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铁让人感动的教育故事

dyly · 发表于 2005-7-17 11:24:16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http://www.jfdaily.com/gb/node2/node441...538/index2.html</span><span class="e">三十、打破学科壁垒</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继续讲一个发生在2000年的故事。　　曹彦彦这年29岁，升任京源学校副校长，仍承担地理课教学。这年一开学，王能智同她设计了一个课题《今年春游去哪里》，希望吸收数学、语文、外语、历史、生物、计算机、政治，包括地理，共8个学科的老师参加，试图通过这样的活动，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初中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　　各学科的老师对王能智都挺尊重，但觉得这地理课把腿伸到野外尚可理解，为什么还要把腿伸到这么多学科里来呢？讨论时，老师们也各有说法。比如，数学老师说，对旅游点做客流量趋势分析，需要用到“数学建模”，但初一刚学代数，高中的学生都不见得能运用这一方法。语文老师说，要说服大家为什么去某地春游最好，这需要议论文的本领，但初一上的是记叙文，初三才上议论文，现在怎么讲议论文呢？……老师们都跟曹彦彦关系不错，于是说，我们可以配合你，但这毕竟是你地理课的事，要让我们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是不现实的。总之愿意“友情接受”，不愿有多大的投入。　　“开完这个会的那天黄昏，老师们都走了，我和王老师坐在黑暗中。能说老师们固守在自己原有的心智模式上吗？他们说教学要循序渐进，难道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王老师说，先干起来吧，把题目告诉学生。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曹彦彦这样回顾道。　　于是她告诉学生，自由组合小组提出方案，最后大家投票，得票最多的入选。学生们听明白后立刻兴奋起来。　　王力小组7个同学选择了沿着北京城中轴线考察的旅游方案，这条线从最南端到最北端，承载着北京城历史上最重要的各大建筑，他们去论证，皇帝没有用标语说皇权至高无上，但用建筑体现了皇权至上。在这些建筑中凝聚着怎样的历史内涵和建筑知识？他们知识不够，就去请教历史老师、政治老师。要用数学方法分析故宫的客流量趋势，不会，就去请教数学老师。他们还在电脑上做出网状的图来表达线路选择的优势，试图用定量的方法来说明他们的观点。起初，这也不会，就去请教计算机老师。　　“老师，求求您，教我们吧！”　　各科老师都突然“遭遇”到同学们空前的求学热情。老师们感动了，固有的心智模式开始动摇，被学生的热情熔化。奇景出现了，老师被学生发动起来。　　语文老师开始辅导学生说服别人的技巧，生物老师开始教给学生如何制作植物标本，还有的同学要求英语老师帮助他们增添英文解说，以增添吸引力……有些知识，有些方法，老师自己还未必懂，那就赶紧学，学了好教给学生。　　所有的组都学会了在电脑上制作软件，公认这是将来发表方案时最基本的竞争平台，否则你就“免谈”。如此一来，计算机老师“会不会累死？”不会。王力小组学会在电脑上作图了，其他组的同学都去向他们学，大家就都会了。　　孙宁霄问：“两人一组行吗？”　　老师说行吧。　　孙宁霄就与郭钟铃两人一组。他们选择去密云县看司马台长城，认为司马台长城是“奇、险、峻”之最，此去还包括考察密云水库，参观“京都第一瀑”，时间两天一夜。他们在软件里插入了动画，设计出几点从学校出发，电脑里就出现了小汽车，走到哪儿是第一站，标示出路途多长，需多少时间，几点几分到达……动画的引入立刻在班上引起轰动。　　很快，别的组也学会了，大家都插入了动画。　　一天，羡辛同学给软件加进了声音，大家又去向她学，都加进了声音。　　大家都学会了合作，而且不仅是小组内部的合作。不仅是8个学科的老师教学生，同学间也有无穷的交叉联系，总在互相学习。“同学们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会由于竞争的原因而保密，而是乐意告诉别人，也乐意向同学学。”　　为这次春游，他们准备了一个多月，学到了过去几个学期都未必能学到的知识，比如他们再看手里那本计算机课本，就说是小儿科了。　　曹彦彦说：“我除了给他们一个题目，就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给他们钥匙，我办公室的电脑、电话，让他们随便用。二是不断告诉他们某个组的新创造，说完你就不用管了，他自己就会去找那个同学学。整个过程中，老师只是组织者、促进者、帮助者。”　　董琦提出了一个去延庆考察“天漠”的方案，她说那地方周围都是绿地，中间出现一块沙漠，那是从天上飞来的？她说我们想去探究那片“天漠”的成因，并把出游设计得充满神话般的迷离色彩。　　全班51个同学分成7个小组，提出7个方案，每一个方案都凝聚着同学们的心血，包括家长的智慧，每一个方案都很有吸引力，如何决断还真是个难题。　　投票的时刻终于到来，教室静得就像考场，只有笔和纸接触的声音。揭晓，只有两个人的孙宁霄、郭钟铃小组获胜。两个同学蹦起来，叫着，快乐得无法形容。　　“接下来我只做一件事，就是给他们一张某个旅行社的名片。”曹彦彦说。　　此后，孙宁霄先从网上查出密云县所有宾馆、招待所和旅游景点，然后逐个打电话，了解设施条件和价钱……做完了这些，才使用老师交给他的那张名片，给旅行社打电话。后来旅行社的人告诉老师，你这个学生太厉害了，宾馆里要能洗澡，大巴上要有电视，该有的都有了，哪里哪里，什么价格，他比我们还清楚。我们拉你们这一回，几乎就没有钱赚。　　出游之日到来了。过去，老师会担心学生吃得好不好，有什么不安全，会不会不守纪律，这次，到哪儿要注意什么问题，孙宁霄都嘱咐了，看上去，他好像比大人更怕出事。以前，早上什么时候起床，都是老师叫学生，这次都是学生叫老师：老师，该出发了！老师，该吃饭了！　　“这次大家投他的票，他非常珍惜。”曹彦彦评价孙宁霄时不知不觉地从说他是个男孩说到他的成人，“他那么负责，我敢说他将来成家后一定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就这一次经历，孩子们真的长大了许多。今天他们已进入高中，仍久久挂念着还有6处没有去的路线。家长也说，孩子都说总有一天还要聚在一起，那6种方案都要去走一趟。到那时，我们也跟孩子一块儿去。　　京源学校的老师们都被感动了。汇报会上，许多老师都没想到自己会为一次春游活动流下眼泪，他们要求学生们把7个春游方案软件都放到校园网上去。学生们放上去了，老师们相继把这些方案拷贝到自己的计算机里去细细品味。　　“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现在想想王能智这句话，多么有力。</span></td></tr></table></td></tr></table>

dyly · 发表于 2005-7-17 11:28:02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txt">中国新教育风暴</span><span class="e">三十一、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进入21世纪，石景山区委、区政府专项拨款近百万元，由王能智领衔，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区各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研习班，这是个融合了13个学科的教师培训组织。　　京源学校的历史教师安丽萍是学员之一，她珍藏着两本连环画笔记。我问缘由，她说是学生画的。　　其中一个学生叫季鹏。安丽萍说他上课爱说话，爱画小人，就是不爱记笔记。以往老师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把学生画的东西没收上来。安丽萍琢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一天，她发现季鹏又在课堂上画小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都记住了。”“哎，你画得不错。要不，你就用画来记笔记，行不？”　　季鹏果然用画图代替笔记。　　安丽萍说，我看了眼睛一亮。虽然画得比较粗糙，但构思不错，很有趣，这种形式在班上独一无二。我赞扬了他，同时对他说：就是文字表述太少，关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要是在图上有所提示，没学过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少年后，你自己再拿起来一看，这就是历史。　　“那天他特别虚心，特别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从那以后，他坚持了下来，越画越好。”安丽萍说。　　一天，安丽萍对季鹏说：“就用你画的笔记，一页一页给同学们讲讲，怎么样？”　　季鹏同意了。安丽萍说，我至今记得那天他讲的情景，班上特别静，大家都听得非常专注。我一边听，一边想，当他构思这些图时，并不是机械地抄我的板书，而是把那些历史事件在他心中反复酝酿，变成了“酒”，是知识内化了之后才产生这些图的。所以他讲得都很到位，也很简洁。他这么一页一页地讲下来，等于以非常形象的形式，带着全班同学复习了一遍，同学们一看一听都记住了。　　“我喜欢。我记得特别牢。”有同学说。　　安丽萍说，这是学生对我的教育，孩子自身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无穷的创造力，你让他发挥出来，不得了！　　又一天，在另一个班，有学生对我说：“老师你看鲁西不听课，在画小人呢！”我一看，我都讲到后面了，他还在画前面。我对他说：“你可以把画补充得更完整一些，把情节连续起来，但现在你先收一收，课后再干。”　　后来，我索性问大家，班上有没有人喜欢画画的？请举手。一看，举手的有五六个，有男孩有女孩。我说，你们既然喜欢，就可以用画画代替记笔记。不久把笔记本收上来一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5个同学画同一内容就有5种样子，绝不雷同。我真是眼界大开，从这里我再一次看到孩子的思维特别敏捷，如何让学生自己动起来，真是太重要了。　　这些孩子的学习都非常好，初中读完相继考到市重点高中去了。学生毕业前夕，安丽萍对季鹏说：“把你的笔记留一本给老师做个纪念好吗？”季鹏就把他受到鼓励的那“第一本”送给了老师。　　“这是我们京源学校第一本连环画笔记，我会向下一届、再下一届的同学展示。你是开创先河的！”　　“安老师，谢谢你！”　　“我谢谢你！”　　那以后，安丽萍不仅利用学生喜欢画画的特点让他们记笔记，还让学生以这样的表达方式做单元小结。她说，从前我做小结时对我认为比较容易的问题比较忽略，但学生的小结就能针对他们自己的弱项在小结中体现出来。也有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些学生却认为不是难点。让学生自己做小结，可以发现学生的不同情况，再针对不同情况帮助他。安丽萍表述的已经是一种“个性化教育”。　　再后来，安丽萍不但让学生带着学生复习，有些课就直接让学生去讲。比如初三的世界史，安丽萍问学生，对“二战”这一块了解比较多的有哪些同学？举手的多是男生。　　同学推荐：“安老师，让孟超讲吧，孟超讲得好！”　　“孟超，你愿意讲吗？”安老师问。　　“我怕没人听。”孟超说。　　“大家想听吗？”　　“想听。”　　“你看，大家都这么要求，你还不讲？”　　于是孟超没做任何准备，上去就讲。安丽萍坐在孟超的座位上听，非常惊讶，孟超从作战计划、各国的实力对比，到武器装备、武器型号，以至战争过程，谁打谁，在哪里发生，一口气讲下来，头头是道。安丽萍说，他比我知道得多，根本用不着我讲导火索、经过、结果、意义。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他向大家展示了，中学生的脑子里就能装着多么丰富的一个世界。　　后来，安丽萍在她教的每个班都进行这样的实验，“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让许多同学都上去讲。当然，为了让更多的同学受益，她让大家都学习备课，分学习小组，各组先在课外时间讨论，在讨论中发现谁讲得好，就由各组推荐他到大课上给全班同学讲。　　安丽萍老师的体验是，我坐在下面听，真正体验到老师也在学习，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在课堂上讲出来的仅仅是他们准备了大量内容的一小部分，而且，关键不在于他们能表达出自己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为讲好这一小部分，他们集体学习的能力、思索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综合运用众人智慧的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求助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聆听别人表达的能力等等，都全面得到了锻炼。同学们的学习兴趣空前高涨，把上这样课的日子变得像过节一样兴奋。　　历史老师安丽萍的实验，只是其中之一。她证明了王能智老师教地理的方式是可以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王能智主持的这个班，13个科的老师都相继把这种方式运用到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等各科的教学中去。由于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学生即使去对付中考，成绩也很不错。　　以京源学校为例，曹彦彦这样说，我们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早先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我们把通知书分类，考上重点高中和一般高中的学生顶多一半对一半。短短几年间，考上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放在办公桌上那一摞，不断长高。现在上市重点、区重点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是“高楼”，上一般高中的通知书变成了“平房”。　　当然，像现在这样把学校分成“重点”和“一般”，恐怕并不科学。对任何家长和孩子来说，每个孩子都是重要的，教育需要在今后的变革中继续寻找到更好地发挥学生潜能的方式。王能智以及安丽萍等教师们的探索性实践已经一再告诉我们，新世纪的教育，即使在中小学领域，一个“教师”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一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呼唤“导师”的时代，正在诞生。 </span></td></tr></table></td></tr></table>

dyly · 发表于 2005-7-17 11:40:30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三十五、邵宗杰为何坚定不移</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他说不光是一个领导者要有决策能力，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成长中都需要有决策能力。为此他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培养一个初中毕业生拥有5种最基本的能力：一是决策能力，二是经济头脑，三是交际能力，四是文化科学，五是吃得起苦。这5种基础能力较好的初中毕业生就可以出去闯荡了。　　怎么叫可以“闯荡”呢？比如搞室内装修的、搞建筑的，看到人家一个新颖的东西、一张设计图纸，琢磨琢磨，就能做出来。历史上浙江人有一技之长的，走四方，见多识广，不断学习，到一定气候办个小企业，慢慢就做大了。　　他认为对这5种基础能力的培养，都应该体现在教材里，可是我们课改前的教材，主要是体现文化科学这一种，就这一种，学生还不堪承受。现在大家都说，一个孩子只读完初中能干什么呢？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是有愧的啊！现在还不改变课程，能行吗？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改革的教材，对这5种基础能力的培养也还体现得不够充分，还应该继续改进，可是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开端，推行起来就这么难，怎么办，能退回原来吗？　　“我希望新一代从学校里出来的浙江人要比老一代浙江人强一些，这就是我的工作目标！”邵宗杰说。　　那天，我们在杭州一家装修得相当典雅的饭店里听他倾诉衷肠，沈复初先生也在场，我知道我内心涌动的已不仅仅是感动。　　“最大的阻力，其实是习惯。”邵宗杰说。　　接着，他讲到美国是个主张自由的国家，“要不要搞义务教育，曾经争论了60年”。　　我问：“怎么争论了60年？”“从马萨诸塞州第一个开展义务教育，美国就开始了争论，到最后一个州也开展义务教育，整整60年。”他说直到那时，他们才算是全国统一了认识，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不光与执政者有关，还与全体人民能力的强弱有关，要使全体人民受到教育，而且是强迫教育，“他们把上学看得跟收税同样重要。不纳税是犯法的，不上学也是犯法的。”　　说到我国义务教育法的颁行，他说中国用一个星期决定了这件大事。好处是，这大约是全世界用最快的速度，迅速做出了这个全国受益的正确的决定。难处是，在全民中还缺少充分的讨论和认识，就是在宣传中，不少媒体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　　他说：“我们贯彻义务教育法，就意味着我们搞义务教育是‘面向全体，造就全体’，为全体青少年素质提高而进行的教育。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的课程，同精英教育中为造就少数拔尖科技人才所设置的课程是不同的。1000个学生里出了1个博士，我们津津乐道于1个博士，999个人没意义了？意义就1个博士？我们要造就‘全体’，要相信‘全体’。”　　他还说：“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生死存亡，不光靠精英，还有全体老百姓！”　　他还说：“学数理化是为了去干事的，不是为了去考试的。”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不高，但我感到了振聋发聩。　　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现在对外语太重视，对本国的历史太轻视。”他说我们十三四亿人的大国，现在学生学外语花的功夫最大。就是读到大学了，在许多大学里，学生们差不多还要拿出1/3的时间攻外语。一个大学生，现在有多少新知识要去探究，社会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做。不是学外语不重要，而是很重要，但是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比例失调了。影响到各行各业，评职称，第一刀就是外语，用这把刀，砍掉了多少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人家说我讲话比较“冒”，我也是心疼。他对我说：“你写书把这件事也讲讲，就算是一家之言。你要讲清一个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必备的多种基础能力对他一生的发展有多么重要。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我理解了，邵宗杰先生为什么会如此坚定不移地坚持综合课程改革，他不仅仅是因为承诺了国家教委交给浙江的一个改革实验任务便忠实执行，他的坚持中有他对学生、对家乡、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亦有他深厚的学识做支撑，他正是极其负责任地为千万人肩负着他所应当坚守的职责，那是他无可推卸的天职！　　我不禁深感邵宗杰真乃人杰！有这样的人杰担当着浙江省教委主任一职，不论遭遇怎样的阻力和冲击，都能令我们再次领略何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除非让他从岗位上退下来，他自己断无后退之可能。我岂能不感动于他心志不移的忠诚坚守，岂能不对这样的英雄豪杰万分敬佩！　　然而，就在这期间，浙江省教委换班子，邵宗杰退下来了。　　今天总结综合课改以来遇到的难题，浙江归纳出“五个不”：教师不适应，校长不支持，设备不配套，家长不放心，社会不理解。从这“五个不”来看，反对者们觉得新班子应该充分考虑群众意见，对课改说“停！”　　这实际上是“五大难题”，居首位的是“师资问题”。有人曾极而言之：“原来都是合格的教师，现在浙江省没有一名合格的理科教师了，这是人为造成的！”　　教师的不适应，首先表现为对新教材的不适应，矛盾似乎又转移到了教材上，怎么办呢？　　新上任的省教委主任陈文韶，也可谓在艰难中走到了风口浪尖。　　“新班子对这个事也是支持的。”沈复初先生说。　　新班子经审慎讨论，提出：大家都让一步。　　怎么让？沈复初说，我们对教材进行修改，但不能退回原来，叫做“坚决试，认真改”。如果不改，矛盾会激化。我们的综合课程是从西方得到启发的，中国的老师能不能适应，要有个过程。我们在1993年可能全面推进得快了些。后来我们提出“老师们也努力一下”，修改教材主要是为了让老师适应。　　怎么改？主要是在教材内部调整，比如说调到生物的内容相对集中，地理的内容也相对集中，物理和化学的内容平行。这样，如果你一个老师能够教就一个人教，不能够教就两个人一起教，可以几个老师“抬”一门综合课，对一个老师来说就减轻了负担。到初三，我们有相当多的内容是综合的，老师已经比较好接受了。这样看起来，这个整合的程度是退了一步，但坚持了综合课改的方向。　　这是孤军挺进的浙江课改遭遇的经历。浙江省一批力行综合课改的先行者们，在走着“坚持与妥协相结合”的道路。　　但争议仍然存在。“两会代表”仍有提案质询，仍有院士提出反对意见。新华社和浙江日报社都给中央写过“内参”。 </span></td></tr></table></td></tr></table>

dyly · 发表于 2005-7-17 11:52:28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txt">中国新教育风暴</span><span class="e">三十六、驾驭多元智能的"综合智能"</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国家总督学柳斌仍然坚定地支持浙江课改，他说：“有校长曾经问我，国家教委为什么不提倡英才教育？我告诉他，素质教育不是英才教育，但是素质教育为更多英才的出现提供了沃土。为英才而教育其结果是失去英才，为提高国民素质而教育其结果是得到英才。我们当前的倾向不是忽视英才不是忽视尖子生，而是相反。我们的基础教育如果不能成为大众教育、普及教育，那我们就忽视了鲜花赖以成长的沃土。”　　1998年2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了一批专家到杭州来开“基础教育综合课程研讨会”。基础教育司的李连宁、朱慕菊、刘坚等领导来了。中央教科所、北师大等8所师范院校的专家学者来了，其中有北师大研究生院院长顾明远、北大附中校长康健等一批著名专家。华中、华南也有名家前来。这是个全国性的研讨会，中央电视台也派记者来参加。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提出要面向21世纪，构建我国新的课程体系。会议认为浙江课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苗子，无论如何要呵护它！　　1998年3月3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报道“浙江省中小学综合课程教材改革取得重要成果”，这个报道播了3分钟，对浙江课改是个很大的支持。　　浙江课改的成果是辉煌的，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益体现出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强势支持，容后叙述。　　2003年秋，在北京校长大厦，我听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的朱慕菊在进一步推行综合课程改革的全国会议上回顾说：“浙江课改遇到非常严峻的挑战，在决定浙江课改到底该不该继续走下去的时刻，不说全民投票公决，也到了各地教委来投票公决的地步。”　　这里讲到了一个投票表决的情节。以往课程的决定权在上面，上面决定怎样就怎样。由于浙江省的两会代表和科学院院士中有不同意见，浙江省教委则坚持己见，省政府领导也不好用权力定夺，于是交给浙江全省各地的教委去投票表决……　　相关思索：前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面讲到了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人有7种智能：语言文字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旋律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加德纳1983年将此论结集出版，书名叫《心智的结构》（FramesofMind）。近年，加德纳又在先前提出的7种智能之外再加上“自然观察者智能”。不论7种还是8种，我以为人还有一种综合上述多种智能的智能，这是超越于上述诸种智能之上的更高级的智能，是驾驭多元智能的综合智能。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是他对人的感觉、思维、认识等多种能力进行研究所做的一种划分和阐释。世上还有人以类似的方式，作出类似的划分和阐释。　　中国唐代玄奘与其门人窥基（慈恩大师）所倡的“唯识说”（不称唯物，不称唯心，称唯识），研究的便是人类“认识”之“识”的能力和途径。该学说的第一层面，把“识”分为眼、耳、鼻、舌、身5识。其中的眼识，便是“视觉空间智能”。耳、鼻、舌识，包括了听觉、嗅觉、味觉和语言智能。身识，涉及触觉和身体运动智能。在第二层面，列第六识为“意”识，认为是以“心”统合各“识”产生的高级能力。今天，“思想意识”一词已为我们广泛使用。在“唯识说”中所指的“意”识，是可以涵盖逻辑智能、思辨能力和艺术表达智能等创造性能力的。在第三层面，以第七识为“末那识”，从字面上看很费解，翻译过来就是“自我意识”，指与整个世界对应的具有独立性的人的整体智识。再有更深一个层面，列第八识为“藏识”（潜意识），以为人的一切外部表现都是这“藏识”所变。这便涉及到人的本能，涉及到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了。　　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就被目为世界级的大师，加德纳也因多元智能理论荣获路易斯维里大学葛罗威麦耶奖和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而距今1300多年前，唐代中国佛教大师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与其门人创造性地阐释的“唯识说”所分这8识（8种智能），在今天看来岂不是要让我们大吃一惊！　　再者，佛教大师们所说的“智慧”，不是指聪明，也不是指某一种超群的能力，其实就是人生综合多种智能，融会贯通的大智能。换句话说，不论人有多少种智能，“智慧”二字已讲尽了将各种智能融会贯通的妙境。通往此妙境的精髓与要义就是“综合智能”。　　人类走到20世纪的秋天，美国人在教育变革中能率先将工业时期的“分科课程”改为“综合课程”，此举绝非易事！分科教学重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尽管技能的获得也是我们今天所必需的，但综合课程有益于人的综合素质培养，通往对人的多种智能和潜能的全面开发。　　我至为尊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国泰，是军队的一位将军院士，他曾经随手在一张纸上给我画过这样一幅图：　　如　　图所示：数学、物理、化学，如果各自是分开的形态，你去学它，主要是认知它是什么，要产生创造是很难的。如果彼此发生交融，创造往往就产生在那些“结合部”。这就是综合催生创造。　　由于浙江综合课程改革遇到的阻力，由于我国多数人对综合课程改革必要性的认识还很朦胧，国家教育部虽倾向推行综合课程，还是决定将课改分为“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两种，以期各走一段，让实践说话。“分科课程改革”也称改革，因课本内容也作了很大变动。我在采访中看到，选“分科”的地方无疑也有改进，但动静不大，教学方式也很容易沿用已经习惯的方式。选“综合”的地方则惊心动魄，教育系统上上下下全被调动起来，能强烈地感觉到“革命”，学生几乎无不乐意。此种情形容后描述。　　今天仍然守着分科课程的教育者也在吸收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分科课程与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是一致的。我以为人还有综合多元智能的综合智能不可忽略，至关重要，因为人的创造力主要产生于综合智能。要做好一件事单靠一种智能是不够的，借用一句中国俗话，那得“什么招儿都用上”。培养出良好的综合智能，才会满盘皆活。　　有家长说，教育是不能试的，要是改得不对，孩子年龄过了还能退回去再来吗？在我看来，这话也适用于那些没有选择综合课程或还没有开始课改的地区。今日在校生没有在这个“黄金时段”体验和收获到综合课程教学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一个重要损失。　　综合课程教学是教育转型的具体切入口，综合课程导向培养综合智能，这是学生心智中驾驭多元智能的统帅。 </span></td></tr></table></td></tr><tr><td valign="middle" align="left" height="2">上一篇：三十五、邵宗杰为何坚定不移</td></tr></table></span></td></tr></table></td></tr></table>

dyly · 发表于 2005-7-17 11:55:05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三十七、谁告诉他们秘密</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何英茹是一位高中女教师，她的经历同样典型。　　她从陕西勉县一中考进北京师范大学，1996年毕业来到北京九中，接着来到王能智主持的培训班，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教师。　　2002年暑假，何英茹去新西兰培训，回来前夕就想，给王老师带点什么呢？先生会喝酒，她决定给先生带两瓶酒———葡萄酒。　　她一路上就抱着这两瓶酒回到宾馆。该装箱了，不知什么念头在脑海里一闪，她担心托运酒瓶会碎，决定手提。那时新西兰还能允许乘客将两瓶酒直接带上飞机。在飞机上她仍然担心酒瓶碎了，于是在20多个小时的天空上，她一直把两瓶酒抱在怀里。她真那么害怕酒瓶会碎？是什么使她选择在万里云空之上与两瓶葡萄酒相伴？　　如果回顾往事，你会陶醉，那就是这样的时刻。　　初到九中，何英茹担任的是高一年级地理课。高一《地理》上册中有“地下水”，书上有抽象的结论性的知识，比如讲岩石会存水。学生很难想像———石头不是砖头，怎么存水的呢？　　“你不要孤立地讲地下水。”王能智说。　　“那怎么讲呢？”何英茹问。　　“你可以带学生去探究‘石景山地下水’。要学会用脚学习。”　　“走出去？”　　“对，不光是讲，先要去做。”　　王能智带着何英茹与她的高一学生去跑野外，别开生面的情境很快涌现。书上讲，玄武岩不存水，砂岩存水。是这样的吗？　　“我们来检验一下。”王能智说。　　第一步要让学生学会辨认哪是玄武岩，哪是砂岩。学生采集到了玄武岩和砂岩的标本，就开始实验。把这两种岩石洗干净，先拿到物理实验室的大烤箱里去烤两天，取出来称重量。然后放到水里泡两天，拿出来再称重量。这时学生发现，这两种岩石的存水性差别不大，那书上凭什么说玄武岩不存水而砂岩存水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学习的兴趣顿时就上来了。　　在看起来没有新闻的日子里，突然有个新闻从他们自己的日子里冒出来，学习变得有意思了，调查和探究随即出现。　　同学们马上返回实地，再去调查……同学们匆匆行走的脚下仿佛踩着音乐，就像你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出发，青山、流云、泉水、女生飘逸的头发，都在阳光下有了新的含义……别说同学们瞎激动，不论你去到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那样的情景想起来就让人陶醉。　　何英茹抱着葡萄酒，看到同学们的眼睛里比先前更能看见东西了，他们看到砂岩在自然界里风化得很厉害。“或许，是风化到这种状况的岩石叫砂岩吧！”一个女生的声音。不管是不是，他们的眼睛打开了，看到了很多裂隙，明白了裂隙是影响岩石存水量的秘密。　　学生们由此得知：任何一种岩石只要有裂隙，存水量就增大。书上说地下岩层和土层里的水存在空隙中，学生现在知道，这空隙应该包括裂隙和孔隙。地下的玄武岩也可能有裂隙，因而也可能存水。　　学生们对地下水的了解形象了，深入了。何英茹带着学生从门头沟的军庄到八大处约20公里范围内做了地下水调查。他们本来是上地理课，但在实验中把腿伸到了物理。现在又结合野外地质调查，用数学模型来计算这一地带的持水量，还用化学知识做了水质的调查分析实验，了解京城石景山区水质与污染的关系，而且进一步调查了石景山地下水是否存在“漏斗”等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学生研究一个问题。”何英茹说。她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把从前学过的数理化知识都同地理课联系起来了，同学们也体会到，在实践中运用知识时，那知识是不分科的。　　“我们检验了课本里的知识，并深化了、扩展了课本知识。”何英茹说的这个情节提示他们的不单是北京强化“师资资源”开出的一朵花，这儿也在开发“课程资源”。《石景山地下水》所开发出的“课程资源”，不久被王能智延伸出“区域资源的校本开发”，即把区域资源作为教育资源进行开发，使之成为石景山教育资源的一个亮点。这是王能智教学中一个极有创新意义的部分，需另文再述。　　1998年王能智带着《石景山地下水》这一探究课案，参加了“中国地理教师综合能力培养及测试”研讨会。在会上，青年地理教师何英茹尝试的这堂课让人耳目一新，大受好评。如果把王能智主持的培训班看作是一个开展探究性学习的总公司，何英茹就像个二级代理，而且是许多二级代理中的一个。　　她已经能把“探究”相当成功地“推销”到她的学生中去。她说：“我现在知道我该怎样带学生了。”她相信学生的能力只能在进入探究性学习状态时才能得到。怎样才叫进入状态？她说，我可以从学生的听、说、读、写、做，一眼就看出学生有没有进入状态。　　我说：“那你讲讲看，‘说’有什么不同？”“如果某学生说，老师你说得不对，然后说出他的看法，这叫‘说’。如果他只是把书里说的再说一遍，那就‘没说’。”　　她还说，我可以针对不同的学生设计适合他的题目，让每个学生都能尝试探究，亲历体验，让他进入状态。　　一天她对男友说：“我现在知道什么叫读死书了。”　　她的男朋友是九中的体育老师，男友说：“这有什么新鲜吗？”　　“当然。”她说，“读死书并不就是死记硬背。”　　“那是什么？”　　“老师给一，你就学一；给二，就学二。书上给多少，你就学多少，这就是读死书了。”　　“这么说，你以前也是读死书了？”　　“差不多。书上讲的放到现实中常常就不认识，还有洒汤漏水的呢！你说你读书时读得那么辛苦，可是究竟学进去多少东西？那不是读死书造成的吗？”　　她还说，所以我们现在说：听　　到的，你容易忘记。　　看到的，也可能忘记。　　做过的，你不会忘记。　　她说我现在很清楚，怎样才能使学生进入有效学习。知识会过时，能力却跟着学生成长，伴随他的未来、他的一生……可是，她去教高三了，一切又变回去了，她不得不把探究性学习放下，不得不带着学生对付高考。 </span></td></tr></table></td></tr></table>

dyly · 发表于 2005-7-17 12:06:36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四十二、笨孩子是怎样制造出来的</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写到这儿，我想向您介绍一下刘洁民教授。　　他1958年出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北师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中国科协1992年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时，刘洁民正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在英国7个月后，他接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又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如此，他得以考察了英美两国的教育。1993年回国时，他只有35岁。我想，仅从这“一叶”，也能窥见我国制定新课程的这支队伍的学术含量。　　他参与了数学课改的早期研究工作，随后是做北师大编纂新世纪《科学》教材的执行主编，随后他走了许多市县去推广新课程，辅导各地教师……他的经历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提供出我国教育大变革最前沿的消息。　　他说：“约在20世纪最后一年，我们得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161个国家和地区发调查问卷。调查显示，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实现了从小学到初中阶段的综合课程教学。在亚洲，仍然维持以分科课程为主的只有中国（大陆）和老挝了。”　　刘洁民说，这条消息对我们触动很大！　　这里，我援引《视野》2004年第6期刘燕敏一文———　　两份报告的预言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写的考察报告中说，美国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踌躇满志；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最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结论是：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也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背后，除非老师发问时举右手，否则不轻易改变；早晨7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中国学生也有家庭作业，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优秀的学生，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报告的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养了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00多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　　中国的教育已经落后了，我们再不能满足于关起门来自我赞扬，不能津津乐道于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好的。刘洁民说，那时教育系统“两种声音”的争论已经很激烈。我们欣喜地看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6月份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此后，课改步伐明显加快了。　　1999年夏秋之交，教育部下达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立项指南”，面向全国发动各高等院校和教研部门参加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2000年3月16日。　　2000年3月下旬，教育部组织评审，以“八校两所”为核心，整合了全国的研究力量，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各门课程，分别组建了国家课程标准研制组。这“八校”是：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西北师大、南京师大、华南师大、华中师大、西南师大。“两所”是：中央教科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这是一支由全国300多位教育专家组成的“国家队”。　　4月29日，300多位专家齐聚北京，首次大集中。　　这是中国新世纪挺进新教育的一件大事，一个盛会。　　当大会宣布与会专家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教育阶段各科的课程标准时，大家都感到了不寻常的分量。就是这个课程标准，后来在教育界被称为“国标”。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学苏联，制定了《教学大纲》。如今制定课程标准，便是要取代已经用了半个世纪的《教学大纲》，这不是小改，是大动作！　　似乎为了慎重，这次课改分两套方案———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同时进行。比如，既决定初中的科学课要综合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天文、地理中的部分内容，同时还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分科课程。　　我问：“分科课程怎么改呢？”　　刘洁民教授告诉我：“就像独立的语文、数学、外语，变革动作也很大。我举数学的例子你可能比较好理解。比如数学，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和特点，在课程里分4个档。”　　我问：“怎么分？”　　他随手画了示意图：　　文科　学文史艺术类→70　学经济管理→80　　理科　侧重技术应用→90　侧重基础研究→100　　如图所示，在文科中可分为两档，在理科中也可分为两档，如果把数学课程的最高难度设计为100斤，那么学文史艺术类的挑70斤的数学就可以了……学理科侧重基础研究的就要挑100斤。　　人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形象思维能力强，数理逻辑智能弱，他学数学顶多只能挑70斤，你非要他跟数学天才挑同样重的担子，那不把他压垮了吗？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学生是怎样被压垮的：他　　顶多只能挑70斤，甚至挑不到70斤，他的数学成绩肯定好不了。成绩不好的家长和老师就要拼命抓，他的大量时间就被驱赶到数学里去，结果他的其他课程也被耽误了。最终他哪科成绩都不好，一个“笨孩子”就被制造出来了。　　由于是用相同的尺子去衡量，这样的学生自己也觉得自己笨，父母也觉得我的孩子笨，没办法。最终他可能一生都难有自信心，一生都活得很艰难。　　然而，他很可能是个艺术天才，或者是从事商业经营的能手，在基础教育阶段硬让他去挑数学天才的数学重量，就可能把一个艺术天才或经营学家消灭了。相反，如果让一个科学家去做艺术天才轻而易举便能做到的事情，那个科学家也可能立刻奇笨无比。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司长讲过这样一个事例，她说北京某五年级学生把自己作业中的一道数学难题拿去请教爷爷，爷爷是位“两弹一星”科学家，结果科学家爷爷也做不出来。这个例子未必罕见，我国数学课在实际教学中难度不断加深的状况已人所共知。　　那么应该怎么改？</span></td></tr></table></td></tr></table>

dyly · 发表于 2005-7-17 12:20:51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四十一、出人意料的调查结果</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就在浙江变革课程经历争论之时，中国科协有关机构按国际新方式于1992年和1994年两次做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调查的结果基本相同，并令人难以相信：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有0.3%。　　这0.3%到底说明什么？这调查有什么用？　　在世界上，美国先做了这项调查。1990年美国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是6.9%。同年，欧共体也做了同类调查，欧共体公众中的比例是4%。　　初见这数据我也疑惑，不知美国人所称的“基本科学素养”是什么概念，不知这6.9%和4%是不是也低，也不清楚美国人得到这6.9%的数据有什么意义。　　深入进去，方知这基本科学素养的核心部分有三个维度：一是对基本科学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二是对科学的研究过程与方法的理解，三是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解。你不必是科学家，譬如你是学经济的，你有对上述三个维度的基本理解，知道科学技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懂得加以利用，就具备了基本科学素养。　　如此，是否具备“科学素养”与懂多少“科学知识”是不同的概念。若对照我国近几十年90%以上的科研成果未能开发利用，显见之弊就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脱节，科学、技术又与社会应用脱节，这与“基本科学素养”第三个维度所要求的正相违背。　　美国人查知美国公众具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是6.9%，如何提高？只有从教育入手。美国人把上述三个维度作为基本科学素养的核心部分。既然是“基本”，那就是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完成的任务。因此，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教育所需要专心去做的，就是对学生素质的培养，这便是素质教育的本意。　　美国做了上述调查，就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证美国的教育和科技在未来几十年———乃至更远———仍然保持无人能够挑战的先进性了。　　现在，把中国的0.3%同美国的6.9%、同欧共体的4%的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当能感到差距巨大了！　　美国拥有6.9%仍在发奋改进。1990年美国通过了《国家教师法》《国家环境教育法》，1991年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2年美国通过了《终身学习法》。这些立法均具有鲜明的政策指向———从保障教师待遇到提高公众素质，都通过立法去实施。中国仅有0.3%，能对教育自我感觉很棒？　　虽然差距大到令人难以接受，但这项调查也被认为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性。有人认为，这可以反映出我们的中小学科学教育是不成功的。这当然引起了争论。　　虽然争论仍在，但人们看到，1994年11月，国家教委提出了要改变中小学应试教育模式。　　中国科协接着启动了一个“2049计划”。目标是：从现在起，高强度地推动科普教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与中国科技应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为此，中国科协组织了“院士科普书系”。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科普工程，发动了中国一流的科技才俊“两院院士”来写科普丛书，第一轮就有189位院士参与，所写范围可以说覆盖了当代世界一切前沿学科。　　这套书每本都不厚，10万字左右，但院士们架着眼镜在灯下斟字酌句，煞费苦心。这套书写得扎实、可靠、权威，文字流畅，深入浅出，对前沿问题的通俗化描写应该说已经做得相当精彩了。但这套书在推广中，市场并不好，媒体用“遭到冷遇”来形容。　　为什么？　　虽然出版者还可以从市场推广上再找原因，但“遭到冷遇”，则深层次地反映出中国学生已经被牢牢地捆在那些要考试的课本知识里了，没时间来光顾这些不要考试的“闲书”，哪怕你是“黄金读本”。　　何谓封闭？我们都知道封闭不好，都知道历史上的“闭关锁国”使国人吃封闭的亏吃大了，但封闭哪里只限于封闭国门呢？今天，单这个“分数定前途，一考判终身”的考试，就能把一个人从幼龄到18岁相当完整地封闭在那几册课本里，这不可怕吗？　　从社会上看，也可见绝大多数公众的兴趣不在这些科普知识上。电视报道北京某女歌星签售光碟，一孕妇挤到前排，大家都让着她，歌星问签哪儿，孕妇撩起上衣露出隆起的肚皮说：“就签这儿。”　　“签这儿？”女歌星惊讶。　　“对。就签这儿！”孕妇说。　　看来她是期望尚未出生的孩子将来也成为歌星。女歌星兴奋地在孕妇的肚皮上签了名。我是在家里的电视上看到这个情景的，不知这天还有多少人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奇观。　　中国科协继续努力，为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开辟了“中国公众科学网”。　　1997年国家教委也做了一项调研，从而加强了变革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紧迫感。1998年2月，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推进素质教育，调整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加强教学管理的意见》。同年3月，国家教委更名为教育部。教育部首先启动了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数学、外语这三门主要课程的教学标准研究制定工作。　　这不是小事。变革课程，就是向新教育转型的切入口。　　“但是，直到20世纪结束，直到今天，对我国基础教育的评价一直存在两种声音。”刘洁民教授说。　　刘洁民是我国数百名参加制定国家课程标准的教育专家之一。我随即问道：“哪两种声音？”　　“一种是高度赞扬，一种是尖锐批评。”　　“怎么赞扬？”　　“赞扬的声音说，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范例之一。理由有四：一、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学生成绩最佳；二、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不错；三、中国中小学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教材的深度和难度，在当今世界是最深最难的之一；四、国外人士对中国基础教育的高度赞扬。”　　“批评的怎么说？”　　“批评的说，我们的基础教育，主要目标是掌握学科知识，具体表现为两个维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偏重书本知识，轻视实践活动；偏重学科本位，忽视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偏重摹仿，忽视创新；偏重教师传授，忽视学生主动学习；偏重统一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偏重个体学习，忽视合作与交流。总之，传统的分科教学缺乏对科学的整体把握。我们的基础教育是过时的、落后的，需要做重大改革！”</span></td></tr></table></td></tr></table>

dyly · 发表于 2005-7-17 12:36:24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三十九、谁来解决这个问题</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如同王能智在优化师资资源的探索中会拓展出新的课程资源，浙江也不单单是在课程资源方面下工夫，注重教师培训同样是他们的一大工作。　　由于《科学》课本（浙江称《自然科学》）综合了理、化、生、天、地，难度最大，浙江规定担任自然科学课的教师与专任化学课的教师享受同等保健补贴，并单独设立自然科学评审组评审教师职称，等等，这已是从制度上支持综合课改。　　到1998年，浙江全省17583名自然科学教师中，能独立胜任的占50.1%，到2003年刷新到90%以上。这就远远不是当初有人说“没有一名合格的理科教师”了。　　与此同时，浙江还对评价制度大胆变革。如1993年浙江全省中考就实行了物理、化学、生物合科考试，此举是后来高考“3+X”的先声。1994年浙江中考为实验区单独命题，这就打破了统考。　　单独命题并不是吃小灶，而是建立新的评价制度，除了笔试，还对美术、音乐、劳动技术、实验操作、体育专项运动进行综合测试，记入中考成绩。　　浙江还对首批接受综合课程的学生升入高中后跟踪调研。高中都是“分科”，这些学“综合”的学生升入高中后能否跟上？有一系列数据可以证明，他们的高中成绩不比初中阶段学“分科”的同学差。另有一个现象则很突出，即高中阶段的班干部大部分来自实验区学生，他们与同学、与老师、与社会的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动手能力，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进入21世纪，浙江全省的高中生都是基础教育阶段学过综合课程的了，省内没有可比的对象了，只能去与全国的高中生比，他们参加全国高考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2003年9月24日上午10点30分，北京校长大厦。　　浙江省教研室的方红峰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召开的全国科学新课程实验工作研讨会上发言。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报告浙江全省理科考生在全国高考统考中的平均成绩已经连续3年稳步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初现优势。　　方红峰还报告了另一个重要成就，浙江推行综合课改后，到1995年，小学和初中的年流失率已经从课改前的8%下降到1%，迄今已基本没有因为读不下去而辍学的“流生”。浙江课改既保证了优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得到提升，也保证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整体基本素质的培养，两头都抓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早在200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72号文件中就相当有信心地写出：浙江省到2005年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阶段的15年教育。　　去年是2004年，2月13日我在宁波看到当天《宁波日报》头版登载的《我市将率先普及15年基础教育》一文。文中写道：要通过“两免一补助”政策，“使全市14个经济欠发达乡镇和6个片区的农村孩子享受到免费教育”。　　这真不是一件小事！　　浙江何以能提出普及15年基础教育？皆因今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之蓬勃名列全国前茅。宁波说他们有14个经济欠发达乡镇，然而宁波2003年的人均GDP已超过3400美元。宁波的经济欠发达乡镇，是在宁波区域内相对而言的“欠发达”，比其他地区的“欠发达”却要好上许多。　　2004年2月13日《宁波日报》头版头条还登出《种田“零负担”开全国先河》，报道从今年起，宁波380万农民不用再交一分钱农业税费。　　宁波何以能做到？当地政府官员告诉我，农业的“国税”由当地政府统筹缴纳，“地税”由当地政府予以减免。这一切是由于以民营为主的城乡企业蓬勃发展，创造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事实上的减免农业税费来调整城乡企业和农业人口的收入差距。　　浙江全省已经坚持10年的综合课程改革，是在纠正从前的精英教育之弊，推行使所有学生得到好处的教育。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需要大量学会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青年从学校毕业出来继承并发展父辈的事业。浙江艰辛的10年课改越来越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理解，终于使浙江省人民政府率先提出全省普及15年基础教育的目标，这对全国许多省份来说还是望尘莫及的。　　至此，应该说，浙江在风风雨雨中的综合课程改革，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浙江省将坚定不移地沿着综合课改的道路走下去。　　然而，并不是没有问题。　　浙江在义务教育阶段全省挺进综合课改已历经10年，但英勇如浙江，这10年中对高中的课程未敢轻举妄动。他们变革了从小学到初中的9年课程，学生进高中还有3年才考大学，这3年可视为缓冲地带，可以在这3年里重新适应应试教育，然后与高考接轨。　　到此你已看到，以浙江为代表的先遣军，以北京王能智为代表的一批先行者，向开辟课程资源和优化师资资源挺进，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是，他们应该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的潜能，都被堵在高考这个瓶颈里了，谁来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重温：制约我国教育转型的三大瓶颈即师资资源、课程资源和评价制度。所谓“评价”，不仅仅是书面考试，而是需要建立起对一个学生的综合评价体系，才能对学生做出较准确的评价，并对这个学生的前程具有良好的导向功能。　　也就是说，评价的主要目的，不该仅仅是为国家教育机构提供录取或淘汰的依据，而该服务于学生，有利于使经过12年辛苦学习的学生了解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高考的评价功能，不该是一张“判决书”，而应该是引导学生继续学习、持续发展的“加油站”。　　浙江在综合课改阶段已经拓展的综合测试平台，王能智和他指导的中青年教师开辟的课题活动与校外实践课，也已经为综合评价拓宽了基础。现行高考已有改进，“3+X”就是重要改进，但仍有差距，其取舍学生的方式，仍能轻而易举地挡住上述探索的去路，谁来解决这个问题？　　国家一再强调提倡素质教育，但民间另有说法，说现在是“轰轰烈烈讲素质，扎扎实实抓应试”。在实际教学中，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就像拔河那样争夺、撕扯着老师和学生。而且这场马拉松似的拔河赛到高三，老师和学生都得缴械投降，倒向应试教育。　　大家都拔得很辛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span></td></tr></table></td></tr><tr><td valign="middle" align="left" height="2">上一篇：三十八、谁的黑色幽默</td></tr></table>

dyly · 发表于 2005-7-17 15:53:50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四十七、山西的消息</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2001年夏天，曲沃县教育部门得知国家要开展课程改革，立刻向县委、县政府报告。教育部门和县委、县政府都认为要积极去争取这个机会。他们觉得，既然是国家级的项目，应该有一笔经费，不管用什么办法，能拿到这个项目，得一笔经费注入曲沃县教育，就是贡献。于是，这个夏季，县委书记乔成家、县长薛愿兵、教育局长和副局长，4人风尘仆仆地从山西省西南部专程赶到省城太原去强烈要求，志在必得。此举在38个实验区中堪称一奇。　　同去的教育局副局长张桂蕊是位特级教师，199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她身兼教育局教研室主任，还是山西省教育发展战略组成员。在路上，她就跟两位县领导说：“教育的项目，很可能是没有经费的。我们要是争取来了，就必须搞下去，到时候可别说县里没钱！”　　县领导作了承诺。　　结果，他们把项目争取来了，果然没有原来所企盼的经费。2001年9月，曲沃县成为山西唯一的实验区。　　他们的困难和举动都很惊人。　　曲沃县的小学原是五年制，他们选择了综合课程，这新课程是六年制的，怎么办？变！就这样，小学五年变六年。　　可是多一个年级，就多了4000多学生，教室、桌椅、老师都得增加，单单这老师，一下子哪儿去找那么多呢？　　贴广告招老师。他们先从本县近两年毕业的师范生与大专生中测试、遴选了236名试岗教师。合同上写定：试岗一年，一年后考试、考核，合格转正，不合格不再录用。　　“你知道这些试岗教师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吗？”　　“你说。”“我说了你也不信。”“多少？”我问。“每个月只有100到150。”　　“还有别的补助吗？”　　“包括补助，全部就在这个范围。你很难相信吧！”　　我点点头。　　张桂蕊接着说：“按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只给这点儿钱，但是县财政开支不了，没办法。”　　“100多，”我问，“一年下来也就一千多不到两千，有人愿意来当这个教师吗？”　　“踊跃报名，唯恐不用。”“是吗？”　　“地方穷，这100多块钱，也是个出路。”　　我听了，一时不知还该问什么，心想一个课改，就这样招收236名教师，也是调动起全县青年人才，拉动本县需求的大事了。　　这里的中学，除音乐和美术选的是分科课程，其余都选了综合课程。浙江当初的课改首批迈进1万人，曲沃县第一步踩进去就是全县3万多学生，13个学科“全科目全方位”挺进。　　今日，从外国人公布的中国富人排行榜可以看到，中国已有不少亿万富翁。目前中国贫富之悬殊，不唯个人与个人比悬殊极大，地区之间群体与群体比，差距也是巨大的。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的企业，山西曲沃县城乡，都还不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1995年我走过甘肃、青海、西藏一些地区，得知有些县欠着教师的工资发不出来已有一年半载。曲沃县还能给这批新教师开出每月100多元工资，属于不错的了。但曲沃县和海勃湾区师生家庭与深圳师生家庭的经济持有水平，毕竟相差甚远。春夏，走在内蒙古乌海，走在山西曲沃，望着这里蔚蓝色的天空和原野上鲜艳的野花，你会感到这片土地的美丽和贫穷是一曲震撼人心的旋律……　　一些地方的家长们说教育是不能试验的（在家长们头脑里，总认为是“试验”，不是“实验”），可曲沃县连老师也是试岗老师，这些一天课都没有教过的老师，一下就被派去承担综合课，这在那些富裕地区的家长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张桂蕊说，“穷，我们也得改啊！”　　“您是说穷，也得参加课改？”　　“是。不改，我们会更穷。”她说。　　“我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她又说。　　9月，一个细雨　　的黄昏，你看到放学归来的孩子书包轻了，你的心情却很沉重……但是，眉头会展开的，阳光会朗照内蒙古蔚蓝而高远的天空，会朗照孩子的明眸。　　我看见蓝天下，有位女教师正领着数十个初中生向城区步行而去……公共汽车在他们身边停下，又开走了，他们继续向市区步行而去。　　为什么不乘公共汽车？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走，走，向城里走去的正是一通厂学校的学生。　　他们的学校坐落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正向市区图书馆走去，一走就是四五里路。我不能说这些孩子们买不起一张公共汽车票，但同学们说，大家都把乘车的钱省下来就是一个数，就可以买书。　　还记得一通厂女校长郭丽云吗？她曾说我们给每个班做了一个书柜，有三层，但书柜里没书，那“空间”就是对我们的压力……于是孩子们去捡易拉罐、捡纯净水瓶，捡了就交到班长那里保管。废纸也不扔了，整整齐齐地收拾好，交到班长那里保管，攒多了就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个学期下来，那书柜里的新书竟也满了一层。　　当然这书柜是太小了，装满了也不够用。于是老师告诉大家，市里有个很大的图书馆，然后就领着他们去了。　　丁勇霞老师、弓美霞老师走在学生们中间，你一下不容易区别哪个是学生哪个是老师……她们大学毕业不久，她们与学生们很融洽，她们一次次带学生去，每次都走着去，全班都走着去。阳光下，同学们一个个走得红光满面，汗流满面，兴奋不已。　　他们每个人都办了一个借书证。那里有好多好多老书和新书，还有不少新报刊……课本里提示的背景资料、填充资料，他们基本上都能查到。一旦查到，各学习小组就“捷报频传”。　　还要去，还要去！学生们总这样说。　　一到图书馆，他们就像一个个蚕宝宝蚕食桑叶那样扑向书刊……图书馆人员惊诧了！ </span></td></tr></table></td></tr></table>

dyly · 发表于 2005-7-17 15:54:30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四十八、草原上的阳光</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为什么这些远道来借书看书的孩子一大群一大群？　　为什么城里一中的孩子没有一个来借书？　　老师们告诉图书馆人员，因为城里的孩子还在读着老课本，还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还在题海的包围中，他们没时间来光顾课本之外这么大的世界。　　“是呀，我们自己家里有的书，孩子都不看，哪会来借书看呢？”图书馆人员说。　　图书馆人员的孩子都在城里读书，属于尚未进入课改的。这些做父母的听得朦朦胧胧，似懂非懂，但眼前别人的孩子对借书看书如此兴奋，如此认真，毕竟令他们惊奇，而且有点羡慕了。　　他们说，多少年了，没见过这样的借书景象。　　黄昏，图书馆要关门了，他们又集合，在夕阳下走回去……内蒙古海勃湾区，这就是你的新世纪！　　老师带着数十数百初中生，一次次步行去远方借书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古老的童话。那里有一座图书馆，令孩子们如此神往，因为那是知识的宫殿，那儿联系着更辽阔的远方……　　母亲河在他们身边流过。从北京开来的列车，经呼和浩特连接包头，再从包头经乌海市南去宁夏，再向西奔去甘肃……开放式的学习，使海勃湾区孩子们的眼界一天天开阔。别以为他们在远方的行走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在那些早晨和黄昏的跋涉，在加强国家变革教育的决心。　　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反复？有没有争议？　　有！许多想像不到的经历一一出现。　　海勃湾区教体局局长李维林曾对家长们许诺：一年后，如果你们觉得不好，想给孩子转学，我负责给你们转……一年后，李维林局长调走了，新任局长叫邢瑞英，她介绍说：“困难真的很大。比如讲大综合的科学课，一开始班上有41个人不懂，讲着讲着，有42个人不懂了，连老师也不懂了。”　　她说，新课标、新课本出来了，最直接遇到挑战的还是老师。课改开始不久，老师中就有一句话流传：“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2002年3月，乌海市全市进入了课改实验，但除了海勃湾区仍使用综合课程，其他区全部选了分科课程，“这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发生了地震！”　　邢瑞英说，压力比当初更大了，怎么办？既然已经骑在马上，那就跑吧！从此海勃湾区和其他区着劲儿干。　　我问，像比赛？她说，比比赛严重。“2002年9月，我们不得已也订了分科教材。”　　“改主意了？”　　“不是。有人说这样好，有人说那样好，到底哪一种好？不得已，我们让学生每人手里都有‘分科’和‘综合’两套课本，老师拿着两套书作比较，学生也拿着两套书比较着学。我们想，老师和学生两套教材都接触了，心里就更有数。最后我们做问卷调查，让老师和学生自己选择，下学期的课，你们究竟是愿意学‘综合’，还是学‘分科’？”　　“学生们几乎都选择了综合课。其中75％的学生选择了‘非常喜欢’。”　　“老师呢？”　　“93％的老师选择继续使用综合课程，其中86％选择‘坚决支持’。选择‘反对’和‘坚决反对’的一个也没有。7％的选择了‘怎么都可以’。我们就坚定地走‘综合’了。”　　我还想起浙江课改遭反对后，为坚持“综合”，曾采取两三个老师“抬”一门科学课的方式，便问他们老师任课的难题怎么解决。　　邢瑞英说，起初老师之间互相请教，比如担任科学课的物理老师向生物老师请教，生物老师向物理老师请教，不久就集体备课。　　“集体备课，思维碰撞；听课交流，经验共享。”她说我们地方穷，老师工资也低，许多女教师过去连化妆品都舍不得买，现在舍得买电脑。课程改革不仅是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更推动了老师的学习，我们说是“老师和课改共同成长”。　　此外，这也促进了学生催家长买电脑，推动学校和民间使用计算机的进程。这些变化，都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在地方上出现了。　　郭丽云校长告诉我：“我们的综合实践课，学生们做的课题是老师过去想像不到的，也是家长想像不到的。”　　我请她举例说说。她报出了一串题目，然后我理解了，在这片土地上，不论蒙族还是汉人的后代，心中都有蒙古人辉煌的历史，于是孩子们做的课题有《中国兵器的变迁》、《中国战例荟萃》等。蒙古人爱马，则有孩子做了《世界名车调查》这样的课题。还有《乌海市大街车流量调查》《海勃湾区居民水费调查》……我说，这些课题，初中生做确实不简单。　　她说：“小学高年级就开了综合实践课，也做课题，比如居民水费调查，男女生合作，要入户调查，不仅涉及知识，首先要学会礼貌，学会怎么让阿姨叔叔接受你的访问。”　　这片土地有开放的性格，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孩子们的变化在家中也颇有影响。前任局长李维林调走了，他的承诺落到了新局长邢瑞英肩上，但令人尴尬的局面并没有出现。邢瑞英说，一年后，我们的生源不但没减少，反而大幅度回升。　　“最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竟然有市中心区的家长，要求把他们的孩子转到海勃湾实验区的中学来。”　　我说，你说慢点儿，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一般说，市属学校的规模、师资力量、设备都比海勃湾区的学校强。多年来，“走后门”的只有从我们区属中学往市属中学调的，从没见过从市里面往外面调的，突然翻过来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时弄得我们也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她说，家长们通过朋友、熟人，找市委领导，找市教育部门的领导……领导给我们写条子，各种渠道来找的都有，就是要求往我们海勃湾区的学校调，“2003年，我手上就办了十几个。”　　“你是不是感到新的为难了？”　　“不。这很鼓舞我们，我们愿意，所以不为难。”　　回顾3年来的综合课程改革实验，不能说今天已经没有分歧。邢瑞英这样总结道：“起起落落，坎坎坷坷，回过头来发现，收获多多。”　　古羌人威武的身影，蒙古人响亮的鞭声，远去了吗？　　母亲河在他们身边流过，火车呼啸着奔向远方。　　虽然，这里的生活穷是真穷。但老师正带着学生，在改变命运。不管怎么说，这儿是新世纪内蒙古最早改变教育的地方，这儿的阳光会照遍草原。 </span></td></tr></table></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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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铁 让人感动的教育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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