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 谁是外教？ 那些在中国教书教英语的“老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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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 谁是外教？ 那些在中国教书教英语的“老外”

《纽约时报》： 谁是外教？那些在中国教书教英语的“老外”

如今，你随便去一家国际学校或英语培训机构，都能看到半数以上的老外面孔印在师资册页上，却很难确定这些外教是否真的有资格教英文，或者在中国游历的兴趣大过教学的热情；而在30年前，中国外教稀缺，仅有的外教大多在高校英语专业执教，将国外的教学模式和阅读经验带给中国学生，造就了一批英语人才。曾在美国美国威廉玛丽学院执教的六木，为《纽约时报》中文网撰文，上篇讲述作者在求学期间遇到的外教故事，下篇讲述当下数量激增的外教在中国遭遇的尴尬和困惑。

和外教稀缺的30年前相比，现在的年轻外教往往缺乏专业培训

谁是外教（上）：

从过去到现在

“下回我们再一起打乒乓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真正的学者了，”一位外教回英国时送了我一本书，在扉页写下了这句话。多年之后在去美国之前，当我整理书架时无意中再次看到这行字，才明白他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大学时期我一共有十位外教，还旁听过其他四位外教的课，我无法想象如果没有这些老师的帮助，我现在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子。

20世纪80年代仅仅在少数高校授课的“外教”，现在已经出现在中国大中城市的各级中小学甚至早教培训班中。根据中国外国专家局的数据，来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人数在2007年为33万人次，2011年则上升到了53万人次。

时代在变，人们对外教这个群体的关注和其面临的问题却并没有变，部分外教要承受素质不高、缺乏教学经验的质疑，但以我个人的经历，也有很多外教怀着改变中国教育、为中国学生打好语言和文化基础的使命留在了中国。

这些老师甚至改变了我的生命轨迹，也令我成为了一个更酷的老师。

我来自偏远山村，英语是我当时最差的科目之一，却阴差阳错在2004年考入中国地质大学时被调剂进了英语专业。大一的时候，我人生中的第一位外教发现我虽然很努力但是总和其他学生有差距，于是在课堂上总会给我更多发言的机会。每次只要我发言，其他的同学都会因为我发音不好而笑得很放肆，唯有这位外教用坚定的眼神看着我，替我解围。

经历了春风化雨般的第一学期后，我又幸运地遇到了一些毕业于英美顶尖学府的老师，使我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其实我可以离这些梦想中的大学那么近。他们独特的教学风格也深深触动了我这颗来自遥远山村的心，我逐渐发现学习语言其实也可以充满趣味。

我们在课上读《查理与巧克力工厂》，欣赏重金属摇滚乐填歌词，收听混杂各国口音的美国广播节目，分组代表英国各党派进行辩论，每次课前通过学一句绕口令来纠正发音，还有外教在课外分别开设了电影兴趣小组和小说阅读组，我们一起观看无字幕的电影《时时刻刻》、品鉴科幻小说《美丽新世界》。

当我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上也成为一名“外教”时，我在学生的身上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也在我自己的身上看到了当年我那些外教的身影。我借鉴了许多他们的教学方式，关注每一个学生，使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在课外和学生单独交流，跟学生一起喝茶、吃饭。有一次课上一位学生问道：“老师，你为什么那么酷？”我脱口而出：“因为我以前的老师都很酷。”

现在，我的一些在美国的学生也来到中国成为外教。他们毕业后有的去了中国的知名高校当老师，有的在一些英语培训机构任教。安得仁 (Andrew Andell) 曾修过我的中国艺术课，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的一名外教。前不久他在全校范围内做一次讲座，邀请我去听。那晚教室里挤满了学生，三台摄影机在同时录像，他系着领带，有条不紊地介绍他眼中的中国和俄罗斯文化，热情地回答学生的问题。“在中国，下课之后学生总是会给我热烈的掌声，这令我感到非常振奋。”安得仁在社交网络上告诉他的美国朋友。我相信，他很快也会成为一名很酷的老师。

我上大学时已是21世纪初，外教在中国的高校相对普遍，相比之下，近30年前来到中国授课的那批外教，则是更加稀有的群体，他们的角色更接近于拓荒者。为了写作本文，我特意采访了担任美国联邦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法官的约翰·罗杰斯，1987年，当时在肯塔基大学法学院任教授的他作为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来到中国外交学院授课，是中国最早的一批外教之一。

2013年冬天，罗杰斯教授受邀再次来到中国在外交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做了两场讲座，而这次邀请他的中国教授就是他当年在外交学院的一位学生。“在中国任教的这段经历使我遇见了我的妻子。如今，我的女儿大学毕业后也已经在中国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罗杰斯教授说。

我的精神导师威廉·怀特教授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从耶鲁大学毕业后作为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的一名志愿者来到中国支教，从此没有再离开这个岗位。当时他每周开设一次讲座，北京学院路各大高校的学生都会闻讯前来，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挤不进去的学生就从窗户爬进去”，由此可见当时人们学习英语、了解世界的热情有多高涨。

我十分好奇现在的学生是否像我当年一样幸运能有如此多优秀的老师，而现在的外教也是否能像罗杰斯教授一般与中国结下如此深厚的缘分。近几个月，我拜访了以前的一些恩师，又结交了许多在北京的外教朋友。在与众多外教朋友的谈话中，我发现从过去到现在，时代在变，外教和学生在变，但是人们对外教的关注以及外教面临的问题却始终未变。

谁是外教？这是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问题。在这个集体名词之下，有高校直接聘任的全职教授，有像罗杰斯教授那样通过富布莱特或其他交流项目来华的访问学者，有正规语言教师，还有那些非正规且流动性极强的老师。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回答“外教是谁”似乎过于困难。

“你说着英文长大，并不意味着你就有资格教英文。”保罗·凯莫博士说。凯莫博士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特别助理，于2012年9月来中国工作至今。

我也偶尔会听到一些关于外教的负面评价，但真正令人担忧的并非少数能力不够、不负责任或者常常忙于兼职的外教，而是那些缺乏判断的家长和学校。当今社会语言培训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崛起的背后，是无数家长对子女盼之过切的焦虑。在外教资源供小于求的情况下，大部分在华外国人便有了当外教的“资格”。

在我接触的众多外教中，他们在上岗之前基本没有任何教学方面的培训，一方面是因为学校和培训机构不愿在这方面做投资，另一方面是这些学校不知如何去培训这些外教。毕竟，在很多人眼中，外教们才是“专家”。“中国的学校在招聘和管理外教方面应该更加苛刻。”凯莫博士如此建议。

“我希望在开始教课前能接受一些教学方面的培训，这对我日后的工作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我面试了一次就开始上课了。”罗敏思在北京学习中文，周末在一家英语培训机构兼职教少儿英语。“我喜欢孩子，而且我知道学好英语对他们将来高考或者申请国外大学都很重要，所以我希望能帮助这些孩子从小就打好基础。”

除了资质方面的差别，外教们来中国任教的原因也不尽相同。对于大部分年轻外教来说，在中国的经历是他们最看重的部分。他们在教学之余学习汉语和中国文化，去中国各地旅行，在华的工作和生活经历将成为他们将来回国工作和研究的资本。我常常诧异地发现，我的外教们知道的饭馆、去过的城市比我多得多。他们回国后大部分从事着与中国相关的工作或研究。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年轻外教都是因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或者热衷于英语教学才选择来中国工作。正如罗杰斯教授所见证的那样，中国经济近三十年来的发展带来了无数的工作机会，尤其是在追求国际化的当今，外国人在中国找到一份工作显得十分容易。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们本国不容乐观的就业形势。来中国当外教，于是乎成了诸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时的备选和退路。我认识的一些在华任教时间长于五年的外教告诉我，如果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国家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他们一定马上回国。

对于一些年长的学者来说，增加资历并不是他们的主要诉求。我初次和凯莫博士见面的时候，他骑着单车、戴着头盔，丝毫不像已经退休的样子，他自称“今年22岁”。退休后凯莫博士选择了来中国继续工作，因为他认为“中国有很大的潜力……中国学生勤奋聪明，只是他们没有得到一个机会去表达自己。如果我们能改变我们的教学方式，我们就可能改变中国。”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觉得这是一个真正的中国梦，一个共同的目标、共同的社区。”

我的导师怀特教授从来没有真正解释过他在中国任教三十余年的原因，他只是说他喜欢帮助勤奋、乐于思考的学生。他负责招聘我的那些外教，培养中外年轻教师，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自己的学生。他和其他外教教给我的知识也许我早已忘记，但是他们教会我的学习方法、教学态度、批判性思维、对英美文学和文化的热情却时刻影响着我，使得从来在人生选择上很被动的我开始有了选择人生的自由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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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外教（下）：

当常春藤遇到菩提树

去年秋日的一个周五下午，我走进了萨姆·史瑞克在中国外交学院的口语课堂，他们在课上讨论一部由PBS制作的纪录片《危机中的埃及》以及一篇摘自美国外交政策教材的相关主题文章。

在这堂课上，我再次见证了在中国的讨论课上常见的沉默场景，进而开始与一些在中国的外教讨论，为什么中国学生的讨论课往往比美国学生的更加安静。

这门课的老师史瑞克曾在一家咨询公司工作了两年。 2013年9月他通过“普林斯顿在亚洲项目” (Princeton in Asia) 来到外交学院任教，这是一个由普林斯顿大学发起的非营利项目，目的是帮助学生获得在亚洲的教育机构、公司和媒体工作的经验。在此前的几次会面中，史瑞克曾多次向我提及这门以话题主导的口语课，他常常围绕当前一些热门话题来展开教学以激起学生在课上参与讨论的热情。

但是这一次我有些许担忧，因为埃及政治危机并非大多中国学生的兴趣所在。果不其然，在抛出一个较难的问题之后，熟悉的“尴尬的沉默”如期出现了。史瑞克环顾教室等待学生的回答，但所有的学生都低着头或看向别处，默不作声。

“有时候我会等一等，有个别学生就会忍受不了这种沉默开始发言。”史瑞克在课后跟我说。“中国学生较之于美国学生来说在课上更为谦逊。他们有时是没有准备好，但更多的是他们害怕犯错误。”

读大学时，我就属于那种难以忍受尴尬气氛所以第一个发言的学生，因为我看到那些年轻的老师在面对这种局面时脸上流露出的无奈，出于同情心、也为了争取更多锻炼的机会，我就常常在课堂与他们互动。这样一种本来应该有的课堂讨论在中国的课堂上却成了少数学生与老师的交流，而这些较为积极的学生又很可能成为其他学生眼中所谓的“老师的宠儿”。

在史瑞克等待将近十秒之后，一位口语很好的女生终于打破了尴尬的沉默。基于她的回答，史瑞克又提出了几个较为简单的问题，这次他没有等待，直接点名让几位学生回答，教室慢慢恢复了讨论的热度。

几乎所有的外教都会遭遇的“尴尬的沉默”事实上是一种“沉默的尴尬”，这一点是很多外教在入职前被告知的关于中国课堂的最大特征。但是，中国的课堂缘何就注定要有这种沉默和尴尬？

大部分外教都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中国的教学方式，注重知识性记忆与考试技巧，而非美国教育所强调的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想象。但这两种模式并非完全对立，也不存在孰优孰劣的可比性。

在我看来，中国学生的课堂表现是一种类似于“菩提树”式的觉悟与智慧，我们从小到大的教育都要求我们注重反省以及对个体本身的思考，从而达到佛陀在菩提树下豁然顿悟的效果，这是一种“内向”性的思维，所以中国学生往往不习惯于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而是直到认为思考已臻成熟准确时才会发表意见。

而美国学生则偏向于“常春藤”式的思辨与交流，所以他们在课上更乐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在与他人的对话中获得不一样的角度和启发，这种传统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只有认识到这一本质区别，外教们才能在面对沉默时也游刃有余地把握好课堂的节奏。

“也许你们的答案不一定完全正确，但是我想要听到你们的真实想法和思考过程。”保罗·凯莫博士常常在课上如此鼓励他的学生。凯莫博士是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校长特别助理，负责指导中国年轻老师的教学，于2012年9月来中国工作至今。在此之前他在美国知名的托马斯杰斐逊中学任教17年。

凯莫博士介绍说，他会用生动、幽默的眼神和语气来激励那些非常害羞不敢发言的学生，“对于一个老师来说，在处理这一问题时幽默感非常重要。学生们其实很聪明，只是他们太害羞。老师就是要帮助他们变得更加开放和成熟。”

“学生应当有机会去表达自己的思想。聪明并不是最重要的，成为社会的一员并能与他人很好地交流在我看来更为重要。所以在课堂上打破这种沉默，鼓励学生发言，让他们积极参与讨论并基于他人的看法得出自己的结论，关系到学生将来人生的发展。学生只有获得了这样的机会，他们才有成为伟大人物的可能。”凯莫博士补充说，“因此我们教的不应只是书本上的材料，而是交流的技巧和思考的方式。”

“我总是告诉学生，在我的课堂上没有哪个问题是愚蠢的。”来自美国盖茨堡文理学院的布鲁斯·拉森副教授说。拉森教授作为富布莱特访问学者在中国外交学院任教，为研究生开设关于美国公共政策和美国国会的两门课程。“关键是要与学生建立一种互信的关系，只有这样他们才会乐于发言提问。”

为了建立与学生的这种互信关系，拉森教授常常在课外办公时间与学生见面。他有时组织整个班级的学生一起吃饭，在此期间可以通过聊天更好地了解学生。“我对学生的影响有50%是在课堂上完成的，另外50%则发生在课外。很多学生在我的办公时间来与我交流，有的是因为在课上不愿意发言，有的则是想与我就某个话题进行更为深入的讨论。课外为学生花费的时间是十分值得的。”

“中国学生在课堂上不愿意发言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确信自己的答案是否百分之百正确，但是他们其实已经有很多细致的观察和深刻的见解。”拉森教授与史瑞克得出了十分一致的结论。

外教们在课堂上，不仅仅会因文化差异而遭遇沉默，有时，他们也会因为谈及某些敏感话题，而发现自己或者学生陷入另一种尴尬的沉默中。

一位在北京工作的外教在某大学高年级的课上提及了西藏问题，由于不够“政治正确”而遭到了班上大部分同学的抵制，学生甚至联名要求学校辞退该外教。此事最后不了了之，但却足够引起我们思考外教在课堂上的自由度。大多数低年级的语言课堂一般不会涉及敏感话题，但是在某些高年级的讨论课或者专业课上，提及敏感话题却也不无可能。像外交学院这类常常涉及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学校，如何对待敏感问题是很多外教面临的共同难题。

“但这并不是意味着不允许谈论，而是需要我们注意怎么去讨论这些问题。外交学院从来没有告诉我们不准讨论敏感的话题，我真正担心的是当我提出这些问题时学生会感到尴尬，因为在别的课上可能老师很少谈及此类话题，学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我的问题。”拉森教授说。

史瑞克也支持拉森教授的观点，他说“普林斯顿在亚洲项目”曾给过他们相似的建议，希望这些派到中国的学者“谨慎探讨敏感话题”。“我是外国人，越过了某条线还可以离开这里。但如果我把我的中国学生置于敏感的处境中，很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后果。”史瑞克说，“我清楚地知道我不是来这里播撒民主的种子的，不过有时通过探讨一些敏感但重要的话题，我希望学生有机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看待问题。”

那个周五与史瑞克的谈话比我们预计的要久了些，一位学生在一旁耐心等待。这位女生正在申请美国的法律硕士项目，希望史瑞克帮她修改个人陈述。我告别的时候恭维说：“你真是一位好老师。”

年轻的史瑞克很严肃地回答：“这是一个让我更好地认识学生、了解她梦想的机会。能帮助她并和她一起去追寻梦想，我觉得特别开心。

（转载自纽约时报中文网）

muzzy2009

实际上这是很好的方式，让年轻一代认识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