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03:44

前言 <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　　不是档案材料。不是文史资料。没有面面俱到。　　我过去所见过的多数作品，周恩来都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热情可亲，和蔼慈祥；兢兢业业，忙忙碌碌；谦虚谨慎，委屈求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多次见过周恩来总理，我不满那些作品描绘的这一形象。我采访到的人也都不满这一形象。就象一张黑白照片，只有阴柔没有阳刚，只有暗影没有光线，朦胧且远离了真实。　　我无意否定过去的任何作品，只想在暗影上增加一层光线而得到立体。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你见过周恩来“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人主”气概吗？你见过周恩来雷霆震怒，脾气大发的神威吗？你见过周恩来“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雄风吗？你见过周恩来大哭大笑，大愤大骂的大丈夫劲吗？你见过周恩来山崩面前，地陷身后，血雨腥风，也只一笑而过的英雄静气吗？…… 　　不知道？你心中的周恩来就缺少阳刚，缺少光线，也就失去了立体。　　我的采访中，对同一件事，从来是lO个人有lO种说法。由于年代、记忆、经历、视角特别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说法完全一致是不可能。　　所以，我的文章在某些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乃至对事件的陈述，可能与历史事实及部分当事人的记忆、看法有出入。　　允许批评、指责，乃至咒骂、起诉。　　书中的何树英，1940年跟随周恩来，历任警卫、副官、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卫士长。他是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一大批同志的代表，不是生活中具体的那一个人。　　他也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其中不乏作者“顽强的自我表现”。　　他的真实来历，作者最终会有个交待。　　1966年8月17日，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思来近在咫尺地同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负责人座谈7个小时。合影后，他登上“红旗”车，准备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我目睹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杯玉米面糊糊(或者是麦片粥？)两片面包夹肠。　　车开走了。苍茫暮色中，我仿佛又听到周恩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权延赤。” 　　“担任什么职务？” 　　“南下兵团二纵政委。” 　　“噢，政委。”总理依次问过几个人的“职务”，大声感慨：“你们刚参加革命就都当上司令政委了。叫什么名称关系还不大，脑子里怎么想的却很重要。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决不是为了作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那以后，我又几次见过周恩来，悄悄而认真地观察他的音容举止。应该说，我的这本书从那时便有了一点点萌芽…… 　　------------------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34:58

贴出来比较直观，方便大家阅读，下面再试一试ZIP格式上传，方便下载，如不成功，我会再用其它格式上传。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25:30

后记 <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　　年初，忽然接到一封“海外来信”。打开看时，是位不认识的好事者，给我寄来一堆攻击诬蔑毛泽东等中共领袖的所谓“纪实”，整个街头话报剧的水平，其虚假可笑，令人掩嘴。文章里那些语言对话，不要说中共领导人，就是我这样在“大陆”生活的中年人，学一年也学不会。那是港台下流社会人才可能有的语言习惯，时至今日还未能有大陆人接受，更不要说能成为大陆人的生活语言。我可怜作者那种能让老虎发出鸡叫的最低层次的想象力。　　世上难的是讲真话。　　1967年，我在北京工业学院当“逍遥派”，和同学赵燕邯等5人去颐和园，议到林彪是“有野心”、“铁腕人物”，“打着毛主席旗号打击毛主席身边的战友”，“许多事搞个人恩怨”，“为了夺权而扫清道路”等等。当时主要是赵燕邯愤激而言，并写到了日记中。这本日记在武斗中，被一派学生得到，并交给了军宣队。我们都为此受到审查，赵燕邯父亲被迫害至死，母亲被关，家破人亡，听说他也被送去华山农场劳改，林彪摔死后几年，仍然在农场不得平反。　　说真话不行，真话说早了也不行。　　1975年．从宜昌到武汉的火车上，我骂江青“祸国殃民”，“危害民族”，被一个戴墨镜的身穿黄军裤的人报告乘警，将我抓去审查。当时还有一位陆军军官不错，赶去替我说好话。我很希望帮助我的这位陆军军官能看到这段文字，同我联系。　　其实，我不过是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当我写《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时，有些身份不凡的人又一再指责我“损害了毛主席的光辉形象”，“美化江青”，“替江青说好话”。　　我又把真话说早了一点。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那些“敬祝林副统帅”最虔诚，“向旗手致敬”最热烈的人，也是后来骂“林彪一贯”骂“江青生来”就“坏透了”的人。这种人水远正确，永远教训我。　　因为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正确”过一次，总是把真话说早了几年。　　当我为历史、为民族也为自己负责地写东西时，总有人要求我为政治、为集团，为他们几个人负责。结果，每出一本书，总引来一番热闹。有人喊好，有人骂混蛋，有人想杀我。　　你喊好，我也并不是为你负责；你骂混蛋，我也未必真混蛋；你“恨不能杀了狗日的”，杀了我更能在历史留名，我的书会更畅销。　　我真正难过的是，有一批我所尊敬的人，他们的历史局限性和时代造成的先天不足是如此令我惊讶伤心；他们听不懂许多话，听不出好坏也分不清好歹。这些“下愚”可以在“上智”的统帅下前赴后继，不动摇，不怕牺牲而成就一番大业，但他们从始至终就没有真正明白自己干了哪些事，在历史上的真正作用和价值，也从来没弄清他们所追随的“上智”究竟在历史上有着什么样的地位和意义。　　我曾写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故事，其深刻的内涵，那些当事者竟没有几个人看出来，不能理解或意识到；他们的水平只看到一条：“权延赤混蛋，写毛主席掉裤子！” 　　为此，我受到8个月的审查，父亲有病也不许离京探望，说我“给毛主席造谣”，说我“有损毛主席的伟大形象”。　　其实，“毛主席掉裤子”有100多人在场，我疯了敢在共产党统治下去造这个谣？他们疯了，把100多人在场的事实用来诬我造谣？　　都不是。根本原因只一条：“无知”，“稀里糊涂”。　　由于“愚昧”而演出的“喜剧”，最终也是由于“愚昧”而变成了悲剧。他们总是把毛泽东所讲“卑贱者最聪明”理解成“愚昧者最聪明”，自我感觉良好地教训别人。我这个人比他们都“卑贱”，草民一个，所以我还不算愚昧。　　现在，毛泽东看《白蛇传》流泪的一段，连同掉裤子的细节，都成为中学生的语文教材。而一些当事者却仍然无法明白这是为什么？因为按国家教学大纲，这样的内容只有中学文化水平才可能去理解。　　我的文章有不少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和大学中文系的“名人名篇”中，却没听说哪篇收入小学生低年级课本？小学高年级才能作辅助教材内容去看。因为小学低年级的学生看了我的文章也会百思不解，分不清好歹，听不出好坏，更不用说理解什么含意了。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发表后，“左派”骂我“有损主席伟大形象”；右派骂我“为共产党贴金”，“给毛泽东小骂大帮忙”；敌人说我“该杀”。我能自慰的是3个月收到3000多封读者来信，都说写得好，都说掉泪了。　　骂我的人最高兴的莫过于“毛泽东的卫士长与作家权延赤的法律纠纷”。我最感党可笑得能让人喷饭的也是这件事。那些匆忙钻营作文者，那些一惊一乍的可怜的编辑和报刊，吵吵至今也没见到这场官司。我最终会证明报刊上所讲一切都是造谣。　　现在，在《走下神坛的毛泽东》被一度禁止，3年未能正式重新印刷的情况下，我又书写了《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25年前，当我握住周恩来的手，回答他的提问，听他长时间的讲话时，我没想到要写出这部3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那时我是学习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学生，还是个不满20岁的娃娃。　　然而，当邓颖超逝世前同意我写关于周恩来的风范一书时，我准备写出的已经不止是这30多万字。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使用了毛泽东几名卫士长中一位卫士长的真名。尽管我在使用前征得了本人同意，尽管我在书的前言里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卫士长是加引号的，不是生活中那个真实的人，但实际上社会仍然顽固地认为“卫士长”就是那个人。给他和我本人都造成许多麻烦。比如当事者都说那人“贪天之功，窃为已有”，“不是他做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说成他在场……”而他的亲属呢？又可笑地认为我“盗窃”了别人的“思想素材”，误以为我辛勤奔波采访，从天下得来的宝贵素材，都是他们那位因病而语言都有障碍的亲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只是“版权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烦“纠缠”。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麻烦，这本书虽然仍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形式来书写，但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和卫士长的这位“何树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体的人。他是作者笔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写的是周恩来，所发都是作者本人议论，与其他任何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观点、认识都无关。　　我在采访中，碰过不少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许多观点不能为被采访者所接受。我曾经写过的有关领袖的作品，他们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与“真实”有“距离”；或认为“有损伟大领袖形象”；他们只同意搞文献资料，不同意我的纪实文学。这些人我从不勉强去采访，因为我更不承认他们的真实。他们那是掩饰的“真实”，不自觉地经过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实”。　　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访。比如：　　何谦，走过草地的红小鬼，1940年到总理身边，从延安跟随到重庆，跟随到北京，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也曾代理过卫士长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参加或接触了总理这期间所历经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　　张树迎，跟随总理几十年，历任总理卫士、副卫士长，在成元功调离后，又担负卫士长工作，直至总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护送总理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的总领队是他；总理卧床后日夜陪护的有他；总理停止心跳前后他握着总理的手；总理逝世后，负责撤骨灰的还是他。他提供了总理衣食住行及工作及“文化大革命”中独撑危局及发现癌症到逝世的最详细具体的第一手材料，却又一而再，再而三严厉要求我在书中，只字不许提他。“你写总理，不是写我们，这一条你必须明确”。这是他为我点明的写作前提。　　雷英夫和郭英会，都曾是总理的军事秘书；以军人特有的敏锐，用大量事实为我勾画出了周恩来的形象特征、与精神风貌；性格、品德、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体气质。　　我还采访了外事秘书陈浩、医护人员郑淑云、服务人员李维信等等三个系统的可以从不同侧面观察、叙述周恩来的许多同志，他们的讲述使我得以充实、完整我所要写的周恩来。　　为了事实的全面、准确和完整，我还参阅了《周思来风范词典》、《周恩来传》、《周恩来传略》、《怀念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以及《啄木鸟》、《炎黄春秋》、《中华儿女》等刊物中的有关文章，从中作出比较判断，尽量争取接近真实，但我永远做不到完全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我只能说我有这个愿望，我经过努力了。　　任何一件事，1000个人经历了会有1000种说法。在不违背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在人物、地点、时间、对话等方面，我尽量尊重已有文章的说法。但每件事所反映出的意义，我多数都与前人有不同思考与见解。请当事者们原谅我与你们的看法不同。　　作者再次郑重声明：本文是写周恩来，而不是要写任何一位其他工作人员。我只对周恩来负责，尽量争取接近真实；而“何树英”纯粹是作者笔下虚构的人物。他是集中了何谦、张树迎、雷英夫、郭英会等等为代表的几十名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形象与经历而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政治观点和对问题的认识、议论，其实全都来自我权延赤，来自我对总理的亲眼目睹及了解。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本来也是这样写的，可惜选错了“卫士长”，用了一个真名而引来一场热闹。作家是不敢凑热闹的，热闹多了就无法多写文章。我这人还有点记性，一般说，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　　向所有为我写作此书提供了素材的当事者表示感谢。向所有审阅此书而给我以肯定和鼓励的专家、教授、领导人表示感谢。向编辑此书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同志及负责人表示感谢。　　请相信，我从心里崇敬热爱周恩来。　　　　　　　　　　　　　　　　　　属于读者的权延赤　　　　　　　　　　　　　　　　　　 1992年11月12日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24:43

不要叫我总理了 　　应该说，总理的膀胱癌发现还是比较早。听医生讲(也许是为了安慰我们这些总理的身边人)，这个病重要的是必须治疗及时。又听说这种癌是在膀胱上鼓起个小包，一般不流血，但总理的有些特殊，鼓起小包就流血了，小便一有血就知道出来鼓包了。我不是医生，说不出那些科学词，我只能用这种老百姓的话来讲。出来鼓包就要做手术的，用什么仪器从尿道探入膀胱，一烧就把那个鼓包烧掉了。不需要动刀子。　　那时每天给总理化验尿，见有血就要动手术，用那种仪器去烧膀肮上的鼓包。按规律差不多是3个月作一次手术。可是周恩来外事活动太多，又要总理天下大事，总是一拖再拖，医生专家真是尽了一切努力，挡不住他老人家肩上的担子压得太多大重啊。这一拖，本来很好做的烧一下就行的手术，现在非得动刀不可了。说实话，我当时丝毫没想到这已是不治之症，拖不了很久，我只是难过地想：唉，这一动刀，可就要伤身伤元气了！　　位于文津街的解放军305医院，病房大楼底层有两套宽敞的病房。一套是为毛泽东准备的，他没有住。另一套住进了人，就是我跟随已久的周恩来。　　1974年6月1日，总理住进医院就作了第一次手术。时间对他老人家就是这么宝贵，不能像一般住院者那样先在病房里观察检查一下，身体状况好时才动手术。　　这次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出了手术室都面带轻松喜色，都说作得好。医生们的信心也给了我们信心和喜悦。都以为经过一段休息，总理又可以恢复如初，还是我们所熟悉的健康、机敏、潇洒的总理。我甚至想到了在重庆那次总理的住院手术，想到他提前出院为父守灵…… 　　但是这次完全不同了。还不曾出院，到8月间病情就又出现了反复，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中国的老百姓已经习惯了从报纸、电台、电视里天天看到总理的活动，都爱说“总理和我们在一起”。如今突然失去消息，不用多，一周就会引起思想混乱和情绪波动。于是，中央决定将周恩来住院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出来。　　于是，阴影笼罩了全国人民的心头。　　生活中有这样一种现象或是规律；当人们所热爱的人遇到不幸时，人们对他的爱会十倍地进发出来；当人们仇恨某个人又无法完全彻底地表达这种愤怒与仇恨时，就会转而以百倍的热烈去表示对自己所热爱的人的强烈感情。　　1974年9月30日晚，做过第二次大手术的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记得我们跟随总理来到大会堂时，所有工作人员都激动万分，热泪流淌。当总理步入宴会大厅时，大厅顿时沸腾起来，出现了从未有过的震撼人心的热烈场面。掌声轰鸣，如雷吼潮涌，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围簇在总理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四周围一片轰响，听不清问候什么，但那一双双泪花迷离的眼睛，争相朝总理伸出的手臂和无数欢呼的嘴巴，张大着连成一气，宛然是流动的汪洋。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上椅子，高高举着双手鼓掌，向总理遥望祝愿。总理只讲了几分钟的祝酒词，却被暴风雨般的狂烈的掌声打断十多次！我长期压抑的心情在这一晚上获得了解放，流下的不再是悲伤怨懑的泪，而是激动喜悦的泪。我明白，这种热烈不仅来自对总理最深挚的爱，而且来自对“中央文革”那帮人的愤恨和对现行政策的强烈不满。　　人心思定，人民希望改善生活，人民需要总理这样为人民办实事的领导，人民渴望友爱祥和，民富国强！　　所以后来粉碎“四人帮”时，我说不要讲这是某些人的胜利。这其实是人民的选择。　　所以后来邓小平出山，我也说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　　生活使我懂得了人民“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的道理。　　总理住院后，一天也没停止工作。他在医院里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都可证明以下几个数字：　　住院后，总理从1974年6月1日始，动手术14次；大手术6次，小手术8次，平均每40天要动一次手术。　　同人谈话233次。其中，同中央领导谈话161次，同各地区及部门负责人谈话55次，同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谈话17次。　　会见外宾63次。　　召开及参加会议40余次。其中，在医院召开会议20余次，离开医院开会20次。　　1974年的国庆节后，有两件大事费了总理大心血。　　国庆招待会上所显示的民心、党心、军心所向，令“四人帮”揣揣不安。而这时，毛泽东提出了筹备四届人大，酝酿国家机构人事安排的意见，并亲自提议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　　毛泽东在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时，借重的主要是“中央文革”一班人马，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人“打家劫舍”可以，“放火烧人”可以，但是无德无才无资历，不懂“设计”，不会建设也不肯任劳任怨去干实事。这些人“破坏有余，建设没有”，真是天怒人怨，若用来当继承人，无疑是一班掘墓者。毛泽东需要的是一个抗衡两霸，延续并富强共和国的能力极强又经验丰富的人；刘少奇已经打倒并去世，周恩来身患绝症不久人世，他在莫斯科所讲的三位接班人，只剩了邓小平。纵观全国再没有比邓小平更好更出色的继承人。尽管他未必相信邓小平在“以阶级斗争为纲”和“坚持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方面能心口一致地向自己靠拢，但他还是决定给邓小平一个机会。这是他身处矛盾所不得不作出的选择。　　如果说周恩来反“四人帮”还要照顾主席的面子，讲节制、调和、含蓄、耐心，给他们一条活路，那么邓小平却是咄咄逼人的抗衡者和战斗者，只认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不给面子不搞调和。“四人帮”意识到有邓小平就没有他们的“活路”，反邓自然也不会像反周那么含蓄、节制。　　1974年10月17日，江青利用“风庆轮问题”带头发难，大闹政治局，围攻邓小平。邓小平毫不“含蓄”，毫不“耐心”，毫不“节制”，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地顶了他们一伙。由于邓小平恢复工作不久，搞“文化大革命”搞乱了干部队伍也搞乱了思想，他要想顶住“四人帮”等人，非有周恩来的支持不可。　　在这关键时刻，周恩来坚决支持了邓小平，向邓小平了解情况后，把当时担任毛泽东联络员的同志找到医院，向她们明确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他们所说的那样，恰恰是他们预先策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最后，以他一贯的节制、耐心、讲求团结的作风表示：“还要继续做工作，慢慢解决这一问题。” 　　江青一伙派王洪文赶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说周恩来“虽然有重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儿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 　　10月20日，毛泽东对汇报上来的两种意见表了态：“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和人事安排由总理主持安排”，再次“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　　毛主席讲话后，总理在10多天的时间里，分别与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王洪文、江青5个人谈话，又约政治局成员分三批开会，医院成了毫不弱于过去6个办公室的第7个办公室。到12月，更是昼夜工作，完成了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包括政府工作报告的审定和最关键的人事安排问题。　　最后决策还得毛泽东说了算。毛泽东晚年重病缠身，深居简出，对情况的了解全靠身边人的反映和报告，这就不可避免地要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判断和决策上的失误。总理和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谈话时，都有一种共识：必须由总理当面向主席汇报，把问题讲清、讲准、讲透，这样才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　　1974年12月23日，我们跟随总理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临行前，医院发现总理大便里有潜血，必须立刻进行检查治疗。后来事实证明，这确实是必须马上治疗的肿瘤，长在靠近肝部的大肠内。　　然而，四届人大定于1975年1月13日召开，所剩时间只有20天，必须马上向毛泽东汇报，这样才能把关系到国家和人民命运的四届人大会议顺利如期开好。　　两个“必须”选哪个？当然是以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为重。　　叶帅亲自同我们有关几个人谈话。医生反映病情，叶帅沉重痛苦地说：“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现在不能提及此事”。这个“事”就是指给总理作胃肠镜检查，以便及时找到出血的肿瘤，尽快切除。　　叶帅下这个决心确实痛苦，他两眼潮湿地命令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总理安全回来。”并且确定说：“卫士长作这次护送的总领队。” 　　出发前，我们研究了各种防范措施。我作总领队，同行还有卫士高振普和一个医疗小组，小组成员包括心血管病专家方圻，泌尿科专家吴德诚，总理保健医生张佐良和护士徐奉生。大家都高度重视这次任务，决心保证总理安全回北京。　　12月23日中午，我们来到西郊机场。总理原计划与王洪文同机飞赴长沙，可是我们到了机场，王洪文还没到。当时我就火了。王洪文是个小年轻，本该他提前到机场等总理，现在却让总理以古稀之年，重病之身，冰天雪地在机场等他？岂有此理：万一出了事谁负得起责？　　我给王洪文那边挂电话，原来他是睡过了头，还没起床。这是决不能等的了。我就含糊对总理说：“王洪文坐另一架飞机走。” 　　这样，总理不再等，由我们护送上飞机，于下午2点左右到达长沙。　　一下飞机，总理就问前来迎接的干部：“王洪文到了吗？” 　　“在北京，还没起飞。”这位干部回答。　　“他睡觉睡过了时间。”我到这时才说明。　　王洪文下午5点多才到长沙，晚7点半左右，总理和他一同去见主席。那时王洪文是党的副主席，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左手指的那一排“煽风点火”者，如今王洪文是代表；右手指的那一排“救人于水火”者，总理是代表，两派政治力量的代表同时去向主席汇报。我那时感到，毛泽东一再呼吁“联合”，“团结”，就是想让这两派力量团结，但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我们守候在门口休息室，两个多小时，谈话就结束了；总理一身轻松，毫不显累，脸上挂着微笑。王洪文对总理也表现出客气、尊重和礼让。于是，我知道这次谈话是顺利的了。　　总理照主席的意思，在长沙逗留了5天，前面讲过，12月26日那天，总理还请我们陪送人员及军区、省上的几位负责同志吃饭，当然是他自己掏钱请客，为主席祝贺生日。第二天，我们就护送总理安全回到北京。　　1975年1月13日，周恩来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代表国务院作政府工作报告。这是他最后一次作政府工作报告，并且由此开始了一系列的“最后一次”。我在后面将一一讲到这些“最后一次”。　　总理在报告中，曾有一段话提高了声音，这段话是：“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　　我始终认为，这是总理生前留给全国人民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政治遗言。　　四届人大开过之后，总理病情急剧恶化，经肠胃镜检查，接近肝部位的大肠内有一肿瘤，3月底作了第3次大手术。　　包扎刀口时，躺在手术床上的周恩来缓缓睁开了眼。他黯然的目光透出若有所求的神色，嘴角牵动几下。　　医务人员忙把头俯下去：“疼？” 　　总理闭上眼，表示否定，旋即又睁开。嘴唇开始翕动。医务人员忙把耳朵贴近那张失去血色的嘴。　　“叫……叫李冰来。” 　　刚出手术室的李冰同志听到召唤，忙回到手术床旁，朝总理俯下身去。　　“李冰，”总理讷女娲着叫。　　“嗯。”李冰应一声，把耳朵贴过去。她感觉到总理呼出的热气和艰难吐字的声波：　　“云南，锡矿工人，肺癌发病情况，你，知道不知道？” 　　“知道。” 　　“你们，要去解决……这个问题。马上……去。”讲完这句话，总理鼻凹处已经沁出汗来。李冰眼圈红了，用力点点头，哑声说：“我就去，请总理别说话了，千万要好好休息。” 　　她不敢多停，匆匆退出手术室。刚出门，猛地一把捂住嘴，泪水立刻像小河一样淌下来。　　这次手术后，总理明白自己的时间确实不多了，第二天就开始工作。让我和小高为他念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大参考和参考资料。有时邓大姐来了，就由邓大姐为他念。周恩来组织纪律观念极强，文件发到哪一级就是哪一级，不该别人看的绝不扩散一点，对邓大姐也不例外。邓大姐带来的如果是密封件，就当着他的面帮他剪开，交给他自己看。　　刚能下地，周思来又开始夜以继日工作。从3月到9月，他与各方面人士谈话102次，会见外宾34次，在医院召开会议3次，离开医院外出开会7次，外出看人4次。这种活动一直延续到10月，手术后终于卧床不起为止。　　1975年4月3日，总理在切除肠部肿瘤之后，尚不能下床，由于突尼斯总理努伊拉再三恳求，周总理躺在病床上会见了他。　　1975年9月7日，总理不顾病情的严重，坚持会见了由维尔德茨率领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这是总理一生中难以计数地会见外宾的最后一次。　　会见中，总理坦率地说；“马克思的请帖我已经收到了。这没有什么，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现在，副总理(邓小平)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1975年5月3日，周恩来抱病参加了毛泽东召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讲话中批评了江青等人搞“四人帮”的问题。他用湖南话大骂：“江青混蛋！”由于久病口齿不清，又是湖南腔，毛泽东讲话须有人翻译。翻译委婉地解释这句话，毛泽东发脾气，让原话照译。翻译只好重复一句：“江青混蛋”。这声骂，江青、张春桥没变色，王洪文和姚文元却吓得脸色苍白。毛泽东决定：由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主持批评“四人帮”的会议。从而为各项工作的整顿创造了条件。　　这是总理最后一次参加政治局会议。　　1975年6月9日，总理吩咐我理发修面，要去参加贺龙元帅的骨灰安放仪式。我和医务人员都竭力劝阻，总理不听，坚持要去。我见总理着急生气了，只好妥协。　　在医院，总理不断见客会外宾，所以我们为他弄了一个理发椅子，修面很方便。　　那天，理发修面后，总理和邓大姐驱车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我们打开车门，扶总理下车，他先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　　总理这一生，最宝贵的是崇高的个人品质，努力追求毫无瑕疵的历史。无论走到哪里他都竭力保持着自己的固有形象。他的身体和精神都已衰弱到极点，可是一旦面对外人的注目，他便坚持不要我们扶；他无法神采奕奕，步履洋溢出潇洒和矫健，但他竭力庄重从容，让步子迈稳，让身体平衡；步履缓慢又要保持连续性。他的衣服像往常一样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是熠熠放光，像火一样温暖人，鼓舞人。难怪一些外国友人说他“本身就是一股暖流，一束光亮”。　　周恩来拿起笔签到时，手剧烈地颤抖，笔尖是跳动着向纸面贴近。我们都屏了一口气在心里帮他使劲，这小小的签名也成为一场较量，是对战友的思念哀悼之情与恶疾的一场较量。他终于将精灵一样颤抖跳跃的笔尖按在纸面上，吃力又是坚持不懈地移动，写下了：周——恩——来。　　他抿紧的嘴唇略一松弛，便吁出一口气。于是，我们这些陪护人员也松口气，身上已是汗津津。　　签过到，周恩来在有关人员引导下朝休息室走去，进门就大声呼唤：“薛明，薛明同志！” 　　周思来近半年来，还不曾有这样响亮的声音。贺龙的遗孀薛明，闻声抬头，叫一声“总理！”立刻奔过来，满脸是泪。　　周恩来的激动是显而易见的。他张开双臂，一下子拥护住薛明，身体由于虚弱而摇晃，由于悲励而颤抖。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噎，“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 　　说着，周恩来泪如泉涌。他此刻的心情我是理解的。作为总理，他与陈毅、贺龙两位副总理的私下交往较多，常一起逛街、一起扫马路、一起看演出。保护陈毅，他可以问心无愧，保护贺龙，他确实没做好。由于林彪坚持打倒贺龙，毛泽东听了吴法宪等人的多次诬告，心生疑惑，周恩来服从了上面的意志，贺龙毕竞是从总理家中被带走的，何况总理也未能兑现他的许诺，“半年后我再接你回来”。　　四周人并不完全理解总理的心情，只是陷于劫后余生者对逝去者的悲恸之中。总理泪水涌流，四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贺晓明紧握住总理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 　　周恩来泪花闪烁地注视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 　　这令人心碎的叹息，又一次引来悲声四起。这不仅是为总理悲哀，也是为国家担忧。　　周恩来亲自为贺龙致悼词。在为贺龙同志三鞠躬时，总理泪水哗哗地淌，一连鞠躬7次，以表示深切的哀悼和“没有保护好他”的愧疚之情。　　这是周恩来有生之年最后一次参加追悼会。　　1975年7月1日，周恩来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会见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各自代表本国签署了中泰两国建交公报。　　当时，我们陪护人员都明白这种机会不多了，嘀咕着想趁摄影记者还在的工夫，跟总理合个影。我们的嘀咕被总理听到了，他笑着说：“好吧，我们大家一起照张相。” 　　小高他们赴紧出去叫住摄影师，摄影师在大厅一侧选了地点，所有在场的人都参加了，李先念和乔冠华也站到了第一排，等大家都排好以后，我也帮总理换好了衣服，是他以往夏季常穿的那身灰色中山装。　　两名护士搀扶总理来到大厅，站在前排中央。了解总理病情的人心情都很复杂，说不清是喜是悲？　　摄影师认真调好焦距和光圈，连按几下快门。拍摄完毕时，总理忽然望住我们笑了笑，说：“照可以照，但将来可不要在我的脸上画××。” 　　一句话说得我们都没了笑容，心情无比沉重。总理对党和国家的前途，对我们每个人在政治风浪中的态度是不无担忧的。因为“文化大革命”有一项“杰作”，就是打倒哪个人，必要清整自己保存的一切文字和照片资料，在被打倒者的名字和照片上打“×”，借以表明自己“划清界线”，表明政治态度以求自安。　　7月1日这次合影，是总理有生之年的最后一次与人合影。　　从5月到9月，我们还能搀扶总理离开病床作短距离散步。这时候，也是他与我们谈话的时候。　　5月的一天，就是他最后一次参加毛泽东召集的政治局会议的第二天，在散步时他忽然问身边医护人员：“你们说实话，我还能坚持多久？” 　　大家都一怔，无言以对。　　总理把目光移开，抬眼望天空，仿佛在正视那冥冥之中的死神，又像是在寻找马克思在天之灵。他忽然坦然地笑了：“人生的规律都有这么一天，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 　　“怎么讲呢？”医生眼里闪烁着涌起泪花，“总理，你叫我们怎么说……” 　　周恩来仍然保持着平静的微笑，点点头，轻轻地，轻轻地吐出一声：“对不起，不要说了。” 　　这天夜里，他和一位负责同志共同工作一夜，天亮时，又穿了睡衣继续批阅文件…… 　　以后一段时间，他分别向我们每个工作人员谈一次心，指明每个人的优缺点。说到优点，比过去任何时候都热烈，都动感情；说到缺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直率、干脆、明确。　　周恩来有生之年，从不直接提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可以说，没有一个做高级领导干部的。有的现在做了高级领导干部，也是在他死后由组织上考核提拔起来。　　总理尤其注意要求那些专业技术人才不能离开专业。卞医生在中南海曾任门诊部主任等职，1969年被提为305医院副院长时，总理就说：“大夫就是大夫，当官干什么？”卞医生说：“我都不知道，是领导定的。我找领导说去。”周恩来这才摆手道：“算了算了，既然定了就不要说了。” 　　现在，当他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已经很严重时，又一次关照参加医疗组工作的专家们：“你们将来不管兼任什么职务，兼多少职务，也一定不能离开丢掉自己的业务。”正是听了总理的交代，主管医疗组的吴阶平、吴蔚然两兄弟现在70多岁，担负一定领导工作，仍然不肯离开手术台。胃肠道专家陈敏章，叫他当卫生部领导，他再三推辞，说总理有交待。组织确定上任后，仍不离开业务。首都医院方副院长，泌尿科专家吴德诚，也都是照总理的交待去做的。　　1975年9月7日之后，总理的病情急转直下。由于恶性肿瘤的消耗，他的体重由原来的130斤下降到只剩几十斤，完全是皮包骨头了。中旬以后，他连在搀扶下散步的力气也没有了。　　9月20日，医生不得不再次为他进行大手术。　　手术前，周恩来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也许会下不来手术台。他要来了自己在1972年6月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诬蔑地登载的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专题报告的录音记录稿，重新审读一遍。　　周恩来作为职业革命家，在其充满风雨险恶的生涯中，用过许多化名：伍豪、飞飞、翔宇、冠生、周少山、胡必成等等。其中，以“伍豪”最出名。　　那是周恩来在天津南开学校取的化名，当时觉悟社的领导成员以笔名撰写文章，大家一共编了50个号码，拈阄决定各自几号？邓颖超拈到1号，化名“逸豪”；周恩来拈到5号，化名“伍豪”。　　国民党知道周恩来这个化名，在30年代利用发行量较大的《申报》刊出一则“伍豪等声明脱离共党的启事”，以此达到造谣诬蔑，给共产党制造混乱的目的。周恩来迅速以自己另一个化名周少山，同样在《申报》刊出启事，对此谣言进行了揭穿与澄清。　　实际上，《伍豪等联离共党启事》发表于1932年2月27日，而周恩来早在1931年便离开上海进入苏区，可以说不须反驳也知道是国民党造谣。但“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和江青的爪牙还是搬出这件事来作文章，想攻击周恩来。　　周恩来1967年5月19日向党中央毛主席作了书面报告，澄清事实。1968年1月16日毛泽东明确批示：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诬蔑。　　一生谨慎的周恩来，爱惜声誉胜过爱惜生命的周恩来，为了不给别有用心者可乘之机，于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召集的批林整风汇报会上就“伍豪启事”这一问题作了一个专题报告，如今在手术前夕，又调来这个报告的录音记录，审读后，用颤抖不止的手签上了自己的姓名——周恩来。并注明：“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　　这是周思来一生中无数次签名中的最后一次签名。　　中国的传统文化，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只要你坚持不背叛，你就有可敬重之处。否则，你就会被人鄙视，周恩来对“伍豪启事”的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能不说有这种考虑。　　这里也有他对身后事的种种考虑和忧虑。当他被推向手术室时，他表现出过去从未有过的激动，甚至是冲动。他大声地对所有走在手术推车两边的人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就在这次手术中，医生发现他身上的癌瘤已经全身扩散，无法医治。邓小平为此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　　10月下旬，为“延长生命”，医生又对周恩来进行手术。在进入手术室前，躺在手术车上的周恩来问：“邓小平来了没有？” 　　邓小平忙走近手推车旁，伸出手。周恩来握住邓小平的手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这次手术后，周恩来再也没能离开病床站起来。　　我和高振普陪护总理，有些事忙不过来，决定再增加乔金旺。乔金旺也是老同志了，1947年入伍，给朱德、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1955年在总理身边当卫士，1968年因病离开，这次又回到身边。　　这次久别重新见面，总理已经完全变了样子。他从乔金旺的眼神里看到了自己的变化，第一句话就是：“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由于“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动的，总理从没说过一个“不”字，唯独这一次，我感觉总理把心底郁闷的想法和情绪流泄出一些。他的声调是低沉而幽怨，我看到乔金旺眼圈一红，泪水差点溅出来。他喉咙哽咽地叫出一声：“总理……” 　　周恩来凄凉地说：“以后你们就不要再叫我‘总理’了，我躺在这里已经不能再为国家为人民工作了，听你们叫我总理总理的，我心里难受……不做事了，不能叫总理。” 　　这以后，我们就为称呼犯了难。后来大姐秘书赵伟来见总理，不知称呼什么好，犯愁地问邓大姐。邓大姐说：“那你就再叫一声总理吧，但是千万别哭。” 　　这使我想起一件关于“宰相”的故事，因为国内外都爱把总理比作宰相。　　那是1972年9月30日，在国庆招待会上，周总理一一祝酒，不觉来到刘文辉的席前。　　刘文辉在历史上曾是四川有名的军阀，解放前夕，响应共产党、解放军的号召弃暗投明。全国解放后，在周总理提议下，他历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林业部部长及国防委员会委员。　　周思来笑望刘文辉，举杯祝酒说：“刘将军，老朋友了，干杯！” 　　刘文辉急忙起立举杯，带着崇敬之情，庄重地说：“总理，历史上当宰相时间最长的是郭子仪，他在任24年。希望总理保重，超过郭子仪！” 　　总理仰面哈哈大笑，和刘文辉碰杯，然后一饮而尽。刘文辉哪里知道，总理这时已是癌病缠身。1975年1月13日，总理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在会上得知刘文辉也身患癌症，当即指示医院全力治疗，随时把病情向他报告。　　后来，总理还是逝于刘文辉之前。刘文辉闻讯总理逝世，老泪纵横，在家人搀扶下到灵堂向总理告别，这都是后话了。　　从周思来担任政务院总理，到他不许我们称他总理，其间26年多。他是超过郭子仪的中国历史上担任“宰相”时间最长的一个。 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1975年10月以后，周思来的病情不断恶化。他整日卧床，剧烈的癌痛折磨着他。有时痛得牙关紧咬，冷汗淋漓；有时痛得浑身战栗，眉头紧拧。但他始终不肯哼一声。　　他怕使我们着急不安。当疾病和病房束缚他不可能再总理天下事时，他的注意力便转到周围的人和事上。　　“总理，打一针吧？”我们眼含泪水劝说。　　周恩来明白，杜冷丁不能总打。他嘴角一翘，勉力做出微笑。他声音细微地说：“放、放段‘洪湖水，浪打浪’……” 　　我们有“洪湖水，浪打浪”的磁带，忙放起录音。“洪湖水，浪打浪”的曲调便柔和地盈满一室。　　周恩来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天花板上的某一点，静静倾听“韩英”歌唱的那优美的抒情曲调。他的眼里时时有火花一进即熄，仿佛望见了那碧波连天的洪湖，望见了他的战友贺龙，忆起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的戎马生涯…… 　　可是，他的眼圈忽然湿润了，微微垂下眼帘，以手击节，合着那婉转的旋律……他一定是在默默抒发自己某种复杂的情感。总理过去就爱听这首歌，电影上映不久，中南海的舞会上，专门请“韩英”来参加舞会并演唱。如今生命将息，参加过贺龙同志的骨灰安放仪式后，就要来这首歌的磁带。在他逝前，听得最多的就是这支歌。　　他“没有保护好贺龙”。为此伤感自责，因而更加思念这位战友，爱听这首歌。　　在周恩来病重的日子里，他希望听听那封存已久的文化艺术表演杰作。我们尽了最大努力。这些作品封在广播电台，我们请中央警卫局副参谋长东方同志去启封，前后去录制了二三十盘磁带，拿回来给周恩来播放。记得有梅兰芳、程砚秋等京剧大师的唱段，有袁雪芬的越剧和侯宝林、马季等人的相声。　　有一次，周思来被癌痛折磨得浑身颤抖，一个劲冒虚汗。我们替他擦汗，心就像被人揪扯碎了一般痛。我们也是“急中生智”，冒出一个念头，小声向总理提议：“总理，我们把侯宝林请来好吗？” 　　周恩来强忍痛苦，不解地望我们。　　“让他跟你聊聊天么。他词汇多，又会滑稽出洋相，可以给您，给您逗逗乐。” 　　病痛中的周思来虽然没有见到侯宝林，却呵呵地笑出声。大约是想起了那副“尊容”和调侃，也许是为我们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而发笑？　　反正他是笑了！　　然而，笑声稍纵即逝。周恩来微微喘息着，吃力地说：“不要不要，怎么好麻烦他呢？不要麻烦他了……” 　　周恩来不肯为自己麻烦侯宝林，但他无时无刻不在关心怀念着他在文艺界广泛结交的朋友们。　　那是京剧演员杨秋玲被解放不久，在人民剧院演出现代戏。周恩来在杨秋玲戏校毕业时就同她认识了，不知怎么得知了她已获得解放。一天，他用细微的声音对我吩咐：“杨、杨秋玲出来了。你们，和电台联系一下，帮我，帮我录个片段，我想看看……” 　　我们立刻去联系，可是剧团推说需要请示上级。我们再去联系，他们回答说不行，推说杨秋玲要去西安演出。我们直接管这个事的仍是东方同志，他向剧团提出同行，到西安录。东方为总理真算尽了心，跟到西安，电视台也去了人，做好了一切准备，结果还是没录成。这与当时文化部的负责人有直接关系，真把我们气坏了。　　一国总理，勤政26年，人之将死，要看个演出录像而最终不可得！　　我向总理难过地报告：“总理，电视台录去了，可，可他们说有困难，说、说不好录……” 　　周恩来没有惊讶，也没有发火，似乎早有这种思想准备。他静卧病床，凝望屋顶，仿佛那里有个舞台，杨秋玲正在翩然起舞演唱，他目不转睛地看入了神…… 　　总理卧床后，已经不可能完整系统地考虑国家大事。但就像碎玉一样，星星点点也仍然是玉。他时常会想起莱一些片断的事询问我们。比如“现在谁负责国防科委的工作？”“主席现在的安全谁在负责？是不是汪东兴？”“主席现在住哪儿？”“他住的游泳池有个边门是不是封好了？”“丰泽园的后门是不是关起来了？”“你们把纪登奎叫来，我要跟他谈件事。”…… 　　总理卧床后，叶剑英基本上是天天来。特别是在处理重大问题前后，必来请示汇报。　　他白天黑夜与吴医生保持联系，一再指示：“要想办法，能延长一天就延长一天，哪怕是多延长一小时一分钟，只要可能，就要尽到医疗方面的一切努力和责任！” 　　总理也明白自己多活一天的意义，我至今记得他顽强与病作斗争，艰难地吞咽食物的情景。他是国家和人民的“大管家”，为别人操心惯了，总是用劝说鼓励的语气对别人讲话，所以在说自己时，也好像是在劝说别人：“来，我们多吃几口，咱们数数。”他费力地咽下一口，嘴里念叨着：“一！”又咽一口：“二！”……“三！”…… 　　这样数数吃饭，到12月13号，总理最后数了两个数，咽下两口食物，从此就无法进食了。　　到这时，总理先后共做了13次手术。　　“13”在西方被视为凶数。　　周恩来曾对美国人巧解“13”。那是尼克松总统访华，到上海时，下榻于锦江饭店。尼克松夫妇被安排在15层，基辛格在14层，国务卿罗杰斯和其他官员住在13层。　　总理去看望罗杰斯及其助手们，当电梯在“13”处亮起红灯时，突然想到西方人最忌讳13。果然，他走进罗杰斯的套间时，发现这些美国官员正在为“13”而生气，与周恩来寒喧时也笑得不自然，房间里闹鬼一般。　　总理聊了聊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事后，话锋一转说：“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忌讳。不过，你们来到东方，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美国人都笑了，不安和气恼也顿时全消。　　然而总理这次巧合了“13是个凶数”，他不能自己进食了，由陈医生配制高热量高营养的流质食品往胃里灌。他不但卧床，而且无法坐起来，身体下部插了七八条管子，输液、输血、排液。他身体下部的膀肮等部位整个烂了，但头脑仍然清醒。我和小高每天轮流给他读一些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也让他听广播。　　叶帅仍然是天天来。总理刚卧床时，他常常与总理一谈就是3小时。　　经月之后，谈话减到2小时。　　到12月，总理已经不断高烧，谈话越来越艰难。记得12月20日他约罗青长来谈对台工作，询问在台老朋友的情况，没谈多久就昏迷过去了。　　天天来的仍然是叶剑英。一天又一天，周恩来的声音越来越微弱，叶剑英越坐越贴近周恩来，谈话的时间也越来越短，连一小时也无法坚持。　　终于，周恩来难以再说出声了。这时，叶剑英仍然坚持天天来，来了就紧贴周恩来坐下，轻轻握住周恩来的手，他们你望着我，我望着你，嘴唇一样地颤抖，眼里一样泪光闪烁，一样地说不出话，就那么望啊望，望啊望……那种情景，那份情谊，任你是铁打的心肠见了也忍受不住，不能不躲出门外失声痛哭。　　我还记得他们最后一次交谈的情景，叶帅叫我们都退出，无论是送水送药，不按铃不许进。　　在门外，我们偶尔能听到叶剑英的声音，其实主要是他讲，周恩来要讲出一句话是很困难的，就是讲出一句也非得贴近耳朵去才能听见。叶帅的声音里，我听清了“邓小平”、“中央”、“军队”等单词。　　叶帅从病房出来后，把我和小高召唤到身边、声音很轻、严肃吩咐说：“你们俩都准备好纸和笔，24小时在总理身边，一刻也不能没有人。总理原则性很强，很多事很多想法和委屈闷在心里不讲，特别是对中央里的某些人，在最后时刻有什么内容要发泄，你们一定要记下来……” 　　看来，叶帅同总理谈话，没能叫总理对某些大事留下态度和看法。他不可能天天守在总理身边，我跟高振普，乔金旺轮替守护总理。然而，总理组织纪律观念极强。邓大姐也天天来看望，他们互相望了很久。　　总理说：“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点点头，说：“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这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7年后，邓颖超曾撰文写到这件事，表示她要和周恩来一样，把没有说的话“永远地埋藏在心底”。　　事实确实是这样，我和小高每时每刻都有一人守在总理身边，每时每刻都准备着抓笔记录，然而周恩来的嘴始终紧闭，在最后的几天绝口不再谈政治现实。　　在他逝世后，我和小高将雪白雪白的纸交给叶帅。叶帅拿到这张滴墨不染，无声胜有声的白纸就哭了。他讷讷一声：“他一生都是顾全大局……” 　　周恩来在最后的日子里，不但有最后最重要的“政治遗言”，即在四届人大上提出本世纪末初步实现四个现代化，有最后一次合影，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最后一次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等等，而且有一些最后的“要求和希望”。　　12月初，总理吃东西已经十分困难。每想到总理这一生的艰苦自己，委屈自己，辛劳自己而又极少有什么享受，我们心里就难受得不行。几乎每天我们都要问几遍：“总理，你想吃什么就说。”他总是摇头。　　一天，总理忽然讲话了，像是自言自语，又像说给我们听：“要是能吃到桃子就好了。” 　　那一刻，我的心忽然颤动了一下，往事立刻浮出脑际。抗战胜利，为争取和平，我跟随周恩来奔波于延安和重庆之间。那时毛主席刚发表过文章，说抗战8年，蒋介石躲在峨嵋山上，现在抗战胜利了，他要下山摘桃子了。周恩来给警卫战士们讲解形势和这篇文章时，曾说：“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这是最好的比喻。” 　　建国后，总理不分昼夜地操劳，他一生“植树”，却不肯享受“果实”，在生命快要结束时，才提出吃一口桃子，我们怎么能不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呢？　　可是，正当深冬，哪里去找桃子？那时不像现在这样有保鲜的条件和力量。我们几个陪护的同志商量一番，不约而同想到罐头，马上去买了两筒。每简里有两个桃，切成了四瓣。　　“总理，没有鲜桃，我们买了桃罐头。”大家歉疚地报告。　　总理望着桃罐头，脸上浮出一层浅笑，声音微弱地说：“好，很好。” 　　我们喂总理吃罐头桃。他吃得照例很慢，一点点咀嚼吞咽。好不容易吃完一瓣就想停止。我小声说；“总理，吃一个完整的果实吧？您讲过的，桃子就是革命的果实，胜利的果实。” 　　总理嘴角漾出一丝微笑，缓缓说：“你还记得。好，我们吃个完整的。” 　　他尽了最大努力，又吃下一瓣罐头桃，正好是一个完整的果实。　　帮总理擦嘴时，我心里又欣慰又酸楚。欣慰总理终于在最后享受了胜利“果实”，酸楚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享受得太晚了，是在人民吃过鲜桃之后，一时吃不完的制成了罐头，他才最后享受一口…… 　　可是总理还对我们说了一句：“谢谢，谢谢你们。” 　　隔两天，总理又问：“有没有六安瓜片茶？我想喝点六安瓜片茶。” 　　这一次我不明白是为什么？小高和乔金旺同志也不明白，这种茶并非什么名茶，也没有什么典故，总理怎么会想起要喝这种茶？　　但我们还是照总理的希望，为他买来了六安瓜片茶，质量虽不算好，总算满足他老人家的心愿，不浓不淡地替他老人家沏了一杯。　　总理不是喝茶，是品茶。他呷一口，细细品味；一小口一小口地呷，不时咂咂嘴。他的脸上是一副含情脉脉，神思悠悠的容色，两眼眨动着，一闪又一闪，仿佛见到了思念中的人。　　一杯茶终于喝完了。我们都带着肃穆的神情问：“总理，您在想什么？” 　　“我想起了叶挺。”总理不看我们，仿佛仍在望着那位思念中的人，声音轻柔，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抗战开始不久，叶挺将军任新四军军长时，送了我一大筒六安瓜片茶……” 　　这以后没几天，总理就无法自己进食了。　　快过元旦了。望着总理头发蓬乱、胡须满脸的憔悴样子，我们悄悄商量。俗话说：“有钱没钱剃头过年”。总理一生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他那代表了中国人民精神面貌的仪容，怎么也得为他老人家理个发，修修面再过新年啊！恰好北京饭店朱师傅也第三次捎信来，坚持要在新年前为总理理个发。　　29号这天，当总理从昏迷中醒来时，我们附耳小声劝说：“总理，要过新年了。朱师傅已经几次捎信来，就让他给你理个发吧？” 　　他用沉思的目光望着我们，良久，嘴唇开始微微翕动。他实在难以说出声音了，静得落根针也可以听到的病房里，我们仍需把耳朵贴近他唇际才能听清：“不，不要了。我这个样子……不好再见人。老朱，他，他看到我这个样子，会、会难过……” 　　我们蓦地扭转脸，泪水又夺眶而出。　　我们天天守在总理身边，对变化感觉还不是很强烈，如今听他一说，立刻想到他不久前还英武潇洒的神姿和风度翩翩的举止。可是，一觉醒来，他已是须发灰白蓬长，面容瘦弱憔悴，整个身体都抽缩了。他眼窝深陷，皮肤松弛灰黄……他再也不照镜子了，我们也不叫他看到自己的脸。　　朱德、小平、先念等中央首长都曾多次来看望周思来。当时中央规定，只有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才能来看望。但是，许多曾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都一再要求，非见总理一面不可。邓大姐后来同意了。但要求只许大家见总理，不能让总理看见大家。这也许违背周恩来不让别人分担痛苦的考虑？这些工作人员被安排在周恩来昏迷之时来见一见，严格规定不许哭。　　可是，怎么可能呢？这些工作人员被领进来，都是由我们带到床尾立住脚远远望一眼。这一眼他们就全惊呆了，他们所熟悉的总理突然之间不见了！我看到没有一人能例外，都是全身一震，便猛地用手捂住了嘴，泪水顿时进射而出！有几位女同志踉踉跄跄，是被我们搀扶出去的。打击和刺激太大了，没出大厅就全哭倒在地。无论怎样批评、劝说，甚至呵斥都无法阻止。唉，且不说她们只是未经过大磨难的女同志，难以承受，就是身经百战，历遭磨难的李先念同志，出了病房也泪如泉涌，哭出声来，悲不能止。　　老帅们也都来看望了周恩来，都是在周恩来昏迷之际，立在床尾默默地望着，像雕像一般，大颗大颗的泪珠溢出眼堤，在睫毛上颤动，接着扑簌簌滚下来，落地有声！　　1976年元旦，毛泽东的《重上井冈山》、《鸟儿问答》两首诗发表后，周恩来从昏迷中醒来时，恰好在广播里听到了。他让我们去买来诗词，元月2号我们又为他读这两首诗词。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他嘴角绽出几丝笑纹，甚至可以听到隐隐的笑声和讷讷声：“中国出了个毛泽东……” 　　这是我见到的总理的最后一次笑。　　这次笑很短暂，膀胱癌和肠癌的剧痛很快又使他抿紧了双唇。我们收起诗词。他虽然痛得额上沁汗珠，仍然坚持着示意，让我们将诗词放在枕边。　　后来，他又看过几遍这两首诗词，也叫我们念过。他去世时，这两首诗的小薄册就压在他枕头下。这是周恩来一生中最后看到听到的两首诗词。　　都说癌痛是超过任何肉刑的剧烈持久的疼痛。现实生活和文学描写中，我曾看到过许多挣扎在痛苦中的人：有的呼叫，叫声凄厉惨绝；辗转翻滚着挣扎。有的咬破牙床嚼烂舌头，一任泪水横流，顽强地不呻吟一声。有的瞪着凶野的被痛楚折磨得变了形的眼睛，号哭怒吼着乞求别人帮忙结束自己的痛苦和生命…” 　　周恩来不同，始终静静地躺在那里；昏迷半昏迷时，他会发出轻微的呻吟，但是清醒后，绝不发一声呻吟或流一滴泪。如果你正注视着他，那么，剧痛袭来时，他甚至不肯抽缩一下身体。他怕给别人带来痛苦的影响。　　然而，剧痛袭来，完全没有反映是不可能的。有多少次我预感到有大的痛苦到来，周恩来的脸色陡然变成阴沉灰黄，转瞬间又泛出黯红，汗水一下子便冒出来，颗颗有绿豆大，颤动着凝聚汇合，接着便小河一样淌下来。他的眼光时而迷离黯淡，时而闪烁逼人，回避开周围的同志，在空中、在天花板上逡巡搜求什么。在一次次的屏息忍耐之后，那鼻翼便颤抖着张大，嘴唇也小心翼翼尽量不引人注目地咧开一条缝，喘息几口，很快又复屏息闭气，用超人的毅力去换过那阵新的更持久的凶猛的剧痛的浪潮…… 　　他不哼不流泪，哪怕是抽缩着脸孔咧咧嘴呢？他永远不会在人前目光下有这种样子。这就是我们的周总理。　　元月3号，总理一天基本都是处在昏迷中，偶尔醒来也默默无言。　　元月4号，总理从昏迷中醒来，眼睛闪了一会，忽然翕动起嘴唇。我们在场的同志马上都围拢过去。　　他用细微的难以辨清的声音讷讷询问：“主席，主席身体怎么样？” 　　“没有大的变化。”医生小声报告。　　“董必武呢？” 　　“董老还好。” 　　“刘帅，刘帅，身体……”他突然屏住了声，瘦骨粼粼的手一下子握住了医生的手，这是下意识的动作，是剧痛袭来的原因。他在颤抖，在出汗。我们一边替他擦汗，一边劝他：“总理，你疼就叫出声吧。都是自己人，你哼一哼也会疼得轻些……” 　　他不叫也不哼，好不容易透过一口气，却以惊人的意志清晰地说出一声：“哎呀，你手……怎么那么凉呀？” 　　他好象不是痛得抓住医生的手，好象是为了试试医生的手凉不凉？唉，我们的总理，身陷如此痛苦绝境仍然要掩饰自己，仍然不愿叫别人为他的痛苦而痛苦！　　但是，他已经瞒不了我们也瞒不过自己。我们在流泪，他在战栗；整个病房都能感觉出总理体内那痛苦急骤的节奏，那冲撞交锋的波澜！　　“吴、吴医生，打、给我打一针……”总理发出令人窒息的请求声。每当他再也无力掩饰剧痛时，他总是这样请求。　　邓颖超每天都来看望周恩来。这次她实在看不下去了，声音颤抖地对卞医生说：“这么痛苦，太难受了，他太难受……” 　　邓颖超后来曾表示有条件地赞同“安乐死”，与总理逝世前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病痛折磨对她所造成的刺激有直接关系。　　卞医生含泪说：“大姐，总理太重大了，多活一天对党对国家对全体人民都有重大利益，哪怕是一分一秒都有着重大意义……” 　　叶帅也是这么说的。　　医生替总理注射了杜冷丁。片刻，总理稍稍喘息平稳。他两眼淡漠地望着天花板，像是凝思。忽然，那眼里闪了一下亮，转向我们：“拿、拿《国际歌》，放、放一放……” 　　我们忙找出《国际歌》的歌片，为他播放。当那磅礴的旋律盈满一室时，总理的嘴唇分明在翕动，在吟唱！　　这是总理生前最后一次听歌，最后一次唱歌。这支歌是《国际歌》。　　连放三遍，总理对守在身边的邓颖超说：“我坚信全世界共产主义一定能实现。团结起来到明天，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讲这个话的声音很细微，给我的震动却很大。他已近弥留阶段，最后唱这支歌，显示了真正不移的信仰。人生尽可信仰不同，能够为信仰奋斗终生，奉献一切，那么，就连他的敌人也会为他的人格肃然起敬。许多资产阶级政治家、理论家、学者，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在周恩来死后，也对他表示了极大的哀悼和敬意！　　1976年1月5日至7日，周恩来基本处于弥留之际；他多数时间昏迷，偶尔睁开失神的眼睛也没说什么事情，仿佛已经停止了思维。我和小高也停止为他读报读文件。　　7日那天，在我值班的24小时中，病室里一直很宁静，除了定时为总理做例行的维持生命的医疗，没有其他大事。当陈医生按时将配制好的高营养高热量的流质食物输入他胃中时，我静静地在一旁看。我的泪早已流尽。病房里很清洁，四周围是那么静，那么静…… 　　晚11时，周恩来忽然睁开了眼。这种睁开眼的时间越来越少，每次睁眼的间隔时间越来越长。他凝视着，竭力聚集涣散的眼神。我们都贴近过去。　　终于，总理眼里进出一星火花。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他目光闪烁。　　他认出了我们之中的吴阶平医生。　　“我这里，没什么事了……”总理缓缓地，声若游丝地说：“我，一个人，你们……管全局，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 　　总理又昏迷过去。这是他一生讲出的最后一句话。　　1月8日晨，早8点，小高像往常那样准时来接班。　　做了简单的交接，我准备离开了。在门口，我像每天那样回头再望一眼我一生为之服务的总理。　　他仍在昏睡。唉，他这一生睡得太少太少了！特别是近10年中，天下大乱，他平均每天睡不到3小时。什么叫全心全意？什么叫呕心沥血？什么叫不知疲倦？什么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总理身边一站你就全明白了…… 　　我早已哭干的双眼忽然又潮湿起来，缓缓扭转头，轻轻掩上门，慢慢朝楼上休息室爬去。　　躺下不到l小时，似睡非睡之际，楼道里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来得匆促慌迫，我的心本能地一阵抽缩颤栗，立刻清醒了。我想跳下地，想喊，可是被一种不祥的预感紧紧握住了，一时竟动弹不得。　　“卫士长，卫士长！”小高旋风似地卷进来，脸色煞白，紧张使他把两肘紧夹在肋旁，声音完全变了调：“快，总理、总理不好……不好了！” 　　我像被抽了一鞭，从瘫软中一跃而起，提着裤子就往下跑；心脏忽尔抽缩凝固，忽尔膨胀滚翻；脑子忽尔一片空白，忽尔万念跃动，就这么一口气冲进了周恩来的病房。　　医疗组的全体人员都集中来了，整个房间一片混乱，紧急枪救已经开始。屏风移开了，活动床头也卸掉…… 　　“怎么了？怎么样？”我失去了主张，小声讷讷着，瞪大受惊而失神的眼睛望望这个，又看看那个。没有人理睬我，个个拧紧了眉头；我也插不上手，不知能干什么，废物似地僵了半天，上下颚骨呷呷地抖颤不止。　　片刻，我冷静一些，心神回归，看清病床旁只有几名专家，其余20来个专家医生已经稍稍后撤，环绕四周默立。我想起生命的标志，忙凑到示波器那里去看心电图。　　还在跳！我的心刚一热，马上又凉：怎么不跳了？随即又热起希望：又跳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往常的心电图不是这样。我惊疑地看医生们的眼色，又看看屏幕上那条“脉搏”；我看到有人开始悄悄摇头，看到那“脉搏”越来越弱，越来越缓…… 　　“总理，总理！”张医生一直摸着总理的脉搏，连连呼喊着。那一瞬间，我简直怀疑自己的眼睛了。用力凝视，没错，总理竞睁开了眼！　　“总理，”张医生喊叫着说：“让谢荣给你插个管子，把痰吸出来行不行？” 　　张医生的大喊大叫，奇迹般从总理的神经里唤来了反应，他真微微点了一下头。　　可是，马上又闭上了眼。当北京医院麻醉科主任谢荣准备插管吸痰，加压给氧时，心电图忽然嘟嘟，化作了一缕不再起伏的游烟…… 　　“总理！”我受了巨大的紧张恐惧所驱迫，离开示波器，冲到周恩来的床边，一把抓住他的手，好象在抓着一个最伟大美好的生命，怕被别人夺走。我要尽自己一切力量拖回这个生命。　　“总理，总理！”我叫着，手掌却鲜明地感觉到他的手指凉硬了，那么快，那么突然。我慌极了，摸着，抚着，想把那手指温暖回来，却发现总理的整个手掌都在刹那间变凉变僵，并且退潮一样迅速凉到了胳膊。我急红了眼，仰起头，恶狠狠瞪着医生吼：“怎么了？大夫！大夫！快呀、快!总理的手凉了！……” 　　我一边吼，一边匆匆地追踪总理的温暖。我的手已经追到总理的肩胛，我绝望地叫了一声：“张大夫，凉到肩上了！你快点呀……” 　　张佐良沉重地摇摇头，发出一声凄凉的叹息：“不行了……” 　　我痴痴地睁大着眼睛，晕了；一切都像梦中，一切都浸入一种幽蓝的朦胧中，一切都在飘浮颤动。我听到陈医生那极轻微又极宏大，极遥远又极近切的声音：　　“35、36……48、49……停止！” 　　四周围陡地静下来，世界彻底哑了一般！　　我从来不曾遇过这种场面，茫然回顾：“什么？什么停止？……”这声音只有我自己能听到，我的嘴早已不会说话了。　　蓦地，我看清一圈脱帽肃立的人，一圈低垂的头。　　“停止、停止……”我的眼前模糊了。什么东西溢满了眼眶，丝线一样从眼角挂下来，连绵不断。当我喘过一口气时，便鲜明地感觉到，股巨大的锥心般的痛楚冲撞而起，迅速发散到全身。“总理——！” 　　我放声大哭，病房里所有的人都放开了悲声。　　1976年1月8日9时57分，我们从心底热爱的总理离开了我们。　　邓颖超在秘书赵炜陪护下已经赶到，汪东兴也赶来了。邓大姐在流泪，却克制自己没有哭出声。她的坚定刚毅使我没有被哀痛压垮，很快又投入了周总理的治丧工作。　　我给北京饭店的朱师傅挂了电话。　　朱师傅对总理感情极深。建国后，周恩来一直是到北京饭店理发、刮脸，很少麻烦朱师傅到家里来。他愿意在饭店里走动走动，和同志们见见面，聊聊天。不只是见见饭店的各级领导，还有各方面的服务员，都要走动着见见面，打招呼聊天。饭店里所有的同志都与总理有一种特殊感情，所以“文化大革命”中，全国大乱，唯独北京饭店没怎么乱。饭店里的老职工们，至今提起周总理，没有不掉泪的。　　饭店里是由朱师傅和小关负责给总理理发刮脸。这次整容，又把他们俩请来了。加上北京医院的韩医生，一共三个人。　　三位同志哭了一路。见到总理时，再也压抑不住，一起大放悲声，哭得天昏地暗，谁听了都受不了。特别是朱师傅，哭坏了，感情太深，受刺激太大，从那以后身体全垮了，不大能上班了。他要办退休手续，饭店里舍不得，没同意，说他手艺高，为中央首长服务一辈子，是功臣，让他一礼拜来饭店走一趟，指导指导年轻人。　　总理逝世当天，邓颖超即向中央提出三条要求：不搞遗体告别，不开追悼会，不保留骨灰。　　李先念一听这三条要求，急了，含着泪说：“不行，不能从总理这儿开这个头，全国人民决不答应的。” 　　“先念同志的意见对。”邓小平说，“人民不答应，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搞，否则没法向全国人民交待。” 　　绝大多数中央领导同志都不同意邓大姐的要求。邓大姐说，这三条是她和总理生前约定好的，她要对总理负责。中央领导们都坚持说，他们要对人民负责，有的领导同志还提议：“骨灰可以撤到全国土地上，但也应保留一部分，放在八宝山。” 　　邓颖超坚决地说：“一点也不保留，我和恩来同志早已有约，他最担心我实现不了他这个要求。我们谁也不留骨灰，不能留！”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那是1975年9月，总理最终卧床不起的前夕，总理曾对大姐的秘书赵炜讲起他死后骨灰的处理问题。赵炜声音都打颤了：“总理，您不要谈这个事，不要，您不会，不会的……这么早谈这种事对您治病没好处。” 　　“你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人总是要死的，这有什么？”总理批评赵炜，然后坦然说：“我和大姐在10年前就约好了，死后不保留骨灰。但我想，如果我先死了，大姐不一定能保证得了我的骨灰全撤掉，这得由中央决定。不过大姐可以反映我的要求。如果大姐死在我前面，我是可以保证她的；我先死了，大姐的骨灰你保证不了全撤掉，但你可以反映她的要求……” 　　现在，中央领导和邓颖超议论后，决定互有妥协。遗体告别和追悼大会要进行，骨灰不保留。　　早在1975年12月下旬，医生就向我交底，说总理病情恶化，让我们作些准备，包括逝后穿的衣服。我和高振普商量来商量去，决定还是尊重总理生前一贯的衣着作风，不再做新衣。　　我们把商量结果请示邓颖超，邓大姐说：“这个决定对。就照你们商量的办。” 　　总理逝世后，我们拿了总理生前穿过的衬衣衬裤，法蓝绒中山式制服替他换装。这件中山装是总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经我们一再陈述道理才做的那身衣服，也就是人们所熟悉的总理侧身坐在单人沙发椅里照的那张像片上的衣服。这件衣服已磨起毛边，负责整容的韩医生一接过去就皱起了眉头。　　“还有没有新衣服？”他沉下脸问。　　“没了。这是最新的一件……” 　　“你们怎么搞的？啊！”韩医生发火了，朝我们瞪起眼睛：“为什么早没准备？不是告诉你们准备吗？” 　　我垂下了头，难过地说：“我跟小高商量过，尊重他一生的习惯和喜好。大姐也同意我们的选择，总理最后几年一直是穿这件衣服……” 　　韩医生眼里泪水盈眶，好半天才喃出一声：“如果人民怪我们呢？” 　　“不会怪。”我坚信不移地说：“这是总理的意志。” 　　瞻仰遗容时，总理穿的就是这件衣服，后来火化，总理穿的也是这件衣服。　　周恩来逝世时，胸前佩有“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像章，枕下放的是毛泽东诗词。他对毛泽东的感情深厚真挚，始终如一。但是，在他病重和病危期间，毛泽东情况也很不妙，也为重病缠身，所以一次也没有来看望过周恩来。前面讲过，建国后毛泽东只去过一次西花厅。就我所见所知，他就看望过总理这么一次。至于其他中央首长，有些他一次也没去看望过。他喜欢和民主人士建立私交，与党内干部基本只保持同志关系，极少有私人交往。　　周恩来卧床不起后，特别是他病危后从昏迷中醒来时，曾几次抚摸毛泽东像章和诗词，曾多次询问毛泽东现在住哪里？身体怎么样？每逢这时，我心里特别痛苦。如果毛泽东对党内同志也多些私人交往私人情谊，如果他身体能好一些，如果他能到总理病房看一眼，在总理病床旁边坐一下，对于他们几十年的战斗友谊，对于我们的历史，都将是多么感人的一笔啊！　　周恩来的追悼会，毛泽东没说参加也没说不参加。当时是做了他老人家参加的准备。他走的路线、乘坐的电梯、轮椅都作了认真仔细的安全检查。　　邓大姐一直在等候、盼望毛泽东来参加。　　小平同志也一直在等候、盼望。　　中央领导同志们及我们所有参加追悼会的人都急切而惴惴不安地等候盼望。　　快到点了。负责主席安全工作的张耀祠同志再次上下电梯做检查，做准备。　　过点了，毛泽东还没来。汪东兴只好给毛泽东家里打电话。那边说，主席不来参加了。　　追悼会这才开始。　　毛泽东那时已站不起身，他不愿意让人看到他举动艰难，离不开轮椅。他讲话也不行了，只能由工作人员从他的口形和表情来揣摸。他不来参加，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1月10日、11日．各界群众向周恩来遗体告别。世界上再没有这样深挚的哀痛，哭唤声令天地变色，神鬼齐哀。围绕安卧在鲜花丛中的周恩来的遗体，群众的泪水把地毯洒湿了一米多宽的一圈。这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一例！　　11日下午4点40分，周恩来的灵车徐徐开向八宝山。十里长街，几十万群众的哭声惊天动地。同时间，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溅满了8亿人民的痛泪。　　1月12日上午，邓大姐约高振普、赵炜和我三个人，谈把总理的骨灰往哪儿撤？她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恩来同志不保留骨灰的请求，我得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这件事还得依靠支部，不要惊动更多人，也不麻烦上级组织了。你们到北京附近有水的地方看一看，能不能撤骨灰？” 　　在我们这个支部里，我担任支部书记。邓大姐在这次支部会上，确定我捧骨灰盒，负责完成撤骨灰的任务。　　1976年1月14日下午6点30分，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群众的吊唁活动结束。邓大姐由两名青年搀扶着走进灵堂，手捧周恩来的骨灰盒向大家深情地说：“我现在手里捧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向在场的所有同志表示感谢。” 　　话音未落，悲声恸天。大家向邓颖超涌去，号哭之声憾天摇地，泪水如雨如潮。　　1月15日举行了周思来的追悼大会。同时间，北京市民自发地涌向天安门广场，几万个花圈簇拥着人民英雄纪念碑，组成一个硕大无比的花坛。那碑文是毛泽东草拟，周恩来题写：　　“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 　　当晚8时，我和高振普从邓大姐手中接过总理的骨灰盒，同治丧委员会的两名代表一道，登上飞机，执行撤周恩来骨灰的任务。　　那一夜，天空格外清澈，繁星围拱着明月，静温无声地闪烁着，俯瞰着神州大地。飞机隆隆地起飞了，从8点到12点，飞遍长城内外，大江南北。我们一捧捧地播撤下总理的骨灰。在高空风里，骨灰瞬间即渺，无影无踪。但我却能看到，那是总理的一腔热血，他造福人民的美好设想，他对人民对国家对党和领袖的全部深情，飞燃起一道长虹，跨越了整个的中国大地。　　他走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太多，索取的太少，所以，他必然会在这个世界上永存。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23:47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似乎都是有预兆的。　　“9·13”事件后，周恩来处理林彪出逃事件，干净利落，有章法有策略，迅速稳定了形势。就在这期间，毛泽东的身体健康状况发生了一次突变。　　事情的起因是为了游泳。这年夏天，毛泽东南行，为庐山会议后他与林彪的斗争作思想和组织上的安排。他曾带着护士长吴旭君及身边工作人员，驱车“跃上葱英四百旋”，来到庐山上的游泳池。他大汗淋漓，却出人意外地发出号召：“我们游泳吧，大家都游。” 　　当时吴旭君已经由于长期劳累过度而患了心脏病。据她回忆，上庐山后她的心跳已达每分钟130下左右。她说：“哎呀，主席，出这么一身汗，马上游泳不行。” 　　“怎么不行？我这么大年纪了都行，你们怎么不行？”毛泽东坚持说：“大家都得下水。” 　　吴旭君说：“我心跳得厉害，主席，我真不敢马上游啊。” 　　毛泽东认真望住他的护士长：“怎么，你怕死？”他接着指指自己的鼻子：“我这个人不伯死。” 　　无疑，在毛泽东的胸中又一次激荡起“大决战”的慷慨激烈之情。这种壮怀激烈，曾令历史生辉地表现在与国民党蒋介石，与日本人和美国人，以及抗衡“两霸”的决战与斗争中。遗憾的是，也曾表现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与彭德怀的“斗争”中。那时他曾激烈地说：“如果解放军跟你彭德怀走，我毛泽东就上山打游击！” 　　这一次“庐山会议”同林彪的斗争，远不象上次与彭德怀的“斗争”。毛泽东深明这一点。他公开不点林彪，但点了他的总参谋长：我就不信你黄永胜调得动军队去跟你干坏事！　　毛泽东这一次的游泳，实在是与政治上的风浪有关，那一腔激烈之情借游泳喷涌而出。　　吴旭君妥协了：“主席，我不是怕死。我身体确实不适，要游，我得套救生圈。” 　　“那好，你就用救生圈。”毛泽东点头认可。双方互作妥协而形成“协议”。就这样，带着一身大汗，毛泽东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跳进了游泳池。　　这次游泳后，毛泽东有点感冒，他像过去一样，小病小灾不肯用药，锻炼抵抗力，挺挺就可以过去。然而，年龄不饶人。感冒似乎挺过去了，长期吸烟造成的气管炎却因此发作，拖下来始终不愈。气管炎对60岁以上人是很具威胁性的，入秋后往往会诱发各种大病。轻则高烧不退，重则引起其他器官发生毛病。　　偏偏这年一入秋，失败了的林彪不肯改错而选择了出逃。这件事对毛泽东打击很大，几天睡不好觉，大量吸烟又大量吃安眠，药，本来久病未愈的身体受到了“雪上加霜”的损坏。在尼克松访华前夕，突然休克；虽然很快唤醒．但身体明显垮下来，抢救中使用了大量的抗生素。　　值得庆幸的是有出类拔萃又忠心耿耿的周恩来，全国照样“抓革命，促生产”，政府机构照样继续运转。至此，毛泽东不得不把周恩来作为他首先倚重和必须依靠的同事战友。　　从表面看，周恩来现在的位置仅仅是在毛泽东之下了，这同位居林彪之后的情形就大不相同。林彪作副统帅时，可以假传“圣旨”向周恩来提出这样那样的建议和要求，而总理有什么大事向主席汇报也不能绕过林彪。现在似乎情况大改观，办各种事要简单多了。　　其实不然。“中央文革”仍在，并且参与一切重大决策。况且，毛泽东对“中央文革”—帮人，总的来说还是保护的态度；有批评有支持，基本态度是不许否定。　　总理处境的艰难很快便明显化了。尼克松访华，为《中美联合公报》一事，“中央文革”一帮人在中南海批了总理12天，说他没及时向主席汇报，“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那段时间，总理心情很不好；神情郁悒，落落寡欢。但以他一贯的精神和作风，从不肯发泄一点怨懑或牢骚，默默地全闷回心里去。为了顾全党和国家的大局，委屈、忧郁和愤懑全留给自己去悄悄“消化”，这种无声的消化是最容易致癌的“黄曲霉菌”。　　当时，康生已经患了膀胱癌。他是党中央副主席，所有主治医生会诊、治疗以及生活安排，都须周恩来亲自主持过问。每当忙完国家的大事小事，周恩来总要设法抽出点时间，拖着疲惫的身子去看望他。　　在周恩来的真诚和热情面前，康生不得不表示一定的礼貌。但是。他的思想、性格、品质以及经历都与周恩来完全不同，这就决定了他们之间不可弥合的感情距离。　　每次见面．康生那莫测高深的毫无生气的平板面孔，他那阴森森的目光总使人产生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这个人大概一生没有什么真正的知心朋友。秦桧比他坏，但据说秦桧也有仨朋友；他没像秦桧那样卖国，但谁也无法跟他亲近。他那瘦长的皮包骨头的身体，整个给人一种棒子的感觉。他喜欢自诩为一把剑，但人们都感觉他是很大马棒。　　他有许多同党和爪牙，但同党爪牙不是朋友；或者趋炎附势，或者投机钻营，或者利害关系一致。正像人们常说的：只有一致的利益，没有不变的友谊。　　他一生造了多少冤狱，迫害了多少好干部？没有哪个能讲清。就是对林彪、江青、陈伯达、张春桥这样的“战友”，他的态度也不例外。比如1975年8月，病入膏肓的康生把替毛泽东作联络工作的王海蓉、唐闻生叫到病床前，要她们向毛泽东报告：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并提出证明人。之后4个月不到，康生死去。有些《传记》作品认为这是他“灵机一动”的最后“投机”，是因为发现毛泽东已经警惕江青一伙手伸得太长，而江青注定要完蛋。这种说法还不准确全面，甚至牵强。也许有这种因素？但不该忘记，康生本质上就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他早不说晚不说，临死留下“江青和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的话，有其策略上的考虑。整个“文化大革命”他是高级“顾问”，他明白在打倒“刘邓陶”及一大批老干部的时候，出于策略不能动江青、张春桥。就是同林彪“斗争”时，这些人的力量也须借重。临死时，他自然不愿留下“历史的遗憾”，敌对的“分子”他已费尽心机全打倒，没什么对手要打了，他的最后一棒就毫不犹豫毫不客气地打在同党的头上。　　他希望历史为他重重写一笔“剑与火的化身”，希望留个“战斗的一生，不妥协的一生”。结果呢？留下的只是“棒子与血水”的魔鬼形象，是怀疑狂、偏执狂、迫害狂的化身。　　生活中这样的病态人物不是绝无仅有，康生不过是集大成的典型而已。　　这样一个“狂”人，对总理能为善吗？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有次医务人员悄悄对我说：“卫士长，叫总理少来看他吧。” 　　“怎么了？”我问。　　“每次总理前脚走，康生就在后面骂……”小护士像个受惊的兔子一样朝身后左右瞄了几眼。　　“骂什么？”我也朝四周警惕张望，声音压得很低。　　“他、他，”小护士那副紧张害怕又按捺不住的复杂表情至今还活灵活现在我脑中，“他说……周恩来政治上跟我是不一致的。还说……这个人就是右。” 　　我当时又气愤又担忧，周恩来刚从康生病房里出来，我就跟上去小声说；“总理，有个情况必须向你汇报……上车我再说。” 　　坐上“红旗”车，总理按起隔音的玻璃板，然后问：“什么情况？” 　　“总理，康生在背后乱议论你呢，说你政治上跟他不一致，就是右。”我愤愤地报告，“你每天去看望，人家并不欢迎你，还理他干什么？不去了！” 　　周恩来坦然一笑，把身体仰靠到座椅上，淡淡地关照一句：“你们不许乱议论，搞自由主义不好。” 　　他仍然坚持去看康生，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并且一句议论康生的话也没讲过。　　就在这件事后的一个月，就是1972年的5月，周恩来也被查出患了膀胱癌。　　康生的膀胱癌，对中央各首长的保健医生们或大或小都是个警惕的信号。因为膀肮癌比较特殊，如果肿瘤不是长在膀胱的进出口处，患者没有感觉，很难早期发现。所有保健工作人员，一般都要注意保健对象的饮食起居有何变化，捕捉可疑的蛛丝马迹。　　由于膀胱癌早期患者无感觉，不会在饮食起居上发生变化，所以全靠化验数据来判断了。　　按照保健工作的常规，对中央领导要每月化验一次便尿及痰。　　1972年5月11日，我将总理的尿样通过护士交给了保健医生张佐良。他是总理的第三任保健医生。第一任是周尚珏，后来调到北京医院任内科主任，第二任叫卞志强，后任中日友好医院院长。张佐良是1965年8月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来了不到一年就赶上“文化大革命”；总理忙得不可开交，他也忙得废寝忘食。　　尿样一拿到，张医生马上化验，发现了三四个红血球。据说男性老人，尿里有一两个红血球还算正常的，但三四个显然就多了。　　也许是血管硬化或尿道畸形造成的？也许是膀胱结石，小便时滚动磨出了血？可万一是肿瘤…… 　　康生的例子摆在那里，不能大意。两天后，张医生慎重措词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前两天化验尿样结果有些不正常。也许是尿道出现了畸形或结石，也许是泌尿系统血管硬化，也许有其他原因，有必要再查一次。因为前两天做的只是常规化验，没做细胞学检查，万一是长了什么东西……还是再化验一下保险。” 　　“你呀，说了这半天都是废话。”周恩来豁达开朗地一笑：“说穿了，不就是怕长瘤么？明天留。” 　　第二次化验，在做常规化验的同时，赶紧做了细胞检查。检查结果请北京医院、协和医院、301医院和肿瘤医院的专家都看了，一致认为是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知情者都惊呆了。似乎无法接受这一残酷的现实，又把样本拿到天津，拿到上海…… 　　5月18日，无情的结论终于完全确定下来：是膀胱癌。　　于是，“总理医疗小组”成立了，由吴阶平任组长。遵循中国的俗例，所有人都统一口径。保健医生可以比专家小组多讲几句，但也不能离谱，这其实只是瞒自己。总理从一开始治疗就知道自己是膀胱癌，“只不过是个拖时间问题”，为了体谅大家的苦心，他也从不点破。医者和患者就这么心照不宣地留给对方一个朦胧的安慰。　　总理心中有数，不仅在于有医疗方面的基本知识，更在于他长期以来对生病干部的关心而积累的经验和常识。在职在位的中央领导患病后，医疗小组的成立和对小组的领导过问，基本都是总理担负起责任。就是被打倒或靠边站的干部，也莫不如此。不管是陶铸的胰腺癌还是陈毅的肠癌或是彭德怀的治疗与手术，总理都是亲自过问，亲自指定安排医疗和手术人员，亲自听取医疗汇报。这些老同志无疑都是受到了严重政治迫害以及人身摧残，但要说医疗和手术有什么“故意拖延和破坏”，这是不恰当的。我们亲眼目睹了总理那个操心尽力，确实敢向死者亲属及全国人民证明，总理的一片真诚可对天地，可昭日月！他对国际友人也是一片爱心，胡志明、阮良明、霍查、斯诺……都是他亲自过问医疗组的工作。　　1965年底，总理曾给我们讲了件事。说陶铸病了，怀疑是癌。大家都瞒着陶铸，只有贺老总听说以后，马上去看陶铸，见面就说：“听说你得了癌症？”陶铸正搞不清自己的病，听贺龙一说就愣住了。贺老总又说：“你听我一句。如果最后确诊不是癌，那就赶紧去休息疗养一下，别把身体全拖垮了，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如果确诊是癌，我劝你别在这里躺着了。日子不多了，得抓紧时间多于些工作啊……” 　　贺龙对待生命、疾病、工作三者关系的态度，无疑是有启发的。本来就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忙的一个人”的周恩来，开始了“抓紧时间多干些工作”的最后努力。　　这种努力在发现尿中红血球增多到确诊为癌症的一星期里就开始了。保健医生很负责任，每天查红血球，曲线没有下降的趋势。医生劝周恩来借此休息一下，做全面体检；我们劝他借此出去疗养一段，调理一下身体和精神。　　周恩来不干。他望着医生时，目光阴郁、镇定，带着沉思和一种淡淡的哀凉，低声恳求：“你们先不要忙，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 　　总理的这个态度并不只是一贯忘我工作精神的必然，也不只是受贺老总那套“理论”的启示，这里还有形势和历史的要求。为了努力减轻和消除“文化大革命”带来的种种混乱及恶果，他必须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这种机会稍纵即逝，若不及时抓紧，又不知要付出多久时间多大代价才能再得一次这样的转机。他必须借此举起批判极左思潮的旗帜，尽可能使党和国家从危难困窘中摆脱出来。　　许多人，甚至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人员中的部分同志，在过去相当一段时间里喜欢说“四人帮”拖延干扰了对总理的治疗，使总理没有及时住院，没有及时手术，没有及时…… 　　作为仇恨的情绪可以理解，在政治斗争中为了进一步激起民众对“四人帮”的愤恨而这样讲也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来看，这种说法站不住脚。“四人帮”再坏也没有这么大本事。比如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过程中，周恩来抱病飞赴长沙，向毛泽东汇报人事安排等问题。临行前，医务人员发现他的大便有潜血，需要立即进行检查治疗。之所以没有“立即检查治疗”，并非“四人帮”故意拖延．“谋害总理”，而是叶剑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为了在筹备召开四届人大的关键时刻不让“四人帮”趁机抓权而表示“现在不能提及此事”，“并反复叮嘱医务人员要想尽一切办法无论如何也要保证周恩来安全回来”。总理对自己的病也始终是采取治疗要配合工作．以工作为主的态度。他对医务人员明确要求：“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　　就“四人帮”而言，如果总理放弃权力和工作，彻底去休养治病反而更符合他们的政治利益，是他们求之不得的。因为周恩来已成为他们谋取政府权力的“最大障碍”。在苏联，赫鲁晓夫等人即便没病也都曾以“健康原因”而被迫离开权力中心，周恩来虽然确实“重病缠身”，“四人帮”却无法以“健康原因”迫其离开，这是党心民心所向，也是直接取决于毛泽东和周恩来本人的态度。　　早在1965年，发现周恩来患心脏病时，毛泽东即关心地请他“工作量减少一点，少看一点儿文件”。总理患癌症后，毛泽东又多次劝他“安心养病”，“节劳，不可大意”，并一而再地提议邓小平为第一副总理、党的副主席、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就我所知的情况和现在所能看到的证明，首先提出请邓小平重新出山的，正是毛泽东本人，而不是其他人的“推荐”，也不是周恩来的推荐。尽管周思来希望邓小平出山，但这种敏感的重大人事决策，除了毛泽东，没有哪个敢首先提出。周恩来只是写信向毛泽东表示：“积极支持主席提议的小平同志为第一副总理，还兼总参谋长。” 　　周恩来在信中对自己病体的态度是；“我的身体情况比七月十七日见主席时好多了，只是弱了些，如果十二月能开人大，定能吃得消。” 　　我跟随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筹备情况时，毛泽东充分支持了周思来。在长沙住了5天，总理心情非常愉快，前面讲过，虽然一直便血，仍然为毛主席过了生日，干了一杯酒。后来才知道，毛主席在谈话中有三条重要内容。一是劝总理“安心养病”；二是再次肯定邓小平“人材难得，政治思想强”；三是批评“江青有野心”。　　如果说“四人帮”恼怒周思来病重仍然不肯离开政治权力中心，采取了“既然你抓权不放，那就把事情推给你办”的态度，这还说得通。但是，在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和决战中，不能简单地把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只说成“四人帮”“无端干扰”“拖延破坏”对周恩来的治疗工作。这种简单的说法不能反映总理坚持工作的忘我精神；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主动精神和为了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坚持斗争到最后一刻的顽强精神。　　总理逝世前的奋斗与治疗过程，我觉得可分三个阶段。这是我为了叙述的方便，而不是什么自以为是的客观“标准”。　　第一阶段是林彪叛逃事件后到1974年6月1日，总理不得不告别工作了25年的西花厅，住进305医院，并在当天作了第一次手术。　　第二阶段是从1974年6月1日到1975年10月下旬，这是他在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1年零5个月，把自己全部身心最后献给党、国家和人民的1年零5个月。　　第三阶段从1975年10月下旬到1976年1月8日，这是他再也无法离开病床站起来的2个多月；这期间他不允许人再叫他总理。他这期间所能做的只是叮嘱后来人并与自己的癌痛作最后的斗争…… 吾貌虽瘦，天下必肥 　　确定总理患膀胱癌是1972年5月18日；实际患癌自然早于此。林彪事件对毛泽东的刺激是巨大的，对周恩来的刺激同样是巨大的。在他们以大政治家的沉着镇定面对现实，有条不紊地处理这一事件，稳定局势，安定人心之际，他们的身体和精神状态都起了微妙的变化。我猜测，在主席发生突然的休克时，总理膀胱里很可能已经有细胞发生了癌变。　　向来谨慎小心的周恩来，在那段时间变得多疑；不仅是谨慎小心，甚至可以说是谨小慎微了。这方面连专机组的同志们也有了感觉。　　林彪事件发生不到一个月，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一世访问我国。10月10日，总理陪他去南方参观访问。　　以往专机起飞，由机长向总理报告航线、时间、天气、机况后，总理同机组同志们握握手，问候一声就放心地上飞机了。　　这次不同。听完报告，他不放心地问：“飞机检查了吗？” 　　“都检查过了。” 　　“正常吗？” 　　“正常。” 　　“没发现问题？” 　　“没问题，都正常。” 　　“试飞过吗？” 　　“试飞过。” 　　“也检查也试飞过了？”总理反复叮问。　　“我亲自检查试飞过了。”机长张瑞霭从1954年起就为总理飞专机，从未见过总理这样不放心。我自己跟随总理乘飞机，何止百次，空中遇险就有过七八次，更不曾见过他这样不放心。又问一句：“你们都是党员吗？”得到肯定的回答才登上飞机。　　专机飞越长江时，张瑞霭报告说：“总理，要过长江了。” 　　总理一直在朝航线下方张望。以往遇险，都是我不放心，我紧张。我总想找机长去问个清楚，而总理都是一百二十个信任地稳坐不动。记得两年前总理跟叶帅去河内吊唁胡志明，专机升空不久就进入雷雨区，电光雷火映得天空一片红，飞机像燃烧的火团一般。我不安地想去前边提醒张瑞霭几句，总理马上挥手制止：“别去打搅人家，瑞霭他们会有办法的。” 　　这一次却颠倒了。飞得四平八稳，我一百二十个大放心，总理却狐疑地朝下方望个不止。　　“是过长江吗？”总理朝下望，朝张瑞霭凝视：“我怎么没看见长江呢？” 　　“那里，看到了吗？在那儿！”张瑞霭帮助总理找到下方宽阔的长江入海那一段，几个人都跟着说看到了。　　“瑞霭呀，这是长江吗？”总理脸上的狐疑之色使我也疑惑了，该不是海湾或外国的什么河吧？总理的声音充满了不安：“我看不像呀！” 　　“没错，总理，是长江。”张瑞霭忙拿出地图递给总理：“你对照一下，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一段……” 　　总理拿着地图，在张瑞霭的指点下，对照半天才多少放下心地点点头：“哦，是长江……” 　　常听医生讲，身体的变化会反映到精神上；精神的变化也会影响身体变化。我相信这个说法。　　这件事发生不到半年，医生便在总理的尿中查到了癌细胞。这种发现若是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也许会带来沮丧；但是在总理身上，却像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他以前所未有的忘我精神投入了工作中。　　从1972年5月18日确诊癌症，到1974年6月1日住进305医院手术，周恩来是怎样完全忘我地拼命工作呢？　　1973年6月上旬的一天，周恩来已是30多个小时没合眼。究竟处理了多少文件，接待了多少人？恐怕秘书也算不清楚。　　夜里一点多，似乎他老人家该歇口气了，秘书却看着手表提醒：“总理，还有14分钟。” 　　“唔，你们做准备，我刮个胡子。”我看到周恩来往起站时，已经十分吃力，用双臂撑着才站起来；他的手抖颤不止，身体晃了晃才站稳，然后竭力用平时惯有的那种快步朝卫生间走去。　　那时，总理查出癌细胞的情况还只限于很小范围的人知道，连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多数也不清楚；只知道有病，不明确究竟是什么病？更不曾有“不治之症”的任何念头和预感。对于总理每天的活动安排，仍像过去几十年一样严密紧凑，以分秒来计算时间。　　总理要刮胡子，说明又是外事活动。他注意仪表整洁，前面章节专文谈过，是几十年如一日，因为这是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和精神状态。以往修面，或者是请北京饭店的理发师朱师傅，或者是他自己用安全刀片刮脸。进入七十年代后，总理由于手越来越抖的厉害，不大用刀片了，多用电动刮胡子刀。我见时间所剩不多，看来总理又顾不上吃饭了，便去给负责招待工作的李维信打电话。　　以往，总理一旦顾不上吃饭，我们就给李维信打电话，请他准备一杯玉米面糊糊或是几个素馅包子，拿在路上吃。这次考虑总理的身体状况，30多小时没休息，胃口肯定不好。我就请李维信准备一碗素汤面。估计汤汤水水的吃着可以舒服些。　　给李维信打完电话；接着又调车。到办公室请总理出发时，屋里屋外正在乱纷纷找人：“总理呢？谁见总理了？” 　　总理“失踪”了！正有些慌乱，忽然有人说：“哎呀，总理不是说要刮胡子吗？” 　　总理要是用电动刮胡子刀，不会耽误这么久，因为他常是拿着刀上车，在车上顺便就刮了胡子。想到总理的胡子又多又硬，稍长点电动剃须刀就刮不动丁，我就忙朝卫生间找。他也许见电动剃须刀刮不动又用了安全刀片呢…… 　　我在前面走，后面跟了几个人。进门的一刹那，所有人都怔住了；不会说，不会动，甚至停止了呼吸。唉，我们的总理哟！他垂落的左手下，有一条面巾；他微屈的右臂，手里仍虚握着沾有肥皂沫和胡子茬的刮脸刀，他就歪在镜子前边睡着了！他英俊的面孔曾使所有的中国人为之骄傲，现在却变得那么瘦削灰黄；他的眉毛依然威武，双唇仍然露出善良和慈爱，可是他的眼窝却是深深地，深深地沉陷下去…… 　　我们面面相觑，用颤抖的目光互相提醒：别出声，也不要动，让总理睡几分钟，哪怕是多睡几秒……可是，心血翻呀翻，翻上了壅塞的喉咙。有人用手捂住了脸，有人不停地朝上眨眼睛；我们只能让泪水在眼圈里悄悄地转，让泪水往心里默默地流。　　就这么一屋子人静悄悄地停滞了那么片刻，周恩来双肩一颤，腿失去支撑地猛然一弯，我忙抢上一步扶住他不要摔倒。　　“哎呀，”周恩来一声轻唤，掀起了眼皮。他与其说看到一屋子人不如说感觉到一屋子人，一边用毛巾擦去脸上的肥皂，用力揉着双眼，一边喃喃：“糟糕，我怎么睡着了呢……”他看一眼表，匆匆向外走：“迟到了，迟到了，这次怪我。” 　　“总理！”我们小声叫着追上去，又不敢追到他面前，尾巴一样跟在他身后。　　因为我们在流泪…… 　　来到新6所，韩念龙等同志已经等侯在那里，迎上总理汇报情况。这时，周恩来用力揉搓一下脸，灰黄的脸孔便奇迹般地恢复了片刻青春的红晕和光彩。我早就发现了这个秘密：只有工作能够使总理显出年轻。　　李维信轻轻走到周恩来身边：“总理，吃碗面条吧？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不吃了。”总理声音沉重地说，带着叹息一般的疲倦。他那威武的眉毛耸了耸。小声说：“你帮我想想法子，看能不能买两块咖啡糖？” 　　“是，总理。”李维信匆匆走开，工夫不大便取来两块咖啡糖。　　总理剥糖纸时，我清楚地看到总理的手指抖得厉害，差点把糖掉地。我要帮忙时，他终于剥下糖纸，把糖放进嘴里。我清楚地看到韩念龙在对面嘴角一阵抽搐，眼圈刷地红了，流水也似地扭开了头。　　我也低下了头，伯总理看到我夺眶而出的泪水。我知道总理从来不曾吃什么糖块．这次连吃两块，是因为咖啡可以提神。　　会谈开始了，是与越南总理范文同谈。越南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黎笋和范文同总理从1973年6月4日开始访问我国，一边要援助一边闹矛盾；我们一边不借作出最大的民族牺牲支援他们的抗美救国战争，一边还得听他们的抱怨。这就是胡志明逝世后的中越关系现状。外电当时评论说，黎笋是“亲苏派”。　　会谈中，越方不停地提条件，刚达成一致，他们又出尔反尔地加码，好象我们援助他们不但要无条件，而且应该是无限制地满足一切。　　会谈十分艰难。周恩来不停地喝茶，但他越来越掩饰不住耗尽血汗之后的极度疲惫，借李维信上水的机会，他小声吩咐：“给我送条湿毛巾。” 　　女服务员很快就用托盘送来了湿毛巾。周恩来拿过毛巾，轻轻抖开，垫在右手上，用力擦脸，在额头和眼窝的部位反复擦拭按摩，然后放回托盘上，哑声说：“谢谢。” 　　女服务员的目光从周恩来的脸孔上一掠而过，她不敢多看。周恩来刚刚擦拭过的脸孔又恢复了光彩，但那湿漉漉的光彩有多少是水，又有多少是汗？当他用力按摩额头时，他是怎样艰难地从全身每一个细胞里挤压搜索聚集残剩的最后一些血液和热力啊1女服务员嘴角一抿，迅速垂下眼帘退出来，她是在强忍住自己的泪水。　　不到10分钟，周恩来又用眼色讨毛巾。他常常用眼色指挥调动工作人员，早已形成默契。女服务员再次上毛巾时，他小声请求：“要热的，热一点。” 　　第三次上来了热毛巾。周恩来一边倾听范文同的喋喋不休，一边将热毛巾用力按在额头上，片刻，迅速而有力地在脸上搓几下，将毛巾还给服务员，小声嘱咐：“再热些，要烫的。” 　　女服务员退下不远，便听到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与范文同会谈的声音始终那么清朗流利，句句反应敏捷，字字切中问题实质。　　可我们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越来越不安，心里抱怨范文同没完没了，不看看我们的总理累成了什么样子？但凡有点精神，何至于10分钟一次热毛巾擦脸？但我们不能议论，只是互相传递忧虑不安的目光。偏偏这时，女服务员过来了，向李维信小声报告：“总理要烫毛巾……” 　　李维信牙齿咬一咬下唇，山东大汉那种铜钟般的嗓门竟变得像姑娘的声音一样温柔：“那就用，用开水……用开水涮毛巾……啊？” 　　女服务员始终不曾抬头，望着自己的鞋尖喃喃；“再、再找一个人上毛巾吧。” 　　“怎么了？” 　　“我，我受不了了……”女服务员哭了。四周围顿时响起一片唏嘘声。　　李维信抽响鼻子，用力眨着泛红的两眼，驱散泪水，喉结滚动着，终于喘上一口气，用一种鼻音喃喃的极温和极富感情的口气说：“再说，再说我打你……快去吧。” 　　服务室里，两名女服务员用滚开的水为周恩来涮毛巾，腾腾的蒸汽凝聚在睫毛上，眼圈里又有珠泪，端了毛巾望会议室，灯光下便显得五彩斑澜。周恩来在倾听范文同讲话时，将热气逼人的毛巾抖开，灼自己的额头、眼窝、脸颊、脖颈……放下毛巾后，便又开始回答问题，解释情况，阐明道理。　　会谈从夜里2点一直进行到旭日东升。其间，每隔10分钟便由服务员送上一次开水涮过的毛巾，这是当时在场十几位同志看着表掌握，亲眼目睹，可以完全作证的一次工作场面。　　“好了，不要涮了。”李维信朝服务室里吩咐：“总理马上要走，你们……怎么了，你们，怎么了？” 　　两位女服务员没有像往常那样丢下手里的活儿，追出去送周总理离开。她们俩丢下毛巾，放下开水瓶，面对面垂了头站立，各自捧了双手怔怔地出神。　　“什么毛病，你们这是……”李维信走近两步，突然住了嘴。两位少女笋一般嫩的手，如今红得像他家乡出产的那种小水萝卜，手指和掌缘烫起一串晶明透亮的小水泡，并且闪闪地泛出光来。　　“哎呀，烫这么多泡，”李维信皱一皱眉，他不善于跟女孩子讲什么体贴话，有些结巴：“你，你们辛苦了，也，也是为工作么……” 　　两位女服务员仍然是一动不动地捧着手，手在颤，眼角在颤，嘴唇也在颤。　　“总理……” 　　一声哀哀地轻唤，两名女服务员压抑已久的哭声便挣脱喉咙的束缚，一下子灌满服务室，传入空荡荡的会议室，久久不息地回荡着。于是，李维信这位170斤重的山东汉子也垂下头哭了，在场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泪流满面…… 　　6月12日，中越联合公报发表。　　越南党政代表团走后，总理的工作情况被毛泽东得知。6月20日，邓大姐向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传达了那条“最高指示”：　　请恩来同志节劳，不可大意；　　周恩来是怎样“节劳”的呢？那情景写三本书也写不完。从总理的工作日历和我们的日记就可以看出基本情况。　　从1974年1月1日到6月1日，这住院前夕的5个月，除了到医院检查病情和治疗外，他总共抱病工作139天。这139天中，工作达18小时以上的有130天2剩余的9天无一不超过10小时以上。　　如果以小时论，总理抱病工作的5个月，比实行8小时工作制的一般干部工人在一年里的全部工作时间还要长。　　正是这个原因，我们的日记不能以大自然的一天记，只能以“周恩来的一天”记。　　周恩来的一天有多长？说不准。随便举他住院前的3个例子：1974年2月9日凌晨4点至2月12日凌晨4点三刻：　　……到了11日夜，他还是不能休息，晚上又安排了几个会。第二个会议开始时，他终于累得犯了病，就站起来用椅背顶住腹部继续听汇报。大家不知道他已连续工作近50小时，请他坐下听。他低声说：“我不能坐，一坐下就会睡着……”1974年3月6日下午3点至1974年3月7日中午12点半：　　……他工作12小时后，发生缺氧病状，体力实在支撑不住了，躺到床上吸氧，边吸氧边批看文件达9个半小时……1974年5月6日下午4点至8日凌晨4点半：　　他连续工作18小时后，刚睡下40分钟就被叫到钓鱼台……以后又工作10多个小时，一直到8日凌晨4点半。　　他又出现严重的缺氧病状，这已经是第4次了…… 　　周恩来的一生可以说都是在这种连续的大工作量中度过，本不足为奇。但是1974年这5个月不同，他的病情已相当严重，每日大量便血，多的时候能达到上百cc，就像直接便血水似的，看着惊心动魄，忍不住泪。他以古稀之年就是这样一边输血吸氧一边便血坚持着健康人无法负担的工作量。当时卫士和医务人员累病三四个，都是比他年轻二三十岁的健康同志，又是轮班跟随他他怎么能不累倒呢？　　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理确实是累死的。　　总理也曾讲过伤感的话，我听到过3次：　　他曾望着整日辛劳的花工老周师傅，用一种苦涩的声音感叹：“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他曾坐在马桶上批阅文电急件，一小时完不了，终于叹口气说：“我成了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那里改卷子……” 　　有一次开会后，坐车回西花厅。车停好后，他几次动不了身，钻不出车，内我们把他扶出车。下车离办公室只有30几米的路，他自己都走不了，需要我们架着他走。　　“我太疲乏，”总理歉意地望望我们，身体虚软地下坠着，我们不得不尽力架住他。他脸上掠过一丝凄凉的笑：“让我喘息一下……” 　　“总理！”我轻轻叫一声，赶紧扭开脸。我实在无法忍住流淌的泪。记得每位新到总理身边工作的同志，都要听到邓大姐——声：嘱咐：“总理走路很快，你们要跟紧，不要跟丢了。” 　　那个走路生风，行动敏捷洒脱的总理哪里去了？现在他已经无法独自走完30米…… 　　“好了，我们走。”总理喘息片刻之后，小声吩咐。我们架着他进屋，要扶他去卧室，他坠着身体不肯去，气虚地说：“到办公室，去办公室。” 　　我不再掩饰泪水，两眼湿漉漉地望着总理灰白色的脸孔哭道：“总理，求求你了，休息休息吧，恢复一下体力……” 　　“你叫我什么？总理。”我们那亲敬可爱的好总理，他一句一喘地望着我说：“总理、总理。我是这个国家我是全体人民的总理啊，现在国家这个样子我不管谁管？我怎么休息得了啊……” 　　就这样，我们把总理架到了办公桌前。他两手抖抖地拿起办公袖套，我们忙帮他套好，然后扶他在办公椅上坐下来…… 　　总理这样拼命操劳，首先是为了维护国家使之免遭覆灭；同时为了不使领导权落入江青一伙人手中，为了遏止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不要再度演变成“文化大革命”初期那样动乱不堪的局面。　　从1973年冬开始，由于大量便血，总理每半月或一月就要接受一次输血。有一天下午6点多钟，王洪文让秘书来电话说，晚上要开政治局会，要总理确定时间，“以便江青同志那里好安排其他事情”。当时总理正在输血，电话是秘书纪东同志接的，他说：“总理正在治疗，可否半个小时后再商量？” 　　片刻，那边请示了王洪文，回答说：“必须立刻定下来。” 　　连毛主席找总理还要问问总理是否休息？如果休息就过两个小时再找。可是这些“得志便猖狂”的“爆发户”，就是这样狂妄不可一世。我们只好悲愤地看着医护人员为总理拔下了输血的针头…… 　　到1974年的5月底，周恩来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在办公桌前只要一坐就站不起身了，非有人搀扶不可。　　但他仍然坚持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举行正式会谈，讨论两国建交问题。当时医务人员就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人们见到的周恩来仍然是那么安详稳重，从容不迫。可谁能知道，他是接受输血后才进行了这次重大活动。　　签字后，总理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将各项工作都责任到位地作了具体安排。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把桌上所有文件都清理完毕，交待清楚，然后在我们的搀扶下立起身，摘下了套在小臂上的蓝布工作袖套。这两头缝有松紧带的袖套曾伴他度过无数不眠之夜，批阅过多少文件，已经深有感情。我见他把袖套放在桌面上，再用手轻轻地，轻轻地抚平，小心翼翼叠整齐，目头在上边停留几秒，眼圈忽然一红，胸脯猛地起伏一下，将头迅速扭向了一边。　　于是，我们都伤心地低下了头。　　周恩来离开了那把坐了20多年的办公椅，我们追随着左右扶持；他在屋中站住脚，环顾一圈，默默地向这里的一切告别。他的目光在办公用具上留恋地往返，终于转向墙壁上的图表，目光忽然闪烁一下，随即又黯淡下来。我随他的目光望去，心战栗着抽缩起来。　　我看到了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　　于是，一种难忍的痛楚从我心头绞出一滴滴的泪珠，盈满眼眶，朦胧了我的视线。多少往事闪烁着从那膘陇中浮出…… 　　“李冰，李冰同志来了没有？”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一个会议厅的主席台上朗声问。　　“来了。”前排站起一位朴素端庄的女同志。她是日坛医院的负责人。　　“李冰同志，你们日坛医院那么多病人，你长期搞肿瘤防治，找没找出原因？” 　　也许是太激动了，也许是这个问题很复杂，不是几句话能讲清的，李冰张一张嘴，声音有些犹豫：“这里原因很多……”但她心情是激动的，脸上泛出红光。　　“癌症不是地方病，而是一种常见病。”周恩来脸上是那种既亲切又严肃的微笑，做了一个摆手动作：“不单是林县食管癌多，西北也多。你说肿瘤的原因很多，要找出主要矛盾来嘛。” 　　李冰激动地点点头。　　“吴桓兴，”周恩来又点日坛医院的另一位负责人，“你这辈子找不出肿瘤的原因来？要树雄心，立壮志，在这一生中攻克癌症么。我看，你们还是到下边去调查好……” 　　于是，医学科学院的科研人员下到河南林县走村串户调查食管癌的发病情况，后来又查遍太行山周围。181个县，那张食管癌高发区发病分布图就是这次调查研究的成果之一。然而谁又料想到，事隔不到一年，癌症竞侵害到总理自己身上。　　现在，他也不得不离开他工作25年的西花厅，离开他的办公室了……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22:57

周恩来同毛泽东不同的是，当矛盾还没有发展到公开破裂的地步时，他更多考虑的是团结安定，是政治影响，是政策和策略。　　记得总理当时很急，找来许多摄影师询问是否拍照了？拍没拍下毛泽东和林彪在一起的镜头？当摄影人员纷纷表示没拍下来，本打算等统帅、副统帅交谈或表情好时再拍，没料到始终不曾对话，始终不曾有好颜色，甚至始终不曾互相望一眼。也没料到林彪会突兀而去，一去再不复返。　　总理那天发了点火，向摄影师们讲话的表情像是对历史声明：“林副主席来过没有？你们都看见的，来了，是我亲自把他请来的，坐了一会儿，可是你们没有拍下来！” 　　他在连续讲话中，流露了自己的忧虑：“‘九大’提出安定团结，毛主席和林副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同全国人民一同欢度劳动节的夜晚，这是多么重要的宣传啊……” 　　确实，“文革”那种整天一惊一乍的日子，谁上天安门，谁同毛泽东在一起，完全成了百姓们判断政治风云的晴雨表。幸好有位记者拍下了一张全景，其中毛泽东和林彪虽然互末理睬，表情缺少节日喜庆的光辉，毕竟是坐在一起的唯一一张照片。总理回到西花厅，坐等这张照片，直到杜山把他拍下来的这张照片送到，总理才松了口气。　　5月2日，这张唯一的毛泽东与林彪坐在一张桌旁的照片，就显示“安定团结”地在各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从内心深切感受到他是党内节制、理智、友爱、合作和信任的代表力量，是真诚团结各派别的主要力量。每当出现对抗、冲突和激烈残酷的交锋时，他总是通过自己真诚的努力缓解这种对抗和冲突，尽量减少交锋带来的损失。然而，一旦这种对抗交锋的性质转变了，例如张国焘叛逃到国民党一边，例如林彪随着《571工程纪要》的破败而叛逃苏联，这时周恩来就会挺身而出，勇猛地投入战斗。从“9．13”事件那天起，他沉着、冷静、果断；统揽全局，周密布置，连续战斗三天三夜，惊心动魄又不露声色地解决掉林彪反革命集团。　　邓小平与周恩来同样是务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思想上的相近与性格、作风上的差异是同样的鲜明而引人。这种相近和差异，都不可避免地反映到与毛泽东的关系上。　　邓小平经历几十年革命实践，他像毛泽东曾经做到的那样，对整个中国的社会、文化、时局以及民众情绪了如指掌；他同时又像周恩来一样，对资本主义社会，对整个世界有着直接而非间接，具体而非抽象，深刻而非肤浅的认识。这是他最终能成为领导中国人民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的决定性因素。　　邓小平领导我们走的这条路，正在实现1949年革命的目的，并且基本实现了1911年辛亥革命的全部目的。　　他开明、开放、达观；不拒绝任何美好的色彩。从中国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影响到1919年“五四”运动中知识分子对“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的呼求；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新兴的工人运动，到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从中国共产党推翻“三座大山”的全部斗争经验，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从苏联和东欧经济停滞乃至社会主义制度在那里终于失败的教训，到日本、东南亚和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经济的各种成功经验，所有这一切人类的文明和智慧，都可以在他身上找到，在他思想的这里那里明光闪烁。　　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邓小平就是站在毛泽东正确路线一边，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和以后的巩固政权、恢复经济、胜利实第一个五年计划。全部这期间，他与毛泽东基本都是一致的，没有任何大的意见不同，并因此得到毛泽东的信任和赞誉，上升到中国最高权力层，参与各项重大决策。　　1956年以后，分歧越来越多地出现了。事实上，毛泽东与他的同志、战友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等人在国家发展的共同目标方面是一致的，要在中国搞社会主义，坚信社会主义有着资本主义不可比的优越性；他们都致力于把中国建设成一个强大的工业国，都想使中国处在与世界各国平等的地位，都希望真正实现四个现代化。但是，在采取什么样的具体政策、方法和手段上，他们确实有分歧，有时分歧很大。不幸的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把这种分歧划为敌我矛盾，采取了“打倒”、“清除”的办法，这真是历史性的错误，历史性的悲剧。　　当出现不同意见后，当分歧越来越多，越来越显著时，周恩来与邓小平对待毛泽东的态度有一致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之处。　　周恩来与邓小平都认为毛泽东是党和人民无可争辩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理论家。他们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本人，从来不曾反对毛泽东思想的全部理论体系，坚持这是全党智慧的结晶。他，们反对的只是毛泽东某些具体的错误决策，具体的错误政策和办法。　　周恩来与毛泽东亲密共事达40年之久，他对毛泽东的长处和弱点可以说比邓小平更清楚；但邓小平比周恩来更少迷信，更具独立性格，所以，他对毛泽东所犯错误的性质及危害，可以说比周恩来认识得更深刻。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周恩来曾经“反对”毛主席，在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上执行了共产国际所支持的“王明路线”，并且被历史证明是“反错了”。邓小平却没有这种“历史包袱”。　　周恩来的性格保温醇宜人的绍兴酒，与人打交道时更耐心，更隐忍，更含蓄；邓小平的性格像他家乡特产的四川辣子，更辛辣，更热烈，更刺激。邓小平与人打交道时，态度明朗、坚定，甚至咄咄逼人(在这一点上，他与同样爱吃辣子的毛泽东极相象)。周恩来更具调和、共处和平衡的色彩；邓小平更具抗衡、战斗和独立决策的色彩。　　周恩来一向是遵守纪律，无条件执行党的决议的模范；邓小平在看准目标时，敢于打破甚至牺牲可能是神圣的一切条条框框。。” 　　所有这些说到和没说到的不同，决定了他们对待毛泽东晚年所犯错误的不同态度，也决定了他们各自不同的命运和在历史上所起到的伟大而不尽相同的作用。　　周恩来在同毛泽东的相互关系中，主要是崇敬、服从、弥补和相辅相成。　　他对毛泽东的崇敬热爱和信任是真诚的，坚定不移的，这使他未能看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国家和民族的灾难，真心支持并拥护了这一决策。　　他对毛泽东以服从为主；谦和恭敬有余，直言敢谏、坚持原则稍嫌不足；顾全同志情谊而有失直率，缺乏必要的正面交锋；有时明知毛泽东对某些事情措置失当，也做出让步，违心地屈从了。比如“文化大革命”后期，他发现了问题，认识到存在的严重错误，也没有鼓起勇气向毛泽东当面指出。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认识，邓小平1980年8月，对意大利记者法拉奇有段实事求是的谈话。大意是：周恩来就像我的兄长，他是同志们和人民很尊敬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倒下去是件极大的幸事。当时，他处的地位十分困难，他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但人民原谅他。因为他不做这些事。不说这些话，他自己也保不住，也不能在其中起中和作用，起减少损失的作用。他保护了相当一批人。　　比较周恩来，邓小平虽然也不反对毛主席，但他敢于发表与毛泽东不同的意见，尤其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在条件不允许时，他敢于沉默，不随声附和，以致于毛泽东伤感而不满地抱怨“邓小平耳朵聋”，聋还不靠前来听，“总是躲着我”。为了大局，为了实现自己的思考和办法，邓小平也可以作一点违心的检讨，一旦获得工作机会，他决不会错误地“吸取教训”，他仍然顽强地照自己的独立思考去工作。他在纠正“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混乱，恢复秩序，发展安定团结的局面和恢复经济建设等方面，大刀阔斧，取得了公认的显著成绩。所以毛泽东夸他“人才难得”，周恩来也真诚地对他说：“你比我干得好。” 　　周恩来的态度使他同毛泽东共同执掌最高权力几十年；邓小平的态度使他“三落三起”，一生充满了戏剧性的波澜起伏。他的独立、坚持和顽强，他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系统纠正，理所当然不能为毛泽东所容。因为毛泽东显然没明白国家和他自已出了什么问题，坚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高利益，都是符合马克思主义学说的最高原则。　　当邓小平第三次出山时，人们津津乐道地评议他的“三落三起”，往往认为他的第三次出山取决于他本人的品质、性格、智慧、意志，特别是策略。我认为这只是其次的原因。主要的原因应该是“受命于天”。　　这个“天”，就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毕竟人民不能靠口号生活，历史更不是靠口号来推动向前。在经历了夺取政权、巩固政权的非常时期之后，如果广大的人民群众得不到更多的民主、自由、平等；不能迅速发展经济，提高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想要中国人民长期地真心实意地接受和拥护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的。人民选择了邓小平，是因为邓小平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他的思想和办法，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规律。　　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铲除了960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垃圾和腐朽，荡涤了污泥浊水，又打下坚如磐石的基础。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经济的大厦时，几经探索终未成功。从“大跃进”，人民公社，到“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有某些成功的经验，但未能改变国家经济落后，人民生活贫困的基本现状。邓小平领导中国人民走改革开放之路，使经济腾飞，人民生活取得举世瞩目的改善和提高，终于探索出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在那坚如磐石的基础上，设计并建造起社会主义大厦。他因此成为继毛泽东之后第二个改变中国历史和命运的伟人，巨人。如果说，毛泽东在世之年，周恩来为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和维护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做出了最大贡献，那么，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在毛泽东逝世后，正是邓小平为确立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保证毛泽东思想继续发展并指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作出了最大贡献… 　　毛泽东在中国没有遭到像列宁、斯大林在原苏联那样的命运；毛泽东思想在中国没有像马列主义在原苏联和东欧各国那样被纷纷抛弃，这首先应该感谢邓小平。这个再简单不过的道理还需要我继续深说吗？　　鉴于本文的主题，在做了一点简单对比之后，我们还是回到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关系这一主题上来吧…… 　　周恩来与毛泽东先后去世不久，社会上起来一股风，竭力抬高周恩来，贬低毛泽东。其实，抬高周恩来是假，想否定毛泽东是真。　　如果否定了毛泽东，周恩来还“高”得了吗？一位老同志曾感慨地说：“还是邓大姐看得深，看得远啊！” 　　邓颖超曾经对那些不识大局，感情用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过些委屈的干部说：你们不要这么搞，不能这样搞么。恩来什么时候反对过毛主席？他这个人你们不是不了解，路线对了，他就对了；路线错了，他就错了。你们那样说，那样搞，无法向历史向后人交代么…… 　　遵义会议之后，周恩来再没有同毛泽东发生意见冲突。他们始终是通力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这种关系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减少了“文化大革命”的损失，但也未能避免这场劫难。　　讲这个话时，我总要联想起合作化运动高潮时，在北戴河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那情那景反映了毛泽东与周恩来各自性格和相互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迎接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来到有“高潮”的北戴河办公。9月中旬，接连几天大风大雨，北戴河成了喧嚣的世界。涛声从大海那边传来，像炮声隆隆，像万马奔腾。毛泽东显得很激动，掷下手中疾书的大笔，起身宣布：“我们去游泳！” 　　“不行啊，绝对不行！”保健医生徐涛吓了一跳。毛泽东是勇敢的，可有时勇敢得近似轻率。他拦在毛泽东前边：“主席，这不是小事，也不是您个人的事，我必须向全党全国人民负责。” 　　卫士们也全拦挡过来。毛泽东虽然固执，可一旦工作人员抱成铁板一块不肯退让，他争取不到一个支持者，便也无可奈何，只好面对现实，另找时机。　　那几天，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紧张。怕他采取行动，溜去海外。汪东兴要求工作人员“看”好主席。从转战陕北时起，毛泽东的起居安全就是在周恩来的关怀和具体过问之下。总理听了汪东兴报告，忙叫我挂通二组的电话，他亲自讲话，要求一组一刻不离地“监视”毛主席，决对不许发生意外。　　应该说，周恩来是了解毛泽东性格中的顽强、任性、容易冲动的一面，转战陕北时多次领教，面对胡宗南的进攻他经常坚持跟敌人打个照面才走，喜欢享受冒险的乐趣，要阻止他可不容易。毛泽东每天都要“闹”一次去闯风浪，每次都被一组的同志团结一致地顶住了。第3天还是第4天，雨终于停了。徐涛反而更紧张，料到毛泽东会“闹”得更厉害，匆匆跑去海边“看形势”。　　他倒抽一口凉气：好大的风浪！长列的白浪一道接一道从海天相连的地方翻滚出来，像大鹏劲扇的羽翅，像无数银龙飞掠疾走，奔腾咆哮着扑向战栗的海岸；海岸呻吟着被疯狂的大海吞噬又吐出，才吐出又吞下去；徐涛几乎眩晕了，浪脊上的泡沫水花飞洒喷溅，浸湿了衣衫，满耳一片轰隆声，像有三千狮虎围逼进迫，惊心动魄，令人胆颤。　　“水温19度！”负责测温的同志报告。　　“多少？”徐涛大声问。　　“不到20度！”测水温的同志对住徐涛耳朵喊。徐涛脑子飞快旋转，准备好一套又一套“拦驾”的理由。　　果然，下午四点多，毛泽东便放下手中笔，吩咐卫士：“我们游泳去。” 　　“不行，主席，今天还不能游。” 　　“雨停了！”毛泽东很不耐烦了。　　“天可没晴，随时还会下。” 　　“这个房子还可能地震塌下来呢！”毛泽东生气了，他早已忍无可忍。卫士们忙请徐涛出面，徐涛是知识分子，毛泽东对他总是“客气”一些。　　“主席，水很凉，”徐涛劝说：“会抽筋的。” 　　“我不怕冷，就你们怕冷，你们别游么。” 　　毛泽东确实耐寒，冬泳时，别人冻得牙根打颤，他还水淋淋地上岸坐一会儿，晒晒太阳。　　“那也不行，浪太大。岸边的浪有一米多高，海里的浪就会有三米！” 　　“好么，乘风破浪，正是机会……给我换鞋子。”毛泽东说鞋子像孩子，“听见没有？鞋子！” 　　“主席，下海是顶风，几个年轻战士试过了，都被浪打回来，根本冲不过去。” 　　“一个人冲不过去，这么多人还冲不过去？岂有此理！”毛泽东边说边就往外走。　　“不行！”徐涛情急地一把扯住毛泽东，“主席，我还没说完。浪太大，贝壳全冲到岸边了，不少都是又破又尖，要扎伤脚的。” 　　“我从小打赤脚，就不上山砍柴了？叫你说的！”他甩一下手，藐视贝壳也藐视医生。　　“还没说完……贝壳冲上来一堆一堆的，容易绊跤。您岁数大了，摔一跤我受不了，担不起责任。李雄汉同志就摔断了腿。今天天气这样恶劣，说什么也不能让你去……” 　　“他摔跋我就一定要摔跃？你这么说，我今天就非去不可！”毛泽东动怒了，“岁数大”、“摔竣”，这些话对毛泽东决对不是劝说，只能是激将。他那与生惧来的不宁静，争强好胜和藐视一切的意志力，决容不得这种泄气话，他那勃然大怒前的灼灼目光和来势不妙的抿紧嘴唇的沉默逼迫得一组同志再没谁敢拦挡在前，只能追随左右，只能匆匆带上泳裤，毛巾和急救药箱…… 　　其中便有人悄悄报告汪东兴，汪东兴赶来劝阻时，大势已去；毛泽东一旦行动起来，国民党的800万军队挡不住。共产党的几百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也拦不住。　　于是，汪东兴紧急给总理去电话。那天是卫士张永池接的电话，据他说，汪东兴急得嗓子都岔了音：　　“主席下海去了！下海游泳去了！我们拦不住……”汪东兴不歇气地讲，“快请总理，请总理马上来，我们叫不上来！” 　　张永池一惊一乍，扔下电话就朝总理办公室跑。我们还以为失火什么的了，他大喘气地报告：“总、总理，主席下，下海游泳去了！” 　　总理正在批阅文件，闻声猛地抬起头，最多怔有2秒钟，忽地立起身，把笔一扔就朝外跑：“快，叫司机！快开车！” 　　“总理！”我喊了一声，因为雨又下起来了，被风吹着扫在门窗上，哗哗地像枪林弹雨。我一边喊总理，一边催小张快找雨衣，可是总理没听见喊一般，一头钻入急雨中，水淋淋地上了汽车就走。　　那天的世界真可怕，满耳隆隆声一刻不断；汽车开得快，海风掠过车身，整个车身也在轰轰响，仿佛跟大海比赛一般。总理眉头微锁，双臂环抱胸前，他焦急中不乏冷静，思考着如何劝说主席。　　我坐在总理身边，望着车前窗上摆动的雨刷；雨虽然不算大，但风很急，车又快，所以打在窗上的雨水相对来说就又急又多，在雨刷下面瀑布一样往下淌，前方一片朦胧。　　汽车连拐几个急弯，停在了毛泽东的下海点。总理在惯性的作用下，身体朝前一倾，我忙去扶，可他已经打开车门，跳出去。我们也纷纷跳出车，跟着总理朝海边跑。　　暮色朦胧，总理站在海水吐出的沙滩上，朝大海张望。海水像矗立起的墨绿色长城一般滚滚而来，示威似地隆隆作吼；远处的礁石岩壁掀起冲天的水柱浪花。而脚下，浪潮急骤浩荡地涌上倾斜的海滩，吞没大片沙滩，“嘴巴”一直“咬”到了总理的双脚，简直想把全部陆地拖入海底，却终于没有成功，又悻然地叹息着退回去。　　我们在沉落的水墙后看到几个黑点，那一定是毛泽东和他忠实的警卫们了。　　“主席——”总理不失时机地呼喊：“风浪太大，快上来吧！” 　　刚喊一声，人影便消失在重新耸立起来的水的长城后，海浪又一次扑来，顽强不息地试图把陆地整个吞下去。　　“过来，都过来。”总理组织我们站到一起，“涛声太大，听不见。我们一起喊。” 　　七八个喉咙合在一起，与天风海涛展开声音的比赛：　　“主席，上来吧！”在这合声中，紧接突出来一声：“我是周恩来——”随着这一声的尾音，七八个喉咙又合作一声：“总理请主席上岸！” 　　喊了又喊，总理朝前走了又走，海水打湿他的鞋子和裤腿。毛泽东游近岸来：“不要紧，浪大尽兴……” 　　总理很会劝，趁一道浪头退下的机会忙喊：“主席游泳不要紧，岸上同志时间久了会冻出毛病！” 　　这种矛盾转移的劝法很有效果。毛泽东沿岸又游了一段，恋恋不舍地逐浪近岸，终于在警卫战士们的簇拥下走上沙滩，接过一件浴衣披在了身上。　　于是，大家提到嗓子眼的那颗心才落回了肚子里。　　多少年来，北戴河乘风破浪的游泳这一幕，给我多少启示和联想啊！毛泽东是开拓前进的导师和领袖，是他给了我们前途和胜利，摆脱屈辱，获得尊严。但是，他也常常会有不及预料的思考和行动，为他超人的意志和信心所支配，带着亿万人同他一道去冒风险。这时，人们就会想到周恩来，他是节制、中和、安定、团结的柱石。　　作为一名老红军，又是1940年就来到周恩来身边，常能见到毛泽东，我是亲自感受了战争年代毛泽东那惊世骇俗的胆量气魄。他的“大踏步地前进，大踏步地后退”，不怕打烂坛坛罐罐，不在乎一城一地之得失，甚至不在乎扔掉圣地延安，就是这样的运动战改变了敌我力量对比，取得了战胜国民党的胜利。然而，在和平建设中，他也常常是大踏步前进，搞起“大跃进”，搞起“人民公社”，超越阶段，不顾规律，接着又大踏步后退，历经“三年困难”，解散食堂，“队为基础”，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刚喘上气，形势好起来，又大踏步前进，甚至决策搞起“文化大革命”。毛泽东毕生都在冒险去探索美好的未来，他为了防止修正主义，消除共产党内的官僚主义和特权思想，为了促使青年革命上进，为了破除旧文化的影响，不惜否定亲手创建的共产党亲手缔造的共和国，结果混乱3年，随着林彪的自我爆炸不得不再次“大踏步后撤”…… 　　无论大踏步地前进还是大踏步地撤退，都会由此产生出一系列复杂、尖锐、有时甚至十分激烈的大量矛盾，这方方面面的矛盾，主要是靠周恩来谨慎细致，稳妥扎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地加以解决的。　　这方面实例还需要我列举吗？那大量的回忆录和文章，都有这方面内容，可以说举不胜举。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仅是在舵手、导师毛泽东的可歌可泣，辉煌而又悲壮的领导下，而且也时时受到周恩来必要的有节制的领导的影响。从“反冒进”到“调整巩固充实提高”，从“向知识分子鞠躬”到“保护老干部”，从解决“9．13事件”到支持邓小平第二次出山，从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到四届人大上呼吁“四个现代化”…… 　　当然，其他领袖人物和政治力量也在影响着各项政策的形成。　　比较起这种节制、中和、缓冲来讲，周恩来更多更主要的，还是与毛泽东密切配合，开拓前进，夺取一个又一个伟大的胜利。　　美国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C·戴维曾经这样著文：“如果说毛泽东是永恒的革命英雄，刘少奇是党务机构的专家，那么，周恩来则被证明是中国处理公共关系最好的人。他总是能够容纳不同意见并找到解决办法。” 　　又说，“在制定政策方面：他不是政策的最初提出者，尽管没有人比他在外交政策领域内的战略战术上的贡献更多……然而，在执行政策阶段，他总是一贯地、通过自己的行政管理权限做出自己最大的贡献。” 　　还说，“周恩来能够在不失去对毛泽东忠诚的前提下，在进行政策斗争的同时实行他的‘总计划’。” 　　这些评论虽然远未全面，但是反映了很大一部分真实。至少我自己就有直接的感受。比如西安事变，张学良和杨虎城实行兵谏，拘捕蒋介石后，毛泽东作出和平解决的重大决策，以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正是在中国现代交上这一最危急最关键时刻，周恩来作为有条件释放蒋介石的调解人，来到西安，最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的设想，摆脱了重大的民族灾难，对中国共产党和整个国家作出了历史性的伟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美国的极端敌视政策迫使中共中央不得不作出“一面倒”的决策，毛泽东亲赴莫斯科与斯大林会谈，提出“希望要一些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 　　苏联方面不懂什么是“既好看又好吃的东西”，疑惑地来向毛泽东请教。毛泽东不慌不忙解释：好看的么，就是签一个让人看的条约；好吃的呢，就是要点东西要点钱，回去恢复国民经济用。　　前面写过。具体谈判起来。毛泽东谈不清也不耐烦谈，还是请周恩来到莫斯科，才订了一个“好看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争到了“好吃的”6000万美元贷款。　　毫无疑问，毛泽东更能高瞻远瞩。但他不耐烦管具体，不善于处理具体，甚至也不懂某些具体技术问题，他只能靠周恩来。他们的这种区别即便不上谈判桌，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也都能强烈感受到。　　我跟随周恩来初到莫斯科时，单独住在一个小别墅里。刚住一天，毛泽东就亲自打来电话，说：“你叫恩来到我这里。” 　　没等我回答，他又说：“叫他就住我这里了，不要另住一套。” 　　于是，我跟周恩来一同住进毛泽东的别墅里。那座小别墅在莫斯科郊外，穿过树林子，经两道警卫。很森严。跟随周恩来到莫斯科的伍修权、赖亚力等同志不住这里，我每天通过电话与他们联系。总理单独住时，毛主席那边来的电话多；住进毛主席的别墅，伍修权那边电话多，反正总理到哪儿，哪儿的电话多。决策毛泽东是中心，办事周恩来是中心。决策几句话就行，办事可是没完没了的谈判和电话。　　周恩来每次谈判回来，总要向毛泽东详细汇报；毛泽东听的多，想的多，说的话却很少，往往是几句话，讲个原则和方向。　　周恩来没到莫斯科时，毛泽东曾表现过隐隐的着急，周恩来到达后，毛泽东明显轻松下来，有时间有心情去看“彼得大帝”，去研究“拿破仑”了。所以毛泽东后来对赫鲁晓夫讲，“这个同志(周恩来)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 　　从莫斯科间来时，毛泽东自己一个车厢，周恩来、陈伯达、伍修权一个车厢，我也在这个车厢里。这一路东行，也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不同。　　毛泽东一路看书，周恩来一路办公。因为这一路多次停车参观工厂，有许多具体工作具体事务要办。周恩来忙，我们自然也跟着忙。我与陈伯达住一个包厢，陈伯达是毛主席带来的。毛主席看书，他每天也是看书。我住上铺，陈伯达住下铺；我事多，每天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他皱着眉头说：“小何，咱们换换吧，我住上铺，你住下铺怎么样？” 　　我说：“行。” 　　周恩来听说我和陈伯达换铺，摇起头说：“伯达年纪比你大，上上下下不方便，还是叫他住下铺吧。” 　　我说：“他跟主席来的，主席看书他也看书；我跟总理来的，总理事多我也事多。我跟他一个包厢，上上下下影响他看书。” 　　周恩来说：“那你就少往铺上爬，多在我这包厢里呆呆。” 　　这件小事我以为是很反映了主席与总理的工作关系。当然，总理并不只是执行，他实际上也是主席最初制定政策时的主要顾问。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是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　　朱总司令因为年纪大了，解放战争时，中央五大书记分工，朱德主要分管监察，军事是由毛泽东负责，由周恩来协助。会议上这样分工，实际上也是这样做。尽管有些命令是以朱德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实际都是由毛泽东在周恩来协助下作出决策并签发命令。到抗美援朝就更是如此了，老同志们都一致公认，周恩来是事实上的“总参谋长”和“总后勤部部长”。　　可以这么说：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何战略性决策或重大政策转变，都是经毛泽东深思熟虑之后首创或首先提出来，即便是周恩来所最能表现出其天才的外交方面，也不例外。不论是在总体上的冷战外交还是具体的中苏论战等问题上，原则和方针主要都是出自毛泽东。　　1953年12月31日，我国和印度在北京签字的有关协定中，首次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到次年6月，我跟随周思来出访印度时，周总理同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的联合声明中，重申了指导两国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印度又到缅甸，两国总理的联合声明同意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指导中缅两国关系的原则。　　现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已为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接受，认为是指导国家关系的最好最科学最正确的原则。人们也知道这是周恩来首先提出并说服尼赫鲁赞同的。　　但是，当年出访印度归来，大家兴高采烈地庆贺访问成功，向总理敬酒时．总理说：“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首先提出这个思想的是毛主席。” 　　因为总理一向这样，提起功绩总是让给别人。我们以为这又是原则性的“归功于毛主席”，并非真有什么直接关系。谁知总理看出了这一点，事后郑重其事地拿出文件：　　“你们看看，早在1949年10月1日，毛主席就公开讲了我们开展外交的指示思想：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周恩来放下文件认真望住我们说：“是我将毛泽东宣读的这份公告具函送达各国政府的。你们不要以为我只是说说而已，中国革命的每一个胜利，确实全靠毛主席的正确指挥。” 　　国外有些人把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发自内心的尊敬说成是“政治生存”的需要和策略；国内个别另有用心或糊涂的人也跟着这样说，这是因为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所以也不可能理解总理。用现在时髦话讲，叫做“缺少共同语言”。　　周恩来与毛泽东共事半个多世纪，他对毛泽东的深厚感情和坚信不移是在风雨实践中不断培养加深而致不可改变的。他对毛泽东的决定坚决照办，说一不二，即便像“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这种错误的决策，也坚定地跟着干了，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这种对主席的坚信不移，而决不是什么为了“政治生存”。　　有一次，总理翻阅部队送审的红军长征路线图．他用手指头沿着那条红线极缓慢极缓慢地移动，不时停下来陷入沉思，眼里闪烁着忆念和激颤的波光。我相信，历史上的风狂雨骤，金戈铁马正在这静静的一室之中重现，并且发生着现实的启示和效应。　　“小纪，你过来。”总理招呼新调来的战士纪东。指着《四渡赤水之战示意图》问：“四渡赤水的战斗你知道吗？” 　　“听说过，具体不清楚。”纪东走到桌前看地图。　　“遵义会议后，毛主席指挥红军打的第一个漂亮仗，就是这次战斗。”总理左手举着放大镜照地图，右手食指在红军行进的线路和标示方向的箭头上移动指点：“我来给你讲讲吧。年轻人要懂一些历史……” 　　周恩来详细讲述了红军四渡赤水的地点、敌我双方的情况和形势以及战斗过程和结果。末了放下放大镜，问：“肖华写的《长征组歌》里，有一句很精彩的歌词，就是说这次战斗的。你知道吗？” 　　“是不是‘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对，就是这一句。不是亲身经历过那场战斗是很难体会出这句歌词有多精彩的。”总理带着回忆与思考的神情，缓缓说：“赤水河战斗，我们甩掉了敌人，把蒋介石和他的部队搞得晕头转向，找不准我们的真正去路，等他清醒过来，我们已经赶了几天的路程，把敌人远远地抛在了后边……” 　　纪东更关心的是他直接为之服务的周恩来：“总理，这些战斗你都直接参加指挥了吧？” 　　“我只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一些具体工作，胜利主要是靠毛主席的正确决策。” 　　总理的这一回答，应该说是谦虚的，又比较实事求是的。他并不否认自己做了工作，有贡献，但他同时又将自己同毛泽东的作用区分开，将主要功绩归于毛主席。　　还有一次周思来陪越南总理范文同去延安参观。在凤凰山毛主席旧居内，外宾看到周恩来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回到延安与毛泽东的合影，话起当年，周恩来感慨地说了一句：“我那时还是个娃娃。” 　　毛泽东曾经说林彪不过是个“娃娃”，但从未说过周恩来是个“娃娃”，周恩来是自己说自己是“娃娃”。　　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后，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各民主党派、社会知名人士通报这个消息。散会后，许多人等在大会堂南门不走。当总理来到南门准备登车时，大家都围上来，纷纷含泪同总理握手。人群中不知谁说了一句：“总理，有您在，这是人民之大幸！” 　　总理马上纠正：“不能这么讲，我是在毛主席领导下做具体工作，尽我的职责……” 　　我当时就感到，民主人土和周恩来讲的话，都反映了一种真实，都有他的道理。　　周恩来对毛泽东的尊敬、钦服、坚信不疑是第一位的，谈及这点，我并不否认他作为大政治家的稻略和他在极其复杂、似乎无望的困境中所表现出的高超的斗争艺术。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莫过于“文化大革命”中他的始终存在，并能保护下包括邓小平在内的一大批老干部。这是中国在毛泽东之后，能走上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基本条件和保证。　　记得尼克松访华，谈判公报，在北京没最后谈成，总理送尼克松总统去上海，在上海继续谈。具体谈判我们参加不上，但从有关同事的议论中。我们知道主要障碍是台湾问题。总理以他的聪明才智，经过不懈努力，终于谈成了“上海公报”，这一公报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长达20余年的封锁，正如美国人所评价的：“假若没有他，中国不可能如此顺利地与美国官方和公众建立友好关系”，“《上海公报》将仍然是外交措词最好的第一流文件”。　　可是，公报拟定后，总理往北京打电话，主席正在睡觉。记得总理当时很犹豫。毛泽东在尼克松访华前夕刚犯过大病，休克了一段时间，身体还没恢复，总理在办公桌旁走了好几圈急步，正如人们常讲的“团团转”，因为事情很急，不能等。最后，总理下决心承担责任，不叫醒毛泽东作决定。　　这样做并并非没有先例。当年我跟随总理去参加日内瓦会议，不少事都是总理先做了决定，回来再向主席汇报。　　这次也一样，总理先决定了，然后再向主席汇报，还写了书面材料。写汇报时，总理反复措词，好象有什么预感似的，从没见过他那样的费琢磨。　　回到北京后，总理有近半个月的时间神情忧郁，落落寡欢。那些天中南海里天天开会，每次开会回来总理脸色都很不好，但他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饭量锐减，常常一个人默默坐在那里想心事。　　有一次我请他吃饭，小心翼翼走进他的办公室，把两菜一场摆到他的办公桌上：“总理，8个小时了，你吃点东西吧？” 　　总理的目光在饭菜上稍触即离、声音有些沙哑：“留下一个汤就行了，其余的晚上再吃吧。” 　　我从总理的眸子里看到一种压抑和孤独忧伤的黯然神色，心里不由得一酸，莫名其妙地跟着难受起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了，封锁正在被打破，这本该高兴的啊，发生了什么事能使总理这样难过伤心？　　我悄悄观察，悄悄打听，从负责会议服务的同志那里听到点消息。中南海里已经开了12天会，批周总理。江青、张春桥等人。或直接或影射，说总理是李鸿章，卖国主义。　　我当时就激动地嚷起来：“跟美国建立关系，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总理是在主席领导下做了具体工作……” 　　“听说是公报没有先向主席汇报……我也讲不清，这事可不敢再乱说啊，到此为止了。” 　　“总理打了电话，当时主席在睡觉，时间又不能等……算了，不说了。” 　　那时这类事我们都不好多议。总理同江青等人的矛盾，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罢了。　　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长处，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领导中国人民走他所设计的路；按照他自己的战略自由地采取每一步行动。周恩来那时没有这种条件和可能，他始终是在毛泽东领导下工作，他做出的每项成绩和贡献都离不开毛泽东；同样，为了能继续工作，继续做出贡献。他就必须努力保持与毛泽东的合作关系，相辅相成。同时，还不得不运用韬略和高超的斗争艺术，调和缓冲与江青、张春桥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之间的矛盾和分歧。　　总理同江青等党内极左宗派集团的斗争方式，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说你的，我干我的；不跟你吵或保持沉默，下来该怎么干继续怎么干。　　延安时期，江青就喜欢找周恩来，特别是和毛泽东发生争吵时，总要去找周恩来“诉苦”，靠周恩来调和她的家庭矛盾。她有了什么学习心得，工作上有什么想法或计划，遇有什么困难，也像绝大多数干部一样，喜欢向周恩来汇报并取得帮助。因为周恩来的温和、善良、正直、耐心以及稳健和机敏是全党公认的，他是大家诉说心曲求得帮助和慰藉的最好对象。　　那时党内的风气也正，阿谀奉承或打击报复都会受到鄙视和谴责，所以江青也还没有什么过分的恶劣表现。她在广州为她的居所换地毯换窗帘，当陈云同志的夫人于若木给中央写信．对此提出批评时，她也不敢说什么，还得表示接受批评。　　这个时期，周恩来也没有把江青当回事来对待。偶尔江青要求坐专列等超标准待遇，或劝止，或“看在主席的面子上，适当照顾一下”，基本都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50年代初，总理的秘书韦明曾与江青发生矛盾，总理的态度就说明了这时期与江青无足轻重的关系。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有次总理累病了。大家想了个主意，找来一部娱乐片子请总理“审查”，借以达到让总理休息的目的。　　刚开映不久，屋外电话铃响起来，韦明年轻腿快，有朝气，就跑出去接。话筒那边传来江青的声音：“我是江青，请总理听电话。” 　　韦明怔了一下。总理都累病了，好不容易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 　　“总理病了，他现在正在看电影。”韦明婉言说：“你的事情急不急？如果不急，是不是等总理看完电影后给你去电话？” 　　江青是毛泽东的秘书，韦明是周恩来的秘书，秘书对秘书讲话，这样讲是再正常不过了。但江青同时又是毛泽东的夫人，韦明很客气的话在她耳朵里就变得不够客气了，于是声音里也带了点火气：“这是你的意思还是总理的意思？” 　　韦明和那个时代的多数青年一样，热情、锐气、冲动，不大在乎什么职务身分，随口便顶了一句：“请总理听电话，是你的意思还是主席的意思？” 　　“你不要管！”江青有些冒火了。　　韦明一声不吭，昧啦，挂了电话。刚要进屋去看电影，铃声又响起来。他皱皱眉，也怕误正事，返身重新拿起电话筒。　　“你怎么把电话挂了？”江青大声责问。　　“你不是不要我管吗？”韦明毕竟怕误了正事，接着又放缓声音解释：“主席每次打电话，都要问问总理身体怎么样，干什么呢，能不能听电话。今天总理病了，好不容易被我们想了个办法让他休息一下……好了，不说了。你等着。” 　　韦明真怕是主席有事，就进屋报告了总理，总理马上出来接电话。这个电话足足打了快一小时，江青就像现在某些喜欢电话聊天的社会女青年似地，罗哩罗嗦讲个没完。也就是碰到了总理这样的好性子，能耐心听她罗嗦，要是换了邓小平，不过一分钟肯定就把电话挂断。　　事后我问总理：“她这个人烦不烦呀？” 　　总理无所谓地微微一笑：“她看了个剧本，跟我谈读后感呢。” 　　过了没多久，有次李富春来西花厅开会，江青又来了电话，恰好又是韦明接了电话。江青要问一声李富春，敲定与那位电影剧本的作者谈话的时间、地点。韦明问过李富春，给江青回了电话：“明天下午，就在富春同志的办公室里谈。” 　　“你记录一下参加谈话的人员名单，回头再向富春同志报一下……”江青一口气点了20多个人。韦明就好心好意提醒一声：“哎呀，20多个人了，富春同志的办公室坐不下吧？” 　　江青和许多心眼小的女人有个共同的毛病，就是常常听不出好坏意思、她硬梆梆又甩过来一句：“这是你的意思还是富春同志的意思？” 　　韦明不高兴了，冷冷一声：“我的意思。” 　　“那你不要管！”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韦明真火了，确实少见这种好坏不分的人，“我是不该管，这个电话我都不该接！我不是你的秘书，也不是李富春同志的秘书，有事你就直接找李富春同志吧！”说完，不等江青有所反应，韦明便挂断了电话。　　江青气坏了，给总理写了一封2000多字的告状信，给韦明戴了不少“帽子”，其中还有条“媚上压下”。总理看过这封信，也没当什么事，还叫韦明自己看了那封信。韦明边看边发牢骚：“说我媚上压下，江青是主席夫人，我还不媚她一下，我还压她！” 　　总理只轻描淡写说一句：“压她也不对么，要各自多做自我批评。” 　　那时的政治空气和同志关系还是比较健康的。两天后，韦明在周末舞会上碰到江青，江青也没有再使性子，反而热情地邀请：“韦明，咱俩跳一场吧！” 　　周恩来终于把江青当个人物来对待，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把江青当个人物来使用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江青与张春桥等人联合起来，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之后。记得1966年底，毛泽东召集的一次碰头会上，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等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坐在毛泽东左侧，周恩来、陶铸、叶剑英等一批老干部坐在毛泽东右侧。毛泽东在谈到运动形势时，先举左手朝中央文革的一班人马轻轻一挥：“对于那些老干部，包括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不烧不行，要继续煽风点火。”他接着又举右手朝周恩来、陶铸等人轻轻一挥：“但是烧成灰也不行，要控制火候，还是要救人于水火之中啊……” 　　这是毛泽东的领导艺术。他的本意并不想打倒一大批老干部，只是想烧烧他们，“把泥菩萨烧成瓷菩萨就可以过河了。”但是，江青一伙只想借机把这一大批老干部“烧成灰”，总理千方百计想“救人于水火之中”。于是，他们两个人的矛盾就是无法避免并且愈演愈烈了。　　韦明两次顶撞江青的事如果是发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结果将会怎样呢？　　1968年3月中旬，总理根据主席的想法，主持召开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会议定于下午4时在大会堂接见厅召开。负责会议现场警卫任务的是中央警卫局警卫处副处长成元功同志。　　会前半小时，江青的警卫员孙占龙给成元功打来一个电话，说江青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成元功给准备饭，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先吃饭，后参加会议。成元功忙找到大会堂党委书记刘剑，请他尽快按要求备好饭，放在旁边的小山东厅里。这时，党中央、国务院、军委及中央文革有关负责人都到了，就等着江青。　　当时，中办主任兼警卫局长汪东兴也在场，成元功及时向他作了汇报。汪东兴就带了成元功站到会议厅门外迎接江青。　　江青晚到了一刻钟。汪东兴先给她敬个礼，然后成元功上前报告：“江青同志，开会在接见厅，您的饭在小山东厅，要不要先吃点东西？” 　　江青斜了一眼成元功，傲慢地哼一声，昂着头进了开会的接见厅。　　那时，江青挂在嘴头的一句话是“我代表主席”，被加以颂扬的是“旗手”，全体参加会议的高级干部们都起立了，表示尊敬。　　江青最终的垮台，全是她自己一步步走出来的。即便毛泽东那样的威望和贡献，也无法挽救她免于受惩罚。她实在是无可理喻无法救药，面对这些最高层的领导人，她连起码的礼貌和彼此相应的尊敬都没有，昂着头，旁若无人地径直走到周恩来面前，冷冷质问一声：“你们在开什么会？为什么叫成元功挡在门口不让我进了？” 　　总理怔了一下，这是从何谈起啊？他马上平静下来，和气解释：“江青同志，开会内容不是早就和你通过气吗？下午4点在接见厅讨论解决东北问题和宋任穷同志出来工作的问题……” 　　“是讨论这个问题吗？”江青忽然放开嗓门，声音尖厉起来，“你们是不是怕我听见？啊，光明正大么，为什么让成元功到门口拦挡我？你是什么意思！” 　　“没有的事么，大家都在等你，这么多同志都在场，都可以作证么……” 　　“我不信！心里没鬼，为什么派成元功拦我？”江青知道成元功长期担任周恩来的卫士长，故意一口一个成元功地大吵大闹，以此制造人们的猜测，“你们背着我搞什么活动？” 　　“根本没有的事，我没派任何人去挡你。我们在这里等你来开会……”总理看一眼表，江青这个时候还在嚷，象犯神经一样喊：“不听，不听！你们不说实话，就是不敢讲真话！” 　　总理眉头紧锁，在大吵大闹中想了想，大声宣布：“我们暂时休会。江青同志，这里可能有误会，我们慢慢谈好不好？东兴、成武、李作鹏，你们一起来一下。” 　　周恩来同江青、汪东兴、杨成武、李作鹏等人出接见厅，来到小山东厅。周恩来指着准备好的饭菜说：“我只听说你没吃饭，要先吃饭再参加会议……” 　　“造谣！造谣！”江青喊着，“你们就是想限制我，瞒着我……” 　　“汪东兴，你叫成元功进来，当面跟江青同志说清楚。”周恩来吩咐。汪东兴出去叫人，江青一脸怒容，胸脯剧烈起伏，突然大叫一声：“成元功是一条狗！” 　　成元功是总理的老卫土长，江青这样骂，实际就是骂总理，并且与她的身分太不协调了，完全是市井里的泼妇样子了。　　周恩来气得脸色苍白，带着青石一样隐忍的神情大声说：“江青同志，我是个老同志了，你应该相信我们这些老同志，你说的都是根本没有的事！” 　　话音没落，成元功推门进来了。周恩来看一眼成元功，对江青说：“你们查对吧，我不参加。”他边说边往出走。与成元功擦肩而过，站到走廊里去了。　　中国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竟闹成这个样子，比一般老百姓闹架还不如，实在叫大家寒心。像陶铸那样火气十足，跟江青对着拍桌子的“有争议的人”，江青容不得，像总理这样有口皆碑，以忠诚正派而受到普遍信任和爱戴的人，江青居然也不能容。说实话，当时我们不少人都看出她长不了，也办不成任何大事。历史上容不得人的人，没一个能成大事。　　汪东兴对成元功说：“你讲讲吧，这件事是怎么一个经过？” 　　成元功说：“3点半时。孙占龙给我打电话，说首长刚起床，还没有吃饭。让我准备吃的，还具体说了鸡蛋饼、鸡汤面、两荤两素四个小菜，让在会议室旁边找个房间，说首长吃饭后再参加会议……” 　　“根本没有的事！”江青用力拍响桌子。大概用力过度，拍痛了手，脸一下子涨得通红，沁出汗粒儿来：“去把我的警卫员叫来！” 　　汪东兴出去喊来了孙占龙，孙占龙苦着一张脸，实事求是说：“是我打电话让成元功准备饭的。” 　　“滚！”江青忽然大吼一声，手掌又重重拍在桌子上。若不是亲眼见，人们很难想象一位高级领导干部，一个天天口讲马列主义大道理，讲“革命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高级领导干部会这样蛮横粗野，千真万确瞪起眼，把头向前伸着吼：“你们都给我滚出去，不要你们在这里工作，你们去给总理说去，滚出去！” 　　成元功和孙占龙闷声不响地退出了小山东厅。那一刻，在场人都感到一种幻灭。不论报纸电台如何颂扬这位“旗手”，她在我们心中已经全完了。如果有谁向她举枪，我们谁也不会为她挺身而出了…… 　　成元功来到走廊，难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今天我们工作没做好……” 　　总理没作声，他知道成元功没任何错，讲的是违心话。他沉重地叹息一声，又进了小山东厅。立刻，那里又传出江青尖厉的声音：“孙维世是一条狼，成元功是一条狗：这就是你身边的人……” 　　很清楚了，江青有意闹这一场，她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总理。她骂了1个多小时，把周家鼎，杨德中等同志都骂到了，甚至限令杨德中同志4天之内离开北京…… 　　几天后的一个夜里，江青又，把周恩来、汪东兴及几位总理秘书叫到钓鱼台，很激烈地说：“成元功历史上就是个坏人，曾多次限制我，多少次阻挡我和总理接触……” 　　周恩来平心静气地解释：“不会的。成元功14岁就参加了革命，自小就在我这里长大的。” 　　江青不容分辩地说：“那至少也是个变了质的坏分子！” 　　结果，不出一星期成元功就被送进了“学习班”，八个月后又被赶到江西“五七”干校，直到粉碎“四人帮”的前夕才回到北京工作。　　毛泽东一再声明“江青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根本原因在于江青确实曾代表过他，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的发起阶段。周恩来一再对江青调和，隐忍不发，重要原因之一也在这里——不能不考虑同毛泽东的关系。　　林彪有野心，也有大功。他还有个“王莽谦恭末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的说法。江青有野心没功劳，连个“谦恭下士”的时候也没有；她不是居功自傲，而是无功藐视天下人，这样无知无德无能的人也想搞政治，争权力，实在是个人的悲剧，历史的笑话。　　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的思想观念不断更新。这是一种进步。我们所希望的只是不要否定历史。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呼求民主与科学。先是袁世凯，后是蒋介石，破灭了这些中华民族优秀分子的希望。　　1949年的胜利，带来了这种希望，但也不可能一下子全部成为现实。物质决定精神，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中国，不发展生产力，不经过几十年的经济建设把中国从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转变为经济发达的国家，就不可能彻底清除封建思想。事实证明，当我们共产党人发动和依靠民众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奋斗来消除封建思想时，它却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突然地冒了出来。比如反封建的伟大战士毛泽东，晚年却造就了个人迷信和“一言堂”的封建产物。比如那么英明而又机敏的周恩来，晚年也顺从毛泽东的意志，说了错话办了错事…… 　　后人谈及他们晚年的错误时，不应该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不能离开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及整个的国际政治形势。　　不发展生产力，不建成经济发达的国家，高度完善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我们庆幸的是，邓小平现在正是按着这一规律来作出决策，带领中国人民走上胜利富强之路。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22:09

毛泽东与周恩来，这完全是一部书的题目。一部书也写不完，议不清。历史已经将这两个名字联系在一起，成为人们世代颂扬或评议的话题。　　我只能就自己的极有限的耳闻目睹，以自己的亲身感受，谈点个人的看法和认识。　　中国文化有一笔大遗产，就是“忠君”。特别是伴随历代历朝开国的明主和亡国的昏君，总要有许多惊天地，泣鬼神的“忠君”故事发生。这一中国文化的遗产一直影响着中国政治和中国的文化人及所有的百姓。　　周恩来也不例外地受到了影响。　　“忠君”在历史上一直被作为美德而加以歌颂，在今天，亿万百姓仍然从书籍、戏剧、特别是人们世代的传颂中受到影响，仍然把忠与不忠视作衡量一个人人品的重要标准。　　周恩来对毛泽东确实是忠诚不二的。由于毛泽东晚年犯有严重错误，由于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一直在呼求“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有些人对周恩来的忠诚领袖有非议。非议不要紧，中国文化遗产在中国政治上的重要性会继续存在。比如孔子和他创立的儒道，无论你怎样批判，它毕竟已经与民族的凝聚和延续相融洽，同步了几千年。而历史是永远割不断的，文化遗产总会在新形势下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讲两个周恩来关心毛泽东胜过关心自己的例子，作为“忠诚不二”的开笔吧。　　重庆谈判前后，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往返重庆延安之间达23次。他处于高度紧张亢奋的状态，不想睡不想吃却不困也不饿，这一切只为一个原因：毛泽东要亲赴重庆谈判！　　周恩来曾在他的房间里单独而又低沉地对我说：“毛主席决定要赴重庆了。” 　　我望着周恩来，眨了半天眼。　　“啊？”我忽然醒过来，顿时惊得目瞪口呆，半天不会喘气。　　周恩来笑了，那是我从未见过的一种严肃沉重的微笑，带着凝思的神情说：“你大吃一惊，这很好。说明国民党一定会更大大地吃一惊．他们肯定一点准备也没有，他们根本没想到毛主席真敢去！我们有准备，他毫无准备，看来他们输定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全被周恩来说中，说对了。　　消息传到重庆，我们的同志全都惊呆，简直不敢相信。我向周恩来汇报：“同志们都大吃一惊，不同意毛主席来重庆。” 　　周恩来说：“各解放区也都不同意。” 　　我说：“劝劝主席别来了。” 　　周恩来说：“近20年来，蒋介石没一天不想杀绝我们。20年杀不了，这一次更杀不了。”他讲得那么自信，感染我也有了些自信。他说：“毛主席亲赴重庆谈判，延安轰动，重庆轰动；解放区轰动。大后方轰动，全世界都轰动了。蒋介石杀人的胆子没有毛主席不怕杀的胆量大哟。毛主席是为了全民族，全人民的利益不怕牺牲；蒋介石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没这个胆！” 　　记得毛泽东飞临重庆的那一刻，我真是全身热血沸腾；除了欢迎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报记者及我们的同志，眼前晃动的武装人员都是国民党兵。我当时脑子里轰响的只有一个慷慨激昂之声：你蒋介石不是要杀我毛泽东吗？我毛泽东来了！　　勇气和信心本身并不是安全，周恩来以他谨慎细致，扎实稳妥的一贯作风，对主席的安全保卫工作做了最大努力。　　周恩来在主席到达重庆前，多次召集在重庆的有关人员开会研究，决定由周恩来对保卫工作负总责，由八路军办事处处长钱之光少将具体负责。　　在安全保卫方面，贴身警卫无疑有着特殊的重要性。警卫不同于卫士。过去文章中常提到的卫士，更多的是负责吃喝拉撤睡一应生活起居上的杂事。警卫是带枪的，套个老话，相当“御前四品带刀护卫”。周恩来为确定谁任警卫，确实费了一番思量。“要有龙虎之土，龙虎之士哟……”周恩来在红岩嘴的居室里踱着步，沉吟不止。他忽然停下步，望住我问：“何副官，你有什么意见？” 　　其实我一直在猜周副主席的想法，并且相信已经猜到了。我说：“毛主席是真龙，当然贴身的警卫也应该是龙。” 　　周恩来笑了，说：“应该是龙。我们就用三条龙！” 　　于是，周恩来宣布了他的决定：毛泽东的警卫由陈龙和龙飞虎负责。跟随毛泽东外出活动，不得稍离片刻。颜泰龙跟周恩来行动。周恩来不离毛泽东左右，出则同车，停则同坐同息，吃则同食。每次出动，周恩来紧挨毛泽东，左右身后高度警戒着三条龙：陈龙、龙飞虎、颜泰龙。　　毛泽东踏上重庆的土地那一刻，周恩来对我讲的第一句话是：“主席到了，再不要管我，你们都要全力以赴去保卫毛主席。” 　　周恩来陪着毛泽东乘车驶离机场时，前后负责保卫的都是国民党宪兵。由于毛泽东到达重庆的当天，蒋介石便设宴款待毛泽东，所以第一晚，毛泽东就住在歌乐山蒋介石公馆里。这是可以放心的，蒋介石就算急疯了也不敢在他家里伤害“客人”。　　第二天，毛泽东住到了红岩村。乘车出发时，警卫在毛泽东　　身边的是陈龙和龙飞虎，后面还跟着两辆中吉普，坐有一个班的国民党宪兵。我们曾不放心这些国民党宪兵，周恩来说：“你们考虑的不对。这是在他们的地方，他们是主人。我们管不了，防不胜防，让他们的宪兵来管，责任交他们才更安全。” 　　前面章节介绍过，红岩村地处郊区，环境简单清静些，便于保卫。毛泽东住红岩村的当天，周恩来对我和蒋泽民交待：“从红岩村住地到公路有一里远。这一里路就由你们两个人负责接送和安全保卫。离开这一里路没你们的事，在这一里路内出事，你们俩要负全责，懂吗？” 　　我紧张了。“文化大革命”说“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那是胡说。但是在重庆，这一里路顶千万里，对我这辈子来说可是一点不假，确实是太重太长的一段路程。我盯着周恩来问：“起点……终点……明确一下才好。” 　　周恩来说：“出了红岩村的屋门就归你们负责，主席上车后，你们把主席交给了国民党宪兵，就算完成任务。责任越清楚越安全，你问得好，说明你动脑筋了。” 　　从这天起，我跟蒋泽民就开始了一里路的警卫。毛泽东到重庆，去过多少地方走过多少路？周恩来就是这样一里一里，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地布置安全保卫。明确每个人责任，把毛主席的安全点滴不漏地安排严密扎实。　　从那以后，我和蒋泽民就获得了个“一里路警卫”的大名。红岩村地处郊区，与城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各届朋友晤面交谈不便，张治中将军就把他在上清寺的公馆“桂园”腾出来，让给毛泽东住。为了安全。毛泽东一天也没在那里住．只是进城会客时，把那里作为会客地点。　　饮食也是件大事。毛泽东从延安带来一个小鬼，负责做饭。我们工作人员就在我住的房子后面搭起个小棚子，让这个小鬼在那棚子里做饭。食品和蔬菜不专门上街买，就用我们大食堂做饭的米面蔬菜。周恩来说：“饭菜不在好坏而在安全。没有毒就行。”参加宴会更容易出事，周恩来反复强调的就一条：不许给毛泽东吃独食，搞特殊。大家吃什么，就跟着吃什么；至于酒，不论敬来多少，周恩来统统代替喝完。前面讲过，那段时间周恩来的酒量得到超常发挥，天天喝大酒；喝得轰轰烈烈，惊心动魄，却没有一次醉。我们警卫人员和工作人员，目睹周恩来一杯接一杯地往嘴里倒酒，好几个人都哭了。那是真正拿命来保卫毛主席啊！就是怕酒里有毒。　　当时我也流了泪，近30年后我又流了一次泪。就是江青搞“批周公”，我义愤填膺。毛主席当年去重庆，她也在，她自己说过“恩来关心主席都关心到家了，我们谁也比不了”。可她现在居然“批周公”！我曾问一位老同志：“主席讲话了没有？”老同志忧郁地摇摇头。于是，我难过得流下了泪…… 　　毛泽东雄才大略，他所关心所日夜思考的只是如何根据自己对世界及规律的认识，从广度和深度上去推进革命，以他顽强的意志和超人的自信心去开拓，去冒险实践，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新世界。他不大在意别的同志为他个人做了哪些帮助和牺牲：他不属于他自己，所以别人为他做出的一切他也视为整个革命行动中的一部分，而非个人间的关系和情谊。建国后，我只见他到西花厅来过一次。也许他认为看望问候和叙旧是妇人之仁？是俗套？他让周恩来终身任总理，哪怕患癌，哪怕卧床不能视事，他虽不去看望，却仍然让他任总理，不允许任何亲近的人或确有能力的人去替换。他也许就是这样表达对这位忠心耿耿的战友的信任、理解、感激和尊敬？　　周恩来一生却是为毛泽东操尽了心。　　在红岩村，周恩来对每个房间都仔细研究一番，最后决定请毛泽东住进董必武的房子，这间房子便于警卫。请董必武临时搬到刘少文房间里去住。　　那段时间，周恩来实在是充当了毛泽东的第一大警卫，衣食住行，样样亲自抓，亲自安排检查。当毛泽东独自看文件或休息时，他亲自在走廊里警卫巡察；伯打扰毛泽东，脱掉鞋袜，就那么光着脚丫在走廊里轻轻地，缓缓地走。至今睁眼闭眼，我仍然能鲜明地想起他那忠心耿耿、小心翼翼走路巡察的姿式和神态…… 　　就在重庆谈判这段高度警惕小心的日子里，一件意外的不幸事件还是发生了。　　10月8日，也就是毛泽东回延安前二天，周恩来的英文秘书，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不幸遭到枪击。　　那天，柳亚子来办事处找周恩来，周恩来因为要陪毛泽东去参加张治中为欢送毛主席回延安而举行的酒会，没有空，就由李少石陪他聊聊。柳亚子和李少石谈诗论文很投机，柳亚子告辞时，李少石送他走。　　李少石住曾家岩周公馆，柳亚子住沙坪南坝。李少石就用办事处的汽车送柳亚子。　　办事处过去只有一辆车，司机姓段，是位老同志。毛泽东到重庆来谈判，一辆车不够，又买一辆车。司机是位回国参加抗日的华侨，刚雇来不久。　　送柳亚子回来，车经过红岩村时，路旁有几个铺子，遇到几个国民党伤兵在那里休息。汽车经过时，碰伤一名士兵。有一个兵喊：“停车！”还骂了句粗野话。　　司机也许没听见，也许怕停下来惹事，继续朝前开去。于是，喊叫的士兵开了枪，子弹认背后打中李少石。司机立刻把他送到七星岗市民医院的急诊室里抢救。　　司机没经验也不熟情况。市民医院又远又不好走，比市民医院近一半还有个疗养院，若送疗养院急救也许有救活的希望。结果李少石因流血过多而去世。　　司机把李少石送到医院后，眼见没希望了，悄悄把车开回曾家岩车库里。这个车库并不在我们办公的曾家岩50号，距办公的“周公馆”还有100多米。他停下车，不敢和同志们照面。怕负不起责，把车钥匙挂在车上就跑了。直到医院打来电话，我们才知道李少石遇枪击了。　　这时，酒会已结束，周恩来正陪毛泽东看戏。龙飞虎赶去附耳小声报告：“周副主席，出事了。李少石同志遇刺。” 　　周恩来的身子触电似地抖了一下，对毛泽东轻声说：“有点事，我出去一趟。” 　　一出来，他头一件事就是找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我听到他严厉地说：“毛主席在这里，你必须马上来。”当时情况不明，大家都很紧张，都认为是一起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是想刺杀毛泽东与周恩来，刺错了人。周恩来当时也说这是严重的政治暗杀事，件。　　张镇立刻赶来了，这位宪兵司令显然也很紧张，脸都白了，立刻随周恩来赶到市民医院，可是少石同志已经因为流血过多而去世。　　周恩来看着急救室里一盆盆的血水和一团团的血棉，难过地哭了，声音颤抖地喃喃：“20年前，在同样的情况下，我看到你的岳父(廖仲恺)……如今我又看到你这样……” 　　周恩来轻轻抹去泪，锐利的目光转向国民党宪兵司令：“我要求你必须严加侦察，缉凶归案。现在毛主席的安全你必须负全责，你必须坐他的车，亲自把他送回去。” 　　张镇忙不迭地全都答应了。周恩来迅速安排了各项事宜，又轻轻地走回剧场，在原来的位置上一坐下，立刻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仿佛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默默地坐到京戏散场。毛泽东看完戏和张治中握手道别，周恩来始终对枪击事件保密，不漏一字，以免惊动主席。张镇亲自护送毛泽东回到红岩村。　　毛泽东在重庆期间，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确实尽了努力，负责毛泽东的安全。后来查明李少石遇枪击的原因后，周恩来还去医院看望了那位被汽车撞伤的伤兵，表示：愿负担一切医疗费用。　　全国解放后，周恩来多次对负责统战工作的罗青长和童小鹏说：“将来台湾解放，对张镇在重庆谈判时期的这一功劳，一定不要忘记。” 　　周恩来和宋庆龄都参加了李少石的葬礼。当时毛泽东也坚持要参加，但所有人都坚决反对，结果他只送了一副挽联，没参加葬礼活动。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的兴奋之色溢于言表，专门在桂园设宴，款待了国民党宪兵司令张镇，敬酒时还说：“共产党不会忘了你。” 　　在毛泽东回延安前，双十协定还没达成，赫尔利大使就要回美国。我记得很清楚，周恩来一听这个消息，脸都白了，一刻没停就去找赫尔利，说话声音都变了：“你不能走，毛主席出来了，是你给接出来的，现在你必须把毛主席给我们送回延安，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 　　紧接着，蒋介石又派张治中去出任甘肃省主席。周恩来更急了。忧虑地对我说：“国民党蒋介石动了加害毛主席的念头，必须打掉他这个念头！” 　　我记得周恩来首先去拜访蒋介石，回来的路上，他说：“蒋介石的保证不能信，还得找张治中。张是蒋的嫡系，抓住他，毛主席的安全就有保证。” 　　经过一番紧张活动，周思来多少松了口气。他拜访张治中回来，说：“张治中比赫尔利明理守信。我说你把毛主席接出延安，你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张治中认帐，他说我讲过的话我当然要做到，否则怎么能立身人前？” 　　毛泽东回延安后，周恩来脸上一整天都带着笑容，常常无缘无故就笑出声。他平时节俭得近乎苛刻。炒个咸菜吃都说浪费了油。这次却连声说：“请客，请客，把为毛主席服务的宪兵和服务人员统统请来！” 　　不知为什么，我这时忽然想起了1940年随周恩来参观张良庙的情景，想起他讲的鸿门宴，张良如何帮助刘邦取得政治上主动，并帮助刘邦安全脱险的故事。　　重庆谈判后，我对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情实感开始注意，并且深受感动。毛泽东要走的路，他先蹚一遍；毛泽东要过浮桥，他先踩一遍；毛泽东要住的房子，他先里外查一遍；毛泽东睡的床，他先躺一躺，还要看看床褥下有无危险潜藏。转战陕北，他坚持和毛泽东住一个院子，以便随时发现和解决问题。他早晨有清嗓的习惯，出门嗓子痒，捂着嘴跑回屋子才咳出声，怕在院子里咳惊动毛泽东。建国后，毛泽东在颐年堂开会，他要先去检查，像战争年代一样不放松警惕。甚至毛泽东的车门没关严，记者照相的闪光灯刺了毛泽东的眼，毛泽东乘车驶过的地方有个人影他也要去追查，真可说关心爱护得入丝入毫，点滴不肯漏过。　　周恩来关心爱护毛泽东的真实情况，从一次过生日也可以看出来。　　周恩来反对过生日；自己从不过生日，却为毛泽东庆贺过一次生日。　　周恩来反对为自己过生日，曾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和教训。那是1960年，总理62岁生日，我和孙维世两人商量，决定给总理不公开地过一次生日。　　当时大姐不在家，我按照与孙维世商量的分工办法，先找厨师桂怀云。他解放前是南京雨花台一位著名厨师，很有手艺。由于过去为多做点好菜给总理吃，被总理多次批评“浪费”，挨“训”多了，有点犹豫。我说：“不要紧，你先搞点炸酱面，这是生日面，长寿的意思；再做个大寿桃，看机会，能上就上，不能上就不上。” 　　桂师傅何尝不想给总理过个生日？他对总理感情特深，不仅是受总理忘我工作的精神所感动，而且关键时刻总理还出面保护他，那是“三反”运动时，有人说桂师傅家里高级瓷器不少，是精品。一个厨师哪来那么多精瓷？肯定不干净。总理知道后，说：“解放前一个名厨师家里有点高级瓷器算什么？你们太缺知识了，胡闹台：” 　　桂师傅平时挨批评多是因为总理清廉节俭，容不得一点铺张浪费，关键时刻又受保护。说明总理是从心底关心爱护人。他也考虑做炸酱面算不得浪费，用面蒸个“寿桃”更不算什么，就照我的意思办了。　　那天，总理开国务会议，我们左等右等不见回来。孙维世已经兴冲冲先赶到了，按分工，她带来了生日蛋糕。也没敢摆到饭桌上，先拿到厨房观形势。　　总理终于回来了，我们马上给他开饭，先端上炸酱面。总理拿起筷子，刚要吃，忽然觉出气氛异常，大概与我们的喜色有关系？他忽然掀起眼皮盯紧我问：“怎么回事，干吗今天吃面条？” 　　见他一副警惕模样，我心里叫苦：糟了，总理意识到今天是他生日了…… 　　果然，他把碗筷一推：“我不吃了。” 　　我忙解释：“这不是专为你生日才做的，正好赶上吃面条……” 　　总理生气地大声说；“你这是不打自招！” 　　“好久没吃面条了，这是实情，所以正好做了面……”我见总理不理睬，忙跑到后面请孙维世帮忙劝说。孙维世原想找机会给总理上蛋糕，一听总理生气了，赶紧往回缩：“不行，我要是去劝，这块蛋糕也完了……” 　　正着急，天上掉下颗救星。我听到门外传来陈老总高门大嗓的说话声和笑声。我三步两脚迎出去，对着陈老总耳朵说：“今天是总理的生日，我们给他做了点面条，谁想到他急了，饭也不肯吃了。还得请老总帮忙劝劝。” 　　陈毅笑着点点头，急步走进门，进门就嚷嚷：“好啊，今天吃面条啊，正好我也爱吃面条，好久没吃上了。总理，我一块儿吃点行吗？” 　　说着，他已经在饭桌前坐好了。总理无奈，只好陪陈毅拿起筷子。　　“还有什么东西没有？”陈毅望住我问。因为只吃一碗炸酱面显得太没气氛了。　　“总理不叫上。”我小声喃喃。　　“拿来，客人来了还不把好东西端上来？” 　　我瞟一眼总理，见他板着面孔并不肯为这件事给陈老总赏个脸，所以没敢动。　　“那好吧，光吃炸酱面。”陈毅也不好再让坚持上东西了。结果，那块生日蛋糕和用面蒸的寿桃，全被我们工作人员分吃了。　　与这次过生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1974年，毛主席生日那天发生的事。　　1974年12月24日，我任总领队，带着卫士高振普和专家医生吴德诚、张佐良，护士徐奉生组成的医疗小组，护送总理去长沙向主席汇报四届人大的各项准备工作。　　这次谈话可能比较愉快。总理出来后说：“主席留我再住两天，你们也可以放松两天。” 　　这两天，我们确实放松了。后来才知道，这次谈话，主席表现了对周恩来充分的信任，对周恩来提请四届人大通过的经济计划，配备人大及国务院领导班子的人选等等，都给予了充分肯定和支持。　　总理心情很好，这两天跟我们一道散了步，还玩了一次扑克牌。玩牌时，总理借洗牌时间望着大家问：“你们去过韶山吗？” 　　我们纷纷说：“还没去过。” 　　“你们跟着我忙，没有机会。不到韶山你们不会真正体会‘中国出了个毛泽东’的意义。”总理庄严地点点头，加重话的份量。然后放开声说：“这样吧，你们可以轮班去一下。” 　　我们一起说：“有机会时，我们跟总理一起去。” 　　总理笑了：“那好，有机会时我们再一起去。” 　　26日上午，总理对我和高振普说：“今天是主席的生日，你们知道吗？” 　　“知道。” 　　“我要请大家吃饭。”总理愉快地说。　　那一刻，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总理62岁生日时，生气不肯吃寿面的情景。可他现在要为主席的生日请客庆贺了…… 　　“都请谁呀？”小高问。　　“就是这儿楼里的人，再加省里和军区的几位负责同志，哎，你们再问问那两位小姐来不来？” 　　总理说的两位小姐就是指王海蓉和唐闻生。　　总理情绪这样好，大家都十分高兴。高振普还给王海蓉打了电话。　　王海蓉在电话里问：“3号楼去不去？” 　　3号楼是指王洪文。那时的习惯，领导人住几号楼就简称几号楼。高振普在电话中说：“总理没请王洪文。” 　　王海蓉说：“那好，我参加。” 　　当时总理癌症已经很严重，是从医院飞来长沙的。膀胱癌是绝对不能喝酒的，两年前尼克松访华时总理就喝不下酒了，只是用唇沾沾表示个意思。但这一次，他却举起酒杯说：“让我们大家共同祝愿毛主席健康长寿。” 　　说罢，总理一口干掉了杯中的茅台。他的胃显然已经不能承受，他的喉结滚动了一下，苍白的脸上涌出两片红晕。但他始终在笑。这是我见到的总理喝下的最后一杯酒。　　最后一杯酒是祝愿给了毛主席。　　周恩来对毛泽东忠诚不二，当我们说其中有中国文化遗产的影响时，实际上已经包含了与过去几千年“忠君”思想完全不同的新内容。这种忠诚包含着对事业和信仰的忠诚，并且首先是源于对人民的忠诚。　　重庆谈判期间，曾有记者问周恩来：“周先生，过去你曾在陈独秀、瞿秋白、王明等人领导下工作，现在又在毛先生领导下工作，你怎么解释你的这种变化？” 　　周恩来回答的大意是：谁能代表人民和革命的根本利益，我就选择谁。我拥护毛主席是因为他最能代表人民的利益。　　我个人认为，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基本可以从周恩来佩在胸前的那枚像章说明。　　这枚像章。三分之一的面积是毛泽东头像，三分之二面积是“为人民服务”五个金字；　　这枚像章。周恩来一直佩戴到去世；　　这枚像章，周恩来不同意用任何单纯的毛泽东头像章来替换。这枚像章无疑反映着周恩来的内心世界，反映出他心中的人民、毛泽东与自己的位置和关系。对此，我想先引用一段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同记者的对话。　　郑淑云：那是“文革”初期。有一天晚上我去上班。白天总理活动太多？工作太忙，哪有时间顾什么保健治疗啊。那时他身体也很好，所以保健治疗非常简单。因此我常常是晚上去看看有什么治疗要做没有。　　那天我走到总理办公室门口，一看门是半开着的，我就探过身往里瞧了一眼。一看总理今天破例没有伏案工作。桌上摊了一大堆毛主席纪念章，他正侧身站在那里仔细拣着。我一看很高兴。因为那时候，毛主席像章风靡全国，人人手里都有一大堆，常常拿出来比较、交换，有一枚好像章，就像得了宝贝似的，到处向人夸耀。我一看总理桌上有那么多的好像章就眼睛发亮，走不动了，想看看有什么新的。总理抬头一看是我就招手说：“进来，进来。”平常我是不进他办公室的，这次因为我见他显然是在休息，所以就进去了。总理说：“过来看看这些像章，我看来看去就喜欢这一枚。”我探过头去一看，并不是主席头像，而是主席手写的“为人民服务”章。以后他一直佩在胸前直到去世。　　记者：后来佩戴的是一枚同样的，但也不是这枚了。张佐良(总理的保健医生)给我讲过这样一件事。1967年造反派要砸烂春季广交会，眼看无法及时开幕，总理亲飞广州做造反派的工作。好象是一次晚餐后，总理刚站起身，宾馆服务员，一个很年轻的小姑娘走了过来。说：“总理，我跟您换像章。”总理见她一点儿都不胆怯，赞许地笑了，说：“哦，你喜欢我戴的这枚？好啊，那就送你了。”小姑娘还真勇敢，跨前一步，自己动手把像章从总理胸前摘下来，又把自己的那枚头像章给总理戴上。待办完事，晚上休息时，总理将那枚头像章摘下来，重新又换上一枚“为人民服务”章。原来他身边还带了一枚备用。可见不是原来的那枚了。　　郑淑云：对，当时桌上“为人民服务”章不止一枚，我见总理说好，也拿了一枚，至今还保存着呢！　　周恩来永远是和人民站在一起，这是没有什么人产生异议的。震撼全国的“四五运动”，就其深层的意义而言，主要是表达了知识分子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再次呼求，表达了人民对“文化大革命”的喷怒不满，表达了对现实现状，对当时所执行政策的不满，表达了“要邓小平不要‘四人帮’的意愿。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可能在当时形势下公开表露，于是人民想到了能代表这一切美好愿望的周思来。去天安门广场悼念周恩来，可以把人民心中的一切所想，所求都表达出来。这就是周恩来与人民在一起的最好说明。　　1953年左右，具体时间记不准确了，和平宾馆刚刚建成，一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到宾馆来，我们的哨兵不认识他，把他拦住了。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有许多服从哨兵，遵守制度和纪律的故事，但这位不是共产党领袖，是民主党派领袖，当即发起脾气，扬起拐杖重重敲打了哨兵一下。哨兵当然不敢还手了。　　周恩来平时对这位著名的民主人士尊敬、礼貌、谦让，可以说礼遇很高，听说这件事后却不答应了，当即去找这位民主人士评理：　　“你这是侵犯人权么！”周恩来很少对民主人士这样态度严厉，“连毛主席都不能动我们士兵一根指头，你怎么可以用棍子敲我们哨兵的头呢！你也是主张平等博爱，拿起棍子打人家头能叫平等吗？别人打你一棍子你答应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么，这不是马克思讲的，是中国的老话了，你能不懂？” 　　这位民主人士赧颜地做了自我批评。50年代初关于“人权”的话很多，常可以听到“不许侵犯人权”的说法。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总理这次对民主人土的批评。　　到50年代末，“人权”的说法渐渐没有了。那时的强迫命令很普遍，但我还是从总理那里听到了“人权”的话。　　1958年7月，我跟随总理和陈云去安国、定县、徐水等地参观。徐水搞强迫命令，把老百姓房子都拆了，改建成清一色土坯二层楼，是为了那句“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的共产主义美景。我跟总理走进那没有电灯电话的阴沉沉土坯楼时，我见到总理眉头紧锁。当地领导还眉飞色舞吹嘘他们提前跨进“共产主义”一条腿的经验和政绩呢。　　“够了。”周总理不客气地打断介绍，我发现他眼里闪出了泪花，声音压抑而又颤抖：“你们这是侵犯人权么！北方老百姓睡炕，这是几千年的传统习惯，你们强行拆除，不叫睡炕，老百姓不生病吗？……” 　　“山高皇帝远，”陈云难过地说；“简直无法无天！” 　　60年代初，日本女排称霸世界，总理认为应向日本请教，就和贺老总商量，把日排教练大松请到了中国来。　　总理去看大松搞训练，那气势确实叫人耳目一新，真令人想起战争年代的“武士道”精神。吼声、喊声、排球连珠炮似地射：出，中国姑娘真被折腾惨了，看得中国领导人一个个都瞪立眼，忘了呼吸。　　训练结束后，总理大喘一口气，刚从冰水里探出头似的。他走过去，同大松握手，说了许多感谢的好听话，然后转了口气。　　“训练中，对我们的姑娘们怎么严格要求都可以，‘严师出高徒’么。但是有一点，不能动手打我们的姑娘。在日本你们可以这么做，但在中国不行。两国的社会制度不同。”周总理说到这里，缓和一下语气，笑着补充：“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呀，要尊重人权，我们的制度不允许打人。” 　　1966年。河北邢台发生地震，我跟随周恩来过赴现场。总理不顾余震的威胁，亲自指挥救护工作。　　一位乡村者太太因为她唯一的儿子在地震中死去而痛不欲生。总理走到她面前，用双手握住她的手，含着泪说：“你就把我看成是你的儿子吧！” 　　管理员向他报告伙食流水帐，报到咸盐时，因为涨了一分钱，他马上丢下手里的饭碗，叫起来：“什么时候涨价了？我居然还不知道！” 　　他马上让我们请来有关负责人，查问清楚，并要求弄清这次涨价对贫困地区的农民会有多大影响？…… 　　一位美国人说：“在中国党政高级领袖当中，至今为止，周总理是最受人们尊敬的人，他比其他领导人更多地出现在街头巷尾的男男女女之中。他总是花时间同平民百姓谈话，到医院或者到家里去看望生病的工人……” 　　宋庆龄主席在周恩来去世一年之际，写下这样的文字：“我们的总理生活俭朴，平易近人。他在日常生活中，同干百万普通群众打成一片。无论是在战争岁月里，还是在我国三年困难期间，或是在他生活的其它阶段，他和老百姓吃同样的饭，他的衣服补了又补。在工作当中，他和最基层的干部一起，总是在他们的食堂就餐。他经常和他的司机或飞机上的机组人员一起吃饭。无论什么时候他和他们—起讨论各种问题时，他或者告诉他们什么东西，或者征求他们的意见。结果是，我们的总理赢得了他周围所有人的爱戴，特别是赢得了年青一代的爱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回忆起同总理在一起的令人激动的经历，他们就会流下难过的眼泪。” 　　正是由于周恩来对人民爱得这样深切，所以他才对毛泽东表现出无比忠诚。因为毛泽东不仅是无产阶级的领袖，共产党的领袖，更是中国人民的领袖。　　毛泽东为他的队伍规定的宗旨只有一条：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1949年的胜利证明了那支歌的正确：“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就是他晚年所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不论其错误多么严重，从他的动机和本意来看，也无疑是为了他所坚信并坚持的“人民的利益”，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言为了个人的权力。　　1973年，周思来身患癌症，已经很可能死在毛泽东之前。毛泽东即将面临政府权力的真空。谁来接班？林彪的叛逃使他陷入窘境。　　最高兴的应该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等人。周恩来行将倒下，毛泽东已经没人可选。叶剑英虽然“大事不糊涂”，但毕竟年事已高。军队将领中没有哪一位能被各派力量共同接受；能被各派政治力量所接受的领袖人物已经被统统打倒。现在气数最兴旺的似乎非“四人帮”中的人，别无他求了。　　然而，最令人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毛泽东决策请中国“第2号走资派”邓小平出山！　　邓小平为了取得工作的主动权，是写了检查。那个年代没一个人不检查，包括毛泽东在内也检讨了要“三七开”。但是，与其讲毛泽东相信邓小平的思想会“向左转”，不如说毛泽东相信只有邓小平能够在周恩来之后胜任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领导重任。他深知江青不行，张春桥等人也不例外，清谈可以，真叫他们掌权干实事，国家和人民就要遭灭顶之灾。他对邓小平的一系列评价，包括“人才难得”，“你们有些人怕他”，“马列主义水平高”，“柔中有刚，绵里藏针”，都是为了使他在被打倒七年多之后重新工作时，有个好的条件和气氛。　　邓小平的再次回到权力中心，也证明了毛泽东的无私。　　毛泽东这些基本的品质和他无可怀疑的人民性，决定了周恩来及绝大多数共产党干部对毛泽东的忠诚态度。粉碎“四人帮”后，绝大多数干部群众坚决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更证明了这一点。　　周恩来忠诚热爱毛泽东是有其特色的。为说明这个特色，不妨与林彪作个对比，再与邓小平作个对比。　　整个的武装斗争时期，应该说，林彪基本上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在元帅中，他是战功显赫的一位；虽然在资历方面不如陈毅元帅等人，但还是以战功卓著而在十大元帅中排名第3位。朱德是总司令，在井冈山时期便以“朱毛”确立了自己的历史地位。彭德怀是副总司令，在长征及到达陕北时期，曾代理过总司令职务。除了这两位总司令在历史上已形成了所处地位，林彪无法超越，其他的军事领袖都排名在他之后。　　现在有种成见性的说法，即“林彪是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这种说法是不够全面也并不能反映全部历史真实的。林彪若只是这样一种小人，以毛泽东的英明，那么多共产党领袖人物的害智，是不会让他身处元帅第三，并最后当上毛泽东接班人而写入党章。　　为毛泽东服务的一组的同志常对我们讲一些情况，有时我们跟随周恩来见毛泽东时也可以感觉到，林彪曾经是忠诚于毛泽东的。表现这种忠诚决不是人们现在所说“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恰恰相反，是“当面敢顶撞，背后喊万岁”。　　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中，特别是在军队干部中，在七届二中全会后仍然敢于当面顶撞毛泽东的，为我们工作人员所见并留下深刻印象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彭德怀，由于在庐山会议上对着毛泽东摔帽子，剃光头，抡胳膊骂娘而闻名全国，留名历史，无须我多讲。另一个顶撞毛泽东厉害的就是林彪。这一点也许还不为人知或有人知道也不说。　　井冈山时期，长征路上，抗日战争中，解放战争中，林彪多次顶撞毛泽东，有时顶得很厉害，过去的文章中写过毛泽东挖苦林彪是“娃娃”，“你懂得什么”？其实林彪挖苦毛泽东也不轻：“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在前线亲眼见2”许多人都曾见到林彪顶得毛泽东讲不出话，同意了林彪的意见。　　解放战争，林彪在东北确实打得出色，他与毛泽东有过几次意见分歧。有的意见毛泽东对，有的意见林彪对，最后都是谁对就照谁的意见办。本来，工作中有不同意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但后来的政治斗争，硬把这种意见分歧庸俗化了。要不就是“一贯紧跟”，要不就是“一贯反对”。然而，这种浅薄而庸俗的评价永远不会成为历史的声音，那只是稍瞬即逝的滑稽戏而已。　　林彪顶撞毛泽东并不像彭德怀常常带有浓烈的感情色彩，他完全是对事不对人，公事公办的态度。他每次去见主席，基本都是谈工作，并没有什么私交。他见主席很少有笑脸，不请自坐，并且军人气挺足，常是挺着腰板正襟危坐，两目平视毛泽东，有事说事，没事告辞。谈事时，基本是板着面孔，该汇报的汇报，该听指示听指示，听到不同意见，有的接受，有的争论。他争论时，不喊不吵，声调始终平板、平淡，喜欢讲一句：“不是那么回事。”然后陈述自己的意见。一组的同志多次见他坚持自己的意见。　　当面顶撞“不是那么回事”，“你知道我知道？你是听说，我是亲眼见！”背后却不许人说毛泽东一个不字。他只在私下面对面时与毛泽东有争论，在公开的会议上从来不争，而是全力维护和拥护毛泽东。有了成绩，归毛泽东；有了错误，算自己或大家的。比如在东北战场上，毛泽东曾经想不叫国民党进东北，用武力挡住他。林彪一再争论、一再陈述己见，毛泽东才改变了方针：让开大路，占领两厢。我们由此争得了主动，林彪不说自己的意见对了，而说毛主席的英明，归功于毛泽东。　　又比如七千人大会，毛泽东自己都做了自我批评，林彪却说三年困难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　　正是这种个别争论，公开拥护；当面顶撞，背后喊万岁，他才获得了毛泽东的信任，甚至在一定时期里受到全党大多数人的承认。比如周总理就多次对我们夸奖他，宣扬他，说“林彪有才，会打仗。”每次和林彪见面，总理都表现出尊重。到了林彪当上副统帅时，总理对他就更尊重了。就是在庐山上，林彪受到毛主席批评之后，在他的反革命阴谋没有公开暴露时，周恩来仍然是尊重他，并且尽量设法弥合统帅与副统帅之间的裂痕。　　当林彪手持“红宝书”追在毛泽东身边喊万岁时，他已经开始变得不忠诚，并终于发展到“当面喊万岁，背后下毒手”。但也不完全是当面喊万岁，还有当面向毛泽东闹脾气的时候。这时的闹脾气已经不是为了工作而争论，是为了当国家主席的野心没实现而闹脾气。　　比如1971年“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烟火之夜，我们随总理提前来到天安门。每次这种活动，总理一定要提前到场，亲自检查各种准备工作。从桌椅的摆放，排列座位到饮食卫生、安全保卫都要细细检查一遍。然后，按照毛泽东入场路线走一趟，边走边留心观察有什么不妥之处。他对主席的脾性、习惯太熟悉了。记得有次毛泽东接见客人，周恩来事先到场“演习”，走一趟，发现地毯边有根电线，他就指着说：“主席会从这里走，这根线弄到地毯下面去，不要绊了主席。”后来毛泽东到场接见客人，走的路线果然同周恩来“演习”走过的完全一致。　　这次周恩来也“演习”了一遍，从登上天安门，直到入座。从楼下望楼上，毛泽东的座位是右边靠栏杆的第一个，他的对面，即左侧靠栏杆的第一个是林彪。　　都检查过之后，中央领导人便陆续来到。凡是天安门上的活动，中央领导人多是在毛泽东之前赶到，在大殿的休息室里坐着聊天。不一会儿，西哈努克亲王在董必武陪同下也来到休息室。休息室里有一道屏风，他是在屏风后面休息。　　可是，林彪还没来。总理不时看表，皱眉，叫秘书打电话摧。因为以往都是林彪先到，在下面等候毛泽东，然后跟随毛泽东一道上天安门。　　这一次林彪迟迟没到。此前，总理给林办去过电话，那边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上午的活动已经参加过，晚上不参加了。” 　　“文革”中，登天安门已经成了政治亮相。按惯例，毛泽东出现，林彪一定同时出现，以显示团结和接班的关系。现在一下子少了副统帅，在国内外会引起震动和猜测。所以总理坚持请林彪参加。他请林彪接电话，脸上是真诚的情急之色：“林副主席，晚上的焰火晚会还是请你参加一下……身体不好可以不参加完，主席是要来看焰火的，你不参加不好。这样的活动要面对人民群众，面对全国观众……” 　　林彪终于同意参加了。　　可是，他再不肯先到天安门来等候毛泽东一起上城楼。毛泽东的车到了，下车后只见到周恩来，没见到林彪。　　“主席，”周恩来解释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太好，可能晚到一会儿。” 　　毛泽东若无其事地说了一句：“他对自己的病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办法。” 　　8年后，胡耀邦曾经对陶铸的夫人曾志评价说：“其实，主席也不喜欢林彪。他身体不好，对自己的病又总是采取唯心主义的态度。” 　　不过，在1970年的庐山会议之后，林彪不为毛泽东喜欢，已经不只是身体不好，而是那暴露出的政治野心。在1971年“五一”节的夜晚，毛泽东独个儿登上天安门城楼时，林彪已经不止是私下个别谈话时敢顶撞毛泽东，而且在高层领导人面前，在公开的场合，也表示了与毛泽东关系的紧张。　　这一个夜色沉沉的“五一”之夜，毛泽东已经不像号召“全国学习解放军”时那样率先穿起绿军装，他又穿上了灰色中山装制服。他的步子仍然平稳，充满自信地走进大殿的休息室，微笑着面对起立相迎的中央领导人，偶尔向他愿意招呼的同志点点头，径直走到屏风后面坐下来休息。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以双手合十的常用礼节向毛泽东问好，坐在毛泽东身边谈话。　　屏风外一阵热烈的喧哗，毛泽东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缓缓朝屏风的一头望去。周恩来带着陈毅过来了。　　“主席，”陈毅顿一下步，带有立正的意味，“我来了……” 　　以往，陈毅见毛泽东，总是立正身体高门大嗓一声报告“主席，我来了！”然后就热烈地上前握手，然后就热烈地谈诗论文。“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毛泽东“封”了陈毅“右派代表”，至少在老同志和我们工作人员中造成很大的感情伤害，至今我们这些“老人”议起当年，仍然感觉毛泽东这样做显得不容人，不尊重人。对人对己都造成很大损失。　　在历史上，周恩来和陈毅都曾反对过毛泽东。由于他们当时的身份和影响，比林彪要高得多；林彪不够反毛泽东的资格，充其量是对具体问题上有不同意见。周恩来与陈毅则不然，30年代初他们都曾取代过毛泽东对红军的领导。　　但是，在中央领导中他们也是最勇于自我批评的两个人。无论林彪还是刘少奇、邓小平，历史上并没有反对毛泽东的记录，无须重提旧话。周恩来与陈毅却一直到死，总不忘重提旧话，作自我批评。　　陈毅的自我批评，由于他的气魄大，在群众大会上声情并茂地大讲特讲，全国人民都知道他“历史上犯过错误，我就反对过毛主席，反错了，认识了，改正了。不犯错误的人是不存在的…… 　　周恩来的自我批评不像陈毅那样激情澎湃，但次数更多。从我到他身边工作，到他去世，讲过不下百次。由于他大会小会总把“错误”挂在嘴边，李富春等副总理和好几位老部长或直接向总理进言，或托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劝劝总理”，“有些历史上的‘错误’不要再提了。就那么下点事，我们都听总理自我批评100多次了，还要自我批评到什么时候啊？” 　　总理这样没完没了地自我批评，与他谨慎的性格有关，与他严于责己，宽以待人的为人之道有关，与毛泽东的：提醒”也有关。　　进城前，毛泽东有一次曾对几个身边工作人员，当面指着张闻天说：“此人曾经想要我的命。”张闻天接受教训很深，却仍然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又陷进”了“军事俱乐部”。被毛泽东写信，叫他看看“枚乘七发”，说他是发“疟疾”。　　进城后，毛泽东也曾当着几名身边工作人员的面指着周恩来说：“他也曾经反对过我。” 　　周恩来坦诚地面对我们工作人员说了大意是这样的话：历史上我犯过错误，反对主席反对错了。所以后来才一直坚定地支持拥护毛主席。　　“文化大革命”时，毛泽东和周恩来都曾对那些受批判作检查的干部讲过类似这种话：作检查么，一次不行两次，两次不行三次四次，七次八次，什么时候检查得他们也听腻了，什么时候拉倒。　　周恩来的一生就是这样勇于自我批评又勤于自我批评，“勤”得让大家都”怕”他再作自我批评。不仅如此，他还善于自我批评。他的善于自我批评，感动得毛泽东都不安了。给我印象很深的是1958年中央召开的南宁会议上，总理一到会就开始作检讨。从“反冒进”检讨起，从思想到工作全面进行自我批评。到了七千人大会前后，事实已经证明毛泽东批判“反冒进”，搞“大跃进”的错误，周恩来并不标榜自己正确，回头清算别人，仍然是首先检讨自己。毕竟自已是总理，国家和人民遭这么大难，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毛泽东很少那样受感动，表现出内心的不安，不无赧颜地说一句：“什么事情你都揽到自己身上。” 　　毛泽东讲，“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周恩来始终为党内各派所尊重，所接受，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他的勇于自我批评，勤于自我批评，又善于自我批评。　　“文化大革命”中，周恩来在1967年对“红卫兵”的一次讲话中说：“29岁的时候我犯过错误，现在69岁了，我仍然犯错误。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 　　陈毅又进一步说：历史上我就反过毛主席，反错了，不反了，改正了就是好同志。你们也会犯错误，过去没犯过错误以后可能更容易犯错误。因为犯过错误的人有教训，比没犯过错误的人更容易吸取教训，少犯或不犯错误。　　事实证明了周恩来和陈毅讲得有道理。从长征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对整个中国时局和民众情绪了如指掌，提出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又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继而抗美援朝、恢复国民经济，巩固政权，胜利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胜利。这是全党团结在毛泽东旗帜下的胜利。　　但是，如同一切事物往往会走向它的反面一样，毛泽东的正确及这种正确所带来的威望，使个人崇拜及领导上的“一言堂”也渐渐发展起来，终于导致“文化大革命”。一旦毛泽东出现失误，“历史的教训”使得一大批干部宁愿相信大家都错了，也不敢或不能解放思想，看到毛泽东发生了严重错误。当然，这已经属于另一个话题。　　这里要讲的，是周恩来与陈毅的坦荡无私的自我批评精神，使得他们最终立于不败之地。而林彪则不同。他政治上的野心决定了他不可能有周恩来与陈毅那样的自我批评，对于毛泽东的批评，也不可能像周恩来、陈毅那样坦然公之于众，相反，就连对“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的批评，他也千方百计压制、控制，尽一切可能缩小影响范围。　　于是，毛泽东与周思来、陈毅始终可以友好共事，与林彪则越来越失去了这种可能。在1971年的“五一”之夜，事情的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当陈毅高门大嗓叫“主席”时，还像以往几十年那样激情洋溢，身体立得笔挺。可是，当他说“我来了”时，声音陡地沉落下去，身体也泄气地松弛了。可能想到他已不是当年的受到喜爱器重和信任的陈老总；已经成了坐在最右边一个座位的“右派代表”，说话顿时没了以往的信心和昂扬。　　这样一来，反而影响得毛泽东百感交集，忙站起身，像一切上了年纪的老人那样，张开嘴才好笑，伸手握住陈毅的手。　　“身体怎么样啊？”毛泽东一向言简意约，这次却问了两句意思相同的重复话：“恢复的好吧？” 　　陈毅身患肠癌，术后恢复不久，很有些面对“廉颇老矣，尚能饭否”的慷慨悲壮之感。用力拍拍厚实的胸脯：“恢复得很好，主席！” 　　“少个零件不要紧。”毛泽东与陈毅谈话总能保持轻松的气氛，“剩的零件不要出问题就好。” 　　“坏的零件取掉，好的零件一切正常。”陈毅对疾病的态度可说是彻底的唯物主义，看不到丝毫的情绪低落。　　西哈努克亲王及夫人也上前与陈毅互致问候，他们有十几年的友情。周恩来在一旁说：“晚会该开始了，请主席到前面坐吧。” 　　当毛泽东在圆桌的东首凭栏而坐时，西哈努克亲王及翻译，董必武等依次坐好。但西首凭栏的座椅却是空的。那是副统帅的座位。　　毛泽东的目光在对面的空位上稍触即离，望着西哈努克谈话。　　但是，那空位的含义他比谁都心中有数。　　主席等副主席，统帅等副统帅，这是第一次。休息室里等候的时间不算，在城楼上凭栏而坐又等了足足3分钟，林彪才情绪萎靡神色阴郁地走过来。　　毛泽东每遇大事有静气，但他一世英雄，特别是成为公认的领袖之后，更无须顾忌，从不掩饰内心的好恶。喧哗声起处，明知林彪来了，偏不屑一顾，只管同西哈努克聊天。西哈努克想同林彪招呼，毛泽东一句接一句谈话，目光咬着目光不放，使西哈努克只来得及朝林彪投去匆匆一瞥，来不及吱一声，更无法去握手寒喧了。　　林彪也算有静气，永远一副没有表情的面孔。我跟随总理几十年，见林彪时候不少，没见过他雷霆震怒的样子，只见过一次无声的笑，嘴角刚绽出笑纹，手已经捏住下巴，这个画面还被记者拍过照，说是抢到了林彪笑的镜头。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林彪在“九大”前后笑过几次，有照片，我并没当场见到。所以，当他面无表情地被服务人员引入座位时，我并不感觉奇怪。　　我感觉奇怪的是，他也不正眼看毛泽东；不握手，不说话，独个儿神情郁悒地坐下来，拉长着脸闷声不响。　　“林副主席，”禀性温厚善良的董必武探过：眯细眼望住林彪，谦和而关切地问：“身体不大好？” 　　“嗯。”林彪拉着脸，稍向董必武倾下头，既不看毛泽东也不看董必武，就那么望着桌面说：“不好。” 　　他确实身体不好，穿着大衣，还把双手抄在袖筒里。周围准备拍摄的记者如何忙乱，天安门广场上如何人声鼎沸，他全然不闻不见，仿佛正在对付体内的寒冷。不过，我看出来，他谁也不看，正是用眼睛的余光注意了周围的一切。毛泽东那边稍有动作，他的身体也会相应地令人不易察觉地起了震动，他是随时准备响应毛泽东的。可是，毛泽东的一切动作都与他无关，没有丝毫同他谈话招呼的意思，甚至始终不肯面对他望一眼。　　林彪的浓眉毛颤动过几次，阴郁黯淡的双眼忽然闪了一下亮，那里透出一股锐气和火气，正是董必武也被吸引到毛泽东那边的谈话中去，只剩他自己落落无伴的刹那，随着眼睛里爆出的那道火光，他蓦地立起身，动作不像病体孱弱，更像在东北率兵之际那么干脆，起身便转身，转身便旁若无人地扬长而去。　　那时，卫士长成元功已经由于江青向总理发难而离开，由我负起卫士长职责。每天跟随总理的主要是我和高振普。　　开始大家还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程度，过了片刻，焰火晚会要开始了，总理感到急迫，忙叫我们去找副统帅。我们分头到休息厅等处询问，才知道副统帅已经下了天安门城楼，不辞而别，登车回家了。　　总理听到报告，怔了一下。我注意到他眼里有一丝不安的神色掠过。很快便平静下来。他走到主席那个圆桌旁，向西哈努克解释说，林副主席今晚身体不好，回去了。　　毛泽东自然心里有数，毫不在意。焰火升空看焰火。焰火沉落就和西哈努克聊几句。他一生信奉“斗争哲学”，不在乎“得罪”哪一个。国内外，党内外，谁敢站到对立面，他就敢应战，并且一定要胜利。毛泽东晚年曾经对尼克松的女儿女婿说，他这一生只是“跟斯大林打个平手”。确实，其他内部的外部的对手，他至少在有生之年都是打赢了。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作为接班人，是毛泽东“钦定”而又史无前例地写入了党章。如果同林彪对立起来，于双方个人而言，不会有赢家。因为政治上的损失，信仰的破灭，权威的动摇和迷信的崩溃都会联袂而来。正因为中央决策层的人物都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林彪才敢于坚持设国家主席，所以康生才劝毛泽东：“他想当国家主席就叫他当吧……”然而，毛泽东宁愿个人冒这种权威动摇，迷信幻灭，历史留下讽刺性一页的风险或损失，也不肯苟且妥协，喝斥康生：“你湖涂！”在庐山抓起陈伯达开刀，一举扭转乾坤。作为大政治家，毛泽东完全明白有了这个开头，就不会少了过程和结局。他从不干“掩耳盗铃”或“鸵鸟政策”的事，主动开始了一系列的大动作：从批陈整风到掺砂子到命令五员大将作检讨，从思想到宣传到组织，完全是进攻的姿态。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20:54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夫妻关系，无疑可以为人楷模。既是反封建的，又继承了民族的传统的优秀道德；既是反资产阶级腐朽化的，又焕发出解放的现代文明的新气息。　　对于恋爱与婚姻，周恩来像大多数人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丰富，认识和态度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周恩来15岁进天津南开学校，19岁毕业，在一所教育比较进步，并且很有特色的学校里，度过了对一个人思想性格的形成有极为重要影响的时期。　　南开学校是今日南开中学和大学的前身，于1940年在严氏学塾的基础上，仿照欧美近代教育制度创办的私立学校，创办人严修在清朝做过翰林和学部侍郎，思想比较开明。校长张伯苓是从北洋水师学堂以第一名毕业，又到日本欧美考察过，办教育很认真。　　周恩来在这样的学校里读书，并且成绩优异。“心算比一般同学笔算还快”，并且在全校不分年级的作文比赛中，以《诚能动物论》获第一名。　　卷子上的姓名是密封的，所以完全以文论取，不会像现在的许多文学评奖，掺杂人际关系的因素。名次是由学校创办人严修亲自选定，当他揭开评为第一名卷子的密封时，看到了“周恩来”三个字。他深深喜爱这个学生，因为过去的两年中，周恩来代表南开学校参加天津市各中等学校的校际演说比赛，都夺取了第一名。　　严修十分器重周恩来的人品和才学，经过长期观察，慎重考虑，决定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周恩来。并亲自托人向周恩来提亲。　　这是周恩来第一次正式面对了婚姻大事。以严修的名望和社会地位，能娶他的女儿为妻，无疑是令人羡慕，甚至是某些人所求之不得的。令人不解的是。周恩来却很有礼貌地辞却了这次提亲。　　对此，周恩来的同班同学张鸿浩曾有回忆。说周恩来在一次散步时，对张鸿浩谈了自己的想法：“我是个穷学生，刚入学时，学习和生活费用靠伯父支持，现在虽然靠成绩好，作了免费生，生活费用还要靠自己解决。以我这种情况，假如和严家结了亲，我的前途一定会受严家支配。所以我辞却了这门亲事。” 　　周恩来的想法对于一名有救国抱负而又自尊自强的热血青年来说，是很正常，不难理解的。　　那正是血性、锐气、容易冲动，容易偏激的年龄。周恩来从日本回到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的洪流中。周思来参加组织了革命团体“觉悟社”。激进的青年学生们相约：不恋爱、不结婚，全身心地投入到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结婚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　　邓大姐对此曾回忆说：“他们那个团体有20多人宣布抱独身主义，周恩来也是其中之一，还为此发表过文章。”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各方面的不断趋于成熟，周恩来在赴欧勤工俭学期间，自然而然地放弃了因一时激情而宣布的独身主义，自然而然地面临了恋爱与婚姻这件人生大事。　　旅欧初期，周恩来曾经有一位比较亲近的朋友，是个漂亮的姑娘。然而，好朋友未必适合作妻子。一旦作为婚姻来考虑，这，位漂亮的姑娘就不行了。因为她仅仅是同情革命，而周恩来需要的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的伴侣。　　周恩来曾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指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与邓颖超认识、交往及后来通信，确定关系的基本情况，前面章节里写过。我这里主要想就自己的所见所闻，谈谈他们婚后的夫妻关系。　　周恩来与邓颖超亲爱和睦，关系融洽，首先得益于他们彼此的选择。　　周恩来基本是属于国家，属于民族和人民的，极少属于个人，因而也更少属于妻子。从1940年我来到他身边，直到他住进305医院，到他逝世，他与邓颖超的夫妻生活很少。从邓颖超偶尔谈到的过去生活，可以知道在大革命时期，在红军战争时期乃至整个战争年代，夫妻生活更少，他们都是无保留地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　　婚前，周恩来与邓颖超5年没见面，尽管他们确定了恋爱关系。　　婚后的生活，邓颖超曾对我们回忆说：那时周公很忙，一早要从广州天字码头乘船去黄埔军校，晚上进回广州，还要参加广东区委的会议，向干部讲课作报告。我有我的一摊工作，我担任广东区委委员，妇女部长。两个人都很忙，见面不多，说个话的机会都很少。婚后不过一周左右，发生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被刺一案，他就更忙了…… 　　这种职业革命家的“蜜月”预示着今后漫长的夫妻生活都将是伴随着奋斗与牺牲的革命进行曲度过。从统一广东到北伐；从领导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到冲出“四一二”“七一五”大屠杀的血雨腥风；从南昌起义到坚持白区斗争，到投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从长征到西安事变，到抗日战争……到转战陕北。他们夫妻聚少离多。并且聚时匆匆，离后悠悠，连毛泽东主席都两次大不忍地说：“可苦了恩来呀”，“你(邓颖超)这个后勤部长没有当好，这么久，你连到前委来慰问(恩来)也没有啊……” 　　那种聚少离多的动荡颠沛的生活我曾经历过，不难体会。就是不曾经历过的青年，也可以想见。因为就是建国后相对稳定的生活，他们也仍然在作出最大的牺牲与奉献。实在说，周恩来与我们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远远超过与邓颖超在一起的时间。　　他们各自有自己的工作，他们的最大乐趣都是为人民服务。这话讲起来似乎有点“讲大道理”。“讲大道理”是“大跃进”及“文化大革命”被极端化以后才变了味道，令人反感了。如果你在周恩来、邓颖超身边呆几天，你一定不会说这是“讲大道理”，你将感慨万千地明白，什么叫完全彻底地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的生活习惯前面章节都讲过，完全是围绕工作“见缝插针”，毫无规律可言，吃饭和睡眠时间极少，而邓大姐基本是正常作息时间。所以常常是邓大姐睡醒一觉，周恩来还在办公；邓大姐起床洗漱，周恩来刚回卧室吃了安眠药睡觉。邓大姐吃午饭时，周恩来或早或晚刚吃早饭。除非请客，他们很少吃在一起，更少睡在一起。在我印象中，一周难得在一起吃几顿饭或睡在一起。　　由于总理时刻生活在工作人员的包围中，可以说，从两眼一睁到吃过安眠药入睡，身边总有秘书等人跟着递汇报条、请示，送审批文件。所以，总理和大姐就连说话的机会也是很少很少。　　他们有什么事要说，多数是在卫生间，利用周恩来洗漱的机会，邓颖超去跟周恩来谈点事，当然也有公事，主要还是谈点家庭里的事。所以，卫生间被我们称为“第一办公室”，也曾被大姐苦笑着称为“成了我们的谈话间”。我们也自觉，逢大姐来跟总理谈话时，尽量不跟大姐抢这几分钟的洗漱时间，除非有特别重大的事。　　有时大姐跟总理一道吃顿饭，很高兴，很开心，秘书们却为急事急件所迫，常常到餐桌旁去请示报告。邓大姐从没为此生气。我在总理身边几十年，只听大姐说过一句算不得牢骚的苦涩话。那是一次吃饭，由于不断有秘书来请示报告，总理不停地放下筷子又抓笔，甚至吃两口饭就得说七八句工作上的话。邓大姐开始还独个儿慢慢吃，趁秘书来去的空间抢说几句话。后来怕总理这顿饭吃不饱就不枪时间了，让总理在秘书来去的空间抓紧吃几口饭。再后来，见总理又批文件，又交待工作，抽空往嘴里拨口饭，她心疼地皱起眉头，放下筷子，默默地望着总理，好久好久目光一瞬不瞬。　　终于，当总理把一个急件交我时，抬眼看到了对面望着自己的妻子，感觉到那目光的异样，小声说：“小超，你怎么不吃了？别等我，菜要凉了的。” 　　邓颖超脸上掠过一丝笑纹，那个笑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包含了多少感情多少心意啊。光是革命者，不会有这种笑，光是贤妻良母，也不会有这种笑．必须兼有革命者和贤妻良母这两条，才可能有这种笑。　　“你也快吃。”邓颖超柔和地催促，接着抬眼望住我，说出那句苦涩的话：“你们也给我们老俩口留个说话的时间呀。” 　　我无限歉疚地望着邓大姐，张一张嘴，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对不起总理和邓大姐。但我知道这种说法只反映我们的心情却并不正确。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总理和大姐确实对得起党，对得起国家，对得起人民。用张佐良同志回忆时讲过的话说，叫作“一片赤诚可对天。” 　　总理找到邓大姐做伴侣，是他一生的幸福，也是他远见卓识的一个证明。战争年代的颠沛漂泊、奋斗牺牲且不说，就是进城后，中南海所有的人，上至毛泽东下到一般服务人员，无不公认周恩来是“最忙的一个”。我们嘴上不敢说，心里是常常拿江青与邓颖超相比的。这一比，不仅是比出毛泽东在生活上的不幸和周恩来的幸福，同时还比出了作妻子的难处：　　作革命家的妻子难，作革命领袖的妻子更难，作周总理的妻子才是难上加难啊！　　幸亏周总理早在旅欧初期，结交了一位同情革命的“美丽的姑娘”时，远见卓识地作出判定和选择：“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周恩来冷静思考的结果是，这位伴侣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于是，他明智地选定了邓颖超。　　江青也曾跟随毛泽东经历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她与毛泽东的婚姻最终却不能不说是一场悲剧。可见，光是能经大风大浪还不够，作为领袖的妻子，必须要具备优秀的品性。比如江青和邓颖超，她们的品德和性格就有很大差异。　　邓颖超是个乐于奉献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是为了“给予”；给予党。给予人民。所以，她耐得了“女人的寂寞和委屈”，理解丈夫，支持丈夫全身心地去为理想持搏，为人民服务。　　江青是个勇于索取的人，她一切的奋斗都要求得到报偿；她的奋斗精神确有超过常人之处，但奋斗后的索取，也必须加倍地超过常人。所以，她耐不得“女人的寂寞和委屈”，不理解丈夫，经常跟丈夫大吵大闹，结果是越吵越闹感情越糟。　　邓颖超从来不追求名誉地位。四届人大时，毛泽东亲笔批准邓颖超担任人大副委员长，周恩来压下这个批示，邓颖超不知道，知道后也支持丈夫这样做。　　江青太重名誉地位，中共八大没有当上代表，一会儿疑神疑鬼怀疑汪东兴搞名堂，一会儿又找丈夫闹，认为这是毛泽东剥夺了她应该有的代表资格。　　邓颖超不谋求权势，从不打总理招牌办事。她处处谨慎，避免给总理招来麻烦。　　江青权力欲太强，终于发展成野心。她挂在嘴头上的话是。“我代表主席看望你们来了……”搞得毛泽东不得不再三再四申明：“她是她，我是我，她不能代表我，她只能代表她自己。” 　　邓颖超不借助周恩来的名望、职务，所以她有独立的自我，反而受人尊重。江青总想借助主席的威望，反而失去自我，结果应了主席所言：“积怨甚深”。　　这里比较一个具体例子。江青常常是径直闯“宫”，强要见主席，发表见解，干预政事。邓颖超从来无须周恩来声明“她是她，我是我”，从不过问周恩来的公事。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周恩来每天工作十几小时的办公室，秘书和卫士可以随时进，邓颖超却自觉地不进。办公室有三把钥匙，周思来一把，机要秘书一把，值班卫士一把，邓颖超没有。　　几十年的时间，我眼前天天重复一个画面：当周恩来连续工作超过10小时后，邓颖超的身影就会越来越频繁地在门口出现，走过来，晃过去，最多不过贴在门缝处探头张望，却不进总理办公室一步。　　“恩来，该活动一下了。”邓大姐在门口最爱讲的就是这句话，每天讲一遍，不多打扰总理，能提醒他活动一次就满足。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思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思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思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思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思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稚也完全被“倾倒”了。　　这些评论是浅薄而低俗的。　　周恩来的魅力无疑是引人的，但这魅力决不在于漂亮，而在于心灵的高尚、高雅、高洁、高绝！　　林巧稚是说过热爱崇敬总理的话：我以前是信仰上帝的，现在我的上帝就是周恩来。　　林巧稚谈她见到周恩来第一面的印象时，绝没有只字说他“漂亮”“英武”，而是感动于他的领袖风度。　　那是刚解放时，周恩来邀请一批专家学者赴宴，以期打消他们受国民党宣传而产生的对共产党恐惧的心理，相互沟通思想情感，解除误会。林巧稚经亲友再三劝说才决定去赴宴。她亲眼看到周恩来走到协和医院一名教授面前，伸手要同这位教授握手。这位教授却自恃清高，傲慢地没有伸出手。周恩来毫无不悦之色；既无粗鲁人容易有的怒形于色：也无文人相轻，容易发生的以眼还眼。他是那么大度从容，那么谦虚和蔼，一如春风吹拂地和这位教授谈笑，寻找出谈话的共同点。两种作风一对比，令全场人感慨万千。林巧稚当即作出判断：周恩来确实有领袖风度！　　以后，随着接触增加，林巧稚又多次讲过：一个国家领导人如果都像周恩来那样，国家就有希望了。　　实事求是讲，所有见到周总理的女人，确实都热爱周总理。但这种热爱绝对是一种崇敬的纯洁之情，正像所有的男人也一样都热爱周总理。不过，也应该承认，同样的热爱，在夫妻关系中，对这种热爱产生的反应还是存在微妙的差异。　　记得那是1962年的三八妇女节，周恩来和邓颖超请一批妇女代表到家做客吃饭。大家早就准备了照相机，一进西花厅就争先恐后地“咔喀”起来。　　其中的侯波因为长期在中南海担任摄影师，照相机会多，所以不是那么“逮住机会不放”，照几张就自觉地退到了一边。其他女同胞则不然了，见一次总理不容易，真有些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劲头，围住总理不放，你帮我“咔嚓”一下，一次不放心还要两次，我又帮你“咔嚓”，再“咔嚓”，没完没了啦。　　这时，在一旁的邓颖超等待一会儿，终于皱眉头了。忽然冲侯波大声说：“侯波，你怎么老照不够啊？” 　　侯波早就退一边不照了。但在场的女同胞中，只有她与邓颖超熟，是“自家人”。邓颖超说只能说身边人，自家人，当然不好说其他客人。但话显然是说给大家听的。　　果然，女同胞们听到这一声，便陆续停止了拍摄。周总理这时仍然是那种从容似春的自然表情，愉快地招呼大家：“好了，照了相就该入席了。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啊。” 　　于是，气氛仍然保持了热烈欢快，没有发生任何拘谨或不自在的情况。　　饭前，细心的总理不忘小声问候一声侯波：“挨批评了？” 　　侯波笑道“大姐没拿我当外人。” 　　总理也笑了：“你永远是‘自己人’嘛。” 　　周恩来就这样漂亮适度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们所有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都从心底感受并承认他在爱情问题上的专一、诚挚和高尚严肃。他对所有的女同志都是尊重而礼貌的。确实有的首长对女同胞有时有点随便，但周总理从没有任何时候，任何一次，对任何一位女同志有任何的失礼、失态或随便。有些人别有用心地热衷于提总理旅欧初期结识过一位女朋友，那是一名青年在选择伴侣前再正常不过的交往，总理从来不曾隐讳这一点，在与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时也坦诚地公开这一点。总理的人品确实像高山白雪一样晶莹璀璨，投射出圣洁的光芒，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可以向他学习，向他表示最崇高的敬意。　　总理自己做得好，并不要求别人也一定达到自己的水平。他还善于理解人，全面地看待人。　　有位骁勇善战，立下赫赫战功的大将，偶尔陷于情感不能自已，做了件出格的事。　　事情反映上来，周恩来同这位大将谈话，在严厉的批评中，甚至怒不可遏地拍了桌子。对总理来讲，拍桌子大概绝无仅有这么一次，吓得那位大将脸色苍白，一屁股坐到沙发上动弹不得，那种剽悍骁勇，八面威风的劲头丢得一丝儿也不剩。总理这时便有点于心不忍地放柔和了声音。叫那位大将也好喘一口气，听他深入一层地讲道理。　　事后，总理对这件事又严格保密，不使这件事影响这位同志的威信。而且，每次谈到这位同志，总是谈他的优点，功勋及工作上取得的新成绩，从不再提这次错误，也严格要求知道这件事的人不许有一点自由主义，无论公开或私下都不许再有任何议论或传播。　　这位大将曾无限感动地说：“我最服总理。他批评人严厉，不留一点情面，但我服气。因为他自己一身正气，对待同志也是一片真诚可对天！” 　　周恩来的善于理解人，体贴人，也突出地表现在对待妻子上。　　有段时间，邓颖超身体不太好，情绪也不太稳定，这是和进入更年期有关系。周恩来对此很理解，并且很会体谅、体贴妻子。记得有一次夜里开会，凌晨4点才结束。我跟随他驱车回西花厅。　　前面讲过，西花厅分前院后院，周恩来和邓颖超的卧室、办公室都在后院。汽车距西花厅还有段距离，周恩来就吩咐司机提前熄火，让汽车靠惯性悄无声息地滑行到前院，停下来。　　周恩来下车的动作很轻，并嘱咐一声：“动静小点。” 　　我们轻轻关上车门，怀抱文件准备从正门走向后院时，周恩来竖起一根指头在嘴前，轻嘘一声说：“走这边。” 　　我们两名秘书一名卫士很快就明白了，他是怕惊动邓颖超，所以避开了邓颖超卧室方向的正门，改从小道绕行。与往常不同的是，他一改往常走路如风的习惯，动作极轻极缓，真可以用蹑手蹑脚来形容了，好象前面有一个外壳很脆的美梦，动作稍重一些就会踩破一般。　　到了办公室，周恩来在椅子上坐下来，松弛一下肩膀，然后才解释：“小超最近身体不好，你们要注意一些。” 　　那段时期，邓颖超吃不好饭，情绪不稳。总理千方百计抽出时间陪她出去散步。　　总理走路快，一阵风，几十年的习惯了，虽然散步时格外注意，但不知不觉就会走快了步子。这时。邓颖超说：“恩来呀，散步你也走那么快，我都跟不上了。”周恩来不像一般作丈夫的喜欢“以我为中心”，“夫唱妇随”，他首先考虑的总是去适应妻子。他马上放慢脚步、重新挨近邓颖超，歉意地一笑；“你瞧，我这个习惯还真不好改呢。” 　　于是，老俩口又定入了同一个节奏中。在我的印象中，总理是喜欢听到妻子这种娇嗔的怨懑，仿佛是一种爱的享受。　　那段时期，邓颖超失眠严重，离不开安眠药。有一次，她服下安眠药可能量大了点，一下就昏过去了。护士紧张了，大声呼唤：“大姐！大姐！” 　　这异常的叫声惊动了正在办公的周恩来。他丢下笔和文件，赶紧跑向邓颖超的卧室。我从没见过他如此紧张急切，三步两脚冲到床边，俯身挽住邓颖超连声急呼：“小超！小超！小超啊！”那真是一股真情至感的彻底流露，至今想起都让我心里热辣辣地感动不已。　　周恩来对邓颖超始终称呼：“小超”，这与李富春恰好形成一个对照。李富春始终称呼妻子蔡畅为“姐姐”，即便在隆重的公开场合也不例外。而且每次别后重见，一定要拥抱亲吻，并不介意旁边人怎么看。如果说周恩来在邓颖超面前像个大哥哥，那么李富春在蔡畅面前就确实像个小弟弟，我曾亲眼见蔡畅像大姐姐一样捧住小弟弟李富春的脸亲吻，这大概是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受到巴黎那种西方文明影响的原因。　　在中央首长中，周恩来与邓颖超，李富春与蔡畅是被人们一样赞颂的好夫妻。如果说周恩来与邓颖超始终保持着一种深沉的爱，那么李富春与蔡畅就是始终保持了热烈的爱。　　有天晚上，周恩来在西花厅召集几位副总理开会，忽然想起什么，边往出走边说：“不行，我得迎迎李富春。” 　　李富春与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友谊都是源远流长、极为深厚。在李富春的性格中，始终有一种热烈活泼的因素在闪烁，使人常常能鲜明地感觉到他体内循环着的青春洋溢的热情和血液。比如他喜欢穿皮鞋，喜欢倾听皮鞋踏在地板上的咯噔咯噔声或是走在坚硬地面踩出的咯吱咯吱声。如果是一个人走在幽长的走廊或是漫步于静夜笼罩的庭院里，他会为这种有节奏的脚步声激起一种莫名的喜悦之情，并暗暗为之陶醉。　　周思来太了解他这个“毛病”了，匆匆迎到了前院。李富春一下车，周恩来忙伸手示意那条通向后院的小道：“富春，走这边。” 　　李富春那双皮鞋显然刚擦过，锃亮锃亮，好象怕别人看不见似地，咯噔一声响亮地迈出了步。　　“嘘！”周恩来皱眉头，指指他那双威风十足的皮鞋：“静点，不要惊动小超，她近来身体不好。” 　　李富春的样子有趣极了，张大嘴无声地“噢”，还点点头。脚底放轻就可以了吧？他还用手捂住了嘴，叫人想起“掩耳盗铃”的寓言，又从他的脚步上联想起哪部电彤里偷鸡的镜头，连周恩来也忍不住想笑。　　那真是生动活泼的中南海里的常人生活。　　李富春朝气蓬勃，爱好广泛。下棋、订牌、打台球、看戏、看电影，这些活动占领了他的几乎全部业余时间。他知道周恩来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不比自己兴趣差，只是总理太忙，不得不牺牲这种兴趣和娱乐。　　那天开完会后，李富春聪明地抓住时机和理由，劝说周恩来：“你呀，会工作还得会休息才行嘛。小超身体不好，你也带她出去活动活动，看看戏嘛，度过这段‘困难时期’。” 　　“我是要好好安排一下时间呢。”周恩来赞同地点点头。　　作为身边工作人员，我的体会，总理在这方面确实是尽了最大的努力。有时为了能陪陪邓颖超，甚至牺牲已经少得不能再少的睡眠时间。　　有几个星期六，周恩来陪邓颖超去看戏，看过梅兰芳的，看过马连良的。　　记得有几次节目都很精彩，大家都陶醉在演出中，不时响起掌声。周恩来在鼓掌时，总要看看腕上的表。戏正演到高潮时，他忽然对我吩咐：“到点了，我们走吧。” 　　我依依不舍地朝舞台上投去最后的一瞥，只好跟随总理提前退场。　　开始我以为总理是因为工作多，忙不开，所以提前退场。而且，事实上他也确实忙不开。每次看戏之后，他的睡眠时间肯定又要减少。　　不过，有一次他没有什么急待办理的公事，仍然提前退场了，我便忍不住问了一句：“总理，今天又不忙，这么精彩的节目为啥不看完呢？” 　　周恩来说：“你们大姐身体不好，不能熬夜，一定要按时作息，按时服药睡觉。” 　　那段期间，周恩来真是从各方面关心邓颖超。有时应该在楼上接待客人，他也关照我们改在楼下，说：“今天大姐也参加，就在楼下见客吧，省得让她爬楼了。” 　　每天晚上10点，他一定要关心地问邓大姐是否上床安睡了？然后自己才回到办公室开始工作。在周恩来这样的关怀体贴下，邓颖超终于度过了这段“困难时期”，以良好的心情恢复了健康。　　1962年，邓颖超因为患子宫囊肿，住北京医院动手术。总理那么忙，每天仍要抽空去医院探视。现在看一些电影，导演表现主人公忘我的工作精神时，总爱重重地来一笔，如何妻儿重病，生死未卜也仍然不去看一眼。其实大可不必一味作这种文章。谁能忙得像总理那样睡觉都得见缝插针，一年难得两次睡够5个小时，一生难得自己睡醒一次，都是由我们工作人员强迫叫醒，甚至吃饭多数都是在运动中进行：就是这样忙，他也要千方百计抽一点时间去探望病中的妻子，实在陷于会议中脱不开身时，也要去打个电话问候一声。这才是至情至性，有忠有义的真丈夫！　　尤其使我感动的是，邓大姐出院那天，细心入微的总理担心门口那个台阶高，怕大姐术后身体虚弱，上台阶出意外，影响刀口愈合，和我们商量：“能不能麻烦你们抬一下大姐？” 　　我们深受感动，忙准备了一把藤椅，当大姐在门前下车后，就让她坐藤椅上，抬她过台阶。她说：“不用，我自己慢慢来。”大家说：“不行，你刀口还没长好。这是总理再三关心嘱咐的。” 　　当我们抬大姐过台阶时，她眼圈湿了。这既是对大家同志情谊的感激，更是为丈夫的细心关怀所感动。　　感情从来是相互的。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理解、关心、体贴、照顾，换来的是邓颖超加倍地关心、体贴、照料丈夫的情谊。家里的事，邓颖超尽量处理好，不叫总理有一点分心。她既不干扰总理的工作，又时时操心着他的身体。条件允许时，总理可以在家吃顿安稳饭时，她一定要和医生、炊事员一道商量食谱，从营养到口味都要考虑到。　　可以这么说，我们值班秘书和卫士，天天都要接到邓颖超的电铃、电话及至派人来嘱咐，关心总理吃饭了没有？起来活动一下没有？睡觉了没有？甚至关心到“上厕所了没有？你们该提醒他上一下厕所了。” 　　有多少次我们围在总理身边紧张地汇报、等候取批件、接受指示时，看到邓大姐在办公室门口悄悄而焦心地闪过来，晃过去，心疼地朝屋里张望…… 　　唉，总理属于全国人民，她不敢“自私”；但总理在她心中，她无法不心疼。这种复杂而痛苦的心情，只有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亲眼目睹才会有最直接最真切的感受和体会。　　总理被癌症缠身住院后，邓颖超天天去看望。那情景我将在本书的最后一章写到。　　我这里只讲一条。　　那是1976年1月15日，在周恩来的追悼会上，全场哭成一片。我看到邓大姐一直咬着牙不敢放松，怕哭出声。　　有声无泪是号哭；有声有泪是噔哭；有泪无声是痛哭。我们的邓大姐从始至终泪流不断，那是最病最痛的哭啊！是从心里绞出来的泪。当她捧起总理的骨灰时，我看到她的手颤抖得厉害，身体连晃几次。内心巨大的伤痛使她晕眩了，在工作人员的搀扶下才重新站稳，没有倒下。　　“恩来同志，”她哽住许久，从心底冲出悲恸欲绝的颤抖一声：“你安息吧——！” 　　顿时间，我们所有人放声大哭，只觉天昏地暗，仿佛整个世界都要沉陷一般…… 　　十几年过去了。有一次我们几位老人又聊起周思来和邓颖超深厚感人的夫妻之情，几位一旁听讲的中青年妇女忽然擦起了泪。　　我问：“你们怎么了？” 　　她们一边擦泪，一边说：“要是天下的男人都能像总理那样作丈夫，那该多好啊……”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19:57

毛泽东太忙，但是有自由；不想忙时可以不忙，去休息娱乐。周恩来太忙，而且没自由；不想忙时也常常被具体事务缠身而脱不开。我跟随总理几十年，他只是在1951年去大连养病，休息了几十天，就这么一次休息。　　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周恩来当然需要休息娱乐。我的感觉，他对休息娱乐采取的是积极有效、“公私兼顾”、目的明确的态度。　　概括起来讲，总理的休息娱乐，主要有三种方式和内容：朋友聚会、文娱活动、体育锻炼。　　朋友聚会被周恩来称作是“最好的休息”。　　进城后，我见总理不休星期天，曾劝他：“总理，星期天你尽量少安排一些活动，多休息休息……” 　　周恩来嘘我一声，眯着眼摇摇头，用这个孩子气的动作表示。我讲的不通，没道理。然后才睁开眼望着我说：　　“你们对我还不完全了解。什么叫休息？我和文学艺术界朋友谈谈心，吃顿饭，与民主党派的人士喝酒饮茶聊天，这对我就是最好的休息。” 　　想一想，总理讲的也有道理，这种休息往往比看一台节目还要心情愉快，甚至留下几十年难忘的美好印象。　　记得1946年在上海，国共谈判已经无望，周恩来为争取和平日夜奔忙，心力交瘁，我们都劝他休息一下。　　我说：“该做的我们都做了，该想的也都想尽了，现在急也没用，索性休息一下静观形势变化。” 　　周恩来摇摇头又点点头：“该做的都做了，还不能这么讲。永远有该做的事情，没有都做完的时候。不过，急也没用，讲得有道理。我们去串串门，休息享受一下。” 　　于是，周思来和邓大姐带我去了上海静安寺路廖梦醒的家里。　　这是很小很小的一套公寓，小得叫人想到玩具。好象一间住房也就几平米，肯定不过10平米，却又设施齐备。卧室、厨房、卫生间应有尽有；卫生间可以洗漱也有厕所马桶，给人“家”或是叫“窝”的感觉极浓。　　周恩来到了这里很随便，确实象到家了一样，洗手擦脸，该坐就自己坐，该帮就帮一把女主人，只有我像个客人需要别人关照。　　廖梦醒叫周恩来阿哥，叫得亲切、自然、随便。她的女儿叫李梅，文静漂亮，一看就是大家庭里出来的，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和影响。　　廖梦醒请我们吃阳澄湖的螃蟹，鲜美极了。说实话，过去我从没享受过这样精美的食物。不过，也有不适应的地方，就是上什么饭菜都是小碗小碟，小得叫人不敢大张嘴，不敢“如狼似虎”地大嚼大咽地过过瘾。到了这样的小窝儿，面对小碗小碟，特别是见到周恩来、廖梦醒细嚼慢咽的文明样子，我不知不觉也就“文明”起来。过去当兵吃粮，大海碗也不过瘾，恨不能盆盆罐罐地吃饭吃菜才舒坦，才受用。现在，我也一点一点朝嘴里夹食物，慢慢地嚼，细细地。品；这种吃菜吃饭法，在嘴里嚼就嚼得消化吸收完了，几乎没有舒服痛快的吞咽感觉。天哪，这得哪一年才能吃饱？　　周恩来平时吃饭比我还快，可是到了这样的环境，他却像回到了熟悉的生活中一样，表现得那么潇洒、优雅、自然、适宜。我相信，他过去一定过过这样的生活。　　这种吃饭，最适合聊天了。谈形势，谈奋斗，谈前途；政治风云，战场风云，在这不到十平方的小天地里隆隆地卷过来，荡过去；有忧愁，有欢乐；有激昂，有愤怒；有热血，有温情，转眼间2个小时过去了。　　告辞之后，我随周恩来离开这一方小天地，返回思南路周公馆。　　“你吃饱了吗？”周恩来忽然问我。　　“嘿嘿，”我难为情地笑笑，“碗太小，不敢吃，怕一口不满就吃光了。” 　　“吃光了还可以盛么。” 　　“一口一碗我得吃多少碗？回头传出去，说周副主席的副官能吃30碗50碗饭，那多糟糕呀。”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朝上仰去，开心大笑。然后说：“广东人吃饭是最讲究的，都是小碗小碟。不过，我相信你不会再饿。” 　　我下意识地摸摸肚子，真的，没有饿的感觉。　　“不饿了。”我说，“可是也没觉饱。” 　　“什么叫饱了？不饿就是饱。”周恩来换上一副略带忧伤的神色，思考着说：“几千年了，中国的老百姓在饥饿线上挣扎，肚子整天是空的，好容易吃一顿饱饭，这一顿的标准一定要把肚子撑得圆圆的才叫饱。什么时候天下百姓再无饥饿，那就不需要吃一顿把肚皮撑得圆圆的了。撑得太多和饥饿过度一样，都不利于健康。我们的奋斗，就为了有这一天啊。” 　　这一顿饭，这一番聊天，给我留下终生不忘的美好记忆，谁能说这不是最好的休息娱乐？　　建国后，廖梦醒又曾请过我和我爱人去吃饭。这种亲切宜人的气氛我又享受过几次。虽说每次都不敢大张嘴，放开肚皮过瘾，但每次都能感觉到一种休息娱乐的舒适安逸。于是，我又想起总理的话：不饿就是饱。想起总理的期望：愿天下人都能过上这样放松的生活，不要饿一年，才撑死饱死在春节那几天。　　进城后，廖梦醒常给“阿哥”周恩来送些吃食。东西不多，有点送点，经常送点，据说广东人习惯这样。　　宋庆龄也知道总理喜欢吃阳澄湖的螃蟹。她每年8、9月份，都要带些阳澄湖的又大又肥的螃蟹来北京，带来了就给我打电话。　　若是宋庆龄亲自来送螃蟹，那就是周恩来亲自接。但大多数都是由隋副官送，由我接。他们不托人代送，我们也不托人代收，因为这是入嘴的食品。那时受苏联影响。苏联对于食品都严格要求经化验之后才能送领导人吃，我们对于食品也有严格要求。　　总理收到螃蟹，有时同我们工作人员一道吃，有时请陈毅、张茜一道来吃。　　周恩来喜欢交友，可以说朋友遍天下；他喜欢与朋友聚会，吃饭、饮酒、品茶、聊天。　　党内干部，在我的印象中，朱德、陈云、董必武、陈毅、李富春、王稼祥以及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的王震、陈郁(曾任煤炭部部长)、乔冠华、王炳南、章汉夫，以及地方负责人陶铸、欧阳钦、曹获秋、潘汉年等，都是他的座上客，聚会来往较多。其中，与陈毅关系更密切些。　　比较而言，与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这种朋友聚会更多些。这种聚会交往的朋友多得我都数不清，其中，文艺界人士以郭沫若为最密切，民主人士中以张治中、傅作义来往最多，友谊更深些。　　周恩来喜欢陈毅的性格，说他刚烈而不失潇洒，豪侠而不乏文雅。周思来推荐陈毅顶替自己担任外交部长。陈毅讲话常常热血沸腾，任由激情自由奔放，有些话按照官方标准来衡量，难免讲得有些出格。就有人向周恩来报告，说陈毅讲话像放炮。　　“不要怕放炮么，放炮才能吸引人，震撼人。”周恩来很欣赏地说：“他比我讲得好，大气势，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大国的国威军威。” 　　“可是有些话走嘴，讲得不很恰当，不够准确……” 　　“句句准确，句句恰当，就不会有这样的大气势，也不会这么吸引人，震撼人了。”周恩来加重语气说：“要看整体效果。他讲的很好，比我有气势，比我讲的效果好。” 　　周恩来不但肯定、支持陈毅，还约请陈毅一道出去游玩，一道吃饭。这对陈毅是极大的支持。　　那天，陈毅兴致极好，嗓门大、笑声高。周恩来见朋友高兴，自己更高兴。　　“陈老总，你兴致来了。”周思来高声提议：“你能不能来首诗啊？” 　　“总理来，总理来。”陈毅忙不迭谦让总理。　　“我不行，”周恩来摇头，“我对诗没什么研究。” 　　“总理是一定要叫我出丑哟……”陈毅作出一副被迫无奈，勉为其难的可怜样儿，其实他心里早就鼓涌起诗情，想找机会“发泄发泄”了。总理再了解他不过，所以根本不再多说，该走就往前走，该看就往前看。果然，没多大工夫，陈毅在他旁边放开了嗓门，以四川人那特有的富于音乐色彩的声调，抑扬顿挫地诵起一篇新作。这种新作，即席即兴之作，往往粗糙一些，但情真意切，常会博得总理喝彩或夸赞，个别地方也有所提议指正。陈毅回家后肯定会对这种即兴之作再来番“细琢磨”，“精加工”，然后写成文字送主席、董必武、朱德、叶剑英等诗友看。　　公开发表的陈毅诗选有不少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出来的。　　总理喜欢陈毅，陈毅也了解总理，并且知道总理喜欢自己。别人不敢跟总理讲的话，不便提的要求，就来找陈毅，请陈毅出面帮忙。　　比如我遇到几次，贺龙元帅想请总理去看看他的体育健儿，不好张口，就去找陈毅。　　“主席和总理不是刚去看过的吗？”陈毅问。　　贺龙与陈毅关系深，根本不作解释，两个手指捏着陈毅的衣袖，扯一下说一句：“帮帮，帮帮。晚上见。” 　　贺龙丢下陈毅就走，不给陈毅叫难的机会。陈毅也了解贺龙。战争年代，贺龙是有名的爱兵如子，当了体委主任，只要他的“兵”想见见毛主席、周总理，他一定想方设法满足这些“兵”的愿望。自己不好出面请时，就让陈老总出面。在我印象中，只要陈毅出面去求请周恩来，周思来没有不答应的。　　我们也都喜欢陈老总，因为他常能帮助我们做工作。比如陈毅爱看川戏，爱听音乐，常来拉总理一道去看。友情深，陈毅的嘴巴又会讲，常搞得总理再忙也得跟他去看看，这就达到了我们做多少工作也达不到的目的。　　我们尤其喜欢陈毅的是，他来了常常不谈工作，专挑轻松愉快的话题聊，常聊得总理轻松愉快，甚至开心大笑。所以，我们都支持总理和陈毅聚会聊天。总理常到陈毅家作客，陈毅也常找总理来小酌闲聊。　　每次这样的聚会聊天之后，总理都像刚度假回来一样显得精神焕发。　　有人说，朋友聚会一定要同性情相投的人在一起才好，否则很累。　　总理则不然。只要是同志、同事、朋友，尽管千人千性，脾气作风各不相同，他都谈得来，都愿意尽可能多交往，多相聚。像国家主席刘少奇是位勤奋严肃、组织纪律性极强又不苟言笑的人；朱德是温和宽厚，慢条斯理；董必武一身古香古色；彭德怀威风严厉又血性十足；陈老总热烈坦率，经常发个牢骚提点意见；黄克诚不修边幅却又只唯实，不唯上；陈赓、刘亚楼骁勇善战又大大咧咧，不拘小节；所有这不同性格、不同风采的人，周恩来都谈得来，处得感情深。　　有几次，周恩来迎客时，粲然笑道：“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那愉悦开心的样子使我渐渐体会深一些，就是人有社会性，　　所以这种欢聚当然带了休息娱乐的性质。然而，真正使我认识更深，还是在同志、同事、朋友遇到困难、麻烦、甚至危难时，周恩来仍然坚持相见、欢聚，这才使我有了新的感受。　　熊瑾玎是周恩来的朋友。在重庆地下党工作时期，他担任《新华日报》的“老板”，被大家称为“熊老板”，久而久之，成了专用词。好象我们共产党内只有这么一位“老板”，被大家叫到去世。老板两字也表现出了他为党所作出的特殊贡献。他的夫人朱端绶自然成了“老板娘”。　　周恩来、董必武、熊老板十几年坚持斗争在国民党统治区，风雨同舟，友情极深。比如周恩来父亲去世，痛哭而发脾气时，只有董必武、熊老板敢去劝说；董必武跟儿子赌气，发火打儿子时，夫人不敢劝，就请周恩来和熊老板来劝，一劝就灵。30年代末，40年代初，他们朋友相聚的机会最多，次数也最多。建国后，忙里抽闲，也常有聚会之乐。　　1967年，熊瑾玎和他的夫人都被打成了“资产阶级大老板”和“资产阶级老板娘”。就在他们最困难的时候，周恩来没有忘记友情。　　那天，周恩来连续工作30多个小时，体力精力都渐渐不支。。我们劝他：“总理，该休息休息了。” 　　连劝几次，总理停下工作，“昭”一声，搓搓脸立起身。他没有绕办公桌快走，也没到室外运动，而是朝台历俯身伸手过去。　　“休息休息。”总理一边说一边翻着台历：“熊老板该过生日了……” 　　他朝日历盯视片刻，掀起眼帘对我吩咐：“你准备两瓶茅台，我们去看熊老板。” 　　东城区大典胡同，熊瑾玎的门前，除了大字报大标语的残痕，真是门可罗雀。那时“抄家”的风潮已过，这里对红卫兵失去吸引力，便再没有什么人对这里感兴趣了。　　我们上前轻轻敲门，总理走过来，紧挨院门站好。工夫不大，门被打开，熊老板夫妇一前一后站在门内愣住了，痴痴地望着总理。　　“这个时候你怎么还到我们家里来呀！”熊老板终于冒出这么一句，不知是担心总理的处境还是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怨懑。　　“同事加朋友，怎么能不来？”总理像平时一样亲热随便，毫无运动中普遍发生的那种“一觉醒来全陌生”的情景和感受，进门同老板、老板娘握手：“我来看看你们。顺便给咱们老板过个生日么！” 　　“过生日？”熊老板喃喃。　　“我没记错吧？”总理笑容可掏，“我带来两瓶茅台。” 　　“周公……”熊老板哽住了。他用重庆时候的称呼来叫总理，当年的情谊一下子全在眼前重现，泪花便在眼眶里闪烁起来。　　一向热情好客的老板娘激动地不停搓手：“可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吃什么呀？” 　　“哎，你不是很会煎荷包蛋么，在重庆我们也没什么东西呀，老板娘。”总理兴致勃勃地说：“花生米，花生米总有吧？” 　　“有有，你就爱吃花生米，还是没变。”老板娘高兴得泪水一个劲往下淌，却又笑得合不住嘴，腿脚变年轻地往厨房走：“我这就去给你们炒！你们聊，你们先聊……” 　　总理握住熊老板的手，含义无穷地望着他点点头：“老板，要多保重啊，看远一些，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熊老板脸上出现了红晕，用力地点头，那双阴郁的眼睛重新焕发出光彩。　　这次朋友相聚，给熊老板注入了生活的希望和力量，带来了慰藉和欢乐。而总理呢？坐上车时，轻轻地舒了一口长气。他来给熊老板过生日，本身就是无言的表态，谁再说熊老板是资产阶级大老板，就不能不有所顾忌，因为他们必须把周总理和熊老板加在一起来考虑分量。　　总理坐在车上，始终带着一种静温无言的遐想和忆念的神情，并且为自己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而获得一些平静。我忽然想到了一句老诗：使别人欢乐的人自己最欢乐，使别人幸福的人自己最幸福。　　于是，我对总理把朋友聚会看作最好的休息和娱乐有了新的理解：你能把欢乐和幸福带给别人，你自然会得到欢乐和幸福，只有心性温和、慈爱、善良的人，才会产生这种感觉和追求。　　再进一步想，中国还有句老话是“不责人小过，不发人隐私，不念人旧恶”。总理就是这样待人交友。　　我想起梁漱溟。1946年国共谈判时，周恩来曾由于梁漱溟的“不讲信义”，“对不起朋友”而声泪俱下，痛加斥责。但是，1953年梁漱溟公开顶撞毛泽东时，周恩来又千方百计代为缓颊，保护其过关。　　我想起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先生。周恩来在南开学校读书时，与校长张伯苓关系亲密融洽，星期天总要到张校，长家去请教并长谈，张伯苓很喜欢他，常留他吃饭，吃天津风味的贴饼子，煮稀饭，熬小鱼。张伯苓常对亲友同事说：“周恩来是南开最好的学生。”可是，这位最好的学生却参加了共产党，而张校长却以社会名流参加了国民党政府。共产党被骂作“共匪”时，这位老先生把他当校长时的学生周恩来从“同学录”中删除。共产党坐天下后，他给周恩来写信，说“正在闭门思过”。周恩来不念人旧恶只念人旧情，派飞机把张伯苔由重庆接回天津，表示慰问。张伯苓先生去世时，周恩来亲自赶往天津吊唁，悼念这位母校的老校长。　　我想起……善良使人心平，慈爱使人气和。　　心平气和就是一种休息，就能带来快乐。　　同文艺界人士和民主人士的聚会更多些，因为这种聚会不仅是休息，本身就包含有统战工作的意思，何况聊天时还可以更具体更有针对性地做工作，解决一些问题。　　在中央领导人中，周恩来结交的文艺界朋友最多，举凡有些名气或虽然名不见经传但确有所长或有某种代表性的人物，他几乎都认识，并且多数都交了朋友。像郭沫若、茅盾、巴金、艾青、曹禺、蔡楚生、田汉、阳翰笙、夏衍、白杨、张瑞芳等等文艺界老战士，无不与周恩来建立起深厚友谊。　　比如张瑞芳，在我记忆里她的入党都是周恩来介绍的。那是1946年，日本投降后不久，周恩来把我叫去，单独嘱咐：“何副官，你去陵江门接一下张瑞芳，要注意安全还要保密，决不能带尾巴。” 　　我记得张瑞芳当时是住在陵江门一座国民党修建的公寓里。我去之前，首先设法甩掉国民党特务，确实证明没尾巴了，才猛插公寓接走张瑞芳。带张瑞芳到周恩来那里，她高兴得不得了，我记得是批准她加入中国共产党了。　　周恩来在重庆结交的这批朋友，来往密切，友谊深，彼此很随便。直到建国后，周恩来当上总理，与这些人仍是朋友相交，相互之间的感情和关系从没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变得疏远或冷淡。　　从我的感受，周思来和邓大姐老两口的生活太单调，太寂寞，尤其是逢年过节的时候。他两个人都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工作中去，但是，要说没有一点空闲时间也不真实。逢年过节，老两口有点空闲时，那种单调寂寞就会显得突出。总理害怕这种寂寞，寂寞往往会使人生出莫名的孤独与忧伤。所以；年前节前，只要估计有点空闲时间，我们必要给总理安排一些活动，不能叫他“闲”。　　总理自己也注意不发生“闲”，一得空儿，必要提出名单，请客人到家来聚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他们一来，西花厅就热闹起来，活跃起来，总理就会忘掉寂寞，快活起来。　　有子女的首长们，劳累之后巴不得有两天清闲，与孩子们共享天伦之乐。没有子女的首长，如果生性孤僻，也就不容易理解总理。比如彭德怀，在军营中过惯了硬梆梆、简单明确的制度式生活，对于总理喜欢与文艺界人士交往，就产生一点看法。说过一句两句难听的话。不过，他本来就是厉害人，敢骂娘，敢为民请命，也难免敢翻脸把人闹个难堪。有些高级领导高级将领因此对他意见大些，周恩来却从来没有为个别一句两句话生出意见或看法，相反，对彭德怀更加喜欢，常对我们工作人员说：“那才是个好同志呢，有啥是啥，怎么想就怎么说，你叫他装假他都装不出来。” 　　周恩来常去彭德怀住所串门看望，同时也继续与文艺界广泛结交来往；他不因为彭德怀的难听话而疏远彭德怀，更不会因为彭德怀的偏见误解而断绝与文艺界的朋友聚会。周思来是按照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而生活，不是按照别人的议论或想法去生活。　　正因为如此，文艺界人士、民主人士，有什么事，发生什么矛盾，首先想到的都是周恩来，请周恩来帮助解难。　　记得有次接到一个电话，大声说要找总理。　　“总理正忙，请问您是哪位？” 　　“我是张治中。请你向总理报告一声，我找他有急事。”张治中的声音有些异常。想起当年军事3人小组的活动，天天一道坐飞机，想起“不要忘了我张治中3次到延安”，我决定报告总理。　　此类事，只要我们报告，总理是不会不马上接电话的。　　“文白兄吗？”总理听到报告，马上接电话：“我是恩来呀。” 　　“哎呀，总理啊，”张治中刚听到周恩来的声音，立刻像个受了委屈的大孩子一样叫起来：“请你转告郭，要笔下留情啊！” 　　“怎么回事啊？文白兄，你不要急，慢慢讲么。” 　　“我已经给总理写去一封信，就是郭沫若先生那个洪波曲，请他笔下留情！我张治中罪该万死，遗臭千年，也还不敢有计划有预谋地加害恩来兄。我若是这种人，以后还好见总理吗？……” 　　看来张治中是真恼火了，不称郭老、郭先生，让转告“郭”。原因是郭老写的那部“洪波曲”，里面写到了抗战开始时长沙那场大火，说这场火是国民党有计划有预谋地要烧死周恩来。烧这把火时，张治中是湖南省主席；要说有计划有预谋，这个计划者、预谋者自然少不了有湖南省主席这位地方政府最高长官。　　“文白兄，郭先生决不会是要伤害你，他写的是小说，文学作品，不是史料，不是作历史评论。不妥之处，我马上转告郭先生，设法补救，文白兄这边也要息怒，互相多谅解……” 　　周恩来放下电话就又给郭沫若先生打电话。郭沫若先生叫屈说，写这件事时，脑子里出现的只是蒋介石，并没闪过一点张治中的影儿。何况书已经出来，无法再改，只能请总理代为缓颊了。　　张治中和郭沫若都属于总理最亲近的朋友这一圈里的人物，无话不好谈。总理便去张治中家作客，不送东西，送东西就见外了，就是看望，吃顿饭。　　饭后，总理说：“文白兄啊，要说有计划有预谋烧死我，我再不怕死也不敢来讨饭吃。这段历史还需要多解释吗？” 　　“无须再解释。”张治中承认。　　“我看文白兄不是怕郭先生的书，是怕老百姓议论猜测。人言不是史，人言不足畏；既然书已经出来了，文白兄还是要看其主要内容和思想，个别地方说法不准确不妥当，容他日后再版时修改，你看可好？” 　　“我并没叫他焚书。”张治中终于谅解了。　　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前，总理到民主人士家里作客是常有的事。总理自己不过生日，但很乐于为民主人士祝寿作生日。比如给傅作义过生日，我就跟随总理去过几次。　　那时傅作义住在小酱坊胡同，总理去时，不送寿礼，就是看望、聊天、吃饭，与往日朋友聚会的那种亲热、密切气氛一样，只是多两句加寿的吉利话而已。　　这类朋友交往，总理始终保持了一诺千金。所以，只要答应去，哪怕临时发生了再大的事，最后还是要赶去。比如前面章节里曾写到总理答应去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家吃饭，大家等到晚上10点，总理仍然末到，就没一个人脑子去想总理可能不来了，只想他一定遇了大事，要晚到。结果，总理10点多赶到了，原来是被主席叫去了。从毛主席那里一出来，立刻赶往杨尚奎家。所有人都坚信：“总理只要说过，就绝不会忘，一定会来。” 　　总理这一生，答应过的事情忘记了，大概只有过一次。至少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在议论中，只扯出这么一件事。我从1940年跟随总理，到他逝世，再想不起第二件答应别人以后又忘记了的事。　　那是1957年左右的事。在一次集体活动的场合，人很多，总理不停地与人招呼，不停地与人交谈，各种信息都朝他这里汇聚。其中就有傅作义部长，他说：“6月29日是我生日。总理，想请您到我家里吃顿便饭，不知行不行？” 　　“62岁生日，对吧？”总理连连点头，“好，我一定去。” 　　这一天收到的信息量太大，距博作义过生日还有两个星期，到了那一天，总理恰好忙了23个小时，上床服了安眠药，睡觉了。　　傅作义深知周恩来一诺干金，从认识起，没出现过失信，所以生日这天作了总理来参加的准备。工作人员提醒说：“当时只是随口问一句，这都两个星期了，总理会不会忘了？” 　　“不会。”傅作义充满自信，“打从我认识他，他就没忘过事，没失过信。” 　　幸亏亲属和工作人员不像傅作义与总理接触多，他们只按常理想事情。照常理，事隔两个星期，总该再问问。就算对方没忘记，两星期前只能算打招呼，办事这天还该再邀请一下才合礼。所以，他们在中午11点给总理办公室打来电话，话讲得很巧妙：“傅部长今天过生日，总理今天是否能抽出时间参加？” 　　那天成元功值班，他翻翻日历又看看小黑板，没有记录这项活动，也就是说，事先没作安排。所以总理连续工作23个小时后就上床休息了，没有坚持28个小时，再参加一下傅作义的生日餐，然后才休息…… 　　不过，成元功是细心人，听对方口气，分明总理是答应过的，而总理又是一诺千金的人，所以他没有因为总理已经入睡而回答不行，只说：“请等一下，我去报告。” 　　成元功向邓大姐报告，邓大姐明白总理一诺的分量，对成元功说：“告诉他们，总理去，稍晚点儿到。” 　　11点半，邓大姐将入睡不足1小时的总理唤醒。　　以往，总理被叫醒，不是主席找就是国家出了大事。总理眼圈充血泛红，一边看表一边问：“有情况？” 　　“傅作义今天的生日，”邓大姐问，“你是答应去吃饭了吧？” 　　“嗅，嗅，是答应了……两个星期前就答应了。”总理一下子精神起来，匆忙穿衣服，“哎呀，糟糕糟糕，怎么会忘，怎么会忘了呢！” 　　总理匆匆驱车进往小酱坊胡同，参加傅作义将军的生日聚餐后回来，兀自歉疚地喃喃不已：“我活了这么大岁数，这还是第一次忘事情！” 　　我说：“反正又没误。” 　　总理不自安地说：“答应了人家的事情又忘记了，就算没误也是对不起人家呀，答应了怎么能忘记呢！” 　　总理就是这样的朋友交往，一诺千金！　　总理喜爱的文娱活动很多。他是个爱玩又没时间玩的人；兴趣广泛又不能不压制兴趣，甚至忍痛将其窒息掉。　　总理喜欢唱歌、跳舞、读小说、作诗、看电影、看戏剧以及下棋打牌。　　在人民大会堂，在建设工地，在许多群众集会的场合，历史都为我们留下了周恩来指挥大家高歌的镜头。　　周恩来喜欢唱歌，也喜欢听歌。他的听歌、唱歌有一致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一致之处是，他喜欢听喜欢唱民歌，不大喜欢“洋歌”，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美声唱法。听这种歌他从来不跟着唱，也不会像那样用嗓。　　他曾对我说：“这是一种很好的艺术，但不适合我。这种洋嗓子听着不舒服，洋嗓子和我们革命的历史联系不大，唤不起美好的回忆。” 　　周恩来毕竟是一位职业革命家，有他独自的经历，当然也就有他自己的爱好和选择。就像生活中好姑娘很多，但未必好姑娘就可以成为好妻子，每个人还有其他性格、知识、经历、交往等许多考虑。听歌唱歌也是这个道理。　　周恩来喜欢听信天游，听到这种曲调便会生出莫名的激动，两眼闪出湿漉漉的波光，头轻轻地点出节拍，神情里流露出一种静谧无言的喜悦和舒心惬意的遐想。　　但是，他很少唱信天游。从东北到云南，从新疆到台湾，所有的地方小调他都喜爱听，但极少放开喉咙高歌，这就是听与唱的不一致。　　他喜欢高歌的是《我们走在大路上》、《社会主义好》、《长征组歌》、《洪湖赤卫队》、《中华儿女志在四方》等等激情澎湃，热烈奔放的歌。特别是《长征组歌》和《洪湖赤卫队》，简直可以说入迷上瘾，时间久听不到就难受，疲惫不堪而闭目小憩时，嗓子里必要哼哼这些歌曲。　　他爱看爱听“长征组歌”，有演出尽量设法去看，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组歌就会“入歌”用手轻轻击拍，或哼曲，或小声跟着唱。我的记忆中，他最喜欢“毛主席用兵真如神”这一句。无论是在剧场还是独个儿听收音机，听到这里便会击出一个重音，无限感慨地把头点一点。　　有一次，我见他独个儿在办公室听这支歌，到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他身体各部位都随着音乐的节奏有所动作，仿佛全身心都融入了旋律之中。我忍不住问：“总理，这一句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他睁眼看看我，笑道：“不是经过长征，那是听不出这一句的、美妙境界的。” 　　我是经过了长征的，但我在四方面军，没有跟中央红军行动，自然缺少总理这样切身的体会和感受。　　对于总理的听歌和唱歌，有人形容为：“小气候里迟逐流动，大气候里震荡奔放。　　对各地民歌小调，总理喜欢沉醉一般悄悄欣赏；全身心地松弛，独个儿追逐体会着那感情的跳跃，意识的流动，仿佛渐渐走入一个美妙而古朴的童话世界，充满了花草的温馨和泥土的芬芳。这就是“小气候里追逐流动。” 　　大气候里震荡奔放，那是带着登高一呼，万众响应的气势和力量，是一名职业革命家壮怀激烈，“仰天长啸”的抒发情怀的表现。也是宣传鼓动群众与自己一样激荡起豪情和热情，团结、奋斗、向前的真情流泄。　　周恩来是位感情非常丰富的人。在某些作品里，常把周恩来工作中的严肃、谨慎、细致，笼统到整个生活中。其实不这样；休息时，哪怕是群众场面，只要不是办公事，他都是活泼又活跃。在老干部中，“活跃分子”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往往指革命队伍中上下组织，左右联络，出头露面进行宣传鼓动的同志。在中国的领袖群中，周恩来几乎可以称为唯一的“活跃分子”，再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常常按捺不住地放开歌喉，甚至要指挥起成千上万的人一道唱。更没有第二个人能像他那样乐于自告奋勇，教同志们唱“志在四方”，唱“长征组歌”。　　过去有许多影视资料和报道文章都记录过周恩来带领群众放。声高歌的情景，无须多讲。我这里想讲一点的只是他这样做，丝毫没有什么做作或工作需要，那确实是一种感情洋溢，需要释放的再自然不过的表现、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1965年6月，周恩来出访坦桑尼亚。这是中国民航第一次走出亚洲，走向世界。飞越天险喀喇昆仑山时，总理临窗，放眼远望：群山绵延，突兀颠连，好象维系中华民族的古老文化一样机妙玄奥，深不可测；又像鉴证着大自然不可思议的雄伟创造。冰峰林立，白云徜徉其间；碧空万里，与皑皑白雪上下辉映，幻化流转着七彩光芒。　　总理的眼里像起了惊雷电闪，光彩照人。他的胸脯开始起伏，那是激情进发前的沉默。他连续几次长长地叹息，仍然无法平息心潮的起伏，便从胸腔里发出了浑厚的低沉的歌声：“红岩上红梅开……” 　　他唱的第一声像呻吟一样带着隆隆的胸膛共鸣音，并且马上停住了，轻咳两声，好象有些不自然，目光朝我们一扫。我相信他是从陶醉里刚刚醒来，明白了自己是在飞机上，是在一群随行人员之中；他把目光再次投向窗外时，千仞冰峰在脚下蜕起、跃动；滚滚而来、层出不尽。于是，那无法按接的激情便第二次喷涌而出，并且一发而不可止。那成了真正的引亢高歌；总理是彻底放开了嗓门，歌声萦绕在机舱里，在我们每个人心头引起强烈的经久不息的回响。于是，总理的独唱自然而然成了我们全体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合唱：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 　　总理喜欢民族歌曲，自然也喜欢京剧及各种地方戏剧，喜欢看各种国产影片。　　对于戏剧，我曾问过周思来：“总理，你喜欢京剧还是喜欢越剧？” 　　总理说：“都喜欢。” 　　我问：“比较起来，更喜欢哪一个？” 　　总理一笑：“比较起来我更喜欢话剧。我在南开学校读书时，演过话剧。那时学校还不够解放，男女分校，我们演剧没有女角，就由我来扮……我们演得很成功。” 　　总理天天看报纸，天天必看各剧场的节目预告。无论哪一天，你随便问总理：“今天吉祥剧院演什么戏？”总理肯定可以马上告诉你。　　有一次我问：“总理，你看那些剧场节目预告干什么？” 　　总理笑着叹口气：“看戏是享受，想戏也是一种享受呢。” 　　我含笑作一个总结：“很少有总理没看过的戏，也很少有总理看完全场的戏。” 　　总理听罢哈哈大笑，频频点头。因为我这一句话道出了实情。总理酷爱看戏，没有什么戏不想看，但他“官身不由己”，想看也看不完，太忙了。或者晚到；看个尾巴，或者早到，看个开头就马上要赶去参加会，有头有尾地看完一场戏实在太少，有数的几场而已。　　有的老同志说我有办法叫总理休息，其实这办法就是“假公济私”，“投其所好”。　　什么是“假公济私”？就是把休息和工作搞得界线不分。凡有新电影，新戏剧出来，我们总要找出各种理由原因，安排总理去审查新片新剧，并且尽量“上纲上线”，说这是对文艺工作者是否关心、重视、支持的大问题，说作者和演员如何如何已经准备听取总理的意见，如果不去看就会挫伤文艺工作者的积极性，甚至是不利于党的知识分子政策云云。　　这样一来，总理就不审查也得审查，不休息也得休息几个小时了。　　所谓“投其所好”，就是按照总理对休息的解释，满足他的那种“休息”。比如把作者、演员请到家里来，同总理一起吃顿饭，聊聊天；自然是聊戏，聊演员的生活。这样聚会一次，解决了剧团的问题，也达到了让总理休息一下之目的。　　读小说对总理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娱乐。总理早在刚刚结束童年步入少年时，就读完了《三国演义》、《水浒》等古典名著。他曾对我说：“读小说和办公，用的不是一个脑子；办公办累了，看看闲书也是休息。” 　　总理看电影看戏看小说的故事很多，特别是文艺界人士写过许多回忆文章。我这里只想讲两件事，说明我们的总理，即便休息娱乐，也保持着鲜明顽强的民族性。这对于刚刚结束殖民地、半殖民地命运的中国人民来说，是尤其重要的。　　记得1950年1月20日，我跟随总理赶赴莫斯科，参加与苏联的谈判时，中苏正号称“磐石般的团结”，也就是铁板一块了。像我们这一层的人，单纯热情，一说苏联老大哥，那就一切光明，一切友好。记得那时斯大林的威望不得了，只要喊起他的名字，人们就可以前仆后继，不惜任何牺牲地冲锋向前。他在苏联人心目中是神，在中国人心目中也是神。但是，毛泽东与周思来与我们的心态显然不同，思考问题远不在一个层次一个水平线上。　　毛泽东只跟斯大林谈，不参加与莫洛托夫，维辛斯基等人的会谈。这与其他任何社会主义国家都不同，是第一个当仁不让地把自己放在与斯大林完全平等的位置上。　　斯大林在二次世界大战中所建立的崇高威望，使他原有的大国沙文主义表现更突出了些。毛泽东到莫斯科，离莫斯科，斯大林都没参加迎送。这样的结局毛泽东是不能接受的，他那强烈而鲜明的个性，使他当面向斯大林提出请求，坚持让斯大林去自己所指定的地点参加中国举办的答谢宴会。斯大林说他从来没有出去到别人确定的饭店去赴宴。毛泽东坚持斯大林应该给自己一个例外。　　结果，斯大林第一次屈从了别人的意志，这个人就是毛泽东。记得周恩来为此十分兴奋，对宴会作了许多具体指导。我至今鲜明地记得那天的气氛：欢快、隆重、庄严。来宾非常多，有各国大使和苏联的高级将领及部长们。　　显然，这些部长、高级将领、大使们也是轻易见不到斯大林，都激动得不能自己，焦急盼望着能看一眼斯大林。　　在一片喧腾中，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大使们议论中的两句话：　　“斯大林与毛泽东相见，在世界上是开天辟地的大事。” 　　“毛泽东厉害，能把斯大林请出来；罗斯福和丘吉尔也没能做到，没能如此。” 　　斯大林出现时，那些大使，那些部长、将军们都像孩子一样争抢着一睹斯大林风采，并不像现在某些作品出于政治原因所描写的那样。我当时看到的情景，所有人都是发自内心地欢呼，夹道迎着斯大林鼓掌，拼命挤前一点，就是想多看一眼，那是真正的崇拜，没有伪装和做作，见到斯大林与毛泽东站到一起时，多少人流下了泪。真流泪假流泪，真欢呼假欢呼，真激动假激动我还是分得清，看得明的。比如“文化大革命”开始一年后，那种欢呼万岁已是越来越假，越来越口是心非。岂止我看出来，绝大多数人都清楚，只是不敢说或不能说罢了。　　现在没有什么不敢说或不能说的。实事求是讲，1950年我见到的所有欢呼者，流泪者，都是至倩至性的真实流露，决无半点虚伪假装。　　就在这样的中苏友谊，这样的热烈亲密中，总理却没有生出盲目性。去莫斯科的列车上，他连续阅读获斯大林奖金的小说《旅顺口》。一般人读这本书，一听获斯大林奖金，便盲目跟着喝彩、叫好。周恩来没叫好，越看越皱眉，最后把书一摔说：“满纸胡说八道，这种书居然还获斯大林奖金，可见苏联也并不是什么都好，什么都对。” 　　到了1950年底，抗美援朝战争紧张进行之际，周恩来的军事秘书雷英夫担心敌人在辽东半岛登陆，利用工作之余读这本《旅顺口》，想从中得到一点在辽东半岛设防的启示。　　在一次聊天中，周恩来听说雷英夫对照地图看《旅顺口》，就问：“你读这本书感觉怎么样？” 　　“不怎么样。”雷英夫说，“不像外面吹捧那么好，我是为了研究战争参考着看一看。” 　　“这本书很糟糕。”周恩来评价说：“很糟糕的书还获得斯大林奖金，获得某些人喝彩，那就更糟糕，简直是糟糕透顶。” 　　“总理看过这本书？” 　　“我是今年一月去莫斯科的路上看的，印象坏极了，有些地方简直看不下去，真正的中国人都会有这种感觉，不会盲目地跟着去吹嘘。”周思来很少有地掰了一下手指：“第一，这本书是吹嘘沙俄侵略战争；第二，旅顺口陷落时，列宁有篇文章说这是掠夺性、反动性战争，这本书却仍然大加宣扬；第三，极尽丑化中国人之能事，不是特务、奸商，就是妓女、骗子。第四，书中歌颂的英雄马卡洛夫，是个拥护沙皇反动统治制度及其侵略政策的家伙。有这4条，这本书是什么货色就很清楚了。他们就是改不了的大国沙文主义！” 　　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张口闭口苏联老大哥的年代，总理讲出这样的话，确实给我们发热的头脑降了降温。知道“斯大林奖金”也不能迷信；他们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民族主义，我们也必须坚持自己的民族性，站起来的中国人民再不能有丝毫的奴颜媚骨。　　正像周恩来所说，“我首先是一个中国人”。在娱乐中他也从不忘记。　　1954年我随周恩来去参加日内瓦会议，出发前，他特意关照，让把我们新拍摄的越剧《梁山伯与祝英台》带上。　　会议期间，我们先放映了纪录片《1952年国庆节》。这部纪录片受到热烈欢迎和赞叹，一位瑞士记者在报纸上报道说：“当全副武装的中国军队和手捧鲜花的姑娘们迈着矫健的步伐，跨进日内瓦的银幕时，西方和东方的无冕之王们都情不自禁地一起发出轻轻的赞叹声。” 　　影片结束后，观看影片的记者们纷纷围过来和中国代表团的人握手祝贺，讲了许多热情洋溢的赞美话。连英国的记者也承认：“再也不能拿1949年以前的眼光来看中国了。” 　　但是，美国一位记者却心怀敌意地说：“这部影片不能不叫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在搞军国主义？” 　　情况汇报到周恩来那里，周恩来早有准备地说：“他说我们搞军国主义，我们就再给他们放一部《梁山伯与祝英台》，看他们还有何感想？” 　　大家听了这个决定，心里都没谱。前些日子周恩来请卓别林看《梁山伯与祝英台》，客人都是文艺界或与文艺界有关的人士，这些专门人才都看懂了而且兴趣很大，当时演出效果很好。但现在请政府官员和记者看，效果会怎么样？是否会应了那句话——洋鬼子看戏，傻眼了。　　负责这项工作的新闻联络官是熊向晖同志，他对这件事有过回忆文章。为了洋鬼子看戏不傻眼，他请英文翻译将剧情和主要唱段写成了一本16页的说明书，剧名也译成英文《梁与祝的悲剧》。　　熊向晖兴冲冲地向总理汇报他创造性的工作。　　“这才是党八股呢。”周恩来没有表扬他，反而批评说：“你也不看对象，在那里对牛弹琴！” 　　熊向晖始料不及，被批得发怔发痴。　　“十几页的说明书，亏你想得出来。”周恩来吁口气，放缓声音：“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你那本说明，又不是上政治课，还要发讲义。” 　　熊向晖眨眨眼，噗嗤一声笑了：“叫我说，给洋鬼子看戏，本身就是对牛弹琴。” 　　周思来也笑了，笑得文明而又开心，不慌不忙说：“琴还是要弹，不但有政治意义，也是传播我们的民族文化么。问题是你怎么弹这个琴？你用十几页说明书去‘弹’，那叫‘乱弹琴’，我换个‘弹’法就能弹通，你信不信？” 　　“怎么弹？” 　　“你只要在请柬上写一句话就行。” 　　“什么话？” 　　“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影片——中国的《罗米欧与朱丽叶》。” 　　“噢……”熊向辉似有所动，点点头又摇摇头：“这样……行吗？” 　　周恩来把手一挥：“你就这样办好了，保你不会失误。如果失误了，我送你一瓶茅台酒！” 　　“行，一瓶茅台酒！”熊向晖打赌似地说。如果总理的话真灵验，输一瓶茅台酒是完全值得的。　　放映那天，各国记者早早就都来场了，座位坐满，过道也站了人。看来，都想看看中国怎么也有个罗米欧与朱丽叶？总理这个法子想得不错，有悬念，吊胃口，可是，成功不成功还得看过电影才能下结论…… 　　开演几分钟后，奇迹发生了。观众并没“大失所望”地离开或不满地发牢骚，这次全场静悄悄，观众都如石雕一般纹丝不动，灵魂早巳进入影片剧情之中。看来人类不分种族肤色，不分地区时代，不分阶级信仰，确实存在着某些共同的属于全人类的情感和思想。《梁山伯与祝英台》和《罗米欧与朱丽叶》都是循着这种人类共同的情感发展着故事，所以，无论白皮肤、黑皮肤、黄皮肤，大家都被剧情所吸引，为绚丽缤纷的画面所陶醉，为温馨委婉的唱腔所倾倒，为飘逸袅娜的舞姿所征服，更为人类历史上，任何地区任何民族都不曾避免无法躲过的爱情悲剧所感动。当演到“哭坟”和“化蝶”时，观众的情绪也达到顶点，影院里一片抽泣声…… 　　影片结束后，华灯复明。一个极少见的情景展现在我们面前：如痴如醉的观众还沉浸在梁山伯与祝英台深挚哀怨的爱情悲剧之中，为他们的悲剧流泪不止。这种悲伤的默哀足足保持了一分多钟，什么人鼓了一声掌，刹那间像起了暴风骤雨，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并且伴随了阵阵的欢呼声。　　英国记者说：“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米欧与朱丽叶》更感人！” 　　比利时一位记者说：—“简直忘了是在看电影，好象我也到了梁祝身边。” 　　一位印度记者说：“中国还在朝鲜战争和土地革命中，这种时期就拍出这样充满美好感情的影片，这一点比电影本身更有意义。” 　　而所有这些对中国戏剧中国文化的认识和理解，确实是靠了总理那一句话。　　而这一句话，又说明总理．对我们民族，对世界各民族，对整个人类，有着何等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啊！　　在总理的文娱活动中，还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作诗。可以说，从1940年我到他身边，直至他老人家去世，总理基本没有停止过作诗。不过，从我来到他身边后，基本也没见过他保留下一一首所作的诗。　　现在公开发表的周思来的诗作，都是他年轻时的作品。其实，他当总理以后作诗，远比青年时期作诗多，特别是晚年，常看到他念念有词，并将新诗写下来。　　总理一般是作格律诗，偶尔也作自由体诗。他对古诗词非常熟悉，无论我们提到哪首诗词，他都可以出口便背诵下来，当我们为此惊讶时，他总是很动感情地说：“这要感谢我的母亲，4岁时她就教我识字，5岁时已经教我背诵了几十首唐诗……” 　　我常想，周恩来的喜欢读诗作诗，是否与他的母亲有关？他在读诗作诗的时候一定可以寻找回来那遥远的记忆，重新感受母亲的慈爱与保护，重新从母亲那里得到新的启示…… 　　周恩来作诗，或者是对什么事有感，对什么人有感，对什么景有感，或者是看到主席或陈毅或董必武等战友的新诗，反复品味之后唱和一首。他一旦要作诗，吃饭走路乘车这种时间就会被充分利用起来，嘴里偶尔吟出一句。这样的一天忙里抽空儿，反复索句，或睡前，或起床后，新诗就出来了。　　他作的新诗都是一挥而就地写在纸上，然后独个儿拿起来欣赏、品味，偶尔也提笔改几下。我们只能远远看那诗行，偶尔听他吟出一句，无法拿过来细细欣赏，他就像秘密地藏着什么珍宝一样不愿叫外人看。　　他把作诗当作了消遣似地，消遣完了，概无例外地撕碎，而且撕得太碎了；先撕成许多小碎块，再将小碎块一叠叠分别撕成更碎的碎片；撕到一般人再也无法拼对起来时，才用手弄成雪片飘落一般扔进废纸篓。　　总理心细，作诗极讲平压工对押韵，撕碎时也从不大意。我一次也未能将他的诗作拼对出来。直到他病重后，仍然是这样，不愿留诗给后人。　　外出参观游览，所过名胜古迹的工作人员都希望他留下墨迹。他一概拒绝：“找郭老去，叫郭老写。” 　　我很后悔，那些撕成粉碎的诗作，如果我都用牛皮纸袋装好，现在将这上百纸袋的“碎诗”交有关部门，一定能拼对出来，从中定可以进一步了解总理的思想情感。　　周恩来会下棋，象棋、围棋、国际象棋都会下，还会打桥牌，在重庆与董必武等同志玩过，后来都“戒”了。　　总理对“戒棋”“戒牌”的解释只有三个字：“没时间”。　　在他晚年，病重住院后，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减轻一些痛苦，我们拉他玩牌。他在“戒棋”“戒牌”20多年后又拾起来了。他很会算牌，随随便便就能赢了我们这些认认真真的人。赢了便轻声一笑，没有精力多说话。　　只有一次，他看看表，说：“下棋打牌，过时间不觉，有个故事说，樵夫看两个老头下棋，一盘棋下完，身旁的斧头把儿已经烂了。这盘棋下了多少年？干事业的年华，千万不可沉溺其中。” 　　在文娱活动中，总理最喜欢的似乎还要算跳舞。我们也喜欢让总理多跳舞。这项活动后来被我们称为“三结合”，不是“文化大革命”中的老中青三结合，而是：文娱、体育、工作的三结合。　　跳舞本身既是娱乐活动，又能锻炼身体，这是无须解释就很明白的事。医生主张总理每天跳一场舞，活动活动身体各部的肌肉关节。但他太忙，做不到。　　总理跳舞极少去春藕斋，一般是在紫光阁和人大会堂山东厅。50年代在北京饭店也常跳。到这些地方来跳舞的还有李先念、陈毅、余秋里、何长工、吕正操等国务院及各部领导。舞会8点开始，总理如果参加，常常10点左右到，跳几圈就提前走了。他舞姿潇洒，会跳三步、四步，能跳出花样，不像毛主席、朱老总那么单调地踩点走步。　　总理跳舞从不固定舞伴，他很理解文工团来的那些女演员，尽量勤换舞伴，满足尽可能多的女演员“陪总理跳一圈”的愿望。　　总理参加舞会，首先是作为社交的场合与机会，不忘结交朋友，不忘调查研究，不忘讨论工作。　　每次跳舞，周恩来必要同国务院机关和各部委领导打招呼，通报情况。若是有大事复杂的事，就在舞会休息时将有关领导叫入舞厅旁的小屋里谈话。跳舞时，周恩来换舞伴勤，也包含有多认时人，多听到一些情况的考虑。　　每次跳舞，对于新舞伴，周思来必要问姓名、年龄、工作单位，对单位里的领导及工作有什么意见？等等。对于认识的老舞伴，他常提出一些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征求意见，或者将自己考虑中的有关文艺工作的内容讲出来听听群众意见。　　总理在跳舞中是怎样调查研究，怎样做工作呢？随便举个例子。　　郑淑云是总理的保健护士。她第一次见总理，就是在北戴河的舞场上。谈话是在舞会休息时开始的。　　“你什么时候来北戴河的啊？”周恩来问过姓名、年龄及家庭情况后，放慢了讲话速度。　　“中央异地办公，从开始我就跟打前站的同志们一起过来了。” 　　“这个地区的地方病是什么？” 　　“哎呀，不知道……” 　　“你是医务工作者，领导没给你介绍吗？” 　　“光是从安全方面介绍一下，地方病可没说。” 　　“没介绍你也没调查？这就是问题。安全也要以预防为主。到一个地方就要调查研究这个地方的状况，作为医务人员特别应该查清这个地方的发病情况，这样才好开展工作，做到有的放矢。你说对不对？” 　　“对的。” 　　“那么地图你看仔细了？” 　　“看了，否则找不到首长。在杭州我给罗部长做蜡疗就迷了路，摸黑转了半天……” 　　“哈哈哈，就是么，吃一堑长一智，这就提高了……” 　　“哎呀，舞曲开始了。总理，你去跳舞吧。” 　　“你会跳吗？” 　　“我不会。” 　　“一次没跳过？” 　　“跳过两次，也是人家带着我……” 　　“那好，这次我带你，我来教你跳。” 　　“哎呀，我，我会踩你的。” 　　“哈哈哈，”周恩来把头稍稍后仰，一边笑一边指郑淑云脚下：“不要紧么，你穿的是软胶鞋。” 　　郑淑云脸红了，把手递给周思来。跳出第一步时，仍在喃喃：“可是，可是，您带我跳会很累的。” 　　周恩来放低了嗓门，小声说：“放心跳吧，累点正好运动。” 　　像周恩来那样的大工作量，若不搞点运动，若不坚持体育锻炼，是无法长期胜任的。　　每周的周末舞会，周恩来去跳几圈；每天起床后，从第一办公室出来，做5分钟的自编体操；如果只是这一点运动，肯定起不了多大作用。周恩来还有其他许多运动方式。　　第一种运动是办公室里的运动。这就是前面章节里写到的5分钟自编体操以及办公疲劳时，起身绕办公桌快走几圈。除此两项运动外，第三项运动是踢室内足球。　　天津人爱踢球。建国初期，天津的足球是很有名气的。周恩来在天津读书时就喜欢踢球，当总理后，医生和身边工作人员天天要求他保证运动，他就想到踢球上，买来一个足球。他没有时间去足球场踢，他的年龄和工作情况也不允许他去踢比赛，他就想出了踢室内球的办法。　　这办法也简单，就是办公室的一面山墙腾出一块空地方，不放办公用具。他的那个足球，少打一点气，弹性不要大，然后放在办公室内。每天工作累了，周围人一再劝他活动活动时，他就起身，两脚盘带足球，在那几平尺的小天地里激烈运动一番，时时朝墙上射门。球没气，弹不远，每次射到墙上都能及时用脚控制住球，不会碰坏门窗或办公桌上的东西。　　不要小瞧这种运动，由于动作的迅速，活动量是相当大的，不要说总理那样的高龄，就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陪他练5分钟，也会流出汗来。周恩来有时踢球要个“陪练”，拦在那堵山墙前，总理盘带过人。如果被截住球，算输一分；如果晃闪过对方，把球带过人，射到墙上，那就赢一分。　　这项运动总理很喜好，坚持很长时间。因为他的运动同他的睡眠一样，必须围绕工作进行。室内足球不受时间空间限制，有几尺地面就可以运动起来，见缝插针，效果很好。　　除了足球，总理还喜欢玩玩“卫生球”。　　总理的喜欢玩乒乓球，同庄则栋、李富荣、徐寅生那批优秀球员为国争光是分不开的。这批运动员打出了国家和中国人民的威风，吸引得像董必武这样古香古色的老人，也扔下毛笔，去玩了一段时间的乒乓球。周总理这样更具现代色彩的领导人，当然要比毛泽东、董必武这些老派些的领导人玩得多些，好些。　　总理的不利条件在那条伤臂。由于右臂在延安摔伤后，接骨不正，落下残疾。他的右臂弯不到头，伸不到底，不像正常人可以180度弯臂直臂，他只能在弯曲30度，伸直到150度这样的范围里正常发挥，超过就要活动受限。　　总理难得有时间玩玩球，主要在饭前饭后的10分钟左右，在我们一再劝说下，可以答应一声：“好，玩几下卫生球。” 　　讲“卫生球”，无非是形容乒乓球小。陪总理打球是件高兴事，因为我们太爱他了，我们所有工作人员的自我感觉是超过世上任何一种爱，无论什么事情，只要对总理有好处，只要有利于他的休息或健康，那么，再小的事我们也愿意全力以赴去做，做了就会产生幸福和愉快。　　我们都抢着和总理打球，为了不让他打着费劲，常常有意将球往他右手附近的台面上送，而且要送得不高不低，便于重扣或抽杀。球的位置合适时，总理常常能抽杀出第一流的漂亮球。　　可是，总理没有抽杀，左手将“卫生球”一把捞过来，冲着对家嚷：“不干不干，尽给我容易的，那不行。我不要照顾球，我能够输得起。” 　　总理认真得很，我们只好更认真地对待，既要真打，不让总理觉得是让球，又不能一下子打死，必须给总理一定的招架和还手余地。这种球打得艰难而又令人兴奋不已。　　每逢球下网或出界，总理常常显出一脸的惋惜：“哎呀，输了，输了！”如果一记重扣或一个大力抽杀击中了，我们未能接回去，总理会为自己漂亮潇洒的击球欢呼鼓掌：“打中了，漂亮！”“你输了，哈哈，你输了！” 　　总理喜欢玩几下乒乓球，更喜欢看别人打乒乓球，特别是国内外有乒乓球大赛时，贺老总都要派人给总理送几份秩序册。册子上详细列出分组情况，谁与谁对阵，怎样淘汰怎样出线。总理看得非常细。　　到了比赛开始，那个册子每天摆在总理的办公桌上，他每天在办公桌旁一坐，总要先问问：“谁被淘汰了？”“谁出线了？”“下一轮谁跟谁比？” 　　我们随时将进展情况报告他，帮他用红笔勾出来。他一边听报告，一边自己也动手，勾去淘汰的，勾出新的对阵关系，那种认真关心的劲头儿，不亚于处理军国大事。　　偶尔我们也劝总理一声：“有时间勾他们，不如咱们多打两下呢，咱们还是以锻炼身体为主。” 　　总理笑着说：“历来看棋的比下棋的累，我这也是运动，这样紧张一下，转回头再办公，精力特别足。” 　　总理打球、看球都是围绕工作运转，如果影响了工作他是决不答应的。　　第26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之后，全国乒乓球热升温到最高，点，西花厅里的秘书们打球也打到了最高潮。　　这天，乒乓球正打得激烈，一位外事秘书忽然惊叫起来：“哎呀，不好了！把一件大事忘了！” 　　他扔下球拍就跑，还是把事情误了。　　这下子惹火了周恩来，将全体工作人员召集一起，狠狠批评了一番。大家心里都不好受，挨着做检查，保证引以为戒，不再发生类似情况。　　于是，总理态度缓和下来，望着大家，带出感慨万千的语气：“唉，时间不饶人哪。你们看，你们年轻轻跟了我，现在都有了白发。我也老了……记性都衰退了。”他朝我吩咐一声，让把准备好的小笔记本取来，亲手发给每个秘书，然后宣布：“以后你们就用这个本子备忘。我交待的事，外面反映来的重大事情，你们就把它记下来，不要再误事。” 　　打乒乓球之外，总理还曾想增加一项游泳运动。　　1954年在广州，毛泽东每天去越秀公园游泳，都要请总理一道去。总理也下过几次水，似乎有了一些兴趣。他曾表示态度：“我听你们的，争取学会游泳。” 　　为了教会总理游泳，还为他请来体委一位同志当教员。教员当然积极性很高，很快教会总理在水中憋气，并漂起来。可是再往下学，他那只伸不直的右臂便带来一些不便。兴趣有点减弱。但并没停止学习，庐山会议时，有点空闲时间他又下两次水。　　当时北京医院的院长是周泽召先生。有次总理游泳上来，坐在藤椅上休息，周院长发现总理脚底出现许多小红点。他就替总理做了一下检查，说总理的身体不适合游泳，以后还是少游，最好不游。否则不利于健康。　　以后，总理就放弃了游泳这项运动。虽然这项运动是毛主席所提倡，中央首长多数都学会游泳，并且热情很高，总理却退出了这支游泳大军。无论在北戴河、广州还是北京，他最多不过坐在岸上看看别人游。偶尔忍不住下次水，也是坐船下水。我曾陪他在中南海划过几次船。　　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总理将一切体育锻炼都停了，只剩了一种运动，就是从这个“救火现场”赶到那个“救火现场”，这种匆匆赶赴现场的急行，客观起到一种体育锻炼的作用。　　但由于“救火”的心焦情急，这种“运动”对身体其实是弊大于利。都说“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这种“救火”没完没了，一个比一个急。都说总理是累死的，这话一点不假。　　在我的记忆中，“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总理的休息有时已经是带了抢救性质。　　1967年春天的广交会上，红卫兵要砸烂广交会，总理轮流找各派红卫兵谈话，作他们的工作，30小时没离开现场，没停止谈话。劝说完红卫兵，接着又连续工作70多小时，前后达100多小时没睡一觉，没休息一刻。　　他在办公桌前突然面色苍白，额上沁出一层冷汗；由于痛苦，脸上的肌肉绷紧，嘴巴抽缩着想挺过去那难忍的胸闷和心绞痛。　　保健医生张佐良闻讯起来，一摸脉搏，早搏很多。马上给总理做心电图。当时301医院的一位专家黄教授正陪胡志明主席在广州的小岛疗养，张医生就拿着心电图给黄教授看，确实早搏频繁。两个人研究之后，决定给总理用药和吸氧。　　从此，总理每天多了一项帮助他休息并恢复精力的内容，就是睡觉前吸一会儿氧，改善血液的供氧状况，以维持他超负荷的大工作量。　　就是天天吸氧，总理仍然发生过几次缺氧和心脏病发作。比如红卫兵火烧英代办处那次，总理又急又气愤又过度劳累，心脏病就发作了。医生进行了抢救。　　对于久坐不动或少动的人，洗澡无疑也是一种很好的休息。毛；泽东就是坚持搓澡。在1956年以前，他是泡澡；1956年以后，由于年岁大了，主要是搓澡。他搓一次澡，全身血液流畅，是很解乏，很有效果的休息。　　周恩来也常洗澡。但他不像主席由卫士侍候，由卫士帮忙搓澡；他一向是自己洗，从不要人帮忙。　　在他发生过两次心脏病后，大家就都担心了。总理毕竟年事已高，身体远不能比当年，万一洗澡出了什么事，外边不知道，这个责任可不得了。　　我们与保健医生商量后，决定以后不能再让总理一个人洗澡。第一次帮总理洗澡是张医生和卫士小高去的。他们进入卫生间时，见总理正坐在浴盆里喘呢，忙上前帮忙。　　“我没事，你们去，我不习惯，我自己能洗。”周总理不让外人帮忙。　　“总理，你心脏不大好，万一犯病身边没人怎么行？”张医生劝说：“我们已经进来了，还是帮你一把吧。” 　　说话间，小高已经动手帮总理搓泥。在这种情况下，总理才勉强接受了服务。　　从此，我们再没让总理一个人洗澡，我和小高及张医生，总要有人陪他进卫生问。而这时，总理实际上已经患了癌症，在我们开始帮他洗澡前，就已经查出了癌细胞。　　就在身患癌症后，有次总理又是工作30多小时没休息。我忍无可忍地进去说：“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总理从眼镜框的上边望住我，小声说：“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了。　　总理终于离开了我们，但他的声音天天在我耳边回响：　　“我去休息，这些工作你替我办哪？”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18:47

行 　　周恩来的行，无论走路、乘汽车、乘火车还是乘飞机，都有其特色和感人的内容。　　凡是调到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同志，邓大姐在介绍情况时总要提醒一句：“恩来同志走路快哪，你们要跟紧了，小心不要跟丢。” 　　总理不会走慢步，跟人散步也像抢时间赶急事，他办公疲劳起身绕办公桌走几圈时，也是快步带起一阵风，扇动桌上文件能飘起纸页。从西花厅到春藕斋，到菊香书屋，到颐年堂，到怀仁堂等处，周恩来那急促轻快的步子时常会出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比他年轻20岁左右，却走不过他，时时要小跑几步才能跟上。　　总理忙迫而匆匆地快步，与他的少睡一点，再少睡一点，无疑都是在抢时间，抠时间；多争取一点工作，再多争取一点…… 　　每当想起总理快速的脚步，不知为什么，我总会联想到一个数学问题。总理活了78岁，这个78岁就是生命的极限值；总理匆匆的脚步，快一步再快一点；他的睡眠，少一点再少一点，就是有效的生命序列值；这个序列值在总理那里是无限趋近于极限值，虽然最终也不会达到那个极限值，他却以惊人顽强的毅力和决心，让这个序列值无限地延伸下去，无限地接近于那个极限值。　　这就叫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总理喜欢坐汽车，哪怕是在中南海里，路途稍远他也可能坐汽车，这当然也是要抢时间，是为了尽可能地接近那个极限值。　　周恩来坐汽车有4大特点值得一说。　　第一个特点是喜欢坐国产车。　　建国之初，他坐大吉斯车，是斯大林送给中国领导人的。那时我们还不会生产汽车。这部吉斯车老化以后，有关部门准备再为他买一部，他当即拒绝。说：“不能再花外汇去买，要尽快研制出我们自己的红旗车。” 　　红旗车刚研制出来，他就将这种车定为自己的专车。他说：“别人不坐我坐，我喜欢坐国产车。” 　　我曾劝说：“这种车刚研制出来，各方面性能还不稳定，也没经过实践检验，还是等产品完全定型后再坐吧？” 　　周恩来笑着说：“我是试用，不保险才试用，保险了还谈什么试用？我坐上了，可以促进他们改进，促进我们的民族工业发展。我坐红旗车就是为他们做广告。” 　　这句话我熟悉，他也说过为上海表做广告。周总理是第一个戴国产上海表的消费者，也是第一个乘国产红旗车的中国领导人。　　周恩来经常看望一些民主人士。由于红旗车体型大，张治中、李济深、齐白石等各届民主人士都住在北京市的小胡同里，红旗车有时开不进去。在这种情况下，他才同意保留了一辆灰色吉姆车。据说这种车是以他的朋友，苏联原外长莫洛托夫的名字命名的工厂所制造，他也只是在需要钻胡同时才使用这种车，平时都是用红旗车。　　随着我国汽车制造业的发展，国产轿车渐渐多起来。除红旗车外，还大批生产了上海牌小轿车。从60年代始，凡属大的活动，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无论是共产党代表大会还是全国人大，全国政协开会，特别是外交活动中，周恩来总是要求使用国产车。1990年。国家机关一位开上海轿车的司机说：“周总理在世时，逢上重大活动，最忙最露脸的是我们开国产车的司机，一出动几十辆上百辆，在长安街上浩浩荡荡风光得很。到了80年代就不行了，赵总理看不上我们，越是重要活动我们越没事干，出风头的全是外国进口车，好象我们出来就会丢脸似的……” 　　第二个特点是，坐车讨厌前呼后拥。　　周恩来是共产党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按规定，他的外出有严格的安全保卫制度。外出路线、所经路口，住地及重点防备地区等等，有一整套安全规定。一般行动，头天就做好了计划，几点几分到何地，几点几分经何路口或经何路线，事先和警卫部门打招呼。出动时，前驱车，后卫车都要到位。　　周恩来对此很反感，多次反对，甚至严厉警告不许前呼后拥跟随他。　　“浪费，没有必要！”周恩来朝我挥着手说：“你去跟他们讲，我不要这一套。像这样还怎么接近群众？吓也吓跑了，影响很不好嘛！” 　　我没有动步，提出不同看法：“不要警卫跟着，万一路上坏了车呢？不说安全吧，也要耽误时间，影响工作啊。比如外宾等候接见，你的车坏到半路上怎么办？” 　　“并不是每次外出都有外宾等候，可你们每次都要搞这种前呼后拥。有重大国事活动搞，这还可以；我去看个朋友你们也搞这种做法就很笨，缺少灵活性。我在重庆时做过这方面工作，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对象、不同的活动要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比如我去看望民主人士，我去人民群众中间了解情况，你们这样前呼后拥是什么影响？连自己的人民群众都信不过还谈什么为人民服务！” 　　周恩来在某些活动中，明确警告不许警卫车跟随。一般情况下只有我和卫士高振普随他乘主车外出，警卫车虽然被严令不许跟随，但为了安全，还是悄悄地隐蔽跟随。周恩来是非常机敏的，警卫车隐蔽，仍然要被总理从汽车反光镜中发现。　　“你们不要搞这种‘盯稍’，我在重庆常被跟踪，有经验，你们瞒不过我。”总理又气又烦又无奈，“说过了你们就该执行，为什么还要悄悄跟着？浪费么，没有必要。” 　　警卫人员听着，不急于反驳，但也不说“改正”。毕竟他们有他们的制度要求。　　总理也知道他们的难处。为了不叫警卫车跟随，周恩来有时会突然行动，使他们根本来不及通知警卫，上车就走。这时，车上除了总理，只有我或小高，加上司机老杨共3个人。这时周恩来会感到一种自由或愉快，会笑着说：“这样不是很好吗？我就是要摆脱这些形式主义。” 　　第3个特点就是喜欢坐快车，并且决不浪费车上的时间。坐在车上，或吃饭，或批阅汇报条，或听取秘书口头汇报，交待一些工作。如果没什么事，总理会抓紧车上的点滴时间打个盹。　　总理正经睡觉困难，离不开安眠药；打盹却有超一流的能力和表现。这主要是在汽车上，如果没公事没陪客，短到两三分钟，长到几十分钟，他都可以打个盹；而且说盹就盹，说醒就醒。　　我当副卫士长及卫士长时，仔细观察过总理的打盹。他的打盹主要有三种形式或叫情况。一种是被动的，就是前面讲过的在办公桌旁疲劳困乏到极点，身不由己地打起盹；头一下又一下失控地耷拉；刚挣扎着抬起来，马上又垂落，手中的笔也会失控地落下去，又沉落下去，在文件上留下点状道状的墨痕。当他的头大幅度地垂落时，会突然惊醒，忙捏捏鼻子，揉揉眉头，揪揪头发，然后抓起清凉油，用手指往太阳穴和额头上擦抹，一边望着文件上跑笔的墨污摇头。　　另外两种打盹主要都是在汽车上。　　一种情况是路程较远，坐车时间稍长些的时候，比如在京时去机场接客，比如在广州，从南湖到小岛，总理上车刚坐稳便看一眼手表，压压手势吩咐：“都不吵，睡觉啊。” 　　听到这声吩咐，所有人便屏息静气，司机杨师傅警惕车开平稳，总理习惯地靠在沙发座的一侧，头向右一歪，很快就入睡了。这种时候，他不会失控地把头向前垂，可以几十分钟一动不动，呼吸变得均匀绵长细微，是真正迅速有效的沉睡。　　车到站，我们都是一动不动，只把目光投向沉睡的总理。总理像是有第六感官，像是具备生物定时器，每次都一样，我们的目光一触到他，他便微微一震，一下子睁开眼：“噢，到了。” 　　说着，用力搓搓脸，便精神焕发地投入新的工作中。　　如果路途近，坐车时间短，比如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三五分钟的时间，总理就不说什么“别吵，睡觉”之类的话，也无须把头朝右歪靠沙发座。他会坐正身体，全身放松，眼皮微微合上，像是意守丹田，像是“入定”一般。　　总理是会气功的。这不是那种劈石碎砖的硬气功，也不表现在各种腹呼吸的运用，他的气功是在意念上对静的追求，由意念导引着全身血液的循环，肌肤神经的松弛，脑筋的高效休息。这种带有极大调理性的休息，效果是惊人的。我常常感到，在各种紧张，繁忙，有时激烈有时枯燥的马拉松式的无休无止的劳作中，当总理精疲力尽地完成一项工作，乘车去另一个地点继续另一项工作时，就这短短几分钟的“入定”，这几分钟的调理休息，就能使他在下车时重新神采奕奕，两眼大放光辉。　　当我们二十几名秘书与总理经年展开车轮大战，当全国所有的神经束都导向总理，源源不断输来各种信号，总理永不疲倦地作出及时准确的反应时，当总理常年累月超负荷运载，令人不可思议地睡眠少时，我便不能不想到总理那汽车上的打盹。沉睡几十分钟也罢，“入定”几分钟也罢，正是这见缝插针式的调理休息，维持着总理的精力和思维活动。　　总理的一切生活习惯都是为了适应他的工作。他那超人的工作量，不仅是靠奉献精神和顽强意志来保证，也是靠了几十年艰苦奋斗所锻炼出来的具有科学性的休息方法来实现的。　　总理坐车喜欢提醒司机老杨：“慢点，开慢点。”他喜欢提醒这句话，是因为他喜欢坐快车。他一生抢时间抢速度，能坐飞机就不坐火车，那么坐汽车当然希望车能开得“飞”起来，快一点就能多干一点工作。　　基调是快，必要时就须关照司机放慢。　　我的观察，当路上行人车辆多时，总理会关照司机慢；天下雨下雪，地上积水结冰，总理会关照司机慢。我至今一合眼，就能鲜明如初地看到那一幕；　　雨小了，马路上积了不少水。总理不肯仰靠坐椅，而是前倾着身体，双手扶着前排椅背，眼睛一眨不眨地注视着街上的倩况。马路两边不但流动着雨水，也流动着自行车和行人。总理一边观察一边不停地念念有词：“慢点，再慢点，不要溅水，别溅水……小心，小心有水溅了人……” 　　总理就是这么细心，时刻想着别人。　　总理坐车多，遇到的事也少不了。　　1959年夏天，我们跟随总理，乘一辆嘎斯69吉普车去河北平山县的岗南水库。汽车飞快地驶在野外的公路上。突然，前面出现了一辆马车，一个老农民赶着一辆两匹马拉的大车。那时的牲口见汽车少，马被汽车惊了，乱奔乱跑翻到路边的沟里。　　“停车，快停！”总理下令。司机刹住车，总理跳下车就奔去抢救人。那个老农民已经爬起身，看样子伤得不算重。可是总理不走了，下命令说：“赶快用我的车送老汉上医院检查，我们就在这里等吧。” 　　我说：“总理，汛期快到了，岗南．水库那边还等您去汇报……” 　　总理摆一下手：“来得及。你们不要说了。” 　　一直等到送老汉的车从医院回来，报告老汉没什么危险，总理才上车继续赶路。　　1960年在北戴河，总理的车经过一座木桥时，隆隆的木桥震动声惊了河对岸一辆马车。惊马朝桥旁的斜坡冲去，把车上拉的一名病号给掀了下来。总理马上下令，又是跑去病号旁。那病号长了一身毒痂，触目惊心，总理却像父亲一样毫不嫌恶，仔细察看了农民的病情，马上命令送医院。　　到住地后，我们后怕的是，如果惊马冲过来，把总理的车撞挤到河里该多危险，总理想的却是那个病号，一进门就给医院挂电话，询问病情伤情……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比如有次总理外出，车开到府右街时，一个女孩子骑自行车猛地从临街胡同里冲出来，撞到总理的车上。女孩子是自己撞到汽车上，当时总理的车已急刹住，所以女孩子没受什么伤。但是细心的总理发现女孩子衣服挂破一块，马上叫警卫去买件新衣服给那个女孩子送去了…… 　　然而，总理坐快车也是遇过危险的。　　记得那是1961年6月15日下午，淅淅沥沥的小雨下个不停。　　总理定于下午2点半到钓鱼台看望来访的越南总理范文同，然后陪范文同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万人欢迎大会。　　总理的时间以分秒计算安排，外出都是选最近的路以能够允许的最快速度行驶。那天行驶的路线是：府右街——西四——阜成门——钓鱼台。　　按以往习惯，总理坐右排左侧，成元功坐后排右侧，我坐前排司机旁位置。司机杨金明技术一流，两手在驾驶盘上大幅度地滑来滑去。那时北京城里汽车不多，我们的车速很快，箭一般驶出了阜成门城楼。这时，道路变宽，行人更少。视野远阔，杨金明加大油门，车像要飞起来一般。　　就在这时，突然从路南一个大门里钻出一辆大卡车。按理说，这家伙右拐东行，两车各走一边，互不妨碍，所以老杨并没减速。谁料到呢，大卡车就像国民党特务制造暗杀事件一样，在两车即将交会的刹那，突然驶入逆行道，既不开大迂回指示灯，也不鸣笛，直向总理座车撞过来，在那间不容发之际，老杨猛踩刹车，疾向右闪避。不料想，右前方正是一根粗大的水泥电线杆子，大卡车撞过来将把总理的座车在电线杆子上挤扁。　　一切都是在刹那间发生和完成的。老杨惊叫一声：“不好！”几乎是在他喊叫的同时，我扭转身子想扑过去保护总理，这完全是一种本能，在猛烈对撞中这个动作有多大意义就不得而知了。但座车是三排座，在我和总理之间还隔了一排活动椅，用不上力。我绝望地叫一声：“总理！” 　　说时迟那时快，成元功侧身用自己身体去掩护总理并且用左手护向总理心脏部位。总理的右手也用力支撑住前排座位的靠背，准备迎接那威猛剧烈的一撞。　　也就是杨金明了，换别人简直不可想象怎么避开这种比蓄意谋杀还要凶狠的冲撞。杨金明那声：“不好”刚出口，方向盘已经快似陀螺地疾转，车子敏如脱兔地窜向左，避开水泥杆，驶向左边的逆行道。　　现在的形势是大卡车冲向右边逆行道撞我们，我们向右避不开就冲向左边逆行道，与大卡车对换了位置，都进入了逆行道。但大卡车似乎不死心，在我们左闪的同时，这家伙也又扭头冲回左边，还是要撞！杨金明脚下死命一踏刹间，方向盘疾转，座车猛甩了180度的大调头，嘎然停住。这种大调头产生的离心力，使总理我们3人都摔倒在座椅上。现在是车后屁股对着卡车，它要是撞，也只能撞着我们一道朝前冲，不会发生致命的危险了。爬起身看时，那辆卡车在大马路中间来了个大迂回，不再向我们追逐冲撞，不打灯不鸣笛，大摇大摆驶回它刚才驶出来的那个院子里去了。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一样，他也根本不在乎他的“谋杀”行动。　　这样重大事件，总理却平平静静说一句：“快赶路，去钓鱼台不能误点。” 　　汽车又“飞”起来，直冲钓鱼台。杨金明脸色苍白，目光闪闪地警惕着路面，以最快的速度冲向钓鱼台。驶入大门时，总理评论一句：“老杨技术高，处理得好，今天避免了一场大车祸。” 　　下车后，总理严肃地嘱咐成无功：“你去查一查那个卡车是怎么回事？” 　　我跟总理去看范文同，成元功去调查那个卡车。他很快查明了原因。　　驾车者是电车一厂的一名维修工，既无执照又不懂交通规则，那家伙是私自偷开车，跑出来玩的。真是混蛋透顶，差点当一个千古罪人。　　总理却仍然关心这个肇事者，让成元功转告厂领导，要加强制度管理，对这位工人要做好思想工作，按规章制度进行批评和处理，决不许因为是冲撞了总理的车而加重处分。　　不过，人的素质太差时，你就是教育、批评、处分也未必起多少作用。这个肇事者闯这么大漏子，仍然不吸取教训，后来又违反规程，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电车压死了。经调查，责任全在他本人，是他违反了规程制度。　　所以，现在我一看到电视和报纸上拿出来示众的那些交通肇事者，心里就一股火，总觉得对这些人处理应该再重些。　　第4个特点是公私分明。　　那天，周恩来要去人大会堂接见外宾，他乘车由西花厅开至北京饭店，理发刮脸之后再驱车去人大会堂。　　在北京饭店上车时，周思来轻轻拍一下司机老杨的肩膀，提醒说：“从西花厅到北京饭店算私事，从这里到人大会堂才算公事，你不要又笼统搞错帐。” 　　杨师傅说：“总理放心，我早记上帐了。” 　　周恩来在建国后，一直坚持私人用车要自费。工资发下后，钱归我管，工资表他一定要过目，就是检查是否扣除了用车费和外出用餐费等。他把看戏、跳舞、到公园散步、到饭店理发算作私事，把去医院看病人，到民主人士家拜访及看望外国朋友这类亦公亦私的事也都算作私事用车，都坚持自费。他乘车的记帐，先由我记；后来嫌我记的帐有疏漏，转交钟步云记。老钟遇空难后，就直接交由司机杨金明本人记帐了。总理说：“你开车你记帐，这样不会出现疏漏。” 　　帐记下了，交通部门如果忘记或没按时依照帐目从他工资里扣钱，交通部门要挨批，我们也会挨批评，责任是没有提醒交通部门扣钱。在这样严格的要求下，自然再不会发生用私车漏交钱的情况。　　周恩来无子女，但侄子侄女及亲戚并不少，这些人来看总理，那是坐公共汽车。周恩来曾明确规定：我的任何亲属都不许派车。　　有次，他的一个侄子一个侄女相约来看望，同周恩来邓颖超，一道吃饭谈话。出来时，已是晚上7点多。我从门前过，见他俩正焦急地小声议论：“唉呀，来不及了！” 　　“可能已经开演了，快走吧……” 　　我心里一动，停下来问：“你们要干啥去？” 　　“到工人俱乐部看演出，来不及了。7点半就开演……” 　　我看一眼表，说：“来来，我送你们去。” 　　我们这些人都会开车，我用车把他们送到工人俱乐部，回来正碰上邓大姐的秘书。秘书问：“你干啥去了？”我心知不妙，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应付道：“没干啥。” 　　可是这位秘书还是猜到了，报告了邓颖超。工夫不大，周思来和邓颖超一同把我叫去，像这样共同与我谈话还是少有的，可见问题严重了。我不敢说谎，老实承认用车送人了。并解释说：“这是特殊情况，不然就要误了看演出。” 　　“你以为这是对他们好吗？”周恩来皱着眉头盯紧我：“晚到几分钟，少看一段有什么了不起呀？你是帮助他们搞特殊，助长他们的优越感！” 　　我不敢回嘴，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记住，这是不允许的。”周恩来干脆明白地警告一句。这一声至今响在我耳边。我再不曾用车接送过周恩来和邓大姐的亲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也从未用过公车。我会开车，却一次也没用车办过一件私事。就是办公事，只要来得及，都坚持骑自行车，实在来不及了才开车。现在我离休了，老干部局定期发给我公里数，但我仍然没用过。没那个习惯。我的习惯是受周恩来影响而形成的——凡事一定要公私分明。　　周恩来离开北京去全国各地，按规定都是乘专列。专列由前驱车、主车及后卫车组成。这是安全部门规定的，不是周恩来个人所能改变得了的。　　正因为如此，周恩来极少乘专列，除非视察各地，需要沿途了解情况，否则是不肯坐专列的。他只喜欢坐飞机。　　他曾对我说：“坐专列太浪费，主要是浪费时间，工作不允许。” 　　周恩来乘专列时，很注意不要随意停车。毛泽东对这一类事不大注意；专列行驶中，工作累了休息，并不在意专列行驶在单行线还是双行线，到站还是没到站？一旦想睡觉了就睡。他一睡觉。有关部门便会通知司机停车。有时专列停在单行线上，便会造成其他列车晚点。　　周恩来对这些具体事是非常细心。有个说法不全面不准确，但确实反映了部分实际情况：毛泽东只想他所关心的大事，周恩来则还要时时想到关心到别人所遇到的事。　　比如，他偶尔坐了专列，不到站决不许专列停车。他多次告诫我们：“要保持同司机和铁路部门的联系，千万不要因为我们搞得其他列车运行晚点。” 　　建国以来，周恩来只坐过有数的几次专列；一般专列行动，容易影响其他列车晚点，但周恩来乘专列，从未影响过其他旅客列车的正常运行。　　总理外出，主要是坐飞机。在重庆时，我就跟随他乘坐到lOO多次飞机，前面讲过，多次遇险，却从未因此远离飞机。建国后，他的专机是一架苏制伊尔18型飞机，编号为“208专机”，国内外都知道，很有名。机长是张瑞蔼，改革开放后出任中国联航总经理，是一位非常有经验，有技术，有胆量的优秀飞行员。　　对于总理的喜欢坐飞机，张瑞霭曾开玩笑问总理：“总理，你是不是崇拜飞机？你怎么那么爱坐飞机呀？” 　　总理笑着说：“飞机好啊，它快嘛！坐飞机能节省时间，办事效率高嘛。”说着，右手在面前轻轻带过一下：“我喜欢坐飞机，可不等于不支持铁道部的工作，不等于不关心铁路建设哟。他们不要对我有意见哟。” 　　总理对于他的机长张瑞霭是很感自豪的。尼克松访华，要坐他自己的专机去杭州、上海访问。总理不同意。　　“你们在我们境内旅行，应该坐我们的专机嘛。”周恩来坚持道。基辛格深知中国人的民族自尊感，积极帮助斡旋，说服美国方面接受了总理的意见。尼克松任总统期间，只乘过一次外国飞机，这就是周恩来的专机。　　当周恩来的专机在上海虹桥机场降落时，尼克松对周恩来竖大拇指：“飞得很好！” 　　总理荣然一笑：“这是我们自己培养的飞行员，我很信任他们。” 　　基辛格接过话头说：“总统是第一次乘坐外国飞机，因为中国飞机是最安全的。” 　　总理乘飞机的故事很多，张瑞霭写过回忆文章，我在前些章节也写过一些，这里不多讲了。我只讲这样几句话：　　总理逝世后，有人计算他操劳天下事，乘飞机所飞距离，可以飞到太阳。当你计算这段飞行距离时，你是否想过？他那颗伟大的心就像太阳一样永远光照着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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