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诂与读经（海印子）

伯昏无人

海印长篇累牍说明蒙学必须从“详训诂、明句读”开始，大多数人不以为然，曰不过就是训诂学嘛。清代学者戴震在《尔雅注释笺补序》中批曰：“读书尚未识字，辄曰训诂之学不足为。”开蒙不重训诂，这个在清代时就广泛存在，亦由是知不同训诂之塾师之多。多数塾师，学问不精，功名未竟，托私塾以糊口，学问就只能以科举文为是，遂湮灭真经学。

我们阅读经典，第一关就是文字关，只有从小突破文字关，才能悠游于经典中，背诵经典，比起文字训诂，是两个概念，背诵经典，大多数情况下是在文字训诂通达以后，用来解经时用的。故称记诵之学，不足以为人师。

现在的人，大都以为经典训诂也没必要，认为只要经过现代汉语的翻译，文字障碍就能被扫除，或者依文解义，经义就可以了解，有些人津津乐道孩子读了经“懂”了经典了，这个是非常不严谨的笑话。

古汉语是在古代的文言背景下才能理解清楚的，现代汉语只是服务于现代社会的。古今言白是不同的文字和思维方式，我们并不能以现代的生活经验替代古代的经验，现代汉语的领域和功能存在相当大的局限性，尤其是这几十年学习古文的倒退，使得我们用现代汉语来了解古代汉语，只能去之愈远。一个生活的北京的人，一下子来到闽南土语的乡下，简直就像到了国外，如果不是身临其境，任你如何翻译土语，你也感受不全当时当下的语文语气之意，在感受中，学会他们的表达和感知方式，同样的字词你才有体会。

所以通过翻译是不可能但当得起沟通古今汉语的作用，他只能是类似的，依文解义式的，这种方式确实是离经甚远。要想直接进入经典，就必须扫除古书的文字障碍，显然背经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得依靠古书的注释和使用古书的工具书，我们最初学习文字的时候，解释得都是用现代人的思维，因此用现代人的思维来解释古书的文字，其结果就是我们看不了古书。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从小用古人的解字方式，让孩子从小学习经典的解字法。这是所谓现代教育基本完全丢弃的教育。

注释虽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字古语的意义，但是也要学习懂得各种注释的方法，使用字书、词典也还得要正确选用字义，所以，无论注释或者使用工具书，都得必须学会训诂学，才能不背离经义。

要想通达经史子集，乃至于要说很多的大话，诸如传承文化、拯救断层、继绝学、开太平之类的豪言壮语，不从训诂入手，通过某某注释字典便可以通读经典的想法，都是没有真读书的人的话，说的跟作的，读的跟理解的，都是不着边际的空话。

作学问要严谨，严谨就是用求证的精神读书、教人，这个系统一天不建立，国学一天就没有兴起的希望。我们学习经典，为的是学习古人，进而解决现代人的问题，解决自己的问题，一百年来，我们可以从哪些国学大师身上学习到经验？马一浮、梁漱溟、王国维、陈寅恪，，，，，，真的大师必须是学术严谨的，真的大师是必须通达训诂的。

什么是训诂？

传统的汉语言学叫“文字、训诂、音韵之学”，

其文字中：古汉语的研究以先秦的语言为主，因为中国文化的“经”，主要都是先秦著作，这些语言是靠先秦文字记录下来的，文字学是研究书与写的形式与记录方法的，是汉语言学研究的基础。

训诂：语言是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的思想内容是语言的中心问题，训诂学就是以语义的分析、组合和语义的体系，以及解释语义的方法为研究内容的。

音韵：声音是语言的表达形式，凡古今语言、方言俗语的变化，文字的通假，词语的分化，尤其是语音分类分韵的知识，都要涉及到语音。
首先，语言是依靠语音形式和思想内容组成了不可分割的统一体，来完成“闻声知意”的语言职能的；其次，当文字替代口头语言后，就产生了书面语言。有了书面语言，就可以打破口头语言在时间、空间方面的限制，完成“前人所以垂古，后人所以识古”的作用。语言学主要在于研究古代的经典，所以相互联系三个方面就成为汉语言教育的主体，也就是我们语文教育的主体。

从小让儿童熟悉古文字，并不是一件难事，难的是要循序渐进，依照古文了解的步骤，逐步把孩子引到古人的文字境界中。

比如《左传·昭公十九年》里“私族于谋而立长亲。”“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楚之谓矣。”意思是“几个人在私族里谋划，决定立亲族中的长者为大夫”；后“室于怒，市于色”，则是“怒于室，色于市”的意思，就是“在家里生的气，到街上去发作，”也即“迁怒”的意思。

这个色，我们通常只解释青红颜色的色，但是用现代的色怎么能理解古书之色呢


      小篆             隶书          隶书         行书


《说文解字》解“色”：

色是“会意”字。小篆：「色」，從「人」、「」。「」，古節字。人心有所感，則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氣，睟然現於眉宇間，若合符節，其本義作「顏氣」解。（段注）兩眉之間曰顏，神情之現於外者曰氣，色即眉宇間之神情，俗稱之為顏色、氣色。

其义为：

1. 颜气曰色，即心理上感应，发现于眉宇间之神情。如《礼记'祭义》「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

2. 色欲曰色，女色之称。如《礼记'坊记》「诸侯不下渔色，故君子远色，以为民纪。」如《论语'季氏》「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

3. 彩色曰色，古以青、黄、赤、白、黑为五色，惟白为正色，又曰本色。余二色相合为间色，而世以红、绿、蓝为三原色，大多数彩色由此三色调和而成。如陶潜《饮酒诗》「秋菊有佳色，裛露掇其英。」

4. 物景曰色。如王维《汉江临眺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5. 征兆曰色。如《周礼'春官》「大夫占色。」（注：色，兆气也。）

6. 忿怒不悦之色曰色。如《礼记'哀公问》「孔子愀然作色而对。」

7. 衒，衒之如色之显露。如《说苑'杂言》「孔子曰：色智而有能者，小人也。」

也就是说《说文解字》的解法是从人自身，解到天地会意。从脸色之色入手，与从颜色之色入手，解说与儿童，不若以脸色之色更直接符合人的认知。这样孩子对于“色”的那种形象感知，读古书时即可心领神会，而由色引发出来的古书衍义，亦可容易了知。

这个“怒于室，色于市”就绘声绘色表现出来了这个人生气的程度，这个是中国文字的特点，用之于人，比之于物，拟之于天，因此说汉字不是死的，是个立体的活的、极富联想创造力的文字。我们把文字教死了，一定要用考试规范汉字的理解，不能以古字的思维教古字，这不就是从文字上断根了吗。


《论语·述而》中有：“加我年数，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句话，汉代何晏的《论语集释》说：“孔子年五十而知天命。以知命之年，读至命之书，故而可以无大过。”他引用了《论语·为政篇》里“五十而知天命”的一句，又引用《易经》是“至命”之书的意思，把这句话解释成孔子“五十岁学易经”的定论。后世很多人都以为孔子五十学易，就源由此处。比如清·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大引何晏之论言：“夫子五十前得易，冀以五十时学之。明易广大悉备，未可遽学之也。及晚年赞易即竞，复述从前假我数年之言。……五十者，天地之数，大衍所从生。用五用十以学易，谓错综变化以求之也，易说曰，易一阴一阳，合而为十五之谓道，阳变七之九，阴变八之六，亦合于十五则彖变之数若一。阳动而进变七之九，象其气之息也，阴动而退变八之六，象其气之消也，故大一取其数以行九宫，四正四维皆合于十五。五音六律七宿，由此作焉。大过于消息为十月卦，阳伏阴中，上下皆阴，故杂卦曰大过颠也，颠倒阳息，万物死，圣人使阳升阴降，由复出震，自临而泰盈乾生井终即济定六位。正王度见可不遇大过之世也，此以五十皆易数也。亦备一义。”刘宝楠此番“易”论，是以孔子五十而学易，又言大衍之数五与十，并大过卦，是为五十学易之见地，见五见十，可免大过卦，可至天命，亦是由此思路而来。以大衍之数五与十，配合孔子五十学易，可谓有理。

道家丹法中，五与十，是戊土与己土，即先后天心之谓，去后天心而返先天心，就是开先天窍，开先天窍才能入道。所以民间宗教就借孔子五十学易之说，言孔子五十岁方开先天窍，故授受道门口诀，必如孔子五十之说，并云孔子五十岁方知道先天之学。又有一些道门，言孔子五十岁才修出元神天命，与道合真，这些都是从由何晏的误解而来。

何晏的解释是不对的，清训诂大家俞樾在《续论语骈枝》中说，这段话：“当以‘加我数年’为一句，‘五十’为一句，‘以学易’为一句。‘五’‘十’二字承‘加我数年’而言，盖不敢必所假者几何年，故著二字言五或十也。使促成其文曰：‘假我数年，五年，十年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则文义便自了然。因上句已有年字，故五、十下不更出年字。”俞樾此说，算是比较接近论语的原意了。

这个就是清人的考据功夫，否则真以为孔子五十才学易，又加以五、十、十五变化之数，似乎把孔子的笃实变成了术数之学。


汉儒的以前的古小学，皆以文字为主，隋唐以后分化为文字、音韵、训诂。清代文字学到达顶峰，清初顾炎武开启学术风气之后，清二百年涌现出的戴震、段玉裁、王筠、王引之、章太炎、梁启超、王国维等著名大学者，皆以小学为基本功，由小学而治经学，经学与小学密切配合，开创了一代新气象。

[ 本帖最后由 伯昏无人 于 2011-9-18 03:49 编辑 ]

果行育德

谢谢伯昏转来好贴，张利民老师为国学做的贡献很大，从十几年前的推广到反省，到深入到蒙学第一线，编辑蒙学教材，抢救古本，做了大量的实事，真让人敬佩。

果行行礼致敬！

jiangying

训诂：语言是表达思想、交流思想的工具，语言的思想内容是语言的中心问题，训诂学就是以语义的分析、组合和语义的体系，以及解释语义的方法为研究内容的。

一直以来不知道训诂的确切定义，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