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织网的蜘蛛

中医研究成绩斐然，然而在中医学术继承中对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继承、弘扬不够。中医学是在古代哲学思想指导下通过长期临床实践逐步形成、发展起来的应用科学，包含了丰富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值得认真发掘和继承。

    一、人文精神是指人类社会中各种文化思想意识，涵盖哲、政、史、经、法、伦理、文艺、语言等方面的内容。中医学术中的人文精神十分丰富。这里仅举三点：

    (一)文哲素养。古典哲学和文学溶汇于医学科学正是中医学术的一大特点。阴阳是朴素的辩证法，出自《周易》。五行是朴素的唯物论，出自《尚书》。阴阳五行渗透于医学中各个领域，形成了认识生理病理、指导预防治疗的特殊思维模式。天人合一观是古典哲学思想中的精华，指的是天道与人道的合一，亦即自然和人为的合一。天人合一观体现于医学则见诸《内经》，医家用以指导医疗实践和养生防病，其基本思想是求得人体内外的平衡统一。

    尽管古典哲学有其不完善之处，但要认真继承中医学术，具备一定的哲学素养是必不可少的。众所周知，许多古典医著，本身就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不少医学知识又散见于诸子集中或文学著作(诗、词、小说)之中。所以要全面继承中医学术，有较好的文学素养将提供很多便利。

    古代医家如孙思邈、张景岳、李时珍等，他们即是医学家，同时也是哲学家、文学家或自然科学家。加强文哲素养，务必“博学”、“通百家说”，“凡子、史、经、传、声韵、农圃、医卜、星相、乐府诸家”应尽可能涉猎。

    (二)仁爱观。仁爱是儒家道德的核心内容，亦是百家皆尊的道德准则。《礼记·中庸》说：“仁者人也，亲亲为大。”意为仁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亲爱。当然，仁的经典涵义远不止于此。仁爱溶汇于医学则成为医疗道德的主体。医术合乎仁道，故称为仁术。医师是“以术仁其民”(袁枚)。孙思邈从仁爱观出发，提出了比较完善的医德标准，为历代医家所尊崇。

    关于仁与术的关系，亦即道德与艺技的关系，孔子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礼记·乐记》说：“德成而上，艺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后。”清·袁枚在评述名医徐灵胎高尚医德时说：“德之不存，艺于何有?”这些论述对仁和术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解说。今之“又红又专”观点亦与此相合。

    (三)敬业精神。敬业一词出自《礼记·学记》，与乐群并提。宋·朱熹作注解时说：“敬业者，专心致志以事其业也。”可见业之有成，关键是要“敬”。张仲景“精究方术”、“勤求古训”、“博采众方”，完成《伤寒杂病论》巨著，反对“驰竟浮华，不固根本”、“唯名利是务”，正是敬业精神的体现。李时珍的“乐道遗荣”、“常眈典籍，若啖蔗饴”和吴鞠通的“嗜学不厌，研理务精”精神，都是对专业的敬重和全心投入，故能在医学上作出重大贡献。

    二、科学精神是指对科学的认识和态度，其内涵亦甚丰富。这里亦举三点：

    (一)规律意识。规律意识是承认规律、尊重规律、揭示和认识规律，并加以升华成为原理、理论，用以指导实践。《周易》是解释事物产生、演变规律的最早的朴素的哲学著作。如“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周易》启示着历代学者的规律意识，从而探索自然、认识自然、改造自然。《内经》中含有丰富的规律意识，如“法于阴阳，和于术数”、“春夏养阴，秋冬养阳”等，就是承认规律、服从规律。张仲景正是有了规律意识，才能从大量热病诊治中去总结六经传变、经传于腑以及逆证、变证、合病、并病等规律。中医学术中不同医学流派的形成，本质上就是不同医学领域中规律的展现。史实证明，有了规律意识，才有科学的探索精神；有了探索精神，才能在医学道路上不断揭示规律，开拓前进。

    (二)求证观念。求证是论证规律、原理的真理性和证实客观事物的真实性。实地观察和实验研究是科学求证的主要方法。李时珍本着强烈的求证观念，在调查研究、亲自采集、查阅文献的基础上，编著《本草纲目》，在药物上下了“补疑正误”、“复者芟之”、“阙者缉之”、“讹者绳之”的工夫。清·王清任热衷于科学求证，在滦州瘟死小儿甚众时，“每日清晨赴其义冢，就群儿之露脏者细观之”，并三赴刑场观察尸体，向对脏腑“知之最悉”的人士“拜叩而问”，前后历四十余年，“方得的确，绘成全图”，在脏腑解剖上做出超越前人的贡献。

    在《本草纲目》中人参条内，李时珍引宋·苏颂《图经本草》中语：“相传试人参，使二人同走，一合人参，一空口，各走三五里许。其不含人参者必大喘，含者气息自如。”这是对人参补气作用和鉴别人参真假的实验观察。上述资料可以说是我国早期的药物实验研究报告。唐、宋时期能运用动物实验方法和设对照组观察，实在令人钦佩。

    求证观念本质上是实事求是精神，是崇尚真理、尊重事实的科学品质。

    (三)创新精神。《易·大畜》称：“日新其德。”《礼记·大学》说：“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是我国创新精神最早的表述。可见创新精神很早即成为民族精神的一部分。科学的生命在于创新，只有不断创新，才能促进学术的发展。

    中医学术的发展史基本上是医学创新史。以热病为例，张仲景的《伤寒论》是对《内经》的突破和创新。刘完素对热病的认识，“不墨守六经”，是热病学上又一次突破和创新，被誉为“幽室一灯，中流一柱”。叶天士的卫气营血和吴鞠通的三焦辨证，将热病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

    古代学者有不少关于创新言论。朱丹溪的“持古方以治今病，其势不能以尽合”，汪廷珍的“究其文，通其义，化而裁之，推而行之”，都是鼓励医学创新。而张仲景的“不念思求经旨，以演其所知，各承家技，终始顺旧”则是对不事创新、故步自封的批判。

    创新精神作为民族精神，它促进了中华民族文化科学包括医学事业的发展。今天，科学创新更是推动我国科学技术不断前进的动力。

    以上所举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的例证，展示了中医学术中蕴藏了丰富的精神财富。面向21世纪，继承、弘扬中医学术中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显得尤为重要。让我们从弘扬民族精神的高度，促进中医学术的发展。

jzsmzj909

国家现在开始扶持中医,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虽说有点晚,但只要持之以恒就能再现中医辉煌

mmma

偶不管谁说什么，偶就是信中医！但是，决不是现在那些上了几年中医学院，毕业出来，东拼西凑写论文，跟着别人挂名弄个成果，混个职称，就敢滥竽充数地当专家的庸医！

织网的蜘蛛

转来一篇文章，不错。
    无论是中国医学还是西方医学都有各自久远的文化历史渊源，都是它们各自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医药学的不同从本质上看正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反映。近年在中西方医药学的比较研究中，朱明博士的《中西比较医药学概论》无疑是比较突出和优秀的一种。《中西比较医药学概论》选取中西方文化冲突和融合的一个侧面，不......

    无论是中国医学还是西方医学都有各自久远的文化历史渊源，都是它们各自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中西医药学的不同从本质上看正是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反映。近年在中西方医药学的比较研究中，朱明博士的《中西比较医药学概论》无疑是比较突出和优秀的。
　　《中西比较医药学概论》选取中西方文化冲突和融合的一侧面，不但向我们展示了中西方医学、药学、饮食疗法的异同，而且展示了中西方医药交流、传播的史实。与众不同的是，本书不是泛泛的历史事件介绍，而是从文化、哲学、科学方法论高度探讨了其形成的原因和未来发展趋势。
　　朱明博士是一位聪明能干的年轻才俊，我认真阅读了他的本新书，发现本书与以往的研究著作相比有三个鲜明的特征：
　　第一，书中撷取和翻译了许多前所未发的中西医药学文献和史料，素材新颖而可靠。例如，希氏医学的传统、盖仑医学的贡献，特别是中东医圣阿维森纳之哲学与医学与中医药学的相互关系等，均是颇有意趣和少有人及的研究成果。
　　第二，作者不满于旧说，敢于提出自己的新观点，然后通过旁征博引加以论证，常常令人耳目一新。如本书将中医科学人文精神的基本特征归结为四个“合一”，即“主客观合一”、“天人合一”、“形神合一”和“医药合一”，并在全书范围内对它进行了具体的论证。从近代到当代、由欧美至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们的新观点、新理念和新学说，揭示中医药学实实在在的科学内涵和文化积淀。其中在论述“科学”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尤为精辟——“不同的文化创造出不同的科学”，这一论断中包涵了新维也纳学派的思想、后现代主义的滥觞、杜威的实用主义、库恩的科学变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胡塞尔的“现象学”以及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等等。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历程渗透着东西方认知体系的融合和对科学惟一论的冲击……
　　第三，比较研究的角度独特，比如对中西医学学派之间的相互比较。围绕着一个学派，即历史上的一组医家、药学家或科学家群体，分析对比其学术思想的来龙去脉，往往要比单独从某一个具体疾病或药物入手进行对比宏观、更具有整体的特征和科研启发性，也使读者更易于把握中西医学的系统思路。例如伦敦的盖伊学派和中医的命门三家的比较便是其中一例。
　　总之，阅读本书，我们可能都会发出这样的感慨：中医学由自然而来，必回归于自然；中医学具有科学的前瞻性，必为未来的科学所印证；中医学凝聚人文的精华，必为世界人民所逐渐认知！

织网的蜘蛛

原帖由 jerryhao 于 2007-5-29 18:28 发表

项目	1800年	1929年	1947年	1951年	1981年	2000年	2004年
欧洲	~25－30	59.12	62.70	69.0	74.0	75.1	76.0
中国	~25－30	~30	36.4	42.0	67.8	71.3	71.8

     你那资料的来源，非常可笑，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1800年的中国，还是闭关守国状态，谁去做了人口普查？
       我给个较新且权威的资料你参考一下：
      联合国人口基金昨日发表的《2005全球人口现况报告书》指出，香港男女的平均寿命高居全球的第1和第2
位，男性的平均为78.9岁，较全球男性的平均63.7岁高出15.2，其次为日本（78.7岁）及瑞典（78.2岁）。
      这里面香港和日本都和中医脱不了干系。当然，我不是说他们的寿命是中医保的。但他们肯定受了中医的哲学影响，知道养生之道。

织网的蜘蛛

原帖由 jerryhao 于 2007-5-29 18:13 发表

1995年6月由朱静先生编译在《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中。...

1995年的朱静先生成为了康熙的代言人。。。。。。
朱静不属于民间，那他的这本书应像史记一样流传，朱静应该成为权威的历史学家，但俺看他也就一个二流作家，文章里全是野史、秘闻，什么贞女、处女。我都懒得提。

jerryhao

原帖由 织网的蜘蛛 于 2007-5-29 17:25 发表

       看你和什么动物比，动物里大约除了乌龟以外，其他动物寿命都低于人类，有的动物寿命以小时记。这当然是进化的结果。如果人类没有医药，进化的结果，当然寿命不会高过其他动物。如果认为西医才能治病， ...

你说得很对，医疗水平当然延长了人类的寿命，可惜你没有常识的是，古代的西方也没有西医，他们用的是和中医一样的原始朴素的医疗方法，西医是我们那么称呼，是因为从西方传来的，而不是西方古代的医学。实际上西医是包括中国在内，全球的所有国家都在使用的现代医学。而中医是仅仅华人使用的古代的落后的疗法。

关于寿命问题可以参看我这个帖子 http://bbs.etjy.com/viewthread.php?tid=65447&page=1#pid905845

下面我再给些数字说话
几个主要历史时期中国与欧洲零岁平均期望寿命比较表
（单位：岁）

项目	1800年	1929年	1947年	1951年	1981年	2000年	2004年
欧洲	~25－30	59.12	62.70	69.0	74.0	75.1	76.0
中国	~25－30	~30	36.4	42.0	67.8	71.3	71.8

本表资料来源：
1、Lee and Feng (1999); Peterson (1995);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8); UNDP（2002）;
2、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 53., no. 6, Nov. 10, 2004；Life Expectancy by Age, 1850–2003；
3、上海人口统计资料和新华社消息。

（附记：表内，中国1947年和1951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采自上海的资料。其它可查的资料只笼统地表述为“大约35岁”。）
大家可以看到，19世纪以前，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并没有因为中医的神奇而比人家高，相反的，当现代医学发展起来后，欧洲的寿命立即增长，而我们呢，伴随着西医知识的普及，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才开始增加。

　　 让我们做个假设,假如现代医学没有传入中国,依靠传统中医中国人均预期寿命不可能由不到四十上升到现在的接近七十岁,几十分之一的难产死亡率(现在好像是千分之一了吧)不会显著提高,婴儿死亡率居高不下,人民体质也会比现在差,霍乱天花麻风疟疾血吸虫结核流脑化脑鼠疫均难以得到有效控制,普通人遇上外伤阑尾炎肠梗阻疝气肺炎这些疾病常常会致命。所以数据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中医的衰落是它自身的趋势,不能怪罪于其他

平民教育

哪里啊? 康熙哪里吃了什么西药.,其实康熙是自己好的. 只不过好的过程中碰巧吃了点药. 也不知道是中药西药还是什么的. 你爱说是中药就是中药, 爱说西药就是西药, 我又没看到康熙吃过个啥子,能信么. 真是的.

其实康熙不吃药身体也是会好的, 人体不都有免疫能力吗, 真是的. 俺看这老鼠得好好弄个精神分析.

[ 本帖最后由 平民教育 于 2007-5-29 18:25 编辑 ]

hq1966

　　
　　记起作家迟子建说过一句话
　　看蜘蛛跳得辛苦
　　记下来笑一笑

　　大意是
　　如果世界只剩下科学，人就只是一块蛋白质　
　　

jerryhao

原帖由 织网的蜘蛛 于 2007-5-29 16:57 发表

    这个故事，只要打出民间传说康熙打摆子，就能在网上找到。一个民间传说就可以颠覆几千年的经验？
   难道在科学无法证实磁场的存在之前，就别用指南针！在科学无法证明万有引力场的存在之前，万有引力就 ...

非常抱歉的是您根本没看完那篇文章，这个绝对不是民间传说，那篇文章最后一句话就说了：

　　康熙皇帝打摆子这个一波三折的故事，首见于洪若翰神父1703年2月15日致拉雪兹神父的信，1995年6月由朱静先生编译在《洋教士看中国朝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