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成桐谈数学与文化

果行育德

丘成桐赞台大学维持华夏文明

2005年11月16日 10:58

　　世界著名华裔科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先生今天在台北说，中华民族曾有过辉煌的历史，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中华民族应该本着文化自信，踏实地去求真、求美，实现自己的“文艺复兴”。
　　台湾大学今天举行创校七十七周年暨改制六十周年庆祝大会，丘成桐获颁该校名誉博士学位，并作了演讲。

　　丘成桐说，这一百年来，华裔学者在学术界确实已闯出一片天地，正如犹太人有他们的长处，我们也有我们的特色。我们在中国的土地上长大，读过《诗经》、《楚辞》、唐诗、宋词，看过《三国演义》、《红楼梦》，也看过京剧和黄梅调的电影。这些都值得骄傲，值得我们用共同的语言来建立一个二十一世纪的学术中心。

　　丘成桐表示，在台湾的大学里，我感受到孔孟的精神，也感受到深厚的中国文化。“我中学毕业于香港，对我影响很大的一位教中文的中学老师就是台大中文系毕业的。”台湾的大学能够维持华夏文明，是一个极为明智之举。没有自己深厚的文化，我看不出我们如何能够培养第一流的人才，如何去和国际竞争。

　　他说：“我本人曾经深受中国古代文学、古代诗词歌赋的影响，从《诗经》我看到比兴的方法对找寻数学方向的重要性，吟诵《楚辞》和《史记》激励起我对数学的感情，激励起我向大自然追寻真和美的感受。”

　　丘成桐认为，西方的文艺复兴也是文学和科学并重。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家虽然受到当时教会的阻拦，但是他们充满自信，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找寻大自然的真和美。中国的科学家也应该有这种自信心。

　　他强调，中华民族是一个有深度有文化的民族，科学和技术上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让我们这一代和我们的下一代携手，在我们的土地上创造一个值得后代骄傲的文化中心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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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美国数学大师点破中国学术死穴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窘境。 丘成桐接受访问的时候，谈到中国学术界种种不良的风气，归根究底，所有问题都是源于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摧毁中国多年良好的文化传统，大师给中国学术界点破死穴。
　　
　　他解释：“自那时开始，中国人的价值观完全改变，是非观念和道德操守遭到扭曲，以致现在的学生和学校变得唯利是图，这种文化气候，是中国难以孕育一流学问的最主要原因。”
　　
　　另一方面，父母崇洋的心态，也令孩子失去深厚的文化根基。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学术界，出现以下种种流弊。
　　
　　
　　“中国的学生，读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士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丘成桐概叹，在中国，真正有心钻研纯科学的人实在不多，跟外国的学生真心以研究为目标相比，实在相去甚远。
　　
　　名牌大学只唯利是图
　　
　　除了部份学生以金钱挂帅外，有些学校的态度也是唯利是图的。某名牌大学的代表和一些中国官员曾经到哈佛大学取经，然而，他们问的问题，叫丘成桐感到非常失望，他说：“中国的大学一心只想赚钱，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但当我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
　　
　　对于中国教授的质素，丘成桐也不敢恭维：“即使是国内名牌大学老师的质素也没有保证，许多老师只懂讨论第三流的问题，学生不会钻研出第一流的学问。” 　　
　　
　　除了质素差劣外，有些老师也没有做好本份教好学生。丘成桐举了一个很经典的例子：“哈佛大学数学系有一年录取了一个全北京大学最优秀的学生，当我们向北大核实学生的身份时，北大全数学系26个最资深的教授也不知道，最后一直问到副教授才能确定这个学生的身份。”丘成桐后来发现，有些老师教学生，原来从未见面，也不相往来，这倒是闻所未闻的稀奇事。
　　
　　丘成桐又批评中国只重量、不重质的风气：“只着重宣传生产多、数量大，领导便会高兴。以学术界为例，有些大学的教授，一人带着30个博士生，误以为教导愈多学生表示自己愈有能力，但结果是全无质素可言。在外国，一个教授只会带着2至5个学生，但是那些学生很多都会成为大教授，这就是质素。”
　　
　　除了教授迷信数字外，就连大学与大学之间，也在进行数字的角力。他说：“全国有500多个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至各省的重点大学往往以院士的多寡去量度学校的质素，提拔人才的时候，又以那位教授在某个场合讲话最多为标准。中国人就是缺乏自信心，才会这样量度自己。”
　　
　　北大清华令人很灰心
　　
　　中国最著名的大学，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为首，一个国家有高质素的大学，固然是好事，但是，丘成桐却指出，北京大学的势力范围，遍及全中国，当中的派系斗争，反而窒碍了学术界自由的发展。丘成桐直言：“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中国其他大学的打压，令人很灰心。”
　　
　　“我认识中山大学的一位学者，他对数学的认识，已经达到世界一流的标准，但是由于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对他的打压，令他的地位连边也沾不上，充其量只是在广州有一点名气而已。”丘成桐概叹，“这种社会风气令学者觉得学问不是最重要的。既然单*阿庾奉承便可以得到重用，为何不抄小径？”
　　
　　人治观念强，是中国的文化特色之一。丘成桐指出，在这种文化气候底下，中国的学术界欠缺一个公平、公开的人才提拔机制；同时，学生的发展空间也受到很大的限制。
　　
　　丘成桐说：“在中国学术界最有影响力的，主要是院士，他们的平均年龄约70岁，虽然他们已经没有担当最前线的领导工作，但是国内学生的研究方向，仍然得以这些人的好恶来决定，假如他们不喜欢你的研究方向，你是做不成的。”
　　
　　研究员只顾讨好上级
　　
　　中国的研究员，精力都花在讨好上级之上，对知识的渴求，似乎只是次要。丘成桐说：“在中国做研究的顾忌实在太多，对于相同的问题，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研究方向，并没有高低对错之分，但是，中国的学生永远不敢跟老师唱反调。”
　　
　　人治观念过重造成的另一个结果，就是出现任人为亲的情况。丘成桐说：“在中国，提拔人才的所谓“机制”，已经成为提拔自己亲信的工具。在美国，只要你有能力，20多岁已经可以当上大教授；但是在中国，假如你不是博士或领导出身，即使你有能力，别人也会借机打击你。”丘成桐当上史丹福大学数学系教授那一年，他才25岁。
　　
　　理论科学的研究，是发展工业的基础，对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来说，相当重要，这就是丘成桐对理论科学的评价。他指出：“欧美几百年来钻研理论科学，根基深厚，有利发展任何工业。然而，中国却没有这个深厚的底子支持。”
　　
　　但是，丘成桐认为，中国政府有关部门看不到理论科学的重要性。他说：“中国投放在理论科学的教育经费实在太少，研究理论科学本来就是最省钱的，就以数学为例吧，根本不需要什么机器，研究一个数学的题目，所需经费很少。”
　　
　　然而，由于理论科学的价值，不能立竿见影，所以往往容易被人忽略。丘成桐指出：“理论科学就好像礼、乐、射、御、书、数，在中国文化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但是，你说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丘成桐强调，礼、乐、射、御、书、数建立的，是无形的文化资产，同样地，实用科学必须建基于理论科学之上，才能够站得住脚。
　　
　　由于对理论科学缺乏长远的眼光，加上部份学校亦有“做大做多”的倾向，所以有关部门愿意花百万元（人民币，下同）兴建教学楼和教师宿舍，只因为这些都是别人看得到的东西。
　　
　　然而，丘成桐批评，没有软体的配套，硬体做得再好也无用武之地。他曾经到访清华大学的图书馆，发现大学的图书经费，相当缺乏。丘成桐概叹：“别说一般大学，就连国内的名牌大学如清华大学的图书馆，也找不到数学界的期刊。”
　　
　　丘成桐指出：“研究任何一个科目，期刊都是不可或缺的东西，但是，领导层认为期刊只是一本薄薄的小书，售价却要数千元，他们认为不值。期刊能够将第一手的资讯带给你，但是他们却看不到期刊的重要性，所以大学也得不到这方面的经费。”
　　
　　丘教授的一个心愿
　　
　　丘成桐有一个心愿，就是希望帮中国强大起来。这些年来，他先后为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研究所、晨兴数学研究中心及浙江大学数学研究中心筹集资金逾一亿元。
　　
　　文化大革命的摧残，加上近代中国人对自身的文化认同不足，令中国做不了好学问。丘成桐概叹：“外国人都来学中国的文化，汉学在日本也很流行，偏偏就是中国人看不起自己的文化，其实，文化修养对一个人来说，是十分重要的。许多中国人每每面对困境都会显得手足无措，归根究底就是文化修养的问题。”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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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大师丘成桐：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
　　　　　

　　 磨圆的石头滚得远。人们常常以此为例教训那些棱角没有磨平的毛头小伙，把处事圆
滑，附庸风雅作为待人处世之道。但这不是数学大师丘成桐的性格。丘成桐对中国学术界种
种不良的风气的斥责，入木三分，我们好久没有听到这种声音了。

一个没有文化的国家，做不了好学问。能够学贯中西、博古通今固然好，但是，如果一个民
族摒弃自身的文化背景，拥洋为重，最终只会失去身份认同，变得高不成、低不就。菲尔兹
奖（Fields Medal）得主、华人数学大师丘成桐指出，中国学术界所面对的，正正就是这个
窘境[1]。历史总是不断地重现它古朴的天真，邯郸学步或东施效颦，被中国的模仿秀演绎
得惟妙惟肖，简直可以以假乱真。

九州生气持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以龚自珍的诗来形
容当前科学界的“西学”一统天下实不为过，“洋为中用”变为“洋为中神”，中国民族文
化至今仍在“西神”面前瑟瑟发抖。学术界的唐生们虔诚地到西方取经，复制了一点
西方科学的皮毛，便披着虎皮借以吓人，完全背离了西方科学的民主和开放精神。鲁迅曾严
厉斥责过假洋鬼子不让阿Q革命，历史的悲剧似乎在当今的科学界又一次重演。把扫
除中国文化传统当作学习西学的见面礼，这正是西方文明崇拜者近年来不遗余力的杰作。
　　
丘成桐指出，中国许多父母都希望子女做一个黄皮肤黑眼睛的西方人，结果是中西文化都学
不好，他更以“二不像”来形容这个现象。文化上的缺失，影响尤其广泛深刻，以致中国的
学术界，出现种种流弊。 出国浪潮和英语崇拜是最典型的事例。

与犹太人从世界各地汇聚以色列力图振兴民族伟业的趋势相反，中国的富商学子却以走出华
夏浪迹异国他乡为荣。美国麦卡锡时代的排华巨浪，印尼纳苏蒂安时期的排华血潮，俄国留
学生楼大火的悲惨遭遇，菲律宾劫匪的绑架追杀，以色列肉弹的恐怖袭击，英国海滩的神秘
死亡，都挡不住汹涌的出国狂潮[5]。

2004年7月，“全球华人物理学家大会禁用中文”事件遭到中国媒体和网民的痛批。由部分
官、商、学界人士发起的英语崇拜已到了接近疯狂的程度，使人重新温习日不落大英帝国最
兴盛时期的殖民政策。不同的是，殖民政策是靠炮舰实施，而英语崇拜是靠愚昧推行。问题
在于，12亿中国人是否接受这种英语崇拜，是否愿意放弃民族语言。面对这种愚昧的游戏，
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丁肇中教授却坚持用中文演讲，被中国媒体称为“反潮流者”。语言
是人类相互交流的工具。语言本身与科学技术毫无关系。一个讲地道英语的人，可能是一个
“科盲”，甚至是一个文盲。把英语当作现代化的标志是一种典型的文盲行为，前英国殖民
地的土著人大多讲英语，他们中的大多数仍处于贫困落后状态。以为讲英语就可以现代化，
这是东施效颦[7]。

外国至上的观念是殖民地的后遗症，但它却是中国家长一掷千金的原因。社会上很多人把精
通英语的人戏称为“精英”，把精通中文的人戏称为“精华”。两个词虽然都很好听，但在
很多家长的眼里，培养孩子成为“精英”的意义比成为“精华”大得多。如今，幼儿英语培
训纷纷在市场“抢滩”，少则上百元多则上千元的价格，家长们根本就不在乎。各种幼儿英
语教材还不失时机地“挤”进幼儿园、亲子园，并在社区里办起各式各样的培训班。阶梯少
儿英语、剑桥少儿英语、阳光少儿英语……《每日新报》报道说，在随机采访的近百名幼儿
家长中，95％以上能答出以上这些名称，并让孩子参加过其中一到两种“培训”[8]。

对于未来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丘成桐很希望，中国人能够珍惜自己的文化传统，做好学问，
因为只有解决最根本的问题，中国才有望发展世界一流的学府。然而，要改变中国人对自身
文化的态度，要走的路，还多著呢。

路只有用中国的步伐走，邯郸学步，你忘了中国步伐的走法了吗？

[ 本帖最后由 果行育德 于 2008-6-9 16:1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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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国内名校的BBS忧心忡忡

几天前，知名华人数学家、哈佛大学教授丘成桐兴冲冲地赶到杭州，去与一群刚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的数学尖子见面。结果却让他颇为失望："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对定理不甚了了，只是做习题的机器。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什么数学人才。"

中学生不能成为解题机器

丘教授与数学尖子们座谈时，先问学生数学的兴趣在哪里？有学生说是数论，有学生说是几何。接着问下去，却发现这些学生对于数论、几何到底是什么却完全说不清楚。甚至一些基本的几何定理也是一问三不知。

仔细交流后，丘教授才知道，这些学生主要的学习方式是围绕题目，一遍又一遍地做习题。老师授课时，也是围绕习题讲课，讲解数学门类、培养学生兴趣都被忽略了。

对于现在国内的中学生不学微积分，丘教授也忧心忡忡。他说，不仅大部分中学生对微积分知之甚少，一些大学生的微积分也学得很差。他指出，国内常有对美国基础教育的批评，尤其是数学教育方面， "但是，我认为，美国好的中学在数学教学方面要远远超过中国。在好一点的中学，高一学生就学完微积分了。这样他们到了大学时，对数学就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和概念，对于自己的未来发展也可以有比较好的规划。"

大学生应该增强学术热情

"我常常看国内名校的BBS，很少看到有严肃的学术讨论，多的是牢骚和随意的吵骂和争执"。丘教授对国内大学生学术研究热情和钻研精神的缺乏非常遗憾。

曾经有一位国内的博士生三次写信给丘成桐，希望能够到哈佛去任教，丘教授多次要求看他的论文，但一直没有看到。此次丘教授来到国内，特地去看了他的论文，发现论文研究的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一些已知结论的课题，基本上没有什么科研的价值，用丘教授的话说"连好一点大学的硕士学位都很难拿到。"现在这位博士已经是国内某名牌大学的教授了。

丘教授称，哈佛大学数学系的本科生平均每年都有2到3篇的学术论文发表在一流的学术期刊上，水平甚至可以超过国内一些名牌大学教授的论文水平。"我面试过很多要来哈佛数学系念本科的学生，但是近两年，能够进入哈佛数学系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几乎没有。"

育人、科研都需要大视野

"国内不是缺少投入，而是缺少做学问的热情和对科研的大视野"，说起中国国内的数学研究，丘成桐教授认为，政府每年的投入不少，但是很少出什么象样的成果，主要原因就在于太过追求短期出成果了。

丘教授举了个例子，某数学研究所投入巨资，号称每年要面向全球引进2千名数学家，他认为，每年引进2千名数学家在全球任何一个数学研究所都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花费巨资引进的很多学者每年在国内连一个月的时间都待不到，更不用说是帮助国内研究什么先进课题或者培养人才了。"对于一些课题研究，不在于投入多少，而是应该追求最前沿的课题。虽然研究一些二、三流的课题可以比较容易出论文，但是这样的论文再多也比不上一篇一流课题的论文，而且长期以往，学术研究的水平只能越来越低，也不可能培养出什么优秀人才。"

不过，丘教授也对记者表示，这次在国内交流，还是看到一些埋头研究的青年学者在数学研究方面有很大的潜力，就是在高考数学尖子中也发现一位较有潜质的广州学生。"但愿从学校教育到学术研究，我们都能多一些潜心钻研的精神，这样，中国才能早日拿出象样的数学研究成果，涌现出真正的数学大师。" (香港文汇报)

[ 本帖最后由 果行育德 于 2008-6-9 16:20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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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成桐呼唤做学问的热情

在陈省身之后，丘成桐大概是最有成就的华人数学家了，他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还是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的终身教授，二十多年前就获得过被誉为数学界诺贝尔奖的菲尔兹奖，在国际数学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他身居海外,却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十分关注中国的基础教育，关注中国的科学事业，特别是数学的发展。更为难得的，他还是一个敢于说真话的人，对中国学术界的不良风气、名牌大学的惟利是图倾向、基础教育的弊端提出过直言不讳的批评。

最近《文汇报》报道，丘成桐兴冲冲地赶到杭州，和一批在高考中得高分的数学尖子会面，结果却大失所望：“大多数学生对数学根本没有清晰的概念，对定理不甚了了，只是做习题的机器。”他一方面感叹“这样的教育体系，难以培养出什么数学人才”，一方面他也对国内大学生缺乏学术研究的热情和钻研精神深表遗憾。在他执教的哈佛大学数学系，本科生平均每年都有2到3篇学术论文发表在一流的学术期刊上，水平甚至可以超过中国一些名牌大学教授的论文水平，而近两年来，“能够进入哈佛数学系读本科的中国学生几乎没有”。究其原因，主要不是中国的学生智商不够、聪明不够，也不是中国在数学方面的缺少投入，缺少的是“做学问的热情和对科研的大视野”，“太过追求短期出成果了”。这位深爱着自己祖国的国际数学大师为此向莘莘学子大声疾呼，要有做学问的热情。

考试成绩最优秀的学生之所以只是做习题的机器，跟我们的应试教育的现实是分不开的，在这样一种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学生，要找到做学问的乐趣、怀抱做学问的热情确实有些困难。同时，我们流行的世俗价值观也注定了很少有人把研究学问当做生命本身的目标，自科举时代以来主导的读书入仕、官本位传统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学生的思想，丘成桐曾发出过这样的慨叹：“中国的学生，念书的目的只有两个，要么能够赚钱，要么当官，他们普遍有一种学而优则仕的想法，认为只要当官，就可以过舒适的生活，所以，中国的学生，做学问达到一个地步，足够令他们找到一份安定的工作便会停下来，他们追求的东西只此而已，对学问根本没有热诚。”

我们不能简单地责怪学生缺乏钻研科学的精神、没有做学问的热情，除了整个世俗化社会的价值导向有问题，只有物质层面的利益追求，没有能提供另外一种足以支撑人们仰望星空、寻找精神世界的价值尺度，教人陷入急功近利的泥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因素就是，原本被视为精神圣地、学术堡垒、独立于世俗的浮华与喧嚣之外的大学校园本身也面临着精神失落的危机。丘成桐教授尖锐地批评某些名牌大学竟然也是惟利是图，有一家名牌大学的代表曾和官员一起到哈佛大学取经，但他们问的问题却让丘成桐失望至极，“他们问哈佛大学如何图利”，当丘成桐告诉他们“办学不能赚钱的时候”，他们表现得相当失望。现在，有些大学好大喜功，只追求表面化的数字，以为大学之大就是有大楼，就是面积大、规模大、人数多，这和有的教授居然以一人带30个博士生为荣，以为学生多就是“大教授”是一脉相承的。

在这样一种环境下，多数学生在迈进大学的门槛之前，就已经开始为职业前途考虑了，在选择院校、专业的时候，他们更多的都是这方面的精心计算，哪里还会有什么做学问的热情？对此有人还振振有辞地辩解说，现在子女教育占家庭支出的比例相当之高，一个孩子从小学到大学毕业所付出的教育投资（哪怕仅仅是货币投资）相当昂贵，而投资就要有回报，他们能不考虑“职业”和“饭碗”吗？无论是城市学生还是农村学生，以“职业”、“饭碗”为求学目的都是正常的、无可非议的选择。如果一定要说这是“功利”，那也是人们冷静权衡成本收益后作出的理性抉择。

诚然，教育产业化导致高校收费猛涨，让普通家庭不堪重负，大学生求学成本畸形攀高已成为众矢之的，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以此作为大学生可以回避求真知，只把大学当做谋饭碗、求职业的理由。关键是不能把寻求职业、饭碗当做求学的惟一或者主要的目的，这样的人生未免太可怜了，其实“谋道”与“谋食”从来都不是非此即彼、不可兼得、一定要放弃其中之一。人当然要求温饱、求小康，只有吃饱了，只有衣食无忧，才能更好地钻研学问。但是毫无疑问，在“谋食”即解决生计的同时，照样也是可以追求学问、追求超越世俗功利之上的理想，这两者绝不是矛盾的，毕竟人在世俗生活的污泥浊水中可以时常抬头仰望星空的。我不相信，在21世纪初的天空下，丘成桐教授的呼唤注定了回音空荡。

[ 本帖最后由 果行育德 于 2008-6-9 16:23 编辑 ]

果行育德

丘成桐：中国学生基础比美国学生扎实是自我麻醉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些观点被普遍认同：中国学生的数理化成绩要比同龄的美国孩子好，中国学生基础知识要扎实得多，只是创新能力差一些。
    11月5日，国际数学大师丘成桐对这种观点毫不客气地泼了瓢冷水：“这都是多少年来可怕的自我麻醉！我不认为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学得有多好！”

    丘成桐是在北京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道出此言的，此前，他在微软亚洲研究院举办的“21世纪的计算”论坛上做了演讲，北京高校有2500多名爱好计算的学生聆听了他的演讲。

    丘是被公认为是近1/4世纪里最有影响的数学家之一，他在29岁时就攻克几何学上的难题“卡比拉猜想”，轰动国际数学界，因此在1982年获得数学界的“诺贝尔奖”——菲尔兹奖。他迄今惟一获得该奖的华人。

    “美国最好的学生真是好得不得了。”丘成桐说，应该这样比较，不管是美国，还是中国，能进他所就职的哈佛大学的学生都应该是这两个国家最好的学生。而两类最优秀的人相比，美国学生的基础知识绝对不会逊色于中国学生，相反是要强很多。

    教育界和社会上还有这种说法，认为中国的中小学生要比美国的学生数理化知识学得多，比如，在某个年龄段，中国孩子加、减、乘、除的混合运算已经学得滚瓜烂熟，但美国孩子加减法还做得磕磕绊绊。

    “这也是错的，在美国比较好的中小学校里，中国学生念的功课，他们也都是要学的，而且学得很灵活，绝对不是像中国那样填鸭式地教。一些好的学校，十一、十二年级学生的微积分已经做得非常漂亮，但听说国内不是所有的高中生都学微积分。”

    丘成桐在很多场合都举过这几个例子，几个来自国内一顶尖大学的学生找到丘先生，求教一个几何方面的问题。丘成桐感到很奇怪，他们问的是一个微分几何方面的古典问题，是学生们在读本科时就应该掌握的数学知识：“还能说中国学生比国外学生学得好吗？”

    还有一次，也是北京某著名大学的博士申请到哈佛作研究。“一看他的论文，我吓了一跳，程度低得一塌糊涂！坦白讲，还不如一些大学的硕士生。”丘成桐多次用这些例子提醒，不能再对国内的教育盲目乐观。

    学生们在听了丘成桐的学术演讲后，都希望他谈谈怎样才能成为数学大师。丘先生回答：“我研究了30多年数学，对自己在数学基础上要求很严，希望能够尽量将自己的基础打好。打好基础才能游刃有余。”

    你说我说

    也有人不同意丘成桐的观点，“国内参加奥林匹克数学竞赛的孩子多厉害呀，连着多年占据金牌霸主的地位。美国孩子能行吗？”

    其实这些讨论已经出现在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上。当时就有学界专家告诫，别被“奥赛”的光环蒙蔽。中国之所以能在数学“奥赛”上年年丰收，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选手都是层层选拔的，并在赛前经过了严格的强化训练。在国外，参加“奥赛”是自由的，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重视，组织得这么好。在我国，各种“奥赛”都带有明显的应试教育痕迹，不再是培养兴趣的活动。

    在美国华盛顿大学获得数学博士的陈先生说，他非常同意丘先生的观点。陈先生本人赴美留学之前在国内一所高校执教多年，“海归”后又在一家跨国公司负责和国内教育界打交道，他的一双儿女正在接受美国的教育。

    陈先生说，国内学生学的都是书本上的“死知识”，根本不会灵活运用，即便学再多的知识也是无用的。“是不是应该这样理解基础知识的概念？重要的不是会背书本上的知识点，而是学会解决问题的能力。美国的教育不看重会背多少公式，而是会用多少公式”。

    “我的知识结构注定我在很多方面都比我的美国同学差，或许在一些考试方面我能考出不错的成绩，但要谈到创新，或者是设计什么新东西，我和他们有相当的差距。其实应该这样考虑这个问题，只有很好地把基础知识融会贯通，才能有创新。这说明创新能力强的美国孩子，基础知识是掌握得非常好的。我们对基础知识这个概念可能也有误解，认为基础知识就是掌握的书本知识有多少，其实基础知识应该包括掌握的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方法。”陈先生说。

[ 本帖最后由 果行育德 于 2008-6-9 16:28 编辑 ]

newagua1

做各行各业都好，如果要有追求，都是道。庄子说的就比较夸张，盗亦有道。也就是说真正要有很高的成绩，一定有很高的文化修养，因为无论什么行业、职业，都是因为人类的需要而存在，因为人类几千年的追求而存在，而人类文化的精华就是人类对自身喝世界的认识、追求所积累的精神财富。

从这个角度来说，丘成桐先生说的没错：中国学术界的气氛是没有多少人在真正搞学术，而且学术界对科学的理解相当浅薄。但是我也必须说这种结果并不完全由文革造成，真正在学术界起到这种浅薄浮躁的负面影响的，是中国教育制度，而根源又在中国的党政制度。

丘成桐举例说，中国学生很多虽然聪明，但是只要其学术水平到达能够得到稳定职业（有饭碗）之后，就会放弃深入的学术研究。我觉得这点事实并没有必要强调中国学生功利。事实是西方的科学史上，科学家们对学术研究的热情都有着整个社会、政府的资金支撑着，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以前考科举的热情一样。科学研究看起来好像是很高深、很清高的追求，但是这种认知其实在中国有点过分的强调了其清高。事实并不是这样的，譬如近代大数学家彭加莱（Poincare）对动力学的混沌研究，本身就起源于给国王贺寿的一个奖金项目。

所以在这里，我想强调一下中国人对科学理解的浅薄，有非常多的因素，譬如说丘成桐指出的文化传承是一个重要原因，然而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中国百年来对科学的学习还不够——毕竟科学传统又牵涉到哲学传统，甚至还牵涉到宗教的热情（如牛顿研究物理背后就有着宗教热情）以及社会制度的演化。像西方的大学，从建校开始就有着独立于政府的传统（政府的有些命令教授们竟然可以拒绝接受），有着高人一等的社会地位，这些都是搞学术的必备条件，可是中国大学并没有这种条件。

我常常感觉科学研究不过是一个职业，跟一个理发师剪头发，一个农民种地，并没有本质的不同。真正在科学史上有突破性贡献的，都是极少数天才人物——而这极少数天才人物，又是站在几百年的普通科学工作者的研究积累基础上，才有了重大突破。

所以丘成桐对中国学术界的指责虽然非常正确，但是改变中国学术的情况单单凭靠这些指责是远远不够的，其中的问题非常复杂。中国学生之所以很多拿到终身教授之后就不搞学术了，是因为他们觉得人生还有更多比搞学术还有趣的事情，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一个特点之一，这个民族非常现实、世俗，又追求很高的精神境界，科学研究往往并不能满足这一点——除了对极少数大天才而言，科学研究是可以通达极高境界的，普通来说只是需要一点天赋和一生勤恳。西方人自己也很清楚，所以西方人很多认为搞艺术的很聪明，很难；搞科学研究的，就很死板无聊。

中国学术界现在老做一些三流的学术，除了跟世界交流不够（因为语言的限制）以外，还有就是制度的问题，以及中国学界对科学理解的浅薄的问题。从根本来说，一方面中国人好好继承自己的文化传统，使得思考能力有所增长，不至于没有一个深广的视野来理解科学；另一方面是制度必须改革，让更多学习科学的人回国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