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寇者气象”面面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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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又一个甲申年，也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六十个年头。六十年前郭沫若先生的《甲申三百年祭》发表，引发出李自成研究的热点，数十年来，其论文、专著当以或千或百计；然溢美之词、悖史之论甚多，历史在此竟成了某些史家笔下任其打扮的小女孩。

　　李自成于崇祯十一年败于梓潼，仅偕十八骑逃出重围，蛰伏于商洛山中；至十七年能兵簿京师，颠覆明室，可谓其兴也勃。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入紫禁城，仅42天便退出北京，可谓其败也忽。李自成成也因其寇，败也因其寇；寇者气象比比见之。本文谨以这42天前后的零碎史料整理成文，以还原李自成之本来面目。是为甲申三百六十年祭。

　　《掠金令》下的酷刑

　　李自成究竟养了多少军队，恐难有确切的历史记载。据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四记督师候恂给崇祯的奏疏说：“臣乡自贼中来者，皆言百万。今且以人五十万、马五十万计，人食日一升，马食日三升，则是所至之处，日得八千盅粟也。” 连年战争以及征饷、瘟疫、自然灾害，到处都是白骨蔽野、荒村弥望的惨象。其供给之难，李自成亦叹曰“今军需匮甚。” 故于十六年十月颁《掠金令》筹饷．规定助饷额数为“九卿五万，中丞三万，监司万两，州县长吏半之。”追饷常常佐以刑罚。在大顺军占领区，皆设官治事，首为追饷，故酷刑比比见于记载。如在城固县，“贼索饷，加以炮烙” (《城固县志》卷7) ；在汾阳，“搜括富室，桁夹助饷” ((汾阳县志)卷4) ；在绛州等地，“士大夫惨加三木，多遭酷拷死”((绛州志>卷3) ；大顺军占领宣化后，“权将军檄征绅弁大姓，贯以五木，备极惨毒，酷索金钱” (《明季北略》卷20)：在永年县，“甚者断人手足，裂人肢体” (《永年县志·甲申纪变》)；在曲周县，大顺县令拷饷竟“脑匝、夹棍、炮烙、拷打” (《甲申纪事》附录)， 诸刑皆备。除刑具夹拶，“外有铁藜花、吕公绦、红绣鞋之名” (《历城县志》卷41)……。许多刑名刑具是闻所未闻的，都被大顺军用上了。

　　李自成于三月十九日进北京后，为继续其“助饷”政策，特在中央设立“比饷镇抚司”，以刘宗敏、李过主之。规定助饷额为“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甲申核真略》)。为此，刘宗敏制作了五千具夹棍；《甲申纪事》称这种刑具“木皆生棱，用钉相连，以夹人无不骨碎。”夹棍之下饷资甚为可观。如嘉定伯周奎，追赃七十万，籍其家时又抄出现银五十三万两，杂器匹缎车载；大学士陈演，追赃四万，后又抄出银数万、黄金三百六十两；吏部尚书李遇知，追赃四万；户部主事于学时，追赃十三万；司礼监太监王之心，追赃十五万余，金银什器缎匹无算……。“凡拷夹百官，大抵家资万金者，过逼二三万，数稍不满，再行严比，夹打炮烙，备极惨毒，不死不休” (《北略》卷20)；其哭号哀鸣之声响彻街坊。向勋戚官绅追饷的同时，对富商居民也极刑追逼，酷刑之下死者千余(谈迁《枣林杂俎》称死者有1600余人)。至四月初一日，军师宋献策进言：“天象惨烈，日色无光，亟宜停刑。” 初七日李自成至刘宗敏寓，见庭院夹三百余人，哀号半绝，惨不可睹，始令其省刑放人。对不能输足追赃银的官绅，则押至前门官店票号，立据借钱，称为“贷赃”，即使与店主素不相识，亦不敢不借。

　　时人称大顺军在北京计掠银七千万两，实际所掠则要高于此数．清初以研究流寇史而闻名的戴笠说：“初，诸贼攻城时约，内藏归闯贼，勋戚财归诸帅，文官归牛、宋，富户归小盗。又拷掠追索毕，刘宗敏进所掠银一千万两，李岩、李牟用刑宽所得少，以己物数，人皆称焉，共得七千万两。” (《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显然刘宗敏只是献出了掠银的一部分，而李岩等仅是拿出自己所掠部分凑足上缴所差，绝不是拿出自己全部所掠进缴；至于下级军官和士兵所掠，并未上缴，他们究竟掠了多少财物，亦很难统计。因此我以为实际掠银要高出那七千万两。

　　史家评述其事曰：“幽囚士大夫，用夹棍逼取金钱，此古今未经见之事，亦古今所未有之惨” (计六奇·《北略》卷22)；“古来亡国之俘，诛窜者有之，至于刑拷迫资，予未之闻也” (谈迁《国榷》卷100)。此足见大顺寇者气象之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