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上北京：【谈古论京】冯唐：浩荡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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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感到北京浩浩荡荡、了无际涯是在小学二年级。我生在北京东郊一个叫垂杨柳的地方，那里我从来没有见到过一棵飘拂着魏晋风度和晚唐诗意的垂柳，杨树爬满一种叫洋剌子的虫子，槐树坠满一种叫吊死鬼的虫子。我每天走354步到垂杨柳中心小学上学，走354步回家吃饭。我小学二年级的一天，学校组织去人民印刷机械厂礼堂看《哪吒闹海》，从垂杨柳中街一直走到垂杨柳南街的最东端，作为小朋友的我们俩俩手拉手走，整整1003步，真是遥远，我的手被拉得酸痛。电影散场，我站在垂杨柳南街上看旁边的东三环南路，当时还没有任何立交桥，好大一条河流啊，一辆辆飞奔而过的212吉普、130卡车都是一团团的河水，河的对面是人民印刷机械厂的厂房，像个遥远的另外的城市。海要比这大河更凶猛，我想，龙王真是可恶，哪吒的脑子也一定被驴后蹄子踢了，怎么能闹得过海。

北京的雏形是蒙古人在元朝奠定的，至今不变，三点突出：

一，四四方方。确立中轴线的设计，“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在大城之内，一条大马路与中轴线垂直相交，马路以北是中央部分，中央部分的前方是朝廷，后方是市场，左面是太庙，右面是社稷坛，清清楚楚。这条大马路，经过反复修建和拓展，最宽处近百米，心脏不好的小老太太小老大爷横过马路，先舌下含一片硝酸甘油。在上海或者香港等等依海而建的城市里，一百米的距离，已经做了头修了脚洗了衣吃了饭买了菜钉了鞋寄了信会了朋友。2000年左右，开发商开始一起炒CBD的概念，朴实的大北窑桥，也更名为国贸桥，所有附近的楼盘都夸耀长安街和东三环形成的“金十字”，我认识的一个法国设计师也被请来做CBD的整体规划和功能定位，他老实跟我说，这哪里是什么金十字，简直就是天堑，你们扒了美丽的城墙，修了二环三环四环五环六环，在飞机上看就是城市的一道道紧箍。

二，正南正北。四方的元大都，街道笔直，正南正北，正西正东。最近，花市斜街等唯一几条歪道也因为城市建设被消灭了，只剩后海附近的烟袋斜街，依湖成形，还在。蒙古人数学不好，如果打到北京的是哥伦布，建完这个四四方方正南正北的城池，南北走向的，都叫街，东西走向的，都叫道，街道统统编号，一二三四五，甲乙丙丁戊。如果那样，到了现在，打车赴局，和出租师傅就剩了很多口舌。蒙古人不是哥伦布，所以现在去个没去过的地方，要先问清楚附近的地标建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手机还基本用于军事，装固定电话还要贿赂电信局员工要排队等待要交5000元押金，我的一个大哥开始做生意，和杨树下槐树下的工人阶级说，要不要钢材，要不要火车车皮，要不要苏联造的客运飞机。在现在看，大哥当时的名片依旧实用：办公住址，102中学西南五十米垂杨柳西区二楼，电话，6787864让小玲子妈妈叫一下。

三，亲水建城。弃金中都的小家子气的莲花池水系，以上通下达的高粱河水系为设计中心，挖了通达江南的大运河，运河北边的终点就是什刹海。于是北京有了水喝，有了水景，水路运来的醉泥螺还基本新鲜，吃了不会闹肚子，运来的小奶美人依旧眼神忧郁，从头发看到脚尖，耳边就响起《声声慢》。什刹海、北海、中南海连接成片，对一个城市而言，极其奢侈。纽约曼哈顿中央公园以及旧金山金门大桥公园的设计都是由此产生灵感，所以华尔街上的银行家今天才有舒展水景看，不至于大批量疯掉，旧金山的同性恋才能在光天化日下在公园的大草地上手拉手，走啊走，心平气和仿佛魏晋时候号称BAMBOO SEVEN的七个男人。那个法国设计师跟我说，新中国后，北京城最大的遗憾不是拆了城墙，而是没把什刹海北海中南海合在一起，建个开放式的大公园，给作为国家主人的工人阶级颐养心灵。

一个上海人较真，在上海成为经济首都之后，说，有了经济实力才能谈得上文化，问，北京是文化首都，凭什么。如果逛一下北京的夜店，听听聊天，了解一下夜店里的人，就很容易明白。北京集中了全中国50%以上顶尖的文学家、画家、雕塑家、音乐家、歌手、地下乐队、演员、摄影师、建筑设计师，走进一个这些人常聚集的去处，随便就看到一个横断面，有的已经成名了，有的还在混，成名的，不一定有才气，但是的确努力，在混的，有的才气浓重，在眼睛里忽明忽暗缭绕盘旋。我看着那些刚出道的才情浓重的人，我知道这些人中，必定有一部分会在某种程度上不朽，尽管这些人现在可能还汗味浓重鼻毛悠长，还没找到合适的表达方法，还没用过信用卡还不会说纯正的普通话，就像我在斯坦佛大学的棕榈大街上，听那些话都说不利落的毛头小伙子聊他们的创业计划，什么血管生长素抑制因子治疗肿瘤，什么DNA芯片，我知道这些人早晚会创造出下一个辉瑞和惠普。

在北京的一个桑拿天里，我蹭票在工体听了许巍的第一个个人演唱会，他唱到三分之一的时候嗓子就劈了，声音锉刀一样割耳朵，唱到最后，他终于撑不住，哭了，他一定想起他来到北京城这十几年，多少人没有混出来啊。坐我前排一个女孩，浑身打了无数的洞，穿了无数的金属环，挥舞着荧光棒，喊，许巍，我爱你。我心里想，又一个小混混，混出来了。

有个美国知识分子说，北京最像纽约，上海不像，太不像了，有股票交易市场又怎样。在北京和纽约，一个人必须非主流才能入流（You have to be out to be in），而在上海，这个人必须入流才能入流（Youhave to be in to be in）。我们在东三环靠近农展馆附近有个食堂，没有名字，没有霓虹灯招牌，水泥地，水泥墙，金华土菜。在食堂里，我见到各种非主流的人：有自闭症嫌疑的小提琴手，说话从不看人眼睛，从脸上看不出年龄，酒喝到老高才放开些，死活让我叫她舅妈，她出的唱片上全是外文，据说她是国内第一把小提琴，男的女的都算上。有二十年没写东西了的作家，对古玉和旧家具的见识远远在对文字的见识之上，从小到大，唯一做过的一份正式工作就是在作协当他爸的秘书，他爸早就仙去了，他还一直是他爸的秘书，每月从作协领一份工资。有满头白发的老诗人，没有工作，娶了80后的姑娘，姑娘的爸爸比他小两岁，叫他大哥，他还贷款买了房子，还生了胖儿子。老诗人常劝我，别眼馋，80后的嫁给了他和杨振宁，再过两年，90后的就会看上我，一拨一拨的，耐心等待，别着急。

总之，除了我，基本没有见过一个需要朝九晚五穿西装打领带上班的人。唯一的例外是一个税务局处长，快五十了吧，一天喝多了，反复念叨，他应该快升副局长了，他辛辛苦苦啊，副局长牛啊，没完没了。一个姐姐平常总是微笑着，喝很少的酒，吃青菜，终于忍不住了，说，你有完没完？我老爸进政治局那年你中学还没毕业呢，又怎么样啊，现在还是天天傻子式地看新闻联播，测血糖看糖尿病好点没有，雍正皇帝用的第二任宰相是谁啊，有人记得吗，我看你还是省省力气吧。

二十七岁之前，我没出过北京，第一次坐飞机，就飞到了旧金山。之后四年间，飞国航，积累了三十五万公里里程，我想，我算是脱离北京了吧。但是偶尔在南方遇到风沙，摸到腰里拴的红山青玉鹰，见到白发的诗人或者收到我初恋的短信，问，最近如何？我楼下的马路就恍惚变成东三环，天边就隐隐压来沙尘暴。我想，我无处可逃，就象孙悟空飞不出如来那双肥厚的手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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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道垂杨柳，我给你再添点往事。
这里有所中学叫垂杨柳中学，老学校，成绩一般般，但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却很有些名气。该校的篮球队在希腊举行的中学生男篮锦标赛上荣获男篮冠军，这是我所知中国男子第一个篮球世界冠军。
很荣幸，在一次全国青少年夏令营中，我和这帮小伙伴一个宿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