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論之七：論思辨

tracylin2002hk

時論之七：論思辨

在〈明教化篇〉裡，我們說中國禮教型的理性主義須要光復起來，因為禮教是我們民族過生活的基本情調，西方的宗教型是我們所不能接受的。除此以外，我們還主張須提倡一種科學的理性主義，以充實並切實我們的生活。禮教型是人與人之間的義的表示。所謂義務，就是在對待關係上當該如此做的意思。當如此做就是義，這是無條件的；而所以如此的理由則在如果不如此就不能生活。這好像西方人的宗教型生活，如果沒有上帝，他們就不能生活。因為他們靠上帝，眼睛常常向上看，所以有一種上升的情緒；而我們靠理，眼睛常常向對方看，所以有一種平停酌劑的肅穆情緒。上升的情緒，我們說它是時間的或數學的；肅穆的情緒，我們說它是空間的或幾何的。中國人禮教型的生活就是幾何型的生活；西方人宗教型的生活就是數學型的生活。這兩種文化型都是極優美、極文明的。而究竟應該是那一種，則不是隨便可決定的，只好各隨其宜。順其本性而利導之，罔不有成，競鶩新奇，鮮克有效。近年來中國人羨慕西方宗教型或數學型的生活，對於自己的文化型極看不起，這是沒有什麼道理的。本來貴耳賤目，人之常情。但一時之好惡，終歸於依然故我。此所以競鶩新奇終無實效也。著者對於宗教型或數學型並無惡感，且亦極端愛慕；但同時對於禮教型或幾何型，亦並不輕視，且認為極端崇高。讀者試就此而衡量之，豈必幾何定不如數學乎？所以喜歡愛慕是一會事，而陳習之不易移又是一會事。資本主義社會下的生活本適宜於數學型，如自我、如衝動、如忙迫，皆極與單行的時間或數學相似。我們現在正在趨向於開明或摩燈的時候，焉得不喜歡西方的宗教型或數學型的生活？但是說禮教型或幾何型的生活一定不適宜於現代的社會組織，也無道理可言。這就是中國人現在無論怎樣摩燈，而西方的宗教終未被接受的道理。何況我們已說過（〈箴現代篇〉），將來的文化是新農業的文化或新封建的文化，終須趨於穩定，成一個瀑布下的迴漩的潭，這就是禮教型或幾何型的生活了。就是西方人的宗教型，自商人文化流通以來，已衝破了他們的天羅地網，現在的上帝已不過是習慣的遺留，並不像先前那麼認真。本來從道理上講，禮教型比宗教型較為進步，亦較為開明。梁漱溟先生說中國人是理性的早熟，這話有道理；他又說將來的文化一定是儒家的文化，這也不是過甚其辭。我們現在則告訴讀者說，禮教型或幾何型的生活並不是可鄙的，乃是極崇高的。

禮教型的生活是我們民族的基本情調，但是太重視我、你、他之間的忠恕絜矩之道，則不免流于過分容忍而成為馬虎。這不是好現象，所以科學的理性主義必須提倡。這種理性主義是智之表現。它的全體大用就是深思明辨。辨不是徒騰口說的詭辨或空流于言辭之辨，而是從心官裡面所啟發出的一種思辨。先從心上思上把條理弄得很清楚，然後再宣之于口或筆之于書。如果是一個大政治家，則連宣或筆都是不必要的，他只須行就夠了。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大政治家能如此，就是最明辨的大政治家，如果他心裡腦裡，先顛倒惑亂起來，則不但不能行、不能生，而且必自斃。讀書明理，治事立功，皆是如此。一個民族，如果不能明辨，它必會墮落。因為此時，它只有耳目之官，而沒有心官，與其他動物相差已無幾，焉得不被宰割？我會說中國人是感覺主義，就表示說這已失掉了心官的明辨，個個人都在耳目之官的交引過程中顛倒迷惑。現在的中國越發表露無遺。禮教型的生活雖是我們的基本情調，但到了耳目之官用事的時候，理與禮俱已失效，這就是墮落；所以我們不能不提倡智的明辨。禮教型是我們生活的樣子或道理，智的明辨是使這個樣子所以可能的基本條件。使禮教型可能就是使禮教型的生活充實而切實，換言之，就是使禮歸於理。我們可以用智的明辨啟發出理來以為禮的基礎。如果沒有理，禮只是一個空架子，至多不過是一個口頭上的習慣。這是極不可靠的，遲早終會被人們丟棄。同時，如果我們不用智以啟理，則心官必停止效用，大家的本事只好在耳目之官上發洩。這種發洩確是利害。它如氾濫的洪水一樣，可以東西南北流，任何軌道都可以衝破，這就是沒有樣子或道理的時候了。沒有樣子就是沒有教化。因為人們一定要在一個道理中生活著，如果你自己不能立在一個道理中成一個樣子，則他人必來把你整治一下使你歸於條理，就好像大禹治洪水一樣。大禹治洪水而成為江淮河漢，則洪水亡而江淮河漢成。如果你自己沒有樣子，待他人來給你定一個樣子，則你便算亡已，因為你沒有主宰了。世界上那裡容得住你這個沒有道理的人呢？洪水如此，個人如此，一個民族國家亦是如此。我寫到這裡，實在有點不寒而慄。

中國民族本是不喜歡辨的。在先秦時代，儒家雖不反知，然在禮教的名分上注意多，而於邏輯的名分上，則不甚措意。蓋儒家並不以著書立說為能事，他們是以立德立功為標準。不能立功，則以立德為己任。像孔子那樣明白人，一定是有深思明辨的，但他並不筆之於書，而見之于言行與夫出處語默之間；所以儒家最理想的人物是聖人。聖人是以內聖外王為原則，用現在的話說，就是一個最開明的政治家，柏拉圖所謂哲王者是也。如果只有其德而無其位，即不能作一番事業，則只好退而著書立說以明人倫，所謂著《春秋》、贊《六經》者是也。然就是這種著書立說，也只是格言的成分多而系統的成分少，所以在深思明辨上也是甚嫌不夠，而何況其所辨的大都又是禮教上的，而非邏輯上的？道家根本是反知反辨的，後來受他的影響甚大。到無法子的時候，就用老莊的辦法混沌過去。名家是主張辨的，但又流於詭辨而無意義，所以後來竟成絕學。儒家的孟子、荀子則稍特出，他們倆是很能深思明辨的，而且所辨的又都有意義。孟子把自己的責任看的很分明而偉大，他的闢楊、墨就好像大禹治水、周公驅夷狄一樣。思想上的掃蕩與洪水猛獸的掃蕩是同一功效。所以他不但闢楊、墨，而且闢告子、闢許行，不一而足。他不但闢，而且立。〈告子章〉及〈盡心章〉皆是極好的系統建立。他能給他的思想以邏輯的陳述與系統的陳列。所謂系統就是有原有委，所謂邏輯就是有理有據。這就是深思明辨的表示，因為思的很通達，所以辨的很透闢。後人都稱孟子有功於聖學，但其功到什麼程度，則除王陽明外，恐無人能識得。吾近來常想，中國儒學可有兩個系統：一是《易經》系統，一是孟子系統。前者是觀物，後者是明心。宋儒大都是《易經》系統，而陸、王則是孟子系統。這兩個系統的不同，可由格物的界說來認識。朱子定格物為即物而窮其理，以期一旦豁然貫通，就是《易經》系統中觀物或觀變於陰陽的表示。而王陽明定格物為於意之所發處提撕警覺以明良知，則顯然又是孟子系統中仁義內在以及性善乃至浩然之氣如何可能的表示。《易經》系統並不十分自覺，而孟子系統則十分自覺，得王陽明而益彰。這個系統所以自覺，正因為孟子能思能辨；易經系統所以不自覺，正因為有斷無辨。陰陽家的系統雖然廣被無遺，而且名相繁多，然多無據，亦正因其獨斷無辨。孟子所以能成一個分明的系統，正因其有辨，而其所以有功於聖學，亦在其有原有委，有理有據，使後學可循徑而窺，無或差錯。此所以貴乎辨也。荀子亦是很能辨的。他不但能將自己的思想辨白出，而且還能將辨本身的歷程分解出。他的〈解蔽篇〉直不亞於培根的《新工具》。他見道雖差，而思辨力極厚，所以稱為大儒也。凡能辨的，其思無不精，其說亦較實。在中國，孟子、荀子是也；在西方，柏拉圖、康德是也，等而下之，休謨、羅素是也。有斷無辨者，雖有所見，而無必然性。在中國，《易經》以及陰陽家是也；在西方，斯頻諾薩、拉克等是也，今日之懷悌海亦類乎是。所以現在吾人欲學術昌明，見道切實，則必須思辨。

思辨是理性的表示，同時也是力量的表示。一個神經脆弱的人很難望其有理性的，而他的力量也顯然是不能支持思辨的艱任的。男子比起女子來，較能思辨，所以他比較有理性。現在的林語堂是很看不起思辨，而羨慕女子的懂得生活。但是一個女性的民族，純任直覺與具體感以生活，是決難維持其生存的。老莊的浪漫思想只在壞的方面發生影響。有些自命為通達的人，骨子裡都是極無聊賴的軟皮糖，其出言發語未始不新穎可喜，其所見所悟，驀然一見，亦覺境界甚高。然實則此等人只是一種小聰明的油滑，只是臉皮厚，並非見解高。如袁中郎、袁子才等就是這一類的人物。他們起始也並非無激而發，對著那般偽道學偽君子，他們來一幅喜皮笑臉，也未始不是一個好對照。現在林語堂的幽默也就是這種對照的新形式。但大家相習成風，一方為說假話之偽君子，一方為鬧幽默之真小人，試想這個民族還有學術文化可言嗎？袁子才曾說：「文王望道未見，而孟、韓兩公以道統自任，矜矜然或闢楊墨，或闢佛老，憂河水之濁，而欲以淚清之，俱是書生習氣，與世無補。」似這種無力氣的軟皮糖實是中華民族的致命傷。讀者不要隨著這般人的見解以為中國衛道統的人多，實則一犬吠影，十犬吠聲，事實上只有一個影，而眾犬吠之，以為影真多矣。中國民族的潛意識大都是吠影吠聲的軟皮糖，因為他們吠的太不堪，所以顯得真有許多影。實則如果真有許多影，他們也就不吠了，各人也只好去作各人的事了，那時便天下太平。所以深思明辨是各遂其生的好法子。能深思，始能通達；能明辨，始能近情。若那般罵聖罵賢，毀僧謗道的軟皮糖，自命為通達，自命為近情，實則乃不通達、不近情之尤者。現在社會上流行一種投機取巧、逢迎善變的達官貴人，他們何嘗不自命為通達，不自命為近情？然而忘仁負義、漢奸國賊，俱從此出。政治上無定見，思想上無主宰，變來變去，害事敗德，亦是此輩所為。難道此輩人的聰明不及嗎？不然。他們是頂聰明的，而所以反吃聰明之虧者，是因為他們純任耳目之官，而不用心之官。孟子說：「耳目之官不思而蔽於物，物交物則引之而已矣。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此天之所與我者。先立乎其大者，其小者弗能奪也。」深思明辨，始能識理明義。理義就是大。大者一立，耳目之官之小者便不能奪。此時感覺服從理性，利服從義。故能深思明辨的人，始能尊重道，尊重自己。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無道，以身徇道。這就是所謂思想主宰行動。若不思不辨，則即是軀殼支配行動。滔滔者，天下皆從軀殼而動，若謂社會有進化，政治有出路，這在事上與理上俱是不可能的。

一個不喜歡思辨的民族，訓練的法子是讀邏輯。我們研究邏輯或說明邏輯是從思辨上起，離開思辨就無邏輯。在思辨中顯邏輯。現在要訓練思辨，要引起思辨，則最直接的仍是從邏輯入手。由邏輯引起思辨，進而對於任何問題能作邏輯的思辨。在思辨中，能作最邏輯的思辨的，莫過於康德。康德的全部批評哲學是邏輯的思辨活動，所以他在哲學上的性格特別顯明。這種性格，我們叫它是邏輯的。邏輯的思辨可以使我們造成系統的統一，因為我們人類有喜歡一貫的癖性，有許多耳聞目見的知識，我們總想把他貫穿起來，而最能表示這種貫穿的就是邏輯的因此所以（即原委）。同時，凡知識若能在一個系統中貫穿著，就是真的知識，柏拉圖所謂因故思維就是此意。所以凡是邏輯的思辨者必表現「一」，而邏輯的性格也就是「一」的性格。表現這種性格最顯明的是柏拉圖與康德。

有些人雖喜歡邏輯，但其性格卻並不是邏輯的，如羅素、如懷悌海、如來本之等，其性格勿甯說是數學的。在數學原理上，數學雖離不了邏輯，但在普通事實上，這兩門學問確有不同。邏輯是「因此所以」的連繫，而數學是序或位的關係。所以數學的性格是喜歡多元、均稱、對待、諧和，總之我們可以說它是「二」之間的均稱。所以邏輯代表「一」，數學代表「二」。中國民族是比較偏於數學的，所以陰陽五行、河圖洛書的數學很能打動人的心坎。數學是優美，邏輯是壯美。我們在首段裡說西方人是數學型，中國人是幾何型。彼處所謂數學，意義稍有不同。而此處所謂中國人偏於數學，實與彼處所謂幾何型相同也。此等表示法，只是一種譬喻，望讀者隨文領取。如有未悟，存疑可也。現在我只說中國人是須要訓練邏輯的。天下惡乎定？定於一。在政治上，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在思想上，有邏輯訓練者能一之。思想家的深思明辨表之於知，政治家的深思明辨表之於行，知行一也。

原載《再生》第42期 1940年3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