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的三种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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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叶诗派”是一个成型于1947年的中国现代派诗人群体，他们均受过高等教育，有较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熟悉西方现代诗的分化流变，在诗歌创作上主张保持诗歌与现实人生的平衡，建构适应时代的新的抒情模式和语言意象系统，其创作与理论在当时独树一帜，在民国诗坛上颇引人注目。其中，穆旦、辛笛和郑敏，是“九叶诗派”的杰出代表，被誉为“九叶三智者”。
　　
　　穆旦从中学时代开始写诗，“就传达出感时忧国的强烈情感，有一种‘救世’的英雄理想和情怀”，他曾参加抗日远征军，亲历了昆仑关、野人山等激烈的战斗，1949年留学美国，1952年回国报效。在“新中国”的语境中，他的经历成了历史污点，被判为“历史反革命”，在“反右”和“文革”中都吃尽苦头，59岁即病死在迫害和折磨之中。他深陷于生存痛苦的悖谬，却始终葆有浪漫的理想主义的情怀，在智慧、诱惑和苦难三位一体的人生中追寻人生之梦。在无法创作时，他以“查良铮”的名字，为中国读者留下了大量精美的译诗，而其晚年留下的27首“绝笔”，更被誉为“在传达‘智慧痛苦’的广度和深度上，是二十世纪中国诗歌的顶峰”。
　　
　　辛笛是“三智者”中的老大哥，其早年的形象是一个兼具中国古典情调和西方理性文明的青年诗人。与穆旦不同的是，“穆旦的特点是‘信’，走的是‘救世’的道路，而辛笛的特点是‘疑’，走的是‘自救’的路。”1949年后，辛笛在没有任何外力的暗示和威胁下，毅然决然地放下诗笔，彻底告别文艺界，选择到工业战线工作，这使他成功地躲过了一场又一场的政治风波，也使他在诗歌创作上再也没有取得成绩。虽然“到了晚年，听他谈诗，仍然表现出名家的精辟和敏锐”，但“这个写过《手掌集》的杰出诗人，‘大隐’之后，其创作成就都没有超过早年。”他在晚年写下的《婉转深曲》中，感慨自己的生命缺少了依凭：“假如我抓住也好，比如信教，信一种主义，做个党员；但我抓不住……”他比穆旦多活了33岁，而其成就却和穆旦无法相比。
　　
　　郑敏是学哲学出身，“早年的诗作深受冯至和里尔克的影响，充满着形而上的沉思和冥想”，曾是和穆旦一样的理想主义者，1952年在美国获英国文学硕士学位后，满怀激情回国报效，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但也很快中断了诗歌创作，1960年后在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讲授英美文学。她“在文革后期开始怀疑理想主义，也曾陷入思想的迷乱，后来掌握了解构主义的新思维，找到了区别‘理想主义’和‘理想’的症结所在”，晚年完成了两部重要著作：《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和《诗歌与哲学是近邻》，用“哲学的智慧引导人们从所处的文化困境和谬误中走出来”，这些思考“很快就越过文艺界，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化的进程产生极大的影响，并在2006年被评为“桂冠诗人”。
　　
　　有人概括说：穆旦拥有“受难的智慧”，辛笛拥有“生存的智慧”，而郑敏拥有“哲学的智慧”，它们分别为自己的拥有者煅造了充满浪漫理想的悲剧人生，体现隐者之风的明哲人生，以及打通诗歌和哲学两个领域的奇迹人生。
　　
　　在我看来，这三种智慧的品性差别在于：前者是诗意的、追求的智慧，次者是功利的、权衡的智慧，后者是理性的、叩问的智慧。诗意的智慧冶炼生活，催生创造的渴望，使精神世界能够在任何艰难困顿中都保持创造的激情和能量；功利的智慧营造生活，协助我们趋利避害，为生命确保必要的世俗基础；理性的智慧审视生活，索解因果，确认价值，提供驾驭人生的思想武器。但三者也各有其可能的陷阱：诗性的智慧，其弊在脆，稍不留神就折了自己；功利的智慧，其弊在俗，不知不觉中就淹没了灵魂；叩问的智慧，其弊在私，发展到极端就是作壁上观的冷漠。
　　
　　就一个完美的人生而言，点化、营造和审视，一个都不能少：缺了前者，我们的生活会远离创造的冲动和幸福，变得平淡无味；缺了次者，则难免在现实中磕磕碰碰，招致种种不测的风雨；而缺了后者，我们就缺乏意义的坐标，会受制与庸常和琐屑。只是，这三种智慧对心性禀赋的要求相去甚远，它们依次需要激情、意志和理性作为主导，而这是三种不同的精神要素，想用一种性格将它们熔为一炉，而且各各在需要时就出面充当灵魂的统帅，真是谈何容易！难怪我们会说“人生不如意事常八九”。但是，人生最有乐趣、最有意义的事，不就是挑战艰难、逐步把向往中的“不可能”变成可能的吗？否则，人类也许和其他动物一样，满足于贴地而行，至今还站不起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