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从“对日新思维”看中国的国民性和外交哲学

天问

作者：张睿壮（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
治》2003年第12期
“那些正在为伸张正义而孤军奋战的战争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本来就是以微
弱的民间自发力量去对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资本财团和右翼势力联合组成的庞然
大物在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却被这些唱着‘搁置历史、着眼未来’
高调的本国‘战略家’们在背后捅了一刀，这就使有正义感的人更觉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
“我呼吁一切曾经身受日本暴行残害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人，用你们力所能及
的方式说出你们的痛苦绝望；我呼吁一切良知尚存的史学工作者、文学工作者和艺
术工作者用你们各自擅长的方式，再现那兽性吞噬人性的悲剧；我呼吁一切有民族
认同感的教育工作者，告诉你的学生们为什么日本的认罪问题还没解决、为什么历
史问题不能‘搁置’；我还呼吁一切有正义感的法律工作者都以王选、苏向祥为榜
样，不畏艰难地为受害同胞讨回公道。三千五百万中国人不能白死，我们决不能忘
记，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一　去年年底，马立诚在《战略与管理》上著文提出“对日关系新思维”，主
张“日本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对日本不必过于苛刻”，“对于日本要成为政治
和军事大国的诉求,……我们也不必大惊小怪。”[1]今年四月，时殷弘也在同一刊
物上提出对日“外交革命”的所谓“迂回战略”，主张中国为改善中日关系单方
面、无条件地对日方做出五条让步，即搁置历史问题争端，帮助日本增加对华出口
及投资，对日本军事力量扩充采取“足够大度”的政策，支持日本以大国地位参与
东亚安全、政治、经济事务，以及积极支持日本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2]这两
则“石破天惊”的言论一时激起舆论的强烈反应，引发了一场关于中日关系和中国
对外战略的大辩论。
对这场讨论，我本来无意介入，因为第一，事实和道理是明摆着的，而且已经被不
少作者说得很透彻了，没有赘述的必要。第二，马立诚一不懂日本、二不懂国际，
忽然到日本走马观花了一圈回来就信口开河、天方夜谭一番，同这样的对手辩论无
异于对牛弹琴、白费工夫；时殷弘虽为学者，但其宏论中也充斥着国际政治里的常
识性错误（例如想让自助的国际体系中的两个国家“避免安全两难”，就如同想让
地球上的物体避免重力作用一样异想天开），难以与之进行专业水准的对话。后来
才发现，有这种想法的不止我一个。据《南方周末》记者苏亚菲今年6月的报道，
“对目前掀起的‘对日新思维’思潮，绝大部分接受采访的日本问题专家”都认为
“是一厢情愿，是既不知己，也不知彼的表现”；而且“人民网日本版主编唐
晖……原想请一些日本研究方面的学者来就此进行探讨，但找了不少学者，都不愿
意出面讨论此事。有学者甚至直言不讳地表示：时文不值一驳，因而不想就此卷入
争端中。”[3]
然而这些天有两件事使我改变初衷。一是北京一份权威的国际问题报刊的编辑在发
给包括我在内的一批作者的电邮中号召大家“多多参与”有关中日关系的讨论，这
本是好事，可是他给出的理由却是因为“目前民众中对中日关系问题仍有不少非理
性的情绪和态度”（需要消除）。现在且不说他所指的民众情绪和态度是否真是
“非理性”，作为版面编辑和论坛主持出面下此结论似乎对这派意见有失公平。本
来，在一个开放竞争的环境中，一家报纸代表的只是一家之言，所以编辑或报纸有
自己的倾向性也无可厚非。但在当前国内的环境中，官方/主流媒体享有国家控制
造成的垄断优势，这时媒体的倾向性就成问题了。因为第一，官方/主流媒体享有
与国家/政府相联系的权威，这对相当一部分公众还是很有影响力的；第二，官方/
主流媒体享有独占的发言权。这样一来，对其他不同意见来说就没有公平竞争可言
了。事实上，现在亲日言论可以在官方/主流媒体上大行其道而反对意见只能在境
外媒体或互联网上发布一事本身就是国内官方/主流媒体这种偏见的体现和后果。
这件事提醒了我，让我意识到在我们的官方/主流媒体上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
称，所发表的几乎都是一面倒的观点，为对公众负责起见应该让他们听到不同声
音，以正视听。在此我愿呼吁我们的国际问题特别是日本问题专家积极参与讨论，
不要因洁身自好而置身事外，否则容易给公众和决策者造成没有不同意见的假象。
否则，套用一句老话，舆论的阵地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不去占领，它们的对立面就
会去占领。
触动我的另一件事是上周起凤凰卫视播放了一部名为“万家诉讼”的系列记录片，
再现了当年侵华日军骇人听闻的暴行和中国平民横遭屠杀、虐待、强奸、苦役的惨
状以及他们的正义和权利至今一直未能得到伸张的困境。血淋淋的事实重新激起我
对已遇难和尚幸存的同胞以及对我们整个民族（自外者除外）的强烈责任感。特别
是那些正在为伸张正义而孤军奋战的战争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本来就是以微
弱的民间自发力量去对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资本财团和右翼势力联合组成的庞然
大物在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却被这些唱着“搁置历史、着眼未来”
高调的本国“战略家”们在背后捅了一刀，这就使有正义感的人更觉有义不容辞的
责任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
　　二　前面说过，“对日新思维”的荒谬，网上已有不少犀利、深刻的批判（包
括最近一段时期一些日本问题专家也开始发言），没有重复的必要。在这里我只想
把我见到的精辟言论作一简单综述，一来可以为没有时间广作涉猎的读者提供集中
的资讯，二来也是作为研究常规的必备成分即文献回顾，以便确定进一步研究的新
起点。
不管立场如何，争论各方对中日关系发展受阻的症结在于历史问题（既日本对战争
罪责的认罪、道歉和赔偿）这一点均无异议。分歧在于，“对日新思维”论认为
“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历史问题应当搁置，中日关系的障碍在于中国民间对日本
“过于苛刻”；而反对者却列举了大量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日本无论是官方还是民
间都从未干脆、彻底地承认过去的战争罪行，也从未真诚、无保留地对中国人民道
歉、忏悔，更谈不上对受害者给予赔偿，所以责任毫无疑问地在日本方面。日本问
题专家冯昭奎说：“我不同意马立诚所说的，历史问题已经解决，也不同意时殷弘
所说的，先把历史问题撇在一边，……我认为，首先历史问题并没有解决，其次，
历史问题也不可能撇在一边不提。”[4]人民网特约评论员林治波指出：“这个问
题的要害，不是中国方面没完没了地提出谢罪的要求，而是日本方面有人没完没了
地闹翻案，不断挑衅、刺激和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道歉和谢罪问题没有解
决，这不是形式问题，而是实质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不取决于中国，而取决于
日本。”“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改善中日关系方面，日本要做的事情比中国更多，
因为许多阻碍中日关系的症结不在中方，而在日方。”[5]
“对日新思维”无视日本方面歪曲历史、逃避罪责的恶劣行经，却把恶化中日关系
的罪名推到中国人民和所谓“极端民族主义”头上这种倒打一耙、为虎作伥的作
法，激起许多作者的愤慨和抗议。据苏亚菲报道，日本问题专家金熙德认为“‘对
日新思维’完全忽视了中国对日政策不能脱离中国国民感情这一重大前提。‘好像
日本的国民感情应当尊重，中国的国民感情就可以靠政府强行压住似的。’实际上
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克制态度，是包括日本有识之士在内的世人有目共
睹的”。[6]林治波也针锋相对地指出：“中国并不存在什么极端和狭隘的民族主
义狂热。”“在当今这个并不太平的世界上，在超级大国大搞霸权主义的世界上，
我们的民族精神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强，而是太弱，不应受到批判和遏
制，而应大力提倡和加以培育。”他还一针见血地揭示：“如今一些人，自奉为优
越、文雅、高人一等的‘自由派知识分子’，在他们的眼中，民族主义犹如洪水猛
兽，一有机会就口诛笔伐，恨不能铲干除净。他们忘记了自己的民族和国籍，忘记
了自己应有的立场”。[7]
“对日新思维”出笼后，在数以千计的中文互联网论坛上立即成了过街老鼠，招来
一片喊打声浪，“而一些在日本工作和学习多年的中国人在谈起马文和时文时，则
是一脸的鄙夷不屑”。[8]在日本学习和工作长达8年、曾在日本靖国神社抗议日本
政要一再参拜战犯的冯锦华说，“马和时根本就不了解日本，他们没有资格谈论日
本。”[9]“对日新思维”论者及其同类当然可以把所有这些反对意见一概归于
“极端民族主义”甚至贴上“愤青”、“爱国贼”等恶毒标签置之不理，那么就让
我们来听听那些精通日本、深思熟虑的专家们是如何评价的吧。据刘小彪介绍，中
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蒋立峰“转述中国日本学界一位元老、与一些日本政
界显达私交颇深的老‘日本通’的话说，马文和时文‘没有历史根据，没有看到事
物的本质，从中反映出他们对日本缺乏认识，只会信口开河，让人感到莫名其妙
’”。蒋本人也评论说，“如果不具备准确认识日本这一前提条件，就难免得出偏
颇的结论。”[10]
与多数中国人的反应绝然相反的是，“自马立诚、时殷弘发表了有关‘对日新思维
’方面的文章后，日本方面如获至宝，认为这种思维战略和他们的历史观相吻合，
是发展符合日本人利益的新机会，于是利用舆论，极力引述两篇文章的言论，宣扬
‘对日新思维’”。[11]时殷弘也因此受日本外务省力邀，于5月到日本进行短期
访问。[12]日本人为什么要如此青睐“对日新思维”呢？研究中日关系的新加坡学
者卓南生道出其中奥妙：“日本和美国结成同盟以来，一直利用美国壮大其军事力
量，达到其成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目的。中国是日美的一个潜在对手，而'对日新思
维'轻易赞成日本的军事诉求，支持其进入安理会常任理事会，正好掉进了日本的
战略陷阱。”[13]
“对日新思维”的毛病究竟出在哪里？金熙德的看法是，“对日新思维”的最大缺
陷就是脱离当前日本的现实以及中日关系的实际，“大大低估了日美同盟的牢固
性，低估了美国控制日本的能力和日本追随美国的意志，低估了日本对华防范心
理，低估了日本鹰派势力的能量，低估了历史问题的复杂性。”“据金分析，如果
基于这些低估之上而放弃一切原有对日政策，无条件迎合日本的一切要求而不必要
求日本的回报，其结果只会造成战略被动，最终能否出现‘中日接近’局面，十分
令人怀疑。”[14]中国旅美学者薛涌也认为，“把日本送入联合国安理会，其实就
是等于多了美国的一票而已。考察战后的历史，日本没有在一件大事上和美国在国
际上翻过脸。……要想在日美关系的框架之外发展中日关系，无异于痴人说梦。”
[15]
“对日新思维”助纣为虐、严重丧失民族立场的恶劣性质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和谴
责。林治波总结道，“所谓‘对日关系新思维’之所以不能成立，就在于它既罔顾
历史，又无视现实，既不讲原则，又混淆是非，既缺乏论证，又逻辑混乱。……与
其说这是什么'新思维'，倒不如说是新绥靖主义”。[16]薛涌则表示，“笔者对这
一亲日论的评价是：在道德和文化上堕落，在世界时局上无知，在国际政治上投
机。”[17]曾以实际行动为维护中华民族利益同日本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的冯锦
华大声疾呼：“忘记历史，就是背叛”！[18]
　　三　上面的综述显示，近两个月来随着讨论的逐渐展开，已经有不少专家学者
对“对日新思维”进行了相当全面的批判。然而我还想从一些被人们忽略的角度做
些分析，权当补白。
首先，是关于“非理性”问题。“对日新思维”及其支持者认为，追究日本的历史
罪责只是“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无谓之举，应当让位于着眼于现实战略利益的理
性计算。更多的人在所谓“舆论精英”的误导下也相信中国民众对日本逃避战争罪
责的行径表示强烈愤慨和抗议是“非理性的情绪和态度”，须加克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中国的社会价值观中，在公共事务上任何感情或情绪的表
露，诸如爱憎分明、嫉恶如仇、不平则鸣、拍案而起、喜笑怒骂、呐喊怒吼、慷慨
激昂、血气方刚……都被等同于“感情用事”和“情绪化”，成了“非理性”的
“偏激”和“盲动”，必欲除之而后快；而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曾被社会推崇的对崇
高和美好的热爱和追求、对罪恶和黑暗的愤恨和斗争，或已成为“幼稚”的笑柄，
或已成为“狭隘”的缺失。流行的观点是，在对待公共事务特别是外交事务时，一
切感情因素都应当被压抑、剔除，只剩下纯粹的利益计算，才是值得提倡的理性行
为。在“新思潮”的引领和制度安排的制约下，“没脾气”已经成为今日中国社会
认同的“美德”和行为规范。
其实，这纯粹是价值的迷失。“喜怒哀乐，人之情也”，情感是人性不可或缺的组
成部分，情感的流露是人性最自然的体现。缺少了情感，人不成其为人，民族也不
成其为民族。事实上，把情感和理性对立起来是毫无道理的。毛泽东说过，世上决
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19]正常人的情感及其宣泄自有其内在
的逻辑，情感的背后是原则和理性，爱憎分明实际上就是对是与非、善与恶的界定
和取舍。可以说，爱憎分明是一切社会正义的起点，很难想象一个对罪恶无动于
衷、对受害者冷漠无情的社会会有任何正义可言。
有人说，“哀而不怨”、“怨而不怒”是中国传统文化和先贤教诲的复苏。可是，
提倡中庸之道的孔老夫子不是也说过“乡原，德之贼也”吗？又有人说，让人打了
左脸再打右脸的宽容和“大国风度”是西方人文精神的引进和世界潮流的大势所
趋。然而这也是那些食洋不化、对西方只知其一的“自由派”文人的杜撰。只要看
看被他们奉为圭臬的美国在9·11之后如何对被怀疑为元凶的组织和个人务必赶尽
杀绝而后快的例子，就知道引领世界潮流的美国人所相信的，不是“姑息养奸”而
是“除恶务尽”。事实上，对罪恶、特别是对侵犯自己家人和同胞的犯罪是否怀有
强烈的仇恨和愤怒一直是美国人判断一个人素质的重要标准。在1988年美国总统选
举的一次辩论中，反对死刑的民主党候选人杜卡基斯就是因为在回答“假如你的妻
子被强奸杀害，你是否还会反对将罪犯处死？”的假设问题时没有表现出足够的义
愤而遭受舆论的严厉抨击，终因其“冷静克制”的“理性”态度而付出了支持率大
幅下降的沉重代价。[20]
大概是出于类似的考虑，网上有人提出请马、时等对日新思维论者公开回答诸如
“假如被日军掳去天天遭兽兵轮奸的是你的母亲妻女，假如先被日军强迫感染烈性
传染病而后又被当成实验动物遭受活体解剖的是你的父兄子弟，假如……，你还会
心平气和地主张‘道歉问题已经解决’、‘历史问题应当搁置’吗？” 之类的问
题。提问者的用意是想把对日新思维论者置于一个两难境地：如果他们回答“不
会”，那么根据“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逻辑，他们就不能要求别人这样做；如
果他们回答“会”，那就会因怯懦、背叛和出卖在国人面前身败名裂。然而提问者
们过于乐观了-他们高估了这一诘难的杀伤力而低估了“恕道”对中国人思维方式
的影响力。在美国形同政治自杀的回答在中国反倒可能给逆来顺受者带来“忍辱负
重”、“理性宽容”、“顾全大局”的美名，足见两种文化的巨大反差。所以，
“对日新思维”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不只在个别人的思想和人格，而是我们整个社
会和文化的特质以及整个民族的思想方式和民族性。
中国这个民族真是太古老了，老得已经丧失了激情、不见了脾气-这在许多国人看
来是“理性”修炼臻于成熟的完美境界。多少年来道统的束缚、说教的误导加上社
会规范的压铸，使我们这个民族早就“缺少慷慨悲歌的英雄和抚尸号哭的勇士”
（鲁迅语），到如今更有太多的国人变成了失去情感能力的阉人、惟利是图的冷血
动物和逆来顺受的懦夫。其结果，就是中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已不知愤怒为何物；而
一个不知愤怒的民族就是一个人人得而欺之而不必顾虑后果的民族。两年前林治波
有一篇文章叫“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愤怒？”，写的就是这个问题；而他那篇文章
又是受台湾作家龙应台同名文章的启发而成，说明这个问题超越了时空、意识形态
和社会制度的差异，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痼疾。
今天我们正在努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族要复兴，首先要改造我们的民族
性。一个没有血性和豪气的民族、一个不敢愤怒和斗争的民族，不管它变得多么富
有，也只能是任人欺凌的弱者，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四　如果情感是理性的道义原则的强烈表现，那么在压抑情感的主张背后也自
有一套哲理。不许中国人民对日本的历史罪行及其逃避罪责的新罪行表示愤慨的
“对日新思维”，就代表了一种深深植根于中华文化而且至今在中国人和海外华人
中间很有市场的处世哲学，那就是：胆小怕事、忍气吞声、逆来顺受、委曲求全。
可悲的是，正是这一以“忍让”为核心的行为准则，使中国人成了世界上最受欺负
的民族；更可悲的是，大多数中国人对自己这一处境的根源还浑然不知，甚至以为
是忍让得还不够，还要进一步开拓忍让的“新思维”。
说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一点都不夸张。环顾全球，中国人（包括海外华
人）在世界各国非但是犯罪分子摧残戕害的首选目标，也是政府官员（如海关、移
民、警察等部门）刁难骚扰的主要受害者，而且还是服务业（如航空公司、旅馆饭
店等）肆无忌惮加以歧视的对象。中国渔民在公海甚至在本国领海内都常遭邻国海
军的缉捕羁押甚至杀害，而东南亚国家的华侨则屡屡成为大规模排外种族暴行的牺
牲。不错，各国犯罪和歧视的受害者中也有其他族裔的人，但如此集中而且频繁地
发生在中国人身上，就不是偶然的了。况且中国人受欺负还有两个特点堪称举世无
双：一是大国受小国欺负，如在南海欺负中国渔民的都是周边的小国。在弱肉强食
的丛林世界中，大国欺负小国原是国际关系的正常秩序，这样的事几乎天天都在上
演，但象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但常受大国如美国的打压，还不断遭受象菲律宾这
等小国的欺侮，而且还总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谓世界一绝。二是在本国土地
上受外国人欺负，见诸于媒体上此起彼伏、不绝于耳的有关外国流氓公然在中国大
街上侮辱妇女、行凶打人（甚至在派出所里还敢打警察）却总能逍遥法外的报道。
中国人在外国是少数，所以受欺负；中国人在中国是绝对多数，也还照样受欺负。
这样的现象难道还不发人深省：中国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毛病？
中国人到底招谁惹谁了，竟遭此厄运？答案是，不是因为中国人招谁惹谁了，而是
因为中国人谁都不招不惹，连欺负自己、虐待自己的恶人都不敢招不敢惹，结果就
招来天下人都来欺负中国人。
数年前，美国旧金山警方破获了一个专门入户抢劫、强奸、杀人的犯罪团伙。该团
伙有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即其受害人无一例外地全都是华人。在种族关系高度敏
感的美国，人们立刻怀疑罪犯是否有种族主义的动机。调查的结果却发现，这批罪
犯根本与种族主义无涉，他们之所以锁定华人作案，其原因只有一个，而且特别简
单，那就是：没有反抗、没有后果。据罪犯供述，华人在遇袭时反应最温顺：乖乖
就缚、忍痛交出钱财、默默忍受侵犯；而且事后不报警，警方调查时也不提供证
词，更不用说出庭做证了。其结果就是罪犯得以逍遥法外，继续为害。据报载，类
似的悲剧在美国其他地方、在法国、俄国、日本、澳大利亚……都在不断重演。
没有后果！这就是全部答案！没有后果就意味着歹徒和罪犯不必为自己的行为付出
任何代价，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能鼓励犯罪呢？要保卫自己不受侵犯就必须让侵犯者
付出巨大的代价,只有当这代价大到超过了侵犯者从侵犯行为中得到的好处时，才
能有效地消除侵犯动机。这一简单的生存之道是自然的法则，连许多低等动物都本
能地深明此道。蜜蜂对侵犯蜂巢者必定群起而攻之，甚至不惜为此牺牲自己的生命
（工蜂蜇刺后即亡）。对于每个工蜂而言，这是一种非常“不理性”的行为，但对
于整个蜂群的生存乃至蜜蜂这一物种的延续，却体现出自保的最高理性。
在人类社会中，特别在国际政治的丛林世界里，生物界的这一生存自保之道被弱小
者借来作为抵御强大者的威慑武器。美国开国之初，面对实力悬殊的强敌英国，不
是俯首称臣、乞求和平，而是以“不自由毋宁死”的誓死决心对英国的非分之想加
以阻吓。当时南方一些州的州旗上镶有一幅图案，画的是一条昂首吐信、随时准备
攻击的响尾蛇（尾部画有13个响环以喻美国十三州），下面还有一行字“别踩我”
（Don't Tread on Me.）。如今时过境迁，美国在世界上已经没有什么国家可害怕
了，可是这一图案却成了流行的招贴画，因为它表达了美国人普遍接受的一种社会
价值观。二百多年来，让侵害者付出难以承受之代价这一信条成为美利坚民族的有
效护身符，使美国成为遭受侵犯最少的国家之一。
中国人向以中华文明中的圣贤之道自傲于世，但中国的先贤圣哲却从未把这一生死
存亡之道教会国人，这也是近代以来中国国运式威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传统价值
观把“和”作为追求的最高境界：“万事和为贵”，而为了“和”，就必须遵循
“温良恭俭让”的行为准则，不独不能主动争斗，即使被动地反抗侵害也在禁忌之
列，而须代之以宽宏大量、不计前嫌的恕道。这种处世哲学和行为准则在大家都信
奉同样理念的文化圈内倒未必行不通，但当它一旦遭遇信奉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
以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为规范的近代国际社会，便立即显出其软弱无能的劣势败下
阵来。中国人对此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彻底屏弃软弱无能的处世哲学-体现在外交
上就是外交哲学。否则，如果继续一味以“和道”、“恕道”同异族打交道，中华
民族恐怕无法改变“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命运。
让侵害者承担后果、付出代价的前提是清算罪行、追究责任。然而这正是“对日新
思维” 论者竭力反对的。中华民族之所以成为世界上最受欺负的民族，恐怕同我
们这个民族有太多这样的思想家、战略家不无关系。中国人要改变自己在世界上的
地位，就必须改弦更张，扬弃传统思维方式，接受新思想、新观念，效法成功民族
的榜样。

天问

发重了，请bz删除此贴

彦宁

好贴！发人深省！这可以时不时地提醒我们这些作父母的，教育孩子时，告诉他们怎样才是自尊、自强。

walkbyhand

Dong Jing Da Tu Sha!!!

唐朝

人家日本都没有提什么新思维，照样不认帐，反倒我们提出新思维，真可悲。

这点我们应该学韩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