留美钢琴博士眼中的美国生活

李淑杰

杨成刚，1969年生于四川成都，4岁开始跟随父亲杨汉果教授学习钢琴，1986年考入中央音乐学院，4年后获得全额奖学金，赴美留学。经过11年的学习，获得博士学位，成为我国音乐界少数几位博士之一，也是我国赴美留学获得博士学位后回国的第二位钢琴家。2001年8月9日，笔者对他进行了一次专访，听他谈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故事。
　　
　　 误入邪教之家
　　
　　 1990年秋天，正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杨成刚获得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的全额奖学金，怀着异常兴奋的心情踏上赴美的飞机，当时，他只有21岁，他感觉有一种春风得意马蹄轻的感觉。
　　 经过数十个小时的长途飞行，飞机到德克萨斯州首府奥斯汀城，这座城市后来因为出了个现任总统布什而闻名天下。但在1990年，还并不是这样。当时城市人口约50万人，比现在少一半。但繁华的程度，却足以让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国人惊诧。
　　 和大多数刚出国门的中国人一样，杨成刚在国内也接触了不少美国的影视作品，对美国有了一些凤毛鳞角的印象。这些印象因为不确切，因而显得很神秘，很美妙。当飞机飞临奥斯汀城时，夜色中的奥斯汀像披着夜明珠缀成的裙裾的女人，妩媚、高贵、神秘地冲他一笑，这使他感觉，想象中的天堂正在向他敞开怀抱。
　　 之后的几天，无论是宽阔美丽的城市，风景旎丽的校园，以及天人合一的居住环境，都使他加深了这种印象。在快乐和新奇的新生活中，他觉得自己像是在做一个美梦。这个梦一直维持到他搬入新居的那一天。
　　 一个教授热情地为杨成刚介绍了一个住处。在他看来，再没有比找一处便宜的住房更能帮助这位从大洋彼岸来的中国小伙子了。他把杨成刚介绍到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院一位系主任的家里。这位系主任家里只有三口人，主任的妻子在家管理家务，儿子在读大学，住在外面。夫妻两人拥有两幢约有数千平方米的房子，一幢租了出去，一幢自己住。在两幢房子之间，有一个宽约十多亩的花园。杨成刚初到这里，感觉像是到一个百万富翁的家庭。
　　 主任和他的妻子很友善地安排他住在一间写着“兄弟”的房间里，房子非常干净而简朴，没有电视机没有音响，甚至没有读书人所必须要的书桌和书架。不独是他住的房子这样，整幢房子，包括主人的卧室和起居室都这样。所有的房间里，都没有能引起人感官刺激的任何一样东西。除了客厅中央一台老式收音机之外，整个屋子让人想起中世纪那些清教徒的家。而那台唯一有点现代味的收音机，也只是锁定在一个宗教频道，每天翻来翻去播出的都是神秘兮兮的宗教内容。
　　 当天晚上，主人举行了一个简短的欢迎仪式，杨成刚才发现，在这里长住的人起码有100人，大家很友善地打着招呼，并一起吃着水果沙拉。吃完就各回房间，房子很快又变得像空屋子一样安静沉闷。
　　 第二天一大早，杨成刚从睡梦中醒来，发现同住的室友已经不在了。出门去看，只见客厅里密密麻麻跪着许多人，他们口里絮絮叨叨的念着什么。隔不久，有人跳上讲台，很歇斯底里地开始吼起来，他的每一声吼叫，都能赢来台下的人们更狂热更歇斯底里的呼应，人们的眼中变得很野也很凶，里面有一种令杨成刚恐惧的东西。
　　 后来，杨成刚才知道，这就是美国的所谓“房子教会”。在美国，有很多类似这样的教会，在信仰自由的理念支配下，各人按照自己的思维方式进行着宗教活动并表达自己的社会主张，他们中，有信耶稣的，也有信撒旦的；有宣扬爱的，有传播恨的。有主张反种族主义的，有主张种族歧视的。这些教会，没有注册也无须注册，因而龙蛇混杂。但只要只宣扬主张，不出手放火杀人或做违法的事，一般也很少有人管。
　　 杨成刚居住的主任的家，就是一个反正宗宗教的房子教会，他们所信奉和崇尚的道理，很多都是与现代科学道理相抵触的，许多甚至是反人性的。因而，热爱艺术并崇尚自由的杨成刚，在这样的桎梏环境中感到极其的恐怖和压抑。
　　 与正宗宗教以唤起人们的良知而发自内心皈依的性质不同。邪教通常喜欢用一些看似立竿见影的实际利益来做交换，让人们用灵魂的自由，来换取现实的一些功利目的。譬如，给一些食宿无着的人提供食宿，给需要用钱的人提供钱。但前提，是以信他们的教作为交换。得到他们提供的好处之后，你就有义务和他们一起读教条，一起祷告或起歇斯底里地吼叫。否则，人们会立即对你冷漠，甚至表现出极不友好的举动。
　　 由于初到美国，杨成刚的奖学金应付当时的学习和生活还有些吃力，因而，他只有忍受着煎熬，继续呆在主任的家里。满以为这样虚与委蛇地应付下去，总能找到解决的办法。但接下来发生的事，却令他感觉到更多的痛苦和震惊。
　　 在他入住“房子教会”的第二个月的一个夜里，杨成刚已上床睡觉了。这时，一帮教友们来到他的床边，他们都穿着白色的袍子，神情很肃穆的样子。他们给杨成刚也换上白色的袍子，并把他带到一间浴室里，让他坐进浴缸，然后，有人用手按他的头部，口中念念有辞，每念一句，就将他的头按入水中，如是者十几次。事后，杨成刚才知道，这就是所谓的“洗礼”。这次不情愿的洗礼，使他下定了离开这里的决心。
　　 经过慎重考虑，杨成刚对主任撒谎说自己已找到了住处，希望能搬出去住。尽管不高兴，但主任并没有阻拦，因为他相信，他那里的居住和生活条件，不可能吸引不来人。
　　 事实上，在杨成刚搬走的当天，就新来了一个中国人。这是杨成刚几个月来见到的第5个同胞。这些同胞和杨成刚一样，对主人们所信奉的教义的兴趣远远低于对房子的兴趣。这也是美国人感觉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如同中国人无法理解在极端物质化的美国还有如此多的各类奇奇怪怪的精神追求一般。
　　
　　 奇怪的美国课程和形形色色的中国留学生
　　
　　 从上课的第一天，杨成刚就感觉美国的教育和中国的教育有很多的不一样。这对于一个在中国已接受完高等教育的人来说感到十分的不适应。
　　 美国的艺术院校设置的课程和中国艺术院校完全不同。中国的艺术院校倾向于培养专门人才，学生一入校门，便心无旁鹜地一头埋在专业课中，而无暇顾及专业课以外的任何东西。而学校对这些方面也没有任何要求，这样，就导致学生成为偏才。在美国，院校通常是综合型的，一个学音乐的学生，通常要学习音乐以外的物理、化学、生物、美国历史及艺术哲学等课程；而一个学土木建筑工程的学生，则极有可能要学习钢琴、舞蹈，甚至戏剧史。这些课程的设置，其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使之成为立体的人才。
　　 在学校里，有很多共同课是多个专业共同学习的，这样，使得各个专业的学生增加交流和交往的机会，所有的专业都可以在同一个教室里听课。老师讲课，通常也不是填鸭似的灌输，而是采用启发性的教育，通常是以提问的方式给学生们指出某种思考的可能性，然后让他们带着问题去阅读，甚至参观艺术品展览或看戏剧，然后再回答问题或作文。这样得到的答案，没有两个是相同的。而教师们在课堂上的自由发挥有时也令人瞠目结舌。有一次，上政治课，一位老师在课堂上提出关于乌托帮的设想，并让同学们根据马克思的理论，按自己的理解去设计一个大家在一起生活的公社。这让杨成刚感到不可思议。
　　 当然，也有不那么让人愉快的课程。由化学系主任亲自任教的化学课就是这样的课程。老教授写了很多书，教学所用的教材也是他老人家编写的，但他总爱用最高深的方法，去解读最潜显的知识，搞得99％的学生都如坠五里云，晕晕然不知他讲了些什么。最初，杨成刚以为是因为自己的英语水平不过关，听不懂在所难免，后来，溜到学校开设的补习班去补习，发现班上的同学，10个有9个都在那里。
　　 在讲究竞争的美国，只有一个岗位至今还保持着终生制，还讲究谈资排辈，这就是大学教授。一个人一旦通过努力获得了这样一个头衔，就意味着可以衣食无忧没有太大的压力生活下去了。做不做工作或把工作做不做好，这都得看他的个人素养和心情的好坏。这样，使得一部分教授的竞争意识淡化，不喜欢或不屑于干好工作。化学系主任就属于典型的例子。这样的直接后果，就造成了校方不得不一面花重金养着不做事的教授们，一面又不得不再花钱请大量的助教回来教书，造成美国大学里助教成堆的现象，从州立大学到名牌大学，都有为数不少的印度人、中国人和韩国人在那里担任助教，很多人由于语言的关系，讲的课程学生们根本听不懂。
　　 在学习态度方面，美国人与中国人也有很大的差异。80％的美国学生不去学自己不喜欢的东西，而是将兴趣作为学习的首选。这和中国人为了谋职业而读专业课有很大的不同。很多美国学生，在选择专业的时候，喜欢选择文学、哲学、历史、戏剧等专业，这些，在某些中国人眼中被称为弱势知识的专业，并不像在中国这样成为冷门专业。多数美国人不愿意选择数学等枯燥项目，这也许就是许多华裔理科人才在美国走红走俏的原因。在美国某些大学，中文已几乎成为官方语言，美国学生到数学系听课，就有人调侃说：到数学系，你得学会讲中文，并习惯吃中国菜才行。
　　 很多美国人把接受高等教育与职业选择之间没有作必然的联系，因而时常出现读了10几年历史系的学生最终去当了医生，而获得心理学PHD的学生，最终选择当了律师。这与中国留学生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极强的学习有不小的差异。很多在美国的留学生，铆足一口气就是为了最终学得一个好找工作的专业，然后在美国定居下来。为此，很多人承受了比普通美国学生更大更重的心理压力和负担。杨成刚一位姓卢的室友，就是因为没有奖学金，为了挣够在美国学习和生活所必需的钱，他不得不在餐馆打工，很多时候都要从早晨10点干到晚上10点多，以至于最终因成绩跟不上，而被党校开除。留学生一旦失去学生身份，便失去在美国继续合法居留的身份。但好在警察和移民局并不太关心这些事情，因而，那位姓卢的同学仍然以非法移民的身份在在美国打工，业余时间就找人下下围棋打打麻将消磨时光。
　　 而在依阿华大学读工程博士的中国留学生卢刚却没有这样幸运，在学习和生活的重压之下，他的情绪严重失控，开枪打死很多人，然后自杀。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留学生在美国所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
　　
　　 学生公社与留学生的情感生活
　　
　　 在美国学习和生活的留学生，生活中最大的难题不是金钱的匮乏，也不是长住的昂贵难求。这些虽然也是不小的难题，但还是最难。在那里，最难忍的可能就是乡愁和孤独感，尽管美国社会很开放很宽容，美国人也很友好，但这并不表明作为少数民族的华人特别是近年出国的留学生就能被美国主流文化所认同。因此，强烈的孤独感和怀乡之情是在所难免的。
　　 多数留学生的婚姻，倾向于从国内找对象，然后两人一起去发奋用功，通常是一方认真读书，而另一方则拼命打工挣钱，为丈夫或妻子作出巨大牺牲。杨成刚一位姓刘的同学就是这种婚姻的典型例子。他们夫妻两人，一个拼命读书，一个玩命挣钱，非常累非常苦地熬着。终于有一天，男的拿到学位，并如愿找到一份薪水不算太低的工作，当天夜里，两人相拥着痛哭了一个通宵。
　　 这样的故事，在留学生中极其常见。这处经过痛苦和磨难造就的婚姻，很牢固也很经得起考验，在离婚率极高的美国，中国留学生的离婚率之低，是令许多人啧啧称奇的。在美国留学10年后回国的杨成刚，看到国内那么多包二奶、养情人的现象，觉得简直不要思议。
　　 因为不愿意让别人为自己付出牺牲，杨成刚决定在留学期间不结婚。虽然，在这10年中，他也经历过一些短暂的情感故事，但最终还是坚持着安衷。
　　 作为单身留学生，杨成刚有很大一部分时间都住在学生公社里，所谓学生公社，就是由学生们自发组织起来的合作社，很多学生住在一起，共同承担生活费用，一起过着松散的组织生活。
　　 杨成刚最初接触到学生公社是在到美国的第二年，当时，他在报纸上找租房信息时，看到有则广告，上面写着：学生公社，生活方便，无限乐趣。这引起杨成刚的好奇心，他打电话过去，得到对方热情的反应，热烈欢迎他加入。当天，他就赶到学生公社所在地。
　　 这是一幢木质结构的二层楼房，大概建于20世纪60年代，房子有很大的公共活动空间，和厨房，其余的，则是一些小房间，每间房里摆放着两张单人床。整个学生公社布置得干净有序，像是一家管理水平很高的小旅店。
　　 当天夜里，社员们都陆陆续续回来了，有人提议为新来的朋友组织一次欢迎会。当即，人们开始去筹备，有的准备盘盏，有的人收拾桌子，有的人下厨做饭，有的人则调整灯光调试音响。一切都显得忙碌而有序，整个过程没有一个人指手划脚地指挥。
　　 很快，晚餐端了上来，主菜是意大利面条和蔬菜沙拉。开饭前，大家对新朋友的到来表示了热情的欢迎，席间，有人朗颂诗歌，有人弹吉它。杨成刚也即兴弹了一曲钢琴，他感觉这种气氛正是他渴望已久的。
　　 公社的成员，青一色都是学生，这可能是他们唯一相同的部分，他们的年龄，从15岁到25岁不等，肤色和母语各异，世界上有的人种，在这里都能找到，大家在一起，各种费用和义务都均摊，很平等很自在地生活在一起。没有人会去争不属于自己的权利，当然，也没有人推卸属于自己的义务。正因为如此，才使得这个机构能够顺利运转下去。
　　 公社成员们不定期的会组织各种联欢会和沙龙，人们可以凭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除此之外，每一个月，还会组织一次“劳动节”，学生们会准备很多啤酒，一面喝酒，一面擦门窗洗窗帘，欢欢喜喜地把劳动当成一种乐趣来享受。
　　 尽管人们的年龄不同性格各异文化背景有很大差异，但在对待自己所应承担的责任时，都是非常认真负责的。特别是那些年纪只有15岁的小女孩，对自己履行责任的信心，是很多成年人都难以做到的。她们往往会因为自己手上没有做完的活而推迟放弃重要的我会。因为她们觉得，任何事不能作为逃避义务的借口，有了第一次真借口，便有后来的一百次假借口，这样，她们所热爱的学生公社的生活将不复存在下去。
　　 和国社会的大杂烩特性一样，学生公社也是一个很复杂的地方，这里有很多好的东西，但同时也存在着很多不好的甚至丑恶的东西。这些东西既对立又统一而且很和谐地存在在同一个空间里的确让很多对国社会不熟悉的人感到不可理喻。
　　 譬如在学生公社里，时常发生吸毒事件，很多学生把吸食大麻和安非他命等毒品作为一种时尚生活方式，因为他们认定这事对别人没有什么妨碍，因而很少避人。如果有人要加入，他们也不反对。如果别人不喜欢，他们也不会劝，甚至不会用语言去影响别人。
　　 同样，比吸毒更严重的便是对性的宽容和开放。在学生公社，只要一对异性或同性互相看中了对方，两个人便可以共同居住在一起，因为这些都是个人的私事，通常没有人说三道四的，也很少有人因为同居而发生争吵和纠纷的。年青人们非常在意的是某一种感觉，感觉到了，爱得死去活来；感觉一过，各自回去选择另一种适合自己的生活，这也许就是近年来美国社会正常的婚姻家庭占不到家庭比例的一半的一个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