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学习：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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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跟朋友做亲子和学生活动的策划，其中的一个微话题是探访都市。
上海的历史不算太长，但名人故居遍布，有很多是非常有意思的。
探访过一些之后，发现还真是找到了一条了解历史、了解文学的路。先结合《随想录》，试着给儿子讲巴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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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象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龙华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了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了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退尽。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了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人值班，不敢管。当着民警的面她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地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啊!”她也用同样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啊!”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后来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让上海戏剧学院“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口，快到作家协会，或者走到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还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历历在我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的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把她拉住，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我当时的确在写检查，而且已经写了好多次了。他们要我写，只是为了消耗我的生命。但她怎么能理解呢?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毫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

　　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卡去，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来，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背了她回家。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去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他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处!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造反派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了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同志，他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肯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监督劳动。在会场里我一直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还能回答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插队落户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业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在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吗?”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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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变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受不住手术，最怕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病，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侯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呢。我受得住!”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病，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CC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有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她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睛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子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到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地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和干部，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再去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里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啊，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这半年中间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之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可能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们先后到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米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一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作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从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反动权威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繁重、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这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家协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惶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家协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看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和她的骨灰搀和在一起。

　　1979年1月15日写完山

　　(选自《随想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

　　《怀念萧珊》是巴金在“文革”以后出版的散文集《随想录》中的一篇。《随想录》由《随想录》、《探索集》、《真话集》、《病中集》、《无题集》五个集子组成。这部大书是用真话建立起来的揭露“文革”的“博物馆”，是作者毕业阅历和经验的总结。

　　巴金散文多感怀之作。正如他在《怀念萧珊》一文中所说：“五十多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作者的这篇悼念亡妻的散文，记述了妻子在“文革”中因受自己的牵连而遭罪，身患绝症得不到及时治疗，最后连诀别的话也没留下一句就默默离开人世的悲惨遭遇，描写了夫妻俩在那段日子里患难与共、相濡以沫的深厚感情，以及互相鼓励着希望摆脱厄运的深切愿望。作者对亡妻的怀念之情，对林彪、“四人帮”迫害无辜的愤恨之情，对夫妻受难中善良的人们给予帮助的感情之情，充溢于字里行间。这正是这一作品充满感情色彩，从而“打动读者的心”的重要艺术因素。

　　《怀念萧珊》于朴实无华人叙述之中凝聚着巨大的情感内容，体现了巴金作品惯有的叙事风格。散文娓娓地叙述作者自己的一件件往事——夫妻在“文革”期间共同经历的磨难，萧珊得病和去世的情景，她那与人为善的性格，以及作者与她相识的回忆，看似随意的安排却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内在结构，表达强烈的思想感情。散文以平实的叙述，在表达基本内容的同时，又把内在的情感以及特定的艺术氛围传达出来。特别是文中关于夫妻二人在困境中的互相勉励和萧珊去世后的情景途述，蕴含着无尽的辛酸和对故人的怀念，极具艺术力量。“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骨灰搀和在一起。”散文结尾的这段叙述把作者对妻子的至爱这情以及散文特有的如泣如诉的情调表达得淋漓尽致。

　　跟这部平实、朴素的写法相联系，巴金采用白描手法描写人物。夫妻俩的一个姿态，两三动作，几句话语，在作品中稍加勾勒和点染，言笑颦蹙便顿时跃然纸上。当然，这些人物不同于叙事作品中的完整典型，但他们同样能激荡人心，在读者头脑里留下清晰难忘的印象。

　　秦牧曾说过：“如果一个散文作者不敢流露自己的感情，不敢用自己的个性语言来讲话，这样的散文，艺术感染力就会降低，因为那作为文学作品的特性被削弱了。”巴金散文感情色彩浓烈，语言个性鲜明。它没有雕琢的文字，不采用华丽的词藻，追求自然的美，朴素的美。《怀念萧珊》那么自然、那么朴素地记录作者的一段生活，说他“要说”的话，“求助于纸笔”吐露绝无伪饰的情感。这是作者对语言的运用达到熟练自如、炉火纯青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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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位满头银发的老人，端坐在我对面的高背木椅上，双腿间架放着一根手杖，身着略显臃肿的栗色茄克式棉衣。老人举步维艰，但脸色红润，神态安详。这位老人便是巴金。
    坐在老人对面，我真真实实地感到一种宁静，一种镇定，一种充实，一种信任。
    这一天是1991年2月4日，农历庚午年腊月二十，节令正当立春。
    没有多少热力的阳光，穿过婆娑的树叶，再透过门窗的玻璃，斑斑驳驳地洒进由阳台改成的狭长形房间。房内没有取暖设备。阳光虽未增加多少暖意，却平添了几分明亮。我同巴老便在这样的氛围中谈话。同去的朋友在远处和巴老的九妹琼如老人很有兴致地拉家常。
    三天前，我同思和一道去巴老家时，请巴老为我选编的《巴金谈人生》写几句话。巴老应允了，要我再给他一份纲目看看。这天，我专为送纲目而来。老人说：一定写，只是身体不好，可能短一些。我说：哪怕只写一句话也好。说完“正事”，我又同老人谈了些别的事情。老人拿出两件材料给我看。一件是浙江嘉兴县志办公室据1923年手稿打印的《嘉兴杂忆》残稿，另一件是65年前写有《春梦》片断的练习簿。三天前，我同思和在巴老家谈了近3小时，这次，我不愿多占老人的时间，因此，进屋后一直没有取下围巾，脱去大衣。翻看那极其珍贵的稿本时，我显得笨手笨脚。巴老慈祥地看着我，不时轻声说几句话。看着老人双腿间的手杖，身上的棉衣，我突然涌出一个念头：老人那衰老的身躯也需要支持，老人那燃烧的心也需要温暖。我有点走神了。……
    2月5日，我离沪返京。19日，农历辛未年正月初五，巴老来信。我急切地拆开老人亲笔写的信封，内中是老人一笔一划写成的两页《前言》。文末署“91年2月14日”，这一天是农历的除夕日。《前言》是这样写的：
    1928年在巴黎，我对一位朋友说：“我只想活到四十。”过了62年，我在回答家乡小学生的信中又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87岁的老人回顾过去，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老老实实地走过了这一生，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有时走得快，有时走得慢，无论是在生活中，或者在写作上，我都认真地对待自己。我欺骗过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次，再活一次！
    读罢在人生途程中跋涉87个春秋的老人的自白，面对工整而苍劲厚重的手迹，蓦地，我眼前化出一幅景象：在人们忙碌地准备迎接新岁的时候，巴老静静地坐在临窗的小桌前，手中那管显得万分沉重的笔，在纸上艰难地缓缓移动，移动……。我的双眼模糊了。幻象消失了，眼前是实实在在的写着400多字的两页稿纸。放下稿纸，我感奋，我崇敬，只是不知怎地，感奋中含着些许酸楚，崇敬中掺着几分感喟。我默默地对自己说： 这就是巴金老人！这就是巴金的精神！
    《巴金谈人生》是我为青年朋友选编的一本薄薄的小书。我力图通过书中精选的巴老有关人生的方方面面的言论，展现他数十年来所倡导和实践的一贯思想：人应该追求真诚的、充实的、有理想的、有奉献的生活。巴老新写的《前言》所回顾的、所展示的、所渴望的，不也是这样吗？将巴老的手稿复印交出版社以后，我在小书的《后记》中，写了这样一段有感而发的话：“最有资格谈人生的人应该是严肃地对待人生的人。巴金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怎样说就怎样做，至少是努力这样去做。正因为这样，在80岁的时候，他才能这样说：‘我绝不写文章劝人“公字当头”，而自己“一心为私”。自己不愿做的事我也决不宣传。我的座右铭就是“绝不舞文弄墨、盗名欺世”。我们的确见过那种‘论’人生时头头是道，‘过’人生时则背道而驰的人。言行一致、身体力行与言善行恶、口是心非，其美与丑、高与低，真是泾渭分明。”我向青年读者们建议：“读巴金谈人生的书，还应了解巴金这个人。只有把书和人联系起来‘读’，才能真正认识巴金并理解他对人生所说的话语，受到更大的启迪和教益。对于其他谈人生的书和人，也应如此。”
     我同巴老的文字往来始于1963年秋。当时，我刚刚步入大学四年级，准备以巴老的创作道路为题，撰写学年论文和一年后的毕业论文。9月23日，我写信给巴老，一封2000字的信写了一个星期，才交给指导教师林如稷教授，请他转寄给巴老。信写得很稚拙。我说：“为什么我会对您和您的创作感到兴趣呢？凭我有限的知识，我感到，中国新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中，对您的论述和研究还不够充分、全面，有的问题解放前后都在争论，至今还没有一致的看法；有的虽然接近一致，但中间也有些值得商榷的地方；有的呢，似乎还没有怎么触及呢，特别对您的创作道路和经验的研究，显得更加不够。因此，对您的文学活动和创作道路的轮廓，作一个较全面的勾画；对您的作品，作一个合乎事实、较为正确的评价；对您的创作经验和意义，作一个公正的总结，是十分必要、十分迫切的事情。自然，我深知，知识贫乏、能力低下、年仅21岁的我，远远不能胜任这样艰巨的工作，它的完成，有待于致力于这方面研究的人们共同的探索和努力。我愿意在这项工作中，努力尽自己的一点力量。”
     我又表示，“读您的作品，我很喜欢您的性格和语言。当然我不是喜欢那些旧时代留下的消极的方面，我指的是由您的作品中体现出来的作家全人的品格。我爱热情、诚挚的人，爱明朗、酣畅的语言，我相信，这会有助于我对您的作品的感受和研究。”
     我以十分严肃的态度说：“鉴于以上种种原因，我才立志研究您的作品及创作道路。我认为，这决不是个人的喜好和事情，对您的研究和评价，实际上关系到正确批判继承五四以来新文学的进步传统，关系到如何掌握评价新文学史上一大批进步作家的标准，涉及到怎样用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方法论去对客观事实作实事求是的分析等一系列重要问题。我希望通过对您的研究，使自己对这些问题有更深刻、具体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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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月29日，林如稷教授转给我巴老的复信和一本我求借的《巴金的生活和著作》。巴老的信是用毛笔写的，字迹流畅飞动，文句却颇多委婉。这封信是这样写的：
    存光同志：
    信收到。我最近比较忙，过几天便要离开上海到南方去看看，我抽不出时间写较长的信，请原谅。说实话，我希望您最好不要研究我的作品。我过去写得多，但写得不好，现在社会活动较多，文章写得少，还是写得不好——自己看看，也不满意，何况别人！倘使我将来能写出好作品，我当然不反对人们谈论它。目前我害怕您会白白浪费了您的时间。
    您要看的明兴礼的著作，已托林先生转给您了。这本书我这里还有，您不必寄还了。作者是个天主教徒，在他这篇“博士论文”中他也在宣传天主教义。不过他懂中文，我的作品他差不多全看过，引用的地方较多。
    我1923年离开成都后曾在上海、南京两处进中学读书。没有参加什么社会活动。去法国前，翻译过一本克鲁泡特金的《面包略取》（后改名《面包与自由》）。
     匆覆。 此致
     敬礼
     巴金 10月17日
    请代问候林如稷先生，我不另给他写信了。我毕竟是一介书生，且悟性甚低，不懂测风察云，见机行事。在1963年秋写信给巴老，表示要研究他的作品和创作道路；并侧面表示对1958年至1959年全国范围内以“巴金作品讨论”为名的大规模批判运动的不满，对文学评论和研究中日见抬头的种种“左”的思潮的质疑。这怎么不使心有余悸的巴老感到为难呢？大概是我的书生气令巴老忧虑，因此，他劝我 “最好不要研究”他的作品，“害怕”“白白浪费”我的时间。我未能理解巴老的深意，也的确不明白正在发展的形势的严峻，仍然坚持搞自己的选题。以后的事情却为巴老所言中。一年以后，我不得不中止了研究。
     风雨雷霆，14年以后，我从西北的一所大学来到北京，得以重新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和巴老。此后6年间，我只给巴老写过一封信。为了抢回失去的时光，我奔忙于各家图书馆，埋头翻查旧报旧刊，四处寻觅绝版书，整日遨游在书海之中。直到1984年，我出版了一本论述巴老文学道路的小书并编成三卷研究资料后，才下决心去见巴老。12月3日，在巴老度过80岁生日之后，我第一次走进上海武康路巴老寓所。我带去一份复制件，这是上海《大公报》副刊《大公园》1948年12月29日以《巴金的心境》为题刊登的两行手迹：“我喜欢罗曼·罗兰的一句话，痛苦和战斗，这是支持宇宙的两根支柱。”手迹中的“一句话”三字有脱笔，看不清是什么字，令我耿耿于怀，因此，趁便先请巴老和小林同志辨认一下。为了节省巴老的时间，赴上海前，我将要请教的问题寄给了巴老；见面后，巴老便针对我的问题逐一作了回答。谈话的主要部分如下：
    存光：1979年4月和1980年初，您在同法国《世界报》记者雷米和上海文学所研究生花建的谈话中，都谈到 “追随鲁迅的道路”。我正在思考应该怎样理解您所说的 “鲁迅的道路”。能否谈谈您在30年代对“鲁迅的道路”的认识，以及今天您对“鲁迅的道路”的看法？
    巴金：你的问题我看了。老实说，你的问题我很难回答。作家与批评家、理论家是不同的。有些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
    关于“鲁迅的道路”，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真话集》中《怀念鲁迅先生》写过。我的看法就是这样：“我勉励自己讲真话，卢骚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是几十年中间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我看得很清楚：在他，写作和生活是一致的，作家和人是一致的，人品和文品是分不开的。他写的全是讲真话的书。他一生探索真理，追求进步。他勇于解剖社会，更勇于解剖自己；他不怕承认错误，更不怕改正错误。他的每篇文章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他的确是把心交给读者的。”我对鲁迅的看法，当然也是这样，不过现在到写这篇文章时，考虑这个问题就考虑得更清楚一点，更明确一点。我认为作家的道路就是这样的，写文章也这样写。我觉得鲁迅的道路首先是这样的。比如讲真话，我是这样写的：写作和生活一致，作家和人一致，人品和文品一致。写这篇文章时虽说是回忆，但鲁迅对我的影响，我对鲁迅的看法就是这样的。30年代、40年代，我不是这样明确，70年代、80年代，更明确了。
    存光：现在回过头来看，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文学运动、文学思潮，对您自觉从事创作是否有什么影响？
    巴金：我觉得很难明确地说。当然受到影响，但创作主要是生活。明确的我说不出来。我不是有意的。搞创作，写什么东西，主要是生活里有一些感受。所以我说我不是文学家。……我对青年作家说，你写创作，不要管别的，理论也好，美学也好，什么也好。你写生活中的感受，最熟悉的东西，感受最深的东西。我自己写作也是这样。反正我也不要做作家、文学家。
    存光：您认为对于作家的社会理想、政治观点与小说的思想的关系，应该怎样认识才较为确凿？
    巴金：这是有关系的。我的作品与我的主张是有关系的。我写作品是宣传我的思想，宣传我的看法。写出作品要打动我，也打动别人。不是为写作而写作。我没有话可说就不写东西了。
    过去有些东西是别人拉稿写的，现在也有拉稿的。要尽量避免。替别人完成任务，要你写什么稿子你就写什么稿子，是浪费时间。
    存光：您认为写一个作家的传记，最需要注意哪些方面的问题？
    巴金：我觉得写一个人的传记，最重要的是你了解他的生活，还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时代最重要，背景、环境最重要。我不想别人替我写传记。我写过去，也需要好些时间来思索，来回忆，才能准确地回忆起来。我写《回忆我的哥哥李尧林》在香港的《大公报》发表后，《一般》杂志也转载了。这篇文章里就有错，时间和事情都有错，查了几篇东西，才搞清楚，收在《病中集》中的是改过了的。
     我写东西要有根据。我要写过去哪些事，要考虑哪些问题，也要花好多时间，不能说几十年的事一下就想起来。我的时间不多了，把要要写的东西多写两本，还有，我还要做点事，证明自己的文品、人品，证明文学与生活、与写作的一致。因此，我没有更多精力来写回忆过去的东西。我要做我自己要做的事，不能老做别人让我做的事。
     存光：有人说，写传记要写出“我眼中（或心目中）的×××”；又有人说，应写出“真实存在着的×××”。很想听听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巴金：照我来看，当然应该写真实存在的人。但这不容易，总免不掉我写的东西总有点我自己的看法、印象。比如这个人我讨厌他，写出来总有点反映。他做的有些事你不赞成，你总不可能把他说好。当然，写作时尽可能准确些，忠实一点。过去写传记最困难是材料，我为啥要提出建立文学馆呢？就是为了保存材料。这个馆明年一月一日可以正式建馆。成立文学馆还有不同看法，有人提出成为研究中心。我的意思，先应该是资料中心，收集资料，整理资料，提供资料，主要为全国大专院校中文系师生服务，还要为海内外研究者服务，为很多人服务。研究中心是为少数人服务。以后发展当然可以办。写传记有了资料也就方便一些。本人谈的只能参考，特别是家属，现在有些回忆录就不大符合事实，家属提供的情况好话说得太多。最困难的是时代怎样创造这个人，能把时代写出来。这个时代出现这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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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匆匆又5年。1989年11月，我去上海参加“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说来令人感慨，自80年代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十分活跃，其中，巴金研究堪称进展最大、收获最丰的领域之一，但召开全国性的巴金研讨会，却困难重重，在上海同仁的努力下，直到1989年尾才得以举行。研究者们从各地赶赴上海市郊青浦宾馆，兴奋和欣喜自不待说。11月21日，会议开幕。许多代表要求探望巴老，会议主持者颇感为难，他们在开会前已与巴老联系过，未得同意，因为巴老不习惯也不愿意搞“接见”式的会见。会议主持人再三解释，但要求仍殷殷不停。于是，23日下午，我同李济生老人、丹晨同志陪与会的几位日本学者去巴老寓所，同时，代大家再向巴老陈情。我对巴老说：有十几位研究者，也是几十年来读您的书的读者，现在来到您的门前，不见您心里实在过不去，50岁的人说起这事都流泪，请巴老见见吧。巴老听后，立即说：“见一见，见一见。”这样便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见面。第二天，我随过去已见过巴老的代表参观大观园，十几位从未与巴老谋面的代表，则乘车去武康路巴老寓所。
    会议闭幕后，28日下午，我与思和又应约去巴老寓所请教教有关老人的集外佚文等问题。这两次见巴老，我明显地感到，老人的体力不如5年前，行动已很困难，但他那平易的风范、清晰的思路仍然如故，他思维的敏捷和记性的超常，更令我惊叹。
    28日我们去巴老寓所前，先到华东医院探望正在住院的王瑶先生。说到王先生，我不能不多写几句，因为王先生的名字也是同巴金研究连在一起的。早在1957年，王先生就发表了《论巴金的小说》这篇奠定我国巴金研究基础的力作；80年代，王先生又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撰写“巴金”辞条，全面而中肯地评介了巴金的剧作道路和文学成就。王先生一直关心支持巴金研究，并为巴金学术研究的收获深感欣慰。
    1985年，我和丹晨同志受同仁之托，到北京大学镜春园76号拜访王先生，请他领衔主编《巴金研究论集》（另一位主编是复旦大学的贾植芳先生）。1989年11月9日，我代“首届巴金学术研讨会”主办单位与王先生联系，他在电话中以十分肯定的语气说：“一定参加。”他还告诉我，即将动身去苏州出席现代文学研究会理事会，会毕便赴上海。21日，我因事耽误，下午才从北京飞往上海，同仁告我，王先生上午抱病出席开幕式，但无力讲述事前准备好的发言稿，在贾植芳先生的劝说下退席休息，已住青浦中医院输液观察。当晚，王先生病情加重，次日转至市内华东医院住院治疗。我和思和去医院时，思和买了一束鲜花，病房的护士小姐找来一个广口瓶权代花瓶，鲜花使洁白的病房增添了一些生气与活力。王先生此时已不能说话，但头脑清楚，面部表情乐观而坚毅。陪伴先生的师母告诉我们：上午，巴老来医院看病，因不能上楼，特让女儿李小林代他到病房向王先生致意。想不到，这一天竟是我同王先生的诀别。12月27日，在八宝山王先生的追悼会上，我默立在人丛中，想到50天前我与王先生的通话，和一个月前在上海的最后一面，想到王先生一生的学风和人品，开拓和成就，不禁黯然泪下。王先生是从巴金研讨会的会场上住进医院的，他是“战死”在现代文学研究阵地上的啊！我蓦然想到巴老1938年在《做一个战士》中写的一段话：“他能够忍受一切艰难、痛苦，而达到他所选定的目标。除非他死，人不能使他放弃工作。”王先生不正是这样一位“战士”吗？因此，在向王先生的遗体鞠躬时，我心里除了哀痛，还升腾着一种异样的感情。……
    我与巴老接触不多，仅有的几次见面，都在老人80岁之后。尽管每一次见到老人，我都有所获，有所感，有所思，但我却认为实在无需用铺陈的笔去描述每一次见面的情形，这是因为在我的眼中，他是一位诚挚、平易、谦虚的老人，是一位爱憎分明、热情正直的战士，是一位辛勤耕耘、硕果累累的作家。他不是“首长”，不是“名流”，不是圣人，更不是神仙。读他的作品，我像是在聆听他促膝谈心；坐在他的对面或身旁，我眼前是一个真真实实的普普通通的老人。我爱我眼前的巴老，我敬我眼前的巴老。
    自“五四”以来，可称为“作家”的中国人车载斗量，然而，真正把写作当作事业，在推动社会的进步和人类的文明方面卓有建树者，却可以数计。有的作家才华出众，或一度辉煌，或写过力作佳构，但星换斗移，沧海桑田，逐渐失却光泽，有的甚至蒙上尘垢。更有的号称“作家”者，或猎于名，或钓于利，或屈于力，；随时俯仰，见风转篷，文章或有可取，人品几等于零。巴老自本世纪20年代开始写作，他亲历了“五四”以来我国新文学的全过程，除去头10年和被迫搁笔的“文革”10年外，其余50余年都堪称文学创作的大家和文学运动的中坚。
    像巴老这样，长达70余年坚持写作，坚持用作品同读者见面，其作品在几代读者中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在现代作家中的确不多见。巴老不想当作家，但生活却把他造就成一个作家。
    一个为写作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大作家。巴老写作如同在生活，为使世间更温暖、更幸福，人的心灵更纯洁、更美好，他写作一生，探索一生，思考一生，奋斗一生。他用作品说真话，吐真情，真切反映时代的影象，尽力抒写人民的心声。他有过迷悯，有过坎坷，也有过错误，有过失落，但不论处于何种境地，他始终不忘读者，不忘祖国，始终襟怀坦白，勇于自剖，始终追求真理和光明，坚持理想和信仰。其言以真而传世，其文因德而益彰。在这位写作与生活一致、做人与为文一致的作家面前，諛词和贬斥同样不都是苍白无力的吗？
    记叙或评述巴金老人的一生，是一件为许多人关注的工作，已经出版的几部传记和评传，或重在作品的评析，或偏于经历的描绘，或以铺叙言行活动见长，或以揭示人格发展取胜，自成一格，各有特点。我的这本书，能为读者提供一些新的东西吗？这不该由我作答。我所能说的是，我力求忠实地、客观地叙说老人不懈奋进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思想和创作方面探索、追求的历程；以目前所能掌握的全部材料为根基，不取巧，不自以为是。我爱巴老，我敬巴老，但我避免用一己的感情去择取事实，以个人的好恶去剪裁历史。我的写法也许拘谨，但执著于材料也颇艰苦。我有自知之明：我笨拙的笔，写不好这位世纪老人，时代良知。我这样自慰：我所写的巴老，也是一种认识，一种观照，一种理解，一种表现吧。今年，巴老整整90岁了。在这个时候，我把这册书奉献给读者，也多少卸下了自己心上的重负。于是，我释然了。
    末了，对于不断督促和鞭策我的朋友们，对于栽培本书的园丁们，我深深地道一声：谢谢！
    作 者
    1994年中秋夜，
    于巴山洞明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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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朋友请我编一本给中小学生读的巴金文选，我第一反应是拒绝，这几年这类书出了不少，实在没有兴致再来炒冷饭。但朋友提醒我，他们想出一本以中小学教材中入选的篇目为主的巴金作品选，并附有点评。最近几年，对语文教学大家议论颇多，不满声众，但打击和破坏仿佛是我们的本性，到建设的时候，大家都袖手旁观，站在河岸上生怕湿了自己的鞋子。我不懂得语文教学，也没有那么多的宏愿，况且一本这样的书也改变不了什么，但想到倘若能给求知中的青少年甚至备课中的老师提供一点参考，或许不无意义吧？
于是，我答应下来，并认真地做了起来。首先请包括中小学老师在内的几位朋友帮忙，把现在各类中小学课本上选过的巴金作品做了一个统计，在此基础上确定本书。这几年，我一直尝试用节选的方式将巴金的长篇小说选入他的选本中，本书也不例外。理由很简单，巴金是以中长篇小说名世并在文学史上确立地位的作家，其《激流三部曲》在整个现代文学史中也是少有的鸿篇巨制，《憩园》、《寒夜》等也备受称赞，而现在流行的选本因为字数限制等原因，大多数选的是巴金的散文随笔，要么再点缀几篇短篇小说，这实在不足以客观地呈现巴金的整体文学成就。何况，我已发现在中学生的阅读书目和部分辅助教材中，已有《家》的章节选入。节选不是一个完美的办法，但尝一脔而知全味，以此为引子说不定会引起读者阅读全书的兴趣，基于这种考虑，我节选了巴金久负盛名的长篇小说《家》，又节选了被认为是代表巴金小说创作最高成就的《寒夜》。除此之外，我还有意加强了巴金晚年力作《随想录》和《再思录》两本书的入选力度，这两部作品在巴金创作中乃至对当下社会的意义日益凸显，它自然不能在青少年阅读中缺席。
接下来的工作是点评，我仿照了古典文学注本的注疏办法，在题下列“题解”，主要是交代作者的创作背景和意图；随文有点评，主要是梳解文意，提示读者关注焦点；文后有笺注，主要是解释文中出现的重要名词或交代相关资料；另有点评，综述我的阅读感受。本书中页下脚注，为作者原注或《巴金全集》的原注；巴金作品在历次重版中作者多有修改，本书文字已经可以视作作者改定本的《巴金全集》本录入。
关于本书，还有几点，我想申明一下：
1、我特别不喜欢现在语文教学中就字、词、段等文章的枝节来谈文章，特别是对一些写作技术的迷信和强调，什么用词准确，层次清楚，首尾照应，欲扬先抑等等，我不否认写作中存在着这些技术，但那是自然而然的结果，不是事先命定的，就像我们说话不会先想语法是什么再去说一样，我屡屡见到一些老师在给孩子讲“用词准确”，除了这个词别的词都不行，都不能用在这个地方，这种讲法倘若作者在世都会哭笑不得，哪来这么多唯一？而且用词与整个语境、语势又大有关系。跳出这些，换另外一个作者，可能觉得用另外一个词更合适，写作风格不同用词的选择未必一致，这是写作者个性的体现，怎么可能有标准答案呢？这么来讲作品等于是肢解作品，把作品本身的美感破坏殆尽，无怪乎那么优美的文字选在课本里，却吓坏了那么多的孩子！我尽量避免做这样的点评，也不提倡这种阅读方法，更倾向于用自己的心去整体感受一篇文字和作者的思想感情。2、对于所谓的中心思想什么的，我不想做归纳。一篇文章有作者主要表达的意图，这个不假，但作者的意图也可能是几个，而不是唯一一个。还有，读者也完全可以读出更多不同的观点来，这怎么就不是“中心思想”了？因此，我即便是在点评中说上一些类似的话，但那只是我在阅读中体会到的，它不能完全概括作者的想法，更不可能代替每位读者来理解这篇文章。文学的魅力，在于不断和反复的阅读中发现，如果你做到了这些，用心体会，你不但不难体会到作者的言内之意，还能品味出作者的言外之意。可是，我们的教学中似乎更愿意统一或者给出标准答案，而不鼓励学生有自己的看法和感受，但如果读书不能做到“我读书”，而是“书读我”，那真是死读书和读书死。
3、在解读巴金作品的过程中，我采取的是“以巴金解巴金”的办法，就是用巴金的一贯观点、思路来解读他的作品，或者是为读者提供更多的背景资料，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巴金的作品。——这也是我的基本观点之一，不论你多么高明，在阅读一篇作品时，弄清作者的意图，或者多问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写，是第一位的，在这个基础上，你才可能施展你的天才本领去做出个人的解读，因此，我引用了不少巴金的话，都是为了帮助读者弄清作者的意图、观点。不论编者做怎样精准的解读，它的最大作用只是导航，而永远也代替不了你的航行。这也让我尽量做到不越界，毕竟这是巴金的作品选，我对作品有什么看法是次要的，最关键的是先要弄清巴金本人的看法和要表达什么。
最后，我想说的是，大多数人会认为现代文平白如话，不需要笺注，我还看到过“现代文学研究，的确不算什么学问”的高论，但这一次面对着一些可以说烂熟于胸的作品，认真做一点笺注的时，发现仍有很多需要熟读精思的地方，仍有很多没想明白之处——这也恰恰激起我更大的兴趣，要不是时间所限和字数所限，文字内外可仔细讲的地方仍有很多，当然，留在本书中的遗憾、舛误一定也不少，倘有机会再版，我一定还会有很多增补和修订，同时也可以提醒很多同行们：一部分现代文学作品的注疏大有必要，也很有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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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巴金，还用具体介绍吗？他的资料随处都可以查到吧？我在另外的文章中曾经跟青少年朋友们这样谈过巴金：
不论是一个满怀着理想的少年，还是成为名满天下的大作家；不论是朝气蓬勃的青年时代，还是白发苍苍的暮年，巴金在少年时代建立的信仰、培植的观念一直没有改变，相反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的认识更为深刻，并在一生中默默地信守和实践着它们。他一生的作品所传达的理念，也都与他少年阅读的《告少年》和《夜未央》息息相关：“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文学生活五十年》）正像巴金在少年时代遇见了《告少年》和《夜未央》一样，我始终认为一个人在少年时代如果遇到了巴金的作品并能认真地阅读、体会它们，也是他的人生之幸。因为巴金特别真诚，从来不会在作品中表达虚伪的东西；巴金的文字又特别单纯和清澈，让你感受到这个世界的透明、美和自由；更重要的是巴金的作品都带有积极的信念、崇高的理想和光明的追求，恰恰是一个人成长中不可缺少的鼓舞力量，是人生底色中最为明快的那一部分。我们在他的作品中，随处可以找到鼓舞我们战胜黑暗迎来光明的语句，找到友情的纯真与高尚，找到把个人的人生与众人的事业连在一起的幸福。他说：“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家庭的环境》）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更多的思想，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爱慕，更多的欢乐，更多的眼泪，比我们维持自己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所以我们必须把它们分散给别人，并不贪图一点报酬。否则我们就会感到内部的干枯，正如居友所说：‘我们的天性要我们这样做，就像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即使开花以后接下去就是死亡，它仍然不得不开花。’……”（《谈心会》）他多次引用凡宰特的话阐述自己的社会理想：“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都受着教育，每个智慧都得着光明。”（《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涯底故事》）他也终生把克鲁泡特金的平等、互助、自我牺牲的伦理观念作为自己恪守的道德信条……一个人在成长中，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经历过大大小小的风雨，但不论如何，最重要和最基本的要对生活、世界、自我和他人有一个信念，有了这些基本信念，你看待世界的心境就不同了，战胜怯懦的勇气就更足了，面对坎坷的反抗力量也增大了。因为有了这样的信念，不论你声名显赫还是默默无闻，你都会拥有一个丰富、充实的人生。巴金的意义就在这里，他在人生最初的阶段给你传达非常积极的信号、确立终生有益的信念，尽管这些信念不可能解决你人生中所有的问题，但它会让你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企望到不同的生命境界，如果你能一辈子忠诚地去实践它们，它也会让你的生命变得高贵起来。
“探索生命”是巴金一直都在思考的问题，巴金在不断地追问：我们该如何生活，如何能让生命开出艳丽的花朵？这个问题不是用语言而需要用一生的行动来回答。对此，巴金有自己的回答：“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多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让我再活一次》）这是巴金八十七岁时的人生总结，亲爱的朋友，你打算怎样“消费”自己的生命，在白发苍苍的时候又想做出怎样总结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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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如果需要再罗嗦几句的话，那就是我一再强调过的对于作品需要“阅读”的观点：
鲁迅、巴金及同时代作家，在今天，他们却面临着新的尴尬：他们正在被经典化，他们被写进各种文学史中，作品被编到从小学到大学的各种教材里，他们活生生的作品正被风干成文学史的次序、章节，将生命充沛的作者压缩成一段名词解释，或者体制化的学术研究内容、做论文的材料、考试的知识……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是平生的幸事：幸的是，他们进入了各种等级的知识序列，可算不朽或者预备不朽了。不幸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作家和读者最原始的关系被扭曲了，读者不再醉心于阅读，而只要背诵一连串的知识就可以对某些作品评头品足了。以接受知识取代阅读，这对于一个作家是毁灭性的解构。钱锺书的神话四处流传，可他《谈艺录》、《管锥编》并没有被认真阅读。巴金作品的前几代读者，都是灯下途中如醉如痴的阅读者，作家和读者在情感交流中一同走过无数的岁月，但新一代读者有很多是“被阅读”：因为它是名著，是规定的必读书目，是考试的内容等等，所以才会读它或了解它。在我看来，这是知识的传输，而不是内心情感和文学感染力的传递。
在这样的状态下，这些作家极其容易就被概念化、符号化和简单化，学术界的浅薄巩固了它，大众传媒的弱智扩大化。于是，鲁迅就是冷漠的，胡适是宽容的，郁达夫是抒情的，茅盾是写实的，老舍是幽默的、市民的，巴金是热情的，沈从文是优美、浪漫的……他们被定型、被塑造，人们不读作品也可以滔滔不绝地谈论他们时也就越来越远离他们本身。比如，巴金的《家》就是反封建，《随想录》就是讲真话。我最为伤心的是，不仅学者能说会道，在我的阅读调查中，连中学生、小学生说出的都不是自己真实的阅读感受，而是学来的空话、套话。文学的魅力、感染力蜕化成知识、概念之后，美感也没有了，它们枯燥、令人焦虑和厌烦。君不闻当代中学生有三怕？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还是阅读问题，文学作品当不被阅读的时候，不仅索然无味，还有可能面目可憎；而好的文学作品，一旦读进去，则完全是色彩斑斓的另外一个世界。今天，我们讨论巴金对我们还有什么意义，从巴金的作品中能读出什么？我首先要反问：你读了吗？只有在阅读中才有真切的体会，阅读的快乐和那种“不足与外人道也”的隐秘也正在于此，没有阅读，一切都是空的，此其一。其二，真正的阅读是高度个体化、私人化的事情，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个哈姆雷特，不同时代都有说不完的《红楼梦》，这都告诉我们：别人的总结再正确、高明、深刻，它始终无法取代你的感受。事实上，尽管相隔千百年时光，那些文字同样能够打动我们，并时读时新，这才是文学的魅力！审美的功能，情感的冲击力，思想和心灵的撞击力，这都是文学不会随时间湮灭的最重要的品质。这一点，很多现代文学作品是可以经受时间的考验的，但是，不阅读，一切无从谈起。
那么，打开书，一字字一行行地读下去吧！
                    2012年6月13日傍晚于上海
（本文系作者为他所编选、点评的《海上的日出——中学生必读名家·巴金》编后记，该书由盛大文学-华文天下策划，将于2012年7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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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road11

      一九二八年在巴黎我对一位朋友说：“我衹想活到四十岁。”过了六十二年，我在回答家乡小学生的信中又说：“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 命开花结果。”八十多岁的老人回顾过去，没有成功，也没有失败，我老老实实地走过这一生，时而向前，时而后退，有时走得快，有时走得慢，无论是在生活或者 写作上，我都认真的对待自己，我欺骗过自己，也因此受到了惩罚，我不曾玩弄人生，也不曾美化人生，我思考，我探索，我追求，我终于明白生命的意义在于奉 献，而不在享受，人活着正是为了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用来维持我们个人的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为別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将憔悴地死去。
     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的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就让我再活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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