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肥四姊妹所受的教育——重读《合肥四姊妹》

qsqsqsqs

2007年秋读《合肥四姊妹》（金安平作，郑至慧译本），写了两篇读书笔记。第一篇是把这本书当作一本历史方面的书来读而写下的，第二篇则是把这本书当作一本谈教育的书来读而写下的。第一篇大约7000字，第二篇则长达20000字。现在把第二篇发在这里，供有兴趣的坛友一阅。

合肥四姊妹所受的教育

（2007年10月9日~23日）

据金安平讲，她起意写充和及其家族，最初的动机是了解充和的求学过程。因为充和的博学“是出了名的”，使她敬仰。据金介绍，充和的学问主要在对艺术、书法、中国戏曲史的见解，以及解决考证校释的问题（解读题跋、断定其年代，解释古诗中的典故，辨识十八世纪某奏折上的皇帝手迹，等）。而金说自己“从读研究所开始，就对‘学’这个主题深感兴趣”。从金的论述看，她对学习问题的研究兴趣，上连整个中国教育史，下接充和这样学而有成的中国人。她赞扬充和道：“她的学习方式既灵活又严谨，造就了她敏捷的才思。”金在“序言”中写到：

与充和在一起，我可以问她许多我一直想了解的问题：她的学问是怎么得来的、又是怎么开始的？是谁给了她机会？谁鼓励过她？她的老师是哪些人？她的父母又是什么样的人？她的兄弟姊妹也都有高深的学养吗？皇帝统治结束及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的思潮与政治，是否改变了中国人的学习方式？

金说，随着采访的进展，她才又逐渐增加了想要了解的东西，比如，“他们老家合肥的历史，曾祖张树声的功勋与志向，一九二〇至三〇年代上海的政治与文化，他们父亲创办的学校，民初时期的女子教育，日本占领下的战时中国，书法艺术，南方剧种昆曲的历史。”金说书的前半部分可单独阅读，“但也有意指出可能影响张氏姊妹生活形态的事件”；后半部分“写的是四姊妹自己的事……未采取编年传记的写法，反而借用了昆曲演出的一种形式……对她们每一个人，我都只着力写出影响她们最巨，同时也能带我们深入中国文化和社会史的故事”。

然而，教育仍然是贯串全书的线。此线对充和而言最明显。而不用说此线在充和的三个姊姊身上均悄然隐现，就是对夫婿们，也若隐若现。

[ 本帖最后由 qsqsqsqs 于 2009-4-3 14:44 编辑 ]

ixl

拜读了，文字功力太深了

lisa415705

thank you very much.谢谢你

junyingl

谢谢分享! 也得找本来看看.

lixiujuan8

thank you very much

qsqsqsqs

后记

我之所以在读此书上花时间，是因为我觉得此书对我启发意义甚大。除于前文中已经说的，还总结两点：

就文化方面来说，我思考，在急剧变化的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现实中，中国传统形式的文艺作品（如旧体诗词，中国书法，乃至昆曲这样的戏曲）其生命力的内核在哪里？

教育方面来说，此书我的启发是，我觉得古今中外的学习，都有一个学到皮毛和学到精髓的问题。充和的国学，四姊妹的昆曲学习，似都有入其堂奥之功。现在中国的学校教育，学皮毛的比例有多大呢？读此书使我认识到，不论学什么，学精髓必有名师，以及长期艰苦的学习。并且，学好一样东西，即可触类旁通，提升整个自己。

张武龄看见女儿们玩牌带赌，觉得很没有品味，就看不下去了。元和、允和和兆和三姊妹学习内容很全面，不错。充和那么长时间坚持学习那么难的学习内容，她为何不觉得枯燥？换言之为何不引起她厌学？我想是老师引导她挖掘出了其中的乐趣，这就是好老师之所作为也。麦克卢汉说，好老师就是帮助学生节约时间的老师（通过指点，使学生得以花更少时间学到更多东西）；而我想好老师同时也就是帮助学生找到学习之乐的老师。

另外，张氏四姊妹，儿时都接触《史记》《汉书》等，有助培养她们的追求实际知识的倾向，进而有助于培养她们的历史意识。

武龄为三姊妹自编的教材中有《史记》篇章，三姊妹后来出典“陈涉世家”为保母起名；充和长期学习的内容首推《史记》，识修闲暇时让充和申论《史记》中叙事的意义；识修临终前几天，要充和朗诵司马迁《史记》中她喜欢的章节聊以遣怀……这都反映了“合肥精神”所起的作用。

《合肥四姊妹》单列一章“合肥精神”决非寻常。这也是她们的学习有“功利性”的突出一面。也就是即使无具体功利也明显有历史功利也。而充和凭为古籍断句考入北大，也即有具体功利了。

qsqsqsqs

四姊妹的昆曲学习

四姊妹在昆曲上的学习和介入，贯穿了全书。看网页文章，前几年昆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定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充和的几个学生发挥了大作用。但因为笔者对昆曲这门艺术知之甚少，因此只能勉力完成这个题目了。

四姊妹的父母，武龄和陆英夫妇，俩人都是狂热的戏迷。但按照允和的回忆，1921年（也就是陆英去世和乐益女中开学的那一年）武龄为元和、允和和兆和三姊妹延请老师教昆曲，是为了“转移”女儿们玩带赌博性质的牌戏（凡是赌博，武龄都讨厌）。允和回忆到，“他（爸爸）说，如果我们不玩骨牌、赶老羊等，就可以跟老师学昆曲，等到可以上台唱戏了，就给我们做漂亮衣服。过了两天，他就为我们请来了老师，从此每星期我们都在爸爸书房里学唱昆曲。”

在此之前，三姊妹已经有丰富的昆曲观赏经验——如她们的祖母七十诞辰时，就专门请来了“小堂名”（昆曲不满十二岁的儿童学员）来表演。而陪伴母亲看戏是更常见的情况，书中写到：

武龄采取以利诱之的办法，果然得计。女儿们觉得这真是上天的安排。父亲说话算话，请来老师，从此她们与昆曲结下不解之缘，从中得到了欢乐与慰藉，藉着演唱表现自我。演出经验多了，她们逐渐无惧众目睽睽，也比较不怕在大庭广众中发声了。不过，早在那年新春，她们在父亲的书房初学昆曲以前，她们和昆曲就有了渊源。在上海的老戏院里，保母抱着她们坐在母亲身边，那时她们就开始听戏了……

全家移居苏州后，父亲有时带儿女们去会馆看全福班唱昆曲……

武龄为女儿请的第一位昆曲老师是全福班的老演员，叫尤彩云。“尤彩云教昆曲，一次只教一场戏。他指导学生唱曲子，指点她们观看身段动作中的细腻层次。”

三姊妹中，学昆曲似乎大姊元和最投入。书中说，“元和一登舞台，就如鱼得水……”大学时代她是昆曲迷。1935年照顾充和脱险后，她又拜著名昆曲演员周传瑛为师。

从顾传玠的粉丝，到和顾传玠相恋、结婚，元和更是在昆曲中陷入最深的人。但作者似乎认为毕竟元和的昆曲一直是票友水准的。作者设问，顾传玠“对元和的唱功作何感想”？

对元和和传玠的婚姻，作者设问：元和爱上的是顾传玠的艺术吗？还是在看了他的表演后坠入情网，接近他以后，更觉得他使人心醉神迷？书中写到：“顾传玠也可能对艺人的处境特别敏感。有人每晚都去看自己喜欢的演员登台，但演员连和这些戏迷同桌吃饭的资格都没有。顾传玠和元和即将订婚时，对顾有提携之意的严惠宇问元和为何允婚。元和答道：因为传玠‘志气轩昂’。”作者立刻尖刻追问：“但他究竟有何抱负？是亡秦的陈涉所怀的‘鸿鹄之志’吗？是志在摆脱低人一等的生活，力争上游吗？”

“鸿鹄之志”出典本书第九章“保母列传”。三姊妹小的时候给一个保母金大姊起名“鹄志”，灵感来自《史记·陈涉世家》。但金大姊根本不想大展宏图鹄志，结了婚有了自己的儿子，丈夫死后，又来到兆和家做事，后来跟着允和。作者分析说：“陈涉没有特殊的才能，也没有在戎马生涯中学到什么本事”。作者在这里指此时传玠已经离开职业昆曲舞台，但并未找到其他事业的起点。质疑传玠是否志在上进，似乎是说传玠学艺也好，弃艺求学追求其他事业也好，都是被迫。

作者这是在质疑元和是否混淆了艺术和人生的界线。这样尖刻书中绝无仅有。元和从小受祖母宠爱。而元和对比祖母和叔祖母识修的话值得思考（元和在祖母羽翼下长大，一如充和受到识修的培养）：“叔祖母有学问、有修养，她的天地很广阔，除了家门里的事，她还有很多其他的活动。但祖母足不出户，她能感受、同情的事也不出这个范围。”在采访中元和口不臧否人物，也缄口不谈她和顾婚内的事。

可相比的直率之处也许是，书中最后谈及充和决定去国的原因时说，“在这方面，她坦承自己和姊夫沈从文相似，和三姊兆和比较不同。她和沈从文一样，从小就没有接受过外界的信念……”充和觉得自己适应不了新社会的生活，留在中国她会什么事也不能做。

作者说，“弟妹爽快地接纳了顾传玠这个姊夫。当然，父亲允准元和与顾传玠交往，也是重要因素。尽管如此，元和婚后确实不如婚前风光。”我认为上面的质疑，实出于作者对元和的爱和怜惜。书中用大量篇幅说昆曲和昆曲演员当时的境况。面向社会的昆曲当时仅限于在苏州发展，主要靠三个企业家赞助支撑，后来这种支撑也没有了。演员风流云散，处境极惨。在当红时期，昆曲演员是有经济地位无社会地位，此后就什么地位也没有。元和的处境可想而知。传玠似乎确立不了自我，元和也就不会高兴。

……顾传玠……想必郁郁不得志。学业完成后，他尝试的事一样也没成功。他有心力争上游，却徒劳无功，于是他越来越着急，别人也都看在眼里。他想摆脱过去，但别人可不这么轻易就放过他。他越有心讨好人，旁人就越觉得自己的看法不错——他知道自己低人一等。这些事，元和也看得出来……

当时之中国正处于急剧的文化嬗变中。如诸民谊，记得在抗战前南京政府时期他是主持取缔中医的，可见是个西化人士。但当时在南京一次剧社演出中，他“就是容不得艺人与业余曲友在舞台上平分秋色”，结果使充和想演一个角色没有演成。

这里有一个比较，就是充和的观点。充和说，情感的牵扯会毁了艺术。她早就下决心不迷恋任何演员——不论是职业性的艺人，还是业余演出的票友。

这里还有一个比较，就是在书中作者似乎试图反复设问：兆和是更爱沈从文写的情书，还是更爱沈从文本人？

上海沦陷，租界“孤岛”时期，元和夫妇在上海也参加了许多家庭曲会，包括到诸民谊家参加演出。作者认为这是当时“孤岛”中人的享受方式。这使人想起现在的电影《色·戒》。另外，元和夫妇对待子女的态度多少令人惊异。他们的长女出生后被凌海霞抱走，永未再归还。元和夫妇后有一子。

允和早年学习昆曲的经历应和元和相似。书中强调学昆曲对允和性格的影响，比如敢于演讲，敢于和继母斗争，并在“文革”时对付红卫兵派上了用场。

兆和在家里学昆曲一年后，因家中有事她的学习中断。当时祖父的姨太太不小心被剪刀割破了脚，兆和陪她在上海治病（最后未治好死于坏疽）。兆和说：“元和姊、允和姊在家学了《游园》和《惊梦》。我从此就跟不上她俩了。”

虎雏后来回忆在呈贡的岁月：“昆曲真莫名其妙，妈妈跟四姨、宗和大舅他们到一块，就爱清唱这种高雅艺术我们兄弟以丑化窜改为乐……”

姊姊们一开始就跟职业艺人学戏，老师刻意培养她们登台，充和则是由书本接触昆曲的。在合肥老家，充和在她从未见过的养祖父张华轸的私人书房里（大书房放应考要用到的书，但华轸没有兴趣读那些书，私人书房则放着他喜欢读的佛经和小说），读过《桃花扇》、《牡丹亭》和一些古典小说，祖母从不加阻挠。“我很爱读这些作品，但不知这些剧是可以唱的，直到回到苏州，父亲带我去戏园看昆曲，我才发现许多曲本我都读过。我常在很长的戏里一下就认出我读过的一幕，或在一个唱段里认出我熟悉的词句。这种熟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引我入了昆曲的门。”

也许与入门方式不同有关，书中说，“大姊元和、二姊允和都喜欢出风头，喜欢有机会展现才艺，但充和宁愿和朋友在家、在曲会里唱戏。”充和说，“我喜欢昆曲音乐，喜欢和志同道合的曲友同乐”。

在北大读书时充和参加了清华的一个非正式昆曲课程班。因病休学后和大姊元和集中学习昆曲。1936年暑假和大弟宗和及另外两个朋友组成赴青岛避暑团，参加青岛著名业余曲社的活动。同年和南京某大曲社有来往。

在云南的日子里，充和参加了大量昆曲活动，结交了很多曲友。既有业余曲友组成的曲社，也有联大师生组成的曲社。这种活动为充和的交游打开局面。“许多人都是充和在昆曲活动中认识的。他们看了她的演出，然后赠诗给她，这是他们自荐的方式。”

网页文章中介绍，张充和曾写联语自况：“十分冷淡求知己，一曲微茫度此生。”此处“一曲”即应指昆曲。此联语也可看成对四姊妹共同人生的描述。同时，昆曲也和本书的写作追求相通。本书作者在“序言”中写到：

在本书中，我遨游于书法史及戏曲演出美学的园地，只为了想了解我俩许久以前聊到的“悬”的观念——充和称之为“凌空”。善书者手腕能悬，充和说。同样的，优秀的诗人在唱作、书写时，也都有“悬”的功夫。

在本书最后“元和”一章作者又写到：

在充和心中，桃花鱼有多重意义：它……是“凌空”的隐喻……

充和喜爱的其他艺术形式也与“悬”有关。写书法时手腕要稍微悬空，掌虚指实，运笔自如；有时快，快而不急；有时慢，慢而不滞……演唱昆曲也是同样的道理。最好的演员在唱、做之际，也是把自我悬搁起来，保持距离的，任凭自己的唱功、做功像有独立生命似的，自行探索角色的动机、心情、举止。充和觉得，在昆曲舞台上，最难的就是要能把没演出来的东西表达无遗。优秀的剧作家无须靠滥情的对话来制造剧力，同样的，优秀的演员也懂得含蓄的道理。换言之，“她能动而不动”；这也是一种悬搁，悬在显隐之间，唯有演技精湛的演员才能办到。

作者在本书中亦在追求“将技艺、学识转化为艺术”（见本书《序言》）。在本书的陈述中，作者留下了大量设问和空白，这就是“悬”和“凌空”，有待读者去解答和填写。作者的功夫就体现在这些悬搁的提出上。

qsqsqsqs

充和的性格与才艺

充和在北京，在重庆，广交游，以文、以艺会友。其中著名的，除了沈尹默外，还有章士钊。再如凌海霞的哥哥凌宴池是位杰出的上海银行家，对张家关怀备至，像是他们的守护神，他品味高雅，喜爱书法，与充和结为同好。

书中写到充和在交往中，“不仅善讽，还很有思辨力”，“臧否人物往往别出心裁”。她觉得卞之琳的诗“缺乏深度”，人也未免“不够深沉”，未免“有点爱卖弄”。充和觉得他的外表——连同他的眼镜——都是装腔作势的表现。

刘文典是充和在北大时的老师，曾发表藐视沈从文的言论，说陈寅恪是值月薪400大洋的教授，他自己值每月40大洋，朱自清只值每月4块大洋，而沈从文4块大洋都不值。充和虽然很喜欢三姊夫，但仍然认为刘文典并无恶意。她说所有用白话文写作的人都入不了刘文典的法眼，包括胡适。

后刘文典因吸食鸦片被西南联大开除。别人说这是报应，充和也寄予刘更多同情。

前此，刘文典在重庆，妻子留在北平，妻子不时寄钱给丈夫，命他把钱用于醇酒妇人，还说：“无妻妾相随，何其不便！望善自排遣，及时作乐可也。”书中写到：“充和并不认为师母这样做是曲意逢迎，更不是昏了头：‘刘先生说，这是伉俪情深的表现，我相信他的说法。再说，他鸦片瘾极重，哪里能纵情酒色呢？’”

书中总结到：“卞之琳自称诗人，把瓦雷里、魏尔仑挂在嘴边，同时又是充和的裙下之臣，要充和不揶揄他也难。相反地，刘文典虽因抽大烟而形容枯槁，却能博得充和的敬重，这也是有理由的：他生性促狭（引者注，书中云“充和本人也有和刘文典类似的毛病”），而且上起诸子百家、两晋诗赋，下至《红楼梦》，他都有独到见解。”

但交往中也有些小事会扰乱她的心情。章士钊写诗赠她，将她比作蔡文姬，诗中有两句使她很不高兴：“文姬流落于谁事，十八胡笳只自怜。”作为前辈学人，章士钊笔下隐约流露出惋惜她落魄他乡之意，这伤了充和的感情。充和指出，文姬被虏至胡地，不得不过着异方殊俗的生活，而她本人离乡背井，却是因为战乱。情况再怎么糟，她始终自食其力，尽己所能。因此她说这实在是“拟于不伦”。章士钊的比拟可能着眼于：蔡文姬为换取丈夫免死，答应将记识父亲蔡邕的文章默写出来送给曹操，而充和现在也将幼时在家中所学（诗词、书法等）奉献出来。这的确是不当的比拟。后来充和和傅汉思结婚并移民美国，她并未为情势所迫，却选择了文姬的命运。多年后充和回忆起章士钊在诗中的预言，不由得又自嘲：“他说对了。我是嫁了胡人。”

充和的才艺除见于书法外，还尤见于诗词。书中没有对元和文才的介绍，而偶谈及允和、兆和的。母亲死后，兆和写过骚体悼亡诗。同年，允和向父亲提起她最喜欢的诗人是纳兰性德。兆和曾有忆旧诗：“琅琅随两姊”，“大字写两张，小字抄一纸”。允和1967年烧毁的私人文件中有自己的诗文。但似乎诗词水平最高的是四妹充和。

书中说，“充和流寓重庆期间，不知是受了战争的影响，或是得力于亲炙沈先生及勤研书法，以至诗词创作也更上层楼。”书中引用了她当时的代表作《桃花鱼（二首）》（网页文字说后来在美国傅汉思将之翻译成英文，由朋友印刷出版中英文对照小册子，印数很少）：

桃花鱼（其一）
记取武陵溪畔路，春风何限根芽。人间装点自由他，愿为波底蝶，随意到天涯。
描就春痕无著处，最怜泡影身家。试将飞盖约残花，轻绡都是泪，和雾落平沙。

桃花鱼（其二）
散尽悬珠千点泪，恍如梦印平沙。轻裾不碍夕阳斜。相逢仍薄影，灿灿映飞霞。
海上风光输海底，此心浩荡无涯。肯将雾谷拽萍芽，最难沧海意，递与路旁花。

“根芽”和“平沙”都出现了两次，不忌重复，像是歌词或曲词。像是自况诗。然而文词、音调均甚新颖。“海上风光输海底”诗意，使我想起杨绛引用过的“万人如海一身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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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的中学、大学学习及工作

1930年充和返苏州后入读乐益一年。后又念了另一所上海的中学。后来充和说她在这两所学校里都是匆匆过客，乏善可陈。

虽然乐益“是她父亲毕生心血之所寄，也是他引以为傲的成绩，但并不特别对充和胃口”。她觉得国文与历史课太简单。她不喜欢生物课，尤其怕上解剖。“不过她最烦的是各种纪念日”。“充和对党义课也没有兴趣。地理倒是她喜欢的科目，主要是喜欢画地图，不过她分不清南北。她参加课外活动，但都是迫不得已才参加的。”

1933年9月充和到北平参加三姊兆和的婚礼，随后决定在北平住下。家人及朋友劝她参加次年夏天的大学入学考试，她觉得不妨一试。“兆和安排充和住下，充和就上北大旁听去了，数月后住进自己的公寓。”

应考科目为国文、史地、数学和英文。前两科（特别是国文）没问题，至于英文，在乐益上过，在上海的中学里又学过一年，她“觉得这语言不难对付”。问题在数学：

数学可就不同了。在课堂里她学不下来，所以许多人都想帮忙——弟弟们及其友人、姊姊们及其师长、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有从西方留学回来，学位更高的人。结果大家都没能帮上忙。她看到数学就头大。十六岁以前，她从未接触过数学，突然之间就遇上了证明题和代数方程式。她根本看不出数学这玩意儿有什么意义，也不知道从何着手。她又是个顽固的人。在准备应考的那几个月里，她几乎没有把数学放在心上，更别提采取什么补救措施了。那年有数千名考生从全国各地涌来北平，争取全国五大名校的几百个录取名额。考试那天，她家人拿了圆规何曲尺给她。“我没用，”她说：“因为我简直连题目都看不懂。”

充和数学考了零分。经过重新阅卷仍是零分。当时考试规则明订，有一科为零分则不予录取。但因充和国文考了满分，试务委员会破格将充和录取入北大中文系。同年北大中文系录取的女生只有两人。

充和用假名“张旋”参考，报名用的中学文凭是弟弟宗和通过朋友开出的。胡适此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在充和在校期间，他并不知充和与兆和的关系。“不过他数度赞许充和的学养，充和想要离校时，他也劝她打消去意。

北大中文系当时名师济济。胡适、钱穆教思想史，冯友兰教哲学，闻一多教古代文学，刘文典教六朝与唐宋诗。书中说：

照说应能给充和最好的教育，然而充和的收获却不如预期。她觉得自己也有错，没有充分利用那段时日。不过，当时学生几乎都不能安心向学，激进的政治活动吸引了许多学生。充和回忆道：“有好多我不了解的活动，像政治集会，共党读书会等等。”

书中说，“充和宁愿花时间去学戏。”这里应是相对于参加政治集会和学习而言的。充和此时定期参加了清华的一个非正式的昆曲课。

1935年充和突然生病。“先是骑脚踏车出了个车祸，没想到症状显示她患了严重的肺结核。”此时大姊元和将四妹接回苏州养病。“往后两年，她俩专心学习昆剧。元和说小妹简直‘着了魔’，去朋友家参加曲会，经常到凌晨两点左右才回家。昆曲治好了充和的怪病……”

这里可以有一个比较。1949年沈从文自杀未遂，陷入忧郁症，也是被音乐治好的。书中说：

沈从文复原得很慢，音乐成了他最好的伴侣，普契尼（Puccini）、威尔第（Verdi）治愈了他。他告诉兆和：“书本上的真理，和一切充满明知和善意的语言，总不容易直接浸入我的头脑中，”而“压迫和冷漠”也不能完全征服他，连自我分析也不能改造他。但一和“好的音乐”对面，他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因为“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沈从文常常坐在收音机旁，有时音乐令他哭泣，有时信手写诗，一写完立刻撕掉。电台结束广播后良久，他还守着收音机。

充和康复后，在南京的《中央日报》做过一阵副刊编辑。书中说，在充和“回到苏州后、抗战开始前，这个短短的时期里，她的才学想必已经广为人知了”。抗战爆发后，沈从文给她在昆明介绍了一个工作，充和因此来到昆明。此时沈从文尚未到西南联大教书，而是在教育部任命的一个由三人组成的教科书编委会里工作，他负责小说部分的编务后，他推荐妻妹充和编散曲。一年后教育部取消了这个计划。

1940年陪都政府又给了充和一份工作，“这次是在教育部新成立的礼乐馆里任职。”“蒋介石亲自下令要教育部长成立这个部门，协助政府重新定正礼乐。”蒋命令教育部结合一批专家协助他制礼作乐，心中是想建立类似古代中国皇权政府中“礼部”这样一个东西。书中说蒋的这个主意是在1939年11月总理诞辰纪念会后形成的，那次会议中奏了哀乐，而孙中山已经逝世14年了。蒋认为这是严重失仪，因为古有明训，哀乐以三年为期。充和决定以《诗经·小雅》中的《鹿鸣》来迎接外宾。

充和花了几个月，终于选出二十四篇典仪适用的乐章，用毛笔精心誊写了两份，充分展露了她的书法造诣……充和所誊写的那两份底稿，有一份呈给了蒋介石，成为他至爱的读物，但不幸在他赴印度访问时遗失，从此不知去向。

在重庆期间，充和师从沈尹默学习书法。沈不个别教学，但愿意让充和看他写字。“她若愿意拿自己写的文章来，他也会阅读、修改。他们没有什么正式的约定。每隔几个月，充和就坐一小时的公车或在运送煤油的卡车上搭个便车，到坐落在歌乐山的沈宅去。”他们也诗词赠答。充和将沈尹默看作自己的第二位恩师，第一位则是朱谟钦。充和说，她初遇沈尹默时并无意求师，但首次在沈家书房里看他写字，当下就起了见贤思齐之心。沈尹默开始客气的称充和为“充和女史”，后来改口称她“充和女弟”。“充和受了沈的影响，把她从小养成的习惯扩而广之，制订了更严格的日课表：早早起床，临帖三小时，如果还有时间，就继续临学。”作者说，“她现在已经八十八岁了（引者注：指作者写作此书时的2002年），仍然持之以恒。她运笔写字的那双手臂就和少女一样强壮。”

充和1947年在北大教书法和昆曲。1949年1月和新婚的丈夫傅汉思一起赴美。后在耶鲁大学美术学院讲授中国书法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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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和在家塾的学习

书中写到，识修“对教育充和尤其用心”。“其实识修是她孙女的启蒙老师。充和刚会讲话不久，就学背诗了。还不满六岁，她就能写许多单字，能背诵《三字经》及《千字文》这两本蒙学课本。”

在此期间，充和回苏州探望父母，允和已经发现这个妹妹不寻常。1920年，允和11岁，充和6岁，充和回苏州和家人共度数周。母亲指派允和做充和的“小先生”教她认字（当时母亲在家中掀起教保母认字高潮，同时孩子中小的也认大的做老师，大姊教大弟，三妹教二弟）。允和为充和起学名“王觉悟”，并刺绣于充和的书包上。但充和不愿要这个名字，允和回忆到：

有一天，小四妹忽然问我：“我为什么要改名叫觉悟？”我说：“觉悟么，就是一觉醒来恍然大悟，明白了一切。”她又问：“明白了什么？”我支支吾吾说不出所以然，便煞有介事地回答：“现在新世界，大家都要明白道理，要民主、要科学，才能救中国。”她摇摇头说：“就算你起的名字没有道理也有道理，我问你明白道理的人，俗话说：‘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你是说，土匪也觉悟了吗？什么王觉悟，我不稀罕这个名字。”她撇撇嘴：“还是老师呢，姓名都起不通，哈哈！”这一笑把我气坏了。我不能打她、骂她。我说：“把书包还我，我不当你的老师了！”我拿了一把小剪刀，一面剪，一面哭，一面拆书包上“王觉悟”三个字。“王”字好拆，“悟”字也不难拆，就是“觉”字不好拆，是有二十笔画的繁体字。

书中写到，当时充和在自己家里是个稀客，令人耳目一新。“大家都欢迎她回来……三个大姊姊都说，充和这么得宠，不全是因为物以稀为贵。她们都承认自己对这小妹十分敬畏。虽然她说得一口土气的方言，穿着也不如姊姊们讲究，姊姊们心里却明白小妹实在才智过人。允和说：“她小小年纪，临碑临帖，写两个字，还真有点帖意。”

书中写到：“识修颇有乃父之风，不仅为充和访求良师，而且老师若不称职，便予以辞退。老师都是经人引荐来的，识修从来不事先和他们面谈；老师来了以后，识修也绝不去看他们怎么给充和授课。其实她根本从不晤面，因为她仍然恪遵民前仕女应守的礼数。但就算不直接接触，也不到场观察，只要看看充和长进了多少，她对老师也就心里有数了。偶有空闲，识修就会要孙女背一章《孟子》来听听，或从《史记》、《前汉书》这两种史学著作中挑出一段记事来，要充和申论其意义。识修也会翻阅充和的窗课，从老师的批语及改笔来评估老师的表现。”

充和从六岁到十六岁，“亲炙过的老师有好几位，其中还有一位是举人。最优秀的老师是朱谟钦……从充和十一岁到十六岁，他都在张家就馆，一共待了五年，直到充和离开合肥为止。”

充和16岁回到苏州家中，姊姊们发现充和的不同。她们自己“是放眼全球的年轻人，经常上戏院看戏，很早就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城市里……意识到现代化的特色。她们的知识也比较广，种类无疑较多。除此之外，她们所用的词汇较具流行色彩，还能谈论科学与政治。”“可是她们认为这个小妹学问最扎实，也最有自信。就连充和写的诗也清新而匠心独运，姊姊们的字句、情节却完全是从背过的诗里挪用过来的。”

“姊姊们认为，充和的性格与众不同，是因为她受到好几位老师的悉心栽培，她为了不辜负老师的期待，也十分用功；换言之，她的特色是她所受的教育造成的。”这里的意思是：教学的成功是双向努力的结果；而且充和的成功是后天教育因素所造成，主要不依赖先天因素。

同时，“充和儿时远离手足，几乎总是独处，只在特殊时候才偶有玩伴，这与她的工作方式、思想方式及安详举止必然相关。”作者写到：

充和早年过着沉思默想的生活，没有受到竞争的压力，也无需做论证与分析。她还不到三岁就学背诗，随后陆续攻读几种蒙书，为进一步学习“四书”打下基础。不过，十岁以前，老师和祖母识修都不为她讲解辞意。“小时候，我只把读过的字句记在心里，”她说：“等到时候了，意义自然浮现。”七八岁时，充和开始学作对子，进而学习写诗。老师们读了她写的诗，会稍加修改，但不讲评，也不解释。这是她初期所受的教育。每天学习的时间很长，也没有什么事来分她的心。这一切都让她养成书生习气，也让她有时间恣意幻想。

由此可知，充和的中国文化基础知识的培植，她的学习的习惯的形成，她的想象力的发展，都与她的这种教育和成长环境相关。也就是说，充和所获得的创作所需的想象力，得益于未过早受论证分析的影响，得益于独处，而长期对中国文化典籍的“植入”式学习，又使她找得到表达的“砖瓦”。

书中说：“她很幸运，早年教过她的老师各有各的兴趣与教法”。

“得过举人的左先生性好诗词，鼓励充和写诗，教她写作的技巧。也由于他有功名，他是用教人应科举试的那套方法来教学的。”

朱谟钦先生“教导充和时间最长、令她受益最多”。网页文字说他是从山东博物馆被请来，是考古学家，是吴昌硕的高足，精于楚器研究。“朱先生偏好经史。以往，老师在学堂里几乎绝口不提儒家以外的各派学说。非儒家的哲学著作被视为‘异端’，在官方考试里是不会出现的。朱先生却不遵从这套准则，他自己选择教材，使充和对深奥的专题产生兴趣；如果只凭自己，充和大概不会去钻研这些课题。同时，朱先生的教学方式是思辨性的……”

应该说，当时的教学就能采用专题方式和思辨方法，应该已经达到西方现代大学研究院的水准。1934年充和报考北大，数学零分，但因国文满分被破格录取。充和说，这次考试就得益于当年朱先生的教学。

书中说，识修为朱先生“奉上的束修高达一年三百银元，当时一名家仆年薪二十银元左右”。以现在合肥全日制保母年薪约1万元计算，那么朱先生的年薪就是现在的15万了。“朱先生靠这份收入养活了一家五口，另外还奉养父母。起初他将妻儿留在山东老家，后来发现这份工作可能持续数年，便举家迁来合肥，住在离张家仅几条街的地方。”

充和在家塾里的学习时间是：“从早上八点到下午五点，中间有一小时的午餐时间。除了重要节日外，每十天放假一次，为时仅半天。”这大约是现在小学、初中学生上满本身课程，完成本身作业，又要参加数种课余班的学习总时间。“从年头到年尾，几乎每天都花这么长的时间，持续不断地学习，如是十年。她究竟在学些什么，必须这样长期投入？主要是两种汉代史学著作——《史记》、《前汉书》，还有《左传》、《诗经》、唐宋诗词及四书……充和在阅读时做圈点句读……如果句子断得不对，老师会帮她改正，但几乎从不解释文章的涵义……”

我们在识修、张武龄、朱谟钦先生、张氏四姊妹和本书作者的丈夫史景迁之间，能看到一条由《史记》连接起来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