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nt size="+1"> 应试教育有其一整套教育管理机制，最本质也最为大众熟知的便是分数，分数线几乎就是生死线，因为分数决定命运。
分数决定命运本是荒唐现象，到了某些农村地区，应试教育不仅荒唐，甚至达到野蛮的地步。仅仅因为分数不够须罚款1元6角钱，便夺去了13岁小学生郭庆克的生命，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
1996年6月26日，《中国教育报》第一版上，发表了新华社记者写的消息。
记者王辅捷、任忆写道：
河北省鸡泽县郭庄村小学五年级学生郭庆克因考试不及格被罚款，服农药自杀。这一事件在鸡泽县引发了一场如何端正办学思想的讨论。
年仅13岁的郭庆克因学习成绩不好，按学校规定多次被罚款。今年4月13日，学校进行了教学第三单元测验。除执行学校“少考一分罚一分钱”的处罚规定外，老师批改完试卷后，让学生自己合计分数，谁要多合一分再多罚一毛钱。郭庆克被罚款1.60元，没有及时上交。4月20日下午3时，班里再次进行单元测试。郭庆克因为没交上次罚款，被取消考试资格，哭着回了家。当时他的父母都在地里干活。下午4时许，有个同学发现郭庆克喝了农药。当郭庆克被送到离学校5公里的县医院时已停止了呼吸。
据了解，这一罚款决定是郭庄村集体做出的。为了使本村多出几个高分学生，去年冬天，村党支部、村委会召集学校高年级班主任和19名学生家长，共同商定了“分数与金钱挂钩”的办法，并把它作为一项制度上墙公布。
一个多月来，“郭庆克自杀事件”在鸡泽县农村引起了强烈反响。主管教育的副县长逢玉霞说：“以罚钱来促进教学，这种作法是不对的，它是对学生幼小心灵的一种伤害。学校不能以分数挂帅，要加强素质教育。”鸡泽县教委负责人陈海亭认为，目前不少地方衡量学校、教师的标准还是升学率。教委对教师的奖罚是以学生的考试分数为标准的，教师也以此来奖罚学生。还有的教师认为，郭庆克之死对教育工作提出了挑战，对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今后，应多了解不同学生的个性发展，与学生多交流、多沟通，教师既要教书，又要育人。
在讨论中也有一些不同看法。郭庄村党支部书记李新江说：“考试和金钱挂钩，死了人，不灵了，可村里的教育质量咋能提高呢？”
这场讨论目前还在进行。
另据《经济参考报》的一则报道说，郭庆克自杀事件发生后，对有关责任者进行了严肃处理：一、县教委领导人向县委、县政府做书面检查，并对全县中小学乱收费、乱罚款问题进行彻底清理；二、郭庄村委会领导人向所在乡政府做书面检查；三、给予郭庄村小学校长李新喜行政记大过处分，对直接责任者、代课老师苏小静予以除名，并罚款500员赔偿死者家属，今后不再录用为教师。
一个活生生的孩子被折磨死了，责任者只是检查、记过、除名、罚款，这就是所谓的“严肃处理”？“严肃”在哪里？苏小静是直接责任者，处罚也算最重，可她毕竟是执行村党支部和村委会的规定，村委会只做书面检查就行了吗？
我们更应当深思一下：究竟是谁害死了郭庆克？假如，郭庆克没有死，人们又将怎样评说郭庄村的教育呢？
记得在中央电视台的节目里，国家教委副主席柳斌谈及郭庆克之死时神情十分激动。他说，对于一个农村孩子，1.60元罚款从哪里出呢？这不是把他往绝路上逼吗？因此，应试教育摧残一代人，必须坚决改变不可。
但是，改变应试教育何其难呀！怪不得，尽管郭庆克死了，郭庄村党支部书记依然认为，不将分数与金钱挂钩,难以提高教育质量。也许，这就是现实，即应试教育几千年的历史，早已形成人们顽强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依照应试教育管理的逻辑：考分低了没前途，必须狠抓分数，为了提高分数，什么有效用什么法，罚你款让你受不了，但最终也是为你好，实在好不了也让你老实一点乖乖地承认自己不行，给别人当垫脚石去罢。况且，用罚款的方法最简便易行，如果搞素质教育太麻烦了，没有分数紧箍咒儿栓着，岂不乱了套？
由此可以看出，应试教育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不下决心和恒心是难以撼动的。也正因为如此，类似郭庆克之死的悲剧仍会源源不断。
实际上，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分数一时的高低说明不了多大的问题，完全不必要大惊小怪，更不必搞什么奖惩措施。如果说一个孩子什么最重要，也应首推健全的人格，如浓厚的兴趣、坚强的自信等等，这是真正决定一个人命运的因素。
中国每年仅有5%的同龄人考入大学，其余95%的人就一定是失败者吗？未必。
1996年8月7日《中国青年报.教育导刊》头版头条，发表了题为《10万落榜生成为固始科技致富领头雁的报道》。
该文写道：
几年来，河南省固始县坚持利用暑假，集中力量对全县初高中落榜毕业生进行实用技术培训，使10余万回乡青年成为科技致富的领头雁。
地处大别山脚下的固始县，是河南省贫困县，每年有一万多名初高中学生毕业，升入大学或中专的只占少数，大部分初高中毕业生回乡后学用脱节，致富无门。为改变这种状况，该县在向高一级学校输送人才的同时，着力培养当地经济建设的实用人才。从1998年起，广泛深入地开展高中后、初中后、小学后“三后”实用技术培训，实行文化毕业证和实用技术结业证“两证”一齐发。
为把“三后”培训办得富有成效，县、乡分别成立由科技、教育、农业、计划、财政等部门领导参加的统筹小组，加强了培训基地建设。县里先后投入500多万元，兴建了一所综合型的成人教育培训中心；33个乡镇充实和完善了乡镇成人教育机构。全县各成人教育学校结合本地的自然资源、支柱产业和学生家庭生产能力组织教学，还先后聘请了多位省内外专家教授讲授相关的实用技术。
“三后”培训工作的展开，使一大批返乡青年成为当地科技致富示范户和星火带头人。汪棚乡回乡高中毕业生陆义新，利用所学实用技术，在3分地里搞立体种植，年创收3万多元，成为全县科技致富带头人。张广乡回乡青年李永运，利用所学水产养殖技术，进行甲鱼养殖，年创收30多万元。他还带领和指导30多个农民走上养甲鱼致富之路，被授予“河南省科技星火带头人”称号。
与鸡泽县一心抓分数的做法相比，固始县一心抓人才培养不仅是棋高一招，而且是抓到了根本上，抓住了希望之所在。
作为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我曾组织了一项科学研究，即杰出青年的童年与教育。通过对全国400名杰出青年的调查发现,对人成才影响深远的阶段以次时高中毕业以后,初中,高中,小学.这些与以往不同的结论.尤其是初中和高中毕业后成才的两个特笔重要时期的结论,引起了各界的浓厚兴趣.
青少年身心发展有两个较大的起伏期,一是初中阶段,另一个是高中毕业以后,这两个阶段是青少年身心发展的飞跃期和突破期。初中阶段的少年面临着生理的巨大变化，同时带来心理的明显转折，这是一个充满激情、充满矛盾、富于变化的时期。少年开始用成人的眼光审视世界，在寻找如何解决青春期产生的问题的同时，开始重新思考人生。他们的人生思考已逐渐摆脱了小学阶段浪漫而幼稚的想法，逐步向现实靠近。初中生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会比较执著地追求自己的理想。从初中阶段开始，成年人也逐渐承认孩子的成长，平等的与其交流，而不完全将其看作小孩子，使初中时期成为少年人生的新起点。
18岁是被法律承认须独自承担社会义务和责任的年龄，而此时他们已基本完成基础教育阶段，开始走向社会或进入大学继续接受高等教育。此时，他们开始为自己选择目标，并为之奋斗，对一个人的成才及一生将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这里应特别说明的是,高中毕业后之所以是成才的关键时期,其含义在于:人们往往会以为,进入大学是成功者,考不上大学是失败者,实际上未必如此.进入大学未必能成才,考不上大学也未必不成才,重要的是走什么样的路,为其创造什么样的成长条件。
正是从上述依据中,我们对固始县下力气培养落榜生的做法给予充分的肯定,者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是功德无量的.也是从同样意义上,对鸡泽县不择手段抓分数的做法,应当予以坚决摈弃,以拯救那些受伤害的孩子们.
众说纷纭的择校生
有人说,90年代,中国教育界出现了两个新名词:择校生与薄弱初中。这是一对双胞胎。随着小学升学考试制度改革在全国铺开,者对双胞胎引人注目的程度也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
此言不虚。
据一项最新的全国性统计调查显示,当被问及"你现在最关心的哪些事情"时,82.7%的小学生和86.4%的中学生回答是"学习成绩",46.1%的小学生和56.4%的中学生回答是"升学",而这两项数据占"最关心个人事情"的前两位。
在全国许多地方,凡是经历过孩子小学或初中毕业升学的家长,那种"生死大战"般的体验,无不刻骨铭心。想让孩子上大学吗?自然要选择一所好中学。可进入一所好中学不容易。由于分数不够线,加上不属于"就近入学",北京某些重点中学的收费标准曾突破5万和8万元。连进入小学一年级的收费也达到2万元!试想,对于工薪阶层的人来说,5万,8万谈何容易。即使历经千辛万苦挣下了这笔血汗钱,就因为孩子少考了几分,便倾家荡产孤注一掷?可不这样做,又如何保证孩子有一个灿烂的未来?
择校生的问题终于引起了国家的关注。
1996年1月,中国第一大报<<人民日报>>发起了关于择校生收费的问题的讨论。1月11日.该报邀请首都各界专家学者座谈,并于12日发出了一篇综合性的报道。
该文说:
中小学择校问题是近几年越来越突出的一个问题。我国义务教育法实施以来,很多地方取消了初中入学考试。考试就近入学,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但由于办学水平不同,一些学生和家长提出了择校要求.一些学校招收择校生,同时收取费用。尽管国家教委三令五申禁止义务教育阶段乱收费,不少地方政府也采取措施加以制止。但择校现象和乱收费现象越来越普遍,收费越来越多,并引发了其他乱收费,社会反映强烈。
与会的专家学者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分析了中小学择校问题形成的原因和背景,探讨治理办法和解决途径.他们认为,中小学问题既是关系到千家万户子女升学的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很复杂的教育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一矛盾在教育领域中的反映.这个问题也涉及到如何贯彻实施义务教育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的问题.择校问题如不妥善解决,就会影响教育发展和义务教育法的实施,会引起社会不安定.因此,中小学择校问题是一时难以解决但又必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与会专家指出，要坚持义务教育法规定的义务教育阶段免收学费，学生就进入学的原则。当前，要大力加强薄弱学校的建设，改变学校办学水平、教育质量相差很大的状况，让家长、学生放心。与会者强调要提高教师水平，这是提高薄弱学校的根本问题。与会专家都认为，妥善解决中小学择校问题，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要明确职责，限期解决薄弱学校。同时，要加强教育改革力度，改变应试教育的状况。
......
初读《人民日报》的这篇文章，会认为该文勇于面对现实，既坚持原则又从实际出发，如照此办理，择校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可是细想一下，又疑惑顿生：择校问题产生的原因是“生产力发展水平”等主要因素吗？提高薄弱学校的根本问题是提高教师水平吗？解决择校问题主要责任在地方政府吗？这些问题更深层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果然，仅10天之后，北京二龙路中学校长童庆存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不同意见。
他说：义务教育阶段应该就近入学，但现在不具备这个条件。中小学校与校之间的办学质量、师资水平等存在差距。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进入好点的学校，就近入学符合学生和家长的心理状态，要贯彻就近入学的原则，就必须取消重点初中，取消保送生，然而这不符合现实。收费中学不符合社会主义的办学规律，不能谁有钱谁就择校。然而，交费择校者是具有择校心理者中的极少部分。同时，我们从制度上也没有保证就近入学。例如，北京市就有 25％的推荐生比例。
......
童校长一席话道出了实情，北京25％的推荐生可以择校，其影响何其巨大！
当《人民日报》这场大讨论结束之时，特请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发表了总结性文章，题为《切实纠正义务教育阶段择校生高收费》。但是，在谈到具体措施时，即谈及“进一步加大高中、初中招生办法和中小学建制改革的力度”时，朱开轩写道：“可考虑将重点中学和办得较好初中的全部或部分招生指标，按在校生人数分配给附近的各个小学，德智体择优选送（不得统考），同时完善选送程序，增加透明度，实行社会监督……”
堂堂《人民日报》，讨论择核问题的结果，依然是推荐保送——择校，这就是中国教育之现实！
试想，择优选送的结果是什么呢？优秀生进入重点或次重点，学习差些的学生进入薄弱学校，薄弱学校何时翻身呢？这岂不照旧是恶性循环吗？
早在1988年2月12日，《中国青年报》以头版头条的位置，赫然推出该报记者的文章，题目是《湖北部分中学之怪现状》。
该文写道：
有所中学，今年分配了40名高考指标，已全部选择了“有效人”。老师重任在肩，主要精力自然放在了“有效人”身上，对那些“无效人”也就顾不了许多了。于是，学生中出现了他们自己概括的“三个世界”现象：第一世界：有效人；第二世界：中间人；第三世界：无效人。
......
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本是毛泽东主席于1974年提出的著名国际战略思想，可他不会想到，当今的中学生也应用自如。在一般的城市里，几乎每个中学生都会清楚而敏感地意识到，自己是哪个“世界”的人。其实，这三个世界的划分，在老师心目中像回家进哪个门一样清楚，只不过不肯像学生那样无所顾忌地嚷嚷罢了。
我曾采访过北京一所号称“第三世界”中的“第三世界”的完全中学，该校教导处一位副主任说：
您见过街上论堆卖菜的吗？没人要的菜论堆卖。我们这所学校就是撮堆的学校，凡是好学校不要的学生，都到我们这儿来了。您想想吧，人家好学校最低的录取分数线，还比我们的最高录取分数线高出2分呢！
“怎么回事？”我问道：“你们学校的师资力量弱吗？”
“弱？大专以上学历的占85％，早达到市教育局规定的师资水平了。可是学生来源差，便形成了恶性循环。”
听了这位教导处副主任的牢骚，我们会明白学生为什么择校了。
就近入学自然是合理的，但必须以校际差距小为前提，否则就不合理了。然而，中国却办起重点高中、重点初中、重点小学，而这一条龙不过是为应试教育服务的一条龙罢了，是让少数人“成功”让大多数人失败的一条龙。，总之，重点与非重点学校的确立，才是择校问题的直接原因，应试教育则是择校问题的本质原因。
1995年6月号的《追求》杂志，曾发表一篇关于升学考试的调查与思考，题为《重点校何来又何去》。
作者吴方泽写道：
“文革”前，初中也分三六九等，但那时似乎非重点初中的教育质量也不低。所以，很少有花钱找关系择校的现象。那时，从较差初中考上全市最好高中的学生并不鲜见。而现在，从薄弱初中考上市属重点高中的学生简直如凤毛磷角。
据一位北京市城区薄弱中学校长介绍，“文革”期间由于全部就近入学，重点初中和非重点初中的差别便不存在了。“文革”结束后，恢复了高考制度。1977年和1978年两次高考，他们学校的升学率都比附近一所后来成为重点中学的要高。后来，上面确定附近那所中学为重点中学，从他们学校抽调了好几个骨干教师到那所中学任教；同时，优秀小学毕业生和优秀初中毕业生也通过统考择优集中到那所重点中学，致使他们学校的中考升学率和高考升学率一落千丈……
由此可以说，重点校的确立是择校问题之源，而与什么“生产力发展水平”之类的因素关系甚微。
1996年4月24日，《中国青年报·教育导刊》发表了格致的一篇短论，题为《义务教育，取消重点校如何》，
算是把问题说透了。
格致在文中说：
学校分三等，学生分三类。好学生进重点，一般的上二类校，剩下的则划片“撮堆儿”到三类校。这就是当前初中招生的现实，也是这几年招生改革所达到的结果。
孔夫子说“有教无类”，现而今是“有教有类”；孔夫子说：“因材施教”，现而今是“因材分校”。谁也不会拿这位两千多年前哲人说的话当圣旨，但谁也不会说这位老夫子说得不对。一些地方曾有在义务教育阶段取消或淡化重点学校的提法和做法，现在看来要普遍实行可能性不是很大。
因为总有人担心，怕普通学校或所谓的基础薄弱学校雕琢不了那些“好学生”，其实正是这种担心，在贬抑着普通学校和基础薄弱学校的积极性——总给人家送“差生”，还总说人家教不出好学生。
的确，重点校的优势很多，但其中有一些优势是人为的，是靠不那么公平的允许“搞尖子”的招生制度维持的。北京一所颇为著名的重点中学的特级教师曾经说过：“一旦重点校的生源不能‘掐尖子’了，重点校引以为自豪的升学率也就玩完了。”
现在很多地方提出要加强薄弱校，这其中也应包括在生源上给他们以支持。这些学校不奢望去掐尖子，只要求赶上什么是什么，别把饺子都捞走，只给他们剩下汤就知足了。在公平的起点上竞争，很多学校就会恢复元气，也就不会出现只有重点中学“风景这边独好”的现象了。
一旦实现了“有教无类”，什么“保送生”。“择校生”、“高价生”、“条子生”等，都将成为历史名词……
取消重点校的问题，显然已在教育界领导人的考虑之中，但慎之又慎，步子小而又小。国家教委主任朱开轩在1996年3月 1日《人民日报》上说：“凡有条件的地方，可进行重点完全中学只办高中的改革试点，既可最大限度地发挥重点中学的办学优势和效益，又可减少开入重点完中初中部的入学竞争。”
可以看出，小学升学考试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改变基础薄弱初中的生源。在谈及此项改革时，国家教委副主任王明达说过一段动情的话：“如果总是按照择优录取，选来选去，选到最后一等以一个‘失败者’的心态走在一起，势必给我们的教育增加了难度。如果各种特点的小孩在一起，互相鼓励，有个榜样，有个示范，就容易把孩子从内部自身力量之间组织起来。这有助于全面教育，有助于全面提高教学质量……”
成功教育是世界上许多教育家的共同主张，也是真正的现代教育观念。1983年，法国学者路易·勒格朗受法国政府委托进行教育改革研究提出的报告中，鲜明的提出：“要消灭由于对学生进行过早的淘汰性选择，而造成的初中教育各个阶段相互割裂的局面；要坚决地同学业失败现象作斗争……”如今，中国如此郑重地提出择校问题，正是为了向失败教育宣战。否则，中国孩子的大多数成了失败者，中国还谈得上成功吗？
什么是人才的标准？
1996年5月底的一天，中国人民大学一栋研究生宿舍楼下，贴出了一封署名为“一个清洁工”的公开信。
信中写道：
研究生们，请爱你们自己。
每天，水池中堵塞的是脏物（不！是良心的堵塞）；
每天，厕所里发出的是道德的恶臭。
希望你们的老师、女友、上级、父母也像我们清洁一样认识到你们的这一面，也许这样更全面些。
请在我们共同的家——宿舍里，更自爱一点，只要一点！一点力，一点水。
这封非同寻常的信，被记者发表在1996年6月26日的《中国青年报·教育导刊》第一版上。据悉，记者曾专门采访过首都几所高校的一些清洁工，掌握了不少第一手的材料。
那么，在这些清洁工的眼里，大学生是一种什么形象呢？
在中国人民大学某男生公寓，不满20岁的清洁工小唐正在扫楼道。记者问她对大学生的印象，她说记得一次刚扫完地，一位大学生就把垃圾扫到了楼道里。小唐说：“我刚扫完，你能不能扫到水房，或者先不往外扫？”那位同学回敬道：“这是你的工作！”另一位清洁工说：“给学生楼搞卫生烦死了！你刚拖完地，他就把垃圾扫了出来。好多宿舍门口都是这样。”
10点多，记者赶在清洁工冲洗之前进了五层的男生厕所。只见卫生纸扔了一地，3个便坑都没冲。两个负责厕所卫生的清洁工说：“男厕所的卫生没法搞，太脏！”“好像大学生没有冲水的习惯，都是站起来就走，弄得特别不好冲。”因为给厕所冲水，清洁工没少和大学生发生冲突。
有了上述背景，再看那封清洁工的公开信，还有什么不可理解的呢？问题在于大学生或研究生作为同龄人的5％，可以说是佼佼者，是应试教育的获益者，在他们当中为何还会出现如此不文明的“劣迹”？这不能不令人思索现行教育的人才标准是否完整全面。
虽然，教育界从未放弃道德标准，但道德的分量在人们心目中越来越轻，却是一个不容争辩的事实。相当多的家长对孩子说：“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难道家长不知道道德的重要吗？恐怕不应如此简单地下结论。
应试教育的显著特征之一，即是以分数一把尺子衡量人。分数高了，即使公共道德差一些，也照样升入重点中学，考入大学，甚至读研究生和博士生；分数低了，即使道德品质再高尚，也难以进入重点中学，考入大学，更不可能问津研究生和博士生。固然有保送之说，可保送之门窄而又窄，又有几人得以享此殊荣呢？因此，社会现实以最有力的方式教训了其公众：分数高于一切，分数即命运！
人才的标准即人才评价是重要的导向依据，关系到社会未来的面貌，自然应给予特别关注。那么，当我们走向21世纪的时候，应当确立什么样的人才标准呢？
1993年，联合国曾在中国开过一个国际会议，主题是讨论21世纪的挑战及教育改革。来自24个国家的80多位专家，讨论了一个星期，分析了世界面临的挑战。专家们认为，如今科学技术发展了，经济发展了，人民生活富裕了，但是年轻一代的道德水准下降了，以至于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日本教育界的首脑人物认为，日本搞现代化过程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教训。严重的教训就在于培养人才的时候，只注意培养知识、能力、创造才能，而没有抓品德教育。所以，日本青少年的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全部变成西方的东西了，这是最大的教训。因此，如今的日本教育改革非常重视加强道德观、伦理观、价值观的教育，而且要用东方的标准，不能用西方的标准。各国专家提出，如果将来科学技术更进一步发达了，而这个领导权又掌握在缺乏道德感的人手里，那就是人类的灾难了。因为他手中已经不是一把枪，而是原子弹。他如果想拿原子弹试试看，那就让人类倒霉了。
更令人震惊的是，仅仅时隔两年，专家们的预言首先在日本变成了现实。
“救命，救命呀！”
“快停车！停——车——！”
不知是谁等一个开始惨叫，刹那间，人满为患的地铁车厢里乱作一团，声嘶力竭的尖叫声、哭喊声连成一片。
有人开始口吐白沫，眼珠子不停地往上翻，有的人已经不省人事，像一团稀泥似的瘫倒在地......
人们被这突如其来、莫名其妙的怪象惊呆了！
几乎每一个人都失去了理智。
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万万没有想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争犯人希特勒曾经想用而未曾敢用的一种神秘毒气，正弥漫在整个地铁车厢，吞噬着他们宝贵的生命……
这是1995年3月20日上午8时左右，以日本东京地铁霞关站为中心的日比谷线、丸之内线、千代田线，因被不明身份的人施放了神秘的剧毒气体，而变成了一座恐怖的“地狱”。
东京地铁霞关站正处日本中央政府机构所在地。按照运行时刻表，地铁日比谷上下线、千代田上下线、丸之内上下线的5列地铁都将在此时到达3条地铁线交叉的霞关站，而犯罪分子偏偏选中这个上班的最高峰放毒，从而造成5500多人中毒、11人死亡的特大悲剧。
......
日本人向来以“东京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城市”为骄傲，如今却举国惊恐：是什么人制造了这起罕见的犯罪事件？其犯罪目的又是什么呢？
几个小时后，日本警方宣布了一个爆炸性的消息：在案发现场化验出了剧毒品“沙林”的残留物！“沙林”毒气由德国纳粹科学家于1939年研制而成。东京地铁首遭“沙林”袭击，其所受震惊不亚于当年美军在广岛、长崎首次投下的原子弹。因此，这一挑战性事件也震撼了世界。
美国表示愿意协助破案。
法国再度启用“红色计划”。
韩国地铁进入“一级戒备”。
俄罗斯断然否认与事件有关。
......
“沙林”毒气案很快被侦破，奥姆真理教是制造此案的犯罪集团。
奥姆真理教是以人类为敌的反动宗教团体，其教主麻原彰晃从小就是小霸王，一有不称心的事，就殴打同学，并以占山为王为荣。与一般的宗教团体不同，奥姆真理教特别重视科学技术，搜罗了一大批科技天才为其服务。
1988年11月，麻原特别赐予出家信徒、原京都大学研究生院医学系博士生远藤诚一“吉瓦卡”的教名，并为他建造了以教名命名的综合科研楼，“沙林”毒气的研制由此便拉开了序幕。优越的研究环境激发了一心想成为科学家的远藤的研究欲望。以麻原为首的奥姆真理教，其惯用的骗人伎俩是利用宗教的神秘性和科学的局限性，来堂而皇之地骗取人们的信任，为他们不可告人的“武装计划”服务。
必须指出，有两个条件对年轻的科技天才具有巨大的吸引力：第一，对神秘和超能力表示浓厚兴趣的时代背景；第二，对科学探索给予充分的物质条件，使科技天才有极大的成功感。奥姆真理教恰好以这两个条件为诱饵，吸引了一些高科技人才。
曾与远藤大学时代同宿舍的一个同学说：
探索精神比别人强百倍的远藤，越是埋头苦干，在一般社会中就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这时，在他的面前，作为“绝对存在”的麻原教主出现了。麻原给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他不仅没有区分善恶，相反，作为科学家甚至还感到了幸福。将心比心，如果是我，恐怕也有可能成为第二个远藤！
......
读着这位大学生的自白，我们不禁可以联想，如果中国的科技天才得到麻原给远藤的优厚待遇——如为其建造一标专用的科研楼等等，又有多少人会拒绝呢？
曾在研究所指导过远藤的一位教授，也深有感触地说：日本“研究经费比国外少得多，对年轻人来说机会太少了。像远藤这样的研究生，即使当上了博士，将来的工作也成问题。”与日本相比，中国的研究经费可能更少，因此，如果碰上了麻原式的人物，走远藤之路的人，恐怕不在少数。这是一个条么危险的现实！
在东京地铁“沙林”毒气事件中，奥姆真理教科学技术省长官、书生气十足的村井秀夫，竟是指挥者和主谋。而此人在奥姆真理教中，更是“大师级”的科技天才！
在《奥姆真理教的覆灭》一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村井的成长经历。
村并在高中时代是出了名的秀才，因为喜欢动物，他参加了生物兴趣小组，经常去动物园迅遛达。1977年，他以数一数二的成绩考入了大阪大学理学系。大学毕业后，他又考上了研究生院，专攻宇宙物理学，研究方向是X光天文学。他擅长使用微机，曾受指导教授的委托，编制出一套X光检测仪数据输入软件。
当时，在村井研究室当助手的C对村井的才能赞叹不已：“他属于研究学者型，只要大概一点拨，就能独立研究课题，并拿出令人信服的成果。”认识村井的人都异口同声地说：“他很专一，非把一件事情搞个究竟不可，有时爱钻牛角尖……”
在大学时代，村井因为专业的缘故加入了天文兴趣协会，又对照相产生了兴趣。一次，他异想天开地想拍肥皂泡破裂的瞬间。于是，他开始研制一种能拍到肥皂泡破裂瞬间的摄影装置。结果，他成功了，照片拍得漂亮极了。
然而，才智过人的村井也拜倒在麻原脚下，因为麻原鼓吹自己有神功，能飘浮在空中。村井对人说：“我正在练习瑜伽功，如果练到家的话，就能飘浮在空中。”村井的妻子则对朋友说：“‘正踉着丈夫读有关奥姆真理教的书籍，我相信那些都是真的。”
村井加入奥姆真理教后，由于学识广博，被任命为“科学技术省”长官，备受麻原的赏识，地位急剧上升。村井曾在接受采访时说：“我所想的，而且一直在想的，是进入奥姆真理教后做些什么……要像大家一样取得成就……去从事一种特殊的救助活动。一种自信、豪情在我。心中涌动……”
从远藤到村井，我们看到了科技天才是怎样变成了杀人犯，看到了一个时代的缺憾。难道还能让悲剧重演吗？
让我们重温一下联合国教育会议留下的名言吧——
21世纪就要到来了，全世界面临第一位的挑战，不是新技术革命，而是德育问题！
向我们提供了这一重要信息的人，是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吕型伟先生。吕先生同时提出了一个新的人才观。
他说：
我认为“人”同“才”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有的人是“人”又有“才”，这就叫“人才”。有的人是“人”没有“才”，不能叫“人才”。有的人有“才”不是“人”，那么这种人根本不能叫“人才”。汪精卫是汉奸，他偏偏有才。我们现在着眼于培养人才，多出人才，我们希望统一，希望他是人又是才。但是如果要两者选择一样的话，我的观点是宁可他是人没有才，而不要他有才不是人。因为越是有才不是人的人，危害越大。
那么，什么是人，我认为起码有这么几条：第一，他是一个文明的人。人是从动物进化来的。现代动物学家经过科学分析，认为现代人还没有完全摆脱动物状态。找人身上的劣根性，一找就找到动物身上。我们要力争摆脱，摆脱得越多，越是一个文明的人。第二，他是一个现代的人，区别于古代的人。现代人有好多特有的要求。如：民主的观念，法制的观念，整体效益的观念，这些古代人是没有的。第三，他是一个中国人，区别于外国人。即使你改变了国籍，你的血统改变不了。多少人在国外住了几代，但人家还是把他看成中国人。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有自尊，要有民族、国家的自尊心，不能丢国家的脸。第四，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要做一个有社会主义觉悟的人。我认为像不像一个人，就看这四方面。
我想，吕先生的评论已经入木三分了，值得人们掩卷沉思。
我们到底应以什么样的人才标准教育下一代呢？分数第一，分数即命运等错误观念，早已像瘟疫一样在全国流行，早已攻破千家万户和无数所学校。因此，当家长无奈地告诫孩子们说：“只要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管”，岂不正预示着民族未来的灾难？譬如，重蹈日本“沙林”毒气案件的覆辙。也许有人不信，但历史是无情的。日本的悲剧也非今日之过，而是十几年甚至几十年逐步酿成的苦果。其中，重智轻德是最不可忽略的教育原因。 |
|广告自助中心
狗仔卡
发表于 2005-3-19 09:06:12
收藏
转播
分享
淘帖
支持
反对
赞助儿教－获取元宝－快速升级
沉默卡
变色卡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