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病——拷问当代中国教育（推荐阅读）

白薇

  这是后记：

    2003年的整个春节，我是在家中的书房里度过的。每天枯坐灯下在电脑前的敲打，再一次把我从现实的状态中拉回到了作为一个思者的境界。我之所以十年未写书了，是因为一旦打开了思维的闸门我就无法抑制了。曾有朋友告诫我：“所有思者都是痛苦的，尤其是你，你不仅思而且还充满了情，读你书的人不可能是无动于衷的，就像你写书过程中常常会自我感动一样，读你的书，我经常会抑制不住地流泪，而且只要拿起来就怎么也放不下，常常逼得我必须一口气读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我不想读你的书，因为读了，我就会难过。      
    但只要你写了，我是根本无法抗拒的，哪怕是再难过，我还是要看，因为现实中能让人如此爱恨交加的书实在是太少了。”   
    　　我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在褒我还是在贬我，但是有一点他说的没错，我这个人不管怎样有一个毛病是改不掉的，那就是作为一个思想者我再痛苦，也不能不对一些重大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不管有没有人听，我想说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它彻底地说明白，否则我就不说。   
    　　我知道，这本书有些人看了以后或许不会有好感，但是有一点我可以告诉你们，不管我们彼此是干什么的，仅就对这个民族的热爱程度来说，我是不会亚于任何人的。这个社会上有太多人在阿谀奉承趋炎附势，但是我不会。就象当年鲁迅一样，鲁迅先生也是很少说恭维话的，我曾说过，幸亏鲁迅先生死得早，因为假如他不死而活到五六十年代的话，那么他一定会被打成右派的。但即便打成右派又如何呢？这改变不了鲁迅依然是一个伟大的人。就像作家从维熙那样，这个当年的右派后来在他的《走向混沌》的一书中这样写到：“赌徒挥金，才子浪情，自古有之，并都自认为那是一种别样的风流。我已劳动改造了二十年，一无金银可挥，二无才情可以浪掷；我的生活体察积累，不允许我‘玩弄文学’，只允许我向稿纸上喷血……”     
    　　从维熙先生喷出来的血，对我们以及对一个开明的社会来说是必须牢记在心的一种历史，因为一个对历史经常会遗忘的民族将是可悲和危险的。   
    　　和从维熙先生一样，我也是喷血者，所不同的是，从维熙先生把血喷向了历史，而我却把血喷向了当下的社会。如果说今天大读者从从维熙的血迹中看到了一种历史的污垢，在我这本书中所体现出来的血迹却是今天的众人给涂抹的，也就是说，在如今的这场教育悲剧中，我们很多人既是参与者又是同谋犯，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下教育已经成为谁也无法逃脱嫌疑的一种社会性悲剧的主要原因。   
    　　这本书，我只是想让大家在整天劳碌并低着头走向自己所谓“小康”生活的时候，有时候能够停一停来看一看你是否已经早已偏离了跑道，因为一个偏离跑道的行走者，他永远也不可能走向原定的目的地。   
    　　十年后的今天，我已经是一个父亲了，正因为成为父亲了，才发现教育原来是如此重要的一项生活内容，而当我目睹了那一个个因为教育失败而发生的家庭悲剧时，我才突然发现，其实很多悲剧的发生及社会问题的产生都与教育有关，尤其是我在网上看到那么多学生在哭泣在呐喊的时候，我便无法回避这个领域了。于是我便开始深刻地关注起教育来，于是也就有了这本书。   
    　　能完成这本书，我依然要感谢我的妻子还有我的儿子，在整个春节期间，他们为了不影响我写书，不看电视，不大声说话，甚至走路也是蹑手蹑脚的。这对于一个好动的 9岁的男孩来说，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为了感谢他们母子俩对我的支持，在此，我把这本书献给他们。   
    　　最后我想说的是，教育好一个孩子对每一个父母来说，都是一件很艰难但又十分重要的事情，尽管教育孩子有很多种方法，但我认为最关键的是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教育观念，因为有了正确的教育观念才有可能产生正确的方法，而仅仅去模仿一些他人的教育方法而缺乏正确的教育观念，那么再好的教育方法也会因为教育观念的错误而失去意义。因此教育从根本上来说是一种观念而不是方法，方法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所以，我希望我们的父母以及我们的教育者们，改变你们的观念才是最为重要的。   
    　　为了教育好我们的孩子，我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如果你们有什么想法或者愿意与大家一起分享的经验，可以给我来信，我的E-meil地址是：gy123@vip.sina.com   
    　　赵健伟   
    　　2003年3月18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