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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了一段文字:
公元一九七六年,我还是一个十三岁的懵懂少年。
自从“交白卷”男张铁生和反“师道尊严”的小女生黄帅被官方推举为“英雄”之后,学校随即变成了一个闹哄哄的动物园。教师无心教课,学生无心学习,我们游魂一般浪荡得欢。原本乖顺的,骤然间一个个都敢瞪眼看老师了。毛小子们纷纷躁动起来,课堂纪律首先被掀翻了,上课纯粹是摆样子。顽劣生扬眉吐气,觉得自己成了小主人;守规矩、学习好的被视为资产阶级小绵羊,低下了曾经高傲的脑袋。
我自小便属于乖孩子。驯顺,是因为没有横行的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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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仅有的乐趣便是学坏。
我开始学痞子说脏话,“肏你妈!”走路扭动身子,歪头觑人。我甚至想吸烟,没钱买八分钱一包的羊群烟,就学村里的大懒汉,撕半张课本纸,从柴火堆揪下一片棉花叶子,卷成大炮,揉搓瓷实,美滋滋叼在嘴里,划根火柴,“噗”地一声点燃,满含期待地猛吸了一口,却被呛得咳嗽不已。 在这之后的一天早晨,我在黑板上写了“我肏麦艳红!”五个大字,表达自己对漂亮女老师的爱慕之意,当天下午就被高大威猛的班主任狠狠踹了一脚。
完蛋了!我知道自己完蛋了。
“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架在大队部屋顶的高音喇叭整日聒噪,在我心里,那就是毛主席和中国的意志。打倒谁,紧跟谁,好像很重要,但又与我们无关。喇叭里那些高亢、无情的话语,让我从心底里紧张。
拾棉花,掰棒子,办黑板报,唱“革命歌曲”,说三句半批小矬子邓小平,我们好似城壕边的荒草,朝天上疯长。
父母已经悄悄在为我订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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