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 : 儒家真平等的師友之道

天高任鸟飞

儒家對於不合理的事實之承擔

及真平等的師友之道（节选）

唐君毅

我在此所擔負的﹐只是由我之先肯定他人之良知之存在﹐而反照出的他人之良知之未顯﹐所致於我的希望之喪失。我有此希望﹐我即當擔負此希望之喪失所生之悲惻。因而我仍只是擔負我自己所本當擔負的。然此自己對於自己此當擔負者之擔負﹐卻依于我對於他人對於世界之最高感情﹐亦即依于我自己之流露了我自己之不容已的最深性情。

從儒家此種悲惻所生產生之對人之最高的行為活動﹐既非基督教佛教之擔負人之苦罪﹐或悲憫人之苦罪﹐亦非祈禱上帝佛之力量之降臨﹐而只是喚醒人之良知﹐或由人之良知之呈顯處﹐指點其良知之存在﹐而使人更自覺其良知之存在﹐而於此自覺中﹐自己逐漸增加其良知之呈顯。或以自己之行為﹐感動他人之良知之呈顯。除此以外﹐則我對他人之良知之如何呈顯。與呈顯至如何程度﹐更不能再有所為。而我之所為﹐是否即能使人之良知如我之所望而呈顯﹐我亦永只能希望﹐而不能期必。由是而我之失望之可能永在﹐對此失望之可能之永在﹐我亦不能有所為。而上文所擔負之悲惻﹐與我之對他人之最誠摯的在精神上互相施與﹑危相扶携之意﹐當永遠同在。

以上是假定我是聖人的話。然而實際上﹐我們不能即是聖人。我如非聖人﹐則不僅他人的良知之未呈顯﹐可使我生悲惻﹐我自己之良知之未呈顯﹐亦同樣可使我生悲惻。但是我對我自己之良知之存在﹐既亦有一超越的肯定。則我對我自己之悲惻﹐亦不只是一悲惻﹐而是一向上求我本有的良知之呈顯的憤悱之意。此或是自己使自己的生活﹐向超越的良知湊泊﹐或引申已呈顯的良知﹐而下貫注於我之生活﹐使之更充量的呈顯。同時亦兼須由觀他人的良知之呈顯流露於他人之言語行為﹐或對我之規勸指點﹐以引發我之良知之更充量的呈顯。由是而我與他人之關係﹐即為一純粹平等的﹐以師友之道﹐互相策勉之關係。而此即儒家所啟示的﹐人與我共謀進德﹐以共免於罪過之大道。


儒家這種依於肯定人之各有其良知﹐人各當反求諸己﹐對其良知負責﹐人與我共謀進德的師友策勉之道﹐實行起來﹐是至簡易﹐而亦至平常的。然而此平常中的高明深遠﹐則是此中我對人之態度﹐既非直接的判斷責斥﹐亦非我之縮進於我自己之內﹐而以理智靜觀世界。亦非直順一超越的感情﹐去悲憫他人之罪苦﹐或承擔一切人之罪苦。這種種對人之態度﹐都可露一時之精彩﹐與一時的大願深情。而在根柢上﹐亦都有流弊。此或是違於人我平等之禮﹐或違於人我痛癢相關之仁。只有儒家之態度﹐才能真正肯定人我之皆有其自拔於其罪過之外之良知﹐因而我不當只依我所覺之道德原則﹐以直接判斷他人﹐而當信人之良知﹐亦自能判斷其自己。我對人之態度﹐便只是希望其良知之充量呈顯。而于此希望之不達﹐人之良知之不充量呈顯之事實﹐則我只有肯定其為事實。我於此除與人互相扶助﹐以求此良知之充量呈顯於人與我而外﹐不能再有所為。 因而由於人與我之良知之未能充量呈顯而生之悲惻憤悱之意﹐為我所永不能絕。此即略似於佛家之悲憫。

耶穌之擔負罪苦﹐而又不同。其不同之所在之根本上的一點則是:儒家對人之良知之存在之有一超越的肯定﹐而此肯定﹐則依於我當下的良知﹐發現此良知本身之為我所不能私有﹐而當普遍的為人所具有者。而此發現﹐則依於我之能自覺其依道德理性而生之超越感情。而不以佛教基督徒之將此感情直發出去﹐以冒於罪苦之世間之上。凡此等等﹐皆其幾甚微﹐而毫釐之差﹐有千里之謬。是皆待學者之重覽前文﹐再自反諸心﹐以求此外非責人﹐內非執己﹐上不在天以悲憫世間罪苦﹐下不在田以負擔世界罪苦﹐不落此四邊的「我與人共策勉於各充量呈顯其良知」之師友之道也。而此亦即真能解開吾人上述之人與我互相判斷斥責所成之糾結繫縛﹐又能合於人生之正理﹐而人人當下可付之實踐之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