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一人之力挑起一个村的教育：乡村教师“王守奇现象”

天问

【科教兴国】一人之力挑起一个村的教育：乡村教师“王守奇现象”　?他的教育经费来自自家的5亩鱼塘、120只鸭、60只鸡……他以一人之力挑起一个村孩子的教育　?乡村教师“王守奇现象”　?●记者 李斌（中国青年报 20040908） ?　 在第20个教师节来临之际，我们呼吁全社会都来关注关心乡村教师。  　 9月3日，四川省南部县双峰乡龙马镇村的小学开学了，一共28名学生，其中15人交了142．5元的学费。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将和过去20年来的398个孩子一样，吃住在一位名叫王守奇的老师家里，每年只需交75斤大米。  　 而这所少则5人，多则几十人的小学，从校长到老师只有王守奇一个人，20年来都是如此。20年来，除了王老师的工资，当地政府对这所“学校”几乎没有什么投资，但它却奇迹般地延续下来，而且保证了100％的入学率。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但，不可否认的是，正如一位教育界人士所言，这可以说是“王守奇现象”。在不少贫困地区，那些极富牺牲精神的老师用羸弱的身躯支撑起了一个村乃至几个村的教育。  　　　 20年，一个家庭走出398个孩子  　 2003年双峰乡全乡的人均口粮还不足400斤，人均收入不到200元。1982年建成的中国西南最大的蓄水工程———升钟水库，把该乡分割成了数十个岛屿。王守奇所在的龙马镇村就由分散的5个岛屿组成，村民们隔水相望。  　 和许多贫困地区一样，这里山清水秀，不通汽车，去乡里开会，王老师要走十几公里的山路。村里去年才通电，每天只有晚上6时～8时才能收看到乡转播站转播的电视。  　 9月3日傍晚，王老师坐在山上的一块石头上打手机。山下的三四百米处就是他心爱的村小学和碧波荡漾的“升钟水库”，远处是起伏的青山。  　 王老师家没有装电话，他只得拿着手机爬上了山头，只有在这才有信号。  　 1982年，还是代课老师的王守奇每天划着船轮流给分散在岛上的孩子上课。这之后，他将孩子们集中到了村小学，每天划着木船接送他们上下学。1984年6月的一次水上遇险，使王老师决定腾出刚刚修好的3间房，让孩子们吃住在自己家里，此后一晃就是20年。  　 20年里，一共有398个孩子从王守奇的家里走出来，其中18人走进了大学。  　　　 养活学生，王守奇生财有道  　 据王老师说，孩子们每人每年只要交75斤大米，其他的生活费就不用管了。  　 经费从哪里来？除了工资以外，王老师自有“生财之道”。他喂了5亩鱼塘、120只鸭、60只鸡、两头母猪，还有两亩蔬菜地。“两头母猪一年可下10窝猪崽，能卖一万多元。明年卖鱼可得两万多元，我打算为学生建一栋真正的宿舍楼。”王老师说。但他一家仍然住在1983年建的平房里。  　 几十个人住在家里，用水是件大事。每天早上4时半，王老师就要起床，去几百米外的湖底挑回七八担水，每次几百级的台阶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挑水，成了他最辛苦的活。“目前我最大的心愿是能买一个电泵，用上自来水。”王守奇说。  　 王守奇很感谢妻子，20年来，她每天承担了几十个学生的吃饭、洗衣、烧水等繁琐的活儿，却无怨无悔。“山里的夜很凉，特别到了冬天，我和爱人每天晚上都要起来四五次给孩子们盖被子”。经常是他们刚睡着，就被哭声惊醒，那是“有孩子尿床了”。  　 王守奇上午一般给3个年级的学生上5节课。他每堂课只主讲15分钟，更多的是让学生主动参与。每逢作文课、体育课和音乐课，他会把孩子带到田野、湖边和山头。那两亩蔬菜地，成了王老师和学生们的“试验田”，他们一起播种、松土、施肥。  　 “美丽的大自然，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教材，这是城里孩子享受不到的。”他说。  　 对于20多年的艰辛，王守奇“没有语言可以表达”。  　　　 “我走了，孩子们上不成学”  　 2002年，县、乡政府考虑到王老师多年来的辛苦，想让他好好休息一阵，便把他调到了乡中心小学，同时派了一位年轻教师替代他的位置。可不到一个月，村干部和不少村民就找到了县乡领导，强烈要求王老师回村继续任教。原来，他走了以后，孩子们没有了吃饭和住的地方，有一大半的学生就不去上学了。  　 王老师主动请求回到了村里，他的理由很简单：“我走了，孩子们没有了吃饭和住的地方，也就上不成学了。”他说自己不能看着这种局面出现。  　 记者在教育部大楼见到了这位作为教育部第一批邀请来京参加记者见面会的优秀教师。尽管他十分健谈、精力充沛，但帽子却遮挡不住他双鬓的银丝，王老师看起来就像一个60多岁的老人。 　 而实际上，他46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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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兴国】乡村教育需要多少理想主义苦行僧

　?乡村教育需要多少理想主义苦行僧

　?不能苛求涌现更多“王守奇”

　?●记者 李斌（中国青年报 20040908）

　 “王守奇现象”能否燎原



　 王生英是河南一个贫困山村的女教师，1993年，月工资只有40元的她和丈夫一道卖光了家里的大豆、玉米等口粮，刨光了家里的大小树木，找人赊砖借瓦，一起挖沙、刨石子、搬砖、和泥，熬过不少不眠之夜，把自家的房子改造成了一间大教室，容下了几十个学生。



　 而据王守奇介绍，在他所在的双峰乡，曾经就有8所类似的寄宿制学校，如今已经垮了4所。



　 “他们是很理想化的人，是教育界的苦行僧”。中央教育科研所副研究员王化敏对这些老师赞不绝口，“他们常常处于一种孤立无助的状态，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让他们承担起了本不应该承担的责任，体现了中国人坚忍不拔、顽强拼搏的气质”。



　 “这种精神境界和苦难，是城市某些眼里只看到利益和金钱的老师无法想像的。”王化敏说。



　 但她强调，不能苛求更多的“王守奇”出现，政府树立起一些乡村教师的典型来歌颂，同时也应该解决他们面临的具体问题。



　 在王化敏看来，“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这句口号应该由政府落到实处。“政府不能只要求老师有责任心，它自身也应该负起责任”。



　　

　 经费短缺，乡村教育首当其冲



　 有人认为，王守奇的出现既反映了贫困地区教育的无奈，也映射了政府部门的失职。



　 而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教育经费之重，绝非县级财政所能承受，但不可否认，“穷”，成了某些地方政府做“甩手掌柜”的借口。而首当其冲的往往是乡村小学。



　 王守奇告诉记者，南部县是四川省最穷的县之一，在那里流行这样一种办学思想：县里办的（高中）县里管、乡里办的（初中）乡里管、村里办的（小学）自己管。一位县委书记曾经握着他的手说：我们非常感谢你这么多年的奉献，但县财政实在拿不出钱支持你。



　 小学教育的重担就这样不可避免地落在了王守奇的肩上。



　 县财政很穷，村里就更加不可能有钱投入教育。连建学校这样的大事，还得他带头募捐，发动群众捐款捐物。



　 而据记者了解，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1993年，一场暴雨冲垮了河南省林州市横水镇卸甲平村小学原本破旧不堪的教室，王生英老师请求村委会尽快盖几间教室，得到的回答是“村里穷，眼下拿不出钱来。”于是，她只好领着学生在野地里上课，一场倾盆大雨把孩子们吓得乱作一团，她再次把情况反映到村里，仍然没有结果。最终，她腾出家里的房子作了教室，并进行了扩建。



　 南京大学社会学系的张玉林副教授在2004年第4期的《战略与管理》杂志上撰文指出：从1985年～2002年的18年间，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短缺10100亿元，其中在1996～2000年间（正是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冲刺阶段），每年的短缺额都在1000亿元左右。



　　

　 师资培训：难以实现的梦



　 叶本翠老师是湖北省谷城县赵湾乡中心学校的女教师，已经教了4年英语的她，到去年才用上录音机，但磁带还得找人借。



　 她认为，没有钱的直接后果就是师资力量薄弱，教学条件无法改善。



　 这所学校共有800多名学生，14个班，而50多位老师大都是本地人，很少有外来的。其中真正从英语专业毕业的老师只有一位。2000年，大学中文系毕业后教了10年语文的叶老师改教英语。



　 学校选择她的理由是：她在高中时的英语成绩不错。



　 “这种随时抓教师的现象很普遍，”叶老师说，“对于历史、地理、生物、音体美等课程，通常是谁适合带就谁带，没有什么选择的标准。”



　 带两个年级的英语和一个年级的生物，叶老师的压力很大。而最让她苦恼的是，一年到头基本没有培训机会。



　 刚做英语老师时，市里有一个半年的培训，但学校没钱，她只好放弃，然后自己找些英语听力磁带和资料，边学边教。她告诉记者，学校实行新课程改革，但一个学科只有一个老师能去参加培训，然后由他们回来传达、交流。



　 “我很希望能脱产一两年去大学学英语，但这是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叶老师只有苦笑。



　 而在类似王守奇老师的学校，老师简直就是全能了：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画画等等课程都要教。王老师很难过：“和城里的老师相比，我们付出更多，却很难收到好的教学效果，想想感觉挺对不住孩子的。”



　　

　 谁解乡村教师之痛？



　 王守奇老师这两年能够按时拿到工资，他认为这是“很了不起的事”，因为不再拖欠教师工资，在当地历史上是没有过的。他很少想过去找县财政要钱，“县里也很穷”。逢年过节，政府领导上门看望他，还送点白糖，这已经让王守奇很满足了。



　 叶本翠老师的丈夫也是学校的老师，1998年的一天，他去离校30公里的村走访流失学生，途中所乘货车坠入30多米深的山谷，他的颈椎骨被摔断，耳朵也挂掉一只。住院期间，县教育局领导来看望他，送来了100元钱和一个饭钵。两个多月后，丈夫出院回到学校继续执教，叶老师问学校：有没有公伤补助？得到的回答是：县教育局不是给了100元吗？



　 此后6年，尽管丈夫有严重后遗症，每年都需要一笔不小的医疗开支，但叶老师和家人没有再向学校提过任何要求。



　 这些可敬的乡村教师能够理解政府的难处，但政府对他们又是否尽到了责任？



　 王守奇老师嘱咐记者一定写上他说的这句话：“国家应该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最基层，放在边远贫困地区，因为这才是中国最痛苦、最需要支持、鼓励和安慰的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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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守奇老师嘱咐记者一定写上他说的这句话：“国家应该把教育工作的重点放在农村最基层，放在边远贫困地区，因为这才是中国最痛苦、最需要支持、鼓励和安慰的地区。”




可是国家做了吗？没有！！！能做到吗？能！为什么不做呢？
你问我？我不知道，你问教育部的官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