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忆：哪里是小学生的天堂

子不曰

在法国和中国内地上学，是一件万分痛苦的事情。作为职业教师，俺一直认为，中国内地一些教育家提出“快乐教育”是不负责任的，但俺又清楚地知道，让孩子们长期体尝过于痛苦的教育，是十恶不赦的。教育是向上的磨砺，负荷重，自然不会感到过多的欢乐，如果很快乐，一定是在走下坡路。可是不是一定要迫使孩子们天天早上7点就去上课，天天凌晨1点还要拉着家长，一起伪造教师们根本不可能有功夫全都看完的海量作业，是不是动辄迫使家长放下手头的要紧工作，来学校面谈，借以给家长和学生造成双向屈辱，是不是很早就让孩子们学会了贿选，学会做特工，检举别人，很小就意识到贫富不公，懂得明目张胆地给老师送贵重礼物……这些煎熬人的严峻问题，法国学生不大知道，中国内地的学生，不胜其苦。

　　这是美国初一学生路凯文，罗姐的二儿子，罗姐让大儿子路路把二儿子接回家，太阳还在西天高挂。路路上的是新泽西州公立大学，不要钱，现已毕业，正准备考取高级电脑工程师。路凯文刚在新泽西州李堡市结束私立小学教育，但没因罗姐家搬至木崖湖市而转学，他在鹰木市私立中学读初一，每天由罗姐或路路接送。这一天，路凯文下车回家，去查看自家信箱，送邻家伙伴放学回家的木崖湖黄校车刚刚离开。

　　插句话，说说这种家家户户门前的家庭邮箱，这些邮箱上面都有一展小红旗，如果主人有信要寄，把信封上贴好邮票，放在信箱里，把小红旗竖起来，邮递员送信时便会把要寄的信取走，然后把小红旗放下。这种邮箱里有一个专用码，邮递员取走信，用机器扫描一下专用码，这封信就记录在邮局里了，很方便。

　　再说美国的黄校车，很牛的，可以说是美国路面上最最牛的汽车，比总统车、军车、富翁车还牛，全国统一是黄色车身，在路上开着极其醒目。美国法律规定：黄校车打开蹦灯，其他车辆必须减速，随时准备为它停车等候；黄校车司机从窗户拿出红底白字的“停”牌，往窗口外一贴，左右和后方所有车辆必须立即停车，绝对不允许超越它半步，直到它完事离开。违反这个交规，罚款是最高限，任何人在美国学车，教练都会非常严肃地强调这一点。有了这种至高无上的法律尊严，黄校车在行进中，一般没人非要超越它，从而获得了公德尊严。如果校车在中国内地也有这样的尊严，天通苑小学生的校车就不会被牛车弄翻了。

　　有一次来美，和罗姐一起去山里，接路凯文放学。那时，路凯文刚在李堡一座长满参天大树的丘陵上小学，小学没有围墙，教室如同游戏室，放学时，老师把排着队的孩子一一送上黄校车或一一送上家长的车，家长的车由送孩子的教师亲手关上车门，意味着孩子的安危已移交回孩子的家庭，上了黄校车的孩子仍在学校和社会中寄托安危，所以3个警察如临大敌，1个站在孩子集结处不远，两个分别站在黄校车前后，截住所有过往车辆，等黄校车载着孩子出发上路，其他车辆才可以放行。

　　美国人已经习惯了对学校和对孩子的这种尊严，也就都熄火等候在路上，没有1个人会鸣镝催促。

　　呵呵，美国排队等候的耐心简直令人费解，美国人算术不好，所以算账比印度人还慢，总要算半天，友好地跟买东西的人聊上两句闲话，然后再接待下一位客人，后面排队的客人就那么耐心地等着，没人吵吵着要珍惜时间，快点儿快点儿。中国人去那儿排队，总要急得够戗，心理必然滋生了“要能加塞儿多好”的想法。走题了走题了，还是说黄校车，这是俺在纽约州桔郡西点市拍下的黄校车，俺一胖朋友的儿子在西点军校读附小，就坐这种班车上下学，感觉很牛。　

　　请注意，司机窗外怪着很大的红底白字的“停”字，啥意思，俺在直行时，你们其他车都给俺老实点儿，别随便就想超俺，俺不好惹的，老子要是打蹦灯要停下来，你们其他车都给俺踩刹车，等俺接完孩子了，你们再爱咋咋地！

　　这是新泽西州木崖湖市送孩子放学的黄校车，看下面这张，司机窗外是不是也挂着红底白字儿的“停”字？

　　另外提一句，坐这种校车，是免费的，是纳税人的钱养活了学校，学校不可以拿纳税人的钱买了地位很高的校车，来挣纳税人子女的钱。

　　在新泽西，公立小学每个班不超过25名学生，私立小学条件更好一些，又是家长交学费，所以不得超过15名学生。路凯文上私立小学，教室里还放着张床，哪名学生累了，老师会让学生在床上躺一躺，仿佛中国内地的政府大厦里新搞出的卧室休息。呵呵，官员这样做，学会的是享乐，孩子们这样做，首先是从老师那里学来了自尊和关爱，不会养成往死了去难为别人的坏习惯。

　　罗姐是俺的小学师姐，她家兄弟姐妹6人，俺家兄妹，还有俺太太和儿子，都是北京分司厅小学的毕业生。所以罗姐忽然问俺，还记不记得上分小时，老师一进教室，会要大家扯着脖子喊啥。俺一时语迟，俺上学时一直不是个守规矩的孩子，老师叫干啥偏不干，所以很多规矩俺压根儿就没遵守，也不记得。罗姐自问自答，是“身坐直，手放下，眼向前，不说话”，罗姐还没说完，就大笑了起来，笑得不成。俺只听到“身坐直”，就想起来其他同学每天大喊的“手放下，眼向前，不说话”，简直是监狱生活。

　　就说着“身坐直”上课，已经够违反学习规律的了，还要啥“眼向前，不说话”，眼向前，不往两边儿看，那还是人吗？狱警对犯人都没这么狠！所以说，法国小学生只是学习累，中国小学生还包括做人难。一个孩子，从小被视为犯人，不信任，责骂，不许搞小动作，不许接下茬儿，不许在楼道里跑，回了家还有做不完的作业，估计犯人这样炼6年，绝无犯罪可能，只能任人欺凌。

　　俺现在教书，最愤怒的就是学生在俺呼唤下仍然不会接下茬儿，死气沉沉，现在想起来是因为什么了，因为幼儿园和小学老师已经提前毁了他们即兴说话和参与别人说话的能力，怪不得中国内地的电视交谈秀都那么差，连明星都个个说话非常笨，播出的好节目基本全是编导剪辑的结果。

　　有一天下午，路路带韩晓艳去没打折名牌，俺在罗姐家看了一下午路凯文的期末典礼，很感叹，孩子们不用编那种讴歌政府讴歌老师的表演，只是一段段演奏器乐，给老师和前来观看典礼的家长们看。路凯文拉大提琴，穿着礼服，跟平素随便的样子完全不一样，像南极企鹅或北美绅士。

　　俺要去纽约城曼哈顿区，罗姐披星戴月，从木崖湖先开到鹰木，把二儿子送到他的私立初中。不成想，来早了，校区空无一人，路凯文嘟囔着英语，说，可以先去图书馆坐坐，看看闲书。这个时辰，中国内地的孩子们，早已在教育部严禁早晨7点上课的无用命令下，身坐直，手放下，眼向前，不搭茬儿地听课了。

　　这是路凯文没有院墙的校门，处处不设防，一抹朝霞出现在上下丛林间。俺一直在想，美国小流氓儿怎么就不知道堵在校门口儿，搜身抢钱，再调戏调戏漂亮女生呢。也很纳闷儿，美国人真的没有商业头脑，连在校区开网办、卖盗版色情光盘、开色情发廊都不知道……

　　路凯文不在木崖湖上公立学校，木崖湖也就免却了接送他上下学的免费服务，但罗姐家搬到了木崖湖，地税是交给木崖湖的，怎么办，罗姐不是自己接送儿子上下学吗，木崖湖政府每月给罗姐补贴没有使用的校车费，足够罗家自己接送孩子的汽油费。

　　至于残障人，美国处处是无障碍设施，残障人无需要健全人可怜施舍帮助，完全可以全程自立地做自己的事情，包括开车出行，所有停车场必有很多画着轮椅标志的停车位，专供残障人停车，所有公共交通工具和所有飞机场，一定有其专座儿，所有观看演出的场所，第1排一定是独属于他们的坐位。

　　桑兰没毕业时，俺在上课之余跟她谈起这些，总要感叹半天。北大党委宣传部长赵为民老师为她在宿舍台阶旁修了轮椅道，但她每次来第1教室楼听俺的课，俺不得不请其他同学把她和沉重的轮椅抬上石阶。在中国内地，即使是大都市，没有健全人的帮助，残障人寸步难行。何东送张海迪上公共汽车，没有人礼让，竟把何东这大汉气哭了！

　　继续奋斗吧，俺们离着关心人，特别是关心孩子和弱者，还远着呢，否则四川地震不会死那么多孩子，残障人不会被如此冷漠地蔑视。这里，先跟俺学会这一点——别管残障人叫“残疾人”，更不能叫他们“残废人”，也别把健全人说是“正常人”——这点儿事儿，并不难。

长用户

最大的受害就最是被小学教师害得死学,盲学,厌学,领个奖品是眼镜.应避免它。

小学教师就是装了满脑袋领导规定的真理,并不知有什么价值.

子不曰

逻辑和说理是一项基本的公民能力，说理的民主秩序与理性公民的高素质是相辅相成的
    我一位朋友的孩子在上高中，准备到美国上大学，向我询问如何准备SAT（学术水平测验考试）写作考试。谈到说理文时，我特别提醒她，一定要顾及不同的观点，写作时要分析对方观点背后的理由，逻辑、说理地一一应对这些理由，方能证明自己观点合理。不顾及不同观点的说理文，得分都在5分制的3分以下。
    对于美国高中生来说，这样的说理要求是他们从初中时就一直强调的。说理是双方对话，不是自说自话，必须以逻辑、说理为交流基础。美国学生一般11岁进初中一年级(相当于中国的小学六年级)，初中3年的英文课本中都有公共说理的部分。说理的内容反复出现，因为逻辑和说理是一项基本的公民能力。
    美国公立学校的教育中，公共说理教育的准备其实从小学一年级就已经开始。《加州公立学校幼儿园至12年级阅读和语言艺术(教学)纲要》对小学五个年级的“说理”有具体的要求。小学一年级:“重述简单说理和叙述段落中的主要观点。”二年级：“重述文本中的事实和细节，说清和组织要说的意见。”三年级：“在说理文中区别主要观点和支持这些观点的细节。”四年级：“区别说理文本中的‘原因’与‘结果’、‘事实’和‘看法’的区别。”五年级：“分辨文本中的‘事实’、‘得到证明的推论’和‘看法’(尚有待证明的观点)”。这是首次提出“说理评估”的要求，初、高中阶段一直继续延用。
    六年级的公共说理的重点在于区分“事实”和“看法”。“事实”是公认的知识，而“想法”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想法”都不具有自动的正确性，必须经过证明。证明也就是说服别人，清楚地告诉别人，为什么你的想法是正确的，理由是什么。
    “客观事实”与“个人看法”之间有两种辨认方式。第一，“事实”的陈述是可以确认的，如“林肯是美国总统”。而“看法”的陈述则必须通过说理、讨论才能确认，如“林肯是一位伟大的总统”。第二，事实陈述使用那些具有可共同确认词义的字词，如“圆形”、“欧洲”、“木头”、“有毒物质”等等。而“看法”使用的字词是个人理解的，如“美好”、“丑陋”、“棒”、“爽”、“折腾”、“胡闹”。
    七年级对学生“说理评估”能力的要求是：“评估作者在支持结论和立场时所用的论据是否适当、确切、相关，并注意有偏见和成见的例子。”其中注意“偏见”和“成见”是新要求，也是从形式逻辑向社会公正内容过渡。八年级要求的重点在“评估文本的统一性、连贯性、逻辑以及内部的一致性和结构”。
    例如，八年级课本中收有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一篇作品，同时附一篇含有说理谬误的评论，评论写道:“爱伦·坡的小说、诗歌写的全是心智不宁，甚至疯狂的人物。”教师会告诉学生：这里犯了“普遍泛论”的谬误，常见的泛论表述法包括“每个……”、“所有的……”、“大家都……”、“总是……”这一类用词。评论还写道:“自己精神没有问题的作家是写不出这种故事的，不然爱伦·坡又如何能体会什么是疯狂。”这里犯的是“虚假对立”的逻辑谬误（要么“疯”，要么“不疯”）。其实，作家写疯子可以运用想象，不一定自己非要是疯子不可。评论再写道:“我们知道，作家都有些怪，特别是那些写恐怖故事的作家。”“我们知道”类似“毋庸置疑”、“众所周知……”犯的是“本来就有问题”的逻辑谬误，因为“所知道”的恰恰是有待证明的。
    高中对学生的“说理评估”能力要求比初中有所提高。高中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九到十年级，“说理评估”要求是在说理中必须有对方意识。说理文写作除了形式逻辑，还要讲究结构逻辑（例如，文章不同部分的顺序、逻辑过渡），能够预先估计和避免读者可能会有的误解。此外，还要求学生正确理解对方的话，不望文生义，不曲解，不断章取义。
    高中第二阶段是十一到十二年级。这个阶段的“说理评估”对象是“公共文件”（publicdocuments），如政府的文告、政策说明、政党文宣，公共服务部门的宗旨、规章、条例、商贸和招聘信息等等。一切发表了的东西，只要议及公共话题，都是公共文本，也都必须接受公众的“说理评估”。
    在美国学校里，从高小到初中、高中，有一个不断持续的说理教育过程，从小学四年级算起，光必修课就有9年，可见培养说理的习惯不容易。尤其重要的是初中3年，这个时期的学生，教育可塑性最强，有自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且能很快将学到的知识吸纳并转化成为习惯。说理的民主秩序与理性公民的高素质是相辅相成的。美国之所以能有比较高的公民素质、国民独立思考能力和公民社会理性，重视说理教育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子不曰

从媒体获知，上海全日制私塾性质的“孟母堂”，再次被当地教育当局叫停，我个人曾为“孟母堂”写过两次评论，这次是第三次。我视为责任。  
    在我们这个日益走向多元的时代里，“孟母堂”的出现并不奇怪，即使没有它，也会出现类似孟母堂的其他形式。对于早已习惯“大一统”的中国社会尤其是这个社会 中的权力部门，似乎应该调整自己的思维认知，以适应终将到来的多元时代，而不是成为它的阻力。最低限度，对“孟母堂”之类的私塾教育应抱以一定的宽容，不 妨让它自我试验，哪怕你不支持。一国不容一堂，道理和舆情都说不过去。  
    教育，在最初的意义上，是私人的事，不是国家的事。我愿意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因而接受什么样的教育，是每个人的自由选择，别人，包括政府，都不能越俎代 庖。儿童缺乏自我选择的能力，他们的父母作为监护人，可以按照自己的兴趣、想法和预设，安排孩子的教育，这是他们身为父母的权利，权力并无理由干涉。在此 意义上，“孟母堂”的孩子家长们，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更多地接受传统儒家的教育，如果他们没有强迫他人，社会理当尊重他们的权利，而不应用权力强制叫停。  
    那么，权力在什么情况下可以介入并强制呢？即孩子的父母拒绝孩子接受任何教育。教育是人成长为人的唯一途径，刚生下的幼儿只是生物学意义上的人，它需要完成 一个向文明意义上的人的转化，教育就是这种转化的唯一的方式。如果有人拒绝让自己的孩子转化，亦即拒绝孩子成人，这时才需要权力行使强制，这是权力的职 责。  
    以下不妨略述国家（政府、权力）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我很愿意介绍一下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学者约翰•密 尔的观点。他认为︰“政府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不必自己操心去备办这个教育。做父母的喜欢让子女在哪里得到怎样的教育，这可以随他们的 便，国家只需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这样就足够了。”这个声音好像是在为“孟母堂”辩护。在一个“民治” 而非“治民”的社会中，孩子“在哪里”接受教育和接受“怎样的”教育，真正应该是民自身的选择的权利，而不必把它转变为由政府控制和支配的权力。  
    那么，国家和教育的关系到底如何，密尔提供的观点是︰“由国家强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国家亲自指导哪个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这两回事实际上就厘清了国 家在行使教育权力上的界限。强制教育是针对以上的拒绝教育而言，它现在为国家义务教育法所体现和保证，这是国家动用教育权力的用力所在。但，如果政府的权 力往教育的第二个方面延伸，难免就有越界之嫌。  
    因为，教育什么和如何教育，本来就不是权力的事，而是权利自身的事。民治政府由纳税人的赋税供养，纳税人可以需要它提供公共安全和公共服务，但不会要它来为 自己指定自己所需要的教育。国家由政府代理，政府由官员构成，教育，如果由官员来指导，那么，教育将服从谁的意志。中国历史上的法家曾经推行过“以吏为师 ”，而吏贯彻的是君的意志。这样的教育导致了国家政教合一的大一统，它的路径取向不是“民治”而是“治民”，教育则成为治民的工具。  
    因此，从民治出发，密尔不赞成“把人民的教育全部或大部交在国家手里”。就此一问题，密尔的眼光很锐利︰“要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要用一个模 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而这个模子又必定是政府中有势者……所乐取的一种。”密尔的声音可以参酌，他反对的是“一种模子”的教育。如果教育出自权力，而权力 又是一元，那么教育必然是模子般的一元化和一统化。如果教育属于权利，权利又是复数，它本身就是多元的，那么教育则必然呈现多元与丰富。  
    一国不容一堂？中国固有其国情，就国情而言，政府办教育是主旋律。但主旋律不应排斥多样化，“孟母堂”正是教育多样化的形态之一，权力理当容忍。

子不曰

在目前的中国，有一种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即人们经常只是因为在某些社会问题上看法不一，便轻易地以爱国来标榜自己，以卖国来指责别人。对自己生长于斯的国土怀有一种浓烈的感情，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但一个需要认真分析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中国人总是想当然地认为自己比别人更爱国？  
    由于人性方面可能存在的缺陷，爱国主义情感容易衍生两种有害的变种。个人在道德上的缺陷，容易导致伪善型爱国主义，在理智上的缺陷则容易导致虚狂型爱国主义。  
    伪善型爱国主义者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往往不是因为他比别人更爱国，而是为了谋求不太体面的私利。例如，人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人一边高喊爱国的口号，一边却将有毒的食品卖给自己的同胞，或是利用职权大肆敛财并将钱财和家人一齐送至国外。  
    只有了解足够的事实，人们就完全可以看清伪善型爱国主义者的真正面目。但对于因理智缺陷导致的虚狂型爱国主义，人们却并不容易弄清它的根源。这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在道德上有可能无可指责，人们在认可其品格的同时也容易不假思索地相信其判断，另一方面是因为虚狂型爱国主义者所犯的理智错误，对人类理性而言极为自然和常见。  
    国家这一词语，本来只是被用来笼统地指代范围极为广泛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比如某一特定范围内的地理疆域以及在其中生发的语言、文化、和社会制度等。当一个人说喜欢中国时，他可能既喜欢这个国家的自然景观，又喜欢这个国家的风俗、饮食和历史，但为了表达的简便，他可能只是简单地说，“我喜欢中国”，而不是不厌其烦地一一列举他所喜欢的与中国有关的具体事物。  
    但是，人们在使用国家这一概念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就忘记了这个概念只不过是用于指代在表达的过程中不便一一列举的各种事物，而是不自觉地把国家这个概念本身，视为独立于其所指代的事物的一个单纯而统一的实体，并且认为这一实体像自然人那样具有意识或精神。也就是说，人们总是倾向于将国家这一抽象概念实在化，并在此基础上将其人格化。  
    一般来说，如果一个人所爱对象具有人格时，这种爱往往不但是无条件的，而且是不求回报的。例如，一个人如果爱他的母亲，他就绝不会嫌弃她苍老的面容或是佝偻的身躯；一个男人如果爱上一个女人，他不会在爱她其他方面的同时嫌她眼睛太小。另外，这种爱往往不是出于私利上的目的。人们很少会认为父母爱自己的子女，只是为了从子女身上得到些什么。个人对个人的爱总是及于对象的全部，在范围上是全面而无限制的。  
    国家这一概念只是人们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各种不同事物的指称，如果脱离了所指代的事物，其本身并不具有独立的实在性，更不可能具有人格。人们完全有可能在总体上热爱一个国家的自然景观，但同时并不喜欢它某些被污染的河流；热爱它的文化但却厌恶其中的某一成分；热爱它的风土人情但却不喜欢它的政治制度或制度的某些方面，等等。另外，人们往往会根据自身的利害，来表达对组成一个国家的各种事物的爱憎。  
    虚狂型爱国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将国家概念人格化。一个人如果将国家的概念人格化，那么即使他实际上没有任何具体行为或付出，也容易把自己想象为比别的同胞更加爱国的人。因为人们总是能更强烈、真切地感受到自己的情感，而爱一个并不存在的对象必竟不需要任何真正的付出。  
    基于一种想象中的道德优势，虚狂型爱国主义者尽管自己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做到，也总是会要求别人不问是非且不计利害地热爱和偏袒一个国家的各个方面。那些对政府进行批评的人，那些对本国历史或文化进行反思的人，那些指出国内各种社会问题的人，那些对国外的某些事物表示肯定的人，在虚狂型爱国主义者眼里，都是不够爱国的。  
    不幸的是，脱离国家概念原本指代的不具有人格的各种事物，进而将它实在化和人格化，这不但是普通人的理性容易出现的倾向，而且也是一些伟大的思想者经常会犯的错误。实际上，不少哲学及思想巨人在推动人们将国家概念人格化方面，曾经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这其中就包括柏拉图、费希特、黑格尔、鲍桑葵甚至卢梭等。  
    然而，如果人们冷静下来对一些历史人物加以考察就会发现，那些公认的爱国者必然是成熟的爱国者。他们热爱自己的国家，但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相反，他们总是愿意去发现那些不加以解决就将危害日深的问题，并竭力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个成熟的爱国者如果同时又能为国家作出巨大的牺牲，那他这种不求回报的爱国情感就不但不是虚狂，而是一种让人敬重的高尚。那些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总是身怀对祖国的热爱却从不回避本国存在的问题与不足，总是不求回报地为国家无私奉献却从不认为对自己的同胞具有哪怕一丝一毫的道德优势。  
    实际上，成熟而高尚的爱国者最为热爱的恰恰是自己的同胞，因为他们知道，在他们所热爱的与祖国有关的各种不同的对象中，唯一具有人格因而配得上无条件和不求回报的挚爱的，正是生活在同一片国土上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个人。

子不曰

我感觉，现在父母和孩子关系最紧张，也最畸形的，要数当今80后、90后和他们的父母，后面的，相对要好一点。80后和90后的父母，现在差不多4、50岁，大多属于小时候没什么人管，自己受的教育又不完整，一生中坏事摊得多，好事赶不上的一代人，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这代人，兄弟姐妹比较多，父母忙于工作，忙于革命或者被革命，基本上对孩子都是大撒手。我母亲是个售货员，家里家外忙极了，对自己的五个孩子，怀有充分的自信，每学期连成绩都不问，父亲是小职员，做农场的计划员，一辈子跟数字打交道，也是整天忙得不着家，偶尔见他一面，总想着教我珠算，因为他的算盘打得好，远近闻名，可是恰恰我最烦数字，死活不肯学，也就罢了。于是跟着小伙伴一起“放羊”，文革前是群羊，文革中父母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被揪出来，我则变成了孤羊。  
    到了自己成家立业，也有了孩子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放羊放出来的人，对于怎样教育孩子，其实是没有知识的，岂止知识，连感觉都没有。我们这代人赶上了独生子女的好政策，一对夫妻一个孩，没有资格像我们父母那样潇洒，加上多数人受教育不完全，人生有诸多缺憾，因此，总想在自己孩子身上找补回来。那个时候，有句特别流行的口号：把四人帮耽误的十年找回来！我们这代人，在自己身上把耽误的时间找回来的劲头固然有，但绝没有把自己耽误的在自己孩子身上找回来的劲头大。因此，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就成了大人的集体行为，就跟集体打鸡血，集体喝红茶菌，集体练气功一样，大人们集体让孩子学钢琴，集体学画画，集体学英语，集体学奥数……，每个家长都觉得自己家孩是神童，只要把该学的都学了，把家长自己不会，但特羡慕别人会的玩意都学了，孩子怎么着也成才了。比较下功夫的，简直是破釜沉舟，背水一战，连工作都辞了，房子家产都卖了，两个一起跟孩子泡上了，死命督战，不成功，则成仁。还别说，就这样钻牛角尖的，还真有极个别的钻通的，比如朗朗和他的父亲，这样的人，成了所有奋斗者家长的榜样，好像朱元璋这个放牛娃做了皇帝，所有放牛娃都可以做皇帝似的。  
    我们这一代家长手下的孩子教育，几乎都是家长作主，从幼儿园开始，小升初，中考，无一例外，家长操作一切，包揽一切。所谓应试的学校教育，家长跟学校、老师，其实是共谋，孩子只要一进到考试的快车道，就是成了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夹馅面包，在双重的高压下生活。好容易熬到该考大学了，高考咨询，前去听的人，全是大人，一个应考的孩子都没有。考生报哪所学校，学什么专业，家长参考一点中学老师的意见，再加上听一耳朵什么乱七八糟的高考咨询专家的意见，就拍了板，这些年所谓热门专业大过剩，满大街学会计的，满大街学法律的，满大街学国际贸易的，满大街学计算机的，都是家长意志跟有权设置专业的教育行政部门的长官意志联手造的孽。  
    奇怪的是，在孩子从幼儿园到大学的成长过程中，孩子没有了踪影，在所有的环节，都没有孩子的意见。好像在这个成长过程中，孩子始终保持在3岁，没有长大。家长会说，孩子不懂。是，孩子不懂，但大人就懂吗？孩子不懂，也是因为家长包办一切，事实上将信息对孩子封闭的结果。退一万步说，即使孩子不懂，他们就不是个人吗？至少得问一声，孩子，你想做什么？现在大学里，不喜欢所学专业的人，越来越多，很多学生混日子，甚至起码的课业都不完成，不及格乃至退学都不在乎，反正是给父母学的——强势的父母意志，在忽视了孩子的意志的同时，也压扁了孩子上进心。  
    我相信，就像许多家长说的那样，这样包办孩子的成长，是出于爱。但是，这种爱，实在过于专制，甚至专横，不仅造成了孩子无法承担的重负（心理负担），而且使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变得脆弱异常，毛病多多，或者自闭，或者顽劣，即使是好孩子，也意志力薄弱，很多孩子对一切都接受，从不知道质疑；很多孩子对什么都不满意，却没有自己的意见。这样的成长，就像一棵小树，始终长在大树阴影下，安逸，却始终长不大。

子不曰

各位同学好。
    首先，我请求各位同学起立，接受我郑重地敬礼。这是一个庄严的仪式，这是一次庄重的“立约”。从此，我们之间就形成天底下最值得珍视的师生关系了。其实，人类的许多意识、观念就是在无数次的仪式中积淀、濡化而成的。一部《圣经》就是上帝与以色列人、与人类立的“约”。受契约精神滋养的社会才可能是一个健康、进步、发达的社会。当下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危机就是诚信危机，当下中国社会十分匮乏、也十分需要的就是契约精神。中国人也曾有“一诺千金重”的精神传统，荆轲刺秦王本质上就是荆轲用生命去履践他本人对于燕太子丹的承诺。  
    现在我就可以以一个读过大学、教过大学、正在教大学的同学们的师兄与老师的身份，和大家交流一下自己的一些体会和感悟了。我想谈五个问题。  
    一、什么是大学？我认为，现代大学是传承、探索、发现、发展知识、思想、真理的自由天地；是社会思想文化的“桥头堡”和“思想库”；是青年一代“精神成人”的文化家园；是养成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公民的精神摇篮。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对大学的性质、价值、作用的一些认识是有错误、有问题的。不要说“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大有问题的，就是颇具“现代”色彩的“教育要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教育是青年人职业能力的培训基地”等认识，也是大可商榷的。它们至少是片面的。这些错误的、片面的认识，都是把人当作工具，而不是当作目的。我们追求的现代化是充满人性的现代化，是以人为目的的现代化。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使命，就是抗拒社会发展对人的工具化改造与压迫。耶鲁大学一位教授的观点是发人深省的，他说，如果一个耶鲁大学的毕业生在三、五年内便成了某一领域的技术专家，那是耶鲁大学教育的失败，耶鲁大学要培养的是有深厚文化素养、有广泛适应能力、有极大可能性的文化人。  
    二、什么是文学？一个健康、完美的人性是神性、理性、诗性的高度统一。康德认为人是知、情、意的统一体；马克思认为审美地、艺术地把握世界是人类把握世界的四种方式之一 （其他三种是科学、宗教、实践一精神）；海德格尔认为人类与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是人类可以“诗意的栖居”。文学赋予人类一颗审美的心灵、一双审美的眼睛，赋予世界一种诗意。文学绝不是风花雪月，文学是对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人应该过怎样的生活的诗性的沉思、探索、梦想、呐喊与咏叹。这诗性蕴含着理性、智性，又超越于理性、智性。人类的心灵、人类的精神、人类的智慧可以凭靠着它，站得更高、更挺拔、更壮美，飞得更高、更潇洒、更飘逸。一个有文学气息、以文学为事业的人，应该具有山水人格、仁智情怀（仁者乐山，智者乐水），内心世界水绕山环，气象万千，正所谓“剑气箫心”、“剑胆琴心”。他的内心充满爱、悲悯（“神的怜悯，是我的诗歌”）、谦卑、羞愧、感恩、宽容、公义。共产党领袖中可亲可敬的老人胡志明说：“现代诗中应有铁”；鲁迅先生认为投身文学的人应该具有肩起黑暗的闸门，放青年人到光明与开阔的地方去的勇气与使命感。我认为，一个有志于文学的人，应该以笔为旗，以笔为犁，以笔为剑，以笔为枪。一个学文学的大学生应该努力把自己打造成四铁之人：铁肩、铁笔、铁腿、铁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应该是他心中永远的座右铭。  
    三、什么是大学生？一个现代大学生最重要的精神品格应该是：精神独立，思想自由。上大学，是人生的一次飞跃，是精神成人的一次质变。上了大学首先就意味着开始了“二自”的职业学习生涯。“二自”就是自由和自主。所谓自由学习，就是独立思考，自由思想。自由才能产生创造，才能成为人，成为人才。扼杀自由，就是扼杀人，扼杀人才，扼杀创造。在当下的中国，扼杀自由的现象乃至悲剧不胜枚举。因此，一代又一代的大学生都应该拿出勇气，努力让思想发出声音，让思想者成为公民。就是像邓小平说的那样，要七嘴八舌，打破鸦雀无声的沉闷局面；就是像鲁迅说的那样，要把一个无声的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所谓自主学习，就是我要学，我要自己学。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为自己的使命负责。如果说中、小学教育的一个痼疾是“喂猪”式教育，那么真正的大学教育一定是对这一痼疾的克服，坚定不移地实行“放羊”式教育，放青年人到“草场”上去，要他们自己去寻找“青草”与“溪水”。  
    一个现代大学生还应当有强烈的自省精神，强烈的危机感、紧迫感。一定不可以把自己不当人，一定不可以把自己当人物。记得读研究生时，先生告诉我，克服骄傲和浮躁的最好的方法之一是到图书馆去，看看那满架的书，问问自己：“茫茫书海，有我几叶风帆？”我真诚地希望，每个同学都要充分认识自己的浅陋、无知和不洁，从内心深处生出对知识、思想、真理的敬畏、热爱与渴求。赞美诗说：“有如渴鹿爱慕溪水。”我们就是一只渴鹿；那溪水，就是知识、思想、真理，尤其是真理，因为它是思想、知识的源泉和起点。我们应该有“见贤思齐”、“从善如流”、“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这样，清冷的板凳便不仅是磨砺我们意志的硎石，而且是载浮着我们徜徉于云蒸霞蔚的大千世界的文化之舟；我们会很累，但我们会很快乐，我们快乐地跋涉在人生的文化苦旅中。  
    在当下的中国，一个大学生，应当有精英的责任感。因为对比同龄人，我们吃了“偏食”，享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权利。权利与义务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应该感觉到肩头的目光和重量。从上大学的第一天起就应该意识到，我们正在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对社会和时代有更多担当的精英队伍。“我们今天桃李芬芳，明天要做社会的栋梁。”  
    一个现代大学生，还必须具有真真正正的平民态度。“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我们来自大地，也必将回归大地。我们应该具有永不褪色的“草根意识”与“大地情怀”。这点，我们应该学习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榜样。俄罗斯知识分子尽管不以劳动大众的价值为价值，但是一定以劳动大众的命运为命运。他们是劳动大众的良师益友，是劳动大众的学生与仆人。他们把带血的纤绳深深地勒进自己的臂膀，拖载着民族命运之舟溯流前行；他们手挽着手迎着暴风雪走向西伯利亚，在深黑的矿坑中发出悲壮的歌声，为人民殉难，为真理殉难。  
    一个聪明的大学生，一定要充分发掘和利用自己同伴的精神文化资源。“好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大学是一块少有利害关系的精神“伊甸园”；如同战友情谊、兵营情缘一样，同学情谊、校园情缘，也是人世间最美丽、最应珍惜的精神财富。因此，同学之间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营造出一种良好的思想文化氛围。须知，读大学，从同学那里学到的东西有时甚至比从老师那里学到的还要多，还要有价值。我是78级大学生，对此深有体会。  
    四、什么是大学教师？中西方都有自己的教师的典范与楷模。在中国，教师的典范与楷模是孔子。在一般人（尤其在学生）看来，他是一个全知全能的圣人，“道”由他传，“业”由他授，“惑”由他解。在西方，教师的典范与楷模是苏格拉底。在人们的心目中，尤其是在他自己和他的学生的心目中，他是一个叩问者，是一个和学生在一起提出问题、研究问题的哲人，是一个把99°水烧成100°水的智者。现代大学教师大概绝大多数都不是孔子那样的人，而只能勉力效法苏格拉底，当一个叩问者。因此，同学们千万不要对老师期望过高，千万不要把老师看成是全知全能、事事可以给你指导和教诲的圣人。  
    五、什么是健康的大学师生关系？在任何一所大学里，都必须尊师重教，都必须坚持师道尊严，都必须坚持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我们不可以媚俗，说学生是上帝。学生不是上帝，因为学生需要受教育，而上帝不需要受教育。学校的一切工作，老师的一切努力，都必须为学生的成人、成才服务。学生不是单纯的知识购买者，老师也不是单纯的知识出卖者。学生不是老师制造的“人才商品”，老师也不是靠制造“人才商品”养家糊口、安身立命的人。在这里，必须扫除庸俗经济学对现代教育的异化。老师、学生结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生动活泼的知识文化的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各负其责，各尽其力，互相学习，互相影响，共同探索，共同成长。所谓育人，对教师来说，不仅意味着育别人，而且意味着育自己，尤其意味着主动接受学生的滋养与激励。  
    我认为，对于我们中文系的师生来说，以上这五个问题，犹如一只手的五个手指，正确地处理、解决好这五个问题，我们就可以攥成一个有力的拳头，帮助我们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打拼出一个明媚的家园，乃至帮助我们在必将踏入的万丈红尘中打拼出一片光明的天地。  
    今天是我们中文系的生日。我祝福我们的中文系生日快乐，天天快乐。我相信，当我们迎进一批又一批来自祖国四面八方的踌躇满志的学生，送走一批又一批走向祖国乃至世界的四面八方的新锐健朗的学子的时候，我们的中文系一定会很美，很棒，很优秀，很有魅力。我也希望，我们的校园会因着中文系的发展壮大而更多些人文精神，更多些丰姿风采，更是一所大学，一所真正的现代大学。

子不曰

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沉迷于“自我中心”、“科学主义”的现代人的一个悲哀，就是“爱与怕”的流失，这种流失，酿成了人类的种种悲剧。
    “爱与怕”就是敬畏。
    哲人康德说过：“位我上者灿烂的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诗人江河唱道：“我选择天空，天空不会腐烂。”是的，敬畏永远指向一个伟大的事物，这个事物，可以是自然、文化、历史、传统、勋业、生命、和平，也可以是知识、思想、精神、人格、道德、命运、工作；一言以蔽之，它就是值得我们人类永远依恋与追寻的永恒而神秘的存在。这个存在是遥远的星光，抚慰我们在黑沉沉、灰蒙蒙的荒野和大海上前行，引导我们走出“埃及”，奔向“迦南”。这个存在主宰着尘世又超越于尘世，将道德感、同情心、正义与勇气、谦卑与宽容、感恩与悲悯、虔诚与忠贞等等一切美好的情操植入我们的心中。这个存在是一切存在的存在，没有它，一切都不存在，一切都没有意义。  
    敬畏意味着谦卑与自省。热爱智慧的人们在窥视、探索自身和世界的“存在之深渊”的过程中，逐渐由模糊到清晰、由惊惧到欣喜地认识到绝对存在之伟大和相对自身之渺小。苏格拉底说：我唯一知道的是我其实一无所知。孔子说：“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巍巍乎唯天为大”，“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言。”帕斯卡尔领悟到：有限无法真正认识无限，人类迷失在大自然最偏僻的角落里。爱默生被无边的宇宙所慑服，认为人生活在世界上仅仅是用一点小家子气的聪明来把握世界而已。赫舍尔自问自答道：人是什么？一条在卵石和土地上蠕动的虫，一个在无边无际的浩渺宇宙中盲目浮游的小生物。然而，无知者无畏，正如孔子所说：“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狎大人，侮圣人之言。”翻开人类的史册，正视社会的现实，“无法无天”、无所畏惧给人类造成的悲剧太多、太惨重了。正在走向“生态（物质的、精神的）文明”的人类，应该清楚自己的有限性和边界；应该明白阳光从天上来，雨水从天上来，只有天泰，才有人康，“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孔子），“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荀子）；尤其应该获得清醒的“罪人”意识。其实，我们内心有太多、太浓重的“幽暗”，有太多、太纷纭的不真与不洁，有太多、太可笑的愚昧与低能。须知，人最大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不知道自己原本是一个单靠自己万事不能的低能儿。骄傲是人类的第一大罪。因此，我们务必谨记先哲不朽的教诲：“认识你自己”，务必警惕自己，低下头来，做一枚经霜的枫叶和沉实的麦穗。“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敬畏意味着感恩与悲悯。人类得以诞生，我们得以来到这个世界，在这个美丽无比的蓝色星球上相爱、创造、歌唱、欢笑、愤怒、哭泣，是一种幸运，是一种恩赐。对此，我们理应心存感激。同时，我们人类还承受着各种各样的外在与内在的苦难的煎熬和折磨，还处于难以完全自拔的境地。因此，我们又理应具有仁厚、博大的悲悯情怀。我们不仅有不堪回首的“奥斯维辛”、“南京大屠杀”、“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而且还有难以直面的“9.11”、“别斯兰”、“孙志刚之死”、“孙家湾矿难”。泪水拯救世界，人类的航船在泪水中前行。黄永玉说如果要他给自己的墓碑题写墓志铭，那个墓志铭应该是：“爱，悲悯，感恩”。  
    敬畏意味着虔诚与忠贞。这种虔诚与忠贞是一种对真理的知行合一的生活态度与生命状态。当希特勒夺取了政权，纳粹统治施虐于德国的时候，本来安静地在美国讲学的朋霍费尔，在内心深处听到了太阳对向日葵的呼唤：回到祖国，和自己的同胞一起承受苦难！他勇猛地扑向了黑暗，并且在希特勒自杀前不久（1945年4月8日）被带上了绞刑架，踏上了永生的道路，为人类留下了一部微薄然而凝重的《狱中书简》。在书简中，他说：“人必须放弃每一种要把自己造成某种人物的企图”，“以自己的步伐去接受生活，连同生活的一切责任与难题、成功与失败、种种经验与孤立无援”，“如果我们通过此世生活而参与上帝的受难，成功怎么能使我们狂妄自大，失败又怎么能使我们迷失道路呢？”有人说，人是候鸟，哪里有光明、有温暖、有春天，就到哪里去。我们则可以说，满怀敬畏之心奋然前行的人，需要有一点“反候鸟”精神：哪里没有光明、没有温暖、没有春天，就到哪里去，在那里播种、耕耘光明、温暖和春天。  
    敬畏，归根结底意味着爱。伟大的特蕾莎用一生凝成了一句伟大的箴言：“活着就是爱。”这种爱，是人类精神最伟大的情愫，是人类救赎最根本的道路，是人类价值最隽永的内涵。这种爱，有言有行，施与即受，是人类的最低而又最高的绝对律令：恒久地爱人，爱可爱的人，也爱不可爱的人，甚至爱自己的仇敌；在自己尚需要别人帮助、安慰的时候，仍然无条件地去帮助、安慰别人，甚至是自己的仇敌。这种爱，至高至大，至刚至柔，超越于同情与施舍，超越于“双赢”与“等价交换”，是人类最高最大的荣耀与标志。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杨慎）有了敬畏，我们就可以弘毅而宁静地把苦难装进自己的胸膛，把道义担在自己的肩上，成为真理的思想者与实践者。有了敬畏，我们的前方就不是坟墓，而是太阳的故乡：活着的时候，嘴边衔着一丝谦卑的微笑，死去的时候，眼角涌出一滴感恩的泪水，那时，生命的太阳便会在深厚、平静的“麦田”里徐徐上升。
    是的，天空不会腐烂，我们选择天空。

子不曰

在“两会”上，不少代表和委员都“炮轰”教育部管得太多，尤以全国政协委员、江苏省政协副主席黄因慧的批评最为激烈，他说：“教育部搞大学教学质量评估，管到大学课件、教案是否规范，劳民伤财，鸡飞狗跳。你管大学校长的事干什么啊？”“大学教授讲课如果按教案来讲，绝对讲不出东西来。我不知道教育部是怎么想的？他们思想陈旧60年如一日，我实在难以忍受。该他管的他又不管。”恐怕不少教育圈的人都深有同感。为了弄清教育部应当管什么和不应当管什么，我们可以看看国外的教育部职能如何。这里，就说说我所了解的美国教育部吧。

根据美国《教育部组织法》，该机构的主要任务是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的机会，补充各州、地方以及私人等提高教育质量的努力，鼓励公众、父母以及学生介入联邦教育项目，通过联邦支持的研究和信息分享促进教育质量的提高，改善联邦教育项目的协调和管理，增强联邦教育项目对总统、国会和公众应负的责任。为了完成这种任务，美国教育部大致被赋予了四项职能：一是制定有关教育的联邦财政资助政策，管理这些资金的分配和使用；二是收集关于学校的信息和督察关于学校的研究，并将这些信息传播给教育工作者和公众；三是找出教育中的主要议题和问题，并在全国范围内引发关注；四是执行联邦法律，禁止收到联邦资金之项目和活动中的歧视，确保每个人平等接受教育。

由此可见，美国教育部的职能简单而有限，主要就是提供一些联邦资助，收集和传播关于学校和教育的信息，以及确保教育机会的平等。很显然，与其说美国教育部是一个“管理”机构，不如说它是一个“服务”机构，因为它既无权任命一个学校的校长，也无权规定教师的职称和薪水，更无权过问学校的课程和老师的教案。实际上，根据国会的立法，美国教育部被明确禁止“对任何教育机构、学校或者学校系统的课程设置、管理或者人事安排进行任何形式的命令、监督或者控制”。受到此等限制的教育部，也只有“服务”的份了。记得几年前美国教育部长到我曾就读的学校去考察，根本没人把他当回事，更别说前呼后拥了。这似乎与我们这里形成鲜明的对比，哪怕是教育行政部门的一个芝麻官来到学校，学校里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得全程陪同，想必人们对去年广西师大六位校领导亲迎评估组秘书的“闹剧”依然记忆犹新。

也许有人会说，美国教育部是在一个联邦政体下运作，难以与中国的教育部相提并论。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因为在美国的联邦体制下，对教育的管理的确主要由州和地方政府负责。但是，尽管各州和地方政府对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有着不小的管理权，它们也不像我们的教育部一样管得事无巨细，连教师的教案都不放过。并且，美国各州和县市的教育行政机关一般只能管理公立学校，而对私立学校基本上没什么管理权；别以为这些私立学校不成气候，实际上，各种各样的私立学校在美国有4万所左右，大学阶段的私立学校就有4000余所，是公立大学的一倍还多，我们所熟知的最好大学如哈佛、耶鲁等都是私立的。

更重要的是，美国所采纳的分权式教育制度安排有一个很大的好处。由于教育制度在全国不是整齐划一的，而是由各州和地方决定，结果，各州和地方之间就会为提供教育服务展开激烈的竞争。比如当一个州的学校和教育质量改善的时候，其他州的居民就会选择“用脚投票”，迁徙到该州来，使自己的子女接受较好的教育。竞争的压力迫使各地竞相用更低的成本提供更好的服务，否则纳税人就会“外逃”，而这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减少。我相信，如果我们的教育主要由地方负责，类似的竞争压力同样会迫使各地竞相提供更好的教育。当然，这种地方竞争优势的发挥需要迁徙自由和有效的财政分权等前提条件。

当前，中国教育的最大问题之一是，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的管理事无巨细、整齐划一。在这样的管理模式下，各个学校都在忙于寻租和获得特权，而非忙于创新和开拓进取，整个教育僵化沉闷，学生有知识而无能力，教师有文凭而无思想。不少有识之士早就在呼吁教改，可一直未见变化。教育，不仅关系着我们这些生者的福祉，更关系着我们这个社会和文明的未来，改革刻不容缓。

子不曰

美国直到1980年才有了正式的教育部。在这之前，联邦政府中有一个叫“健康、教育和福利部”的部门，教育是它的一个分部。1979年10月17日，卡特总统签署法令，将“教育部”与“健康和人道服务”分开。次年5月4日，教育部正式开始运作。教育部是所有内阁级部中最小的。1995年，雇员约5000人，与农业部的10万雇员或国防部的80万雇员相比，简直不算什么。当时美国有7000万人从事教育工作，教育经费是500亿美元，教育部的款项支配只占其中的8%，美国的大部分教育经费来自地方税收。

1867年，美国曾设有一个类似教育部的机构，但寿命不长，一年后就降格成为一个“办事处”。1979年设部，在此期间的111年中，美国不曾有过一个专管教育的“部”。联邦政府没有专门的教育部，不等于没有管教育的政府部门，更不等于没有教育。美国的教育是由公民社会主导，而不是由政府权力管理或管制的。美国教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是19世纪初，当时根本就没有教育部，变革是在州里由社会的自主、自治、自理力量推动的。

1837年，教育改革推动者曼恩(Horace Mann)被任命为马萨诸塞州教育秘书，他走遍全州，到处演说，推动免费公立学校，让原本在家学习的学生到学校，不光学习知识，而且学习公民习惯。1821年，纽约州Troy市的市民要求教育家爱玛·威拉德（Emma Willard）建立第一所女子大学，到1872年在校学习的女生总数多达12000名。1837年，俄州的Oberlin学院成为美国第一所男女混合的大学。这所大学是“第二次觉醒运动”的长老会教士们创立的。1829年，豪威（Samuel Gridley Howe）建立了美国的第一所盲校。1930年代，哈佛和达特茅斯学院等长春藤大学开始招收黑人学生。

在美国，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不是官僚，而是有社会抱负、公民理想的启蒙者、知识精英、教育家。同时，民选的立法机构也发挥了很大作用。美国教育的重大政策都是在国会中推动的，如二战后帮助退伍军人入学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和1958年为加强国防科学（与苏联进行太空竞争）的“国防教育法案”。

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使得教育更注重社会公正，更重视弱势群体。1965年通过的“中、小学教育法案”配合约翰逊总统提出的“向贫困宣战”计划，设立了一系列帮助经济和文化弱势儿童的教育计划，国会为此立即拨款1亿美元。福特总统期间(1974-1977)，国会又通过“公共法94-142”，规定3至21岁的残障儿童和成人必须能在“最不受限制的环境下”接受教育，并作出了许多具体规定。卡特总统期间(1977-1981)设立教育部，其职责就是落实公民权利的教育政策和为有关教育项目拨款。

一直到今天，美国教育部不管考试，不管升学，不管评估，不管具体教学，不管政治思想。它自述的功能只有短短的一句话:“设立与教育有关的联邦资助项目、执行与私人和公民权利有关的联邦法规。”这两项工作都是服务性的，关系到教育的两个关键条件:钱和法规，尤其是与公民权利有关的法规。例如，大学前(K-12)教育是每个公民的权利，不能因为贫富、城乡的差别有任何损害，入学机会应当公平，不允许入学分数线特别优待某地方的考生，学费资助标准应当公平，保障家长为子女选择不同学校的权利(如K-12教育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家庭学校、私助公立(charter)学校，等等)，维护教育中立，不能在学校进行宗教、政党宣传，等等。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共和党的总统竞选一直以取消教育部为主要诉求，理由是联邦政府无权干涉各州和社会的教育事务。里根于1980年竞选总统时曾允诺要取消教育部，当选之后，由于民主党多数的众议院反对未能实现。1996年，共和党的鲍勃·多尔在总统竞选时，也承诺要取消教育部。2000年，共和党的竞选决策会议再次通过了取消教育部的决定。但小布什就任总统后并没有延续这一政策，不仅是因为他重视发展教育，更因为这么多年来，教育部推动公民权利和社会公正的工作已经得到了美国社会的认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