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春天的一天,詹姆斯·韦德(James Wade)盘坐在地毯上,呼吁一群幼儿班学生遵守上课秩序。身材瘦长,说起话来轻声细语的韦德,散发着一种文雅的魅力,不温不火的态度与他的幼儿园老师身份非常契合。每当一个小孩执行完一项任务,比如课间休息结束后关上教室门,他总不忘记用他温和的德克萨斯口音,拖长声调轻声说,“谢谢你,小甜豆。”
在孩子们围坐成一圈后,韦德要求这些五岁大的孩童回想“一件发生在家里或学校,你想说给大家听的烦恼事。”他用循循善诱的语言重复了两次邀请。终于,一个穿着白衬衫和蓝色开衫,脸蛋圆圆的小男孩举起了手。他的眼里闪烁着泪水,低声说,“我妈妈不喜欢我。”他说,原因是他经常玩妈妈的iPhone手机。“她每天都大喊大叫不许我玩儿,”他补充说。听起来挺可怜的。
韦德稍作停顿,好让其他孩子体会这种境遇,然后问全班学生:“你们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对着你们吼叫过?”一半孩子举起来了手,韦德鼓励性地点了点头。“也许我们可以帮忙哦。”他转向一位穿着粉红色T恤的小女孩,问她被父母吼叫时的感受。
“难过,”小女孩低下头说。
“你做了什么?你当时是怎么说的?”
“我说,‘妈妈,我不喜欢听见你对我尖叫。’”
韦德缓缓地点了点头,然后环视房间。“你们有什么想法?她这样说听起来好不好呢?”孩子们使劲地点头,韦德拍了一下手。“好的,让我们练习一下。我来扮演你的妈妈。”他迅速走向圆圈中心,给了那个差点哭鼻子,名叫里德霍姆的男孩一个小玩具熊来代替iPhone手机,随即用一种滑稽可笑的腔调大声呵斥他。
“啦啦啦啦!”韦德耸立在那里,大声叫喊,笨拙地模仿那种为人父母的无奈感。“你为什么这样做呢,里德霍姆?里德霍姆,为什么?”四周的其他孩子乐得来回摇晃。还有一两个孩子有些按捺不住,开始向里德霍姆的方向爬行,仿佛要加入一场游戏似的。
依然泪眼婆娑的里德霍姆开始咯咯地笑。韦德突然举起一根手指。“请注意,我们刚才讨论了这件事情。里德霍姆可以做些什么?”里德霍姆自己先回想了片刻,然后坐直了身子。“妈妈,我不喜欢你对着我尖叫的样子,”他坚定地宣布。
“好,”韦德说。“也许你的妈妈会说:‘对不起,里德霍姆。我有事要赶紧出门,刚刚有点着急上火。对不起。’”
里德霍姆郑重地接受了道歉,然后带着灿烂的笑容与韦德握了一下手。
在韦德所在的加州奥克兰加菲尔德小学(Garfield Elementary),全校老师都在应用这种隶属于社交情绪学习(social-emotional learning,简称SEL)战略的方式,这种理论认为情绪技能是决定学习成绩的关键因素。
“基于数十项研究,我们现在知道,情绪可以增强或妨碍你的学习能力,”在去年6月份的一次会议上,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资深心理学家马克·布兰克特(Marc Brackett)对一群教育工作者这样说道。“情绪影响我们的注意力和记忆力。如果你为某件事情担忧或者激动,你上课时怎么可能会专心听讲呢?”
近年来,曾经偏居一隅、无人问津的SEL突然成为教育理论界的显学,部分原因在于各界对于校园暴力、欺凌事件和青少年自杀现象的深切忧虑。但各类预防方案往往关注单一问题,而社交情绪学习则拥有一个更加宏大的目标:灌输一种深层次的心理智力,以帮助孩子调节自己的情绪。
布兰克特指出,对于孩子们来说,学校是一口情感熔炉——从孤寂聊赖到欣喜若狂,纷至沓来的学习和社交挑战可以催生诸多情绪。教育工作者和家长向来认为,一个小孩应对这种压力的能力要么是与生俱来的——它可以看成是性情问题,要么是“一路走来”,经由杂乱无章的日常互动锤炼而习得。
但布兰克特认为,在实践中,很多孩子从来没有锤炼出这些关键技能。“这就像是说,一个孩子不需要学英语的原因是,她经常在家里用英语与父母交谈,”布兰克特去年春天在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说道。“情绪技能亦是如此。一位老师说,‘冷静下来!’但试问,当你正感到焦虑时,你究竟该如何平静下来?你在哪里学过管理这些情绪的能力?”
越来越多的教育工作者和心理学家现在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学校。过去十年来,乔治·卢卡斯(George Lucas)的教育乌托邦基金会(Edutopia)一直在竭力游说,希望学校传授社交和情绪技能;伊利诺伊州在2003年通过了一项法案,使得“社交和情绪学习”成为该州学校课程的组成部分。
数千所学校正在使用几十种已被学术、社交和情绪学习协作中心(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 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一家位于芝加哥的非营利机构)认可为“基于证据的”课程,布兰克特开发的教学大纲也位列其中。现如今,全美各地城市正在运行数以万计的情绪素养培训项目。
孩子需要学会管理自身情绪以实现其潜能这一理论,肇始于两位心理学教授的研究,他们是新罕布什尔州大学(University of New Hampshire)的约翰·梅尔(John Mayer)和耶鲁大学的彼得·沙洛维(Peter Salovey)。
在20世纪80年代,梅尔和沙洛维对情绪如何传达信息,为什么有些人似乎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利用这些信息等问题产生了兴趣。在概述一套确定这种“情商”(emotional intelligence)的技能时,沙洛维意识到,它可能比他起初的猜测更有影响力,从解决问题到工作满意度,情商影响一切事情,“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它具有预测性!”
随后几年,许多研究都证实了这一观点。相较于标准的学术水平测试,所谓的非认知技能——自制、坚韧和自我认知等品质——实际上可以更好地预测一个人的人生轨迹。
2011年一项研究使用了1.7万名英国婴儿50年成长历程中获取的数据,结果发现,孩子的心理健康水平与其未来的成功密切相关。类似的研究也发现,拥有这些技能的孩子不仅更有可能做好本职工作,而且拥有更长久的婚姻,更少遭受抑郁和焦虑的折磨。一些证据甚至显示,这些孩子的身体也更加健康。
这个消息令人吃惊。“每个人过去都说,基于一个孩子的学业成绩,我们可以预测其成年后的就业和健康状况,以及其他一切事情,”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Penn State University)心理学家马克·格林伯格(Mark Greenberg)回忆道。“但事实证明,就预测就业和健康结果而言,学业成绩的准确性其实还不如这些其他因素。”
换言之,如果社交情绪学习得以成功,它就可以催生一系列远远超过考试成绩提高的收益。这种前景让一些研究人员欣喜若狂。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心理学教授、罗格斯社交情绪学习实验室(Rutgers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Lab)主任莫里斯·埃利亚斯(Maurice Elias)将情绪素养誉为美国教育中“缺失的一块”。
但找到衡量情绪意识(更遑论其影响)的方式,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此外,目前也不清楚的是,SEL课程是否能够带来开发者渴望的那种深刻而持久的改变。教育改革的历史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失败:一些在研究报告中取得成功,看似前程似锦的方案,却在现实世界中遭受重创,蹒跚而行。这种现象数不胜数,研究人员甚至为它起了一个专有名词:霍桑效应(Hawthorne effect)——仅仅把注意力集中于某件事物(比如一所学校),就足以推动其业绩暂时上扬。
从事情商咨询和培训工作的心理学家大卫·卡鲁索(David Caruso)认为,当下的社交情绪学习热“大有前途”,但他担心,这个领域的发展有些超前了。“一些人希望立即将它写进共同核心课标,”卡鲁索对我说。“但在将其制度化之前,我们最好首先确定,社交情绪学习能够产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原载于《纽约时报中文版》,有删节。原文链接:http://cn.tmagazine.com/education/20131016/t16e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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