胞，有的激活血小板，有的把别的白细胞吸引过来，还有一些刺激支气管平滑肌收缩引起哮喘。其中，组胺引起瘙痒和膜的通透性增加，而许多不愉快的作用可以被抗组胺药所阻止。虽然许多详细情形还有待继续研究，这一机制的基本活动已经知道了25年之久，而且，在所有的哺乳动物中都基本一致。 讲到这里，你可能想到，现在一定已经有人弄清楚为什么会有lgE机制了！有人试过，但是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答案。原因是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不够认真。许多思路明确的研究人员对这样一个复杂的系统一定有一种有用的功能是明确的，哈佛的加利（Stephen Galli）说“这些细胞不会简单到只是制造麻烦的而没有补偿的生物学价值”。他指出，肥大细胞分布在皮肤和呼吸道的血管附近，把它们放在“靠近寄生虫、病原和环境中的致敏原的表面。”但是，加利没有进一步审查这个系统可能的功能的有关资料。有一本关于变态反应的900页的新版教科书，只有一页提到这个问题。那书上指出“推测IgE系统有几种可能的益处”，包括对微循环的调节或者作为“灵敏的第一线防御”对付“细菌和病毒的人侵”以及攻击寄生虫。结论说，“人群中25％的人有明显的变态反应病是由IgE抗体介导的，提示IgE的存在应当有一种补偿性的益处。”但是，同别的教科书一样，没有对变态反应的适应性意义进行严肃认真的探索。 普遍公认的观点之一是IgE系统之所以存在，是与寄生虫作斗争。这一观点的证据是观察到寄生虫释放的某些物质可以刺激IgE的局部产生并引起炎症，这些被认为是对抗寄生虫的防御活动。实验性大鼠感染曼氏血吸虫之后，产生强烈的IgE反应则是进一步的证据。把这种IgE转移到另外的大鼠可以防止感染，而阻断IgE找到所能吸附的新的细胞的能力可以使大鼠更易受血吸虫的伤害。在感染了血吸虫的人群中，他们的IgE中有8％- 20％可以攻击这些寄生虫，而且制造lgE能力较差的人的感染比较严重。 引起肝脏和肾脏衰竭的血吸虫，引起失明的丝虫病等，在引进现代化的卫生设施和传染媒体控制手段以前，都曾经是严重的问题。如果lgE系统唯一的功能就是攻击寄生虫，那么现在发达国家用抑制变态反应的方法治疗便是正确的，因为任何除寄生虫以外其它原因引起的变态反应都不是适应的（maladaptive）。但是，IgE系统的功能只是攻击寄生虫，或者主要是攻击寄生虫的假说并不是结论，用这个假说解释现有的全部资料可能是错误的。有一种说法是寄生虫引起的lgE反应是为了寄生虫自身的利益（增加局部的血液供应），这个假说还没有充分地研究过。 还有一种IgE系统的可能的功能是普罗费最近极力主张的，我们曾在有关毒素的讨论中听到她的名字。普罗费推测lgE系统是针对毒素的一种后备防御。我们提到过，在环境中到处都存在各种毒素。吸入的花粉、接触到的叶子、吃下去的植物和动物产品都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大多数毒素是植物产生出来保护自己抵抗寄生虫、昆虫和其它吃植物的动物的。我们有好几套对抗这些有毒化合物的防御机制。首先，我们尽可能地避开它们。我们的呼吸和消化系统的壁上配备有lgA型的固定毒素的抗体，还有除毒酶，可以分解多种化学结构不同的物质。粘液分泌所起的机械性防御，皮肤、粘膜和吸收表面的构造，也起一定的作用。能够越过这些第一道防御线的毒素还会遇到一系列肝脏和肾脏的酶的攻击和破坏。但是，因为所有的适应性机制都会有失败的可能，现在假定所有这些防御机制都失败了，这时，按照普罗费的说法，就有后备的防御，变态反应，匆忙地出来把毒素驱出体外。流泪把它们冲出眼结膜囊；粘液分泌，打喷嚏和咳嗽把它们排出呼吸道；呕吐使它们从胃排出；腹泻使它们从胃以下的消化道排出。变态反应迅速启动以驱赶冒犯我们的东西。这与毒素造成伤害的速度是能够吻合的。花园里美丽的毛地黄吃下少许便能在电话呼救召来救护车之前杀死你。这种情况符合普罗费的理论，我们的免疫系统中只有IgE介导的变态反应能够这样快起作用。变态反应其它方面的特征可以支持她的理论，包括能与组织永久性结合的动物毒液和植物毒素容易触发变态反应，在变态反应过程中释放抗凝物质以对抗凝血的动物毒液和变态反应对某些特别的物质的明显的不规则的分布。 说到这里，我们暂时停下来，先考虑另一方面的问题。我们已经指出，首先要解决的最重要的问题是：IgE系统的正常功能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人特别对变态反应易感，而另外一些人又不易感。第三个问题是为什么一个易感者对这一种物质却不对别的物质发生变态反应；比如，牛奶和花粉。第四个问题是为什么变态反应发病率在这几年似乎迅速升高。  特应性反应（特异反应性）  对变态反应特别易感的人被认为是有特异反应性（atopy），又称特应性，即特别易感变态反应。特应性有很强的家族性。普通人群中发生临床变态反应的风险率是10％，如果父母之一有变态反应，子女的风险率便是25％，如果父母双方都有，则上升到50％。有关的基因还没有彻底查明，不过，11号染色体上的一个显性基因可能是起关键作用的。如果我们找到了这些引起变态反应的基因，我们还要弄清楚它们为什么会存在。它们是不是像镰状细胞基因一样，是在某些情况下有特别的长处，或者抵抗某种感染？或者它们在与某些别的基因联合起来有长处？或者它们是脱轨基因，在没有与现代环境相互作用之前是不会引起疾病的？ 虽然基因不是故事的全部，对同卵孪生子的研究看到有半数其中一个有变态反应时，另一个并不发生变态反应。所以基因之外的因素也一定是很重要的。即便是有特异质的家族中，一个是对虾子有变态反应，而另一个人是对豚草花粉，为什么？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介绍两条思路。一个是上面说的防御性适应常常产生一些代价不高的错误，但是可以防止代价高昂的错误，即烟雾检测器原理。另一个则是酶学变异现象，这点已经在最近的生物学文献中被注意到了。 物种中的每一个样本，人和其它动物，都可以有很大差异。它们的遗传密码可以有99％的一致性，但是很小的遗传密码差别可以使身体结构和化学截然不同。密码相同的部分也可以是标记差异的密码，只要其中有一条程序语言是“如A则X，否则Y”。（If A then X，else Y．）。回过头看，个体之多种多样的差异是经常存在的。只要想到许多物种中雄性和雌性在解剖上的体型大小，生殖过程、行为，常常还有食物、居住地和其它特征的差别之大。这些差异之存在，仅仅是因为在睾丸酮水平超过某个阈值之后的基因表达不同。 人类差异的例证之一是对药物代谢的不同。有些人的药物半衰期（使体内药物浓度下降到一半的时间）的差别可以高达10倍之多。具体说来，假定你和你的朋友都打一针奎宁，你需要1小时把一半奎宁解毒，而你的朋友只要10分钟。1小时之后，你的血药浓度还有一半，而他已经不到千分之一了。如果酶是胆碱脂酶，而药是一种常用于手术中使肌肉松弛的胆碱脂酶抑制剂。这样的代谢差异可以使你在好几个小时之后，别的病人都已经能够起床到处走动的时候，使你仍然瘫痪在那里不能自主呼吸。幸好，麻醉医生十分明了人们之间的这种个体特异性。 如果普罗费的学说是对的，人们可以对他们特别易被伤害的那一种毒素发生变态反应。你看克林顿总统，他对猫有变态反应。这种变态反应是不是对某种危险的毒素起保护作用呢？记得我们说过有一种鸟（Pitohui bird）的羽毛有毒，猫似乎不大可能有同样的适应性变化，不过先假定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只有克林顿会受害而他的亲属中没有人是这样？也许只是他遗传了一种缺陷型的某个基因，这个基因制造的一种酶在使某些猫毒素变性上很重要。如果他接触猫毛或者吸入毛的微颗粒，该毒素可以进入他的细胞达到有害的程度，而不是迅速地被这种正常存在的酶破坏掉。幸亏总统先生有肥大细胞和产生IgE的T细胞对这种毒素发生反应，触发防御机制，例如打喷嚏。这也许意味着，他在重要的会谈中只需停下来一会儿，赶紧把手帕从口袋里掏出来，只要打一个喷嚏，作为一种候补的防御，可能挽救了他使他免于某种大病。你是不是能相信这种关于克林顿对猫有变态反应的解释呢？我们不相信，但是我们有理由介绍它。因为，目前还没有理由证明它是错误的。在我们没有了解IgE系统之前，我们很难指出这种似是而非的能够自园其说的学说的非在哪里。 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普罗费关于变态反应的候补防御学说，用另外一种说法指出猫变态反应是一种毫无价值的麻烦。也许克林顿的猫变态反应正是烟雾检测器原理的又一个例证。也许他在儿童期的一次呼吸道感染中遇到过一种细菌毒素，他的IgE系统启动并对之作出反应，不只是针对那种危险的东西，也包括了某些无害的“旁观者”（bystander）分子（普罗费的名词）。也许有某些无害的猫毛分子被少数产IgE细胞误认为可以制造麻烦的毒素，或者被认为是该毒素存在的可靠信号。免疫细胞对一种异物反应增殖而变得众多。在这种第一事件之后，就有了大量的抗猫毛细胞蓄势以待下一次的挑战。你是否倾向于对克林顿的猫变态反应作这样的解释？我们是这样，但是还不能偏向这种解释，因为还没有充分的信息资料足以做一个慎重的判断。 如果你是总统的医生，你会提出什么建议？你会处方一种药去抑制这种变态反应吗？答案应当取决于这种变态反应是不是有用。它是对抗一种危险的毒素的有效防御，还是一种假警报？你如何去作决定？目前，你没有坚实的作判断的基础。你可以要用抗组胺药去抑制变态反应，因为没有已知的危险，也还没有足够的抗组胺的研究能够检测到普罗费的学说中涉及的各类危险。 在抑制变态反应的症状可能存在的危险中，值得一提的是有些资料提示变态反应可能针对癌有一定的保护作用。普罗费报告说，21项流行病学研究中16份中报告说有变态反应的人较少发生癌症，尤其是表现变态反应的组织的癌症。另一方面，有三份中报告没有发现明确的关系，还有三份报告，其中有一份大规模的，设计较好的研究，发现某些变态反应与某些癌症发生率的增加有关。我们对这些报告怎么看？做结论说变态反应与针对某些癌症的保护有关是为时过早，但是，可以立即开始观察长期用抑制变态反应的药的风险并不为时过早。然而，变态反应的非药物治疗方法大都很不方便或者不很有效。如果患有干草热，将很难遵照医生的叮嘱尽可能呆在室内，外出时戴一个花粉口罩，或者在这个倒霉的季节到别的地方去旅游或者探亲。吃一粒药要容易得多。 如果变态反应的抗毒学说是正确的，那么它有医学研究的价值。有一个简单的乌托邦建议：找出花粉、猫、海产食物等中的引起变态反应的毒素和各种使它们变性的技术。这些毒素也许与激发变态反应的抗原不一样，我们也许能找到一种能够从化学上同时灭活毒素和抗原的滴鼻剂或者吸入剂用于预防变态反应。处理产生变态反应的食物也可以用类似的方法。如果我们知道哪些病人是不需要这些变态反应去抵消他们的某些去毒能力的缺乏，我们便可以毫无顾虑地去抑制他们的症状。 这种研究可能得不出结论，除非能够区别出有用的和无用的变态反应。如果普罗费在推论对鸡蛋的变态反应时肯定它是一种不适应反应，这种变态反应不能保护消化道不患癌，而且反复变态反应引起的炎症甚至有可能增加癌的危险。对虾的变态反应，可以推测有可能减少那些不能解除许多有毒化合物（例如虾吃海洋浮游植物，从中得到的毒素）的人患癌症的风险。普罗费的学说，在预测变态反应既有可能防止癌的发生，也说明在某些例外的情形下，有可能增加癌的危险。我们应当强调的是，这是一种新的学说，只有少数变态反应学家听说过，更多的人信服抗蠕虫说。不过，有一种假说总比完全没有什么学说好。赫胥黎认为，真理从错误中冒出来的可能性比暧昧不明的态度要好得多。 IgE系统也许可能具有对抗体外寄生虫的防御功能，诸如蝉、恙虫、疥虫、虱、蚤和臭虫。这些体外寄生虫对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说来已经不是问题，但是在人类进化过程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它们不但是不断搔扰安宁的小虫，而且是许多疾病的传媒。拍打、抓搔和互相抓虱子，只能有部分效果，当母牛被戴上很厚的颈圈不能互相抚摸时，蜱和虱子的数目便迅速增加，然后免疫系统开始对叮咬作出炎症反应使它们不能吸血。对体外寄生虫的防范作用可以对lgE系统的许多方面作出解释。尤其是肥大细胞在身体表面的密集分布，立即作出巨大反应的速度和激发瘙痒等。这个理论可以通过看牛对蜱的免疫反应是否确实以IgE为基础，及观察有体外寄生虫的人的IgE反应去检验。 同所有的生物性状一样，IgE系统也可以有不止一种功能。上述各种功能的联合和别的解释也可能是正确的。判断一种生物性状的最好的办法是观察缺少这种品质的个体存在什么问题。没有眼睛的人的缺点是明显的，那些没有肾脏的人的问题也很快就会变得清楚。但是有许多生物性状的功能是比较微妙的，例如，脾脏，通常在交通事故造成脾破裂时做手术摘除它。摘除脾脏之后的病人并没有明显的功能障碍，但是一旦他们被肺炎球菌感染的时候，就可能因为没有脾脏去滤掉血液中的感染颗粒而致命。 没有制造正常IgE能力的人会发生什么问题呢？许多IgE水平很低的人是正常的，另一些人则反复有肺、鼻窦的感染和肺纤维化。这些发现也可能是因为接触毒素或者是某种引起lgE缺乏的原因引起的继发性后果，另外又在不能产生别的兔疫球蛋白的人中找到了针对金黄色葡萄球菌的特异性IgE抗体。有一项190例支气管哮喘病人的研究，发现55例有针对肺炎链球菌和/或嗜血流感杆菌的IgE抗体。此外，肥大细胞释放物的作用之一就是它们在能与任何入侵者战斗的区域内攻击别的免疫细胞。所有这些提示IgE系统可能直接或间接为我们提供针对普通细菌和病毒感染的防御。免疫系统内部关系的复杂性，相互之间功能的重叠和替补，使得要求查清IgE系统的有益功能的任务变得十分复杂和困难。需要耐心的、设计得很好的研究去回答这一重要然而尚未得到解答的问题：IgE系统是做什么的？  最恼人的问题  变态反应的另外一个不明白的地方，至少在呼吸系统的变态反应方面，是它们之成为一个重要的医学问题的历史太短。1819年，玻斯托克（John Bostock）首次在皇家学会报告他自己的枯草热症状，然后又在研究了全英国的5000名病人之后报告他只找到28例。这个记录表明，1830年以前的英伦3岛，1850年以前的北美，基本上没有听说过枯草热。在日本，1950年的枯草热发病率可以忽略不计。但是现在，人群中有十分之一的发病率。如果这种发病率的升高是确实存在的，并非记录不全的人为失误所致，那么20世纪或者19世纪和20世纪有哪些新的环境因素会引起这种现象呢？ 有一条线索，来自对可能使人致敏的因素的研究，主要指两岁以前所接触的致敏原。有一项研究包括了120名婴儿，根据他们出生时的IgE水平判断，是对变态反应高度易感的。62名婴儿在不受干预的对照组抚养长大；另外58名婴儿则分入试验组，他们的母亲被要求相对地保持家中干净，没有变态原、防螨、避免吃能够产生变态反应的食物。到10个月的时候，对照组有40％发生了变态反应，而实验组只有13％。或许变态反应率的增加是因为室内生活经常被挡在窗帘和墙对墙的毛毯（wall-to wallcarpet）之间使尘螨有了繁殖的地方。 奥特逊（Eric Ottesen），国家变态反应和传染病研究所的临床寄生虫学主任，1973年研究了住在南太平洋的一个圆形小岛上的6000人，只有3％的变态反应发病率。1992年，发病率是15％。他指出，在这些年里，治疗寄生虫使IgE系统失去了天然的攻击对象，所以通常控制该系统的机制不活跃，于是IgE系统开始攻击原本无害的抗原。 母乳喂养可以降低变态反应的发病率，所以奶瓶喂养也可能与变态反应的发病率增加有关。也许是婴儿缺少来自母亲的抗体，因而在自行识别抗原时产生了较多的免疫学错误。或者，也许是拥挤的、流动的现代社会使婴儿暴露于更多的病毒性呼吸道感染面前，因而接触到各式各样的变态原。大气污染在量和质上的增加也可能促进变态反应的增加，包括有害的和也许有些有益的变态反应。也许是因为呼吸道粘膜受到化学损伤之后使原本不能进入的抗原得以进入。食物变态反应是否增加了，虽然并不很清楚，也可能变得比较麻烦。因为现在我们对我们吃下去的东西很难加以管制，鸡蛋、小麦、黄豆和其它可能的变态反应原可能存在于各种商业生产的食品中，特别难以避免，甚至已经知道对某种东西有变态反应也难以避免。 我们今天做了哪些事情使我们比一个世纪之前对变态反应更加易感？我们迫切需要明确的答案。呼吸道变态反应在1840年的工业国家只有不到1％的发病率，现在，一百五十年之后，已经是10％，如果我们仍然无视这个问题的话，将来会怎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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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癌症 　　　　1992年3月5日，《纽约时报》登载了著名演员丹尼斯（Sandy Dennis）的讣告，44岁死于癌症。同一天，83岁高龄的赫本（Katharine Hepbum）演艺生涯的自传发行，列入《时代》周刊畅销书名单连续25周。问题是为什么丹尼斯被癌夺去生命，使他没有得到卡萨琳的高寿？ 　　这是一个伦理上和医学上都是很好的问题。但是，还有更深刻的生物学问题：我们为什么能够活上几十年而不死于癌症？癌细胞只不过是做着细胞所做的正常的事情：生长和增殖。而我们身体里的这么多个细胞怎么能够做这样一种不正常的事情：抑制生长长达数十年之久？很明显，它们“必须”如此，否则每一个人都会在早年死于癌症。当然，这是最根本的道理。那些没有在早年死去的人，不论是出于什么原因，都有最大的可能活下去直至生殖，而且使他们的延迟癌症的适应机制在后代中仍然有效。这种进化史观的解释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自己身上的癌症防止的适应机制的活动和来源，以及它们所承担的艰巨任务。 　　中国的孔夫子曾经说过类似下面的话：普通人注意到那些不常见的事情，称之为奇迹；聪明人才会注意那些常见的事情，发现其中的奥秘。对通常情况下不患癌症这种普通事情的关注，探索控制癌症发生的机制，可能是了解怎样使癌症更加少见的关键。  　　问题在哪里？ 　　控制癌症的问题之大，可以从体内的每一个细胞的历史去理解它。现在，一个处在某个好莱坞明星的肝脏里参加正常功能的肝细胞，是从某个过去存在的细胞生长、分裂而来。这也许是一个同它相同的或者很相似的细胞，再追溯到这个肝细胞的祖先时，我们遇到了一些不太像肝细胞的细胞，以及更加像没有分化的胚胎细胞的细胞。在这个细胞的家谱里面，最后追溯到受精卵。是这个受精卵在后来产生了整个人身体的各种细胞。 　　这个细胞——受精卵，也有它的历史：它的祖宗是各种卵母细胞和卵原细胞，上溯到发育成这位大明星的母亲的胚胎细胞、同样，曾经起过受精作用的精子也是来自精母细胞和精原细胞，追溯到我们这位大明星的父亲的胚胎细胞。一直上溯，再经过他（她）的父母亲的原始合子查到祖父母一代，一直再追溯上去，无尽头地重复着曾经在分裂中的胚胎细胞和生殖细胞。继续追溯这一系列的细胞分裂、生长，一百万年或者更长的历史时期，一直追溯到那第一个原始的祖细胞。肝细胞的祖先，都是分裂的细胞，而且都是与肝细胞不同样的分裂的细胞。 　　图12－1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生命史中的这一重大事实、我们所有的祖先都有肝脏，但是这些祖先的肝脏的细胞却没有产生我们的肝细胞。同样，祖先的许多别的器官、组织的各种细胞也都没有产生我们的器官组织里的各种细胞。我们来源于一条没有尽头的分裂着的生殖细胞系。在这张图中，一个永恒的生殖细胞的原生质（germ plasm），为了产生生物个体的多种多样复杂的体细胞而走进一条死胡同。这张图是魏斯曼画的，他是19世纪的达尔文主义者。  图12-1 魏斯曼的生殖原生质（germ plasm）概念。永恒的生殖细胞株，产生了有着有限寿命的个体。图史的个体可以是雌性或者雄性。 　　现在，这个传过无数代的生殖细胞原生质系列，在产生一个成人的身体（adult soma）所必需的几十、上百次分裂之后，我们看到了一个细胞，比方说肝细胞，必须在一个多细胞个体的生命过程中，承担一种专门化的角色的任务。这个肝细胞必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是它的祖先从来没有打算过要做的：它必需停止分裂。如果肝脏受了创伤，它又要被叫起来再分裂，这种分裂和生长必需精确地定量控制在正常肝脏功能的需要上，必需在这个机器的功能已经恢复的时候立即停止下来。一旦肝脏的上百万个肝细胞中有一个肝细胞的生长和分裂变得任性，不受监督地进行下去，就会变成肿瘤，最后就引起致命的生理功能障碍。 　　这样看来，生命似乎就是处在某种程度的癌前状态。从这一观点出发，提示必定有某种很高明的超级抗癌机制在为我们工作。美国的海洋生物学家乔治·奈斯（Geoge Liles）写道，“使生命有可能存在的细胞和器官是设计得很好的。生活这件事非常不容易，甚至是十分可怕的。有生命的物体——植物、动物、细菌、球藻和真菌——每一个生机勃勃的物种都面临着一大堆的困难和挑战，能迫使最有创造力的设计者止步不前。”他的这段话，不过是就一个看来比较简单的问题：水通过贻贝的食物通道的适当途径来说的。而为了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在构成人体的总数高达十万亿的细胞中防止肿瘤、癌症的发生，要比这件事情更加复杂、更加困难。 　　今天的生物学家大都承认这样一种看法，多细胞生物，象我们人类这样的生物，是从某种原生动物进化而来的。在原生动物时期，每个细胞都是一个功能上独立存在的个体。大部分原生动物的繁殖是无性繁殖：一个细胞分裂形成两个新的细胞。有某些现代的原生动物这两个新的个体（细胞）不完全裂开；不分离而粘在一起成对生活。还有一些，成对的后代以纤毛或壳粘在一起，形成被称为集落（colony）的小群体。其中有极少数集落中的细胞像图12－1中所描述的那样，分化为生殖细胞和营养细胞。这就意味着，某些过去是自由自在的、独立的细胞自愿地放弃了繁殖，走进了一个准备绝代的死胡同。它们把自己献身于为最终参与有性繁殖的少数生殖细胞的营养和保卫的任务。曾经被充分研究过的集落原生动物 Volvox carfer发育过程中的某些程序，具备了全部多细胞动物某些远始祖先的特征。 　　自然选择能不能解释为什么极少数集落分化成营养细胞，接受这样一种绝育的、专门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如果这一过程意味着是在细胞群中选择最适合生存和繁殖的细胞，那么回答是否定的。如果是意味着选择最佳的把基因传到后代的条件，那么回答是肯定的。Volvax集落中的生殖细胞和营养细胞会有相同的基因，那么具体由哪一个细胞繁殖，哪一个细胞绝育，就没有什么差别。只是那些营养细胞担任起纯营养的角色，可以使集落所繁殖的与它们相同的基因比它们自己都去形成卵子或精子更加有效、更加成功，自然选择就会选择这种途径。如果集落中的生殖细胞和营养细胞比例为10：100要比11：99更加能有效地繁殖，集落中大多细胞放弃生殖参与营养服务角色的趋势便倾向于被固定保留下来。 　　一个一百个细胞的集落，是在一个短时期内从一个细胞衍生而来，可以都有相等的活力、相等的健康程度，也肯定都是同一基因型。从一个细胞繁殖成一百个细胞的过程中，资源也可能得到平均的分配，全部一百个细胞都具有精细的机制保护这些遗传物质不受损伤、不发生变化。但是一千个细胞，一万个细胞的集落又会怎样呢？比这更大的集落会不会发生什么麻烦？偶而发生的突变使个别细胞的行为走向违背集落整体利益的可能性会不会出现？例如，索取比维持生存和功能所必须更多的营养，开始生长和繁殖，以致于对整个集落造成危害。集落扩大到一定程度，就肯定需要有专门的机制用来维持各种成分的细胞的每一条支脉都不出乱子。  　　解决的办法 　　一个成年人身体这么大的一个集落会有怎样的一种景观呢？维持一个总数达十万亿的各类细胞集落，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专门的管理机制才可以应付局面呢？从工程学的角度来看，能够完成任务的质量管理系统似乎是不可能的。一个汽车制造厂面临的问题也许只是每天出厂的上万辆汽车，如果其中任何一辆存在严重缺陷都是不能允许的，那么只好停止生产。然而每一个活细胞都要比任何一辆汽车更加复杂得多。设想一个由一百个细胞组成的胚胎所面对的要产生一个一千个细胞，然后一万个，十万个……直到那十万亿个细胞的成年人的问题。这些细胞大多数都在面临死亡和被别的细胞代替的问题，而且在今后继续面临着这些问题。全部这些细胞都安装有调整好的基因系统去产生它们分裂生长时所必需的产物，也有调整好的基因系统在局部指示这个组织已经成熟，目前不再需要增加细胞时停止生产这种产物。如果其中有一个基因，因为偶然的事故发生了变化——突变，使它对这种情况不能领会，这个基因继续制造这种分裂生长所需要的产物，DNA编辑和修复机制便会启动，去纠正这一缺陷。至少，它们应当去纠正这一缺陷。每两百个人中有一个人带有一种大大增加了结肠癌的可能性的基因，原来想到这个基因可能是做了些什么以致发生结肠癌，现在认识到它不过是一种正常基因的缺陷型，它的正常作用是检查和纠正异常基因的集累；不能制止异常基因的积累，发生癌症的机会便会大大增加。 　　这种突变产生的缺陷能够自我表达的机会实际上是很少的。少到什么程度？假定这种基因只在一万个细胞中的一个细胞制造这种不应该再制造的产物。就整个身体的十万亿细胞而言，我们就会有十亿个这种异常的细胞分布在全身，它们有可能启动癌的生长。那么。这种保险是不可靠的。但是每个细胞之中还有另外一种安全保障：积极地抑制细胞生长的肿瘤抑制基因，也许是这种基因在细胞不合适地出现时去破坏细胞分裂必需的某种物质。假定这个安全阀也是十分神奇的有效，它的失败率在一万个细胞中每天只有一次。于是每天只有十万个细胞会开始癌变。假如有三个这样同等有效的安全机制，那么除非三个安全阀都同时失效，这种异常的细胞分裂都不可能被启动，那么每天就只剩下十个新的癌细胞。这样的保险还不够安全。 　　这种处境与命令和控制核弹发射的问题十分类似。设计核弹系统之初，因为事故点火所造成的灾难之巨大，所以不得不重视防止事故点火的系统，尽管这又反过来使应当点火时不能点火的风险有所加大。这恰好正是我们描述过的防火的烟雾检测器原理相反的道理。这种控制细胞异常分裂的机制，可以说是根据一个“多重安全钩（阀）”原理安排的设计。核弹舱里的核弹，任何人如果不知道、不会使用密码都无法使核弹点火，即令掌握了这个密码，还必需按照规定的顺序执行多个步骤的操作，包括要有两个人，或者两个以上的人同时在几个地方用几片不同的钥匙开启控制开关。这个设计使核弹点火处于多重保险的控制下。同样，体内的细胞生长、增殖也有一组安全控制，除非这些安全控制机制全部—一先后失效。一旦发觉这些机制都不能工作，体内还有另外的机制可以阻止细胞的不正常生长，或者使这种不正常生长的细胞自我破坏。 　　不久前发现的叫做P53的基因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它制造一种蛋白通过调节别的基因的表达防止癌的发生。如果某个人遗传下来这个基因的一个异常拷贝，另一个拷贝上发生问题便能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已知的51种人类的肿瘤中都发现了不正常的P53基因。包括70％的结肠癌，50％的肺癌和40％的乳腺癌。不过约翰·托比（John Tooby）和李达·柯士密（Leda Cosnnts）曾指出，这种遗传异常并不一定都存在于肿瘤中。因为我们所研究的癌细胞都已经在组织培养基上培养了若干年，这种培养环境是有可能选择那些增加细胞分裂的遗传异常的。 　　在各种细胞内起作用的抗癌机制之外，还有在细胞之间起作用的抗癌机制。它们可以察觉邻近细胞的错误行为，并分泌某些物质抑制这种错误行为。最后，还有免疫系统，是宿主的一种化学武器，可以用来发现并立即攻击一个隐匿的与正常组织不同的非适应性生长的细胞。一个可以在临床上检测到的癌，必需通过这许许多多层层密布的几乎无法通过的防御线才能长成。不同于寄生的细菌或者病毒，癌细胞不可能集累对宿主多种防御机制的自身防御。它完全只能从细胞生长分裂调节机制出现异常变化的机会中寻找宿主抗癌机制存在的漏洞。然而，在癌细胞这方面，面对这种几乎是无法逾越的屏障，它实际上还是存着天文数字的机会。  　　癌的预防和治疗 　　为了避免癌症，第一件事情就是要选好父母。对癌的易感性，同许多别的疾病一样，是有遗传因素的。这对所有的癌总体而言，都是真实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若干罕见的儿童期癌、乳腺癌和结肠癌。家族成员中有这些癌的人比别人患这些癌的可能性要大20到30倍。即令对某些癌的环境因素得到控制，癌的遗传影响仍然十分明显，有很强的证据，实验室里已经培育出一种容易发生癌的小鼠品种，这个品系的小鼠全都失去了某种或者某些控制癌的机制，大大增加了患一种或几种癌的可能性。某些人类的癌症也是以类似的方式遗传的。 　　第二个减少癌的可能性的办法是在危险中生活：年轻时死去就不大可能患癌症。衰老意味着细胞的内环境和调节能力的劣化。细胞生长和增殖的激素调节和局部调节能力，同一切适应性行为一样，在我们成年期生命史的末期都会出现效率逐渐低下的问题。细胞本身的年龄也在增加，同心血管、消化和排泄系统一样，得到越来越少的营养和其它必要物质，甚至清除有害废物的效率也低下。不可避免的后果，便是它的生长和分裂也不能调节得那么好。非适应性生长逐渐地变得更加容易发生和更加不受监督地散布开来。 　　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的癌的发病率，证明了一个重要的进化论原理：适应性只在它的自然选择过程中的同样条件下，才处于最适宜的工作状态。我们控制癌的适应性和其它一切生命功能都不是在维持一种80岁的生活的条件下进化出来的。任何80岁人的身体，对人类的基因和基因产物而言，都不是它们熟悉的正常环境，是一种石器时代人类出现时极为罕见的环境条件。从更加广义的环境的概念上看，还包括文明时代的环境的一切副作用，都有增加癌的发病率的可能性（正如第十章讨论的那样）：X-线和其它电离辐射，新的毒素，对天然毒素（尼古丁和酒精）的高水平的不正常接触，以及不正常的食物和其它生活方式等等。 　　任何创伤和感染都有可能干扰癌的控制机制，不仅可以发生在创伤和感染的局部，也可以对远离创伤和感染的全身各处产生影响。细菌可以增加被感染组织的癌的发生率，病毒则更加可能。理由之一是病毒与人的细胞内的单基因没有太大的差别，有时病毒可以钻进一条染色体上的某个凹陷处，似乎它是这个地方的主人。处于这样的地位，它很容易扰乱这个细胞的正常机制。病毒中的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攻击免疫系统，产生妨碍免疫系统攻击癌细胞的后果。同细菌和大的寄生虫一样，病毒也能分泌毒素削弱细胞的各种控制和调节机能。 　　某些环境因素和癌之间的关系是容易理解的。含盐过多的食物，酒精度数过高的烈酒，含有致癌物的烟熏过的或者腌过的肉类，将与胃壁的细胞接触而增加胃癌的危险。烟雾中的多种致癌化学物质，更有可能直接影响支气管和肺的细胞。阳光的灼伤伤害了皮肤细胞的基因导致黑色素瘤的发生。但是高脂肪食物对乳腺癌和前列腺癌的作用则比简单的直接接触要复杂得多，吸烟与膀胱癌的关系也可以这样看。 　　即令肿瘤已经发生并且长大到产生症状时，天然的控制机制，尤其是免疫系统仍在继续努力对抗它。这些控制系统仍有可能在对抗中获胜，或者即令不能获胜，也至少能使肿瘤的这种非适应性生长变慢，阻止其扩散。许多未经治疗的癌，也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在多年之后，才能击倒受累的病人。在极为罕见的例子中，也有很明显地被认为是不可能治愈的癌自行消失的现象。 　　癌和患者之间的对抗，有如病原和宿主之间的对抗，也有必要进行功能分类，因为癌的生长和对它们的抑制都是很明显的。癌是一种细胞的叛逆行为，它违反了整体利益原则。可以看成是有着与宿主矛盾的自身利益的一个寄生物。它与感染性病原体不同之处是，癌的成功从来不可能是长期的，因为它无法散播到别的宿主去，宿王的死亡也就是它的死亡，它没有后代。对于产生这个癌的原来的正常细胞也是如此，当宿主死亡时能够活下去的基因只有已经传到下一代的那些宿主的生殖细胞中的基因。 　　癌是所有各种非适应性不受控的组织生长的总称。癌可以起源于任何一种保存了生长和分裂能力的细胞类型，各种细胞类型起源的癌都有各式各样的启动原因和抑制及调节机制的失控。所以医学对癌难以掌握并不奇怪，而且也不大可能找出一种适用于治愈一切癌的治疗方法。我们正在癌的问题上取得迅速的进展，然而，对癌症作为背叛的细胞群和宿主之间的对抗的理解，肯定有利于我们对癌症的研究。  　　女性生殖器官癌 　　最能够说明用达尔文学说研究的价值的一组癌症也许是乳腺、子宫和卵巢这些女性生殖器官的癌。这几种癌都在近几年来变得更加多见。波义德·伊顿（Boyd Eaton）1994年在《生物学季刊》上发表文章综述了医学、人类学以及涉及很广泛的相关领域中的信息，初步提出了一个为什么这些癌在某些人群中而不在另一些人群中这么多见的有说服力的理由：这种现代瘟疫的部分原因是富裕的工业国家里妇女新的生育模式的后果。 　　当然，还有部分原因是癌比较多见于老年人这个讨厌的事实，现在有比较多的妇女能活到老年。然而，更重要的发现是女性生殖器官的癌在各个年龄阶段都因她经历的月经次数增加而增加。最容易发生女性生殖器官癌的人是初潮年龄很早，绝经年龄很迟，又从来没有因为生育和哺乳中断过月经的老年妇女。 　　从人类的历史看，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生殖模式。石器时代和现代某些狩猎-采集部落社会的妇女一样，有着一种完全不同的生殖生活史。她们的初潮年龄较迟，绝经年龄也较早，也许是因为她们比现代女性吃得差些，又有比较严重的寄生虫病。石器时代的女孩，大概要到15岁以后才开始有月经，并且可能在一两年之内就会怀孕。如果妊娠成功，分娩之后会有至少2—4年的哺乳期，这几年里月经周期受到抑制。断奶或者婴儿死亡之后，月经周期恢复，她将再次怀孕。这种生殖模式将维持到她在47岁左右进入绝经期或者在这以前就死去。在这30年期间，她大约可能有4或5或6次妊娠，并且把30年的一半时间花在哺乳上。月经周期的总数大约不超过150次。一位现代社会的妇女，即使她有2个或3个孩子，也很容易有2倍或3倍于此数的月经周期。 　　月经周期的特征是激素水平的大幅度摆动。这种摆动引起卵巢、子宫和乳腺组织的反应。这些是生殖器官的适应性活动。但是，同一切适应性活动一样，是要付出代价的。在这里，代价就是更加易受某些癌的危害。这种代价，在石器时代的正常情况下，激素的大幅度摆动，是会被妊娠和哺乳期使月经周期中断而进行的一些补偿过程所缩小的。如果，月经周期的激素大幅度摆动不曾中断，补偿修复过程也就效率不高，甚至没有发生，而欠账的代价也就会集累起来。当然，这是一种推测，不过事情似乎的确如此。无可否认的观察记录说明，一个女人的月经周期越多，患生殖器官癌症的可能性就越大。一个更加普遍适用的规律说明，就任何一种适应机制的副作用而言，与自然选择使它们得以进化、产生的环境条件不同时，这些副作用会比较严重。现代化的生活条件。使妇女一生有300或400个月经周期，无疑是一个例子。这一达尔文医学的假说无法用来帮助今天已经处于易于受癌症之害年龄的妇女。对于她们，除了劝告要避免一般的环境有害物，诸如烟草和其它药物，天然的和人工的辐射，以及更重要的是避免高脂肪食品。除此之外，我们已经无能为力。 　　不过，比较重要而且更有希望的是今后。很明显，建议女孩吃得差些，保持营养不良，推迟初潮年龄，这既不道德又是愚蠢的想法，更不应当劝她们在青春期尽早怀孕，尽可能多地生育，花更多的时间去哺乳。伊顿的意见是明智的，他认为我们应当去研究去找到石器时代历史上正常的生殖模式是怎样使得生殖器官癌症比较不容易发生的。我们期待研究者努力找出一种或多种人工措施，使妇女的生殖器官癌症的发病率降回到狩猎-采集社会的水平。 　　我们推测这些人工措施可能采取调理激素水平的方式。许多妇女已经在用口服避孕药，这种药已经人为地同天然激素相似地去影响这些组织。不同的避孕药有不同的干扰受孕的机制，有不同的达到干扰妊娠的方式，它们也有不尽相同的副作用。在我们有了更加详尽的天然和人工激素的生理作用的知识之后，就有可能更好地设计，使用一种人工方法去模拟、去创造石器时代历史上有益的效果。这种可能性也许不会是一个使我们失望的乌托邦。伊顿和其它人都提出过肯定的证据，证明某些口服避孕药可以降低卵巢癌和子宫癌的发病率，虽然不包括乳腺癌。我们认为，不久就会有某种激素开发出来也可以减少乳腺癌。还有别的引起癌的环境和遗传因素也需要我们去探索，我们需要每一点都可以帮助我们克服这个苦难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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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性和生殖 　　　　性和生殖是适应生存的关键，自然选择似乎应当把性和生殖的道路铺垫得十分平整。从少年时期开始的罗曼蒂克的梦到恋爱、结婚、性生活，然后怀孕、生育、抚养孩子。可惜，我们都太熟悉这一过程中的全部苦涩和艰难了。一开始就是没有回报的单相思，然后是恋人之间无穷无尽的争吵，欲罢还休，早泄、阳屡、缺乏性高潮、月经病和生育并发症，以及婴儿的娇弱无助，特别容易生病。为人父母之后的夫妻矛盾，与孩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充满了痛苦。生育为什么要承担这么多矛盾苦难？正是由于生育是达尔文主义生存适应中的关键问题，是处于自然选择的激烈竞争旋涡中的核心问题，便有了这一系列不可能避免的纠葛。 　　这本书的重点是关于怎样用进化论的学说来解释、预防或者治愈疾病。现在我们试图把视野扩大，把情感和行为问题，通常不当作疾病的问题也包括进来。与生育有关的某些问题，例如妊娠糖尿病、妊娠高血压和婴儿猝死等等，当然是疾病，而妒嫉、虐待儿童、性生活问题等等则涉及行为和情感。总之，无论怎样对它们分类，这一系列问题产生许多痛苦和不快，而且依据进化的观点可以把这些问题说得更清楚。达尔文主义的学术思想渗入医学、社会学和教育学，并不会被无形的边界隔开。达尔文生物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不仅仅是医学。 　　为什么有性 　　在用进化论的观点观察生命之前，有一个很容易被忽视的问题是为什么存在有性别？有性生殖的代价高昂。不用有性生殖许多生物一样繁殖得很好。阿米巴用细胞分裂的方法繁殖，或者像蚜虫那样，只有产卵的雌性无需雄性授精便能发育的孤雌生殖。这些动物比有性生殖的动物具有巨大的短期内繁殖成群的优势。如果曾经有过一只突变的孤雌生殖的母海鸥，它的蛋带有她的全部基因，不需要雄海鸥授精便能正常孵化，而且孵化出来的也全都是一样的母海鸥。正常的雌海鸥只能把自己的基因的一半传给下一代，下一代中只有一半雌性，还有另一半是雄性，而这只突变的孤雌生殖的海鸥的繁殖，使海鸥群体的增加要比正常的有性繁殖的海鸥快1倍。 　　所以，在以前为什么不曾有过单雌生殖的女人，使她的后代充满这个世界，把我们这种有性生殖的人种绝灭呢？还有，性是怎样首次在进化史中出现的？似乎令人惊奇，这些问题至今还没有一个生物学家一致同意的答案。多数生物学家相信，性的功能是给子代引入差异，但是为了引入差异在进化中值得花费有性生殖这样高昂的代价吗？这仍然令人难以理解。生物学家也明白这一点，用长远的眼光看，有性繁殖过程中的基因重新组合可以防止积累起来的变坏了的基因，但是这并没有回答为什么无性生殖不在短时期内继续增加。 　　最近，有一些科学家提出有性繁殖是由病原之间军备竞赛的选择力量维持的。个体与个体之间在遗传上完全一致，就都容易受到某种病原的伤害。一旦这种病原得以找到易感者，如果有一群一万人的单雌生殖妇女都易被流感伤害，她们可能全部在某一次的大流行中死光，但是遗传上与她们不一样的竟争者中，只有少数受害。这种假说的证据日见增多，包括几个研究已经发现无性生殖比较多见于较少寄生虫的种群和居住地中（译注：有性生殖在很久以前可能非常有成效，使某些具有或发明这种特性的原始物种占尽优势。然而如今对性别有利的因素已经消失了。因此，性别在今日的进化上便无优势可言。有一种观点认为，性别加速了进化的速度，但是也只有在快速进化的情况下，性别才会是一种优势）。 　　雄性化和雌性化的必要性 　　设想在亿万年前，细胞在还没有发展成可以称做卵子和精子以前开始进行遗传物质的交换以便发生变化。这种杂乱无章的遗传物质交换充满着矛盾。一个可以把自己作为献出者献给许多别的细胞的基因可能有着一种重要的适应性长处，而一个基因被别的细胞里进来的一个基因代替时就显得吃亏了。这个成功的基因必须使自己进入别的细胞又不被进来的基因（incoming genes）所代替。在所有比细菌高的生物中，很少允许从不同的个体来的基因进入。遗传基因重组只能通过产生专门的性细胞（配子），以便送出必需的一半基因去启动一个新的生命体。当两个这样的配子互相找到的时候，便融合成一个新的生命体（合子），它带有每个亲代相等的遗传物质。 　　配子体面临着两大困难。首先，它们必需有充足的能源储备，既为了在另一配子出现之前维持自己生存的需要，还要能供应一个发育的胚胎的需要。其次，它们必需能够找到另一个配子。大的配子会有大量能源储备，但是代价高昂。小的配子可以在中等代价下大量生产，但是不能活得太久，而且没有营养可以供应胚胎的需要。中等大小的配子为了体积而牺牲数量，但是营养供应仍然不足而被自然选择所淘汰。因此多细胞生物只产生我们称之为卵的大一点的，和我们称之为精子的小一点的这两种配子。 　　关于人类性的下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不仅有两种配子，而且还要有两种性别。换句话说，为什么有男人产生精子，女人产生卵子而不像雌雄同体生物那样既产生精子又产生卵子。许多动物和大多数植物是雌雄同体的，卵和精子都由同一个体产生。生物学家一致认为，同一适应性能为两种性别的功能服务，便可以出现雌雄同体。例如，鲜艳、美丽的花朵可以吸引昆虫，既能把花粉带来使这个植物的卵受精，又能把花粉带给别的植物的卵去使它受精。与预期的一致，大多数有花植物是雌雄同体的。在哺乳动物，则缺乏双重任务的适应性质。阴茎以及第二性征如鹿角只能服务于雄性功能。子宫和乳腺只能服务于雌性功能。一个个体对雌性和雄性策略的投资资源有限，就不如只服务于一种功能。哺乳动物是没有雌雄同体的。 　　雌性对于制造一个卵的投资要比雄性制造一个精子的投资大许多倍。即令卵还是只能在显微镜下才能看见的细胞，例如人的卵细胞，比精子还是要大几千倍。而且每一次射精要放出二亿个精子互相竞争，去使一个卵受精。这种对配子付出的代价的最初的差别被固定下来，而且是被扩大了。如果产生的大多数卵都受精了，那么卵中的大部分营养会进入成为结果的小东西——胚胎里去。如果大部分精子死于不能使卵受精，那么卵中的营养将对子代很少有利。精子里多余的营养只会迟滞它们的泳动而成为竞争有限数量的卵的一个弱点。 　　如果是一个把卵产在水中的动物，有利于雌性的地方是可以推迟卵的产出，直到条件变得比较理想，而且可以等待到附近有许多精子时才产卵。一个强壮、健康的雄性的基因子可以给她的后代一些长处。如果她能诱导雄性来打败她，或者用别的方法显示他的英勇，她将有更多的机会挑选最好的配偶。再进一步，把卵留在她的体内等待它们受精，她控制谁使这些卵受精的能力便达到最大化，她还可以保护这些卵在受精之后发育到一定时期。人们以为体内受精一定是指在雌性体内，但实际上是不一定是雌性体内。当海马交配时，雌性将卵产在雄性的孵卵袋中，这是一种与哺乳动物的子宫相类似的器官。幼仔在这里发育到比较成熟的时期。这种在雄性体内发育的方式在动物界是一种例外，体积较小而且善于运动的精子在进化过程中比较容易适应把精子送入雌性体内而不是把卵送入雄性体内。 　　由于人的卵细胞是在母亲体内受精的，使她对此承担责任。这又同时增加了她选择哪一个男人给她的卵授精的控制。与其它物种的雌性一样，她是为了她的生殖的利益而寻找证明他的健康和强壮的男人。如果雌性是用雄性一种特征来选择，例如雄壮、色彩鲜艳的孔雀羽毛，或者爱尔兰公鹿巨大的角，便可能接着发生一种决定性的自然选择。雄性有了这种特征唯一的好处是雌性选择他们，雌性喜好他们因此她希望下一代的儿子也是雌性喜好的，于是进一步选择这种特征给赋有这种特征的雄性更多的好处，更加为雌性所喜欢。这种正反馈精心塑造的素质可以达到对雄性在日常生活功能中有害的程度。可怜的孔雀变得难以起飞，爱尔兰鹿角重到使它们活动不便，被认为很可能是种族绝灭的原因之一。这是自然选择可以产生一种对个体、对种族都没有好处的素质的一个很有说眼力的好例子，说明自然选择只对个体的基因有利。海伦娜·克隆宁（Helena Cronin）在《蚂蚁和孔雀》一书中敏锐地描述了这种思想的发展历史和男性科学家拒绝承认女性选择的力量和对雄性付出沉重代价的意义。 　　只要有体内受精，幼仔便可以选择在最佳时期娩出。对谁最佳呢？母亲？幼仔？父亲？我们马上来讨论。幼仔的生活史留在体内多长时间，在很大程度上面临自然选择。人类是9个月的妊娠周期，即10个润月。在这段时间里，一个子代从显微镜下的小不点长成一个几公斤重的婴儿。母亲对每个婴儿的投资是巨大的，远远超过父亲的投资。从另一方面看，她肯定婴儿是她的，而她的丈夫则很可能难以肯定。这种不肯定性使得雄性在抚养婴儿时付出的时间和能量的效果与雌性的投资相比较，总的说来不那么明确。最开始在精子和卵子上投资的微小差别，通过人类的生殖生理被大大地扩大了。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导致了雄性和雌性不同的生殖策略。 　　女孩和男孩的出生率是几乎相等的，我们在第二章解释过，因为超过平均值的性别的生殖成功率会偏低。自然选择因此一直有利于有着稀少性别子代的父母，从而在历史的长河中使性别比例保持相等。但是，从使总的生殖率最大化的立场看，这是效率不高的。因为，只要有少数男人就可以使一大批女人达到生殖率，就可以使女人的生殖成功率最大化。这点很清楚地说明，低一级的（个体）选择相对说来对高一级的（群体）选择要重要得多。如果在高一级的群体选择上也同等重要，那么性别比就会向女人方面倾斜。 　　这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在印度，存在着重男轻女的文化传统加上越来越多的超声仪器可以用来判断胎儿性别去扭曲性别比。90％以上的人工流产在印度是女性胎儿，总人口中的性别比已经开始显示出不平衡来。同样，在中国的许多地区，人口控制政策限定只生一个，有60％是生一个男孩。从长时期看，这种不平衡将被自然选择调和，但是在眼前的下一代中有可能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我们猜想，过多的男性将有激烈的竞争，而稀缺的女性则将获得社会权力和更多的进步。 　　性别之间的矛盾和合作 　　性别之间的矛盾不是连续不断的。男人和女人可以相处，有时整天在一起，有时甚至好几个星期在一起。然而，这种和谐不可避免地要被一些矛盾所打断，矛盾来源于男人和女人对生殖的兴趣和策略的不同。从很小的精子和比较大的卵细胞这一源头上开始的差别延伸下来，出现了缠绕着我们生活的整个世界的矛盾的策略。女人生的孩子有限，通常是4～6个。根据书本上的记载，有极为罕见的生20个孩子的女人。男人可以有上百个孩子，而且已经存在的某些文化环境、富裕和社会等级的差别，可以使一些男人有可能在后宫养着上百名妃子，而别人却没有配偶。这些极端例外的例子说明，男人和女人可以有数目相差非常之大的子代。这种差别是因为女人不可避免地对每一个婴儿要在卡路里（能量）和时间上进行巨大投入，而男人则只要几分钟时间和一次射精。 　　这些差别意味着男人和女人可以，而且确实用不同的策略使他们的达尔文适应最大化。女人通过找到一个愿意照顾并对她和孩子都好，而且不向别的女人投资的男人来使她的基因在下一代中最大化。男人也可以用同样的策略，找到并保持有一个有生育能力，愿意照顾孩子，不愿意同别的男人交配的女人。男人还有另一种女人没有的策略：同时与许多女人交配授精，却对她们和孩子们不给或只给少量的支持。这些都不是说男人和女人想到这些可能性，从而有意识地去使他们的生殖最大化。可以肯定，这些对人们的行为指导没有意义，然而，自然选择不可避免地把我们的情感机制推向使生殖最大化的途径——或者说，至少是在石器时代的条件下是如此。 　　配偶选择（Mate preferences） 　　在婚配选择中因两性的策略的不同而带来的问题是肯定的。所有种族中雌性如果能找到一个能有好的基因和大量资源的雄性，对她们来说是最好的。因此，当雌性可以选择的时候，雄性用家族的兴旺、鹿和牛羊多，以及吹牛皮来竞争。有一些物种的雌性与聘礼最多的雄性交配，通常是一只昆虫或者别的什么蛋白质，有时甚至是雄性的身体本身，例如雄螳螂在交配时被雌螳螂吃掉。雄螳螂也许曾经费力地企图逃开，但是它在难以找到另一个配偶的时候，它可能为了使自己的生殖成功率最大化而为雌性献出自身的身体的蛋白，她也可能因此而能够给后代多一些蛋白。 　　男人对女人的选择较少，但也有很强的倾向。男人为了使生殖成功最大化，是要与一个健康的女性（表明基因好），在生育年龄、独立的、过去未曾生育的，以及能有母性动机的女人交配。密执安大学的心理学家戴维·布斯（David Buss）说： 　　如果男人除了与女人交配之外没有其它选择，便会与生育年龄以外的女人交配而不能成为父亲。与生育高峰年龄的女人交配则可以有最大的生殖成功。几千年以来，这种选择趋势使男人在心理上倾向于选择生育率高的而不是生育率低的女人，除非受到限制。 　　所以两性都可以通过仔细地选择配偶而增加它们的适应性。但是各有不同的选择特征。男性相对地注意生育能力和性忠诚，女人则强调好基因和资源。根据一项包括37个国家各种不同文化和宗教的10047人的调查，布斯肯定了这一普遍原则。在37个样本中，配偶收入的高低对女人而言明显地比男人重要。相比之下，年轻和容貌对男人更重要，在37个样本中有27样本显示了男人则比女人把对方的贞洁看得更重要，没有一种文化是例外的。 　　因为父母重复选择配偶及共同抚养子女而使配偶选择在人类中变得更加复杂。这种情况意味着女人还面临着被遗弃的危险，所以不仅必需估计配偶的当前状况，还要试图预测他留下来为她和子女提供资源的意愿和能力。一种持久的结合和不断地投资不同于其它灵长类动物。男人则承担着戴绿头巾的风险。所以他必需估计他的未来的配偶与别的男人交配，使他的投资落到有怀有别的男人的子女的女人身上以后又去抚养别的男人的孩子的可能性。 　　需要对配偶将来的行为进行预测才能获得成功，这种成功最多也只是偶然的。两性都要看对方忠贞和愿意对后代投资的表征。以色列生物学家阿莫兹·查哈里（Amotz Zahari），指出这种“结合力检验”（testing of the bond）可以解释一种否则便无法解释的矛盾。他指出，通过激怒未来的配偶可以估测对方在面临未来的困难时是否愿意继续保持忠贞而且提供资源。恋人之间是否用争吵来考验对方？查哈里用鸟类世界的配偶来支持他的学说。例如，雌性红鸟驱逐并啄向她的求婚的雄性，在长时间的残害之后才交配，它们随后的关系能维持好几个季节。还没有人观察人类的婚姻是否也有同样的情形。 　　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布斯研究的最重要的发现。尽管有不少差异，地球上各种文化背景的男人和女人都一致同意配偶的两点最重要的特征：第一，温柔和体贴；第二，聪明。为什么大多数人都要一个关心的、有能力的配偶？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了解为什么有婚姻制度才能得到。为什么男人和女人在各种文化背景下都形成长时间的性关系和承担做父母的职责而大多数灵长类却有十分不同的交配系统？这个问题还无法作出肯定的答案，但是人类的收集食物和抚养儿童的方式肯定是重要的原因。在自然环境中，单亲很不容易养活一个孩子。在许多年的时间里，孩子又是太不能自立了。在长途旅行中，也是太重的负担。为了抚养孩子，一定要在群体中有某种制度、某种教育，并在群体的组织中互相帮助。总之，人类养大一个孩子的代价高昂，一个人无法抚养他长大。在父母双方都有共同的孩子时，应该有最小的利益矛盾，除非矛盾来自对其它亲属的责任。完全可以预料在姻亲之间发生的问题，因为帮助姻亲是直接有利于这一对配偶的基因而不是自己的基因。 　　欺骗性交配的策略 　　不照顾子代而交配，对男人说来比女人有利。这点与人类的性行为模式的某些其它方面相符。首先，卖淫主要是一种女性的职业。在两性都能获得性爱满足的前提下，男性愿意为性付出金钱；而女性在找到愿意充当性伴侣的男性时，很少会遇到困难。其次，单身酒吧的性策略情景很能说明问题。为了把女人带上床去，男人夸大自己的保护和供应能力，在挥霍金钱的同时炫耀假的劳力士表，并且发誓永远地爱她。有经验的女人是不容易上当的。但是男人的这种欺骗还是会起一定作用的。男人又常常指责女人用了相反的欺骗手段：接受了昂贵的礼物，表现出高度的性兴奋。然后，愤慨地表示惊讶，他无法想像她是“这种女人”。几千年来，医生们称这种情感行为为“歇斯底里”（hysteria）。这个名词的起源是因为常常伴有诸如肚子痛和情绪上的麻木，被想像是女人的子宫在全身游走。如果医生多半是女性，她们不会提出这个暧昧的“歇斯底里”诊断，也许会称之为“普罗斯底里”（Prostateria）（前列腺游走）。 　　生殖解剖和生理学 　　人类的生殖周期与别的灵长类大不相同。多数雌性灵长类用气味。皮肤的发亮斑块和行为改变宣示她的受孕期，这种宣告是有用的交流手段。在雌性的受孕期增加雄性的竞争和交配，阻止了其它时候的性骚扰。在人类的女性，不仅排卵期没有宣告，还似乎是被有意地取消了。其程序也不同，人类的排卵大约每28天一次，比较规律，而大多数灵长类雌性每年只排卵1次或2次，并且同类的雌性都在同一时期排卵，她们有一定的发情、交配和生育季节。在这个周期的末尾，如果没有受孕，雌性在月经中失去一定量的血液。人类的性行为不局限于有限的受孕期而在整个月经周期中都可以进行，有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频繁的性交上。雌性的性高潮在多数灵长类动物中或者是没有或是短暂而不明显，但在人类则常见而且可以很强烈。 　　虽然细节仍有待进一步了解，我们已经越来越明了所有这些事实对两性双方都是一种适应。关键在于女人和她的配偶双方都因经常在一起而不是经常有数周或数月的分离而获益。如果她的周期是明显的，他可以只在她的受孕期授精以保证她的生育。但是因为不知道她什么时候会受孕，他必需留在旁边并且经常交配。如果石器时代早期的女人，在智力增大的时候，能够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受孕，把性和生育时的痛苦联系起来，她们可能在受孕期拒绝与配偶交配因而降低生殖成功率。存在一种可能性，首先是由鸟类学家南茜·菠莉（Nancy Burley）提出来的，“不”知道某些事可能有利于它的适应性。没有排卵期的表征，也使女人免于在排卵期被比她的配偶更强有力的男人授精，因为这个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她会受孕。 　　人类交配的平均频率，例如每3天1次，是足够使一次排卵发生妊娠的。不过，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这种连续的性活动也可能意味着细菌和病毒得以经常有机会与女性生殖道深部接触。子宫颈的粘液塞是防御机制之一，它阻滞精子上游，1个月里只在两三天受孕日内粘液塞的微纤维排列成通道，宽度刚好允许精子游过进人子宫。普罗费指出过，月经可能是另一种防御机制，可以杀死病原并冲走刚刚开始的感染（见第三章）。在自然环境中，多数女人经历的月经远少于现在，因为在妊娠和哺乳期都不会有月经，而这又占了大部分时间。丢失了月经血而造成的贫血又是我们环境中新因素造成的许多问题之一，诸如独身和有效的避孕。 　　男人也与别的哺乳动物有所不同，睾丸永久地放在体外的阴囊中。这对一个十分重要的器官说来是很不安全的位置，所以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理由。许多穿紧身内裤的男人因为睾丸的温度升高而发生不孕现象是一条线索。解剖学发现从睾丸把血液送回体内的静脉把动脉血管包裹起来形成一种有效的回流热交换机制以保持睾丸的凉爽。为什么精子不能在正常的体温形成是一个未解之谜。男人必需保持他的睾丸凉爽并全天候有功能，因为随时都可能有生殖功能的女人在等待性交。 　　各种灵长类动物的睾丸大小差别很大，这种差别大都可以用交配模式的差别来解释。一个雌性黑猩猩与几个雄性交配，而雌性大猩猩只与一个雄性交配。因为雄性黑猩猩的生殖成功取决于与许多雌性交配，以及它的精子与别的雄猩猩的精子竟争而使卵子受精，自然选择便使雄性黑猩猩的精子增多，从而使睾丸增大。大猩猩，尽管身体巨大、形象凶猛，睾丸却只有黑猩猩的四分之一大小。总而言之，睾丸的相对重量，在雌性常与多个雄性交配时要比很少精子竞争的物种要大些。人类处于什么地位？在中间偏向较少精子竞争的一种。很可能在人类的进化史中，一个女人与多个男人性交有相当长的时间，足以让自然选择出使男人的睾丸略大于一定是单配偶性交模式的物种。 　　有两位英国研究员，罗宾·贝克和罗伯特·贝利斯（RobinBaker ＆ Robert Bellis）进一步研究了精子竞争的课题。他们注意到在一次射精中的人类精子有好几种，有一部分是不能使卵受精的。这些精子，他们认为，是为了发现和破坏另一个男人的精子而设计的。他们还证明了专一配偶在阴茎套中的精液量的增加，不仅随着最后一次射精后的时间延长而增多，而且与配偶曾经分开有关。这提示一种适应，在有必要与来自另一个男人的精子竞争时，增加精子输出量。如果得以证实，这将说明自然选择设计了我们的性行为机制能够在许多方面竞争，而且是十分逼近的。 　　嫉 妒 　　不论是从自然选择的学说或者从我们的直觉去理解嫉妒，它肯定是这个世界的大部分苦难的根源。也许荷马史诗中海伦因为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背叛了斯巴达王从而引起了阿伽门农王的敌意，最终导致流血，这不需要文学的描写刻画，但是，它不是一种难以置信的情绪因素引起的事件。加拿大心理学家马丁·达利和麦果·威尔逊（Martin Daly ＆ Margo Wilson），无可否认地说明了大部分对女人的谋杀出自男人的嫉妒。奥赛罗致命的狂暴和德土底曼拉的悲剧死亡与我们的生活是太贴近了。更多见的情形是嫉妒燃起了婚姻冲突，虽然并不都以谋杀告终，但常常导致互相伤害的离异以及悲剧性后果。在少数人中，这种感情走向极端和不符合实际地认为配偶的不忠贞，可以作为病理性嫉妒的临床诊断。要理解这些，我们必需懂得进化史的根源以及性嫉妒能力的功能。 　　母子的关系是肯定的，但是父子的关系总之是一种观念。男人总是有这种风险：花了许多年时间去抚养一个自己的女人与别的男人的孩子，而女人一定知道孩子是不是她的。男人如果不会嫉妒，便很可能戴绿头巾而且减少生殖的成功机会。男人受到第三者的威胁时，就去阻止妻子与别的男人性交，这便有了进化上的长处。因而与男性嫉妒有关的基因保持在基因库中。 　　而女人并不面临同样的风险，她们的风险是另外一些问题。丈夫拈花惹草可以导致传染病的风险。比较文化研究的资料显示了性道德的巨大的差异，从允许婚外性关系到不贞将被处死，然而，性嫉妒一直是男人比女人要强烈。 　　性嫉妒对人类的生活有十分强大的影响。几乎在所有的社会里，它都既受直觉，又由习俗和正式的法律条文所调整。在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男人常把女人当作财产并企图控制她们的性行为，但是在许多传统社会，这种控制甚至更加公开而且制度化。某些地中海社会，女人必需在初婚的床单上用血证明她们的贞洁，然后住在修道院，使她除了丈夫之外不能接触别的男人。某些穆斯林社会，女人必须穿长袍和面纱，使她们在外面不被别的男人看到。在中国，女人的足从小就被缠小以防止走失。在非洲的许多地方，女孩在青春期切去阴蒂并缝合阴唇是一种规则。每个地方的男人都搞出一种社会制度用来控制女人的性活动。 　　在我们自己这个社会，对一个90％的时间忠于自己丈夫，但是与另一个恋人度过其余10％的性生活的女人，会有什么态度？她的丈夫有90％的可能是下一个孩子的父亲，所以，从严格的进化论观点，我们应能预期他做这个孩子的父亲，对这个孩子只有比一个完全单偶的母亲（perfect monogamous）的 90％好。但是在许多文化中，女人一次通奸就构成完全撤消婚姻，丈夫不对任何孩子负责的法律裁决。许多人认为这种文化对生物学趋势是反动的，但是在嫉妒指引下，文化和法律强化一种生物学趋势。人们认为法律应当反对我们的具有破坏性的生物学趋势，应当认为是要改变社会系统不因不贞而离婚。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治愈嫉妒的药丸，这个世界会是怎样的呢？ 　　性功能障碍 　　说得最轻，人们至少对性生活的质量是很感兴趣的。这个终极原因是增加生殖的行为的基因是被选择留下的，使人们对性不感兴趣的基因被清除掉了。然而，从这个观点出发，性又变得问题丛生。到书店看一下就可以肯定性问题的普遍性。书店里有好几架性治疗的书证实这个不幸的真理。性作为一种问题，不是少数人、少数时间里的问题，而是大多数人、大多数时间的问题。书中强烈地表明这些问题不是基因缺陷，也不是正常的环境所致，而是进化的直接产物。每本书都有一章讲男人的性高潮过早和另一章讲女人的性高潮过迟或缺乏。没有讲过女人的性高潮来得太快或男人性高潮太慢的问题。有讲男人的恋物欲的章节，但是女人没有；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两性之间在恋物癖易感性上有这种差异。性生活中共有的困难包括，偶而双方都发生困难，因为缺少性欲或者难以兴奋起来。两性尤其是男性因为厌恶同一性伴侣而发生困难。这里，从生殖的核心出发，我们看到一种似乎是杂乱无章的生物系统。为什么男人和女人有这么多，而且这样不同的诉求？ 　　至少，我们可以期望演化出来的调节机制能协调男人和女人的性高潮。然而性高潮不仅不协调，而且一定是男人比女人快。这种偏差是自然选择只使生殖最大化的这一更不幸的原理的说明而已，它不管我们幸与不幸。设想一个男人有很慢的性高潮时的生殖成功率是怎样的。他可能使性伙伴愉快，但是如果性活动中断，或者他的性伴侣在满足之后不要再继续下去，他的精液便不能达到对他的基因有用的地方。同一力量塑造了女人的性反应。女人很快有一次性高潮时，偶而会在伴侣射精之前中断性交因而会比性反应来得慢的女人要减少受精机会。 　　更细致的观察便发现可能有一个系统根据特定的条件调整男人的性活动时间。过早射精主要常见于年轻男人，尤其是在引起焦急的环境中。根据人类学家对狩猎-采集文化的研究，年轻男人的私通常常是违禁的，万一被年长的男人发现是危险的，在这种条件下，短平快的性生活最适合。这些想法现在只是推测，但是值得考虑。 　　妊 娠 　　妊娠应当看来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母亲和胎儿的不应当有矛盾的完全统一的目的。而且母亲和胎儿之间相互关系之亲密程度也是任何别的关系无法比拟的。然而，因为母亲和胎儿只有一半基因是相同的，所以也充满了矛盾。所有对胎儿有益的事情，有助于它所有的基因。胎儿通过利用一切可以从母亲那里得到的资源使自己的适应最大化，它可以使母亲发生短缺，危及母亲将来抚养它自己和抚养全部或一半兄弟姐妹（减去一半或者四分之三基因不同的部分）的能力。 　　从母亲的观点看，把益处给胎儿只对她的一半基因有利，所以她给胎儿的最佳奉献要比胎儿的最佳获得量小。她还有可能会因为胎儿过大时生育受伤害而死去。因此，胎儿和母亲之间的最佳利益不是完全一致的，我们可以预测胎儿会有机制调理母亲为它提供更多的营养，而母亲有机制抵制这种调理。 　　人们会说，有益于子代而使母亲付出代价对基因将没有净收获，因为早期的收益将被以后的代价所逆转。然而事情不是这样进行的。比方说，在人群中母亲和胎儿的利益得到平衡，一个略为增加胎儿营养的基因出现，母亲为此付出的代价很小。带有这种好处时可以在生长过程中的一半时间里避免付出这种代价，因为它的下一代只有一半带有这种基因，更明显地是，一只有女性后代才将付出代价。因此，这种代价只在下一代中25％的妊娠中付出。有另一种复杂性（在此我们不予讨论），但是这种定量的考虑导致哈佛的生物学家戴维·哈格（David Haig）预测亲子之间的矛盾。即令来自母亲方面的理想的贡献可能也只使胎儿的理想略为少些。 　　不幸，这种轻微的变化会产生重大的矛盾。胎儿可以为努力争取从母亲那里取得少数几个百分点的营养而奋斗，而母亲则努力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当一方的努力受挫而平衡被破坏时，便出现医学问题。例如，胎儿分泌一种物质人胎盘催乳素（hPL），它与母亲的胰岛素结合，因此血糖升高而使胎儿可以得到较多的葡萄糖。母亲对抗胎儿的调理，分泌更多的胰岛素，这又反过来使胎儿分泌更多的hPL。胰岛素这种激素在正常人体内都有。但是妊娠妇女可以比正常高出上千倍。哈格指出这种升高的激素水平，与吵架时声音的升高相似，是一个发生了矛盾的信号。 　　如果母亲发生了产生胰岛素不足的情形，便可以引起妊娠糖尿病，对母亲可以致命，也使得到有过多葡萄糖的胎儿死亡。胎儿最好是减少hPL的分泌，但是这只好碰运气。平均情况下，母亲是完全能产生足够的胰岛素防止糖尿病的，即令是胎儿的hPL泛滥成灾． 　　许多年前，罗伯·泰弗士（Robert Trivers）就已经提出了有关母子矛盾的进化论学说；但直到1993年才由哈格应用于人类妊娠。也就是直到最近，才看到了一个未曾料到的很有道理的遗传现象。主要是在小鼠的实验中，表明基因并不是在有性生殖中不可预料地去防止为了胎儿的发育而付出后期代价。，有一种“遗传印迹”（genetic imprinting），基因被亲代规定，在子代立即或者不要立即开始活动。从父亲来的基因可能被印迹，因此在母子矛盾中不参与。来自母亲的同样的基因的印迹，使它们没有这种作用。在人类妊娠是否如此，尚待证实，但在小鼠，雄性印迹的基因产生胎儿生长因子，而雌性印迹的基因产生破坏这种生长因子的机制。这种证据提示把子宫当作基因为了它们的利益不顾我们健康的角斗场，也许不会是太牵强附会的。 　　除了糖尿病之外，妊娠的另一个灾难是高血压。当它严重到足以损害肾脏以致蛋白从尿中丢失时，便称作先兆子病。哈格指出这也是胎儿与母体矛盾的结果之一。在妊娠早期，胎盘细胞破坏子宫调整血流的神经和小动脉肌肉，使母亲无法减少流向胎盘的血液。如果母亲的其它血管收缩，血压将上升会有更多的血流向胎盘。胎盘能制造若干可以使母亲全身血管收缩的物质。当胎儿觉得它收到的营养不充分时，胎盘便会释放这些物质到母体的循环中。它们可以损害母亲的组织，但是自然选择塑造了一种胎儿机制，不惜冒此风险以对胎儿自身有利，即令要以母亲的健康为代价。数千例妊娠的资料说明，母亲血压中等程度的升高伴有比较低的胎儿的死亡率，原有高血压的妇女有较大的婴儿。先兆子病特别常见于胎儿供血不足，母亲的高血压主要是因为动脉阻力增加而非心输出量增加等的观察结果进一步支持这种假说。 　　我们怀疑同一机制是否也能解释某些成年人的高血压。低体重婴儿成年后特别多见高血压。如果胎儿期产生使母亲血压升高物质的基因表达继续保持活性，便将在以后引起高血压。 　　从传统医学的角度看，这些对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解释是革命性的，还没有得到证实，但是我们估计可能被证明是正确的。如果被证实。它们就是从基因力量的观点看待生命。生物学利益矛盾的普遍性，是用适应性生物学的方法了解疾病的很重要的证据。 　　人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是胎儿制造的另一种向母体血流中分泌的激素。它与母亲的黄体化激素受体结合，刺激母体卵巢继续分泌黄体酮。黄体酮阻断月经，使胎儿得以定植（stay implanted）。hCG似乎在胎儿和母体之间选择妊娠是否应当继续的背景下起源的。有高达78％的受精卵是来能定值或者在妊娠的早期流产的。大多数流产的胚胎有染色体异常。母亲似乎有一种机制检出异常胚胎，然后流产它们。“这种适应防止向一个很年幼时就会死去，或者不能在成年之后成功地竞争的婴儿继续投资。这对母亲是有利的，使她的损失尽早中止，重新来过，即令为了避免供养异常胎儿牺牲了少数正常胚胎。相反，胎儿尽一切努力使自己能够植入自己（implant itself）和定植。产生hCG是早期胎儿达到这种目的手段之一。 　　很可能母体能以某种方式察觉到高hCG水平。并认为这就是可以活下去的胎儿的信号——如果它能产生足够的hCG，它可能是正常的。这就是胚胎要向母亲说明它能适应生存，就一定要产生更多的hCG，尽可能大声地说“我是一个能够制造这些hCG的好婴儿。”哈格指出，这样高水平的hCG是妊娠期恶心和呕吐的原因也是可以理解的。你是否想到这是第六章普罗费的晨吐学说的另一种说法？hCG的作用，可以是适应性机制用以阻止摄食毒素的一部分。相反，它也可能只不过是高水平hCG的一种偶发的后果。只有用一个设计得很好的研究才能解答这个问题。 　　生 育 　　人类巨大的脑和太小的盆腔口加起来使得生育特别费力，特别危险。在第九章中我们提到，如果婴儿能在腹壁上的开口生出来，像人工的剖腹产那样，会要好得多。但是，历史条件的限制使这点不可能。婴儿仍然一定要通过盆腔口挤出来。人类的婴儿与其它灵长类相比，相对地要小得多、不成熟、缺少自主能力，这是一定要小些才能生下来不可避免的代价，然而婴儿和母亲还是有许多危险。 　　新墨西哥州大学的人类学家文达·第凡桑（Wenda Trevanthan）注意到别的灵长类离开群体独自去分娩，而人类的母亲常常要寻找同伴的帮助。她认为可以由人类婴儿不寻常的出生方式来解释。与别的灵长类相反，人类婴儿正常时是面向母亲背侧娩出的，枕前位，所以如果在分娩困难时母亲需要去拉婴儿的时候，她可能使婴儿受伤。分娩时有一个助手，就大大地降低了这种危险。在现代，分娩时有一个女人在旁边帮忙，可以使剖腹产率降低66％，降低产钳使用率82％。分娩后第6周，有助手在旁的母亲比没有助手的母亲较少焦虑，乳汁分泌也较好、较容易。 　　婴儿娩出之后，在一位现代的产科医生或者助产士帮助下娩出胎盘并试图减少出血。垂体后叶分泌的催产素（oxytocin）是一种天然激素，被喂奶刺激分泌，在分娩时收缩子宫血管，注射额外的催产素可以使过多的出血停止，挽救了许多生命。医生难以预测谁会有过多的流血，于是注射催产素现在已经是一种常规。然而，这种常规处理打断其它机制的可能性几乎还没有什么研究涉及。 　　某些物种，已经注意到有的绵羊，剖腹产常使母羊不承认她的羊羔。母羊将用足踢、用角撞剖腹产出的羊羔。在正常分娩时，对阴道的压力刺激催产素的分泌，激活大脑的某个机制使母羊与几分钟后看到的第一只羊羔联系起来。给一个剂量的催产素能够使母羊与剖腹产的羔羊联系起来。我们不知道催产素在人类的母子联系上是否起同样的作用。因为人类的母亲与剖腹产的婴儿关系正常，所以催产素似乎并非对人类的母亲是必要的，这是否说明它没有什么帮助？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了，还因为剖腹产的数量很大和常规给予大剂量外源催产素，有必要进一步研究这种激素的正性和负性作用。 　　婴 儿 期 　　婴儿第一次吮吸母乳时，母亲分泌的不是乳汁而是初乳，一种含有丰富的保护婴儿免于感染的水样液体。几天之后，真正的乳汁分泌出来，其中也会有许多对婴儿说来比任何配方都要好些的物质。对母乳喂养的好处已经说过很多，我们无法再赘述这一点，但是要指出，在现代化的条件下。人类的行为是怎样地完全违反了适应性原则。例如，莫扎特的六个孩子有四个在三岁以前夭折，当我们知道他们主要喂食糖水之后，便知道这是一种并非不可理解的悲剧。 　　许多婴儿因为黄疽而在医院里多住几天。发黄是因为高浓度胆红素，这是血红蛋白分解的副产品。出生时，适合子宫内环境的胎儿血红蛋白正在被适合子宫外环境的成人型血红蛋白更替。如果肝脏来不及处理大量废弃的血色素衍生物，一定程度的黄疽便是可以理解的而且也是没有什么危害的（新生儿性黄疽）。医生们首先认识到有Rh抗原的婴儿被母亲的抗体攻击产生的危险的高胆红素血症。 　　血细胞的迅速破坏所致的高胆红素血症有时会引起永久性的脑损害。今天，这种情形可以给药使母亲不产生Rh抗体或者在出生后给婴儿换血防止出现问题。为了防止发生脑损害，这些婴儿常用光疗法治疗，光疗使胆红素在皮肤里转变为可以尿中排泄的类型，从而加快黄疸的消失。 　　我们一直都把新生儿的高胆红素血症看成是这种机制的简单的不平衡，幸好我们可以用常规治疗控制。旧金山加利福尼亚大学的约翰·布莱特（John Brett）和丹佛儿童医院的苏珊·尼梅尔（Susan Niermeyer）从进化论的角度比较仔细地观察了这些情形。他们注意到血色素分解的第一个产物是胆绿素（biliverdin），一种鸟类、两栖类和爬虫类动物可以直接排泄的水溶性化合物。在哺乳类动物，胆绿素转换成胆红素（bilirubin），然后与血蛋白中的白蛋白结合。出生时的胆红素水平，部分地是受遗传控制的，如果有益的话，自然选择是可以使它降低的。这使得布莱特和尼梅尔推测出生时的高胆红素水平有可能是一种适应。他们强调，“既然所有的婴儿都在出生后的第一周胆红素高于成年人水平，而且半数以上有可以看得出的黄疽，你很难设想所有这些婴儿都有什么不正常情形”。进一步研究证实了胆红素是一种有效的自由基消除剂，自由基通过氧化破坏组织。出生时，婴儿必需突然开始呼吸。动脉氧浓度增加3倍，伴有自由基增加的危害。出生后的第一周只能慢慢地完成成人的抗自由基防御机制，这时胆红素水平便逐渐下降。如果布莱特和尼梅尔是正确的，我们就要重新审查治疗新生儿黄疽的措施，也许可以把几百万不必要的治疗费节省下来。 　　光疗法的风险也没有经过充分的研究。不过我们知道，出生后数日内连续的强光照射可能造成色觉障碍。我们要弄清尚未被承认的布莱特和尼梅尔的适应性解释，也要明白医生认为必要的光疗又被婴儿的父母亲拒绝的后果。不过，因为婴儿的父母可能提出问题要求选择其它措施，科学家开始研究如何得出决定性的答案应当是值得做的事情。 　　婴儿回家了，巨大的快乐打上了逗号。白天和夜晚。婴儿定时地啼哭是不能忽视的。啼哭对婴儿的好处是很容易理解的。当它饥饿、口渴、热、凉、惊吓，或者有疼痛，婴儿便啼哭，而父母随即满足它的要求。不啼哭的婴儿有可能被危险地忽视。婴儿的啼哭对父母起什么作用？使他们不安，一但是不很紧要的。父母亲做一切必要的事情去中止婴儿的啼哭，不论是白天还是黑夜。产生啼哭的基因令父母不安，但是被选择留下来的原因是这同一基因在婴儿也是有的，婴儿得益于父母的不安和随即得到的帮助。父母亲的受累，但他们在孩子中的基因受益——这是亲属选择作用的一个很好的例子。 　　如果婴儿有很正当的理由啼哭，那么是有益的。不过，是否所有的啼哭都是为了得到帮助，都有必要吗？常常找不到任何原因。无论什么方法都不能停止婴儿的啼哭。这是新做母亲的女人找她们的医生最常见的原因之一，通常称之为“肚子痛”，尽管并不见得能找到具体的消化道问题。麦克吉尔（McGill）大学的儿科医生罗纳德·巴尔（Ronald Bars）曾经深入地研究过婴儿的啼哭。他发现所谓肚子痛的婴儿并不是哭的次数多或者在特定的时间啼哭，只是每次啼哭时间较长。这使他认为这种啼哭是正常的也许是因为现代生活使喂奶的时间隔得太长而已。非洲肯尼亚的女人一直带着她的婴儿，一哭就喂，每小时至少1次，多的甚至3-4次。而每次不过2分钟。相反，美国母亲喂她们2个月大的婴儿1天7次。平均每3小时1次。在研究实验中，巴尔要求一组母亲每天至少抱婴儿3小时，这一组母亲报告她们的婴儿哭的时间只有没有按这种指导的母亲的婴儿哭的时间一半那么长。 　　巴尔认为频繁的啼哭通过促进与母亲的结合和鼓励频繁的哺乳来增加适应性，这使得泌乳得以维持，并防止另一次竞争性妊娠。这种解释再次说明了亲子之间利益的矛盾。婴儿的频繁的吵闹，可能是它调理妈妈的另一个例子，为了它的利益制造更多的奶。或者，吵闹是因为反自然的、次数不多的、太大量的喂奶。对狩猎-采集社会的考察可以作出答案，但这并非人类学家常规报告的一类问题。 　　婴儿猝死综合征 　　母亲最怕在唤醒襁褓中的婴儿时，发现它已经停止呼吸而死去，除意外事故之外，婴儿猝死综合征（SIDS）是比其它任何原因都高的死因，死亡率高达千分之一点五。在美国每年超过5000例。然而，原因仍然不明。詹姆士·麦肯纳（James Mckenna），果树女神学院（Pomona College）的人类学家，从进化论和比较文化学的观点研究了婴儿猝死症，一发现猝死率在现代社会要比游牧社会高出若于倍。猝死率在婴儿与母亲分开睡，不在一床时特别高，甚至高出10倍。在一系列实验研究中，同时测定睡眠中的母亲和婴儿的活动和脑电波，他发现睡在一起的母婴的睡眠周期之间有一定的关系。他认为这种一致性导致间歇性的唤醒而维持了易受猝死伤害的婴儿，保住了它的性命，否则它的呼吸就会停止。呼吸停止这个更根本的问题，可能与人类婴儿神经系统的不成熟有关，是防止头颅太大难以通过盆腔口的代价。这并不是说婴儿猝死是正常现象，只是说这种倾向使某些婴儿易受伤害，在自然环境中危险性较小，因为母亲通常与新生儿睡在一起。 　　哺乳和哺乳之后 　　最后，做母亲的要开始不再鼓励婴儿继续吃奶，在工业社会，这通常发生在第1年中，而在狩猎-采集社会，哺乳平均持续3- 4年。生育之间的间歇期对繁殖最大化是一个关键。如果太短，第一个婴儿可能还需要很多乳汁，它将使第二个婴儿不能养活。如果母亲等待太久，她便是在浪费她的生育潜力。你可以从我们提出的亲子矛盾讨论中估计到，这不过是母亲和婴儿之间利益分歧的又一个例证。将有一个时候，通常是婴儿2-4岁时，母亲由于遗传的兴趣打算再次怀孕而婴儿的利益则要求继续授乳并阻止她有另一个婴儿。这便是哺乳期矛盾，罗伯特·泰佛（RobertTrivers）在他的经典论文中首先提出父母和子女之间利益的分歧。他注意到哺乳期矛盾有一个自然结束点。最后，婴儿已能很好地吃团体食物，对母亲的帮助要求也减少，便会认为有一个小妹妹或小弟弟（与他共有一半基因）比独占母亲更好。 　　在这个哺乳矛盾期中，婴儿怎样调理它的母亲使她继续哺乳？泰佛在这方面也有很卓越的观察。婴儿，无法强制母亲继续哺乳，只能用欺骗的手法，而最好的欺骗就是使母亲相信，继续哺乳是对她最有利的。婴儿怎样达到这个目的？很简单，装成比实际更加幼稚，更加无自立能力而已。心理学家早已认识这种模式，名之为“倒退”（regression，注意，不是退行性心理）。我们确信泰佛的这种进化论解释，有着突破性意义。 　　断乳没有中止亲子矛盾，只是改变了形式。在整个儿童期，这种矛盾相对地比较温和。青春期来到之后，一切都是争吵，使关系破裂。十几岁的孩子很可能一切都要按他的做法去做，坚持不再需要任何帮助。一旦遇到困难，便再次回到幼稚无助的“倒退”现象，要求父母亲给予一切帮助。实际上，这些都十分常见。并不奇怪。这不过是发育过程中亲子矛盾的最后一次经历。几年之内，这个少年真正独立了，而且开始渴望找到一个异性伴侣共同组建家庭，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有性生殖的被适应性调理的矛盾和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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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精神病是不是疾病？  　　有时我以为它有一半是罪孽，　　 我觉得我难以用语言去描述它；　　 语言，好像自然，有一半是真实的，　　 另一半却失去了灵魂。　　 但是，面对这个不能停下来的大脑，　　 怎样运用有分寸的语言去欺骗它呢；　　 这个糟糕的机器在运转，　 　好像会令人迟钝的麻醉剂， 　　使它不感到疼痛。　　 ——亚尔弗德·顿尼进《回忆录》 　　有一位青年妇女来到密执安大学的焦虑门诊，诉说她最近10个月来，每个星期要发作9次恐惧症，随后又能自行脱离困境。发作时，突然发生心悸、气促，好像要晕倒、发抖，似乎面临一种压倒一切的厄运，死亡快要来临。 　　几年以前，这种病人常常以为是心脏病发作了；同许多人一样，她已经在杂志上读过，懂得这是一种典型的恐惧症。 　　在诊断过程中了解到，她的第一次发作是与她第一次开始她的婚外恋事件同时发生的。医生问她，是否认为二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她说：“我不认为有什么联系。我读过的书上说，恐惧症是一种病，是基因和大脑中异常的化学物质引起的病。我要你给我一种药来使我的脑化学物质恢复正常，制止这种恐惧的袭击，不过如此。” 　　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20年前，如果有人坚持说他们的焦虑是体质性的，将被认为是在否认某些事实，企图回避下意识中痛苦的记忆。现在，许多精神病医生也已经同意抑郁或者焦虑可能是一种大脑代谢不正常的生物医学疾病，需要药物治疗。像上面这位女病人，有的人已经坚信这种观点，如果精神病医生一定要追问感情生活史的话，病人会产生反感。有一篇影响很大的综述用下面这几句话小结了这种变化： 　　近年来，精神病学领域发生了深刻的转变，研究的焦点从意识转向大脑……与此同时，医学模式也从基于不适应性精神过程引起的精神障碍转变为以生物医学疾病过程引起的精神障碍。 　　有很强大的力量把精神病领域中的精神障碍推向内科病模式。这种变化是从50、60年代发现了治疗抑郁、焦虑和精神分裂症症状的药物开始的。这些发现刺激了政府和制药公司向精神障碍的遗传和生理相关性研究投资。为了给精神障碍作出明确的定义，使各方面的研究发现可以比较，产生了精神病诊断的新方案，这个方案强调当前症状群之间的明确界线，取代了过去的以心理因素、事件、生活经历引起的连续的情绪等级。学术界的精神病学家日益关注精神障碍的神经生理学原因。他们的观点，通过训练大纲传给住院医师，通过进修课程传给临床医师。最后，近数十年医疗保险基金总额的增长，联邦科研基金向大学的倾斜，精神病医师的组织坚持他们治疗的疾病也同一切其它疾病一样，所以应当划入医疗保险范畴。 　　恐惧症、抑郁症和精神分裂病这些内科疾病是不是同肺炎、白血病和心力衰竭完全一样呢？在我们看来，精神障碍确实是内科疾病，但并非因为它们都是有明确生理原因的具体疾病，也不是因为它们最好的治疗方法是用某些药物。精神障碍之所以可以认为也是内科疾病，是因为从进化论的观点可以理解它们。正好像医学领域的情况一样，许多精神症状查清楚之后，它们同发热和咳嗽这种防御机制一样，本身并不是疾病。而且，与精神病有关的许多基因很可能有适应性益处，许多引起精神病的环境因素也很可能是现代生活引起的新问题，人类心理学中许多更加不幸的方面并非缺陷，而是设计上的妥协。 　　 情绪 　　不愉快的情绪，可以同疼痛和呕吐一样，看作是一种防御，同感受疼痛的能力一样是为了使我们避免眼前的和将来的伤害，焦虑的能力是为了使我们避免将来的危险和其它打击，感受疲劳的能力是为了避免我们过度劳累，沮丧的感受可能是为了避免和防止更多的损失。极端的焦虑、沮丧和别的情绪在我们了解了它们的进化来源以及正常的、适应性的功能之后，能够变得更加容易理解。如果我们看到有焦虑或沮丧的人的大脑里有什么似乎是异常的情形，我们不能简单地作结论认定是这种变化引起了这种障碍。与焦虑或沮丧相伴发生的大脑变化可能只是反映了一种正常机制的正常运作。 　　在精神病学中，关于情绪的正常功能的知识，可以同生理学对正常功能的知识在医学的其它领域起同样重要的作用。所以你可以想像精神病学家同样需要精通有关的科学研究。但是有关情绪、情感的心理生理学在系统的教学大纲中没有安排。这种情况并不十分糟糕。因为对情绪、情感的研究，同心理学本身一样是零碎的和混乱的，正处于正在进展的技术性争论的中期。许多情绪的研究已经在一个关键上达到了一致：我们的情绪是由自然选择塑造的一些适应性。这个原则使心理学有很重大的进展。如果我们的情绪同别的生物学性状一样，是意志的一些亚组分，就可以按照它们的功能去理解它们。内科医生根据咳嗽、呕吐以及肝和肾的工作状况了解它们的功能。对情绪、情感的进化来源和功能的理解，精神心理学家也会有同样的收获。 　　许多科学家已经研究过情绪的功能。有些人强调交流的功能，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鲍尔·伊克曼（Paul Ekman）研究人类的面部表情，证明了它与情绪有着跨文化的一致性。有些人强调情绪对动机的推动作用和其它内在的调节，但是情绪并没有被塑造成去执行一种、甚至几种功能。相反，每一种情绪是一种特定的状态，同时调整认知、生理、主观经验以及行为，使机体能够在某个具体情况下作出有效的反应。从这个角度讲，一种情绪颇为类似某种计算机程序，调整计算机的各个方面去有效地配合当时情况所提出的各种要求。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心理学家李达·柯士密（Leda Codmides）和约翰·托比（John Tooby），有一个绝妙的注释：情绪是“意识的达尔文算法”。 　　有情感、情绪的能力是由曾经在进化过程中反复发生过，而且对适应生存有重大意义的情况所塑造的。被猛兽袭击，被社会群体唾弃、驱逐的打击，交配的机会等等，都是比较常见而且有足够的重要性，有必要形成诸如恐惧、社会压力和性觉醒这些有准备的反应模式。最好能够避免的这些情况，形成了厌恶的情绪，当涉及机遇的种种情况形成正性情绪的时候。我们的祖先似乎曾经面临更多种类的打击和机遇，反映在描述负性和正性情绪（negative and positive emotion）中有着两倍以上的词汇和字眼。从这个角度出发，认为“正常”生活应当没有痛苦的时髦的观念是不能成立了。感情上的痛苦不仅不可避免，它是正常的而且有用的。E．O威尔逊（E．O．Wilson）说过：爱和憎结合在一起；攻击和畏惧，扩充和撤退等等；混合设计不是为了促使个体的生存和快乐，而是有利于所控制的基因的最大传递。 　　不过有许多痛苦的情绪并非都是有用的。有些没有用处的焦虑和抑郁是由正常的大脑机制所引起，也有的由不正常的机制引起。主要的遗传因素与焦虑性障碍、抑郁和精神病有关。在下一个10年里，与某些精神病有关的特异基因必将找到。所有这些精神障碍的生理相关变化也能查明。神经科学家正在努力查明有关的近因机制。他们所得到的知识已经改进了药物治疗的用法和展现了预防的可能性。现在是精神病学家和他的精神病人的充满希望的时代。药物治疗的进展之快，使一些人还不知道它们的安全性和有效性，治疗已经超越了他们30年前开始做精神科医生时的最大期望和野心。 　　这些进展伴随着一些混乱的观念。人类思维意志被过分简单化，把问题归咎于基因和激素或者心理和社会原因。各方面不很系统的零星事实说明，大多数精神问题是遗传的前提条件，加上早期生活中事件、药物和其它环境因素对大脑的综合作用和当前的人际关系、生活处境、认知习惯以及心理动力学复杂的相互关系的结果。目前，治疗许多精神障碍反而比理解它们要容易得多。 　　正如同免疫系统是由若干部分组成，各个部分对特定类型的侵犯提供保护；情感也有许多类型的保护，使我们避免各种特定类型的打击，如同免疫系统的唤醒一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并不是因为调节机制的异常，我们可以认定大多数焦虑和沮丧是有原因的，尽管我们不一定能找到它们。另一方面，免疫系统可以太活跃而攻击不应攻击的组织引起自身免疫病例如类风湿性关节炎。类似的不正常的焦虑系统可以引起焦虑性障碍。免疫系统也可以在应当作出反应时不能作出反应，引起免疫缺陷。是否有太少焦虑的一类障碍呢？ 焦虑 　　任何人都知道焦虑是可以有用的。我们知道，采黑霉果的人不逃避黑熊，渔人在冬天的风暴中出海，学生在期考迫近时不抓紧功课的后果是什么。在危险面前，焦虑影响我们的思维、行为和生理，使之处于比较有利的状态。在危险十分迫近的时候，比方说是一头大象的冲击，一个逃开的人要比一个若无其事的继续读书的人比较容易避免伤害。逃跑的时候，我们经历过的人都知道当时有过快速的心悸、深呼吸、出汗，以及血糖和肾上腺素增加。生理学家瓦尔特·坎农（Walfer Cannon）早在1929年就正确地描述了这些“逃跑还是战斗”反应的成分的功能。不好理解的是，他的这种适应主义的观点为什么一直没有扩展到其它类型的焦虑中去。 　　当焦虑可以是有用的时候，它又常常似乎是过分的和不必要的。我们为了明年6月举行婚礼时会不会下雨而着急，我们常常在考试中不能集中注意力，我们因为害怕而拒绝乘飞机旅行，我们在大庭广众面前发抖和口吃。美国人中有50％经历过一次临床焦虑症；其余的人则表现神经质。我们怎样解释这种明显是过分的焦虑？。为了判断哪些焦虑是必要的，哪些不是，我们必须理解自然选择的力量是怎样塑造了调节焦虑的机制。 　　因为焦虑可以是有用的，很可能使我们经常处于焦虑中是最佳选择。这当然令人紧张，不舒服，但是自然选择只关心我们的适应（fitness），不关心我们是否舒适（comfort）。我们有时很安详并非因为不舒适是一种不适应状态，而是因为焦虑要消耗额外的能量，使我们对许多每天每时的日常活动变得比较不适应，而且会损害我们的组织，为什么应激（stree）会损害组织？设想一个作出全身反应来对付危险的动物。那些安全的和“代价不高”的反应可以不断表达，而“代价高昂”的或者危险的反应则不能长期坚持。它们确实是捆成一个急救药箱，只在使用其中的工具所获益处超过所花代价时，才会启用它们。某些成分是小心地密封在急救箱中，因为它们会引起身体的损伤。所以，对慢性应激有关的损伤是没有理由感到奇怪的，也肯定是不应当归咎于机体的设计不当的。事实上，最近的研究已经提示“应激激素”考的索（cortisol）很可能完全不防御外来的危险而主要只保护机体免受应激反应其它部分对身体的伤害。 　　如果焦虑可以代价高昂而且危险，为什么调节机制不把它调整到只在确实有危险时才表达呢？不幸的是，在许多情况下，焦虑是否必要，是不容易弄清楚、不容易判断的。前面提到过的烟雾检测器原理，也适用于这种情形。因为被杀死一次的损失远远大于对一百次误报的警报作出反应的代价。有一个实验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把一群小观赏鱼根据它们对小口鲈鱼的反应：躲起来，游开或者盯住捕食者而分成胆小的、普通的和胆大的3组。每一组小观赏鱼与一条鲈鱼一起放进一只鱼缸中。60个小时之后，40％胆小的和15％普通的小观赏鱼仍然存活，。胆大的一条也没有活下来。 　　心理学家企图对自然选择塑造调节焦虑的机制作出像电子工程师分辨嘈杂的电话线路上的信号哪些是真正的信息哪些是噪音干扰一样的理解。信号检测理论提出了一条分析这种情况的办法。对待一个电信号，判断这个咔咯声是信号还是杂音的依据有四点：①信号的响度；②信号与噪音的比率；③把噪音当作信号的代价（误报的代价）④把信号当作噪音的代价（漏报的代价）。 　　设想你单独在丛林中，在灌木丛后面传来一个树枝折断的声音。那可能是一只老虎，也可能是一只猴子。你可以逃走，你也可以停留在那里。怎样作出最佳判断的行动，你必须知道：①这样的声音是老虎或者是猴子引起的可能性各有多大？②这个地方出现老虎或猴子的机会各有多大？③逃跑的代价（不必逃跑而逃跑的代价）。④真是老虎而没有逃跑的代价（应逃跑而未逃跑的代价）。你在听到灌木丛后的一个中等大小的树枝折断的声响时会怎么办？个体的焦虑水平如果调整到能够直觉、快速，并且准确地对信号检测进行分析，这个个体将有更大的生存机会。 　　同免疫障碍相似，也可能有一大批人存在整个一大类“不知忧虑”的障碍，他们的忧虑太少。伦敦大学的焦虑症专家依萨克·迈克斯 （Issac Marks）对这些人使用低恐惧状态（hypophobic）这个名词。他们从不诉说焦虑也不寻求心理治疗，但是常常在事故中丧生或者死在急诊室里。精神病学家有了新的抗焦虑药而且没有副作用时，很可能制造出这种情形来。例如，有一个病人。在服用了抗焦虑药之后不久，冲动地向她的丈夫提出她要他离开。她的丈夫虽然感到惊愕，但是按照她的要求离开了她。一个星期之后，她才意识到她有3个孩子，一个独身女人，没有收入，没有亲人的帮助是很难生活的。如果略为有一点点焦虑，便有可能制止这种草率的离婚。当然，事情不是都这么简单。这个女人有着长期的不满意的婚姻生活，长时间以来，在情感爆发的时候，她觉得离婚会好些。她的故事说明了热情的一种功能。与合理的决定不同。康纳尔的经济学家罗伯特·富兰克（RobertFrank）指出，热情激发的活动似乎是一时的冲动。但可能在长时间里对这个人是有益的。 　　新的危险 　　我们在第五章“创伤”中讨论过关于试验中发现的猴子畏惧蛇是事先“有准备的”。我们的大多数过度畏惧都与古代的危险造成的有准备的畏惧有关，黑暗、远离家中以及成为一群人注意的焦点都曾经与危险有关联，但是现在却主要引起不必要的畏惧。广场恐惧（agoraphobia，一种不必要的对空旷地的恐惧）就是一个例子，在大庭广众面前口吃和惊慌失措又是一个例子，大约半数有过多次恐怖经历的人会发生这些问题。在理解古代环境中多次发生被野兽或者危险的敌人靠近引起恐慌之前，人们会认为留在家里似乎是毫无意义的事情。经历了几次恐慌之后。聪明人就会尽可能地留在家里，只在有同伴时才出去，而且准备好在稍微有一点动静时就吓得赶快逃跑：典型的广场恐惧症症状。 　　焦虑性障碍是否也与许多别的病一样是我们祖先环境中所没有的新刺激引起的呢？这却不常见。新的危险，诸如枪支、药物、放射性、高脂肪食物几乎不会引起畏惧，对这些新的危险我们的焦虑是太少了，而不是太多。从这方面看，我们都有着不适应的低恐惧症，但是很少有人找心理医生治疗来增加我们的恐惧。有一些新情况，尤其是飞行和驾驶汽车，却常常引起恐惧。这两种情况中，恐惧都是为我们长期接触过的别的危险所预备的。飞行恐惧是与诸如高度、突然下坠、很响的声音和关在小的密封的地方等这些相关危险形成的。汽车以每小时60英里（96．54公里）的速度高速行驶是一种新的，但是也与高速度的古老危险有关，例如猛兽的袭击。汽车事故很普通，很危险，但是很难说害怕驾驶有益还是有害。 　　遗传因素在焦虑性疾病中占有一定的份量。多数有恐惧症的病例在血缘亲属中都有同样的病史，有关的基因正在探索中。这个基因会不会是没有完全剔除掉的突变基因？会不会有别的益处？或者对恐惧症的遗传易感性只是一种简单的正常分布的极限，同感染后容易发高热、容易发生呕吐一样？在我们找到与恐惧症和焦虑症有关的特定基因之后，我们还要去找到这些基因存在、持续的原因。 　　沮丧（伤感或悲哀）和抑郁 　　抑郁有时好像是一种现代瘟疫。排在机动车事故之后，自杀是第二大北美青年人的死亡原因。大约有10％的美国青年人经历过一次严重的抑郁症。而且，发病率似乎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在稳定地增加。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几乎每10年增加 1倍。 　　抑郁可以看来是完全无用的。即令不是自杀的危险，整天愁眉不展地凝视着天花板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有严重抑郁的人，典型地对任何事情，工作、朋友、食物，甚至性，都不感兴趣。似乎一切愿望和积极性能力的门都关闭了。有些人不自主地要哭，另一些人则欲哭无沮。有的人每天清晨4点钟就醒来不能再入睡。另一些人1天睡上12～14个小时。有的人有一种幻觉认为自己穷困、迟钝、丑陋或者患了癌症正在死亡。几乎都有一种自我贬值的倾向。甚至考虑有什么适应性与这些症状相关都显得有些荒谬。然而，抑郁又如此常见，与一般的伤感又有如此密切的关系。我们一定要查明抑郁是否一种异常，或者是一种正常的能力的调节失控。 　　有许多理由认为伤感（沮丧）的能力是一种适应性性状。这是一种大家都有的能力，某些原因一定能引发它，而这些原因都带有失去什么的含义。悲哀、沮丧的特征在各种文化之中是相对一致的。困难在于勾划出这些性状的功能用途。快乐的用处是不难理解的。快乐使我们开朗，给我们积极性和不屈不饶。但是沮丧呢？没有这种情绪是不是更好些？一种实验方法就是找到不经历任何沮丧的人看他是否有什么不利的地方。或者研究者可以用一种药物阻断正常的沮丧，恐怕这种研究已经无意地在大规模人群中进行。因为有越来越多的人服用新的抗抑郁精神药物。在我们等待这些研究成果时，沮丧的特征和引起沮丧的种种原因已经有一些线索可以帮助我们找到它的功能。 　　引起沮丧的原因——“损失”，生殖资源的损失。不论是钱、配偶、声誉、健康、亲属或者朋友，这些损失都是在大多数人类进化过程中可以增加生殖成功的某种资源。损失怎样成为适应性的挑战，从某个特定的准备中等待到益处？你在做某种非适应性的活动时有可能得到损失的信号。如果沮丧能在某种程度上改变我们的行为，因而可以中止当前的损失或者防止将来的损失，这就可以在实际上有所帮助。 　　人们在损失之后怎样去改变一种做法来增加适应性呢？首先，必需把正在做的继续造成损失的事情停下来。正如疼痛可以使我们丢掉一个烫人的山芋，沮丧促使我们停止引起损失的活动。其次，把人类通常的乐观主义暂时放一放，也是比较明智的选择。最近的研究发现，人们大多数都一直过高估计自己的能力和自己的效率。这种乐观的倾向有助于我们在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因为瞎吓唬是经常存在的，也使我们在没有眼前利益时，坚持某些重要的方案（策略）和关系。在损失之后，无论如何，我们一定要把玫瑰色眼镜取下来，才能更加客观地重新评估我们的目的和策略。 　　在突然的损失之外还有一些情况，就是尽管我们付出重大代价，有很好的计划，尽了最大努力也不能得到收获。辞去职位、友谊消失、婚姻苦涩，某些目标一定要放弃。在某个时候，为了利用资源去开始另一个目标，必须放弃现在的一个重要的生活目标。这种放弃不应当轻易为之。辞职不应当是一种冲动行为，因为从另一个职业上从头做起，是要花很大代价的。同样，随便放弃已经付出重大投资的、重要的友谊关系和生活目标，也是不明智之举。因此，我们通常不会很快地在生活中做重大改变。低落的情绪使我们不会为了逃避暂时的困难匆匆改变目标，但是当困难继续存在甚至增加，而生命中的能量浪费更大时，这种情绪有助于使我们脱离没有希望的投资，去考虑别的办法。治疗学家早已知道，许多抑郁只在一个人最后放弃了某些长期追求的目标而把精力放到另一方面去，才会有抑郁的消失。 　　情绪高涨或者低落的能力，似乎是一个把资源或当前机遇作最佳分配的机制。如果付出之后希望很小，最好是稳坐钓鱼台不动，而不要徒然浪费精力。在经济衰退时进入企业的投资代理人可能失误，不能通过某项课程的学生，有时最好改学另一选修课程。旱灾时农民可能破产。如果我们遇到一种短期的机遇，也可以不顾风险去尽最大的努力，拼搏一下争取成功为宜。当100万美元现金在底特律的大街上从装甲车的背后掉下来的时候，为此尽力的人，虽然时间不长，却有可能得到巨额奖励。 　　有关沮丧功能的理解，即将获得实质性进展。我们调整我们选择心情的能力正在迅速增加。每一代新的精神药物的药效和特异性都有所增加，而副作用更少。十几年前，曾经有一阵子反对“索马”（soma）的呼声，这是一种使人们能耐受阿尔朵斯·赫胥黎（Aldons Huxley）的《拼搏的新世界》里那种沉闷冷酷生活的迷幻药（fictional drug），现在这种药物已经若隐若现了，然后没有多少人谈论它。人们不知道事情的发展有多快吗？我们确实应当试图解除人们的痛苦，但是消除情绪低落是否明智？许多人直觉地认为用药物人为地改变情绪是不好的，但是很难反对用非成瘾性又很少副作用的药。主张不用这种药的唯一理由，只是它们也许会干扰某些有用的功能、很快，比我们预料的更快，人们即将争论沮丧在什么时候是有用的，什么时候是没有用的。用进化论的方法将为解决这些问题奠定基础。 　　这样的分析的确是太简单化了。人们不是在某种内在的计算机程序式的控制下，去赤裸裸地推动生殖成功最大化。人们形成一种深刻的、终生的感情纽带，体验着塑造了他们的生活的爱憎。他们有宗教信仰规范他们的行为，他们有偏爱的目标和野心，他们拥有亲朋好友形成的关系网。人类的生殖资源并不同于松鼠地窖里的松子和坚果。人类有着不断变化着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所有这些复杂因素，都不反对我们这种简单的论断，它们正好说明，急需把人类情绪的适应主义工作程序的线索理清。 　　虽然有些情绪低落是正常的，有一些却很明显是病态的。这些病态的情绪低落，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狂躁抑郁症的遗传因素具有重要的决定性影响，患者的情绪在深度抑郁和进攻性妄想之间大幅度摆动。父母之一有狂躁抑郁症病史，可以使患病的风险因素增加5倍。如果父母亲都有此病史则风险因素为 10倍，发病率可能达到30％。这些基因并非罕见，狂燥抑郁症在人群中的频率为1：20O。现在我们已经熟悉的第二个问题便是，为什么这些基因会保留在基因库中？答案也同样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它们可能有某些长处，不是在某些环境条件下有长处，便是与某些其它基因联合作用时有长处。南西·安第逊（Nancy Andreason），依阿华大学的精神病学教授的一项研究发现80％有名望的依阿华作家创作室的学者，有某种情绪障碍的经历。引起抑郁的基因是否有益于创造性？这种病在某些人的生活中激起愤怒和破坏，但是引起这种病的基因，似乎仍然对某些患者有更加适应的好处，或者这个基因并未引起发病却有别的益处。 　　对情绪了解的另一个主要成果来自一组坚信英国精神病学家普莱斯（J．Price）理论的研究人员。这个理论是关于情绪在人类等级制中不同阶层的作用。他们证明当某人不能在步于更高阶层的战斗中获胜，并且他又拒绝放弃成为更有权力的人时，抑郁就会发生。这组研究人员认为，抑郁是服从（submissive）于统治的不自觉的信号、（involuntary signal），这种信号减低了被统治者（dominant）攻击的习能性。在他们研究的例子中描述了怎样自愿服从才能结束抑郁。 　　约翰·哈顿（John Hartung），纽约州立大学的进化论研究员，曾经提出在能力威胁到他的上级的人中常见抑郁。作为下级，如果显示了他的能力，就有可能受到权力更大的上级的打击。哈顿指出，最好的保护就是不露锋芒，在他们面前表现大智若愚，以便隐藏野心。这能很好的说明，为什么许多很有成就的人常常低估自己，否则就难以解释。哈顿的假说再一次提醒我们，人类的情绪是很复杂的。加州大学洛杉基分校的米契尔·拉里和米塞·麦克尔（Michael Raleigh & Mithead McGuire）曾经发现了一个联系心情和社会地位的大脑机制。“在研究猴群中的领袖中，他们发现，每一群中地位最高等级的雄猴的神经递质（血清素，serotonin）要比其它的雄猴高两倍。当这些高等级的雄猴失去了它们的地位时，它们的血清素立即下降，而且雄猴萎缩、木僵、拒绝进食，总之完全像一个抑郁的人。这些行为可以用抗抑郁药，例如用Prozac防止，Prozac可以提高血清素水平。更加惊人的是，如果把一个高等级的雄猴从猴群中分开，使另一个随机选择的雄猴服用抗抑郁剂，每次试验这个雄猴都会变成一个新的高等级的雄猴。这些研究提示，血清素系统的作用，有一部分是介导高等级状态，而某些情绪低落，可能是正常的地位竞争的表现。如果确实如此，你可以想像在一个大公司里越来越多的雇员服用抗抑郁剂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没有办法去帮助他们。还有另一种对抑郁的理解，是根据秋天的白天逐渐变短时这种情形增加的现象。有很多人受这种季节影响（称之为季节偏好缺陷，seasonal affective disorder,SAD），以及它与寒冷季节的明显的关系，对许多研究人员提示,情绪低落可能是一种远古祖先残留的或者变相的冬眠反应。妇女中受季节影响的人更多些，说明这种反应可能对生殖有一定的调节作用。 　　现代社会的新环境是否使抑郁和自杀更加多见？各个年龄阶段的人似乎都认为他们的生活不如早年快乐，某些最近的资料提示，我们可能确实面临着抑郁症的流行。有一个著名学者的研究小组审查了9份对世界上5个不同地区共39000人进行的研究报告，发现每个国家的年轻人都要比他们的长辈更容易发生抑郁症。而且，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里发病率更高。证实这些问题还需要做许多工作，但是认真研究现代化生活中使抑郁症增加的各种新问题，确实是迫切需要的。我们只提出两点可能的原因：有广泛影响的传媒和社区的解体。 　　传媒，尤其是电视和电影，有效地把我们所有的人变成一个竞争的整体。它们破坏了我们比较熟悉的社会联系之后，竞争不再是在50个或者100个亲友和熟人之间进行，而是在50亿人之中，至少也是在几万人中进行。在你的俱乐部里，你可能是最佳的网球手，但不一定是这个城市的，几乎可以肯定，不是这个国家、更不是世界级的优秀选手。人们几乎把所有的一切活动都变成竞争，不论是赛跑、唱歌、钓鱼、划船、勾引异性、绘画，甚至养鸟。在古代环境中，无论什么事你都有很好的机会成为第一名，即令不是第一，你的优秀的特长仍然受到一群尊重你的人们的赞赏。现在我们是与全世界最强的对手竞争，个人变得很难出人头地。 　　在电视上看到这些成功的人引起妒忌，妒忌也可能促使我们的祖先努力去做到别人能做到的事情，因此妒忌就会是有用的。现在，我们之中很少有人可能达到那种引起我们妒忌的目标，而且我们之中几乎没有人可以达到电视中看到的那种神奇的目标。荧屏上漂亮、潇洒、富有、热情、可爱、勇敢、聪明、富创造性、有力量、荣耀的英雄，是这个世界以外的超人。我们自己的妻子和丈夫，父亲和母亲，儿子和女儿，相比之下是差得太远了。所以我们对他们不满意，而且甚至对自己也不满意。心理学家道格拉斯·肯立克（Donylas Kenrick）在深入地研究之后，发现人们在看过电影、电视故事中理想的伴侣之后，对自己现存的伴侣的赞赏程度下降了。 　　我们的新技术也使互相支持的社会组织解体。作为社会性物种的成员，最糟糕的惩罚是被孤立。许多现代化的没有个性特征的组织并不见得好多少。它们多半是由竞争者所组成，只有偶而遇到的一个志同道合者是没有血缘亲属关系的朋友。大家庭已经因为各人的经济独立而解体。即令是核心家庭，社会中最后剩下的一个稳定的组织，似乎也在走向未日，半数家庭因离婚而解体，更多的儿童是由单身母亲抚养成人的。 　　我们有着在一个互相支持的组织中的安全地位的基本需要。没有了家庭，我们就到别的地方去满足这种需要。越来越多的人在一群朋友中寻找他们的社会立足点，结交的12个酒朋友，各种各样的互相支持的组织，或者寻求心理治疗。有的人鼓吹“家庭价值”为了希望保留一个危在旦夕的，但是有感情的生活方式。我们大多数人要求人们有爱心，却只是为了要别人关心我们自己，而不是打算为别人做点什么。对许多人说来，这种追求是苦涩的，没有结果的。 　　缺乏依恋（接触）（Lack of attachment） 　　进化论以前的学说，包括精神分析和行为科学解释母子之间纽带的是哺乳和抚养。早在50年代初期，威斯康辛大学的灵长类学者哈利·哈罗（Harry Harlow）在研究猴子之后，就对这种学说提出质疑。他把猴婴同它的母亲隔开，给它两个替身母亲，一个是绳子吊着的装满牛奶的奶瓶，另一个是软布包着的没有奶瓶的假母猴。虽然猴婴要从奶瓶中吃奶，它们仍然依恋着布猴，如果拿开布猴它会尖叫。哈罗的结论认为一定有一个特殊的机制曾经演化出来，促使母婴之间的依恋。受到莱茵·斯匹茨（Rene Spitz）研究报告孤儿院抚养大的儿童缺乏社交能力的启发，哈罗再把婴猴在隔离状态下养大。这样养大的猴子都是不正常的。它们不能与别的猴子合群，交配时有很大的困难，对自己生养的幼婴不抚养，甚至攻击。 　　1951年英国精神病学家约翰·鲍尔比参加了生物学家朱琳·赫胥黎的研讨会，受到诺贝尔奖得主人类文化学家洛伦兹著名的实验的鼓舞。在某个关键的早期生活中，雏鹅获得对它们的母亲或者遇到一适当大小的活动目标的印象。洛伦兹的观察有完全相似的效果，有许多照片证明他准确地追踪了许多雏鹅。鲍比立刻联想到许多病人的困难可能是早期接触问题的后遗症。当他追究他们的最初的人际关系时，发现了某些问题。有的人是母亲从来就不需要他，有的人的母亲因为太抑郁而不能理会婴儿的微笑和咕咕声，有许多人听到他们的母亲威胁说要杀死他们，而且是在这个类似旁观者的母亲身边长大的。人们的早期困难与他们成年之后遇到的问题相联系之后，他们不能信任别人，他们认为受到别人的排斥，他们觉得他们必需讨好别人或者被人们遗弃，鲍比洞察到某些被忽视的孩子的依恋和孤儿行为，可能是企图与母亲拉拢关系的一种适应性行为。他意识到他的病人是正试图寻求自我保护免受恐惧分离（feared separation），因此不应当责备他们是一种“依赖型”的人。 　　心理学家玛利·爱因斯威斯（Mary Ainsworth）和她的同事做了对照实验，从而把鲍比的学说发展成为心理学中的主流学说。她把幼儿放到一间陌生的房子里，观察他们的母亲离开之后再次回来时这些幼儿的行为表现。根据这个“陌生处境”考验，她把这些婴儿分类：与母亲有安全感联系，焦虑感联系和拒绝重新联系三种。多年后可以非常准确地预期这几类孩子的其它许多特征[从合群游戏（group-play pattem）到人格特征] 。在依恋问题和成年心理学之间的关系，以及与遗传因素的关系方面还要做许多工作。心理学家不应当忘记母亲不仅提供了孩子的早期生活经历，她们还提供了基因。目前，我们有理由相信，许多成年人的人际关系的问题可能是来源于最初依恋或接触中的问题。 　　虐待孩子 　　虐待孩子似乎在我们中间已经变成流行病。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们要攻击我们的孩子？这可是生殖成功必需的工具啊。是不是有一些父母亲更加偏向于虐待孩子？加拿大心理学家马丁·达利和马果·威尔逊（Martin Daly ＆ Margo Wilson）从进化论的概念出发，探讨亲子之间有无血缘关系是否与虐待孩子的倾向有关。因为有关虐待儿童的报告极不可靠，他们用一种容易计算，又无法隐瞒的结果——孩子被父母杀害来评估。他们发现在与单身非亲生父母生活时，致死性虐待儿童的风险要比与两个亲生父母生活大10倍。这是不能用有继父母的家庭比较嗜酒、贫困以及有较多精神障碍等倾向来解释的。几十年的研究，任何其它别的风险因素都没有证明，能够接近这种程度的预测值。几十年来研究虐待孩子的人都没有想到血缘关系，但是对进化论学家而言，这点应该是重要的。 　　达利和威尔逊部分地是受到加利福尼亚人类学家沙拉·赫地（Sarah Hrdy）等在动物的杀婴研究的启发。1977年赫地报告雄性languar猴在它刚从其它雄猴中夺取的群落中，总是要把雌猴原有的婴儿全都杀死，但是没有人相信她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说猴妈妈曾试图保护她们的婴儿，但是经常不能成功。失败之后，中断哺乳，很快就有发情期到来，这些失败了的猴妈妈立即与杀了她们的婴儿的雄猴交配。赫地注意到雄猴杀死存在的婴儿可以增加他的生殖成功。因为停止授乳可使雌性进入发情期，因而可以立即怀上新的雄性的后代。 　　随后的野外现场研究证实了赫地的发现，并引申到许多其它物种，而且得到了证实。雄狮在开始与新的雌性交配时杀死原有的幼狮。在小白鼠，则甚至只要一个陌生雄性的气味就常常引起流产——这很明显地是避免再向多半会被杀掉的婴儿投资的一种适应。动物都是天生地不择手段地去使它们的基因成功率增加，虽然存在这种在人类看来似乎是荒唐的行为。 　　在某种环境条件下，雄性动物杀死其它雄性的子女的趋势是进化产生的一种适应性。人类的虐待儿童是否与此有关？过去我们认为无关，一则因为人类的男性通常并没有夺取一群带有幼儿的生育年龄的妇女的行为，二则许多养父能很好地抚养并非他亲生的子女。我们过去认为儿童之所以被虐待不是一种进化产生的适应，而是父母亲在早期与孩子的接触太少，不利于正常亲情的建立以致正常适应未能确立。然而人类学家马克·富林（MarkFlinn）在特立伦达（Trinidad南美洲，靠近多巴多）的研究发现继父对继子要比对亲生的儿子粗暴，不论与婴儿在早期接触是否密切。在人类亲情的形成过程中，除了在一起生活的时间长短之外，还涉及更多的问题。这种不易理解的生物学和文化的交叉点，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揭示其中的奥秘。 　　精神分裂症 　　完全不同于焦虑和抑郁的症状的精神分裂症都不是正常功能的一部分。幻听是听到一种幻想的声音，同时还认为别人可以知道自己的思想的幻觉，情感迟钝，坚持一些古怪固执的念头，脱离社会交往，以及妄想、偏执狂等等作为一种综合征一同出现，而并非因为是一种与进化有关的防御机制。比较可能的是，某种大脑损害可以引起多种功能障碍，正如心脏损害可以引起气短、胸痛和肿胀的踝一样。精神分裂症破坏了感受——认知——情感——动机系统的正常关系。从另一个方面再次说明我们仍然不知道如何去描述高级的大脑功能。 　　精神分裂症在全世界各种社会统计累积的人数比例都是大约1％，关于精神分裂症是一种文明病的见解似乎并不正确，虽然有些资料证实现代社会中精神分裂症的病情要严重些。综合各方面的资料提示，对精神分裂症的易感性是由某些基因决定的。精神分裂症的亲属发病率要比别人高出若干倍，那怕是分别在养父母家中长大。同卵孪生子中如有一个患病，另一个也患病的机率为50％，异卵孪生则为 25％。另外，有证据说明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殖成功率偏低，尤其是男性。 　　这些观察提出了我们的标准问题：这种能降低适应性的基因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频率？对抗引起精神分裂症基因的选择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致这些基因应当远比现在这样少见——如果它们的存在只是简单地归于突变与选择之间的平衡的话。此外，人群中相对一致的发病率，提示这个基因不是最近而是已经保持了数千年的。看来，引起精神分裂症的基因一定要有某些益处（advantage）才能与它的严重的代价平衡。 　　最大的可能性是这些基因在与某些其它基因合作中有某些益处，或在某种环境下，就像单个镰刀状贫血基因具抗疟疾功能一样，尽管两个这种基因会引起镰刀状细胞贫血。也可能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有其它效应：在大多数具这些基因的人中（尽管有一小群人会发展成这种病），这些基因会提供些许的益处。许多作者推测精神分裂症易感基因对人具有的各种益处。或许这些基因增加了人对事物的创造力和直觉。或许这些基因可使带有它的人免受某些疾病之苦（译注：1997年在冷泉港的一次重要会议上，尼斯博士提出如果将来有一天诸如引起躁狂抑郁症的基因能够被剔除的话，那对人类社会可能会是一个危险）。有些研究人员认为多疑本身的倾向（tendencyto suspiciousness itself）有可能在某些方面弥补精神分裂症的短处（disadvantage）。上述这些观点的证据是零散的，但是它们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许多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正常亲属具极高的成就的事实支持了上述观点。目前这方面的探索还只是一个开头。 　　睡眠障碍 　　睡眠，同许多身体的能力一样，只在出了差错时才受到我们的注意，许多人有多种多样的睡眠问题。睡眠，同别的许多事情一样，时间常常是它的关键因素。大多数睡眠问题涉及不能在恰当的时间睡眠，或者是在错误的时间有睡眠的倾向。失眠累及人口中的30％以上，由此迅速促成了一种庞大的企业，从不需处方的药丸到失眠症的专科门诊，苦于白天嗜睡的人，通常也就是那些晚上睡不好的人。你在晚上读书时打瞌睡是一种烦恼，早晨闹钟响了不想醒来是一种缺点，开车的时候打嗑睡就是一种明显的危险。 　　还有梦和梦的各种毛病，梦魇和梦中的恐怖。有的人睡眠时经历过仍在梦中却又觉得已经醒来但是却不能动，从而感觉到十分可怕。患发作性睡眠症（narcolepsy）的人可以在日常活动中突然滑入做梦的睡眠，有时竟发展到摔跤使自己受伤的程度，还有睡眠中的呼吸暂停，他们间歇性地在睡眠中停止呼吸以致晚上无法好好休息，白天又十分困倦，甚至使大脑受到伤害。为了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需要对正常睡眠的来源和功能有更多的了解。 　　睡眠是不是一种自然选择塑造的素质？有若干理由促使我们这样想。首先，睡眠作为一种本能，广泛见于动物界，在脊椎动物中可能是普遍的本能之一。但是某些动物似乎是不睡觉的，例如海豚，事实上它们有一半大脑醒着的时候另一半大脑是睡着的，也许是因为它们必须反复游到水面来呼吸。第二，所有的脊椎动物似乎都共有一种相同的睡眠调节机制，有着一个一定位于大脑古老部的控制有梦睡眠中枢。第三，哺乳动物的睡眠模式、快眼动周期和快脑电波，在鸟类也是有的，鸟类的进化是在恐龙期以前与我们分开进化的。第四，哪怕在亲缘关系密切的哺乳动物之间具体的睡眠模式的差异也很大，提示我们共同的比较近的祖先的任何一种睡眠方式都能够迅速演变使它与该物种专门的生态环境相匹配。最后，如果缺乏睡眠，所有动物的功能都变差，适应能力下降。 　　为了更好地了解睡眠方面的困难，我们又最好先能了解睡眠的能力和睡眠的需要怎样增加了我们的适应能力。对这个问题，1975年英国的生物学家雷·麦笛斯（Ray Meddis）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推测我们睡眠的量是由我们在昼夜循环的不同时相中的潜在生产能力安排下来的，有一位麦笛斯的书评作者指出，我们在夜间睡眠的动机是由于最好不在街上逗留。如果在黑暗中留在外面有一定的危险，又不大可能做什么事，那么我们最好是去睡觉。这点解释了为什么人类和别的动物在白天活动时受益，但是它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不在夜间保持安静的清醒状态，准备好应付可能发生的机遇或者危险，却要睡觉。也没有解释为什么我们变得如此依赖睡眠，以致缺少睡眠使我们很难工作？ 　　有一种可能的关于睡眠的进化来源的观点。设想某个远古的祖先不需要睡眠，如果有一支后代经历了昼夜循环中巨大的危险（为了简单化，假定是在夜间），而白天有较大的机遇，那么在夜间变得不活跃的个体将获得适应方面的长处。当这一物种逐渐地把它的活动限制在白天之后，它的夜间安静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深一直到可靠地在每一夜间都有若干小时不活动。 　　有了这样一种可靠的每天定时的不活动的周期之后，别的进化因素也会随着起作用，当一个动物醒着或入睡时，不大可能需要所有的细胞都维持相同的活力。如果某些必要的过程要在大脑脱离了它的作业时工作得更加有效率，自然选择就会把它们从醒着的白天推迟到晚上再工作，从而有利于发生我们称之为睡眠的状态。在这方面，正如1969年爱丁堡大学的依安·阿斯华（Ian Oswald）提出的，大脑某些维护过程（maintenance Processes）便越来越局限在睡眠中，而我们也就越来越依赖睡眠。在这个间期中，睡觉的个体当然必需是相当安全的，否则睡眠就会很快被自然选择所排除。正如同我们之变得依赖从食物中获取维生素C是因为我们能可靠地从食物中大量获取，在机体某些维护机制能够只在睡眠期中进行之前，一定要有稳定地获得安全的休息间期之后才有可能。研究哪些代谢过程是限于睡眠时进行的，或者是在睡眠时进行得更快的，可以使我们看到为什么我们需要睡眠。事实上，脑扫描已经揭示，在无梦的睡眠中蛋白合成最多，合成某些种神经递质的机制不能维持白天时的消耗量，因此一定要在夜间补充。此外，各种组织中的细胞分裂都是在睡眠时最快。 　　一旦睡眠是为了生理上的维护和修复而确立的，自然选择有可能把别的功能也归到这个睡眠期间去完成。其中经常被提到的一种功能是记忆调节功能。艾伦·霍伯赫和罗伯特·麦克卡里（Allan Hobson ＆ Robert Mccauley）曾经强调，有梦的睡眠支持巩固学习的生理。弗兰西斯·克立克和格雷姆·米基森（FrancisCrick ＆ Graeme Mitchison）有证据认为有梦的睡眠的功能是清洗不必要的记忆，很像我们定期从计算机上消除垃圾文档。我们不必仔细排斥研究这些细节，只要指出其中并不一定有互相排斥的替代学说，阿斯华提出的睡眠是作为组织修复间期而演变出来的，也并不是说不通。这些假说都与麦笛士所观察到的睡眠调节的活动间期取决于该动物的生态学不发生矛盾。与别的性状一样，睡眠无疑有多种重要的功能。每一种假说提到的功能都需要加以检验。支持另一种说法的证据只在两种功能不相容时才是反对另一种说法的。研究多种动物的睡眠模式与它们的生活方式以及各自的进化关系，将得到许多有用的证据。 　　现在我们已经极少受到猛兽如老虎在夜间的威胁，人工采光也使得整夜都可以进行有生产力的活动，需要按时睡眠已经变成一种麻烦，尤其是在飞越世界时产生的时差不适应问题时，任何有关睡眠功能的知识都能够帮助我们去适应现在的需要，或者至少使我们能够在晚上阅读不至于打瞌睡，然后在晚上又睡得很好不去为明天的事情烦恼而无法入眠。 梦境 　　有史以来，而且无疑在史前时期梦境就引起了人们的兴趣。近年来，提出了许多有关梦的功能的学说，从弗罗伊德的学说关于梦中充满了被禁锢的欲望的宣泄到弗兰西斯·克立克的学说认为梦中清除和整理记忆。但是这些分歧没有得出结论，当代的主要权威人士如哈佛大学的霍伯森，仍然强调梦可能没有什么特定的功能，只是大脑活动的附带现象。对我们来说似乎不是这样，因为简单地观察到缺乏有梦的睡眠会引起严重的病态心理。例如，放在池中的小台上的猫可以入睡，但是与有梦的睡眠相伴随的失去肌肉张力使它们滑入水中而被惊醒。这样引起的缺乏做梦睡眠使这些不幸的猫狂暴任性，性欲亢进，并缩短生命。 　　即令还没有能够弄清梦的功能，从人的进化的角度也有助于了解它。加利福尼亚大学（Santa Barbara）的进化人类学家唐纳德·西门思（Donald Symons）指出，由于进化的原因，我们在梦中经历的刺激受到严重的局限性，尽管每一个人的睡眠行为差异很大。但是在梦中，我们都倾向于“看到”我们自己的许多活动，但是很少“听到”有声音，“闻到”气味或者“感觉到”机械刺激的经历。我们可以在梦中做事，却并没有活动，因为我们在可以做这种梦的睡眠中的运动神经是瘫痪的。我们可以记得别人在梦中的样子和告诉我们的话，但记不起他们的声音是怎样的。我们可以记得在梦中愉快地喝了一杯酒，却常常记不起它的风味。我们在梦中可以被人打过，但不记得那是什么感觉。 　　这些局限性的原因，按照西门思的说法，是因为石器时代实际情况的需要。我们可以承担视觉的幻觉，因为闭上的眼睛本来就看不见什么；夜间的黑暗也使视觉没有多大的作用。恐慌迫近你时，都是一些需要我们的听觉、嗅觉和触觉不失警觉的线索。有些动物在睡觉时是睁着眼睛的，但是我们人类是打开耳朵睡觉的，我们不能让我们的梦使我们听不到重要的声音。西门思的假说说明了梦境中的某些特点，也预测了某些尚未注意到问题，这个假说能否成立，要看今后对梦中感觉的组成，预测是否够准确。截至目前为止，大部分已得到的证据似乎都符合他的假说。 　　精神病学的前景 　　近年来，精神病学竭力模仿医学的其它分支，设计明确的诊断分类。尽管有些人为的勉强，尽可能用可靠的方法度量症状，以及实验设计和资料分析方面的标准。精神病学研究现在已经与医学的其它领域一样是定量的。这些努力是否已经使精神病学变成神经病学、心脏病学或者内分泌学相似的另一个医学分支呢？很难。研究的发现是可靠的，但是无法与首尾一致的理论衔接起来。在模仿其它医学分支研究疾病的分子机制时，精神病学本身却缺乏一种精确的概念，没有一种默契的基础。精神病学不能同其它医学分支一样，因为虽然试图找到引起疾病的缺陷何在，却并不了解这个机制的正常功能，精神病学处于一种本末倒置的状态。 　　关于焦虑的研究可以作为说明问题的例子。精神病学家现在把焦虑分成9个类型，把它们看成一些不同的病种，分别研究它们的流行病学、遗传学和脑化学以及对治疗的反应。当然，困难在于焦虑本身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防御。这样研究的结果，就像内科医生用这种方法去研究咳嗽，定义为一种“疾病”去拟订它的客观诊断标准。也许，硬性规定咳嗽的诊断标准可以是：持续有两天以上每小时咳嗽两次或更多；或者阵咳持续两分钟以上。然后，根据多因素分析其临床特征、遗传学、流行病学以及对治疗的反应去划分成各类咳嗽的亚型。这样的研究有可能分出特别的咳嗽亚型，例如伴发于流鼻涕和发热的咳嗽，伴发于变态反应的咳嗽，伴发于吸烟的咳嗽，以及常常会导致死亡的咳嗽。其次，可以在患有咳嗽病的人们中间研究其神经机制异常，来探索各种亚型咳嗽的病因。发现了咳嗽是伴发于胸肌收缩的神经活动增加，可以推论到这些神经的过度活动可能有某种神经生理机制。发现了大脑的咳嗽控制中枢，又可以引起这个中枢的不正常怎样会引起咳嗽的一些想法，关于可待因可以止咳的知识可能使一些科学家想到咳嗽可能是体内缺少一种可待因样物质。 　　这样的咳嗽研究方案很明显是荒唐的，但是我们之所以知道这样做是干傻事的原因是我们在了解咳嗽的原因时，不从产生咳嗽的神经和肌肉上去找，也不从调节咳嗽的大脑机制上去找，而是在可以引起保护性咳嗽反射的情况和刺激的正常条件下去寻找原因。虽然有某些罕见的咳嗽是因为咳嗽调节中枢的异常所致，绝大多数咳嗽都是把呼吸道异物排出的一种适应性反应。只是在寻找过这种自然刺激之后医生才去考虑咳嗽调节机制本身出错的可能性。 　　许多精神病医师为了帮助一生中经常有惊慌、紧张、恐惧和不能入眠等困难的人而研究对焦虑易感性方面的个体差异，这是一个有意义的题目。然而，这种方法引起了许多混乱的概念。如果对咳嗽的研究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的个体上：他的一生中对最小的刺激（Stimulus）都倾向发生咳嗽，这会出现什么情况？你会告诉他们患有一种“咳嗽病”。随即对这些患“咳嗽病”的人花大量工作寻找其异常基因。无疑，有的人有可能会有对咳嗽的遗传易感性，但是这种研究对我们了解大多数咳嗽的病因不会有多少用处。 　　这样把焦虑和咳嗽放在一起比较，当然是有不恰当的地方的。焦虑远比咳嗽复杂、它的功能比较不明显，而且个体之间的差异也比较大。更重要的是，焦虑的诱因远不如咳嗽的诱因那样明确、实在。咳嗽是呼吸道的异物所引起的，而焦虑则是各种各样的明显的、隐晦的诱因在思维过程中经过神秘的复杂处理之后引起的。焦虑最明显的诱因是危险对象的形象，或者与疼痛连在一起的某种讨厌的刺激。大多数临床上的焦虑多半是由复杂的诱因所引起，需要敏锐的解释。例如，老板没有同你打招呼，你没有被邀请参加晚会，朋友在散发解聘书的这天躲开你，你可能感到十分担心。如果是你的生日，你可能以为正在准备一个意想不到的晚会，同样的刺激可以引起另一种十分不同的反应。这个例子只是略为涉及调节焦虑的精神系统复杂性。还有许多愿望和感觉常常在下意识中可以引起焦虑。女人可以在她开始一件认为与她的丈夫无关的事时发生恐慌。许多引起焦虑的诱因不容易弄清楚，但并非不存在，也肯定不意味它们所引起的焦虑是没有用的，或者是不正常的大脑机制的产物。 　　相反，正因为焦虑是一种正常现象，也就不意味着它们都是有用的。此外，有许多焦虑性疾患是有遗传因素起作用的。我们还不知道用遗传缺陷还是正常差异去理解比较好，可以肯定的是，各种威胁的类型和危险程度对这一代人和下一代人有很大差别，这应当能在焦虑的调节机制中保持一定程度的遗传差异。 　　如果精神病学停留在当前这个发展阶段，它就只能治疗有可以证实的大脑缺陷引起的疾患，而日常生活中的痛苦和烦恼只好留给别的医生。这对病人和精神病医生都不是好事。医学的其它分支治疗正常的防御反应，精神病医生当然也可以这样做，在这些方面，用进化论的方法看问题是精神病科医生与医学的其它分支汇合的途径。努力去了解情绪的各种功能以及它们的正常调节，对精神病学所起的作用，可以同生理学对医学的作用相比。这是一个框架，研究病理心理学可以同研究病理生理学一样，使我们了解，机体系统的正常功能在什么地方出了错。可以预期用进化论方法可以使精神疾病的研究回到医学中来，不是用一种粗糙的情绪问题的“医学模式”（“medical model”of emotional problems），而是与医学的其它部分一样用同样的达尔文方法加以理解。

jerryhao

第十五章 医学的展望  　　如果没有进化论，生物学的一切问题都无法理解。 西渥度塞斯·杜勃赞斯基《美国生物学教师》杂志1973，35：125-9 　　（下面这个关于表的寓言见于里查德·道金斯介绍进化论的《盲人制表匠》，该书1986年由纽约的Norton出版社出版。他把常常被引用的威廉·佩里1802年的杰作《自然神学》中的思想引伸用来介绍进化论。佩里的书中原意是为了论证圣经中的创世论的。他举出的许多优美设计的例子却为别人，包括达尔文提供了证明自然选择的伟大力量的极好的证据——译注） 　　当你从一条修整得很好的小径上走过一个庭院时，早晨的太阳照亮了路边草丛中一个闪光的东酉。拨开一些树叶，你找到了一只古装表。这是一只200年前的老式怀表。但是，不要忽略了这只表的许多细节。做工之精巧仍然令人惊叹不已，密封的表壳几乎看不出缝在什么地方，嵌在表面上的水晶是对称的，仍然闪光，表链的做工也很精致。终生制表公司的标记旁边刻有这只表的编号。当你赞赏它的做工精致的时候，阳光也照到了它的不完善之处。水晶的镶嵌略有偏斜，表链虽然很漂亮也很柔软，却太细了一点，而且已经断了，说明了这只怀表为什么会掉在这个地方。槽口完全和拇指的形状一致，但是略嫌大了一点，使灰尘和水气容易跑进去。这些缺点真奇怪。打开表的背面，机械结构的精致再次令你赞叹，不上锈的黄铜齿轮，细如发丝的游丝，悬挂在钻石底座上的平衡摆轮，设计是如此的精巧。但是给它对时间的时候，却发现旋钮是太小了一点，很不容易抓住它，而且拧了12圈才进1小时，摇摇它，走了几秒钟又停了下来，因为钢制的弹簧发条上已经长了锈斑。这只表真奇怪，许多方面是如此的完美，却仍然有不少毛病。这个制表的工匠为什么允许它留下这么多明显的毛病呢？表壳的里面，有小字的铭文，在放大镜的帮助下你读到： 　　Model 3500001859为精确记时而设计，它能自行修复大多数问题。除制造上的缺点、新的环境条件或者设计上的折衷外，在理想条件下使用，它的寿命是85年，仔细保护它，你将终生享用。　　终生制表公司（Lifetime Watch CO．） 　　对疾病原因的回顾 　　现在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上来，回到似乎是医学中最不协调的核心问题上来。虽然我们的身体结构十分精致，却有许多明显的缺点。尽管有多种多样的防御机制，我们还是有不少容易受伤害的地方。虽然有很快很精巧的修复能力，我们的身体不可避免地逐渐变质衰退，最终归于衰竭。在达尔文之前，医生只能对这些不协调感到奇怪，而存在一线希望的是，希望我们的身体是高深莫测的神的安排，或者疑心是宇宙的恶作剧。甚至达尔文之后，这种不协调也常常被误认为是自然选择的弱点或任性。直到现在，人们才用达尔文学说提出了几种截然不同的原因来说明这些问题。 　　为什么我们的身体没有设计更加可靠一些？为什么会有疾病？我们已经看到的理由是不多的。首先，有一些基因使我们受到疾病的危害。有一些是不断发生的突变新产生的缺陷基因，自然选择使它们十分罕见，它们比我们过去想像的要少。还有一些因为它们不到生命的晚期并不表现出妨碍适应性的问题，自然选择便无法清除它们。大多数有害的遗传作用，之所以被自然选择保留下来是因为它们还有某些我们至今还没有查清楚的长处（优点）超过它们所要付出的代价。其中有些表现出杂种优势，有些虽然使携带者不利，但能自我增加其基因频率，有些是遗传上脱离了正常的轨道，只在与某种新的环境因素相互作用之后才产生不良的作用。 　　其次，我们之所以患某些疾病，是因为现在所处的环境不是我们在进化过程所处的环境。只要有充分的时间，身体几乎可以适应所有的条件，但是从人类文明萌芽以来的一万年时间还不够充分，所以我们在生病。传染病的病原体进化得更快，我们的防御总是落在它们的后面。 　　第三，因为设计上的妥协方案，也会产生一些疾病，例如与直立体位相关联的腰背痛。 　　第四，我们不是自然选择保存下来的唯一具有产生适应性的物种，自然选择在病原试图吃我们，而我们也想要吃病原的艰巨战中起作用。在这些生物界的矛盾之中，正如同在竞技场上，你不可能永远是赢家。 　　最后，疾病还可能是不幸的历史遗留问题的后果。如果生物体的设计可以从新开始，或者有可能进行重大的修改，是有可能找到防止疾病的办法的。然而，每一代人都只能这样用父母赋给的身体生活下去，没有可能重新设计。 　　我们看到的人体是既强壮又脆弱的。所有的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都是一堆妥协的方案。每一条都有所长，但是常常要付出对某些疾病易感的代价。自然选择无论经过多长的时间都无法彻底清除这些对疾病的易感性，因为它们正是自然选择所创造出来的。 　　研究 　　达尔文医学这一新生的事物面临着一系列有待解决的问题。它的远期目标是什么？我们应当怎样从进化史的观点出发去分析各种疾病？假说应当怎样提出，又怎样去验证？谁来负担研究的费用？安排哪一个学术部门或者研究机构中的什么人来做这些研究工作？为什么这个事业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开始启动？ 　　我们从远期目标说起。在对疾病的进化史研究确立之后医学教科书会是怎样一种面貌？现在的教科书提到某种疾病的知识时总是这些传统的题目：体征和症状，实验室所见，鉴别诊断，并发症，流行病学，病因学，病理生理学，治疗和转归。这样的描述遗漏了另外一类问题的说明。某些当前的教科书有一两句话提到镰状的细胞病或者咳嗽、发热的益处，却没有一本系统地关注进化的力量对致病基因的作用，致病的新的环境条件，或者宿主-寄生虫之间的军备竞赛。按照我们的意见，每本教科书描写一种疾病时应当有一段文字来描述它的进化史，这段文字应当提到这样一些问题： 　　1．体征中哪些是疾病的直接表现，哪些实际上是防御反应？　　2．如果这种病有某种遗传因素存在，这种基因为什么会持续　　存在？　　3．新的环境因素是否与发病有关？　　4．如果是与感染有关的疾病，哪些方面是有利于宿主的，哪些方面有利于病原体，哪些有利于双方？病原体对我们的防御有些什么对策，我们又有什么特异的防御机制应付病原体的对策？　　5．这种疾病的易感性与哪些历史上的遗留问题或者设计上的妥协方案有关？　　 这些问题明确地指出了许多疾病研究中很重要的但是被忽视了的问题。就是感冒也有许多新问题要研究。吃或者不吃阿斯匹林会有什么后果？用喷鼻剂或血管收缩剂起什么作用？用第三章的分类，流鼻涕是排除病原的防御机制还是病毒用来播散的手段，或者兼有两方面的作用？其中大部分问题，尽管它们在概念上很简单，却对我们有很实际的意义，但是现在还没有开始研究。 　　再看比较慢性、复杂的跖筋膜炎。这种病有时被称做跟骨骨刺。这种常见的毛病引起足跟内侧剧烈的疼痛，尤其是早晨刚刚起床的时候。其近因是足的前后部联结起来的坚韧的组织，腱膜，好像一条弓弦，支持着足弓。每走一步路，它都被拉伸，每天上千次地承受身体的全部重量。这个腱膜为什么这样常常出问题？一个最容易的答案就是自然选择未能塑造足够坚强的组织来担任这个任务——现在倒是应当考虑这种可能性。很有可能是我们用两只脚走路的历史还太短，自然选择还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充分地加强这条筋膜。这种解释存在的问题是跖筋膜炎非常多见又产生跛行。同近视一样，在自然环境下会严重地降低适应能力应当会被很强的力量淘汰掉。有些专家说跖筋膜炎发生在用拇趾向外侧偏斜方式走路的人，这种形态增加了跖筋膜所承受的应力。但是，我们为什么用这种方法走路？是现代穿鞋的习惯使然吗？但是许多从不穿鞋的人也有用拇趾外展走路的。 　　有两条线索指出跖筋膜炎可能是新产环境引起的。首先，拉伸跖筋膜的运动，使它更长些，更加有弹性，这样对缓解这种毛病是有效的。其次，现在我们有许多人做古代狩猎-采集部落的人不做的事情：我们整天坐在椅子上。大多数狩猎-采集部落的人每天要步行好多小时，而不是把运动压缩在户外活动的很短的时间里。他们不走路的时候，也不坐在椅子上，他们蹲下来，这种姿势一直拉伸着跖筋膜，他们没有跖筋膜炎这种毛病，也没有物理治疗，只是蹲下来的休息和每天走几小时的路。这种假说，认为跖筋膜炎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使筋膜得以收缩。而且这种病可以用蹲着和其它拉伸筋膜的方法预防和治疗。这是很容易用流行病学资料和直接的治疗研究加以验证的。 　　达尔文医学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是对于当前把维生素C、维生素E和葫萝卜素等抗氧化剂用作保健药品是否恰当的争论。专家都已经承认这些药物可以减少心脏病、癌症，甚至推迟衰老过程，对照研究也提出了更多的资料支持这些说法，尤其是关于它们预防动脉粥样硬化的作用。但是1994年有一个重要的研究报告说葫萝卜素似乎增加某些人患癌症的风险。现在对这个问题仍然有不同的看法，有些研究这个问题的医生建议不要在大规模的研究得出结论之前轻率地推测它。我们同意这种比较保守的看法，希望能从进化史的观点加快这个解答的过程。本书前面的章节中提到自然选择似乎已经使我们的身体有了较高的水平的抗氧化剂，尽管这些抗氧化剂也可以引起疾病。尿酸水平在寿命较长的物种中是比较高的，在人类也是高的，所以我们对痛风易感。似乎自然选择的作用使人类的尿酸水平，过氧化物歧化酶，也许还有胆红素的水平和别的什么物质的水平都比较高，因为它们是抗氧化剂，可以延缓这个物种中因年龄增大之后产生的一些不良作用，可以在过去不太长的十几万年里大大地延长其寿命。 　　为什么体内的抗氧化剂水平还没有达到最佳水平呢？有可能是我们的抗衰老机制仍然在追赶我们的寿命最近的延长。也有可能是高水平抗氧化剂所付出的代价（也许是降低我们对感染或毒素的抵抗力？）。把它们限制在只适应石器时代三、四十岁寿命的水平。这些可能性提示，增加额外的抗氧化剂到食物中去的益处要超过付出的代价。与许多别的情况相反，从进化史的观点看是反对过分干预的，在这里它支持积极地追求可以防止衰老作用的方案。这类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应当是研究体内别的抗氧化剂以及评估它们的代价和益处。如果能观察到高尿酸水平的人除痛风之外还要付出其它代价，以及他们是否确实比别的人较少表现出衰老的体征，是有很大的意义的。观察与我们亲近的灵长类动物中的类似的代价的益处也是有重要意义的。有了这些知识之后，我们判断哪些人将从用抗氧化剂中获益，可能发生些什么副作用就会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这本书里面提出了几十个研究的课题，其中有不少可以用作哲学博士（Ph．D）论文的选题，有些则需要一些科学家付出毕生的精力。但是研究这些题目是很困难的，因为现在没有哪一个政府机构支持这些课题的研究。现有的基金委员会拒绝提供支持，因为他们被授权只支持研究近因机制和某些疾病的治疗，此外，这些委员会中很少有几个人懂得关于进化史思想课题的提出和验证的方法，另一部分人则由于对进化史假说的科学现状的偏见而有所疑虑。这个分配基金的系统使得即令只有少数人存在疑虑也能把提供支持的机会打消。 　　对生物化学家或者流行病学家说来，判断进化论假说的设想就好像要求无机化学判断大陆漂移。达尔文医学需要懂得进化生物学的概念和方法的基金委员会。目前，政府提供重大基金资助的希望仍然渺茫。这个领域里快速增长的希望还是那些私人性质的基金会建立机构来支持达尔文医学的发展。只要有中等程度的支持便有可能迅速改变医学的面貌，如同向生物化学和遗传学的投资正在改变我们的生活一样。1965年雷诺·度波斯（Rene Dubos）指出： 　　当前生命科学——生物学尤其是环境医学的情况很像1900年前后与医学相关的物理化学。那时，在美国研究物理化学生物学（physicochemical biology）是没有地位的。热衷于这方面的科学家在医学界被当作二等公民对待。所幸，有少数慈善家理解这种困境，他们捐助资金建立了一些新的研究机构改变了这种状况。洛克菲勒研究所可能是最典型的例子，有意识地，也成功地为医学提供了基础的物理化学知识…生命科学尤其是环境医学是今天的处女地，甚至比50年前的物理化学生物学的发展程度还要差些。除非有系统地努力给予一定的学术地位，提供必要的机构去开发它，否则仍将停留在不发达的处境。 　　为什么要花这么长时间？ 　　为什么用了一百年以上的时间才开始把达尔文学说系统地应用到疾病研究上来？科学史学家将关注这个问题，但是这几条理由可能说明一些问题。有关疾病的进化史假说的提出和验证方面可以预计到的困难，进化生物学的某些最新进展以及医学领域里的某些特殊性。 　　生物学家长期以来就在企图勾划出生物特征的功能和进化史来源，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明确，这项工作要比勾划出生物的构造和活动困难得多。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迈尔在《生物学思想的发展》一书中追踪了两种生物学平行发展的轨迹。医学，处于近因生物学的前沿，最近才开始关注进化史方面的问题。毫无疑问，第一个简单的原因是这些问题和目标十分困难，因此便浇开了为什么这个人有这种疾病的问题，先去研究这个物种有些什么特征性状使他们都是具有易感性的问题。即令是现在，提出为什么自然选择会塑造成一些像疾病这种不适应性的东西来也似乎是古怪的问题。此外，医学是一种应用科学，进化史的解释对于预防和治疗疾病没有立杆见影的作用。我们希望这本书能够使大家明白，追溯疾病的进化史解释是有实际应用价值的。 　　如果是为了谴责医学在运用进化生物学思想的拖拉和迟缓，似乎是进化生物学家和医学家应当各负一半责任。进化学家不可原谅地用了太长的时间才把有关的思想方法阐述清楚。在19世纪中叶达尔文、华莱士等人的推动下，20世纪初孟德尔在遗传学上的革命之后，为什么一直等到1930年费歇尔才说清楚出生的男孩和女孩是几乎相等的？为什么要等到麦德瓦（Medawar）本世纪中叶的工作之后我们才有衰老的概念？为什么要等到1964年哈密顿的书出版之后才明白亲属关系在进化中起作用？为什么一直要等到70年代和80年代我们才有了关于寄生虫和宿主、植物和草食动物之间的进化过程是相互影响的思想？我们认为，这些问题是与对进化论思想尤其是对适应性和自然选择长期的抵触情绪有关的。即令在生物学家之中，这种反感也不少。我们不能责备医学科学家在别的学科确立他们的学说之前没有去利用它。 　　医学科学家也有可能不愿意去考虑功能假说，因为他们被灌输了只相信实验科学的传统教育。他们被错误地告知科学进步只能依靠实验。但是许多科学进步是从一种学说起步的，许多假说的验证并不依靠实验方法。例如，地质学，不能把地球的历史重演，然而还是可以得到可靠的结论说明煤田和山脉是怎样形成的。同进化假说一样，地质学的假说是通过解释已经获得的资料和预测尚未记录在卷的新发现来验证的。 　　最后，医学，同科学的其它分支一样，对那些类似最近被否定了的错误学说的见解持有特别审慎的态度。医学经过许多年的奋斗才摆脱了活力学说，活力说认为生物体内充满了一种神秘的“生命力”，所以医学一直攻击哪怕并不很清楚的略为相似的东西。同样，目的论（teleology）作为一种幼稚的和错误的思想寻求复活的途径是应当拒绝的，但是不少人从大学的一年级的哲学教科书里以为目的论的错误在于根据它的目的或者目标去解释某些事物。这种告诫如果是说明将来的情况不会影响到现在是正确的。如果说，现在为将来制订的计划不能影响当前的过程，也不能通过它们去影响未来的情形则是错误的。当前的计划可以是印刷烤蛋糕的配方，也可以是储存在鸟蛋里面的DNA中的信息。生物学方面的功能性解释并不意味着将来对现在的影响，只是一个生殖和选择很长的周期的。鸟的胚胎在卵中发育出翼的雏形，因为早先没有这种翼的雏形的祖先没有后代。成年的鸟生下蛋来，其中的胚胎发育出翼的雏形是出于同样的理由。从这个角度来看，鸟的翼的雏形是为将来准备的，是由它过去的历史造成的。根据一种性状的功能作出进化论解释，并不意味着进化涉及任何有意识的、主动的计划，或者有目的的导向，这种顾虑就使它难以利用进化科学主流中的全部成果。虽然是为了避免倒退，然而相反，却落后了。 　　医学教育 　　医学教育也同样为了避免过去的错误而处于困境。目前的窘境来源于过去已经解决的问题。 　　本世纪之初，卡内基基金会向阿伯拉罕·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提供了一项医学教育的研究资助。跨国旅行之后，他报告了一种有害的学徒系统的医学教育方式。医生，不论是好的医生还是不好的医生，都能带助手，用这种或那种方式，助手学到一点医学知识。医生的正规科学训练是零星的，甚至基本的解剖和生理学知识都不完备。弗莱克斯纳的报告在1910年发表之后，奠定了新认可的医学教育标准，需要医学校给未来的医生进行基础科学教育。 　　在这方面讲，现在的医学校已经远远超过了弗莱克斯纳的希望，而且做过了头，事实上，他如果看到现在医学院的课程表不知道会说什么。现在的医学生不仅接触到基础科学知识，他们还被淹没在各个学科教师研究的最新进展之中。每个医学院的课程会议上都会有一场学生时间的争夺战。微生物学教师要更多的实习时间，解剖学教师也要，病理学教师认为不可能在40个小时里讲完应当讲的材料，药理学教师说至少要增加 30％的课时才能把重要的新药讲完。流行病学教师，生物化学教师，生理学教师，精神病学教师和神经科学教师都要更多的时间，而学生也必需跟上遗传学的最新进展。他们还需要学习足够的统计学和科学方法学才能够阅读科研文献，在进病房之前，还得学会怎样同病人交谈，怎样进行体格检查，怎样写病历，怎样抽血，怎样做培养，怎样做腰椎穿刺，怎样做涂片，测量眼压，检查尿和血，还有……需要了解的知识，需要学习的技能铺天盖地而来，这一切都要塞进医学院的前两年课程中去。 　　学这么多是可能的么？不可能。为什么会提出这种不切实际、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一方面是教师们希望我们的医生什么都懂。更重要的原因是没有人对这件事负责。委员会排课表的时候，每一个基础学科都在争取更多的课时，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增加总的课表。每周30节课以上的情形已经是常事，下课之后，学生还要回去读教科书和笔记。 　　你也许认为学生的投诉应该能引起减轻学习负担的改革，但是这几十年来学生反复提出的意见并没有改变这种状况。只有技术进步带来了一些变化，这个技术是复印机。学生自己不到教室去，雇人在课堂上做笔记，然后每人收到一份复印的拷贝。留在家里读笔记，不再在各个教室奔忙。这已经成为新的生存策略。当教室里只看到20个学生来上课，而注册的学生名单是200人时，教授们勃然大怒，然后教学大纲的改革开始了。在医学院院长的主持下，提出新的要求：精减一批教材，砍掉一些课时，改进教学方法，这个改革如果成功，将是一种了不起的成就。 　　上述这些努力能给达尔文医学留出空间，除非没有进化医学系提出设置这个课程，或者没有学科主持人懂得并愿意开这门课。既需要医学院院长们的重视，也需要有时间让院长们在课程中安排进化论排进课程之后，这不仅会使学生从另一个角度去认识疾病，一还能使医学教材中太过于专断的论述得到圆满的解释。达尔文医学可以使医学教育中混乱的课时竞争得到理智的调整。 　　临床意义 　　现在还有不少进化论观点的临床意义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但是已经有不少立刻可以改变病人和医生对疾病的看法。现在让我们先听一次前达尔文主义（Pre－Darwinian），然后再听一位达尔文主义医生同病人谈论痛风的情形。 　　“痛风使我们的大拇指发炎，对吗？医生，痛风是怎样引起的？” 　　“痛风是尿酸结晶在关节液中引起的。我认为你能够理解为什么几颗砂粒样的结晶就能使关节疼痛。” 　　“那么为什么我有这个病你又没有呢？” 　　“有些人的血尿酸水平比较高，也许是遗传和食物两方面的原因结合起来造成的。” 　　“那么身体的设计为什么不能更好一些？应当有某个系统能把尿酸控制在较低的水平。” 　　“但是，我们现在还很难期待我们的身体是完美的，是吗？” 　　这时，我们的前达尔文主义医生闪避搪塞问题，认为这种“为什么”的问题没有必要认真地对待。他不知道近因解释和进化史原因解释的区别，他对于疾病的进化史方面的历史根源的重要性和合理性讲不出什么道理来。 　　达尔文主义医生给病人另外一种答复，比较针对着他的提问。 　　“你的问题很好。已经发现人类的尿酸水平比别的灵长类动物高很多，而这种高水平的尿酸是与人类的寿命比较长相关的。寿命的比较长的物种有着较高的尿酸水平。似乎尿酸可以保护我们的细胞避免氧化的危害，氧化是衰老的原因之一。所以自然选择可能在我们的祖先中选择那些尿酸水平高的，哪怕有些人后来患了痛风，因为较高的尿酸对我们人类这种活得寿命比较长的动物特别有用。” 　　“所以说高水平尿酸抗衰老？” 　　“基本上是这样，这样理解多半是正确的。但是，至今还没有证据肯定尿酸很高的人活得特别长。任何人都不愿意大拇指这样痛下去，所以我们将要把你的尿酸水平降到正常范围使痛风得到控制。” 　　“我懂得这个道理了，谢谢医生。” 　　这不是唯一的例子。达尔文主义的立场已经能对处理许多医学问题有所帮助，例如链球菌咽炎（strep throat）： 　　“这是链球菌咽炎，因此你应该用些青霉素，打7天针。”达尔文主义医生说。 　　“这样便能使我的病好得快些，对吗？”病人用嘶哑的声音说。 　　“可能好得快些，还会减少发生风湿性心脏病之类的可能性，因为患链球菌咽炎时，体内要制造免疫物质攻击细菌。” 　　“为什么我们身体不会制造一种更好的免疫物质，只攻击细菌不会伤害我的心脏呢？” 　　“因为链球菌在我们人类身上进化了上百万年，它的诡计就是模仿人类的细胞的蛋白结构。所以我们制造出来攻击链球菌的抗体也会攻击我们自己的组织。我们与链球菌的竞赛，是无法取胜的，因为链球菌的进化比我们快得多。链球菌每小时便有了新的一代，而我们要20年。幸好我们还能用抗生素杀死它。你要为了自己也要为了别人在病情好转之后继续用一段药，因为否则便有可能帮助那些能够在短期接触抗生素之后继续生存的链球菌，而这些抗药性变种的链球菌会使大家都要遇到麻烦。” 　　“哦，我懂得我为什么要把这瓶药吃完了。OK！” 　　或者再看一个心脏病发作过的病人： 　　“医生，如果我的高脂固醇是基因引起的，那么改变我的食物又有什么用呢？” 　　“这些基因在我们过去进化成人类的正常环境中本来是无害的。如果你每天要花6—8小时走路去寻找食物，而且大多数食物是淀粉和野外猎取的兽肉，你是不会患心脏病的。” 　　“但是恰好就是我不应当吃的食物是我最喜欢吃的，这又怎么办呢？不能吃油炸薯条、冰淇淋、乳酪和牛排？你们当医生的就是要把一切好吃的东西都夺走。” 　　“我们现在打电话就能找来过去在非洲大草原上非常短缺，但是不能缺少的必要的食物。那时，我们的祖先找到了一点盐、糖或者脂肪，就要尽可能地多吃一些，但是现在我们要多少就有多少。只要装在卖杂货的车上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吃的脂肪比我们的祖先多两倍以上，也吃了更多的盐和糖。你是对的，这是一个存心使人不愉快的恶作剧，我们需要的正是我们不喜欢的。吃一种健康的食物，在现代条件下是不容易的，我们要用脑子和意志去抵抗我们原始的欲望。” 　　”对了，我虽然仍然不愿意放弃我喜欢的食物，但是至少我懂得这个道理了。” 　　还有另外的上百个例子：对感冒或腹泄病人的忠告，解释衰老。妊娠呕吐的意义，变态反应可能存在的用处。虽然还有许多医学问题还有待于从进化史的角度予以阐明，达尔文医学已经能在临床上发生作用了。 　　必需注意防止误解。同其他人一样，医生和病人常常把真理延伸得太远。已有不计其数的新闻记者打电话来问：“你是说发热时我们不应当吃阿斯匹林，对吗？”错了，医学的临床原则应当来自临床研究，不是从学说中引伸的。因为我们知道发热可以是有用处的，就拒绝用阿斯匹林是错误的，不去治疗那些妊娠呕吐、变态反应和焦虑等等的不愉快的症状也是错误的。每种情况都需要单独予以研究，每一个病例都要分别具体对待。进化史的研究，尽管提示这些治疗是不必要的，或者有害的，但是我们仍然要研究利害相权的得失。 　　公共政策方面的含义 　　我们已经说过，现在再重复一次，道德伦理的原则是不能从生物学的事实来推导的。例如，关于衰老和死亡不可能避免的知识对于我们应当把多少医疗资金花在年龄很大的老人的身上是没有指导意义的。然而，这些事实对于我们制订什么样的奋斗目标是有所帮助的。当前，美国医疗保健费用的危机来自几个方面：新的基金机制，新的技术，经济状况的波动，还有社会价值观念对医疗质量的责难日益强烈等等。在这样的一个复杂局面之下，不可能有人人都满意的一种方案，由于政治原因，也不大可能贯彻一种比较可行的政策。 　　在不妄求提出解决方案的前提之下，我们看到这场争论中的一些人甚至在什么是疾病这点上都没有一致的看法。他们知道疾病不是好事，但是对于疾病的来源以及能够预防或缓解到什么程度，有差别很大的看法。有人谴责不好的基因，另一些人强调大量疾病是因为人类的癖好，尤其是不良的食物和滥用药物。最近有一篇权威性论文说美国有70％以上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是可以避免的。这篇论文极力主张加强预防，因为预防能大大减少医疗费用，在经济上十分合算。从历史上看，这种方法是可以理解的。许多杰出的医生和研究人员一再呼吁预防而不是治疗。现在预防医学领域已经提供了若干帮助，特别是涉及公共事务方面的问题，不过人们仍然没有从他们的医生的那里得到可靠的怎样健康生活的忠告。根据达尔文医学的原理用新的方法组织起来的医疗保健系统有可能提出把大部分具体资源实实在在地用于保持健康。 　　对个人和对哲理上的意义 　　对我们说来，同健康一样重要的事情是不多的。“你好吗？”这句普通的问候语，说明了我们是多么关心我们的健康。这句话仍然没有充分说明健康的重要性。当这个人失去了一切之后说，“我的身体还好”。一个人失去了健康，一切都没有了价值。我们大家都要求懂得患病的原因，保持和改善身体的健康。 　　过去，在没有有效的治疗之前，医生对疾病提出预后判断，指出希望在，还有设法解释为什么生病，当可怕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严重的疾病总是可怕的，人们要求知道为什么。在多神论的时代，这种解释比较简单，一个神制造疾病，另一个神治疗它，到了人们打算只要一个上帝的时代，解释疾病和原罪的关系就比较困难了。历代的神父都在思考这个神学上的难题，一个好的上帝为什么要让好人生病？ 　　达尔文医学不能代替神父解答这个问题。它不能把疾病说成是上帝的安排。人们的疾病并不反映人们的原罪。达尔文医学只能让我们了解我们为什么会是这样，为什么我们会受到某些疾病的侵害。从达尔文主义的观点看待医学，使疾病失去神学的意义但是得到了科学意义。疾病不是随意发生的，也不是恶的报应，它最终源于过去的自然选择。这里有一个悻论，即给我们带来益处的能力也常常给我们带来疾病。自身免疫是我们强大的攻击入侵的病原能力的代价，癌症是组织能够自我修复的代价。绝经可能保护着我们已有的孩子身上的基因的利益。甚至衰老和死亡也都不是偶然的安排，而是自然选择不屈不挠地塑造我们的身体使我们的基因能够最大限度地传递下去而作出的一种妥协。在这些矛盾统一的冲突之中，我们可能得到一种从容的满足，至少能够理解到杜勃赞斯基所说的进化论的意义。 　　毕竟，如果不从进化史的角度去观察，医学里面没有可以讲得通的道理。

jerryhao

译后记——达尔文医学：后现代医学的反思  亚里斯多德第一个清晰地论述了“真”的形式，即逻辑推理的有效性，却以令人困惑的方式谈论着“真”的来源，他认为真知来源于人内心的沉思和对宇宙的追问。亚里斯多德的光辉导致了整个中世纪的黑暗。 培根颠倒了亚里斯多德确立的世界，他鄙夷亚里斯多德关于真的形式（演绎），极力鼓吹归纳方法，同时把知识来源归于平庸的观察和经验，这便有了现代科学的开端。 归纳法毕竟只适应于科学之初，一旦体系的基础确立，亚里斯多德关于真的形式又回到了科学之中，演绎方法重新受到重视——这是成熟科学体系化的必然结果。但不管怎样，经验检验仍然备受青睐，并成为科学唯一重要的特征；实证的方案一度成为区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相对论和量子论所确立的现代科学范式就是在这样一种情形下开始并达到其鼎盛的，然而鼎盛之后便是迷惘，科学家们开始谈论科学的终结。理论物理学家要做的只是技术性地求解某个方程，虽然原则上仍然要求实验的检验，但实验条件却难以实际地满足；相对论和量子论的光芒导致了理论物理学的黑暗，科学多少又回到了亚里斯多德式的沉思和追问，不同的是，我们不是用关乎世界终极意义的思辩语言，而是更为精致的数学符号；于是科学家们转向了科学普及，机智地描述他们方程解的各种世俗的意义，理论物理正在走向这样一种“文学化”。 在现代科学的穷途末路中，生物学似乎是一个例外，达尔文对现代生物学的实质影响远不及牛顿、爱因斯坦对物理学的影响，现代生物学家极少有像达尔文那样思考问题的，甚至很少引用达尔文的成果（今天的分子生物学成就完全与达尔文主义无关。正如遗传学家诺贝尔奖得主H．J．缪勒在1959年所言，“这一百年没有达尔文也一样”），尽管他们可能对他仍怀有一种人文的崇敬。这大概是生物学的幸运，但这种幸运不会太久，已有一批分子生物学家利用现代计算科学的优秀成果走向进化论的研究，或许像物理学起始于宇宙学并终止于宇宙学一样，生物学亦将终止于进化论。 但即便科学的终结会成为事实，也没有科学家打算从理性的高度承认这一点，他们宁愿认为会产生另一类科学，而把旧科学的终结归咎于我们体系中的某种不恰当的观念（哲学）基础。 后现代科学哲学家正是这样做的，他们从后现代主义那里学会了一套批评现代科学的方法，认为上述后果源自于科学造成的世界二元对立，如物质的和精神的，实证的和思辩的，科学的和人文的，整体论的和还原论的，甚至健康与疾病，物种与个体，因此他们主张一种消解了这些对立的后现代科学。 达尔文医学无疑满足了后现代科学所寻觅的某些特点，尽管达尔文医学家和后现代哲学家均未意识到这一点。 达尔文医学并未改变医学将个体当作医学主体的传统，治疗和预防都是针对个体而言的，但个体的人处于进化着的种群中，疾病在很大程度上应被当作生态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结果。对疾病作出如此整体性反思是传统医学从来没有过的，这便消除了个体和物种的对立。达尔文医学宣称，感染不仅仅是致病微生物侵袭人体的结果，也是宿主和寄生物之间的“权力”竞争，因而发烧是对感染作出的适应性反应；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多伦（Timothy Doran）就明确表示，如果使用阿斯匹林退烧可能会使疾病的时间持续更长，最近这一说法据说为水痘病例所证实（见《世界科学》，1996年4期25页）。对因细菌感染缺铁而进行食物补铁的异议是达尔文医学又一新见解：在细菌感染早期，铁与蛋白质结合得很牢固并经循环而被肝脏排除，达尔文医学认为这于宿主有利，因为细菌繁殖需要铁的供应；食物补铁会因此而延长病程。 上述从进化角度思考宿主与寄主关系问题同时也是生态学的考虑（生态学的整体观被后现代生物学家推崇备至），而纯粹从现代医学的角度却可能导致背反。假定某种被现代医学认定的有害病菌侵入人体，从而引起人体的免疫应答；因为这种应答是进化的结果，从而很可能为人体正常生理所需要。如果从现代医学的角度看，杀灭或防止病菌的侵入是明智的，可以预防疾病；然而从达尔文医学的角度看却未必明智，因为它取销了应答，从而也妨碍了正常生理。当然，这种对有害作出应答而促进正常生理的机制只是我们的假定，并未得到证实——然而，因为我们从未如此地思考过，或许真正存在这样的机制，我们也无法发现。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作出洞察：目前共生于我们体内的某些微生物可能在人类早期是有害的，而现在却可能有利；水土不服应被看作这样一个显明的例子；急性症原虫与镰刀型贫血症的关系似乎是这类情形的极端例子。这样一个现代医学的背反将导致生态伦理学问题：我们是否应该消灭我们认定的敌对物种？或者说，这些敌对物种是否有权与我们共处？ 同样，这样的思考也消解了现代医学关于疾病与健康的对立。现代医学总是认定疾病是由病原造成，消灭病原就预防了疾病，从而保障了健康；但如果从如上所述的达尔文医学角度思考问题，消灭病原反倒可能妨碍正常生理。 这确实是一个深刻的悖谬，现代医学能够延长个体的寿命，却可能削弱物种的进化优势，我们在这两者之间应该如何选择呢？这显然又是一个生态伦理学问题。达尔文医学就这样消解了传统科学造成的人文与科学的对立。 达尔文医学之人文关注的更重要的体现在于它对现代生活方式的批评和适当改造的建议上。美国埃默里（Emory）大学的伊顿（B．Eaton）认为，西方妇女生活方式的改变意味着所患乳腺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的危险性是远古时代采猎人生活方式妇女的100倍。现代妇女月经初潮早，生育晚，生育少，绝经晚以及母乳喂养时间短，而采猎人初潮退，生育第一胎时间却要早，同时生育多，常年哺乳，绝经较前；这些差异的后果是采猎妇女平均一生排卵158次，而现代妇女平均排卵达451次。研究表明，排卵次数越多，妇科癌症的发病率就越高。伊顿由此提出了一个大胆的乳腺癌防止方案，现代妇女应模拟远古妇女的生活方式并用医学手段加以改进：用激素推迟青春期的到来，用激素产生假孕。这样，现代妇女既具有远古妇女的多孕、月经少的生物化学优势，又不必过多地承担生育的责任。 那么现代西方医学会认同达尔文医学吗？现代医学的最新进展以肯定的口吻回答了这个问题。美国杜克大学医学中心的J．M．斯克尔特奈特博士领导的研究小组对3363名健康妇女和197名卵巢癌患者的排卵情况进行了研究，并检测了每位妇女的P53基因（分子生物学研究表明，P53基因的变异是导致卵巢癌的重要原因之一）。 以女性平均初潮年龄12．5岁，绝经年龄50岁计算，正常不育妇女一生排卵总数应为487次。在被调查的妇女中，多数人一生的排卵总数为235次至375次，而少数排卵次数高的人则达376次至533次。研究人员通过调查发现，卵巢癌患者中排卵次数多的人携带P53变异基因的可能性比排卵次数少的患者高7倍，而比截至调查时止尚未患卵巢癌的健康妇女中排卵次数多的人携带P53变异基因的可能性高出9倍。这个小组认为，生育过孩子的妇女比从未生育者患卵巢癌的危险性低。这项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结合流行病学的调查不是对达尔文医学的一个强有力支持吗？上述研究发表在1997年7月2日出版的美国著名的《国立癌症研究院院刊》上（见J．Natl．Cancer Inst．1997；89：932-938，906-907）。 还有一个更精彩的例子是关于糖尿病的发生率在现代社会为何如此之高。按照达尔文医学的说法，在前工业社会，经常发生周期性的饥荒。因此在这样的环境下具有“节俭”的代谢机制的个体在生存上就会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他们能充分地有效地利用有限的食物。然而当工业社会来临时，人类的食物已大为丰富和便宜，这样具有“节俭”代谢的个体无法应对丰盛的食物。因此，在这样的社会中肥胖和糖尿病的发生就会大量增加。由此达尔文医学对现代人的饮食习惯提出了忠告：不要吃得太饱，八九成饱足矣。流行病学的调查已证实了上述说法，例如美国印第安人和太平洋群岛上的波利尼西亚人中的糖尿病的发生与他们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尽量地吃呈强烈的正相关，又如亚州犹太人移民到富裕的以色列后糖尿病的发生大为增加。使达尔文医学家感到高兴的是上述观点已写进了目前在西方临床医学界很流行的一本分子生物学教科书中——《医学中的基因：分子生物学和人类遗传缺陷》（I．Rasko和C．S．Downes著，Genes in Medicine:molecularbiology and human genetic disorders,Chapman & Hall 出版公司，280页，1995）。看来，达尔文医学已正在成为现代西方医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现代生物学家之所以不再以达尔文的方式思考问题，是因为达尔文方式带有明显的思辩痕迹，与现代科学的实证范式格格不入。其实，从科学的整体出发，我们可以把达尔文以后的生物学发展看作是进化论思辩性所提供的实证性洞见，如胚胎学、古生物学以及遗传物质的突变，等等，因为这些并不违背进化论。达尔文医学的思辩性是明显的，因而其实证性并不在于解释本身，而在于解释所提供的实证性洞见，如本文所提供的假定以及预防妇科癌症的方案。这些并不是达尔文医学理论的必然演绎，但它们仍然对达尔文医学具有支持力；相反，这些结论的证伪并不影响达尔文医学其它结论的有效性。这样，达尔文医学消解了现代科学的强实证方案（思辩与实证的二元对立），而把思辩和实证较好地结合起来并最终使它们的界线变得模糊。 巴斯德的微生物学导致了第一次医学革命，奠定了现代医学的框架性基础，分子生物学和计算科学的结合导致了正在进行的第二次医学革命，这是革命更为彻底的深入，是现代医学的顶峰。那么，达尔文医学是否会导致第三次医学革命呢？或许，“变迁”比“革命”一词更容易让后现代讲求平和与宽容的哲学话语所认同。 1995年《自然》周刊为R．M．尼斯博士和G．C．威廉斯博合写的这本著作发了一篇书评（见Nature，375：641—642），称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本达尔文医学的著作，而G．C．威廉斯博士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杰出的进化论专家之一”，纽约州立大学的荣休教授。1996年初我将这一信息告诉李永平先生时，李先生慧眼识珠，当即决定要出中文版。随后我迅速与威廉斯博士取得联系，他告诉我本书版权由约翰·布洛克曼先生全权代理。李永平先生马上又与布洛克曼先生达成了协议，不惜以重金购得本书的全球中文版版权。无疑，没有李永平先生的胆识和热情，本书中文版是不可能问世的。 在此我还要感谢威廉斯博士。1996 初夏他寄来了一本由他亲笔签名的英文版，并告诉我中文翻译要以此赠送本为准，因为先前的英文版存在一些缺陷。 本书主译易凡先生是湖南医科大学退休教授，易教授早年受教于湘雅医学院，精通医学与进化生物学，中英文造谐颇深。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不断切磋，甚至激烈争论。所做这些都是为了使本书中译能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  禹宽平 1996年 9月

klcz2002

sofa, 高楼平地起, 老鼠高处不胜寒!

得分手

是应该看看，不过得拷贝下来看，慢慢地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