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一个完美的读书地方

all4kids

学习

莎拉·埃尔森(SarahEllson)如今在伦敦的一家法律事务所工作，1990至1993年在基督学院攻读社会学，随后又拿到一个法律学位。她说，剑桥、牛津的本科学位并不总能在就业市场上畅通无阻，所以她需要另一个学位。“我觉得，剑桥的教育观念更多是培养学生的思考方法和精神生活习惯，而不是实际技能培训。剑桥的许多老师的确拥有世间最聪慧的头脑，如果我现在回到剑桥读书，收获肯定比我19岁时去更大。”

莎拉在音乐会上演奏大提琴，参加过话剧演出，但在剑桥最骄傲的事情是1993年作为学校女子轻量级划船队的一员击败了牛津队，这是6年来唯一一次胜利，她和她的丈夫就相识于基督学院的划船俱乐部。“我们生活在那么美丽的地方有很多美丽的记忆，我们从船屋骑车去听课，一起逛酒吧，在花园散步，在重新调整自己以适应这个真实的世界之前能有那么一段时光真是幸运。”

剑桥大学博士朱莉娅·洛弗尔(Julialovell)如今也生活在伦敦，担任伦敦大学历史系教授，校舍位于伦敦布卢姆茨伯里，紧邻大英博物馆和大不列颠图书馆。她说：“我离开剑桥的原因很简单，剑桥大学不能给我提供一个终身教席，剑桥的传统是每个领域只有一个教授，尽管这些年来教授的席位在增加，但在那里获得一个终身教席还是不容易。在我博士毕业之后，我在剑桥度过了4年愉快的教学生涯，我喜欢那里，我的丈夫还在剑桥大学的英语系工作，所以我能同时享受剑桥宁静的生活和伦敦的生活。”

朱莉娅·洛弗尔在剑桥读中文，她说，做这个选择不是因为李约瑟或者哪位汉学家的影响，而是她在某一年的圣诞假期看了一部“007”电影，影片中邦德有这样的台词——我在剑桥学东方学。“我想，这是我唯一能和詹姆斯·邦德一样的地方，所以我就从历史系转到东方学系。系里的老师很好，剑桥在学习外国文化方面有很好的传统，特别是印度和古希腊研究，可我是个笨学生，头3个月我记不住任何一个中国字。我的老师花费了太多时间帮助我，我有时会觉得，能有机会在剑桥读书是一种特权。如今，剑桥生活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自由的感觉，有那么多事情可以干——学习，戏剧，音乐，体育——我是个很差的足球选手。”

在9月暑期到访剑桥实在有不合时宜的感觉——每年暑假，会有一家剧团在各学院的草坪之上轮番上演莎士比亚的话剧，但他们已经演完开拔了。剑桥电影节还没有开幕，免费音乐会也屈指可数，倒是各类体育俱乐部已经把招收新会员的广告打了出来——板球、橄榄球、马术、自行车、划船，后两个体育项目中，剑桥出过不少奥运会冠军选手，自然是这里的热门。但乒乓球也有俱乐部，土地经济系另一位中国博士邓亚萍只在乒乓球俱乐部出现过一次，打败了剑桥排名第一的男选手之后就再也没有露面。

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这样回答我们的提问：“剑桥的老建筑的确让人兴奋，但我在剑桥关注的两点是女孩和创作。在本科毕业之后，我的确有机会在那里读博士，或者到哈佛大学去念历史学博士，但我对现在的教育体制都持怀疑态度，所以我没有接着读学位。 ”德波顿目前经营着他2008年创办的“生命学院”(The School ofLife)，这所学院设在伦敦的市中心，更类似一个能举办沙龙的小书店，他说，他创办这家“生命学院”是为了教授人们“赖以生存的观念”，以激励人们通过阅读和学习改变自己的生活。他希望能挑战传统的大学，重新组织知识的架构，远离教化的知识。尽量给予人们本该是大学所给予的：通过文化的帮助获得生活的方向和生命的智慧。

年轻的莉娅(Liya)本科时以欧盟学生身份就读于基督学院，今年将前往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她是一位德国籍的华人，之所以选择在剑桥而不是在德国上大学，她说：“剑桥的本科生教育采用导师制度，这是它最好的地方。相比之下，德国的大学教育过于自由化，没有人进行管理，学生和教授之间也没有太多联系，不像剑桥那样，学生每周会和导师面对面地讨论自己的作业。”

这个年轻姑娘对于大学有自己的一套看法：“剑桥的最大缺陷是过于实用主义(Pragmatism)，剑桥从来不会启发学生去问自己：我在大学学习的内容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自己，还是社会，还是文化？这和英国的实用主义教育传统是有关的。而我在德国得到的体验是，教育的目标是人本主义的(Humanistic)，一个人进入大学后要经历一个成熟的过程，要和社会建立起联系，在这个过程中他才真正变成一个公民。实用主义的好处在于它的宽容，它可以包容很多不同的观点。但过于宽容的危险在于，学生不再去思考学习的意义，大学成了就业培训所。剑桥学考古的学生，第一年都会去伦敦的投资银行找实习。而理论上，大学的本意应该是培养研究者。如果进入大学只是为了提升个人的职业空间，那么大学是无法尽到它对社会的责任的。但是很可惜，很多大学都屈服于一种经济理性。比如，剑桥原本有一个梵语系，但是后来被裁撤了，理由是缺乏经济效益。剑桥把很多的资金都给了商学院，而许多的文科系所包括我们政治系，都有财政问题。”

年轻的莉娅在接受采访之前就提醒我们，“我对剑桥可是有一大堆批评的”。她说她本以为剑桥是一个思想的天堂，可能在街上交谈的两个人都会在讨论一些深刻的话题。但实际并不如此，于是她就联合几个同学创建了一个思想者联盟(ThinkingSociety)，每个月都会挑选一个大的话题进行讨论，比如：何谓思考？何谓生活？知识分子的位置在哪里？我们的大学是不是一个自由思考之地？他们请教授来就这些问题进行演讲。“一开始我以为，学院越老越好，但后来才发现那些新一点的学院可能更为开放。比如克莱尔霍学院(ClareHall)，他们的研究生和教授是在一起吃饭的。而剑桥的传统是就餐时学生坐低桌(Low table)，教授坐高桌(Hightable)。这些传统有时候徒有其表，比如在正式晚宴(Formaldinner)上，就餐前院长会念一段拉丁文，而剑桥学生至少80%都不懂拉丁文。因为英国的高中教育进行改革后，已经不再要求学生学习拉丁文了。剑桥的传统和社会的发展没有发生联系，大部分人并不理解这些传统，喜欢它们也只是因为神秘感。我认为，剑桥不能仅仅保留传统的形式，而应当去思考其中的意义。”

考试

“在哈代的小说《无名的裘德》里，裘德会用拉丁文背诵赞美诗，所以他一直认为自己有资格进入基督学堂，也就是牛津大学，那是100多年前了，那时候拉丁语和希腊语是牛津和剑桥入学的必考科目，想拿到学位也要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而这些经典课程本就是大学当时能教给学生的少数几门课程之一，如今，掌握拉丁语对进入剑桥学习依然很有用——它表明你有严谨的思维，而且能更好地理解语言的本源。”剑桥大学古典系教授玛丽·比尔德女士对我们说，“拉丁语在剑桥还经常被使用，餐厅祷告、毕业典礼，许多学院的塑像上也是拉丁文。我们古典学系有100多位本科生，有些人在高中时就学习过拉丁语，但许多中学的确取消了拉丁语课程。”

剑桥博士殷海洁(HeatherIn-wood)，高中毕业时考的是法语，他说：“初中毕业考试(GCSE)，高中毕业考试(A-levels)，还有剑桥大学的考试，我都记忆犹新。至于哪次压力最大，很难判断，这3次考试经历一直到现在还时不时重复在我的噩梦里。英国的A-levels跟中国的高考不同，这时候学生一般都申请好大学了，有的参加过面试，已知道哪些大学想要录取你。唯一条件就是要满足这所大学对你考试成绩的要求。剑桥大学的门槛要偏高一点，通常要求学生考3个A，成绩出来的前一夜，我做了无数次关于考试成绩的梦，从B级到根本就不存在的Z级，几乎全部英文字母都在梦里出现过，出了一晚的汗，就是没有梦见那3个该死的A。醒来后，该拿的成绩都拿了。到了剑桥后，发现大学的考试制度是另一种情景。虽然英国的高中倾向于训练学生的独立思想和写作能力，但学生通常能够想到一些技巧应付考试。比方说，为了准备高中的法国知识考试，我将11篇事前写好的法语文章全都背下来了，考试那天只要看一眼文章的题目，语言和内容就可以在极短的时间内滔滔不绝地流出来。可惜，这样的技巧到了大学以后就不管用了。剑桥的年末考试考的并不仅是学生所积累的知识，也没有多项选择的问答题，考的是思辨能力。课程作业所占的比例也很小，每年的成绩主要取决于考场上的表现。剑桥的考场是个什么样子呢？学生整齐地坐成几排，每两个人之间都隔一个空位，以免学生作弊。监考老师们都一身黑色的袍子，外面还有人陪学生去上洗手间，考试时限往往为3个钟头。每个人的成绩出来后，都会先贴在大学评议堂外面的公告栏上，这样做会给学生施加很大的压力，因为谁都能知道你考得怎么样。”

玛丽·比尔德说，她还是会经常做有关考试的噩梦。30多年来她只是监考，但在梦里总会坐到课桌前，准备拉丁语或希腊语考试，却发现考卷上的字她一个也不认识。“我相信，对大多数学生来说，剑桥的考试都是一个噩梦！”

剑桥政治系讲师刘瑜，在中国人民大学读完硕士之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拿到博士，随后在剑桥谋得一个教席，她说：“要我看，剑桥本科生在入学的时候，其潜质和中国人民大学的新生差不多，但经过3年的本科教育之后就大不一样了。剑桥一年3个学期，10月开学，圣诞放假，然后再开学，复活节又放假，6月份考试完又放暑假，每个学期上课的时间也就是8周。这里上课，老师是不许点名的，没有点名的权力，但学生们读书的气氛很浓。在剑桥的食堂里，你能听到两个学生在讨论苏丹的问题，或者最近有关伊朗的新闻多了，那么来听伊朗政治课程的学生就会多起来，这会让我想起《白人男子的责任》这本书，有公共意识的基础和氛围，在剑桥学政治就不是那么费解的一个选择。”

刘瑜教现代中国政治，给学生的考试题包括这样的题目：“中国政府在经济改革中起的是积极作用还是消极作用？”她说：“考试一般会给学生6到8个问题，你选择3个来论述，这个题目大吗？你不妨看看政治理论课的题目——‘西方还有未来吗？’‘人们为什么要投票？’每道题目学生可能都要用1500个单词来回答，会考验你掌握材料、事实和分析的能力，而评分的一条准则是，学生除了论述自己的观点外，必须给出一个反面的观点。这样的题目，相对来说就是鼓励胡说八道，但只有大题目，才能形成一种和先人对话的机制，这是让学生有一个大的思想框架，而不是过早陷入到细节中。”

2000年秋天，何进到剑桥大学读硕士，他说：“负责我们课程的老师是约翰·克利维尔博士，他要给每一个学生单独辅导。我们班10个人，来自欧、亚、非三大洲8个不同的国家。原计划每周每个学生辅导一小时，实际上每个人都远远超过一小时。他曾用两个小时给我讲一道题，那是一道我非常有把握的题目。先读懂题面，抓取重要数据，再根据情况挑选正确的公式，把数字代进公式，算出最终答案了事。我那道题的答案就是一页A4的纸，大半页都是数字、公式和计算，还有几行文字说明。他看看这张答题纸问我，这一大堆数字是什么意思。我当时有点懵，这东西你知我知，那还用说。然后他又问，这几个公式是从哪里来的。他告诉我，我们研究的是物理而不是数字，一个物理老师拿到一份物理题的答案，想看的不是数字，而是学生对物理的理解。不但数字不重要，而且公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基本物理概念的理解和对物理学原理本质的把握。理性的思路应该从最基本的物理假定入手，首先罗列半导体理论的所有假定，根据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每一个假定、每一种情况、每一次选择、每一层因素都要完整地展开讨论，从而最终导出正确的物理公式用于计算。原来一页A4的纸，后来密密麻麻地用了整整5页，添加了大量的说明、讨论和图示。一道题贯穿了半导体物理学的整条脉络，看到老师陪我一起做出的新答案，我第一次如此刻骨铭心地体会到，原来物理该这么学。虽然我题答得不好，但是他没有任何批评或者不悦，而是和颜悦色地跟我说：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会这样去做(As a reasonableperson，I will?)，一步一步引导我进行理性思维。”

“硕士课程从10月开课到来年9月论文答辩，整整一年时间，安排得非常紧张。前半年一共13门课，在2001年4月底，13门课分为两场综合考试。这就是我学生时代的最后两场考试，读博士以后就没有正式的笔试了。”何进总结剑桥考试的特点：“天马行空，有重点，但没有范围。考题选择空间大，一般一套考卷10道题甚至更多，任选四五道题做就可以。考试题目的难度不是以能不能做出来作为衡量的标准，而是以能不能下手作为衡量的标准。考试没有标准答案，看重分析和思辨，各种想法和观点，只要言之成理就可以。还有一条，考试没有第二次机会，几百年来，这一规则一直被严格地执行着。剑桥的想法很简单，学生来学校是学习的，那么就有义务学好。”

[ 本帖最后由 我爱飞飞 于 2009-10-28 16:39 编辑 ]

all4kids

利维斯博士
英语系老师帕特森(Ian Patterson)的博客名叫“CuriouslyStrong”，这曾是20世纪60年代剑桥学生出版的一本诗刊的名字，他在博客上抱怨，要花太多的时间批改考卷，没工夫写作。这位老师写诗，喜欢亨德尔和摇滚，在英语系的试卷中，会出现这样的题目：请比较埃米·瓦恩豪斯(Amy Winehouse)的歌曲《Love is a LosingGame》和沃尔特·罗利(Walter Raleigh)的诗《As You Came from the HolyLand》。前者是英国流行歌手，后者是16世纪的诗人。帕特森对我们说：“这道题目是让学生阐述诗歌与流行歌曲的关系，语言中的节奏感。现在的文学理论越来越学术化，抽象，而大众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强，文学理论应该是开放的。”
英语系教授斯蒂芬·科里尼(StefanCollini)说：“是的，我们的考试范围是‘从古至今’的，‘剑桥英语’这个词和‘芝加哥经济学’、‘牛津哲学’一样有其特定的内涵，那就是‘批评、比较、当下’。”英语系讲师斯蒂芬·洛根(StephenLogan)对我们说，他认为大学的功能并不只是一个“研究工厂”，不能只凭借论文发表的数量来评定大学的学术水平：“为什么我在学术刊物上发表一篇文章，才算是我的成绩，而我在报纸或杂志上写一篇文章就忽略不计呢？大学的一个功能就是‘时代的文化标尺’，一个教师完全可以用他的‘观念’来教育学生。”洛根博士和科里尼教授都提到英语系的标志性人物F.R。利维斯。
这位利维斯教授讲的是什么呢？有人这样总结：“他是艺术的加尔文，教育年轻人热爱文学之前，先教他们去讨厌其中的90%。”利维斯生于剑桥，求学于剑桥，终身在剑桥担任教职，他和妻子主办的《细察》杂志在文学批评领域享有极高的声誉。他看不上弥尔顿，对狄更斯也评价不高，他说哈代是个笨拙的匠人，弄出来的小说不过“偶有所得”。他的女学生西尔维亚·普拉斯说他是个秃顶、刻薄的妖精。他的文学观念在早期著作《大众文明与少数人文化》中开宗明义——“在任何一个时代，明察秋毫的艺术和文学鉴赏常常只能依靠很少的一部分人。除了一目了然和人所周知的案例，只有很少数人能够给出不是人云亦云的第一手的判断。他们今天依然是少数人，流行的价值观念就像某种纸币，它的基础是很小数量的黄金。”20世纪40年代，利维斯发表了《英文学院概要》，他强调，英文学院的核心学科是文学及其批评，它在同时培养智性和情感方面为其他学科所不及。英文学院的学生除了学习文学经典之外，还必须学习外语、比较文学、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史等课程。在利维斯看来，精神成人远比专业成材来得重要。利维斯毕生事业的首要原则就是确信：在一个人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和他在人类生存的总的适应力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这种对艺术的反应能力可以由批评家来唤醒并使之丰富。
陆建德在剑桥的博士论文就是关于利维斯的。“他在30年代就开课讨论广告、电影这些大众文化。在他看来，文学批评要指出‘套话’的危害。在一定程度上，利维斯把文化转换为语言问题，文化的精粹就是辨别优劣的语言，但他给人的印象是在进行一场无望取胜的战争，电影、电视等大众文化正在消解批评的标准，利维斯无论如何也不能理解维特根斯坦，为什么总要去电影院看一部美国西部片才能放松。”
清华大学教授、剑桥博士曹莉介绍：“与剑桥800年的历史相比，成立于1917年的英文系堪称年轻，当时的一份报告说，文学所能提供的精神价值足以取代宗教的主导地位，将文学与普通人的道德修养和日常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利维斯看来，大学就是要提高社会的精神格调，培养公众的智慧，纯洁国民的趣味，大学和文学批评的使命就是抵抗社会对“少数人文化”的围追堵截。
1959年5月，C.P。斯诺在剑桥大学的评议堂发表了《两种文化与科学革命》的演讲。斯诺曾是一名科学家，还是一名小说家，后来“又成了一名身份难以确定的公众人物，有资格对无论什么问题发表他的见解”。这次的演讲他提出了问题：知识分子是两极的，一极是文学知识分子，另一极是科学家，他们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一个文学知识分子根本不知道热力学第二定律是什么，但科学革命将给这个世界带来巨大的变化，能让那些贫穷的地方逐渐富裕起来。
斯蒂芬·科里尼教授为50年前的这场演讲做了一个长篇导言，《两种文化》中文版中即可看到，他说，斯诺提出来的问题，任何一个有头脑的观察家都不能回避，他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利维斯教授的回应是在1962年，他退休之前所作的《里士满演讲》，他对斯诺的蔑视是全方位的。“他在智力上并不出类拔萃”，他的演讲“所展示的恰恰是智力特色的全然缺乏和令人窘迫的粗俗风格”；“作为小说家他并不存在，他还没有开始存在，他不能被认为懂得小说是什么。他写下的每一页都等于白纸，空洞无物”。这份演讲发表后，众多知识分子参与讨论，利维斯的腔调被认为过于刻薄，但这也符合他文学批评的一贯作风。
科里尼教授说，凡是利维斯认为浅薄、机械化和仅仅风行一时的东西，他都恨不得扔进垃圾桶里，斯诺可以凭借小说沽名钓誉，但他却闯进了20世纪英国文化一个最敏感的区域：对工业革命给人类造成的后果做出评价。利维斯把斯诺的名声看成一种“不祥之兆”，“它说明现代社会多么严重地丧失了谈论能赋予生活以有意义的价值的能力，于是‘繁荣’、‘提升生活标准’这类套话就被用来填补空当”。
9月底，剑桥大学的唐宁学院，恰好有一个“重估利维斯”的学术讨论会，会议的主持人是利兹大学教授C。乔伊斯，他对我们说：“利维斯对工业革命对文化的破坏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他也不愿意人们将生活的手段和生活的目的混为一谈，他教学中的一个主导思想就是理解‘生活’的复杂意味，生活只是个人的，而无法抽象化，难以用工业和科学的数据来证明生活的幸福。”
乔伊斯教授说，利维斯教授去世时，《泰晤士报》发表的讣告中特意描述了唐宁学院的建筑特点：“这所学院是希腊风格，用大量的空地取代了封闭的庭院，廊柱高大，在这所学院里人们可以像希腊的智者那样静思，但看到那些建筑，也会让我们明白，我们已经失去了那种古典主义。“1962年，当利维斯从唐宁学院退休时，丘吉尔学院的英语教授乔治·斯坦纳写了一篇文章：“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作为一位大学教师，他讲话不多，身材瘦小，他离开讲台，以一种特有的轻松、灵活又旁若无人的步伐走出了房门。可是，当利维斯博士最后一次离开米尔巷时，英国情感历史中的一个时代便结束了。”
格兰切斯特草地
离老卡文迪什实验室两分钟的路程，就是伍玻科学历史博物馆，严格说，这是科学历史系的一间陈列室而已，楼梯拐角处张贴着学生的考试成绩，博物馆里陈列着约1000件古老的科学仪器。伍玻曾担任剑桥科学仪器公司的董事长，在退休之后将自己的收藏捐献给学校，这些望远镜、显微镜、太阳系仪只能展现科学历史的某一个片断，相比之下，西德维克地质博物馆则试图用无数的石头来涵盖整个地球的历史。在这间博物馆里可以找到剑桥早期建筑所使用的石材——剑桥本地所产的石灰石质量欠佳，克莱尔学院和国王学院之间的墙就是用本地石灰石构建的，从15世纪开始，学院能够负担从英国其他地方运来更好的石材，唐宁学院是用鱼卵石构建，评议堂是用波特兰石灰石构建。在地质博物馆对面，是人类学系和考古系拥有的“人类学博物馆”。
剑桥植物园在城外占据一大片土地，那里曾经是三一学院的麦田，学校对这座植物园的规划是：“不仅要鼓励人们对植物学的兴趣，也要使花园成为一个令人愉快的所在。”植物学教授约翰·史蒂文·亨斯洛在1831年开始建设这个植物园，他在那一年还把他的学生达尔文送上了“猎犬号”，而达尔文带回来的鱼类标本及昆虫标本则陈列在“动物学博物馆”里。穿过唐宁学院的空地，兰斯菲尔德路上的“斯科特极地探险博物馆”正在进行维修，这里展示英国人对南极和北极的探险，而剑桥大学也早在1920年就建立起冰河研究机构。这座城市中最为著名的博物馆当然是建立于1816年的菲茨威廉博物馆，这里收藏了世界范围内的众多艺术品，会有各种主题的当代艺术展、画廊讲座和演奏会。
每一个博物馆都会激发起你对某一门类学问的兴趣，但流连于博物馆的人数永远不会比漫步在格兰切斯特草地上的人多，这一大片草地上有一条3公里长的路径，从市区徒步、骑自行车，或者划船沿剑河抵达格兰切斯特村，在“果园”里喝上一杯茶，是剑桥最为经典的一条休闲路线。果园中也有一个小小的博物馆，纪念的是青年诗人罗伯特·布鲁克，100年前，他租住果园的一间农舍写论文，享受着英国乡村生活的甜美，事实上，他躲到这个安静地方来也没能好好看书，不断有朋友来拜访，享受着坐在苹果树下看着落日的悠闲，这些朋友是弗吉尼亚·伍尔夫、罗素、维特根斯坦、凯恩斯、福斯特。在某些月色撩人的夜晚，布鲁克和伍尔夫会到拜伦潭去裸泳，那里离果园不远，横渡达达尼尔海峡的拜伦就在那片池塘里练就了自己的游泳功夫。1821年，拜伦在自己的日记中回想起在剑河游泳的场景，“那是我生命中最快乐的时光”。
1909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间，布鲁克在这里度过了“最快乐的时光”，他说：“我不假装能理解自然，不过我和她相处愉快。我看我的书，她料理母鸡和风雨，我们都很有耐心。一位老妇人为我准备蜂蜜、鸡蛋和牛奶，她整天坐在玫瑰花园里干活。”他写下诗句：“池塘上方，河水是否甜蜜，和缓？”“教堂的钟还停在差10分3点吗？还有蜂蜜用来泡茶吗？”1915年，这位27岁的诗人死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的船上，埋葬在爱琴海一个小岛的橄榄树林中，他的诗里这样说过：“如果我死去，请为我想想此事——外国的田野上有一些角落，它永远属于英国。”
在拜伦、布鲁克这两位浪漫的年轻诗人客死异乡之后，这片草地又迎来了新的诗人。1956年2月25日，在剑桥大学的一个聚会上，西尔维亚·普拉斯与她慕名的泰德·休斯第一次见面，当休斯的嘴唇移到她脖子上的时候，她在他脸颊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咬出了血。4个月后，休斯和普拉斯结了婚，这年秋天，他们搬到了格兰切斯特附近居住。尽管后世许多的孩子都会背诵普拉斯那句“我披着红发从灰烬中升起，我吞噬男人如呼吸空气”，但更多的人会惋惜她的自杀，“ 死去是一种艺术，我要做得精彩”。
在普拉斯的日记和她写给母亲的信里，经常能看到这片草地。“记得罗伯特·布鲁克的诗吗？我们在果园里喝杯茶？”“昨天我们走了15英里，穿过森林，田野，沼泽，月光下的格兰切斯特草地上沉睡的牛群。”“泰德和我在河上撑船，在格兰切斯特的苹果树下喝茶，吃蜂蜜还有三明治。”“这天早上4点半起床，我们去草地上散步，我给一群牛朗诵乔叟的坎特伯雷故事集，我读了20分钟，我从未有过如此智慧、专注的听众。”“开始时天空发出蓝色的光芒，大颗的星星还悬在空中，之后转为粉红色，延伸至天际线时慢慢变得半透明。”当时，普拉斯在准备学位考试，泰德在附近的一所中学里教书，她负责把两个人的诗作打印出来，去参加诗歌比赛。他25岁，她23岁，还没有为家务琐事和别的女人发生矛盾，1957年春天他们离开格兰切斯特，这片草地只记取了这对年轻诗人最美好的时光。多年后，休斯在诗里回首：“你的声音穿过草地朝向格兰切斯特，声音渐沉，牛群入迷地观看。”
如今，每天都有人穿过丁香花、栗子树，走过草地，在果园的苹果树下喝茶，默诵布鲁克的诗：“看看在格兰切斯特的月光下，渐渐苏醒的枝条，闻着令人兴奋的芬芳，永远记得，永远记得，河水的气味，倾听微风吹拂小树发出的叹息。”拜伦、布鲁克、泰德·休斯和西尔维亚·普拉斯赋予这片草地永远的青春气息，浪漫与激越的青年时代，对整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的情怀，刻骨铭心的爱情。他们的事迹与诗歌绵长悠远，其力量比之平克·弗洛伊德的那首名为《格兰切斯特草地》的歌曲要浑厚得多。
1924年，伍尔夫的一封信中这样写，你对剑桥感觉好吗？这里让人“发热”——准备考试的年轻人，后花园里的树和花，平底船，院士的花园，美丽到不那么真实的池塘，智慧头脑之间的辩论。伍尔夫说她尊重那种辩论的气氛，但她置身事外感觉会更好，她当时到剑桥是做一个讲座，她并没有在这里学习，但对更多的年轻人来说，花园、树、河水、草地、图书馆、博物馆、教堂，看见这些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一个智慧的头脑，不是为了一场辩论，而是为了配得上这方水土这方历史，配得上自己明明白白的青春。

[ 本帖最后由 我爱飞飞 于 2009-10-28 16:40 编辑 ]

woodhead

一直认为，教育，大学，人才，不是一天造就的。。剑桥之所以剑桥，是与大英帝国的崛起进程和西方现代化进程同步的。
也许在我们的孩子这一代，剑桥还是剑桥。

fgcp102

周末在报刊亭买了这一期的三联生活周刊, 就是看中了剑桥的主题

老鼠爱流浪

这样的文章值得反复看，提醒自己放宽视野，谢谢楼主，谢谢版主。

ywq69

谢谢LZ推荐，下班就去买一期。想起了当年在剑桥度过的时光。

有梦的人生

LG对北大最满意两点：
上课不点名，和考试宽松。
上课不点名，因此爱听不爱听的课可以从心所欲，逃课去图书馆读书，读的都是自己真正渴求的思想和知识。他因此能够从最难转系出来的系转入自己当时喜欢的系，就和听课自由有很大关系。身为大一的外系新生，他甚至可以参与自己想听的那个系的研究生讨论课，听不听得懂当然另说。而考试宽松则不用知识点的掌握来恐吓学生学习，使他们能够对设置得不那么对胃口的课说不。同样是俺家那位的例子，他的高数，上学期是低空飞过，下学期则干脆就是60分及格——估计肯定是不及格水准的 ，但是老师也就那么给他机会通过了。而事实上，他日后从事的任何工作都与高数无关，所以这门课他就是勉强自己去学了，考到80分了，也不过是学到了一些必然会忘却的东西。
到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有点名制度了
现在，据报载进入北大需要出示证件。。。

有梦的人生

被推荐读了一本《北大批判》，对高等教育的批判实在是酣畅淋漓，读之欲罢不能，花去的这些时间绝对值得。
读书之后的第一个决定，就是让小一的儿子转学。
很多东西我们无力抗衡，唯一的选择，就是用脚投票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