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爱莲———中国现代舞蹈之母

武大郎

（转帖）


戴爱莲———中国现代舞蹈之母


　　那是一个美丽、安详、幽静的院落。鲜花摇曳，树影婆娑，就仿佛一组组美人盘旋起舞在阳光下；鸟儿轻盈地游戏于花前树下，它们生怕惊扰了居住在这里的主人———我悄然走入这神话般的意境：四壁上悬挂有名人字画，大厅里摆放着线条优美、造型独特、花纹细致的钢琴，还有色泽虽已斑驳但质地依旧光润的地板，这都表明着居所主人的不同凡响。它告诉我，这里居住着中国舞蹈的创始人，拉班舞谱的引进与推进者，中国中央芭蕾舞团艺术顾问，中国舞蹈家协会名誉主席戴爱莲先生。

　　戴爱莲先生虽已88岁高龄，但在她的脸上依然洋溢着不倦的神采和发自内心的喜悦。我们的交谈也由此变得随意而愉快。

　　戴爱莲———中国舞蹈艺术家、教员、编导、中国舞蹈史学者、中国当代舞蹈的先驱者之一。她于1916年5月出生在三代侨居加勒比海的特立尼达岛的家庭，自幼学习芭蕾舞和钢琴，非常有兴趣。1928年，戴爱莲凭着优秀的天资考入了特立尼达芭蕾舞蹈学校，1931年她随母亲定居伦敦。当年，在著名舞蹈家安东·道林、玛格利特·克拉斯和玛利·兰伯特等名流的指导下学习古典芭蕾舞；1936年考入了莱斯里主办的舞蹈工作室研习现代舞，并参加了在英国西南部德文郡———达亭顿庄园的尤斯、雷德舞蹈学校的训练班，学习现代舞。在那里她系统地学习了舞蹈理论家拉班的感情表现方法、舞蹈技术理论和拉班舞谱。

　　在英国上学时她不会讲汉语，感到很可悲。在大英博物馆里，戴爱莲阅读到英文版的《中国历史》，这使她大开眼界。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深深地吸引了她，尤其是盛唐文化使她着迷。1937年，戴爱莲参加了英国援华委员会组织的义演，为中国抗日集资。1940年的春天，戴爱莲只身回到了祖国。

　　在当时抗日战争条件极为艰苦的情况下，戴爱莲不仅对中国舞蹈进行研究，还教授舞蹈，登台演出。在宋庆龄的感召下，她参加了“保卫中国同盟”的抗日募捐活动。在抗日救亡的演出活动中，她结识了一批有才华的爱国艺术家和进步人士，从中受益匪浅。在他们的影响下，戴爱莲以极高的热情学习中国传统文化，一直从事进步的文化事业。

　　四十年代，她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学习了少数民族传统歌舞，将散见于民众中自然传衍的舞蹈加工为舞台艺术品，由此创作出《思乡曲》、《卖》、《空袭》、《游击队的故事》、《拾穗女》、《瑶人之鼓》等颇具影响的舞蹈作品，先后在香港和内地进行义演，这些剧目与她同一时期创作的《巴安弦子》、《嘉戎酒会》、《青春舞曲》等舞蹈作品组成了“边疆舞蹈大会”在重庆演出，风靡了大后方。之后，他们继续在上海举办了“综合舞蹈晚会”，产生出巨大的社会凡响。1947年，戴爱莲在上海创办了中国乐舞学院。1948年她来到北平，在国立师范大学和国立艺术学校任教。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戴爱莲的艺术生涯进入了辉煌时期。她担任过中央歌舞团团长，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及顾问，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主席等职务。她曾多次担任国内和国际性芭蕾舞比赛的评委工作。她的舞蹈作品曾三次在国际上获奖。《春游》(1951，柏林，第三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荷花舞》（1953年，布加勒斯特，第四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飞天》（1955年，华沙，第五届世界青年与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1994年，《荷花舞》和《飞天》还荣膺中华民族20世纪舞蹈经典奖，至今久演不衰。

　　由于政治运动的干扰和牵连，戴爱莲先生曾中断了对舞蹈的研究。1954年，她被任命为北京舞蹈学校校长后，重又继续研究古典芭蕾。建校4年后，在周恩来、陈毅等领导人的关心下，北京舞蹈学校成功地排演了芭蕾名剧《天鹅湖》。

　　戴爱莲先生认为：舞蹈是一门综合的艺术，集各种艺术之美，舞蹈以外的东西比舞蹈本身更重要。一个演员不能光从书本上学习舞蹈理论，艺术还应该从生活中来；搞舞蹈还不能缺少了其它艺术门类方面的修养。

　　戴爱莲先生集众家之所长，善于吸收各艺术门类的优点。她学习安徽花鼓灯，她看过梅兰芳先生所有的演出剧目。在她的家里，展示着著名画家吴作人、黄永玉和叶浅予的美术作品，在她的艺术境界里融汇着多种艺术形式：古典、现代、东方、西方、高雅、通俗、宫廷、民间……

　　戴爱莲先生称舞蹈理论之父鲁道夫·拉班为外公，因为她是拉班舞谱的第三代传人。在中国，她引进、普及、传授了拉班舞谱，始终以此作为教学的基础。

　　1959年，戴爱莲先生被任命为中央芭蕾舞团团长后，便创立了中国的拉班舞谱委员会，她利用拉班舞谱记录了中国的民族舞蹈，并以拉班理论指导工作。时下，她正在忙着准备出版以拉班舞谱记录的《八个中国民族民间舞蹈精选》一书，并在筹备“戴爱莲舞蹈基金委员会”。明年戴爱莲先生将被邀请赴英国伦敦参观皇家芭蕾舞团、参加艺术研讨会。

　　1939年，英国皇家院士威利·苏考普为戴爱莲雕塑的头像被分别放置在伦敦的英国皇家舞蹈学院大厅和瑞典舞蹈博物馆里。1996年她被香港演艺学院授予“高级院士”的称号，2001年又获得美国俄亥俄舞蹈协会颁发的“终生成就奖”，2002年中国文化部授予她“造型表演艺术创作研究成就奖”。她的爱国精神、她在舞蹈事业方面的成就以及她对中国舞蹈事业卓越的

　　贡献，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和爱戴。

　　戴爱莲先生直爽、活泼、纯真、执著的个性，以及她对生活对艺术的热情一直保持至今，岁月的痕迹无法遮掩她的美丽。采访结束后我为她拍照，希望她笑一笑，因为我觉得她笑起来特别迷人。而她却说：“不一定要笑，自然也是一种美”。

　　在我看来，她不仅有一种自然的美，还有一个平和的心境；她不仅是一位国际著名的舞蹈家，还是一位纯朴的中国公民。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5年09月01日 第七版)

　　作者：梁宾宾此帖由 dawnch 在 2005-09-08 20:25 进行编辑...

dawnch

戴爱莲：用脚尖引领现代中国舞蹈
（ＺＴ）

　　[开场白]在英国皇家舞蹈学院的接待厅里，陈列着世界四位杰出女性舞人的肖像艺术品，其中之一便是我国著名舞蹈家戴爱莲的石雕头像。在中国舞蹈界，人们都把戴爱莲尊称为戴先生。在她从英国殖民地回到国内的六十五年中，用她的脚尖，带领着现代中国的舞蹈从抗战烽火中跨出了重要的第一步。

　　［解说］

　　从小，戴爱莲就知道自己的根在中国。她出生在英国殖民地特立尼达，那是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个小岛，她的祖辈在太平天国起义后，流落到这里，到了戴爱莲已经是第三代人。十四岁那年，从小喜爱跳舞的戴爱莲走出了小岛，成为岛上惟一一个去伦敦学习芭蕾的华人。在伦敦的九年中，她接受了世界著名芭蕾舞演员安东·道林等人的指导，并考入了著名的尤斯雷德芭蕾舞团。然而这时她却要放弃在英国发展的机会，告别两个姐姐，去往她从小就向往的祖国，中国。

　　主持人：当时您在英国应该说已经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舞蹈演员？

　　戴爱莲：对了，我经常演出。

　　主持人：那个时候怎么想起来要回到中国来呢？

　　戴爱莲：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因为我从小时候就知道我们是中国人，可以我的教育全部是西洋的。所以接触华侨，不同地方的华侨，也从北京、天津、上海这样子的留学生。所以我感觉到很别扭了，因为我不会说中国话。

　　主持人：您看都是中国人。

　　戴爱莲：我是中国人，我认为他们是真正的中国人，我不是真正的中国人，

　　主持人：您就希望要真正的变成一个中国人？

　　戴爱莲：对，所以感觉民族自尊心，我有民族自尊心。

　　［解说］

　　1940年的三月，戴爱莲的名字出现在香港的各大报刊上。报刊称一位华裔舞蹈家从英国学成归来，昨天刚刚抵达香港。戴爱莲的出现还引起了一位大人物的关注。那时担任保卫中国同盟会主席的宋庆龄，正在香港募集医药物资，支援抗日。对这位舞蹈家在英国支援抗日的行动，她也有所耳闻，随后她让秘书立即前去约见。

　　［访谈］

　　戴爱莲：我到了香港第二天廖梦醒就来找我，说宋庆龄想见我，哎呀，宋庆龄想见我，哎呀你还不知道，我多又兴奋又紧张。

　　主持人：又兴奋又紧张？

　　戴爱莲：宋庆龄啊，孙夫人。

　　主持人：孙夫人，国母。

　　戴爱莲：孙中山夫人，宋庆龄。

　　主持人：你没有想到。

　　戴爱莲：没有想到，因为她可能知道了，因为援华中国委员会，我在伦敦的时候，经常演出为募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

　　一次见到她的时候，不像个生人。

　　主持人：不像一个生人？


　　戴爱莲：不像一个生人，一见面的时候感觉很亲切，特别亲切所以以后我就叫她大姐，我叫她大姐。后来那个时候因为廖梦醒，因为她父亲的关系叫她姨。因为廖梦醒和我是一代人，我说应该叫你姨，她说不，你还应该叫我姐姐。

　　主持人：还让您叫她姐姐？

　　戴爱莲：叫她姐姐。

　　主持人：宋庆龄这次找您也是为了一次募捐演出？

　　戴爱莲：对，募捐演出。她问我的时候，我当然，我回来的时候就是为了抗日，所以那时候都是抗日的一部分工作。所以当然了，什么东西抗日我都要参加，叫我去游行我去游行，演出就演出。

　　在宋庆龄的筹划下，戴爱莲的募捐义演大获成功。然而让戴爱莲没有想到，在香港才短短数日，一场爱情却悄然而至。一个叫叶浅予的画家闯入了戴爱莲的生活，她们俩因彼此的才华一见倾心，短短两周就定下婚约。此时戴爱莲虽然还沉浸在新婚的幸福之中，但她并没有忘记她还肩负着一个更为重要的任务。

　　回国后的戴爱莲把寻找中国舞蹈作为重要计划，在去往重庆的途中，戴爱莲看到了国内抗战的局势，同时也意外地发现了舞蹈艺术的踪影。

　　戴爱莲：经过贵州然后到了四川，所以那个时候听过瑶山的时候，有人在那里，有一个人在上面，在车上看见有一个人敲着鼓，我就看着看着，车走了，就是这么看的，车一过的时候，我就是这么看的。

　　主持人：一直在看。

　　戴爱莲：所以我说哎呀，太好了。

　　主持人：就是看到了觉得很美。

　　戴爱莲：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一个舞蹈，也是民俗的。

　　瑶族的舞蹈让戴爱莲发现了中国舞蹈的宝库，但是当时国内局势动荡，她只得把民族舞蹈的寻根计划暂时搁置。

　　这一年的重庆，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第一次出现了西洋的芭蕾，聚集在重庆的文化精英分子，领略了芭蕾之美。在那里戴爱莲表演了古典芭蕾的名作《仙女们》，但是之后在贵州演出时，观众的反应让她有点出乎意料。

　　［访谈］

　　戴爱莲：后来到了贵州演出的时候，就是我的一生里头我听了观众笑我。

　　主持人：听了观众笑？

　　戴爱莲：对。

　　主持人：为什么呢？

　　戴爱莲：我抬后腿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个就是抬后腿，听见笑声，我所有演出一生里头就是那么一次我跳的时候我听人家笑的声音。主持人：那您当时？

　　戴爱莲：因为他们是两种文化，他们感觉到这个东西，不习惯了。

　　主持人：不习惯这种抬腿跳舞？

　　戴爱莲：没有看过这种舞蹈的，可是我知道了，我听那个声的时候，我正好在我有后腿抬起来，所那个时候我哪个舞蹈、哪个动作里我都知道了他们笑了。

　　主持人：您当然应该就有反映，可能中国的观众。

　　戴爱莲：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认为中国给我一个印象，中国不需要芭蕾，不要他们的文化，不适应那个文化。

　　主持人：但是芭蕾舞那个时候是您最拿手的东西？

　　戴爱莲：是的，因为我是芭蕾舞的，我的基础是芭蕾舞的。可是我回来的时候要学民族的。所以从那个时候我知道中国不要芭蕾舞，中国人民不要。你想为人民服务，人家不要。

　　主持人：所以您就决定要改？

　　戴爱莲：所以我感觉到以后就不跳了。

　　［解说］

　　随后而来的屈侮对于这次挫折来说，更让戴爱莲无法忍受。

　　1941年，一股暗流在重庆涌动，国民党由积极抗战转为消极抗战，重庆到处迷漫着国共两党不合的气氛。在异常复杂敏感的政治环境中，戴爱莲经常躲进电影院以防被国民党抓差演出，但当权者却转而向她的房东朋友施加压力，戴爱莲只得勉为其难。

　　［访谈］

　　所以去的时候没有化妆室，就是在走廊里头一个角落。哎呀，我习惯的，化装完了以后，我就要换服装，可是没有一个地方，后来我想去方便，去小便了以后再换衣服的，是这样子一个习惯。那个地方的清洁，因为国民党官员的时候，戒严了，让车送我不能去车送，因为没有路，挡了，我气了，我说不演出了，这样子对艺术家，你们不像人样的，不给方便的，看不起艺术家。我就不敢演了，后来他说，后来我给一个吐痰的桶，还有叫人这样子，所以我说我就演一个节目，演一个节目我不干了，这样子一个节目我就走了。

　　主持人：您就觉得他很不尊重这个艺术？

　　戴爱莲：是不尊重，我也不愿意跳，我不愿意给他们跳。

　　［解说］这次遭遇让戴爱莲愈加感到一个舞蹈家在乱世中的孤独和艰难，因为那时中国根本没有舞蹈团体、也没有舞蹈学校和演出阵地。后来，戴爱莲来到了育才学校，在校长陶行知的支持下，戴爱莲招收了几名学生，组织起一个舞蹈组，开始了艰难的播种工作。

　　1945年，延续了八年的抗日战争终于结束，戴爱莲把寻找中国民族舞蹈的计划立即提上了日程。

　　他们说少数民族有很多舞蹈的。可是我要往哪里去？哪里？新疆最丰富，我要到新疆去，可是你不能离开城市，因为民族纠纷。＃离开城市要杀头的。

　　后来我有机会的时候，我下去的时候，我的重点研究的时候，不是新疆的，因为新疆的舞蹈基础，它的根不是在我们土地里头出来的，是中东移民的时候，才一股脑到新疆去了，是中国的一部分，可是它的艺术、它的文化不是从这个我们土地出来的，是从中东过来的。

　　主持人：中东过来的？

　　戴爱莲：所以我就，我不作为一个重点研究新疆舞，其他的人家没有研究的舞蹈我都要研究的。

　　主持人：所以？

　　戴爱莲：找出来中国舞蹈的根。

　　主持人：后来您找的这个根在什么地方呢？到哪儿去找的？

　　戴爱莲：都在人民里头，人民的，所以毛主席说要向人民学习，为人民服务，要做老师首先要做学生。所以我，毛主席说的对，我要当学生，所以我下去的时候当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