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较为翔实地考证了识字教材的源头和流派，讨论了各种蒙学识字教材产生的社会背景以及他们对我国小学教育产生的影响，梳理了从先秦到清末各个历史时期的蒙学识字教材，大致廓清了古代识字教材的范围，归纳了教材编写的基体形式，分析了它们对前人的继续和发展。第一次提出了识字教材与汉字演变的关系，四字韵语与识字效果的关系，从方法论的角度初步论证了“识字难”产生的原因。
[关键词]蒙学；识字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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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从文字被创出来的那一天起，就开始了学习文字的活动。迄今为止，人类教育的全部历史都是围绕着文字进行的。可以说没有文字就没有文化，就没有人类的历史。文字是开启人类智慧的第一把钥匙。它既是一切文化知识的载体，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知识。
在世界语言文字体系中，只有汉字是直接从象形图画脱胎而来的符号文字，它的特点是不能拼读，只能认读。所以只有汉语有识字的过程。
有识字必然有识字的教材。从先秦到清末，蒙学的识字教材经历了诸多变化。在一定的时期当中，有些教材为较多的小学所使用，从而形成相对的核心教材。这些教材又因其使用面增广而流传下来，和新产生的教材一起，继续影响着后代的教育。但是不管蒙学识字教材在几千年的演变中形成了多少流派，它们基本上保持着源头的识字独立、四字韵语、字不重用或字少叠用的形式。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注意的现象。 |
一 先秦到六朝的识字教材 |
据考证，中国文字产生的历史，至少可以确定在殷商时期。因此，从常规情形推断，殷商时期就应当有识字教材。只是由于缺乏比较直接的史料证明，无法做出定论。
目前可考的，而且肯定是用于儿童或小学教育的识字教材是《史 籀 篇》 》。许慎 的《说文解字》上说《史籀篇》为周时太史教学童书。班固在《艺文志·小学类》“史籀 ”十五篇下注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已亡六篇。”根据这个说法，《史籀 篇》成书于周宣王时（公元前827-前782年），距今已有二千六百多年的历史。“建武 ”为东汉光武帝年号，可见西汉时《史籀篇》肯定仍在流传，到东汉初年还存有九篇。
关于《史籀篇》的内容和形式，因原文失传已无从考证。但从《仓颉篇》用字多取自《史 籀篇》来看，它不仅是我国第一部“教学童书”，而且也是我国第一部字书，它几乎影响了 我国二千多年来识字教材的编写。这使它真正成为我国蒙学识字教材的源头。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的政策。这意味着秦对以前各国文字的使用进行了一 次彻底的整理。为了保证这一政策的落实，秦始皇命令宰相李斯（河南上蔡人）、中车府令 赵高和太史令胡毋敬模仿《史籀篇》的体例，分别编写了《仓颉》七章、《爰历》六章、《 博学》七章，历史上被称为“秦代三书”。 “秦代三书”的社会作用有两个：一是规范了文字的书写形体，二是成就了一部权威的蒙学识字教材。
根据《汉书·艺文志》记载，“秦代三书” “文字多取《史籀篇》，而篆体复颇异，所谓 秦篆也”。由此可见“秦代三书”只是在字体上用小篆替代了籀文（大篆），而内容和形式 与《史籀篇》并无太大不同。
李斯、赵高、胡毋敬之书，在汉初被“闾里书师”合为《仓颉篇》，共55章，每章60字。以 此推算，《仓颉》《爰历》《博学》的总字数为3300字。汉初的民间童蒙的识字课本 ，主要就是上面所列的几部书。
西汉时期，识字课本的编纂开始增多。据《汉书·艺文志》，在汉成帝时有史游作的《急就 篇》，汉元帝时有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以此可以推断，“秦代三书 ”中包含了一个字的不同写法，而《急就篇》《元尚篇》不过取其中的“正字”而成一书 罢了。因此“秦代三书”不重复的正字并不到3300个。
又据《汉书·艺文志》，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所作《凡将篇》，无重复的字，而文字亦颇出于 《仓颉篇》之外者。可见，《凡将篇》的大多数文字还是取之于《仓颉篇》，其源头仍然在 《史籀篇》。这里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司马相如作的《凡将篇》是一个字都不重复。在此 之前的蒙学识字教材中用字有无重复，目前尚无史料记载。但至少从司马相如开始，古人已 经注意到使用一字不重复的识字教材学习汉字是效率最高的。
由于《仓颉篇》源于《史籀篇》，颇多古字，到了西汉中期，有些字就已不为人所识读。所 以汉宣帝普召齐人能识读者，让张敞跟随学习。到汉平帝元始年中，又征召天下通“小 学”（指语言学上的文字、训诂、音韵之学）的人，“各令记字于庭中”，杨雄取其有用者 作《训纂篇》。所谓“各令记字”，从文意上推测，应是让这些人将各自所知晓识读的字记 录下来。这当中，自然包括了一些字的正体（“正字”）和异体（“复字”）。
杨雄的《训纂篇》在编辑体例上继承了《仓颉篇》的做法，既续补了《仓颉篇》所无之字 ，又去掉了其中的重复之字。而按《汉书·艺文志》和《说文解字序》记载，自《仓颉篇》 以后，各类字书共有十四篇，共89章，5340字。以此字数较章数，平均每章60字。
此后又有班固续杨雄《训纂》而作13章，合为102章。从“续”的角度判断，这13章也应当 是没有重复的字。东汉和帝永元中，贾鲂又作《滂熹篇》。《滂熹篇》显然也是按照《仓颉 篇》的体例编纂的，所以后人遂合《仓颉》《训纂》《滂熹》而为“三苍”。唐颜师古 注《汉书·艺文志》，于班固“续十三章”下，注引三国时人韦昭的话说：“作十三章，后 人不别，疑在《仓颉》下篇三十四章中。”所谓《仓颉》下篇，即指《滂熹篇》。以此知《 滂熹篇》有34章，其中可能包含了班固续《训纂》的13章。
自《仓颉》至《滂熹》共123章，7380字。从班固在补《训纂》一事后自云“六艺群书所载 略备”来看，这些字书的主要功能，是为了应付所谓“六艺群书”的学习的，且其字数，大 体也能满足这样的一种学习。
《仓颉篇》等书在汉魏六朝时代均在不同程度上用于儿童教育。“三仓”自不待言，《凡将 》见于《魏书·江式传》，《隋唐·经籍志》也说梁时《凡将》尚存，均可证。唯独《急就 篇》流传最广，据顾炎武考证：“汉魏以后，童子皆读史游《急就篇》。”由此可证《急就 篇》一直是当时的主流识字教材，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千字文》的出现。
在所有的识字教材中，《千字文》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隋书·经籍志》载，梁时《千 字文》有三种，又《梁书·萧子范传》亦云子范作《千字文》，可见梁朝时《千字文》均非 一本。留传至今的《千字文》据说是梁武帝时给事郎周兴嗣（河南项城人）所作。考《梁书 ·周兴嗣传》，梁武帝使周兴嗣次韵王羲之书千字事，在天监九年（510年）以前，兴嗣卒 于梁武帝普通二年（521年），以此知《千字文》成书的确切时间距今至少已有1493年。
从后来的小学教育发展史看，周兴嗣的《千字文》作成后，大概很快就流传开了。唐代以后 ，《千字文》就成了小学教育通用的教材之一。而汉魏六朝时代在小学教育中常用的《急就 篇》却渐趋式微。
《千字文》所以成为经典的识字课本，除韵语表达形式的原因外，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它的 内容编写上具有独创性。第一，同前期流行的《急就章》相比，《千字文》归纳了以往的 各类典籍，其内容远涉上古，近连魏晋，将一些流传较广的知识结合在一起。第二，《千字 文》所编的1000个字中，可以说没有冷僻字。
《千字文》在中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对中国古代小学教育的发展更 是影响非浅。从隋到近现代，《千字文》一直是小学中使用极为广泛的识字教材。历代对《 千字文》的评价极高。据唐代李绰的《尚书故实》记载，周兴嗣作此文“一夕编缀进上，鬓 发皆白”。明代王世贞称《千字文》为“绝妙文章”。清代学者褚人获谓此书“如舞霓裳 于寸木，抽长绪于乱丝”。《千字文》既是1000字的集合，又是一篇涵盖各类知识的韵文， 故被誉为“天下第一字书”。
遗憾的是虽然很多人知道《千字文》，但是极少人能认识到它是古人总结的一种高速识字方 法。用这种方法，普通儿童不到一年基本上能过识字关，还能学到许多经典文化知识。这是 其他任何教材都无法达到的效果。章太炎评点《三字经》时说，它与《千字文》相比“字有 重复，词无藻采”。可见就识字的角度讲，《三字经》还在《千字文》之下。
《千字文》的出现是我国识字教材的一大转折，它被誉为中国识字方法的集大成者。 它上承周朝的《史籀篇》、先秦的《仓颉篇》和汉魏的《急就篇》的脉络，吸取其精华而成 书，下启唐、宋、元、明、清五代，甚至到今天还在新华书店出售。一本识字教材能流传近 1500年而不衰，其影响之大，传播之广，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一个奇迹。认真研究《千字文 》的内容和形式，研究它的用字和音韵节律，对今天的识字教学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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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隋唐时代的识字教材 |
从整体上看，隋唐五代的识字教材，一方面充分利用以往的识字教材，另一方面又吸取以往 识字教材的优点。
隋唐五代时期对此前的《千字文》和《急就章》（即《急就篇》）等教材，仍给予充分的关 注。
关于《千字文》，据《太平广记》卷二○七“僧智永”条载，隋时智永和尚曾经临摹八百本 《千字文》散发于人。《朝野佥载》卷五载并州人毛俊之子4岁被武则天召进宫内试字《千 字文》，皆能暗书。《唐摭言》卷十开车顾蒙“书《千字文》授于聋俗”。《封氏闻见记》 卷十还载有天宝间进士周逖改编《千字文》一事。另据今人高明士考证，在敦煌遗书中， 《千字文》的写本多达32种，更有藏华对照本，汉蕃对音本。从这些材料均可见《千字文》 在隋唐五代的广泛使用情况。
事实上《千字文》还被日本的遣唐使、朝鲜的遣唐使和越南的遣唐使带回本国用于学习汉语 。这对于形成今天的汉字文化圈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关于《急就章》，在唐代有颜师古为之作注。据其《叙》云：“其源出于小学家。……详其 意趣，实有可观。幼学相承，犹竞习之。既无良师，只增僻谬。”可见《急就章》在唐代依 然受到重视。 新的识字教材主要是以李翰的《蒙求》为代表。
《蒙求》依然仿《千字文》采取四言韵语形式，但更强调了对偶。每句各讲一个典故，如“ 王戎简要，裴楷清通。孔明卧龙，吕望非熊。杨震关西，丁宽《易》东”。《蒙求》是我国 历史上第一部将识字与学习历史掌故相结合的蒙书。因此它不仅适用于童子，“老成亦颇觉 起予”。换句话说，就是对年龄大的人也有启发作用。
在《千字文》等流行天下的时候，李翰为什么别出心裁而编《蒙求》呢？这与隋唐以后科举 考试制度盛行有关。在唐代的考试制度中，明经、进士、明法诸科皆试策。此外，进士另加 杂文二道，诗赋各一。杂文合格，方才试策。诗赋与策的考试，要求考生具备比较丰富的经 史知识。尤其是策试，不是学问广博的人，几乎难以应考。赋历来都是用典大户，所以对于 历史掌故的掌握就是自然而然的事。诗中多用典，唐代有些诗人的诗，就因用典过多而被后 人讥为“掉书袋”。为了适应这种考试的要求，《蒙求》就应运而生。宋朝的《十七史蒙求 》《名物蒙求》《历代蒙求》《纯正蒙求》都是受此影响而创作。据今人池小芳博士 统计，宋以后，各类续《蒙求》有34种，各类历史《蒙求》有39种，各科知识《蒙求》有15 种。由此数字可见其影响之一斑。
唐代的识字教材还出现了另一个分支——识字与道德教育相结合。《太公家教》就是这类教 材的代表。
《太公家教》基本上是四字韵语，都是关于行为规范和为人处世的言论，可以说，是一本不 折不扣的“思想教育”教材。其言如：“事君尽忠，事父尽敬。礼闻来学，不闻往教。舍父 事师，敬同于父。立身之本，义让为先。人生不学，言不成章。”
《太公家教》，正史艺文志及宋人私书目均不著录。据王国维考证，在唐代李翱《文集·答 朱载言书》、宋王明清《玉照新志》等书中均出现过《太公家教》的名称，可证此书非后人 伪托。
从李翱云“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辞章不能工，有之矣：……俗传《太公家教》是也”看，这 本书在唐时应该是颇为流行的，而且“其理”在如李翱辈看来亦有可取之处。今人王重民先 生在《敦煌古籍叙录》中对此书的传播也有所考证。据王氏云，《太公家教》是从中唐到 北宋初年最盛行的一种童蒙读本。在宋代以后，还继续不断地被中国北部和东北的少数民族 所使用。
从纯粹识字的角度看，《太公家教》与《千字文》和《急救章》相比，其识字效果相差甚远 ，但前者道德教育的内容受到广泛欢迎。这对唐以后的各类儿童识字教材的编写产生了重要 影响。唐代以后，为小学教育编写专门的道德教育教材，开始为不少大思想家所重视，因此 这类识字和道德教育相结合的教材逐渐增多。现今流传下来的小学教材中，这一类占有相当 大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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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宋元时期的识字教材 |
宋元时期，各类小学教育中依然较多地选用了过去的一些教材教本，比如《千字文》《蒙 求》和《太公家教》。
关于《千字文》等被宋元时代小学教育使用的史料，比较多见。如南宋项安世《项世家说》 卷七载：“古人教童子，多用韵语，如今《蒙求》《千字文》《太公家教》《三字训 》之类是也。”《宋稗类钞》之十记：“唐仲俊，年八十五六，极康宁。自言少时因读《千 字文》有所悟，谓‘心动神疲'四字也。”南宋赵汝遂《憩农家》诗：“群儿窗下读，《千 字文》《蒙求》。”元程瑞礼《读书分年日程》以《性礼字训》代替“世俗《蒙求》《千字 文》”。这些材料都可以证明《千字文》《蒙求》《太公家教》在宋元时代的小学教育 中仍然是非常流行的教材。
识字教材在宋元时期也发生了变化。除继续利用原有教材以外，也编出不少新教材。最著名 的就是佚名人所编的《百家姓》（以“赵钱孙李”开头）和据称是王应麟所编的《三字经》 。
《百家姓》的成书时间，大约在北宋初年。据宋人王明清说：“市井间所印《百家姓》，明 清尝考之，似是两浙钱氏有国时小民所著。何则？其首云‘赵钱孙李'，盖钱氏奉正朔，赵 乃本朝国姓，所以钱次之。孙乃忠懿之正妃，又其次乃江南李氏。次句云‘周武郑王'，皆 武肃而下后妃，无可疑者。”
又南宋诗人陆游《秋日郊居》诗第三首“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闲门 睡，终年不着面看人”下有自注云：“农家十月乃遣子弟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 《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可见在南宋前期，《百家姓》已经是农村村学中比较流行的 教材了。
《百家姓》全书142句，568字。共收入单姓408个，复姓32个。以四字韵语的形式编成，读 起来琅琅上口。虽然各句的内容没有实际意义，但由于姓氏知识切合于日常生活，以这种方 式编订独立儿童教材，其编制思想是值得借鉴的。
《三字经》约在宋末成书，一般认为是王应麟所作。这是对后世影响极大的识字教材。这本 书出现以后就广为传诵，宋以后历代文人不断增补、修订，加上了宋以后的历史简述。现 在使用的大都是章太炎点校的本子。全书共532句，1596个字。《三字经》曾被誉为“古今 奇书”，译成多国文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把它列为儿童道德修养的必读书之一。
《三字经》被认为蒙书之首的原因，一是它继承了古代韵语的形式，三字一句，琅琅上 口，便于儿童记诵。二是它内容丰富，在不长的篇幅里浓缩了历史、地理、社会、人文知识 ，这些知识至今仍有借鉴的意义。 还有一类兼有识字与日常生活知识学习的课本，即陆游诗自注中提到的《杂字》。
“杂字”类的图书，早在汉魏时期就已经出现。《隋书·经籍志》就载有多种杂字，如《杂 字解诂》《杂字指》《杂字要》《杂字音》等。这类杂字书因无传本，所以已无法知 其全貌。不过清人马国翰《玉函山房佚书》中辑录有魏周成之《杂字解诂》残卷，清人任大 椿《小学沉钩》中辑录有魏张揖《杂字》残卷。从这二种残卷看，其内容类似于字典，不成 韵文。与宋以后作为启蒙识字教材的杂字书性质并不相同。
宋元时代还有一类兼有识字、常识学习和道德教育作用的蒙学教材，这就是王应麟的《小学 绀珠》。据王应麟自序云：此书“采掇载籍，拟锦带书，始于三才，终于万物，经以历代， 纬以庶事，分别部居，用训童蒙”。则为小学教材无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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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明代的识字教材 |
识字是小学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有着以前各代的积累，到了明代，各类识字教材数量 已经相当可观，为明人选用识字教材提供了极大方便。
但是明代的小学教育有一个明显的变化，与其他朝代相比，独立的识字教学阶段似乎并不存 在。从掌握的材料看明代的识字教学大体是与授书课教学相兼而行的。授书课的目的并不 在于识字，而在于教给儿童一些道德原则或其他较有系统的知识。
明代识字教材90%是采用前人的著作当教材。原因有四：其一，前人成书本身是具有较长生 命力的蒙学识字教材。像《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其二，明代小学一般自十 月份开学，三月即散学，学期时间甚短，无法进行系统的教材编纂工作。其三，明代小学的 办学宗旨在社会教化，对教材编定并无特殊要求。其四，社学教师往往仅有一个，亦无力进 行系统进教材的编写。 明代体现了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的哲学观点。因此各思想家都非常推崇朱熹的《小学》。识 字教学也往往与道德教育捆绑到一块，不构成一个独立的教学阶段。主要使用的教材除《小 学》外，还有《童蒙须知》《养蒙大训》《小学》《近思录》《四书》。这类教材虽然仍 是蒙学教材，但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识字教材。
采自时人著作或政府法令条文，以政府法律条文作为教材，在明代大多是通过政府命令而实 现的。 以时人著作充作教材，大多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该著作本身原是直接用于小学教育的，如 陈选的《小学句读》等；一是非蒙学著作因小学教育的需要而被用作教材，如黄佐在《泰泉 乡礼》中，即以魏校的《谕民文》充作教材。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明人所编蒙学著作很多（《千顷堂书目》载直接与小学教育有关的明人 蒙学著作即有57种），但在所见到的史料中，采用时人著作以充教材的现象却颇少见。因此 ，在明代，大多数蒙学著作可能并没有真正用于小学教育实践。 下列是比较有影响的几种蒙学教材。
《龙文鞭影》原名为《蒙养故事》，由明代萧良有编著，杨臣诤对其加以增订，改名为《龙 文鞭影》。到了清代，李辉吉、李恩绶对其加以增补，丰富和扩充了原书的知识内容，成了 清代中晚期广泛流传于民间乡塾并深受蒙学师生欢迎的蒙学教材。 《龙文鞭影》全书上下两卷，全部是四字韵语。按韵部分类，每类一章共三十章，上卷下卷 各十五章。主要介绍自然知识和历史上的人物典故。这是一部学知兼识字的蒙学课本。
《女儿经》，作者已不能考。明清之间经人不断增删修订，有多种版本，内容不尽相同。
《小儿语》《女小儿语》，均为河南宁陵人吕得胜撰写的一本童谣体蒙读课本。《女小儿 语》的指导思想与《女儿经》相同。 由小学兴办者自己编写教材，这在明代也是有的。沈鲤《义学诗训》云：“余既为义学，仿 古痒塾，乃为是编。”所谓《义学诗训》者，实乃沈氏为义学所编之教材。《千顷堂书目》 载有沈鲤《义学正字》十卷，其性质当亦与《义学诗训》相类似。刘宗周在《古小学集记》 诸序中，于“礼学”“射学”“御学”下皆明言节略前人著作而编辑之，这本亦可视作 自编教材。
总之明代的识字教学并未构成一个独立的教学单位，明代小学中用于识字的教材，大体兼有 其他功能，甚或在其他课教学的同时兼以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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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清代的识字教材 |
到了清代，小学识字教材一方面经过上百上千年的历史筛选，一些教材逐渐显示出它们的生 命力，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另一方面随着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变化，某 些教材会特别受到提倡或限制，为适应这种变化，新的教材又不断地编出来，如《弟子规》 和《小学韵语》。
《弟子规》是清代学者李毓秀编写，李毓秀为山西绛州（今山西绛县）人，清康熙年间秀才 ，在家乡以教童子为业。《弟子规》就是他在教书过程中编成的。在中国以三字为一句的蒙 学教材中，最著名的是《三字经》，而能与《三字经》媲美的，大概只有《弟子规》了。清 代的一些地方曾把《弟子规》列为私塾、义学的必读书。
《弟子规》全文分“总序”“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五部分。全文360句，1080字。内容涉及生活起居、衣服纽冠、行 为仪止、道德品性、处世之道等，详于道德教育。
《小学韵语》是清代学者罗泽南编写。在自序中，作者认为朱熹《小学》一书“语句长短参 差不齐，小儿初入学，遽以此授之，往往不能以句”。故“撮其大要”，以四言韵语的形式 ，取古人注疏附下编成。 此外清代小学还使用其他一些教材。如蒲松龄在《日用俗字》自序中所提到的《农庄杂字》 以及《日用俗字》，还有清代以来流传极广的《增广贤文》，等等。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上述教材都是在由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的士绅或地方官举办的社学、 义学和家塾中使用的。因此，这些教材使用空间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由那些文化程度较低的 人所办学塾的教学，还不能妄下结论。
清代对于识字教材的选用，不同的小学有不同的标准，但是下面二个特点值得注意。
（一） 根据儿童的心理发展的特点选用教材
这方面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陆世仪。他在《思辨录》中对朱熹的《小学》作为教材提出异 议：“《小学》之书，文公所辑备矣。然予以为古人之意，小学之教是使人由之，大学之教 是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穷理之事，则近于大学，又所集之语多出于《四书》《五经 》，读者以为重复。且类引多古礼，不谐今俗，开卷多难字，不便童子，此《小学》所以多 废也。愚意小儿五六岁，语音未朗，未能便读长句，窃欲仿明道之意，采择《礼经》中之《 曲礼》《幼仪》，参以近礼，斟酌古今，择其可能行者编成一书，或三字或五字，节为韵 语，务令易晓，名曰《节韵幼仪》。”
陆世仪以“不便童子”和“未能便读长句”为由，主张重新编订可以替代《小学》的教材， 乃是从儿童本身的生理和心理发展水平来考虑的。这与以往的蒙学教材只讲教育而不大注意 儿童的身心发展相比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进步。
（二） 根据儿童将来的学习需要选用教材
这一做法在清代是有一定代表性的。
教育儿童应从识字开始，故应选用相应的教材。如张行简就曾说：“童蒙未经读书，先令识 字，量其资质，依《十三经集字》次第教之，免致重赘。”意思是儿童应该先教他们识字， 根据他们个人的资质，以《十三经集字》为教本，按顺序教之。由于没使用其他的教本，所 教的内容，在将来学《十三经》时就不会重复。梁家园亦认为“初学童蒙以识字为要务”， 所以建议用《千字文》或《三字经》作为教本教儿童识字。
这说明清代已经认识到对儿童教育来说识字是最要紧的，字的重复会直接影响了儿童的学习 进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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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08-1-28 16:3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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