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学生全球第一 西方如何评论？

imlucky

根据经济合作发展组织（OECD）公布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 Pisa）测验，上海15岁学生在数学、阅读和科学评比上排名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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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每日电讯报》说，上海超越了自己的成绩，第二次在“比萨测试”（Pisa tests）中排名全球第一。
报道说，不只是上海的学生，其他东亚地区和国家的青少年学生成绩也普遍比欧美国家学生优异。

该报评论说，这个结果显示创造性思考正在东亚地区显现出成果，这和一般指中国欠缺创造力，学生只懂得死记硬背的评论正好相反。

“不是虎妈教的”

美国《华尔街日报》则引述经合组织特别顾问施莱克尔说，东亚学生的成功并不是“虎妈”教出来的。

施莱克尔说，多数人以为东亚学生在虎妈调教下，成绩是反复背诵出来的。

但他认为，东亚正在一条“快速道路”上前进，“这不是操练出来的成果，而是创造性思考能力的体现。”

“读书机器”

专门帮助中国学生出国留学的上海必益教育顾问艾玛·范伯根认为，施莱克尔的说法并不能完全准确的描述中国教育现况。

她表示，最聪明、最具思考能力的学生，成绩并不一定最优秀，成绩优秀的学生是那些努力用功的“读书机器”，熟记一切并擅长考试的学生。

“这些学生把所有时间投入到读书当中，不断的预习，复习，做作业，学习考试技巧，做题目，晚上周末和假日都在补习上课读书。”

“上海是中国整体教育系统的一个极端体现，这里的家长有足够的财力支持子女教育，不惜一切代价确保子女在校能取得最高成绩。”

范伯根说，竞争激烈，人口多和压力大，再加上注重考试成绩的父母，造就了中国孩子从小就被调试成考试高手。

“从比萨测试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的结果来看，这套系统很明显地取得了巨大成功。”

“作弊”

美国网络杂志网站“Slate”评论说，最新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结果的“前三名”——上海、新加坡和香港都是城市，而不是国家。

杂志文章说，“新加坡是独立国家没有问题，但香港、澳门是特别行政区，上海是一个城市，为什么排名不以中国全国作为排名呢？”

文章引述美国哈佛大学教育政策专家拉弗勒斯说，“中国和经合组织有不同寻常的安排，中国其他省份也参加国际学生评估项目，但中国政府只允许公布上海的成绩。”

美国《时代杂志》也发表文章，呼吁中国不要在国际学生评比系统中作弊。

文章要求中国提供全国性的数据资料，而不要以一小部分的精英学生作为代表。

黑夜里的眼睛

imlucky，这篇新闻报道可以作为样板！ 新华社、阳具楼、大裤衩里面的编辑记者都应该学习正确的新闻该反映出多个角度的信息。

liuzhengguo1977

上海必益教育顾问艾玛·范伯根认为，

她表示，最聪明、最具思考能力的学生，成绩并不一定最优秀，成绩优秀的学生是那些努力用功的“读书机器”，熟记一切并擅长考试的学生。

“这些学生把所有时间投入到读书当中，不断的预习，复习，做作业，学习考试技巧，做题目，晚上周末和假日都在补习上课读书。”


说的一点不错。

imlucky

liuzhengguo1977 发表于 2013-12-5 09:40
上海必益教育顾问艾玛·范伯根认为，

她表示，最聪明、最具思考能力的学生，成绩并不一定最优秀，成绩优 ...

对这点，我们现在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了。
认清这点，对今后决定怎么培养自己的孩子，怎样更全面地看待考试成绩，有莫大帮助。

追随我心

今天，手机上也看到这样的信息。上海中学生能力全球第一。

在这里看到不同角度的报导。很有意思！

上海家长的整体素质相对较高，对孩子的要求也相对高些。

另外：感觉上海孩子应该学奥数的多些。

悠悠

提起笔又放下，自12月3日晚PISA全球发布成绩的那一刻起，我的心情就无法平静，不是因为我们获得了佳绩。

一周过去了，报上连篇累牍的热点开始降温，对学科的分析、高表现国家的比较，以及上海接待国内外教育同行的机会，都渐次展开。

我的内心并没有因每天在得到更多的信息而感到收获满满，相反心里竟是空荡荡的，我在努力寻找，PISA第一让我们忽略了什么？也许我们忽略了三样东西。今天先讲第一件——忽略了学生。

连续两次PISA问鼎，的确显示了上海基础教育的实力，也反映了在国际公认的测试标准中上海在公平与质量兼顾中的独到之处。但是，这些天当媒体不断打出“二连冠”“三项全能”字样的时候，当学生为我们“赚取”了国际声誉的时候，当我们持续挖掘不断解读数据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叩问过自己的内心：也许真的，在全体上海学生共同创造的举世瞩目的成绩面前，我们却把学生忽略了。

放一天假的代价

PISA全球概览中显示，上海作为数学表现最优异的地区，至少领先OECD平均水平3年，领先最低水平国家6、7年。数据一再告诉我们，在起跑线上，我们的梦想实现了——非但没有输在起跑线了，而且大面积赢得了胜利。那么，赢了又怎么样呢？

当我们遇到百年未遇的暴雨和雾霾的时候，学生都不能放假。尽管这其中牵涉到社会系统的问题，也有可能会带来家长、社会的连锁反应，但很多人的心中都深埋着这样的价值判断：不放肯定不错，把孩子们“关”在学校里应该是安全的；放了就会出错，那么多“万一”谁来担责任。更何况在放假问题上，我们的家长和孩子也并不完全支持，放假了，落下的功课怎么办？今天或许开心了，可明天呢？也许课上得更多，题做得更多？

不能放假，责任担不起；不能放假，“今日事今日毕，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这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

放假真的很难。没有什么比每天在课堂上学习更为重要的了，尽管我们常常在发言中说“丰富学生的经历最重要”。记得前年参加在深圳举办的全国信息化展演，某校学生的机器人作品入选赴展，但是这位极有个性的学生表示，要机器人去深圳，自己也得跟着一起去。学校、家长都表示反对，理由就是出去这两天的课怎么办？最终，这位学生在伙伴们的支持下以每天收看课堂实录的方式说服了学校和家长，获得了两天去深圳的学习机会。

放假真的很难。谁来承担放了假之后的突发状况呢？事实上，每一个决定为孩子提供校外学习经历的校长都在承受着巨大的风险压力。南京三日生存训练、学工学农、博物馆自由行，甚至两三个学生结伴到国外进行社会考察，所有在一些学校坚持推行的活动都以校长准备好随时被摘乌纱帽为代价的——放出去，上级部门可以“鸵鸟”一下；但放出去一旦出事，不仅以后不可能再有这样的机会，而且校长就地免职。所以，有多少校长真的愿意承担这样的风险？

放假又真的很容易。只要你足够优秀，一路刻苦，冲到高三，在高校提前招生大潮中，被国内外名牌大学录取，那么也许整个高三下半学期，你就彻底放飞了。没有人再管着你做作业，没有人再盯着你补习班，因为在社会和成人的眼睛里，你胜利了，你的人生就此定格，你被所有人允许“放大假”。

在如此优异的PISA成绩面前，说实话，大部分上海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自信，相反我们产生的是强大的危机感。我们依然在加班加点追问与世界高表现国家的差距；我们依然在四处打听研究真题寻找在命题中如何更好地兼顾知识掌握和能力体现的办法。我们不可能像很多国家那样做到只跟自己比、在自己的进步中找成功的原因；我们也不可能像芬兰那样整个社会都做到平常心，宁愿为一场冰球比赛全城无眠，也不会因为PISA成绩第一而连篇累牍地宣传报道。小小的放不放假，折射出的是整个社会的心态。

负担啊，纠结着却始终无解

“PISA算什么，这只不过是我众多考试测验中的一次，况且和其他测验相比，它还更好玩更容易一些”，听位育中学小吉谈参加PISA测试的感受，似乎是一件和自己无关的非常遥远的记忆。正在读高一的他告诉我，初三那段时光，自己犹如战神，看到试卷大小的纸就会条件反射似地拿起铅笔涂黑或者解题。

负担，成了所有人习以为常的无解题。

PISA结果显示，我们在三个项目测试中，不仅全面超越了所有65个国家和地区，而且全面刷新了自己的上一次成绩。项目负责人张民选在发布会上一再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真的有必要成绩那么好吗？我们必须思考付出的代价。我们能不能把原先要做120道题目的时间，改为做60道，然后把30道题目的时间用于锻炼身体，把另外30道题目的时间用来丰富经历？

这样的呼吁，我们太熟悉不过了。在2009年成绩发布之后，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沈晓明也说过同样的话。但事实是怎样的呢？我们太擅长做加法和乘法，也不可能以删减120道题目为减轻负担的代价，因为该删去哪60道听谁的？万一删去的恰是未来要考的题目怎么办？学校删去了60道，家庭是否会增加更多的60道？

所以，面对120道题的删减，我们迟迟难以形成有效的改进策略。然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让我们习惯了的取长补短又在无形中增加着更大的负担。

我们浸润在谦虚地寻找差距的文化之中，因此，我们在好得不能再好得成绩面前，依然找到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2009年的阅读结果让我们发现学生在非连续性文本阅读中的短板，于是，这三年中，很多以阅读为特色的中小学校都加强了非连续性文本阅读的教学。我参加过的中小学阅读展示活动不下30次，而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加重了提升非连续性文本阅读水平的展示内容。但这其中，有一点不容忽视，以往常规的文本阅读量并没有减少。

今年或许也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据很多数据表明，我们的正式数学成绩优异，但在生活数学领域，以及对数学问题做阐释性回答方面偏弱。注意！这已经是在数学四项领域都优异的前提下的“微距”。那么，我们不难推导，接下来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学校会在数学的薄弱环节更多的花力气，而这也是在不减少长项的基础上进行的。

如果再做一些假设，明年随着“问题解决”和“财经素养”的成绩发布，我们会发现值得改进的更多问题。那时，我们的学校会作出更加积极的改进行动。

我不反对也不是否定我们对薄弱环节的有效改进，但值得思考的是，叠加容易，删减难；建设容易，共享难。在这样的叠加和建设中，我们学生的负担不就一点点地加重了吗？

“漂浮的一代”去哪里找回目标感

至今我都对复旦附中吴坚副校长说起的一个案例记忆深刻。前几年，同济大学建筑节第一次邀请高中学生参加，当邀请发到复旦附中的时候，原本以为学生不会对此感兴趣，便想指派学生参加。后来校长说还是张贴海报让学生自己报名吧。没想到的是，仅仅一天，就有16个四人组团队报名。更厉害的是，有好几个团队为了搭建出自己心仪的建筑结构，四个同学钻在狭小的建筑空间里整整一夜才完工。清晨，老师从同学们熬红的眼睛中读到的是久违的光彩，那种成就感是从内心溢出来的。

这样的任务项目给学生带来的是沉重负担吧？但是学生却以这样的负担为幸福，因为这是他们感兴趣的，因为他们有了目标感。

今天我们不能简单的把负担的减轻作为教育改革的目标，而是应该花更多的时间去研究如何让学生产生有意义的学习，如何让学生在学习中找到“我究竟为什么而学习”的目标感。

前不久读到“外滩教育”推出的一篇《斯坦福大学教授解读“少年漂浮现象”》（回复“少年”收看）的文章，感同身受。戴蒙教授经过大量的调查研究发现，今天年轻人心里所缺乏的，是动机的来源，是对于目的感的缺乏。缺乏目的会摧毁人生快乐与满足的基础。在不确定感愈来愈高的时代，寻找生命的目的，就显得非常重要，它让漂浮的青春有了方向，它让卡住的人生获得前进的能量。

也许我们比减轻学业负担更为迫切的是如何让我们这一代学生拥有目标感，让他们能清楚地回答“为什么我正在做学习这件事”“为什么学习如此重要”。

目的是一连串“为什么”组合而成的。但在学校里，老师和学生自己却很少问“为什么”，为什么学这些，也许我们知道这是要考试的。而为什么学这门学科？人类的发展和这门学科什么关系？为什么科学家发现新定律会如此兴奋？没有这些“为什么”，学生就无法产生长期的学习动机。相反，就如同PISA问卷结果那样，学生们普遍认为是因为就业或者升学的需要而学习。为就业或者升学需要而进行的学习，会让学生变得焦虑与不安，自我效能感不强。所以，我们的女生会在数学学习中不自信，总觉得还可以更好。

PISA是什么？它不是针对某一个学生或者某一所学校的，而是一项驱动政策优化与改进的测试，从这个意义上说得绝对一点的话，PISA与每一个老百姓无关，而是提供给政府作为教育决策时的参考，然后制定出更加合理的制度和机制让每一个老百姓的孩子更加幸福地生活在未来。

转型时期，当很多突发事件袭来的时候，最能够暴露和考验着我们内心真正的学生观。PISA第一了，在自省的时候，我们最不该忽略的就是学生，为我们的学生创造更好的环境吧。

上海教育报刊总社新闻中心主任、上海市新优质学校推进项目负责人沈祖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