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詩境--牟宗三先生文集

tracylin2002hk

論詩境

詩之意與境常是分不開的。詩之意是對于宇宙人生的靜覺與慧解，對于真、美、善的希求憧憬。但是究竟是詩而不是文，所以其覺與解不常以議論說出，而只託物藉景用象徵表出。所託之物所藉之景，遂烘托而成為詩之境。境必喻意，故總稱曰詩之意境。

上篇說明詩意，及詩的意與非詩的意之不同。本篇再論詩境。詩境與景不同。景只是景物、風景，是客觀的、無色彩的；詩境則是隨意而走，有所屬，乃是特殊的、主觀的、有色彩的。景是現實的，境則是超越的。由主觀內蘊，投之于外，藉景物的凝固之，成為主觀的客觀、心的物，則為境。

有詩意即有詩境，無詩意亦無詩境。李白、陶潛是有詩境的，杜甫是沒有詩的境。曹子建詩有散的調，有詩的意，故亦有詩的境，寓意境于陳述中，無杜甫之滯塞生硬，有李白之輕鬆飄逸，詩而至此是謂聖境。

何謂子建詩為散文的？詩意之為詩的乃于抒情詩最多。中國詩抒情的本少，子建之所吟詠不離風、雅、頌，詠物述事，鋪陳居多。但于鋪陳之中，確顯其詩魂與詩境之恬靜與輕鬆。譬如：
願為西南風，長逝入君懷。──〈七哀〉。
願為比翼鳥，施翮起高翔。──〈送應氏詩〉。
孤雁飛南遊，過庭長哀吟。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雜詩六首之一〉。
轉蓬離本根，飄颻隨長風。何意迴飆舉，吹我入雲中。〈雜詩六首之二〉。
願為南流景，馳光見我君。〈雜詩六首之三〉。
此皆是詩的意境。願意如何，即是一種希求與憧憬。其所希求常用「鳥」字、「風」字以象徵之。由「鳥」字、「風」字即可烘托出一個輕鬆美妙的境界。由此境界而憧憬仙人，亦是很自然的聯想。「飄」、「風」、「鳥」、「雲」、「景」、「響」諸詞是烘托子建詩境之工具，如上舉諸句即多此等詞。再如：
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七哀〉。
高臺多悲風，朝日照北林。──〈雜詩之一〉。
慶雲從北來，鬱述西南征。──〈喜雨〉。
驚風飄白日，忽然歸西山。圓景光未滿，眾星粲以繁。──〈贈徐幹〉。
寒冰辟炎景，涼風飄我身。──〈侍太子坐〉。
凝霜依玉除，清風飄飛閣。──〈贈丁儀〉。
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悲風鳴我側，羲和逝無留。──〈贈王粲〉。
員闕出浮雲，承露概泰清。──〈贈丁儀王粲〉。
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白日忽西匿。歸鳥赴喬林，翩翩厲羽翼。──〈贈白馬王彪〉。
年在桑榆間，景響不能追。──同上。
願隨越鳥，翻飛南翔。──〈朔風詩〉。
空穴自生風，百鳥翔南征。──〈雜詩〉。
微陰翳陽景，清風飄我衣；游魚潛綠水，翔鳥薄天飛。──〈情詩〉。
驚風飄白日，光景馳西流。──〈箜篌引〉。
飛騰踰景雲，高風吹我軀。──〈仙人篇〉。
白日西南馳，光景不可攀。──〈名都篇〉。
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然下沉泉；驚飆接我出，故歸彼
中田。──〈吁嗟篇〉。
悲風來入帷，淚下如垂露。──〈浮萍篇〉。
高樓多悲風，海水揚其波。──〈野田黃雀行〉。
此等詞幾乎篇篇具有，可謂用之慣矣。這不但表示他的詩境，而且也表示他的靜覺。這個境界是雲空的境界，是行雲的境界。那是俯仰天地之間，靜覺出來的。靈活輕鬆，悠悠和平，美妙生動，都從此境界表示出。有了行雲的境界，子建的詩才是詩的，不只是散文的；才活潑起來，不似杜甫之滯塞生硬。才文溫而雅，不是粗野過質。此即格調之最高貴者也。

李白喜用流水，故顯豪放；子建喜用風雲，故顯舒曼。舒者從容，曼者曼妙。李白是流水，子建是行雲，皆詩境也。子建居京洛，故佇中區以玄覽；太白居江漢，故臨江流以浩歌。惟太白雖有其境，不至子建之溫雅。子建貴公子，自分氣象，自是不同。

淵明詩由其詩意，自亦有其詩境。其靜覺與慧解多，故喜「化」字，如「縱須大化中，不喜亦不懼」，「竊通靡攸慮，憔悴由化遷」，「常恐大化盡，氣力不及衰」，「形跡憑化往，靈府長獨閑」，「萬化相尋異，人生學不勞」。如〈歸去來辭〉：「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亦是同一靜覺。又其靜覺與慧解乃為對于宇宙萬物之總持，故喜用形上學中語。但由淵明道來，不覺枯燥，亦不墮于理障，此蓋因其心境平淡活潑故也。如孔子云：「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長，天何言哉」，此皆不覺其枯燥，特顯其輕鬆。又心境活潑悠悠自得，詩境為靜而非動，故亦喜用「鳥」字、「雲」字，如「悲風愛靜夜，林鳥喜晨開」，「栖栖失群鳥，日暮龍獨飛」，「日入群動息，歸鳥趨林鳴」，「班班有翔鳥，寂寂無行跡」，「暮行歸雲宅，朝為飛鳥堂」，「青松夾路生，白雲宿簷端」，「萬族各有託，孤雲獨無依」，「向夕長風起，寒雲沒西山」，「重雲蔽白日，間雨紛微微」。「鳥」、「雲」、「風」、「飄」、「悠悠」等字亦常用，與子建同。但其行雲流水的恬淡情緒，又似過于子建。同一「風」字，子建喜用「驚」字、「悲」字以形容，故子建所烘托的境界又比較生動，其故亦蓋由于子建之遭遇多坎坷艱險故也。子建雖生動但卻不烈性。太白則流入烈性。子建〈贈白馬王彪詩序〉云「憤而成篇」，但其中亦無氣憤語、哀憐氣，此是一種高貴的境界，不可多得。

子建不但是貴公子，而且是皇太子。但無時流風流豪華氣，有從容富貴氣，有教養有倫理。不只想作一詩人，乃有大願在高，想作一番事業。故其詩格亦為高，不是詩人之詩，乃是人之所以為人之詩。鍾記室品其詩譬以人倫之有周孔，至矣哉。而近人黃晦聞又盛贊其詩曰：

陳王本國風之變，發樂府之奇，驅屈宋之辭，析楊馬之賦而為詩。六代以前莫大乎陳王矣！至其閔風俗之薄，哀民生之艱，樹人倫之式，極情於神仙，而義深於朋友，則又見乎辭之表者，雖百世可思也。

此亦甚當，並不過分。子建、淵明皆聖人之徒也。所謂聖人之徒，並非替人傳道，乃只言其不離乎人情。蓋孔子之于為聖亦並非因其傳某某之道而使然，天理人情乃人之所同然，得之不離其正便是聖，離而之於偏則為狂為狷，此皆無足取，然又勝於鄉愿。子建之為聖以思想立場論，淵明之為聖以實際生活論。子建乃說法時之孔子，淵明乃閒居時之孔子。然通人行事，內外如一，動靜無間，故雖閒居，亦從心所欲，未嘗踰矩也。故淵明閒居亦須通達，並非偏激之流。

杜甫無詩意亦無詩境。杜甫之詩乃史的事的，有鋪陳而無意境。為詩開一新天地，寫事實，即所謂鋪陳終始，此是杜之功勞，然這卻不是其本人之詩境，詩總是免不了表現其自己的，然杜於其自己無所表現。白居易〈與元九書〉歷述風雅比興之旨而極推崇杜甫，以為杜能補察時政，關心風化。而仇兆鰲〈注杜詩序〉云：「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詩有關於性情倫紀，非作詩之本乎？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為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為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此種論斷極當。然此是一種什麼詩人呢？頗有考究之必要。

我們說曹子建、陶淵明、李太白，皆有其詩意與詩境，即詩的意與詩的境。這種意與境是極能表現個人自己的。譬如說，流水是李白的境界，行雲是子建的境界，乘化是淵明的境界，他們這種境界皆藉象徵的辦法而超越的表示之。惟杜甫則無此種表示，杜甫在詩人中可以說是一個特別的類型。我們說他的詩是散的，不是詩的。這是一個極大的區別。他不是普通所謂的詩人，而是文的詩人。他不表現己而表現物，所以他不用象徵，亦不超越。他是性情極篤極厚的人，說句不好聽的話，他是一個極癡迷的人。癡迷的人也近乎詩的性格，也容易為詩。故杜甫仍可為詩人，雖然不是詩的。如果他不癡迷，他可以為一個達人；如果他用不著癡迷，他可以成為一個聖人。這兩者他皆作不到，所以他是一個詩人。他用他極篤極厚極癡迷的性情來表物。在他的詩裏，可以看出他的性情之篤之厚，這是他自己了。但這與普通所謂以詩表現自己者不同，因為他這個篤厚的性情並不是一個詩意與詩境。他不過是逐物的一種本能的衝動而已。所以與以詩意與詩境表現自己者不同，他以篤厚的性情來陶鑄萬物的。所以讀他詩的人一方覺其排比聲韻、鋪陳終始之辭之富；一方又覺其如飲濃酒、如飲苦茶之味之濃。這就是他的偉大與力量。

原載《再生》第65期 1941年4月20日

天津清羽

再读之下分外亲切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