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03:44

前言 <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　　这是一部长篇纪实文学。　　不是档案材料。不是文史资料。没有面面俱到。　　我过去所见过的多数作品，周恩来都是文质彬彬、风度翩翩；热情可亲，和蔼慈祥；兢兢业业，忙忙碌碌；谦虚谨慎，委屈求全；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多次见过周恩来总理，我不满那些作品描绘的这一形象。我采访到的人也都不满这一形象。就象一张黑白照片，只有阴柔没有阳刚，只有暗影没有光线，朦胧且远离了真实。　　我无意否定过去的任何作品，只想在暗影上增加一层光线而得到立体。　　不要误解周恩来忙忙碌碌，事务主义，他其实至高至圣，是伟大的思想家；　　不要误解周恩来拘谨韬晦，他其实至情至性，常常洒脱不羁；　　不要误解周恩来阴柔委屈，他其实阳刚十足，火辣辣地激荡奔放；　　不要误解周恩来吞声忍让，那其实是大智大勇，最有自知和知人之明…… 　　你见过周恩来“当仁不让”、“非我莫属”的“人主”气概吗？你见过周恩来雷霆震怒，脾气大发的神威吗？你见过周恩来“将进酒，杯莫停”，“会须一饮三百杯”的雄风吗？你见过周恩来大哭大笑，大愤大骂的大丈夫劲吗？你见过周恩来山崩面前，地陷身后，血雨腥风，也只一笑而过的英雄静气吗？…… 　　不知道？你心中的周恩来就缺少阳刚，缺少光线，也就失去了立体。　　我的采访中，对同一件事，从来是lO个人有lO种说法。由于年代、记忆、经历、视角特别是文化层次的不同，说法完全一致是不可能。　　所以，我的文章在某些时间、地点、人物、对话乃至对事件的陈述，可能与历史事实及部分当事人的记忆、看法有出入。　　允许批评、指责，乃至咒骂、起诉。　　书中的何树英，1940年跟随周恩来，历任警卫、副官、行政秘书、机要秘书、卫士长。他是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一大批同志的代表，不是生活中具体的那一个人。　　他也是作者笔下的人物，其中不乏作者“顽强的自我表现”。　　他的真实来历，作者最终会有个交待。　　1966年8月17日，在中南海小礼堂，周思来近在咫尺地同我们“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负责人座谈7个小时。合影后，他登上“红旗”车，准备去人民大会堂接见外宾。　　我目睹工作人员递给他一杯玉米面糊糊(或者是麦片粥？)两片面包夹肠。　　车开走了。苍茫暮色中，我仿佛又听到周恩来的声音：　　“你叫什么名字？” 　　“权延赤。” 　　“担任什么职务？” 　　“南下兵团二纵政委。” 　　“噢，政委。”总理依次问过几个人的“职务”，大声感慨：“你们刚参加革命就都当上司令政委了。叫什么名称关系还不大，脑子里怎么想的却很重要。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决不是为了作官，而是要为人民服务，要做人民的勤务员……” 　　那以后，我又几次见过周恩来，悄悄而认真地观察他的音容举止。应该说，我的这本书从那时便有了一点点萌芽…… 　　------------------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04:47

引子　周恩来不是帅才 <hr width="94%" color="#ee9b73" size="1" />　　一位日本人看过我的《走下神坛的毛泽东》，对我说：中国在半个多世纪里是属于“神圣”的，这个神是毛泽东，这个圣是周恩来。　　他的目光分明是问：你把毛泽东请下了神坛，是否打算把周恩来请下圣坛？　　所谓请下“坛”，其实就是他们回到人间，回到尘世；不但可敬，而且可亲。他们的伟大、高尚、英明，绝非可望不可即。他们生前不曾须灾离开人民，他们死后，精神融于民众，决不该成为人民顶礼膜拜的偶像。　　比如，在我们5千年的文明史中，“禅让”是受到最高赞誉的大公无私的圣人之举；没有几个人能做到，所以也没有几个敢称圣人。　　于是，便有许多人联想到周思来，或明确或含蓄地讲：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这是伟大的谦虚。　　这些人可以列举许多实例，比如遵义会议。说20年代和30年代初，周恩来在党内的名望和职务都高于毛泽东，他用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威望支持毛泽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自己甘愿做他的助手，这种谦让精神贯穿了他的一生。　　我的观点不同。周恩来无疑是谦虚的，这表现在他的不耻下问，善于向别人学习；表现在他的民主作风，勤于听取群众意见；表现在他总是乐于自我批评等等，而不是表现在不当一把手，也不当二把手。　　有人说伟大的谦让，就避不可免被另一些人说成是“明哲保身，勇气不足”。甚至归结于“绍兴文化”的影响。说绍兴的文化人不应科举，不作县令，只作师爷，以致于中国“无绍不成衙”；人们说师爷往往不说师爷，而说“绍兴师爷”。周恩来的祖父、外祖父都是当师爷出身，说他们的处世哲学避不可免地对周恩来有影响。　　我的观点是：周恩来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在“宰相”位置上鞠躬尽瘁27年，并可由此上溯至红军战争时期，从那时起他就一直是处于主要的辅佐位置，被许多老人比喻为“军师”，事实上的“总参谋长”，这一切都不能叫作伟大的谦让，而是伟大的自知之明和知人之明。　　周恩来明智地说：“我不是帅才。” 　　明智决非明哲保身，不明智只是匹夫之勇。　　匹夫之勇不是勇；是鲁、是莽、是愚。　　最大的勇敢莫过于看清事实而敢于实事求是。　　王明、张国焘不是帅才强要作帅，结果一个跑去苏联，寄人篱下；一个投降国民党，仰人鼻息。又何以论勇气，逞英雄？　　周恩来不是帅才。　　我曾经难以容忍这个观点或这句话，以为这是对我心目中至圣至伟的周思采的莫大侮辱。现在，我首先公开说出这个观点这句话，可能要遭到指责、批判，但我坚持说：这是事实。我劝那些容不得我这个观点这句话的好心的同志想想我曾想过的问题：　　如果我说雷锋活着也不适合当军长、师长，你怎么想？　　让科学家去种地，去打扫卫生是错误的，那么某省一度让农业劳动模范去当公安局副局长能是正确的吗？能是真正爱护这位劳动模范的明智之举吗？　　班长这个位置并不影响雷锋的光辉。　　我们难以改变的一些旧观念才往往好心帮倒忙，爱得深却不会爱，反而损害了心中深爱的人。　　毛泽东能够领导全党全国人民成就开天辟地之大业，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知人善任。处于新中国权力顶层的领袖人物，曾被老百姓简化成：毛刘周朱陈林邓。毛泽东对他的这些战友、同事。是怎样的看法和评价？　　国家经历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想陈云，讲了“国乱思良将，家贫念贤妻。”又讲了曹操败于赤壁，思念郭嘉的故事。　　毛泽东让林彪当接班人时，讲了“为要打鬼，借助钟馗。” 　　对另外4名战友，毛泽东在莫斯科有个谈话，分别作了评价。　　那是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这两个会议，主要的活动是会前的双边、多边接触，主要是中共与苏共的谈判，协议有了才好开大会。　　那是赫鲁晓夫第四次来陪毛泽东用餐，餐桌上谈得仍然不愉快。离开餐厅，来到会客室，毛泽东转了话题，撇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通报中国党的情况。　　“我准备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了。”毛泽东望着赫鲁晓夫，语气庄重。　　赫鲁晓夫并不感觉意外，因为1954年毛泽东就讲了不想当国家主席的话，他讨厌诸如迎送国家元首，接受各国大使递交国书一类国事活动。半年前，伏罗希洛夫访华，毛泽东再次表明不当国家主席的决心，伏罗希洛夫带回了这个信息。　　“有人接替吗？”赫鲁晓夫眨着眼问。　　“有。我们党里有几位同志，他们都不比我差，完全有条件。”毛泽东综合评论后，便搬动手指，如数家珍：“第一个是刘少奇。这个人在北京和保定参加了‘五四’运动，后来到你们这里学习、L921年转入共产党，无论能力、经验还是声望，都完全具备条件了。他的长处是政治上坚定，原则性很强，弱点是灵活性不够。” 　　“文化大革命”打倒刘少奇，听到过这段评价的中国同志都想不通。外国的共产党人也明白；评价上的前后矛盾显然出于政治原因，而非实事求是。　　“第二个是邓小平。”毛泽东搬下第二个指头。在场的同志都印象很深，因为按声望和职务，大家都以为该说周恩来了，但毛泽东先说了邓小平。“这个人政治性强，思圆行方；既有原则性，又有高度的灵活性；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很有发展前途。” 　　赫鲁晓夫忽然苦笑：“是啊，我也感觉到这个人很厉害，不好打交道。他观察问题很敏锐……”赫鲁晓夫收住嘴，作个手势，表示办事坚定果断的意思。　　毛泽东也笑了，他知道邓小平在两党谈判中使苏联人日子不好过。他在面前竖起一根手指表示强调：“今后他到这里来，同我到这里来一个样；你们怎么对待我，就怎么对待他。” 　　当时在场同志对这段话记忆深，是因为毛泽东对邓小平评价高又唯一没讲缺点。　　毛泽东继续搬下第三根指头：“第三个是周恩来。这个同志在大的国际活动方面比我强，善于处理各种复杂矛盾。但是周恩来政治上弱点……但他是个好人。” 　　赫鲁晓夫点点头，说：“咱们都是60多岁的人了，我们这里将由柯西金接替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米高扬也是政治上原则性不够强，拿掉谁他都难过……但他是个好人。”赫鲁晓夫舔一下嘴唇，又情不自禁地补充说：“不过大家还是希望由我来管全局。” 　　毛泽东已经搬下第四个指头：“朱德同志年龄大了。他德高望重，”毛泽东略一停顿，加重语气，“威望很高。但你不能指望他主持工作办大事了，年龄不饶人。总之，这些人不管谁到这里来，希望你们都把他们像我一样来对待，都看作是你们的朋友。” 　　“那好，我们一定会这样做。”赫鲁晓夫晃动一下右手食指：“实际上他们也是我们的朋友。” 　　‘毛泽东这些评论语言，言简意赅应该说是深刻而又实事求是的。建国后，周恩来多次坦率地讲：“我不是帅才。”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住周恩来：“思来同志，你来怎么样？” 　　周思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 　　邓小平也曾在一次会议上坦率地说：“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 　　董必武点头，慢条斯理地说：“总理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我们如何理解领袖群中这样一致的看法？或许薄一波的回忆可以对我们有所启发。　　1950年6月6日，中共七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因为会议的主要内容是毛泽东的报告《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所以全会期间，周思来曾与中财委的薄一波聊天，谈论稳定物价等问题。　　话一聊开，内容渐渐广泛。周恩来想到什么事，带着思考的神情问：“一波同志，你在晋冀鲁豫同伯承、小平共事多年，你对他们二位的工作怎么看？” 　　薄一波说：“他们在工作上配合得很好，确实是同心同德，和谐有致。” 　　周恩来笑着摇头：“我不是讲他们的配合，而是问你对他们的工作方法怎么看？” 　　薄一波恢谐、幽默，聪明地反问道：“总理，您是老领导了，又跟他们相识甚早，您看呢？” 　　“好啊，”周恩来爽笑道：“你又把问题原样奉还了。” 　　薄一波也笑：“不是说解铃还需系铃人吗？我这叫解问题还需提问人嘛。” 　　周恩来敛去笑容，思考着说：“据我多年观察，他们两人的工作方法各有特色。小平同志是‘举重若轻’，伯承同志则是‘举轻若重’。你看是不是这样？” 　　薄一波连连点头：“完全同意总理的评价，这八个字概括得很准确。他们在工作上所以配合得那样得心应手，恐怕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周恩来仍然是一副凝重的思考神色：“那么，这两种工作方法你比较喜欢哪一种？”不待薄一波回答出他的所选，周思来已经沉思着继续讲下去：“从愿望上说，我更欣赏小平同志的‘举重若轻’，但说实在话，我这个人做不到这一点。我同伯承同志一样，在工作上常常是‘举轻若重’。这也许是同我长期负责具体的执行工作有关吧……” 　　无疑，总理对自己有着深刻的认识，并且乐于承认。他确实做不到举重若轻。他的外事秘书陈浩，见他三更末眠，五更又起，日理万机，辛劳过度，曾忍不住劝说：“总理，有些事你不要管得太细；又管这又管那的，一个人的精力哪顾得上那么多呀？” 　　周恩来忽地从办公桌后立起身，真生气了。他从桌上拿起一份文件扇动着大声问：“你看看，这事我不管行吗？” 　　总理扔下这份文件，又抓起另一叠文件：“你说，这些事我不管行吗？” 　　接着，他又拍拍第三叠文件：“这几件不管也不行！” 　　他疲惫而又委屈地叹口气：“别人不知道，你们还不知道吗？总是这样来说我！” 　　事无巨细，总理拿起就不肯放，放不下。　　有些人喜欢用“日理万机”搞歌颂，见了领袖人物就说“百忙”，就说“日理万机”。　　用滥了，根本不准确。　　日理万机只能是“宰相”。为“帅”者只能举重若轻，以这种气势胆魄去作战略决策和决断重大事件；只有举轻若重才会出现日理万机。这不是基本常识吗？　　总理对各省市各部委领导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找我，直接给我办公室打电话。” 　　总理对他的秘书们也爱讲一句话：“你们有事一定要报告，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我能忙过来。” 　　一位秘书对我讲，他见周恩来忙得两天没合眼，忍不住说：“总理，首长里面就数你忙了，这些材料可以送给小平同志去看么……” 　　周恩来往太阳穴上抹抹清凉油，继续批阅，一边轻声说：“我是总理。这些具体事我多干一些，他可以去管点更大的事，多想想决策上的事。” 　　总理讲这个话的时间是国家进入困难时期那一年，说明他那时就肯定了小平同志举重若轻的帅才。　　有些事是那些部长、司局长都不屑一顾的琐事、小事，周恩来不但乐于管，而且管得仔细认真。毛泽东在听到几件这类事后，曾对许多人感慨：“还是我们的总理啊，上至国家大事，下到服务员的工作都关心到了！” 　　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曾对毛泽东说：“我真羡慕你有个周总理，我们就缺一个周总理。” 　　尼克松与周恩来接触算不上多，却在一面之后即对周恩来的“举轻若重”大发感慨：　　周恩来也具有另一种罕见的本事：他对琐事非常关注，但没有沉湎于其中而不能自拔。我们在北京的第三天晚上，应邀去观看体育和乒乓球表演。当时天已经下雪，而我们预定第二天要去参观长城。周思来离开了一会儿，我以为他是去休息室。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亲自去关照人们清扫通往长城路上的积雪。第二天，路上洁净得如同不曾下过雪似的。这个例子是很典型的。　　我还发现，在机场欢迎我们的仪仗队是周恩来亲自挑选的。这些士兵身体健康、魁梧，穿着整洁。周本人还亲自为乐队挑选了在晚宴上为我们演奏的乐曲。我相信他一定事先研究过我的背景情况(事实上正是如此)，因为他选择的许多曲子都是我所喜欢的，包括在我的就职仪式上演奏过的《美丽的阿美利加》。在结束这次旅行后，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告诉我：有一次，在他与周恩来会谈之前，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妇女，递给周恩来一份报纸清样请他过目。这是周为第二天报纸编排的头版。　　对于周思来来说，任何大事都是从注意小事入手这一格言是有一定道理的。他虽然亲自照料每一棵树，但也能够看到森林。　　毫无疑问，当我们赞颂周恩来“事无巨细，事必躬亲”，“周密细致，扎实稳妥”。“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时，每一个中国人都会联想到诸葛亮，但我相信不会有人想到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对于一个人来说，不可能兼俱“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的两种优秀品格。但对于一个事业来说，必须兼有这两种优秀人才。　　曾有一位老干部不解地对我说：“哎呀，有些事小平同志就真能放得下手，就真敢放手不管交别人管。”曾有更多的老干部跟我谈起他们接触邓小平所目睹他“举重若轻”，“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的故事。　　其实，这正是帅才所必备的优秀品格。若无这种大气势，他怎么可能成为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历史，改变中国命运的伟人巨人？　　我还要说的一点是：周恩来的伟大高尚决不在于他是否是帅才，而在于他在自己的位置上怎样做的？做出了什么样的贡献和业绩？　　当毛泽东从延安飞重庆，以大手笔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和那位一代天骄成吉思汗“俱往矣”时，周恩来却在这条路上丢开秦皇汉武不看，只看了张良庙和武侯词。　　当毛泽东赴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津津有味地渎着彼得大帝和拿破仑时，斯大林着急地说：“你不行，这些具体事你谈不清，你叫周恩来来谈”…… 　　我创作中的书，正是要由此谈起。不过，谈话音将不再是我，而是跟随总理几十年的何树英同志。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05:59

总理是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大姐也这样说，我们听了不舒服；主席和小平再这样讲，我们曾感到委屈。现在回想起来，是传统文化、传统观念影响我们的结果。谁位高，谁就位尊德高；谁官大，谁就本事大、贡献大。中国过去就是这种观念，这个毛病。改变不容易。雷锋只是一个班长，说起他全国没人不知道，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不知道他的军长、师长是谁？话又说回来，许多人还是想当军长不想当班长，所以说改变不容易。　　总理讲他做不到举重若轻，但同样的，主席和小平也做不到举轻若重。不拘一格降人才，我们的事业才能兴旺发达，我们的目的才能实现。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访问苏联，没多久，1950年的1月，忽然传来消息，说谈判不大顺利，叫周恩来总理立刻启程去莫斯科。　　那次，我作为随员跟总理一起出发，路经满洲里时，遇到了率团参加世界青年联欢节的萧华同志。　　萧华向总理汇报联欢节情况，总理望着他身后问：“怎么没见到维世啊？” 　　孙维世是总理的干女儿，本是同萧华一道去参加联欢节。总理没见到干女儿，自然要关心。　　“我们路过莫斯科时，她被师哲扣下了。”萧华解释，“师哲说她俄语好，叫她留下参加翻译组的工作。” 　　总理关心中苏谈判：“主席跟斯大林谈得怎么样？” 　　萧华摇摇头：“好象不大顺利，师哲只跟我简单讲了几句。” 　　总理想了想，问：“主席现在做什么？” 　　萧华说：“斯大林说要等你来了再谈，先安排主席参观和看节目，听说到列宁格勒参观去了。”’ 　　总理沉思着点点头，没有再问。当时在场的有伍修权、赖亚力和我，我是刚由副官改为行政秘书。　　赶到莫斯科时，我从师哲那里听到的情况，与萧华讲的差不多。　　总理一到就开始了紧张的谈判，主席就退到“二线”，只管大的方向和原则。除了决策，具体怎么谈的他不管。　　我印象最深的是，主席在莫斯科没什么事，每天就是看书，看得废寝忘食。　　记得有次吃午饭，主席的目光总是朝我脸上瞟，看得我有些不自在了，不知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引得毛主席这样注意。我下意识地拿手去脸上、嘴巴周围擦，怕是沾上了食物，同时尽量注意吃饭的动作文明些。　　当我的目光再次和主席相遇时，他忽然笑了，指指我说：“我看你长得像拿破仑。” 　　我不好意思了，尴尬地跟着笑，不知道拿破仑长什么样？哪一处跟我相像？　　毛泽东并不知道我的姓名和职务，但知道我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他转向周恩来说：“这些天我一直在看历史影片。看完了彼得大帝和拿破仑。” 　　‘说到这里，毛泽东拿起酒杯，朝我一举：“来，跟拿破仑干杯！” 　　欢笑声中，我脸红红地跟毛泽东碰了杯。。　　毛泽东朝想象中的“拿破仑”点一下头，喝了半杯。我这个“拿破仑”一饮而尽。从此，相当一段时间里，有人开玩笑叫我“拿破仑第二”。至今我也不知道我什么地方长得像拿破仑？　　在毛泽东观看研究彼得大帝、拿破仑期间，周思来谈成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关于中长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当然，这些谈判的大政方略及原则，都是毛泽东确定决策的。他当时有句著名的确定谈判目标的话，就是“想要点好看的，再要点好吃的。”“好看的”是“同盟条约”，“好吃的”是“贷款协定”。　　这次中苏谈判的情况，很能反映毛泽东与周恩来的关系及各自无法取代的作用。　　早在西柏坡时，联共政治局委员米高扬与周恩来交谈后，对师哲等人说：“周恩来将是中国新政府一位很好的总理。” 　　筹建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斯大林对中共代表团说：“你们将来一建国，现成就有个总理，周恩来。” 　　30年后，国际上许多政治家评论：“在半个多世纪里，中国是被置于毛泽东的头脑里，同时也被置于周恩来的手掌中。” 　　是斯大林高明还是国际政治家们评论得深刻？我认为周恩来比他们都高明都深刻。　　我是1940年5月4日来到周恩来身边当警卫，一星期后即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以后历任副官、秘书、卫士长。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但他首先给我的印象是伟大的思想家。　　从设计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蓝图到国际关系上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反对霸权和霸权主义”，这些天才思想已经早为国际国内所共知。　　我要讲的新内容是周恩来的三次预见预言，其中无疑闪烁着伟大思想家才能独具的智慧的光辉。　　第一次预见预言就发生在我刚到周恩来身边，随他奔赴重庆的路上。因为刚到首长身边，一切都新鲜激动，所以记忆非常深。　　像毛泽东和周恩来这样伟大的人物，与生俱来的都有一种神圣的使命感，就是“天之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毛泽东气吞山河地高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当毛泽东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乃至那位一代天骄统统踩于脚下时，周恩来又在想什么？干什么？　　他也不迷茫。他已经勇敢、自信、明智地选定了自己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历史上的位置，并且当仁不让地在这个位置上坚持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那天，我们100多名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跟随周恩来，分别爬上3辆卡车，开始了艰苦的旅程。　　经宝鸡、凤县，卡车在崎顺的土石路上颠簸，午后驶入一道大山沟子。　　沿途景致在悄悄发生变化。陕北高原受雨水侵蚀，形成塬、峁、梁、沟如大海一样波状起伏的地貌。　　而这里，山间原有的自然风貌仍然存在；仰面眺望，干柯争翠，万木葱茏。5月的阳光下，在寂静的热气中花草的芬芳悄悄蒸腾，那些挡住视野的陡壁岩石不时地闪出青色白色的反光。　　拐过一道弯，卡车哼了一声，我听到有人嚷嚷：“苗台子镇！” 　　前方轻烟缥缈，笼罩了一片建筑物。卡车停在了镇西。　　“都下来吧。”车门开了，传来招唤：“去看古迹！” 　　我们100多人纷纷跳下车，心里不免纳闷：这一路多少古迹啊，从没说过看看。特别是在西安，住的时间长，名胜古迹又多，还不时有各方人士邀请，周副主席却一处末看。如今特意钻进这大山沟子来看什么古迹？不理解！　　周思来已经下车。他一露面，我们这些警卫就本能地摸住腰间的德国20响快慢机，环绕着警卫在四周。　　我近在咫尺地看着他眺望着下车，眺望着立住脚，就那么保持眺望的姿态站了很久；双手环抱胸前，肩膀随着深呼吸起伏，一副久违了的神情，像游子终于回到故乡，带着静温无言的激颤要寻回遥远的记忆…… 　　“周副主席来过？”当时的副官老钟小声问。　　周思来摇摇头，没作声。在他最突出的特征——两道浓浓的黑眉毛下，波光闪烁的两眼显得含情脉脉，神思悠悠。　　我是第一次见他这么动感情，印象太深了。此前他从来不曾这样，他属于那种善于驾驭感情的人。记得路经洛川时，国民党一名军长来拜见他。这位军长是周恩来在黄埔军校教过的学生，见面那一刻，军长叫了声“老师！”整个脸孔、嘴唇和敬礼的手就都激颤起来，感情无法抑制地奔过来用双手枪握周恩来伸出的手。周恩来不那么感情外露；热情而不失常，亲切而不变态，关心而不形于色；那种从容似春，大度似海的风度直令我心灵震颤，立刻被迷住了。那时我还不明白这是人类文明的力量，我只感到他与我过去见过的所有人都有某些不同，虽然说不出不同在哪里？那一瞥目光，一个微笑，一次握手，一声问候、甚至举手投足都有着既生疏又一见如故的亲切感人的魅力。　　然而现在，面对一片自然山野，他却意满神动，柔情大发，用一种温和雅静的声音喃喃着：“留侯把荣誉利禄都抛在脑后，晚年就隐居在这里……” 　　我顺他的目光望去，高处一片青绿中点缀着八九座红色的庙宇式的建筑。正感觉茫然，周恩来已经挥起右手。他的右臂断过不久，有人说是跟江青赛马摔断的，有人说是跑马时，路边窜出条大黄狗惊了马摔断的，3个月前刚从苏联治疗回来，胳膊仍然伸不直，习惯地弯在身前；挥动时，半侧身体和肩膀随着一动，好像全身用力，反而使他的动作凭添了一种分量和魅力。　　“走，看张良庙去！”周恩来率先朝山上走去。后来得知那儿叫紫柏山。他一向走得快，我们跟着常感吃力。　　张良这个名字我好像听说过，却又不甚明白。你不要笑，我是放牛娃出身，不像现在的孩子都有学上。　　我的家乡在四川，远僻在中国内地而控揽了一条长江。我祖祖辈辈的双脚都是深深插于泥土中。在我12岁时，双臂已经像大人一样挥动起锄头。可是，军阀混战，更有帝国主义的炮舰和经济压力，沿着那滚滚长江溯流深入到四川，于是，每年都有5万两以上的白银顺江流出四川流出中国。没有什么语言能够描绘出那社会的霉烂与五颜六色的罪恶和苦难，中国的命运像游丝一样缥缈。于是，12岁的我便扔下锄头抓起长矛大刀，参加了红军。那是1933年，参加红军后我才开始学文化。　　怎么学文化？比如这次参观张良庙，我这里刚犯嘀咕，前边已经有人问出声：　　“周副主席，张良庙是谁呀？” 　　“张良是古代一位英雄，帮助刘邦打天下，统一全中国，建立了历史上著名的汉王朝。”周恩来一边登山，一边用通俗的语言作解释：“后人为他修的庙就叫张良庙。” 　　我明白一些，却另生纳闷：张良只是帮助汉高祖刘邦打天下，周恩来怀古，为什么不看汉高祖也不看更早的秦始皇，偏偏要看张良呢？　　登上授书楼时，我终于忍不住问：“周副主席，为啥要给张良修庙呢？” 　　周恩来望我一眼，还没说什么，另一名警卫已经跟着嘟囔：“我们那边关帝庙很多，关公是英雄。张良——？” 　　周恩来忽然笑了，双手抱臂，把脸仰上天去笑出声：“哈哈，知道汉寿亭侯，不知道留侯。”他重新望住我们，双腿微微岔开，站住不动，冲我们轻轻点点头：“关公是英雄，张良也是英雄。张良其实比关公贡献大。那走廊过厅里的40多块碑都是对他的评价。” 　　接着，周恩来便不厌其烦地给我们讲了张良的许多故事。从博浪沙狙击秦始皇，到下邳起兵反秦；从鸿门宴救刘邦，到“四面楚歌”，使西楚霸王项羽的军队土崩瓦解，落得个“霸王别姬”。　　最后，周恩来放低声音说：“汉王刘邦得天下，主要依靠三个人：韩信、萧何和张良。” 　　我感到不满足：“张良打过什么仗？” 　　周恩来换上一种沉思的表情，深邃的两眼闪烁着严肃隽冷，缓缓说：“张良没有独自领兵打过仗，他不是帅才。但是他追随汉王左右，出谋划策，是最优秀的军师。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懂吗？” 　　我们似懂非懂，点点头又摇摇头。　　“嗯，”周思来略一沉吟，大约是考虑怎样对我们这些没有上学读书的同志解释清这个问题，“这样打个比喻吧。师爷你们都知道吗？好，县衙门里都有一些读书人被县官聘去当师爷，在幕后替县官出主意。县官一般都要仰仗他们来办事。军师就有点像这个师爷，是军队里的师爷，替统帅出谋划策来打胜仗。比如汉王打了败仗，连父亲和老婆都被楚霸王俘虏走了，汉王一筹莫展。张良就给他分析形势，出主意：九江王黥布是楚国猛将，但与楚霸王有矛盾；猛将彭越在梁地反楚；汉王你自己的将帅中只有韩信可以独挡一面，托付大事。如果你把关东的地方作赏地赏给这3个人，楚国就可以打败了。汉王听了张良的话，立刻从战略上由被动转主动，劣势变优势。项羽打了一百个胜仗，顶不住张良一个主意，优势变劣势，只好求和。以‘鸿沟’这条运河为界，想平分天下。汉王想就此回兵，张良又出主意：不能退兵。放走楚军这叫‘养虎为患’。汉王又听了他的话，追击项羽，不给他喘息机会，垓下一仗把项羽消灭了。这就叫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啊……” 　　在峰下花亭竖的“英雄神仙”石碑前，我又问：“张良确实英雄，可为什么又叫英雄神仙？” 　　周恩来说：刘邦得天下后，封赏功臣，让张良自己选择3万户封地，张良推辞了。他说我跟皇上最初是在留县相会，只把留县封给我就足够了。那时的县，又经战乱，大概不会超过一万户。他不贪。张良随汉高祖刘邦入函谷关后，刘邦当皇帝，张良就静居行气，不吃粮食，闭门不出，说：“我蒙皇帝信任，当军师，不过出了点主意就封万户侯；这已经是最高的待遇了，足够了。我只想脱离人间俗事，追随仙人赤松子去神游。”所以老百姓都传说他成了神仙。　　周恩来凝望石碑，慢条斯理地说：“张良是个明辨是非，通晓事理的人，完全知道神仙虚幻。他这样做正是他的聪明智慧所在。因为在那样的封建社会封建制度下，他明白，在功勋和名位之间，为人臣于是难于长久立足的。果然，打天下功劳最大的3个人，韩信被杀，萧何被拘，只有张良把荣誉利禄抛于脑后作了‘神仙’。他采取这种明哲保身的态度，是客观形势、环境等各种原因决定的……” 　　望着周恩来深沉睿智的面孔，听着他低沉悠缓的讲述，我简直就像面对了悠久的中国历史，面对了古老的民族文化，感到神秘、深奥、博大，感到至圣至伟，可望不可即。比如“师爷”，以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怎么可能理解呢？直到几十年后，知道了、“无绍不成衙”，才渐渐明白，那古老的民族文化中就包含了绍兴文化。　　周恩来的祖籍并非苏北淮安，尽管他出生在那座古城。他的祖籍原是浙江绍兴。在鲁迅逝世2周年的纪念会上，周恩来曾说：“在血统上我也或许是鲁迅先生的本家，因为都是出身浙江绍兴城的周家。”周家是一个世代聚居绍兴的著名的大家族。到了周恩来的祖父一辈时，他这一支家族才离开绍兴，迁居淮安。这次迁居便与绍兴文化有关；　　在绍兴，除体力劳动者外，中上层比较多的是两种人。一种是封建知识分子，一种是商人。当时知识分子的出路是应科举，绍兴的文化人却不然，很少去应科举，大批地去当师爷。师爷不是官职，在任何衙门里也不是一把手，不是二把手，但解决问题办事情还是靠他，他是事实上的二把手。他们明智干练，勤恳谨慎，审时度势，善于解决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久而久之，绍兴人当师爷出了名，以致人们把师爷不叫师爷，叫“绍兴师爷”；县官一般都要仰仗绍兴师爷，便有了“无绍不成衙”的说法。周恩来的祖父周殿魁便是因为到淮安当师爷而举家迁移。周思来的外祖父万青选也是师爷出身。他们的精明、干练、谨慎、果敢乃至性格温和，待人诚挚，办事细心，对周恩来的性格形成和文化修养，都是不无关系的；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在留坝县苗台子镇参观张良庙时，我并不知道这些，也不真正理解周思来讲述张良。后来跟随他久了，多次听他讲“我不是帅才”，在中央的会议上讲，下来也讲过，才使我联系起来想到了参观张良庙。他讲张良的故事，张良也不是帅才，他是最优秀的军师。　　从山上下来，又看了传说中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遗址。周恩来兴致勃勃地给我们讲了那段故事：刘邦被项羽封为汉王，到南郑，许多人都逃跑了。韩信由于怀才不遇，不得志，也逃跑了。萧何听说之后，连夜去追。有人以为萧何是逃跑了，就报告刘邦。刘邦大发雷霆，像被人砍掉左膀右臂一样。过了两天，萧何回来了。刘邦喜极怒极，问：“你为什么逃跑呀？”萧何说：“我哪敢逃跑呀？我是去追逃跑的人去了。”刘邦问：“你追的人是谁？”萧何说：“韩信。”‘刘邦立刻拍桌子：“大将跑了几十个，没见你追，你说你追韩信；这不是胡说八道吗？”萧何笑道：“那些大将很容易得到，天下多得是，而像韩信这样的人，失去这一个，天下就没有第二个了。大王你要是想一辈子蹲在汉中，那就用不着留韩信；你要是想争天下，那就非韩信不可，除他再没有第二个人能为你图谋这个大业了。”刘邦信任萧何，筑坛拜韩信为大将军，统领全军，果然打败了项羽。　　周思来说：“刘邦百战百败，却屡败屡起，靠的就是萧何为他当宰相，经营关中作他的根据地，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粮有粮。项羽百战百胜，却经不起一败；一败涂地，一败就亡，原因之一是没有萧何这样的宰相。就是有，他也发现不了。发现了，也不肯用，留不住。所以他经不起失败。” 　　这一次怀古，周恩来详细讲了张良、萧何辅助刘邦兴汉的历史，而后说：“张良、萧何都是有很大的本领，没有他们兴不了汉。他们知道这一点，刘邦也知道这一点。同时他们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的过人的长处，也知道自己的短处。张良和萧何都不是帅才，张良给刘邦说太公兵法，刘邦一听就明，常用其策。张良给别人讲就不灵，所以张良说‘沛公殆天授’！跟着刘邦不走了。他就懂得，跟别人发挥不了他的才能智慧，只有跟着刘邦才能得到发挥，相辅相成，成就一番大事业。他作了一个手势，表示从古推至今：“中国的历史，总是少不了张良、萧何这样的英雄人物。今后也需要这样的人。” 　　仿佛是证明这个说法，路经成都，我们在春熙路成都旅馆住了3天。成都名胜古迹很多，周恩来只带我们去看了诸葛亮的武侯祠。他从“隆中对”讲到“出师表”，说诸葛亮有思想，出山前就料定三分天下，并制订了兴复汉室，统一全国的计划，最可贵的是，他为此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周恩来看过词内的“三绝碑”，来到殿外，仰望古柏葱郁，环顾青瓦红墙，又显出那种无限感慨的神情，念了句诗。很久以后我才知道那是杜甫的《蜀相》诗：“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记得他讲了诸葛亮“和吴”——建立统一战线；“和夷”——、搞好民族团结；“明法”——实行法治；“治军”——纪律严明，训练有素。但讲得最多最动感情的还是“正身”。说诸葛亮一生虚心纳谏，清正廉明，不增殖私产。他上表公布财产，说明一家已经可以温饱，决不别作经营，增长私产一寸。并说明：“臣死以后，如查出有多余的财物；那就是对不起国家。” 　　当时武侯洞里游人很多，拥挤得不便久留长谈，在嘈杂声中也无法谈话，周思来朝诸葛亮殿中的武侯贴金塑像投去最后的深深一瞥，带领我们近百人离开了。　　路上，他看看我们走在他身边的人，说：“这么多人来参观，说明了什么？诸葛亮死后，到处有人要求给他立庙，因为限于当时的礼制，不得允许。不立庙老百姓就在街巷家中为他私把。直到蜀汉灭亡那年，阿斗才允许给他在沔阳立庙，禁止其他私祀。可见诸葛亮是有益于人民，深得民心的。一个封建地主阶级的优秀政治家都能做到这一点，何况我们共产党人呢？”这时，他的两眼亮起来，一闪一闪地，充满了一种自信和激情：“我们现在要比他做得好，我们在全国执政后要做得更比他好。” 　　周恩来逝世后，没留任何私产，他也确实没有，甚至连遗体也留言让交医学解剖，然后火化，骨灰也不留。不许人们给他“立庙”——建纪念馆堂或保留故居。他确实方方面面都比诸葛亮做得好，何止高出百倍？所以人们要去人民英雄纪念碑悼念他，上街悼念他，回家也悼念他，亿万人民有口皆碑。　　国内外不断有人把周恩来比作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杰出最贤良的宰相。每逢看到这样的文章，我便想起了从延安到重庆那风尘仆仆，万里颠簸的一路。毛泽东感怀秦皇汉武，唐宗宋祖，周恩来不感怀。秦、汉、唐，历代盛朝的皇帝他不看，他只看了张良、萧何、诸葛亮。当时我们跟随他一路而行的3卡车100多人，谁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其中的无限含义，即便今天仍无法全部说清阐明。　　但其中一条简单的事实我是肯定的：周思来坚信革命的成功不是抽象的，而是实实在在的预见，并且勇敢、自信、明智地为自己选定了位置。说这个话时，我不能不联想到5年后，就是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同志遇难时的一幕。后面我在周思来的4次痛哭里将讲述那个过程。当“4．8”遇难的电报打来时，周思来为叶挺、王若飞、邓发、秦邦宪等烈士痛哭失声，曾讲：“……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恩来比斯大林、米高扬更早看出自己能够担任总理。　　我看到尼克松所著《领袖们》的中文版，里面写有这样一段文字：“前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曾说，‘在毛泽东面前，周恩来好似一位笨拙的秘书，正在服侍一位出名的国会议员。’很难想象举止优雅的周思来会是笨手笨脚的样子……” 　　尼克松难以赞同田中角荣的话，我们国内却有人赞同，甚至更夸大其词。什么原因呢？　　非“同志关系”的人这样讲不足为怪，“同志”中有人这样讲，其中大约有3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有些好心人，对总理感情深的人帮了倒忙。“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已是公认，于是，出于热爱便有人总想把总理摘出来。总理明明是接受了毛泽东搞“文化大革命”的理论和决断，以为对党和国家，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是有好处的。但这些好心人找出各种似是而非的“根据”，硬要把总理的深信和拥护说成违心，把赞同说成屈从，把尊重说成让步。这样做的结果，总理对“文化大革命”应负的责任，其实是摘不掉的，反而把总理歪曲成了缺乏原则和勇气的人，这就从人品上损害了总理。岂不是适得其反？　　凡是不尊重历史的人，最终都要弄巧成拙。“文化大革命”煽起个人迷信，把天下功劳都归于毛泽东，错了。此后功劳是大家，错误全推在毛泽东身上，又错了。为什么不是神就是鬼，就不能讲点实事求是的真话呢？“文化大革命”开始那段时间，没听说有几个人反对，包括很快被打倒的那些老干部。不少人被打倒了还真心喊万岁呢。各省市自治区的问题都是总理主持处理的，要说错了，总理如果活到今天，一定会首先站出来承担责任。生前全党就一致公认，他是最富自我批评精神的一个，从不推诱责任。　　第二种情况是，一些政治上浅薄的“中才之人”，清谈之士，喜欢自以为是地夸夸其谈。他们一件事也干不成，但没有一件事不会发议论。“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后，周恩来逐渐看出一些问题，特别是到后期，他对毛泽东为防止在中国出现修正主义所采取的步骤与措施产生了怀疑，越来越多地按照自己的意图采取一些补救措施。于是，这些“中才之士”虽然从未进过政治游涡，却在那里指手画脚，把总理的韬略说成不敢冒冲突的风险同毛泽东正面交锋，把顾全大局埋怨为不敢像彭德怀那样摔帽子骂娘，把坚强的党性和服从组织决议说成缺少独立和个性。　　中国共产党能夺得天下，靠的是党组织的力量，而不是每个党员的“独立”“个性”。即便是错误，也必须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组织，全党服从中央。否则就不能保证正确时的全党服从中央，就无法步调一致，就无法形成统：的力量。懂政治的人都不难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审查干部时，再大的错误，只要是执行组织决议而非另搞一套，你就不能把帐算到他个人头上而一棍子打死。否则后患无穷，党将失去统一的意志和力量。　　5千年的历史证明，“上智”“下愚”都容易抱定信仰，很难改变思想。跟他们共事容易建功立业。打天下的共产党人，或者是经天纬地的“上智”，或者是大字不识的“老粗”“下愚”，过去的八大军区司令没几个有文化，他们最容易有自知之明，容易团结奋斗，成就轰轰烈烈的大事业。唯有“中才之人”，智慧不高却什么都知道一点，这种人难有自知之明，个个自我感觉良好；各有一套，互不服气；清谈起来一个比一个“见解”多，干起来只会抱怨不会克服，任何事都难于同他们合作完成，特别是在危难时刻。正所谓“秀才闹事10年不成”，那是千古总结出来的至理名言。　　第三种情况是，缺少一点理解。　　有位外国记者问周恩来：“当你信仰的东西与你民族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你首先选择什么？”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回答：“我首先是个中国人。”正因为这样，当日本帝国主义大举侵略时，周恩来能出面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把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放一边，建立起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　　周思来是一个意志坚如钢铁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不会有人怀疑，后面的几章也将谈及。但他首先是中国人。“四人帮”批儒，批周公，其实就是批周恩来，这一点不假。过去二千年，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色。周恩来自小就熏陶于温文尔雅、谦恭有礼的儒学的氛围中，他的矛盾的性格中，必然有温和、谦恭、礼义的一面。在他与毛泽东的关系上，也必然有顾全情义，有失锋锐；谦和有余，直言不足的一面。　　其实毛泽东说他“政治上弱点”就是指此而言，并非指他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政治上的信仰。　　其实周恩来性格中的这一面，不仅是对毛泽东，对父母、亲友、同志都有表现。后面几章我将以事实证明。从大量的回忆文章可以看出，所有当事人都是歌颂怀念周恩来性格中的温和、谦恭、礼义的；为什么周恩来这一性格表现在与毛泽东的关系上时，我们就不能理解体谅了呢？这不公平不客观么！　　没有谁能否定自己性格中的矛盾性、双重性。毛泽东也说他的性格是一半“虎气”，一半“猴气”。周恩来的性格当然也无例外地有着双重性。对于周思来的不当一把手——“帅”，不当二把手——“接班人”，甘当三把手——“宰相”，有人议论为“伟大的谦虚”，有人议论为“明哲保身”或“处世精明”。这些议论者为什么不想想，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27年，在这个位置上他可从来不曾表现什么“伟大的谦虚”或“明哲保身”。即便“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狂风恶浪，他也不曾明哲保身地退出这个风口浪尖上的敏感位置；即便面对“四人帮”那样不可一世的来头，他也没有表现丝毫伟大的谦虚，让张春桥或什么人去当总理或组阁。历史难道不是这样吗？　　联系“绍兴师爷”、“张良庙”、“武侯祠”想想，周恩来是主动、自信、坚定、执著地作出自己的每一次选择，自己不推委也无须谁去好心地帮助推诱。早在1940年他便预见预言到自己未来的位置，充分证明了他的自知知人之明，这种自知知人之明是建立在熟解我们民族历史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的。　　令我至今回思不止并为之感慨无穷的周恩来的第二个预见预言，发生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　　从我个人的经历和体会，我想先纠正两个说法。　　一种说法是：共产党同国民党坚决斗争，终于夺取了胜利。我认为不准确。我的体会是，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两大政治力量的斗争中，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历史选择了共产党。说白了，是“天授”而非人力所能强求。　　第二种说法是关于“两种命运的大决战”。现在好象说成了：要不就是黑暗的国民党，要不就是光明的共产党。但是我的所历所闻，似乎不是这样，至少是概括得太简单了，离开了历史的真实。　　作为副官，我跟随周恩来左右，经历了他代表中共同国民党谈判的全过程。抗战胜利后，周恩来和他代表的共产党，首先争取的中国之第一种命运，既不是黑暗的国民党，也不是光明的共产党。　　当时无论是党内同志谈话还是与民主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的谈话，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都是和平民主建国。我们确定的建国方针并不是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实行三民主义，并且明确以民国13年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宣言为标准。我们甚至明确表示“拥护蒋主席之领导地位”。但是，蒋介石国民党必须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和平等地位。　　结果怎样呢？蒋介石国民党既不允许共产党平等，事实上也不允许其合法。天下只能是国民党一家，蒋介石一人的。美国人现在骂我们中国共产党“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那时他们可不骂蒋介石国民党搞独裁，不搞西方式民主，相反要提供政治、经济、军事上的大量援助来帮助其建立独裁统治。　　记得谈判争论的焦点是军队。有人说，你共产党交出军队，国民党就会给你合法平等的地位。这话本身就是放屁。合法平等是相互的，不是“恩赐”的，一党给另一党合法平等地位，这能是，合法平等吗？“恩赐”是在不平等基础上才会有的产物。　　共产党可以交军队，但只能交国家，不能交国民党蒋介石。所以谈判中，我们提出了“军队国家化”的办法。国民党蒋介石自然也须把军队交国家。那么，政治民主化就成为交出军队的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交出军队就是交给了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交出了民主与平等。　　有人说，法国和意大利的共产党不是交出了军队吗？40万大军一交，就取得了合法平等的地位。　　说这个话的人肯定不是中国种儿，最多是个杂种儿，他不懂中国。　　多列士和陶里亚蒂，他们在世界史上的地位远远无法同毛泽东比；在其各自民族史上的地位，更无法同毛泽东在其民族史上的地位比。这且不说。他们交出军队，真也罢，假也罢，不说平等地位，总还有点合法地位，其领导人还当了几天副总理。中国共产党如果交出武装，结果将会如何？　　“四一二”和“七一五”的大屠杀就是回答。　　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国共产党曾经交出武装，换来的不是合法，更不是平等，而是几乎被杀绝，是“宁可错杀一千，不可错放一人”的空前残酷和独裁。　　毛泽东和周恩来决不是陈独秀。他们是从“四一二”和“七一五”的血泊里冲出来，所以才能讲出那千古绝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但是，中国共产党争取的第一种命运，还是“大家民主建国”。为了中国能有这样一个好命运，共产党对国民党一让再让，却越让越不合蒋介石心意。蒋介石希望的不是让步，而是找到进攻借口，以便彻底消灭共产党；　　1946年2月26日下午，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签署了《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就是通常所说的“整军方案”。蒋介石明白，统编中共军队为国军，这个“国军”是国家军队之意，而非国民党军队。这是他决不能容忍的。所以，签字归签字，对共产党军队的进攻一刻也不松，全国各地的内战不断升级。　　在这种情况下，军事3人小组开始视察各地对停战协定执行的情况并解决整编中的问题。　　军事三人小组，共产党是周恩来，国民党是张治中、美国方面是马歇尔，都是上将军衔。下设执行部：中共首席代表是叶剑英，国民党是郑介民，美方是白鲁德，都是中将军衔。　　2月28日，军事3人小组乘马歇尔的专机，由重庆飞北平，先后到张家口、集宁、济南、徐州、新乡、太原、归绥、延安、汉口等地视察。我和童小鹏、章文晋跟随周恩来一起行动。一个星期的时间，安排非常紧张，白天黑夜地谈话听汇报。那时还没有什么大的争吵，主要是了解情况，宴会上也多是讲一些客气话。　　不过，对于形势的发展，每个人心里都有个预测，公开场合的发言同私下的交谈也不同。　　在归绥城里同傅作义将军谈话后，军事3人小组当天下午就飞往延安。在飞机上，沉思默想的周思来轻轻叫一声：“文白啊。” 　　“呢？”闭目想心事的张治中将军睁开眼，侧脸望住周恩来。　　周恩来浓眉下那双极富魅力的眼睛盯着张治中，停有3秒，才缓缓咬清每一个字说：“你们不打，大家民主建国；你们打，你们就要失人心；失人心者失天下。”周恩来的目光移开，深深吸口气，声音始终平缓，因而更显得自信，有分量：“我们共产党就会团结其他民主党派建设新中国。那就与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了……” 　　今天回过头看，不难看出，周恩来在争取“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时，已经开始考虑无法回避的第二种命运的可能性。　　我看到张治中将军就那么痴痴地望着周恩来，大概是品味这番话的含义，片刻，他嘴唇抽动一下，什么也没说，隐隐从鼻腔里呼出一股粗气，便恢复了原来闭目养神的姿式。我相信他一定在想周恩来的话。　　飞到延安，军事3人小组住进王家坪八路军总部腾出的房子。马歇尔和张治中将军会见了毛泽东。晚上，先举行宴会，然后在延安礼堂开欢迎会。　　我记得很清楚，张治中将军在讲话中，朝毛泽东等中共领导望了一眼，忽然大声说：“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将来你们共产党写历史，不要忘了我张治中三次到延安。” 　　毛泽东用他那高亢的湖南腔大声说：“当然忘不了你张治中。” 　　顿时间，礼堂里哄堂大笑，并伴以热烈掌声。我却想：老话说，历史是由胜利者来书写。莫非张治中在飞机上想一路，想到“大家民主建国”的第一种命运难以实现？想到内战不可避免？内战一起，只能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想到共产党会夺得天下？　　我相信，对于周恩来的预测，他至少是默认了有可能性，否则为什么会讲“你们共产党写历史”？　　停战谈判进展真艰难。那期间我一直跟随在周恩来身边，因为我已被提拔为他的副官。　　感受最强烈的是，周恩来明知蒋介石下了决心要打，和平无望，但他仍然为和平奔跑，不放弃民主建国的哪怕是一线的希望。国民党还都南京，国共谈判的中心也从重庆转向南京。离开重庆前，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举行向文化界人士的话别茶会，当时心情很沉重。　　“重庆真是一个谈判的城市！”周恩来深深叹了一口气，眉宇间皱出两道纹。“差不多10年了，我一直为团结而奔走渝、延之间。谈判耗去了我现有生命的五分之一，我已经谈老了。”他的目光扫过会场，提高了声音。他总是这样，当感情自然流露时，总能及时把握住，振作着转向激昂：“民主事业的进程是多么艰难啊！我虽然将近五十之年了，但不敢自馁，我们一定要走完这最后而又最艰苦的一段路！” 　　周恩来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坚持到国民党攻占张家口，坚持到国民党召开了一党的伪国大。“该让的我都让了”，周恩来曾这样对马歇尔说。我看到他当时的表情很冷静，那是决心下定之后的冷静。就连马歇尔也承认，伪国大的召开标志谈判破裂的大局已定，不得不表示他将为中共人员撤回延安提供交通工具。　　在我侧面的接触和观察中，马歇尔要比司徒雷登好一些。他虽然偏向国民党，但也做了一点调停工作。比如蒋介石派30万大军将我中原军区的6万部队分割包围成品字形，意在歼灭。周恩来心急火燎，由重庆一飞到南京，立刻带我们去找马歇尔，要求军事3人小组马上去宣化店进行调停。马歇尔同意了，国民党就不好再反驳。　　我对马歇尔有一点点儿好感，主要还在于他最后一次讲话。他总的来说是支持国民党，反对共产党，但他对周恩来个人的印象非常好，显出一种由衷的钦佩。记得1946年11月1J6日，也就是伪国大召开的第二天上午，周恩来走访马歇尔，实际上就是告辞。马歇尔表示愿为我们提供撤回延安的交通工具。出于礼节，他也和我们工作人员道别。这时，他用一种真诚的表情说：“谈判破裂我很遗憾。国民党所有高级将领，包括蒋介石，都不是周恩来的谈判对手。这么长时间的观察，我认为国民党找不出像周这样精明，这样学识渊博，这么坚韧强硬的人来。” 　　当天下午，周恩来在梅园新村举行了告别性的记者招待会；17日下午又接受了《新民报》总编辑曹仲英和采访部主任浦熙修的访问。　　周恩来回答记者提问时，讲过“有朝一日国民党打不下去了，极可能提出再谈判。但那时形势变了，谈判的形式和内容也将变，将不同于过去了。”“政治协商的对象和联合政府的组织形式与内容，也必然将有所变化。” 　　这种公开场合上讲的含蓄的话，我一下子还不可能全部理解。　　飞返延安的前一天，撤离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我去向周恩来报告。　　他坐在办公室里，左手插在腋下，右手扶着额头。这些天他昼夜工作，六七十个小时，其间只是偶尔这样坐着打个盹。我屏住呼吸，悄悄往出退。　　“何树英，”周恩来头也不抬地叫住我，“有事吗？” 　　“没有。东西和文件都收拾完了，明天走没问题。”我小声说，“周副主席，你就睡一会儿吧。” 　　周恩来缓缓放下手，望住我；眼里网了红丝，却仍然炯炯地光彩照人。　　“谈判破裂，全面内战开始。”周恩来问：“小何，说说你对形势是怎么看的？” 　　“有毛主席领导，我们肯定可以打败蒋该死！” 　　周恩来轻轻点头，带了沉思的表情：“大革命失败后，1931年我离开上海，那时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何时才能回来？这一次不同了，我相信，少则半年，多则一年，战场上就会有个分晓。” 　　我用力点头：“他是找死！” 　　周恩来笑了：“见分晓，还不等于消灭他。我估计，彻底消灭他还要三到五年。不过，他的失败是肯定的。”这时，周恩来的神情起了变化；凝重庄严，又含了一丝讥嘲：“蒋介石看错了形势哟！这一错，历史就变了。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 　　我想起几乎每个记者都问过的问题：“以后还会谈判吗？” 　　“会谈判。”周思来肯定地说，神色变得冷峻，“但那时的谈判同现在就完全不同了，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一切反动派和封建法西斯分子，政治协商的对象不会再有他们，联合政府也不会有他们，他们将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 　　第二天，也就是1946年11月19日，我们跟随周恩来，乘美军专机飞返延安。两年后，蒋介石发表求和声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和平谈判的八项条件；再不是我们一让再让，而是要求他们照我们的条件办。其中，第八项条件是：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受南京国民党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　　全面内战开始，不是国民党就是共产党，这才是通常人们所讲的“两种命运”的大决战。而我们共产党所争取的“两种命运”又不同。首先争取的第一种“命运”是“大家民主建国”。历史证明走不通。于是有了第二种命运，就是建立起以中国共产党为首，联合其他民主党派，对反动派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　　所以说，这是历史的选择。　　当张治中将军率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到达北京，周恩来设宴招待他们时，看到国民党代表一个个心事重重，沮丧尴尬的样子，我耳畔便又响起了周恩来的声音：“他不打，大家可以民主建国。他这一打，就没有他的份了……”也就是说，必然导致人民民主专政。　　这才是真正英明的预见预言。绝非欺人欺世的占龟卜势，也非耸人听闻的特异功能，甚至也不同于“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地球最终要毁灭”这类有着非凡魄力、非凡想象力的虽然正确但充满理性的遥远而末得证实的预见预言。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真正闪烁着伟大思想家的智慧的光芒。　　人的一生都少不了说几句“预见预言”，哪怕是为了表达某种信念或诅咒。比如撤离南京时，多数人都郑重讲过：“我们一定还会回来的！”电影里也是这样演的，但是没有谁像周恩来那样具体、细致、准确地预见其过程和结果。　　周恩来的预见预言是建立在渊博的学识、丰富的阅历，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是掌握了大量事实之后，通过科学智慧的分析判断而作出的。　　1941年12月13日，周恩来在《新华日报》上发表文章，预言：“太平洋战争将是长期的。初期还会有若干挫败，也许会丧失若干岛屿、某些土地以及某些交通线……解决日本以海军为主，空军陆军只能为辅；英美今天还不能，且不宜对日立即采取攻势，而须先巩固南太平洋圈内要塞的守卫。必须以持久的消耗战和太平洋上联合的力量打击他，才能制他于最后的死命。必须记着，生产能力是决定现代战争的主要因素。” 　　这是周思来在太平洋战争爆发5天后所写的文章。此后战争的整个进程完全如周恩来预言的那样一步一步地展开。70年代我看日本拍摄的影本“啊，海军”，其反映的太平洋战争的过程，也完全与周思来的预见相吻合！若没有对世界政治、经济、军事、民族、地理、历史等几乎所有方面的丰富知识，是不可能作出这样的预言的。　　1949年，周思来检查开国大典的准备工作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鸟瞰当时成十字形的“广场”，对北京市的负责同志们预言：“我们这么大个国家，天安门城楼这么雄伟，将来一定要配上个大广场；周围的规划要从长计议。我看东面可以建一座历史博物馆，西面可以建个大剧场，作为人民聚会议政的地方……” 　　10年后，经人大代表及专家们讨论、研究、设计、建设的天安门广场完全与周恩来建国时的设想不谋而合，只不过这个“大剧场”的名称叫了“人民大会堂”。　　有时，周恩来的预见颇有些“神”，若被算命先生拿去肯定要大作文章。话虽如此，这些预见确实证明了周恩来观察事物之细，知火之深，深诺事物发展的规律。　　那是1957年春末，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来华访问，日程包括游览杭州。周恩来提前一天到杭州，准备迎接。　　早晨起来，我们工作人员陪他散步，走到一座寺庙前。周恩来朝着庙顶注目片刻，忽发一声感慨：“再过几年就不会有人来抽签了。” 　　别人怎么想我不知道，从我个人跟随周恩来十几年的体会，他不信神，不信命，并且竭力在领导全民族走向科学。但是，在他破除迷信时，不能不遇到一个现实问题，就是我们的民族文化几干年来都是与宗教联系在一起的。既要破除迷信又要保护民族文化，既要同宗教的反科学性作斗争又要保护宗教信仰自由，这里就有一个矛盾，在把握和处理上，政策性是很强的。1957年春末是处于一个微妙的时刻，富有政治生活经验又处于权力最高层的周恩来当然很清楚地感觉到那风暴到来之前的动荡。他一边感慨一边侧过脸，望住站他旁边的外事秘书马列，问：“你有什么心愿没有？” 　　马列挠挠头，说：“今年我的大孩子要考中学，我希望他能考上个重点中学。” 　　周恩来目光一扫，天还很早、四周围人迹渺渺。他忽然发笑，朝庙里指指：“那你进去抽个签看看。” 　　马列也笑了，只当是开玩笑，果真进了庙。工夫不大，拿着签符出来了，是半尺来长的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卦词，嘟哝着：“这写的什么东西啊？看不懂。” 　　周恩来刚接过签符，就轻轻“哎呀”一声，说：“糟糕，是下下签。” 　　马列皱着眉头抱怨：“老和尚刚睡醒，迷离迷糊，见我不烧香不拜佛，上去就摇卦签，他不高兴，准是咒我呢。” 　　周思来一句句地解释那4句卦词：“这是说你办事不顺，万事难如意，还要倒个大霉。”接着摇摇头，笑道：“马列，你要遇上不吉祥的事呢。” 　　大家哄笑一番，并没放在心上。　　结果，马列的大孩子如他所愿考上了重点中学北京8中。他高兴得很，那个卦签简直是胡扯淡。可是，没等他笑够，他的爱人林颖就被打成了右派，从行政12级降成14级，开除党籍，调离纺织部，下放到保定化纤厂去工作。　　这种一连串的倒霉事叫贺老总一说就简单了。　　贺龙曾对廖汉生等将军说：“运气这个东西就是怪，你们说有没有？我看是有点。运气来了，牌坊也挡不住；运气要是走了，牛也拖不回来。” 　　其实，贺龙所讲的“运气”，是指一种客观规律性，而规律这个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周思来听说林颖被打成右派，并没立即找马列谈话，也决没因此“株连”马列。只是后来聊天时，随便说几句：“都是工作上的事，不要背包袱。其实林颖同志就是娇骄二字，是个阳性人，有啥说啥，心里不藏事。” 　　周恩来这个评价与组织部对林颖的结论相距甚远，这是因为周思来讲的都是实话，而非政治上的风头话。　　林颖确实是冤枉的，后来的事实也证明是错划了。她不过就是坦荡直率，敢讲真话而已。周恩来了解这种同志，是“阳性人”，不是阴面人。　　我个人常想，卦签的事周恩来也许是说签巧合，但也不排除他知人知形势的一种预感。　　当时中国共产党内，要求反有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许多中央的领导同志甚至讲，不研究反右的问题不参加会。在这种形势下，周思来料定反右运动势在必行，运动一旦起来，不可能四平八稳，历史的经验没有不误伤人的，特别是那些“阳性人”容易受到伤害。　　周恩来的组织纪律观念在党内可说是最强的。他不可能去插手一级组织的工作为林颖解脱，但也绝不因此对马列有成见，在生活上，比过去更关心马列，常问候一下他爱人和家中的情况。这实际上就是在表明他的态度。　　讲这些小事上的预见预言，是为了引出我要讲的周恩来的第三个预见预言。这个预见预言已经完全被今天的事实所证明。　　那还是吃“精神食粮”的年代，社会风气好，群众热情高，但吃面要面票，吃肉要肉票，吃蛋要蛋票，广大农村还为温饱问题发愁。　　不过，还有比我们更愁的。比如“欧洲的一盏社会主义明灯”阿尔巴尼亚，反对修正主义最激烈，国家也最穷；过去依赖苏联吃饭，这时依赖中国吃饭。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科列加又来访问了，说白了就是要援助。当时要援助要得最厉害的就是越南和阿尔巴尼亚，而且给少了不行，动不动就闹“脾气”，惯出毛病了。　　那几天周恩来心情很不好。老百姓只知道唱“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不知上面有争吵。双方谈得不好，阿尔巴尼亚不理解我们也很困难。后来，总理决定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意思是叫他们看看我们的农民是怎样一种精神，怎样一种奋斗。科列加去看了，说了许多赞誉的话，但东西一样不少要。　　送走科列加后，周恩来心情沉重。当时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和全国计划工作会议等场合，接连讲过几次：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　　周恩来对此是赞同的。他在送走科列加后说：“搞社会主义，在政治上有两条路线的斗争，在经济上同样存在着两条路线。阿尔巴尼亚在经济上只会依赖我们，他这样的社会主义是搞不成的。迟早是要垮的。　　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曾寄希望于新领导班子。到莫斯科去了一趟，失望了。回国后，他作过一次形势报告，对阿尔巴尼亚、东欧乃至苏联今后的发展作了具体详细的预测预言。　　早在苏共22大召开时，毛泽东曾在一次小范围会议上讲：“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至此已经登峰造极，恶贯满盈，从此要往下走，走向他的反面。”这个预见被证实了，不到三年赫鲁晓夫下台。　　1964年10月19日上午，周恩来在国务院礼堂作报告，讲赫鲁晓夫下台，不讲垮台。他说：“娃娃们议论纷纷，垮台跟下台有什么区别？”周恩来解释了区别。一个赫鲁晓夫下台了，但其思想、路线、政策并没变。最后变不变还要看。所以讲下台不讲垮台。　　去过莫斯科，证实赫鲁晓夫是下台，而非垮台。周恩来在分析赫鲁晓夫的假马克思主义时，有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许多人都作了笔记：“(他们)连资本主义也不如。阿朱别依(赫鲁晓夫女婿)去访问西德，据说他访美访法访西德，主席团不同意时，赫就让他当《消息报》主编，一步登天。赫鲁晓夫任人唯亲，搞封建家族主义，连蒋介石都不如。蒋介石培养蒋经国，花30年功夫，还要照顾部下，照顾影响，赫鲁晓夫什么也不顾。阿朱别依在美国替赫鲁晓夫开道，到法国道没开好，又到西德。甚至连乌布利希有癌症都说出来。西德来访华的人跟我们讲，阿朱别依在西德说：西德打中国，我们让道，让我们共同防止黄祸……” 　　周恩来接下来进一步预言东欧各国及苏联。他的预言并非出于某种信念而预言一个结局，而是具体地预言出了他们的演变过程。当时国内外不少人预言“坚持社会主义的重担最终将历史性地落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苏联帝国最终将瓦解”。但没有谁像周恩来这样以其惊人的知识、阅历、对规律的深刻认识而作出如此具体、鲜明、准确的预见和预言。按一些老同志当时所作记录，话大致是这样讲的：　　赫鲁晓夫下台以后，我们曾寄希望于苏联的新领导，现在看来不行。他们仍然坚持赫鲁晓夫主义，政策没有变……仍然是“两霸合作”，仍然是“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但这只是苏联的一厢情愿，美国能同意存在两霸吗？…… 　　他们搞的和平过渡，不革命，本质是和平演变。莫斯科的美国生活比美国人的美国生活更加美国化。演原子战争的影片美国怕引起国内恐慌，不让在国内演；苏联不仅演自己的，还演美国的，瓦解自己。苏联是精神上先垮了，毫无中国人的敢于承担责任的这个英雄气概。麦克纳马拉都明白地讲：“炸了中国的原子基地，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知识；炸了中国的物质，炸不了中国科学家的精神……” 　　苏联讲和平竞赛，其实是使美国和平垄断。他们伸手向美国要贷款，美国想从中控制，就要看苏联投降不投降。美国人手里拿着钱讲条件，引诱你一步一步照他说的办，可是苏联还答复可以试一试…… 　　美国对东欧实行和平演变，苏联跟着要东欧资产阶级化。先露骨地出卖西柏林，能出卖西柏林就可以出卖东德，进而出卖整个东欧，最终必然是出卖苏联的所有革命成果……一切谈判，无条件是鬼话，谈来谈去就是出卖，最多谈出个出卖条件…… 　　搞经济要争取外援，但必须坚持自力更生为主。阿尔巴尼亚是依赖经济，我们总劝他自力更生，他总想靠在中国身上。在经济方面，也有两条路线的国家。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斗争决不仅是政治上的，更是经济上的。政治经济都有斗争。象阿尔巴尼亚这样，经济上不行，政治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苏联的经济很僵化，停滞不前，民族矛盾复杂……最终是要出大乱子。　　当然，总理在分析和作出预言时，讲的话不可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特色。但他抓住了经济和精神这两条；抓住了从柏林问题到东德到整个东欧这个过程；抓住了苏联存在的复杂的民族矛盾问题，所以基本与后来发生的变化相吻合。　　毛泽东和当时我们的党中央也看到了苏联经济模式的弊病，想探索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路。把优先发展重工业改为农轻重的顺序；又树了两个榜样：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但最终没有解决问题。可以说是失败的。　　是邓小平解决了这个问题。从60年代初提出“我们当前一切的考虑都围绕着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发展生产力，二是如何坚持马列主义，顺利地过渡到共产主义”，到改革开放，提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使中国的经济终于开始腾飞。在当前国际政治形势下，在“6·4”事件前后，人民和历史能够再次选择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首先要归功于邓小平。如果只是清谈马列主义教条，是无法避免发生苏联和阿尔巴尼亚那样的后果。　　邓小平是继毛泽东之后，又一个改变中国命运，改变中国历史的巨人。我相信，这是全民族的共识。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06:55

周恩来端庄、高雅、细致。　　他的翩翩风度和彬彬有礼，他温馨的目光和极富魅力的微笑给人印象太深了，以致不少人忘记了他那更深沉也更基本的性格特征：喜欢挑战，勇于冒险。　　早在他领导上海工人的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就喜欢上最前线。炮弹近在咫尺地爆炸，他及时卧倒而幸免于难。纠察队员劝：“总指挥，这里太危险。”他淡淡地说：“我喜欢危险。” 　　他一生都是轻描淡写论危险。五四运动时，请愿代表遭逮捕，他平静地说：“被捕不算什么，用不着紧张，依照计划进行就是了。”他推开军警的枪，强行闯入直隶省公署的衙门口，被逮捕，度过半年铁窗生活，末了只说一句：“我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逐步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 　　前几年，我们几位曾经工作在周恩来身边的老人共同议了议，议出周恩来出生入死的遇险履险竟达22次，其中绝大多数是在他担负了重要领导职务之后。在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人物中，像他这样多方面地频繁地遇险履险实在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沙基惨案”，英、法军警突然打出第一排枪时，周恩来身边挽臂而行的同志，一左一右都倒下去牺牲了。老天执意把身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留给中国人民。在搜捕刺杀廖仲恺的凶手时，蒋介石突然改变口令，提前戒严，使驱车前往司令部的周恩来遇到迎面射击。司机看到对面举枪的刹那，出于本能打方向盘准备躲闪，射向周恩来的子弹连续钻进司机的头部，老天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了周恩来。第四次反“围剿”后，6架国民党飞机突然来到红军总政委周恩来的头顶扔下炸弹，周恩来大喊一声“卧倒！”扑过去将乱跑的18岁的肖华压在身体下边，这样一来，老天不但再次为中国人民留下周恩来，也不得不留下18岁的肖华，让他最终当上人民军队的总政治部主任…… 　　历史上，杰出人物都有许多大难不死的经历，而被后人津津乐道。其实，这不全是运气，更不是什么天意。大难不死自有不死的道理，偶然性里深藏着必然。每当这种时刻，杰出人物的全部勇气、智慧和力量都要在有限的时间里最大限度地本能地发挥出来，这种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显示出的英雄本色，使人们无法不为之折服。　　比如“劳山遇险”，就是一次在猝发的枪弹面前的大难不死…… 　　一辆军用的敞篷卡车在延安南门外驶上依山修筑的黄土公路，这路是通向西安，也通向谈判。　　卡车驾驶楼里，坐着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昨日他同毛泽东谈话一整天，现在要去西安同国民党代表顾祝同、张冲谈，然后还要上庐山与蒋介石谈；谈国共合作，谈联合抗日。　　一路黄尘滚滚，车上笑语阵阵。车厢里有张云逸、孔石泉这样的著名将领；有头戴礼帽身穿西服的周恩来的副官陈友才，有负责护送任务的特务队副排长陈国桥，连同警卫战士，连同记者、翻译，连同司机，这一车共有25人。他们中的多数爬过雪山，走过草地，像这样坐着“轮子”进西安这一古都市，生平还是第一道，难免心动神驰，笑语不断。　　可是，他们没有想到延安城里潜伏着的土匪坐探冯长斗，已经在前一天将情报送出。毛泽东生前谈警卫工作，特别举过这个例子，批评警卫形式张扬，而缺乏警惕性。　　这是1937年的4月25日，那时延安地区的土匪还很多，有数千之众，夜聚昼散；抓起刀枪便打家劫舍是土匪，拿起镢头又晃身一变成了农民，不好收拾。其中人数多危害大的是李清伍这股悍匪。　　李清伍是河南人，随父母逃荒来到延安府黄龙山麻洞川老沟村。他自小耍枪弄棒，是个不安分的人，长大后成了土匪一个小头目。1935年陕北红军占领甘泉，将其队伍收编为甘泉县独立营，他被任命为教导员。这位教导员不懂共产主义也不懂三民主义，只精通吃喝嫖赌抽，借东北军围攻陕北红军之机，杀了甘泉县苏维埃政府主席，与国民党临镇民团团总姬延寿相勾结，重操土匪旧业，四出烧杀抢掠。他也打劫东北军的车，也打劫红军的车，就为了抢钱抢财物。接到坐探冯长斗的情报后，他就率了100多名土匪连夜翻过龙盘山，埋伏在了劳山腹地。　　劳山自西向东，隔开延安和甘泉两县，是黄龙山的一条支脉。在黄土高原那波状起伏的地貌里，这山虽算不得高，但由于有千沟万壑，满山都是梢林荒草，那地形便显出奇突惊险。卡车吼叫着，喘息着，沿劳山北麓的坡路，从一道沟谷爬上一道山梁。过了梁就是甘泉县境，卡车一头扎进了那簸箕形的山坳坳里。　　“砰！”一声脆响，在旷谷里引来颤动的回音。　　“什么声音？”陈友才本能地去摸手枪。　　“好像是甩鞭子。”刘久洲张望着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收敛了反共气焰，也讲了团结抗日的话。延安到西安，沿途驻扎着已成友军的东北军和西北军，至于土匪，在我们清剿之下躲都躲不赢，难怪警卫员没有马上想到是枪声。　　可是，卡车忽然怒吼加力，朝着正前方的十多丈高的大坝梁子猛冲直闯。原来那“砰”的一响也传入了驾驶楼，周恩来在卡车冲入山坳坳时就感到这是块险地，异常的声响乍起，他便马上想到敌情，一边朝外观察，一边向司机下令：“冲，加大油门，冲上那个坝梁！” 　　话音末落，又是“砰砰”两枪。　　司机也意识到了情况危急。冲过那道坝梁自然可以摆脱敌人，他将油门一踩到底，卡车吼叫着喷出黑烟，直冲大坝梁。　　可是，坝梁上忽然炒豆一样叫响了，埋伏在坝梁上的土匪，机枪步枪同时扫射，这些土匪枪法还准，刹那间司机便倒在驾驶座上，身上多处冒出血来，卡车轮子也打瘪了，车头一歪，嘎然而止。　　不等车停，几乎是在对面枪响的同时，周恩来已然飞身跳下车。车前窗被子弹打出一串洞眼，却未能伤及他一点皮毛。他贴身车头，朝车上人急令：“下车！散开！还击！” 　　张云逸将军一边拔枪还击，一边命令陈友才：“陈副官，你和警卫员马上掩护周副主席转移，陈排长，你负责组织战士抵抗！” 　　干部战士纷纷跳下车抢占有利地形，抗击敌人。陈友才还没来得及跳车，腿上已经中弹。警卫员回身想扶他，他奋力将手臂一挥：“别管我，掩护周副主席撤！” 　　他本是穿着解决“西安事变”时的那身西装，戴着礼帽，挥手间，马上吸引了众多敌人的火力，因为敌人以为他是最大的官。陈友才也意识到敌人这种误解，为了能吸引更多的敌人，索性不走了，利用车头车帮和车上的行李作掩护，与敌人进行周旋。　　当你受到淬发的打击而陷入危急之中时，最紧迫的事莫过于迅速看清形势，定下行动的方向。周恩来在听到第一声枪响时，已经看清地形：山坳谷地中间的个“湫”，也就是潭。潭左是一片苇塘，苇塘后是沙质的沿湫山；潭右是一片茂密的大梢林，梢林后是被雨水冲出的深沟大壑。枪声连续响起时，周恩来已判明形势：坝梁上枪声密集，已被封锁；左侧沙质山包和山上的峰壁上是最先响枪的位置，显然也有埋伏。只有右侧的梢林一片寂静。从当时的政治气候及现场的枪声判断，袭击者不大可能是国民党军，最大可能是劫财的土匪。那么土匪瞩目的自然是“载货”的卡车，卡车遇伏只有朝坝梁上冲，不可能朝沟里栽，所以梢林及林后的沟里很可能不会有伏兵。　　“突围，尽快摆脱敌人！”周恩来在分秒之间已经定下决心，将手一挥：“向梢林里撤！” 　　张云逸、孔石泉、吴涛等人在周恩来带领下，迅速离开公路，钻进右侧的梢林中。　　事后查证的情况果如周恩来所料，李清伍就是在坝梁上的山神庙里指挥这次伏击。他的护兵李卓才曾指着钻林子的周恩来一行人喊：“看，那几个要跑！” 　　“嗯，”李清伍鼻腔里喷一股粗气，“早就看见了。” 　　“快叫上几个人去迫吧！” 　　“追他干毬甚！”李清伍白一眼护兵，“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细软都在车上呢！” 　　周恩来进入梢林后，虽有子弹把树枝打得纷纷折落，但这种乱枪已带了很大盲目性，威胁性小多了。一行人转过一个山头，喘喘气，才发现张云逸的手部被子弹擦伤一块皮，孔石泉的衣领被打穿两洞。真够玄。　　顺沟转过几个山包，糟糕，发现进了沟掌：前边是两丈多高土崖，两侧全是悬崖峭壁。由于并没完全脱离危险，警卫战士急得满头大汗。　　“不要紧张。”周恩来轻轻摆了一下手。据战士回忆，口气轻松得像日常聊天。他接着仰面望望崖上，目光落在低垂的树梢上：“嗯，办法是想出来的么。” 　　轻松的语气驱散了浮动在人们心头的急躁惶恐，战士曹鸿都顺周恩来的目光望住那低垂的树梢，心中忽有所动，跳几步纵身一跃，抓住了树枝，顺势荡去，脚在崖壁上紧蹬两下，一把抓住崖头的灌木便翻了上去。他迅速解下绑腿，放下来，把崖下的同志一个个拽到了崖上。　　这里还能听到沿揪山的枪声。周恩来伫立崖头，望着枪响的方向，久久没作一声。　　他在想什么，惦念什么，大家心里都明白。　　作为周恩来的警卫副官，陈友才为了吸引敌人火力，掩护周恩来等领导撤退，拖着一条受伤的腿，拼命向敌人射击，直到最后牺牲。　　这场战斗，我们共牺牲了11名同志。据当时曾在李清伍手下当过土匪的高彩娃回忆，当土匪们一窝蜂地拥上卡车时，全傻了眼。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及任何值钱的东西。他们不死心地去搜检牺牲了的战士，只从陈友才身上搜出一张名片。这张名片是陈友才为在西安联络工作而带在身上的。有识字的土匪拿着名片念出三个字：周恩来…… 　　李清伍刚听完这三个字，立刻像被烙铁烫了一般跳起来，脸孔刷地全变白了，惊叫道：“啊呀，坏了！捅下大乱子了！快，快跑！” 　　刹那间，这群土匪便如鸟兽散。　　李清伍还算明白，他确实捅下大乱子了！几乎成为历史和民族的极大罪人。此后不久，他和他的土匪部队便全部被红军剿灭了。他受到了应有的严厉惩罚。　　当周恩来一行走到三十里铺时，卡车遭土匪袭击的消息便迅速传到延安。一批批的骑兵、步兵、民兵紧急出动，进赴出事址点。然而土匪早已逃得无影无踪。望着公路边，田埂旁那战友们的尸体和鲜血，随增援部队一道杀回来的张云逸哭了。　　周恩来没有休息，第二天便又起程赶赴延安。起程前，他匆匆跑一趟军委医务所，看望安慰负伤的警卫战士，其中包括打伤臀部，伤及中枢神经的贴身警卫刘久洲。　　“周副主席，我不能保护你去西安了……”刘久洲话没说完便哭了。　　“别哭，小鬼，很快会好起来的。我还会来看你。” 　　1969年，周恩来还到北京前门饭店看望了担任饭店革委会主任的刘久洲同志。他对在场的同志们说：“30年一晃眼。30年前他跟我在一起，我在劳山遇险，他为了掩护我，身负重伤，是个好同志啊！” 　　1973年6月，周恩来总理陪外宾到延安访问，谈到劳山遇险时，无限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曾遇到过多次危险，但最危险的是这一次。”他要为陈友才等同志扫墓，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同志的坟墓不曾保存下来。周恩来难过地说：“陈友才同志牺牲得很英勇，要把烈士们请进陵园，给他们立个碑！” 　　1985年6月，陕西省甘泉县人民政府，在沿揪山发生战斗的地方，为烈士们立起了一块石碑。　　周恩来的一生，最多的是工作，最缺的是时间。他对时间的珍惜处处都能表现出来。比如他不会走慢步，双脚不动则已，一动就是高频率。比如他不赞成毛泽东乘飞机，那个年代的飞机安全系数太小；但他自己又酷爱乘飞机，他说：“能节约很多时间，冒点险值得。” 　　我们这些老人一块议论，周恩来的遇险履险，最多的还是在飞机上。比如由西安飞延安途中迷航，幸末像“4．8”烈士那样撞山；比如出访阿拉伯国家，在灯火全无的黑夜里被迫盲目迫降；比如赴万隆会议时，他所拟乘的“克什米尔公主号”空中爆炸；比如为了吊唁胡志明逝世，飞机冒险进入雷雨区，风狂云卷，更有电光雷火，整个天空黑透红透，那惊险壮观的景象就连飞行几十年的老驾驶员张瑞霭也生平仅见过一次。当我惶恐不安地想去提醒驾驶员太危险时，周恩来竟能稳稳坐在舷窗旁，入戏一般欣赏着外面的风云变幻，烈焰满天！最后，飞机侥幸未被雷电击中，在云隙中钻出险区。机上所有人都大汗淋漓，神经差点绷断，周恩来却始终一身轻松：“我知道瑞霭有办法。” 　　在议论中，我讲了这样两次各富特色的飞行遇险和履险…… 　　1946年1月30日，我跟随周恩来冒着严寒赶到西安机场。　　冬日天短，快9点了，太阳才不过一竿子高。不过，这是一分难得的大晴天；极目四望，云彩丝儿都不见。停机坪上，一架美军c一47型运输机被朝晖染上一层淡淡的玫瑰色。我心里一阵欢乐，一阵轻松。　　欢乐是因为8年抗战终于胜利，“政治协商会议”也即将结束，何况昨天办事处的周子健、伍云甫招待我们在西安上等浴池洗了个痛快热水澡，扫荡一遍身上虱子，这辈子还没洗过这么舒适的澡。说轻松是因为天气好，免去昨夜的担忧。“政协会议”结束前，周恩来赶回延安是为了同毛主席党中央商量如何再向国民党让一些步，以求达成协议。会议明天要闭幕，周恩来无论如何会坚持今天飞回西安。我只担忧遇个恶劣天气，他也会坚持起飞，那前途可就难卜了…… 　　幸亏是个大晴天！　　机长已经出现在舱门的舷梯旁，当周恩来走近时，他马上立正敬礼，并大声报告。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美国军人士气正高，何况这是马歇尔将军专门为周恩来指派的专机，何况周恩来在这次“政协会议”上被定为上将军衔，以便开展军事三人小组的调处工作。所以，美国飞行员都称周恩来为周将军。　　除了我们随行的工作和警卫人员，依次登机的还有陆定一和邓发同志，毛泽东的夫人江青，以及叶挺将军的爱女小杨眉。舱里共坐10个大人1个小女孩儿，这个女孩子便成为话题的中心。　　“杨眉，你知道爸爸为什么能出来吧？”邓发问。　　“知道。”小杨眉生得聪俊，特别招人喜爱。“周伯伯说，蒋介石打了败仗输了理，不得不答应恢复爸爸自由，让他光荣出狱。” 　　“蒋介石这个人，从来是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陆定一幽默地评论，“他要不跟你玩名堂，他就不是蒋介石了。” 　　“那他要不放爸爸出来怎么办呀？”杨眉着急了。　　“这次他不想放也得放，”邓发作个手势，“这次我们是用5个大坏蛋跟他换2个人，换回你爸爸和廖承志叔叔。” 　　“叔叔你骗人！”杨眉瞪大天真稚气的眼睛，她不信像爸爸那样的好人怎么会用坏蛋去换取。当时杨眉那双容不得一点污垢的清澈的眼睛留给我极深的印象，至今想来都不由得流泪。谁能想到呢，这样天真纯洁的孩子，在2个月后竞死在了空难中…… 　　当时，周恩来给杨眉作了解释，说蒋介石节外生枝，提出要我们党释放他们进攻我抗日根据地而被我们俘虏的国民党第11战区副司令官马法五等人，他们才释放叶挺将军和廖承志。为了尽早迎接叶挺将军出狱，我们只好答应了。　　说话间，飞机已经发动。从西安飞往重庆的航线是极为特殊的，不是仰角向前升空，而是以大角度一个劲作螺旋式爬高。这是由于秦岭一拔千仞地横在航线上，飞机必须先爬高到5000米以上高度才好向前飞越它。　　飞机油门不断加大，马达的震动使得机体像要碎裂一般，飞机上升仰角大，每个人不但要系紧安全带，还不得不用手扳着铁凳维持平衡。那时飞机简陋，舱内金属骨架裸露，又没有保温设备，不久我们便开始经受那种这一生再未曾经受过的严寒的考验。　　然而，这还不够。开始气短，开始耳胀，五脏六腑开始翻涌，多数人终于按捺不住地大吐特吐起来。我正理不清嘴里鼻腔里的刺人的酸辣味道，机身又颤抖起来，并且像断线风筝二般忽上忽下，左右无根基地晃荡浮沉，头顶和身后的钢铁骨架惊心动魄地咯嘣乱响，好像随时都可能散架。　　“把口张开，张开耳膜就不那么鼓胀了。” 　　这是周恩来轻松而亲切的声音。我狠狠吐出从胃翻上嘴里的腌臜物，掀眼帘望去，周恩来没事人一样，还笑呢。我笑不出来，张大了嘴巴喘气。我听到机身上砰砰乱响，接着是江青不安的声音：“冰雹，遇冰雹了。” 　　江青去重庆是为医治她的牙齿。在延安她捂着腮闹牙病，周恩来说：“到重庆去看看吧，我认识一个牙科专家，是给蒋介石看牙的医生。”就这样，江青和我们一同上了飞机。那位给蒋介石和江青看牙的医生的儿子，现在是北京医院的副院长。　　西安飞重庆也不过一小时，遭了这样的罪，那一小时就显得太漫长了。我感觉飞很久了，看看表还不到10分钟。这时间怎么停了步？　　飞行组里一位大个子美军从驾驶室来到机舱，脸色很难看，好像比我们还负担重，走到周恩来和陆定一面前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也叽哩咕噜说英语，我们听不懂，只觉得那手势和神情都有些不妙。周恩来站起身，随大个子美军去了驾驶室，在那边还是叽哩咕噜说英语。周恩来会英、法、德、日、俄五种外语，除俄语稍差些，另外4种语言当时讲得都很帅，这也是我常为共产党感到自豪的地方，蒋介石可没这两下子！　　“何副官！”周恩来朝我招呼，“你过来。还有李秘书！” 　　我和李全德跌跌撞撞走过去。周恩来以很少使用的严厉声音命令：“机长说现在必须减轻载重，你们把那些可以丢掉的货物和行李都甩出去，注意文件箱和公文包，要保护好，别丢错了！” 　　显然，我们遇上严重的危险了。安全第一，人命要紧，没什么可犹豫的。大个子美军拉开舱门，寒风呼啸着冲进舱内，冲撞、扫荡、屠杀。两耳轰轰响成一片，听不见谁喊什么，反正动作要快，拎着机上的便梯、铁桶、铁箱就往外甩。扔光了美国人的东西再扔我们自己的东西。几箱子延安梨扔出去了，几捆羊皮筒子扔出去了，几匹延安纺的毛呢料扔出去了，手枪箱子、个人行李，连江青的行李皮箱也扔出去了，最后把为延安购药的一箱子20万元钞票也扔了！他妈的，那大个子美军眼睛转着还要找东西扔，再扔就该扔人了！　　说实话，先扔美国人的东西，扔一件就像扔一个包袱似地轻松，轮到扔我们自己的东西，扔一件就像割去一块肉，带来的不是是锥心的痛楚。我们经济上多困难哪，一支香烟几个烟鬼轮着一人狠狠吸一口，现在这么多钱和财物大手大脚全扔了…… 　　可是，也怪不得美国大兵还要找东西扔，这天气跟国民党蒋介石一个毛病，你让一步他逼一步，你让多少步他就不放松地逼多少步。气温越来越低，机翼机身结满了冰，而且越积越厚，机翼的冰引起气流改变，升力骤减，连飞机的升降和转舵都难以操纵了。大个子美国兵再找不到可扔的东西了，又走到周恩来跟前，俯下身子一脸无奈地叽哩咕噜，还不时指点我们这些乘客作手势，那手势叫我直抽凉气，分明是要“扔人”了，扔几个来保住剩下的人！　　周思来一脸严峻，眉宇间蹙起“山川”，终于点点头。于是，陆定一便立起身来，那是要宣布重大决定的神情。我当然不相信扔人，但美国大兵的手势绝对明确是朝舱门外扔人。他想扔谁？20年后也许人们会说先扔江青，那时扔谁也不可能扔她和杨眉两个女同志啊。不是首长的只有作家戈茅、秘书李全德、军事参谋童陆生和我这个副官…… 　　“外面气候恶劣！”美国大兵说一句，陆定一大声翻译一句，“为了先生们的安全，请作好准备，背用降落伞，必要时就跳伞离机！” 　　原来是这么回事！美国大兵开始给我们发伞，边讲边示范：如何背伞，如何跳，如何拉伞，什么是错误的动作，会带来什么样的危害…… 　　刚刚放松一点的神经，随着他讲一项要求又绷紧一步，到最后，无异“扔人”一样紧张了。谁跳过伞啊，跳出去伞张开张不开呀？探望舷窗外，秦岭一条条山脉像章鱼伸出的狰狞的爪子要攫住我们的飞机和每一个人…… 　　邓发走到我身边，脸孔像秦岭那寒风中的岩石，一字一顿对我说：“小鬼，如果跳伞，你一定要好好紧跟周副主席，一定要保护好他的安全！” 　　“首长放心！”我用力点点头。人就是这么怪，一旦想到责任，其他杂念便立刻烟消云散，那种庄严神圣又慷慨激昂的情绪便澎湃起来。　　大个子美国兵站到了舱门那里，等候机长命令，随时准备拉开舱门招呼我们跳。因为这种飞机还没有跳伞的自动开伞装置。他没有背伞，机组人员都没背伞，这是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军条令对运客飞机机组人员的规定，是为了替每一名乘客负责任。望着他那严肃待命的表情，我心里忽然一热，产生了好感和敬意，这真是一批经过严格训练的富有强烈责任心和荣誉感的好兵啊！　　震耳的马达声中，我忽然听到一阵隐隐的呜咽声，像蚊虫似地微弱。寻声找去，原来是小杨眉。她坐在江青身边，伏身嘤嘤轻泣。我正要过去，周恩来已经先一步过去，坐在了杨眉另一边，轻轻抚慰她：“杨眉，不哭，不要怕……” 　　“周伯伯。”小杨眉抽泣着，“我，我没有伞包……” 　　真是忙中出错，竟忘了这个小人儿。周恩来立即站起身，解下身上的伞包，给杨眉背好，一边安慰着：“勇敢点，杨眉，学习你爸爸，什么都不要怕！” 　　这个情节后来传扬出去，成为尽人皆知的周恩来让伞的佳话，并且被编入学生的语文课本。　　周思来在危难时刻这种无私无畏的精神确实使机上每个人都深深受了震动和感动。我马上解下身上的伞包，走过去递给周恩来。当我们互相坚持让给对方背时，大个子美国兵又找出一个伞包给了我，并且伸出大拇指朝我们叽哩咕噜一番。　　飞机还在颠簸飘摇，终于，机长的命令传下来，情况严峻，无法过秦岭，只能返回西安。　　周恩来尊重他们坚持科学的态度，同意返航西安。　　飞机在西安机场着陆停稳后，我那颗悬着的心才从喉咙落回到胸腔里。下飞机一看，好家伙，机身晶明透亮一层厚冰，在阳光下咔咔地响着裂开，大块小块往下掉。　　“中午在鸿宾楼请客，”周思来大声说：“我们应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些美军人员，他们的态度和精神是值得钦佩的。” 　　美军人员对周恩来如此厚待他们，高兴不已。席间，美国大兵说：“今天能大难不死，这是上帝保佑你周将军。”周恩来笑着说：“不是靠上帝，是靠你们美国军人高超的技术和艰苦顽强的努力。”美国大兵听了都鼓了掌，兴奋不已。当局思来表示一定要赶去重庆，下午还要冒险一飞时，机长马上同意了，并且很有信心地说，有经验了，下午先升到5000米以上，避开结冰的气温层，然后再飞越秦岭。　　饭菜鲜美，美国大兵个个吃得红光满面。我们这些上天就吐的人却敢看不敢吃，都吐怕了。　　午后2点，我们带着希望、信心，也带着紧张和风险又登上了那架美国运输机。　　飞机扶摇直上，重新笼罩我们的又是冷。奇冷、酷冷，比上午还冷，我过雪山也没觉这么冷，这辈子再没遇过那么冷！周恩来脸色灰白，胸脯起伏着，我们也都强烈地感到胸闷气短，拼命作大呼吸。登机前机长就提醒，这一次飞得高，会缺氧，现在我们尝到了缺氧的滋味，我脑子里不时闪出离了水的鱼儿拼命煽动两腮，嘴巴翕动不已…… 　　周恩来忽然起身，头重脚轻地走到驾驶舱，请大个子美军拿来飞行员自备的氧气。若不是忍耐到极限，周恩来不会这样做…… 　　可是，我错了。周恩来没有吸氧，他喘息着说：“何副官，你给江青吸吸氧。” 　　周恩来对江青的关心是格外的。午饭时，我和李秘书向他检查，不该匆忙间扔掉20万元钱，周恩来并没责怪我们，却吩咐办事处周子健处长赶紧替江青买些生活必备品带上，以免到了重庆临时受窘，生活不方便。　　现在，他自己忍受着缺氧的折磨，却首先关心江青缺氧，显出不支，由我和大个子美军帮她戴上氧气罩吸氧。　　江青大口大口地吸着，苍白的脸上渐渐有了血色。她感觉好一些，便拿下来给她心爱的小杨眉吸。　　说实话，江青是真喜欢天生丽质，无比聪俊的小杨眉，时时惦着她，关心她，跟她聊天，见她冷就搂紧她，用体温温暖她，那种爱时时可以从一瞥目光或一声轻唤中感受到的。然而，她什么都可以关心照顾到小杨眉，唯独到了最紧迫关头作不到把自己的伞让给小杨眉，只会焦急地喊：“哎呀，小杨眉还没有伞呢，快，快，小杨眉还没有伞呢！” 　　周恩来平时没有江青那么表现出对杨眉无时无刻不在的关心，但他最后让出了自己的伞。小杨眉一定是明白这里分量的差别吧？她接过氧气不肯吸，一定坚持要周恩来吸。她依向周恩来举着氧气罩向他鼻子上送：　　“周伯伯，你吸，你吸呀……”小杨眉哭了，“你不吸，我决不吸一口……” 　　周恩来眼圈湿了，我们在场的人眼圈都湿了。　　由于飞机绕道成都加油，所以傍晚时节才到达重庆上空。重、庆四季多雾，冬春尤其大雾不断，人称“雾都”。　　飞机开始下降，大个子美军来到机舱比划手势叫我们系好安全带。窗外云雾如翳，舱内一片昏暗，有夜色的感觉。飞机降得很快，我们的心也跟着下坠，下坠，因为始终不曾钻出云雾，而飞机放起落架的声音已经听到。我们虽然不懂飞行，可也懂得，钻不出云雾，飞机不可能降在跑道上…… 　　蓦地，那颗下坠的心向上一跳，飞机吼叫着又直向上空钻去，显然，第一次降落失败了。　　无线电里不时传出陆空对话声，周恩来以其事必躬亲的一贯作风走去驾驶舱，我本能地跟过去。　　机长说明云雾太大，而且低垂，找不到机场。而机场塔台也不同意降落，说天气恶劣，要求飞机返回成都。　　“你们要沉着冷静，”周恩来没有讲英语，由陆定一翻译他的话，“一定要做到安全着陆。” 　　美国驾驶员给我印象最深的是那种自信心，简直可以说是自负，好像任何怀疑都是对其荣誉的伤害。　　机长说：“只要能判明地面一两个目标，我就能安全降下去！我飞过多次重庆，这个机场三面环山，一面丘陵，条件是差，可我有经验和技术。” 　　飞机再次下降，穿云作低空飞行。钻云雾真是一种阴森森入地狱的感觉，飞机下降下降，没完没了地下降，好几次我都以为要撞山或栽进地里去了，但始终没听到那轰然的截止声，倒是又听见发动机一声怒吼，飞机再次朝天上骤升，一个劲地升上去。　　塔台通过无线电命令飞机返回成都降落，机长大声说：“那样就会发生燃料不足的问题！” 　　周思来转身望住舱内，目光依次扫过每个人面孔。我们都无法掩饰那种懊悔的心情。早知落不下去，实在不该作这次冒风险的飞行。　　“镇定。”周恩来轻轻说一声，忽然笑了，那是使人忘记外面危险的微微一笑：“我们是为了全国人民的利益，为了能最后签订政治协议才掐着日子回延安，又掐着日子赶来重庆，冒点风险是值得的，也是必须的。” 　　天黑得很快，机舱里亮起两只昏黄的灯泡。美军驾驶员在争取最后的一线希望，第三次下降，争取在天黑前能落下去。　　周恩来又钻进了驾驶室，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飞机的前方，其实也是下方。在一阵难熬的下降飞行之后，左前方忽然闪现一个隐约的目标。　　“那里！”周恩来手指目标叫一声。　　美军驾驶员的目光一瞟，已经拉起机头，将飞机重新升上天空，并朝周恩来举起拇指作个有力的赞赏表示。这些美国大兵确实技术厉害，眼前就晃了一下隐约的目标，外人根本不知那是什么东西，是山是楼是塔台？他们已经信心十足地一推驾驶杆，迅猛地进入第四次迫降。　　下降、下降……崩！所有人一震，还没完全明白过来，飞机已经变成水平运动。经验马上告诉我，这是在地上滑行！由于东西全扔了，飞机没滑行多远便停稳。我们欢呼着差点跳起来。下飞机一看，乖乖，差不到5米就冲出跑道了。原来飞机是在跑道中段才触地，要不是负荷轻，真不知又要出什么危险呢。　　周恩来带着我们全体乘客去向美军机组人员表示感谢，同他们一一握手。大难不死，这些美国大兵的神情永久地留在了我记忆中。那位机长立正敬礼，然后握手，然后将一只手朝天上伸去：“周将军是伟大的人物，上帝总是保佑您的。”那个接触最多的大个子美军还挺严肃认真地点点头：“能为周将军服务我感到荣幸。” 　　最近我常想，这些美国大兵还有在世的吗？如果他们知道周恩来以后为世界和平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以及所受到的广泛尊重和爱戴，他们一定会为这次“服务”更感荣幸的吧…… 　　我讲的第二件事发生在柬埔寨，真是说险不险，说不险比哪次都惊吓人，所台风险比哪次都大。　　那是1960年，我跟随周恩来出国访问。当时我的职务已经从总理副官改为机要秘书。　　在越南访问时，就传来柬埔寨国王去世的消息。柬埔寨是我们出访的国家之一，周总理一得到消息，马上叫我发电致哀。到了印度，周总理又叫我们每人买了一套白色西服，去柬埔寨时穿。　　我不理解：“总理，为什么穿白色西服去柬埔寨？” 　　周恩来说：“穿白色西装，到柬埔寨也算我们的悼念。” 　　我说：“国王死了，我们是外宾，还给他穿孝服呀？” 　　周恩来指点我说：“何秘书，这个道理也需要我讲吗？人家国王逝世，是国丧期；从礼节上，从理解上，我们都应该这么做。去吊丧是我们出访柬埔寨的重要内容之一，你告诉大家，这个思想一定要明确。” 　　到达柬埔寨时，我们清一色白色西装，友好而肃穆地走下飞机。西哈努克亲王见了，大受感动。这是周恩来总理第一次访问柬埔寨，与西哈努克亲王立刻建立起了很深的私人友谊。　　周恩来要和代表团一起住旅馆，西哈努克亲王不答应，坚持要周恩来住王宫。总理早就给我们出访定下了规矩，重要的一条就是“客随主便”。　　客随主便，周思来被西哈努克接入王宫。当时王后还在，周恩来同西哈努克都住在了王宫里。　　王宫不大，还不如我们北京的官园大；房子不大也不多，我和总理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没地方休息，只能轮流进地下室去休息。不过，王宫的花园不小，非常漂亮，体现了真正大自然的美。　　客随主便，西哈努克安排周总理参观柬埔寨的医院，电台，这都是我们援建的。西哈努克亲自担任讲解。从见面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强烈地感受到这位新国王很聪明，受过很好的教育，举止言谈文雅礼貌，风度翩翩。柬埔寨的华侨非常爱国，周总理每次外出，华侨们都全体出动，在马路两边和公共场所自动形成纠察线进行保护。因为当时柬埔寨不太平，南越人经常搞偷袭，每次外出公开活动都包含有一定危险性。西哈努克对于华侨们的表现满意又自豪，两眼朝周恩来一闪一闪地望着，说：“这是柬埔寨的华侨，他们爱第一祖国，中国；也爱第二祖国，柬埔寨。” 　　这天晚上看过演出，陈毅外长对周恩来说：“总理呀，咱们明天可得分开活动了。我去吴哥窟，纯是游玩，你和西哈努克参观白马，可是重头。” 　　第二天，周恩来与陈毅便分开活动了。这一切都是客随主便，听西哈努克亲王安排。陈毅先走了。陈毅走后，西哈努克才请总理出发。我们当时谁也没料到这是西哈努克早已心中想好的一步棋。　　简易机场上停有两架小飞机，螺旋桨式的小飞机。西哈努克陪周恩来上了第一架飞机。这是西哈努克的飞机，里面装饰过，很漂亮，但是很小，坐不多人。西哈努克带了个警卫，周恩来只带了法文翻译齐宗华，我们都没上去，主人安排我们上第二架。　　上飞机前，只遵循客随主便的原则，也没多问，都以为去白马参观。西哈努克一上飞机，形势全变了。他突然赶开飞机驾驶员，说：“今天我亲自给周总理开飞机。” 　　我的天哪，西哈努克要开飞机？而且是载着我们的国家的总理周思来！西哈努克当时还很年轻，完全是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我们的总理可是62岁的老人了。西哈努克如果60岁，他决不会这么冲，这么冒失，他的这个举动充满了青年人所特有的血性、锐气和热情，但给我们这些工作人员带来的可是承受不起的压迫力。我承认西哈努克聪明，聊起天来，天文地理，鸡毛蒜皮，什么都懂一些；他还会作诗，会作曲，会唱，会表演，他会开汽车，但说啥也没想到他还会开飞机。这毕竟是1960年啊，一国元首开飞机我实在是第一次听说，并且马上要见识…… 　　陈毅元帅要是在就好了，他一定会巧妙地谢绝阻止。可他已被聪明的西哈努克先打发走了，剩我们这些人，事前不知道，事发也没法劝，这种场合可是没有我们说话的份，只能看周总理自己的态度了。而总理的态度，不看也知道，肯定是客随主便。　　果然，总理只是微笑点头，毫无担忧和拒绝的表示。然而事情还没完，西哈努克坐上了驾驶位，又发话了。　　“总理，咱们今天不去白马了。”他回头望住周恩来，“咱们今天去××岛，到那里视察一下。” 　　这个岛名我现在记不准确了，当时所受惊吓太大。因为那个岛就在南越的边边上。这个岛本来是属于柬埔寨的，南越反动当局在美国支持下搞霸权，争这个岛，说应该归南越，所以经常派武装部队去骚扰。那岛子是兵家所争之地，已经充满危险性，偏又听说还有土匪，更是险上加险。西哈努克现在就要开飞机去闯那个岛。　　今天讲起来，我不能不佩服西哈努克那种勇敢无畏的闯劲，他虽然出身高贵，从小生活优越，但在为民族和国家的奋斗中，确实不乏献身精神。在当时，我却实在认为他是年轻人的冒失，并且也明白他的用意：你南越不是有美国人支持吗？我有中国朋友！现在中国的总理陪我一道来视察岛子了，这就是承认并支持柬埔寨对这个岛屿所拥有的主权。　　客随主便，飞机起飞了。虽然距离很近，飞行时间不长，我却汗透两层衣。想想刚访问过的尼泊尔，比亨德拉国王叫周恩来坐他的飞机，起飞后就发生故障，飞机差点坠毁。那次周恩来、陈毅都在飞机上，警卫人员基本没上去，也是这种小飞机，我在场，急得我心差点从嗓子眼跳出来。那场惊吓的后遗症还没消失，现在又乘上了这种小飞机，我一个劲地从窗子朝外扫视，就怕前面的飞机出事。我相信，老国王要是不去世，决不会发生这种事。　　始终没有望见总理的飞机。舱里不知谁喃喃，美国和南越的飞机常窜过来…… 　　我的心咯噔一下，忙又朝窗外望，这次可就怕发现飞机了，要是南越飞来几架战斗机，那可成大事呢。我还记得1956年11月那次，周恩来与贺龙从河内飞金边，航线恰好要从美国控制的南越和泰国的空军基地间穿过，那里仗打得正凶，周恩来却说：“不管危险多大，一定要飞过去，人家在等着我们呢，不能第一次打交道就失信，我们代表的是整个国家！”那次周恩来亲自参加飞越的研究会，设想各种应付方案。飞越险区时，无线电里一直响着美军基地的陆空对话声，周恩来和贺龙却一路谈笑风生，使我多次想起草船借箭里的诸葛亮，想起当年跟随周恩来参观武侯祠…… 　　那次低空飞行，平安过了战火激烈的险区。我还跟总理穿越过美国和蒋介石封锁的台湾海峡，虽然都过来了，却每次都压力大得减寿。以一国总理之尊，屡次冒这样大的风险，值得吗？　　谢天谢地，飞机终于着陆了。我不等出舱便看到了西哈努克驾驶的那架飞机，长长舒口气：这个年轻国王还真有那么两下子。　　下飞机时，突然听到叭叭一串清脆声响，实在是跟随总理多年，年年都遇有险情，稍有情况便联系起一堆经验之想。我马上想到了劳山遇险那一次，曾错把枪声当成鞭子声…… 　　土匪！这是生出的第一个念头。刹那间的紧张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我紧冲两步，发现周恩来一脸平静轻松的微笑，完全是游览名胜的悠闲自在的神情。有人在喊：　　“中国的总理来了！” 　　“热烈欢迎周恩来总理前来参观视察！” 　　我稍松一口气，到底没弄清那声响是枪声还是鞭炮还是甩鞭子声？总之岛上的人一听说是中国的总理周恩来到了，都表现出热烈、激动和友好。我能鲜明地感到中国的国威，感到周恩来的赫赫英名就是在这荒僻小岛也尽人皆知，并且民皆仰之。特别是华侨，那激昂热烈的情绪使我坚信，真有什么风吹草动的事发生，他们会毫不犹豫地用生命和鲜血来保卫代表祖国出访的周恩来总理。　　那一趟视察，无论风景多美，异国情调多么迷人，我始终不曾有丝毫的轻松可言。直到回了金边，那汗还没有出完。一到王宫，我就抱怨：“总理，这可太危险，太不象话了。” 　　周恩来淡淡一笑：“你们的心情我理解，但不该这样说。人家是国王，是元首，你们不能把总理考虑到国王、元首之上。”他眨了一下眼，目光变得深沉。“你们替我担心着急，一方面是负有责任，另方面是不是有大国思想？不要把大国的总理考虑在小国的元首之上。无论大国小国、穷国富国，在国际关系上都是一律平等的，不但要这样说，更要这样想，这样做。” 　　陈毅元帅来了。他显然听说了这件事，那坦荡的性情再配上个大嗓门，一见总理便嚷起来：“不行，我得去找西哈努克亲王说说，这还得了，这么大的事……” 　　他被周恩来一个严厉的手势止住了，怔怔地望着周恩来。　　“国王、元首给你总理开飞机，你说什么？你再高有人家元首高？” 　　“可也得打个招呼哟。” 　　“人家国王也去了嘛，我们要支持，那岛子本来就是人家的么。” 　　陈毅同西哈努克的友谊是很深的，私人交往也密切，很有感情，所以说话没那么多顾忌：“唉，他是够勇敢够敢闯的，又开飞机，又拉了中国总理去岛子上向南越示威……” 　　周恩来笑了：“人家元首开飞机，我能拒绝吗？越是小国家，我们越是要尊重，决不能损伤小国的自尊心。我们坚持的就是这么一个原则：大国小国一个样，穷国富国一个样。生活中人与人交往也不能嫌贫爱富啊，何况是国家之间。” 　　陈毅连连点头，不再提这件事，转而介绍他参观的吴哥窟。周思来也并没把这次冒险当回事，在他的经历中，这也确实算不得什么“险”。他只是遗憾没看到吴哥窟：“唉，未能一睹为快啊，可惜！”” 　　不同于枪弹下的幸免于难，也不同于空中的遇险，周恩来还曾多次在大的政治较量和激烈的阶级斗争中凭着大智大勇，沉着冷静、有条不紊地转危为安。那种“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的气度，堪称千古一绝。　　1931年4月下旬，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实在是段灰暗的日子。参与领导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送中央代表张国焘去鄂豫皖根据地。谁能想到这2人变成两股祸水？张国焘到了那里后，利用“肃反”将开辟鄂豫皖根据地的优秀红军将领几乎杀光，其黑暗和残酷程度在60年后的今天都不宜全部披露，最后发展到分裂党，另立中央的地步。对于张国焘的罪恶人们已经知道不少，无须多讲。这个护送张国焘的顾顺章还可以再谈谈。他虽然危害时间极短暂，却对中共中央的安全造成从未有过的极大威胁，堪称创造了一项中共党史之最。　　顾顺章原是个上海工人，参加共产党后，到这时已经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他领导中央特科工作，长期负责党的保卫工作，熟知中共中央机关和多数中央领导人的住址，掌握党的大量重要机密，熟悉党的各种秘密工作方法。他护送张国焘走后，在武汉被捕，很快叛变，并且向国民党当局献计献策，想以突然袭击的办法将中共中央机关和主要领导人一网打尽。　　在这一危急时刻，首先立大功的是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当机要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钱壮飞。他获悉情报，立刻派人连夜从南京赶到上海，报告中央特科负责人李克农并转报中央。　　要在极短时间里，要在敌人统治下，迅速完成大规模的疏散隐蔽任务，其艰巨性，危险性在白区工作中都是罕见的。中央将这一重大事件的处理委托给以周恩来为首的几位同志全权处理。周恩来一分一秒不放松，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同志协助下，销毁大量机密文件，疏散所有党的负责人和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捕的干部；切断叛徒在上海可能利用的所有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赶在敌人行动之前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避免了一次后果极端严重的大破坏。　　周恩来在重大关头所表现的这种惊人的静气，他在危难时刻所显示的钢铁意志，周密准确地估量形势，果断正确地采取行动，在以后重大政治斗争中多次再现。比如长征途中张国焘准备加害中央之际；比如加纳发生谋刺总统事件后，他如期访问加纳给予支持；比如尽人皆知的“9．13”事件中。　　邓颖超曾对我们讲述她与周恩来在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明周恩来每临大事有静气，沉着、机智、果敢的品格。　　1928年，中共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周恩来当选为代表，邓颖超列席会议，两人在五月初一道乘日本轮船离开上海。　　船过青岛时，周恩来与邓颖超上岸吃饭，并买了青岛市的各种报纸带回船上。当时山东济南刚发生日本屠杀中国外交官员，打死打伤中国军民数千人的惨案，因惨案发生于5月3日，所以又称“五三惨案”。报纸上几乎全是报道这方面的内容。　　周恩来买许多报纸，引起日方侦察员注意，轮船停靠大连码头后，周恩来与邓颖超正准备下船，面前出现了3名穿警服的日本人，也不讲话，目光灼灼盯紧周恩来，就那么沉默着挡住去路。　　人心中但凡有隐秘，最惊的莫过于这种莫测高深的目光和沉默，许多极富经验的斗士也难免栽在沉默中。周恩来却表现出超人的静气，显出一种惊讶、不解和不满的神情，皱起眉头问：“这是什么意思？有事吗？” 　　日本水上警察厅的警官没有诈出破绽，便冷冷而又突然地问出一声：“你的，什么的干活？” 　　“做古玩生意。”周恩来毫不迟疑地应上一句。虽然他携带的箱子里一件古玩也没有，但自小受家庭熏陶，关于古玩的知识却不少，完全可以周旋下去。　　“你买那么多报纸干什么？”又一个警察用流利的中国话抢问。　　“在船上没事，可以看看消遣。” 　　“你要去哪儿？” 　　“吉林。” 　　“到东北干什么？” 　　“去看望舅舅。” 　　3个敌人交换一下目光，指住周恩来：“你的，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周恩来不耐烦地又皱起眉头。　　“水上警察厅。” 　　“我跟你们一起去。”邓颖超不放心。　　“你不要去，你去干什么？”周恩来发火地瞪一眼邓颖超，那神情态度完全符合当时中国的夫妻在家庭中各自所占的位置。周恩来转望住3名警官：“我可以跟你们去。不过，你们先帮我找个旅馆，把我夫人送旅馆住下，回来我也好找她。” 　　3名警官怔了怔。不要小看这几句话，这里所显示的自信确实具有震撼力，3名警官顿时有些泄气，心劲明显减弱，帮邓颖超找好旅馆，安排邓颖超住下，然后才带周恩来走。　　在水上警察厅，他们拿出记录的纸笔，例行公事地问一遍姓名、出生年月日、学历、职业等情况，然后吸燃香烟，这是正式交锋的前奏。　　周恩来始终是那么坦然，那么自信，那么既来之则安之，就是没有一点惶恐不安，连目光都不颤一下。　　“你舅舅姓什么？”敌人冷不防问。　　“姓周。” 　　“叫什么？” 　　“曼青。” 　　“干什么的？” 　　“在省政府财政厅任科员。” 　　这几句问答行云流水，一气完毕，又快捷又干脆。　　可是，主审官嘴角流出了得意的略含讥嘲的冷笑：“你大概忘了你姓什么？” 　　“姓王。开始我说过。” 　　敌人口气陡转，又凶又急：“你舅舅姓周，你怎么姓王？” 　　这次轮到周恩来笑了。他的笑中含着苦涩也含着讥嘲，那是“秀才遇见兵”的神情：“先生，在中国舅舅和叔叔是有区别的，叔叔和我姓氏一致，舅舅可不一致，不像外国人，舅舅、叔叔都叫uncle。所以我舅舅姓周我姓王。” 　　敌人有些尴尬，嘴唇张了张，不甘心地站起身，逼视着周恩来：“我看你不是姓王而姓周，你不是做古董生意的而是当兵的。” 　　周恩来表情的变化是那么自然而适度，始而惊讶，继而苦笑，伸出两只手：“你看我像当兵的吗？” 　　几个警察都去看那双手，那是一双写字的手。　　主审官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卡片仔细看着，猛一掀眼帘，目光直逼周思来，叫：“周恩来！” 　　周恩来茫然地皱起眉头，既没应声也无脸红，被喊愣了一般。　　“你就是周恩来。”敌人肯定地再说一句。　　周恩来脑子马上闪出上海登船后，餐厅里遇到的两张似曾相识的面孔，天津口音，是商人。很可能是当年在天津五四运动时认识他的…… 　　然而，近10年过去了。周恩来抚下满腮的胡子，笑着摇起头：“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姓王，淮安人，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周恩来？” 　　主审官张了张嘴，没有答出来。他重新坐下，拿过记录，将问过的话再重新问一遍。周恩来对答如流，与记录上一字不错。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确实超出一般人所能想象的。　　于是，敌人终于缓下态度：“对不起，误会了。先生，你可以走了。” 　　周恩来却不忙于走。他是在日本人的势力下活动，走出警察厅容易，再被请回来也很容易。　　“唉呀，耽误快两小时了。”周恩来看看表，认真请求道：“先生，我还得麻烦你们一下，帮我买两张下午去长春的火车票。” 　　敌人再次面面相觑，终于点点头：“可以。” 　　“辛苦你们了。”周恩来将钱递上，“我在旅馆等票。” 　　至此，周恩来才不慌不忙走出警察厅。回到旅馆，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喝水休息，只是喝水时低低交待一句：“把接头证件销毁。” 　　邓颖超若无其事地上厕所去了。很快，厕所传出了冲马桶的声音。　　就这样，周恩来和邓颖超拿了警察厅代买的火车票，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连…… 　　这一段大连遇险脱险的经过，《八小时以外》等杂志登过文章。邓大姐曾说，“与事实有很大出入”。周恩来在北戴河讲过这件事，邓大姐也对我们讲过。她说：“我是亲身经历了那次事件的两个人之一，恩来也跟我详细讲了他在警察厅同敌人斗智的情况。”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11:26

周恩来能喝酒；为了工作平时不喝酒，为了工作也可以连续喝下大量的酒；他喝酒有节制，偶尔也有失去节制喝得酩酊大醉的时候。　　周恩来总理喝酒的故事太多了，充满迷人的魅力，要是一件件讲详细，一本书也写不完。不过，他喝酒的故事大多都是与“茅台”联系在一起。自从红军长征路经贵州，攻占了茅台镇，“那里的酒全喝光了”以后，周恩来就与茅台结下不解之缘。我常听人们讲笑话：“其实五粮液酒的质量早已超过茅台，但仍然没法跟茅台比。因为红军没有喝五粮液，因为总理喜欢喝茅台。差了这么两条，五粮液永远也赶不上茅台。” 　　笑话终归是笑话。不过，茅台名震全球，确确实实与我们的总理分不开。长征经过茅台镇，总理用超过1两的杯子喝下25杯茅台酒。这是他亲口所讲，也为我后来目睹的事实所验证。　　那么，就从总理的酒量谈起吧。　　1940年我到周恩来身边担任警卫，随他由延安奔赴重庆。一路上的国民党军官，包括那些司令长官，军长师长，见了周恩来莫不毕恭毕敬。因为大多都是黄埔军校出来的，都曾是周恩来的学生；学生见了老师摆酒洗尘是免不了的。那一路我就发现他酒量很大，没有一个学生能比。但到底酒量有多大？我心里没底。够我醉3次的酒，他一次喝完没有任何失常。一定要找点对酒的反应，那就是变得更精神更风采更机敏。我心里给他算计：能喝一斤？至少8两吧…… 　　显然我是低估了。　　第一次开眼界是1945年秋，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到达后，当晚8时，蒋介石在林园官邸为毛泽东举行宴会。谈判开始了，喝酒也开始了。从国民党及其政府，到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宴请几乎没断。每次宴会，人们都拥上来，争着向毛泽东主席敬酒。那段时间周恩来陪伴毛泽东真是形影不离，就是怕人谋害毛泽东。宴会上也不例外，他总是紧贴毛泽东而坐；谈话时他退后半个身子让毛泽东为先，敬酒时他又抢前半个身子挡在先：“哎哎，毛主席酒量有限，我代了，我来代劳……” 　　看着周恩来代替毛泽东一杯又一杯地喝干酒，把一圈又一圈的敬酒人挡回去，不知为什么，我眼圈忽然湿了。　　跟随周恩来5年多，看他出席酒会，听他论酒，我也多少有了一些关于酒和喝酒的知识。　　他讲，喝酒有人上脸，有人不上脸；上脸的未必不能喝，不上脸的未必就能喝。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眼睛发亮有神，这样的人其实很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红润，甚至是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周恩来就是这种类型。有人喝了酒脸红脖子红，但是本来亮晶晶的眼睛变黯淡，明锐的光波被一种涣散的淡漠所替代，这样的人就真不能喝。而且这种人的红往往是发紫发暗，缺少光彩。眼神聚起又散，时聚时散，他喝酒就不成享受而成受罪。毛泽东大约就是这种类型，所以喝酒从不过3杯，以免失态。不上脸的人其实不存在，那只是相对而言。确实不上脸的人确实能喝，这种“不上脸”表现得容光焕发，只是那淡淡一层红晕或因皮厚肉重，或因肤色黑浓而不显眼罢了。比如许世友就属于这一类型。看似不上脸，其实变白变灰或变青的人，那是真不能喝，所谓不上脸是由于这3种颜色的变比不易察觉。比如贺老总年岁大以后，脸不变色总理也不让劝他酒喝。　　同一个人酒量也无法明确界定。因为还与他当时的身体状况，睡眠状况，下酒菜的质量以及喝酒时的心情气氛有关。比如睡好觉能喝一斤白酒，那么失眠或连续不得休息就可能降成半斤的量。比如吃牛羊肉能喝一斤，吃猪肉可能变9两，吃鱼肉剩8两，吃青菜也许6两，空肚子喝3两准晕。比如两天没喝酒，开怀畅饮可以喝一斤，这样的人如果中午喝了晚上接着喝，头天喝了第二天又喝，那酒量就会大打折扣。另外，酒逢知己干杯少，话不投机“半杯醉”也是不无道理的。　　毛泽东在重庆谈判期间，周恩来代替毛泽东喝酒时，不利条件几乎全占了。他严重睡眠不足，体质明显下降。毛泽东本人就是精力过人，睡眠极少。他醒着时，周恩来从没睡过，要讨论处理繁重的工作；毛泽东休息了，他也不能休息，又继续开会，听汇报，检查和布置第二天工作。每次宴会他来不及吃一口菜，第一轮敬酒便开始了。往往是几杯酒、甚至十几杯酒落肚，才能匆匆夹几筷子菜吃。而那新一轮的敬酒已经又开始了…… 　　与民主党派喝酒稍好些，与国民党喝酒简直是又一场战斗。像张治中将军这样的是真心敬毛泽东，但那些来自cc系和军统系的人物便不能不让人格外提心。各色人物混杂，有些人的背景和面貌就不明，其中不少是“南征北战”酒场上杀出来的，又能喝酒又会劝酒，特别是两杯酒下肚后，真心的和假意的便都热烈起来，笑语鼎沸，都是感人话：　　“毛先生，这次重开谈判比前一阶段顺利许多，祝我们早日达成协议。干杯，干杯。” 　　“恩来兄，毛先生的酒你代替了，还有你自己的呢？要干两杯，两杯……” 　　“周先生，兄弟是代表市党部，国共合作么，要一视同仁。第一杯是代毛先生，这第二杯才是你的……” 　　参加宴会者，称兄道弟多，也有称先生或称“周公”的，由于周恩来挡在毛泽东前，很快就成了焦点，敬酒不如说进攻，海潮一样一波退下，一波又推涌而来，那场酒真是喝得“轰轰烈烈”，到后来已经变成惊心动魄。那是谈判陷于僵局之后，终于在坚持和妥协之间，周恩来找到了突破点。国民党既为共产党作出的巨大让步而窃喜，又为一时攻不破共产党的主要阵地而恼火不安，各种情绪都带到了酒宴上。看着那场面，不能不让人想到海景：大海威猛地耸起长列的浪脊，汹涌奔来，呼啸之声仿佛要吞没一切。它轰然巨响地撞在壁立的岩石上，立刻变得粉碎，带着沉重无奈的叹息声退落下去。然而，新的长列的浪头一个接一个又翻卷而出，继续朝着那巍然屹立的岩壁汹涌迫去，发出令人颤栗的喧啸声…… 　　周恩来始终不倒地挡在毛泽东前面，迎着那浪潮一杯接一杯往下干。他的脸上红光流溢，两眼亮得出奇，威武的两道眉毛稍稍上扬，更显出神采飞扬：“我提个建议，我们不要继续打乱仗。无论谈判还是喝酒，我们应该平等地进行。现在我提议，所有能喝酒的先生都举杯，我代表毛主席敬大家三杯。”周恩来彬彬有礼地将目光扫过全场，微笑点头：“先喝为敬啊。” 　　周思来连干三杯。仍然红光流溢，仍然神采飞扬，仍然彬彬有礼，就那么微笑着又举起杯，用他那如绍兴黄酒一样温和醇香的嗓音说：“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三杯。” 　　他又连干三杯！　　会场陡然静下来，久久卷不起浪头，只有周恩来温和文雅的声音：“我们不是赌酒，是为友谊干杯。不强人所难。能喝的就请先干三杯，然后继续来。” 　　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人站起来了，纷纷支持道：“恩来兄讲的对，不要打乱仗。”“谁能喝就单站出来敬，不要取巧耍滑……” 　　有几个连干三杯酒，但没一个再敢站出来单独挑战。有个背照相机的记者对我们说：“唉，一个周恩来就打败了整个国民党……” 　　回红岩办事处时，我鲜明地闻出，周恩来呼出的气都充满酒香。我心疼地小声问：“周副主席，你怎么一杯也不让主席喝？他只要喝半杯你就可以少喝三四杯啊。” 　　“我怕酒里有人作手脚，放毒……”他只耳语一般地喃喃了一声。　　那次酒后，周恩来又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我常想，像他那样连续工作，睡眠严重不足，体质下降，又空腹地连续大量地喝酒，甚至一次喝几十杯白酒仍然不醉不倒，支撑他的只剩了心情和气氛。面对围攻的气氛，保护毛主席的心情，使他激昂，使他振奋，酒量得到了超常的发挥。　　给我印象深的，能够显示他酒量的还有一次发生在云南，是完全不同于重庆那次的气氛和心情下，轰轰烈烈地喝了一场大酒。　　记得那是亚非会议结束以后，我们跟随总理乘飞机从万隆回到昆明。云南党政军的领导干部为了庆祝万隆会议圆满成功，举行宴会招待总理和代表团。　　那天晚上，省委、人委、军区，几个系统的领导干部轮番向总理敬酒，这是出于敬爱、欢迎和感到无比荣幸的敬酒，总理不愿扫大家的兴，更不愿让敬酒者尴尬，尽量满足每个人。无论熟与不熟，职务高或低，他都满足了每个人的愿望。当他频频与敬酒者碰杯干杯时，我就联想到他与群众握手的场面。周恩来无论见哪方面的干部群众，都一定满足大家握手的愿望，与前排的握完手，也不忘中排后排，有手伸过来就一定要握。有次他手破了，很痛，加之右臂曾经骨折，活动受限，我们劝他不要握手了。但他拿掉手上的药布，站在门口，坚持和被接见的280多名代表一一握手告别！　　现在，他喝酒就像握手一样热情周到，不拒绝敬酒，还主动向同志们敬酒，越是职务低，越是一般工作人员，他越不忘敬酒。　　应该说，云南省党、政、军干部都喝得实实在在，绝没谁取巧耍滑，即便不能喝酒的也大口干杯，用他们醉后讲的话说：“跟总理喝酒，醉了也值，醉了也高兴。” 　　说实话，那次喝酒仍属总理喝得最多，甚至多很多。但是，云南干部喝醉许多，总理却一点没醉，仍然是我所熟悉的那样：红光流溢，神采飞扬，兴致勃勃地同大家交谈；上下5千年，纵横lO万里，那渊博的知识和机敏的思想谈吐，倾倒了所有在场的人。　　不过，所有这种宴会场合，只能说个总理很能喝，确实酒量大，却很难真正说清到底喝了多少？　　工作中，总理最讨厌“大概”、“可能”、“估计”一类笼统话；他格外注重数字，为了准确。这点后面要谈及。那么，总理喝酒我也不能总讲笼统场面上的话。我可以举两次“赌酒”的例子。这是“单个教练”，可以准确说出喝了多少酒。　　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有天晚上总理从主席那里出来，吩咐说：“到尚奎同志家去，他和水静请我吃饭呢。” 　　提起杨尚奎和他的夫人水静，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知道。因为杨尚奎是老革命了，当年在中央苏区担任省委宣传部长，建国后任江西省委书记，中央在庐山开会时，他和夫人水静总要尽地主之谊。水静那时年轻潇洒，待人热情，给大家印象很好，还曾帮助一组卫士找对象，一时传为佳话。　　她给大家印象深，还有个重要原因是酒量大。由于江西在国家3年困难时期，每年拨出十几亿斤粮支援各地，到1961年秋，江西生产形势和经济恢复都比较好，所以总理显得很高兴，路上兴致勃勃问一句：“都说水静酒量很大？” 　　我说：“好象听人讲过。女同志不喝则已，只要是敢喝的，一般都要比男同志能喝。” 　　“嗯，”总理笑着点头，神情蹊跷：“她把我的部长灌醉了呢。” 　　“谁？” 　　“廖鲁言。” 　　“真的？”我吃惊地睁大眼，“哎呀，那总理可要小心点。” 　　总理能喝酒。国务院能喝酒的不少。张彦、乔冠华他们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每逢有喜庆日子，常站起来就坐不回去，互相碰杯，敬酒劝酒，兴致极高。常有喝醉的时候喝醉的人；醉后话多，出过不少洋相。　　总理最喜欢和陈毅、乔冠华一道喝，有这两个人，气氛就热烈，就愉快。这两个人放得开，但是不粗俗；酒兴大发也不会讲出低级趣味，必是山南海北，天地文章；诗词歌赋，妙语如珠。　　所以，总理喝酒喜欢问两句话：“陈老总来不来？”或吩咐：“叫乔老爷来参加。” 　　总理与陈毅私交甚深，自不必言。乔冠华是总理一手培养起来的外交家，一直深得总理喜爱。我曾想过其中的原因。比如乔冠华不拘束，性格坦荡活泼，他敢在总理面前出洋相，但分寸把握的好，决不伤大雅，这是可以给总理带来很大愉快的。毕竟总理也愿意过上一般人际交往的生活，但多数干部对总理都是毕恭毕敬，礼貌周全，拘束了自己也就拘束了总理。　　“乔老爷”一出场就敢出洋相。总理访问非洲，获得很大成功。返回北京前，在西北14号机场休息一晚上，准备第二天返京接受党政领导和各界群众的隆重欢迎。乔冠华接不住那活跃性子，跟大家策划鼓动一番，第二天一早就带大家提前来到机场，按高矮次序分几排站好队，忍住笑在那里等总理的车到。　　总理的车驶来了，司机不明白怎么回事，就减慢速度，缓缓向队列前滑过。于是，乔冠华像个中学生领队似地跨前一步，斜侧半面带领大家呼起口号。那动作是模仿欢迎群众，又露几分夸张的滑稽：　　“热烈欢迎周总理！” 　　“欢迎周总理访问非洲胜利归来！” 　　乔冠华的洋相，逗得周恩来在车里就噗嗤一声，感叹着摇摇头，那眼神仿佛是忆起了学生时的生活，忆起了青年时的活跃、嬉戏、自由自在。　　车停下来。周恩来再次感慨万千地摇摇头又点点头，才钻出车门，一边朝大家走，一边忍俊不止地乐，指点着乔冠华说：“你这个乔老爷呀，总有出不完的洋相！” 　　在一片欢笑声中，乔冠华不失时机地指挥记者：“来来，给总理和大家合个影。” 　　于是，欢呼声更高，是真正的皆大欢喜。　　在我的印象中，只要周恩来、陈毅、乔冠华3个人到了一起，准喝得厉害。你敬他，他攻我，我劝你，各有一套办法。酒桌上的其他人被他们一带动，再拘束的人也会放开了，气氛准好。何况，总理、陈毅、乔冠华3个人都是一斤以上的白酒量，有闹酒的“物质基础”。　　不过，真论酒量，还数不到一斤量的陈毅和乔冠华。首长里很有一些“大喝”。比如地方干部中，有名的是“南京四大喝”。这“四大喝”中又以许世友声名最高。从某种意义上讲，喝酒主要不是能喝不能喝，而是敢喝不敢喝。会喝的都伯敢喝的，敢喝就是敢玩命。许世友一生传奇，7次参加敢死队，9次负重伤，那股二杆子劲若是上来，玩命跟你拼起来，后果足堪忧，所以没人敢撄其锋锐。　　国务院这边要讲“大喝”，廖鲁言可以说最负盛名。据说一次散席，桌上剩半瓶汾酒，他拿起来灌汽水一样喝掉了，淡淡说一句：“别浪费了。” 　　可是，就这位国务院最能喝的部长，竞被一个文秀洒脱的水静给灌醉了。看来国务院的最高领导现在是要向她讨回这个“公道”。　　“水静，我迟到了。”总理笑着点头致歉。　　迎出门口的水静也带着歉意说：“总理，真对不起呢，小平、富春他们等你很久，后来听说主席找你，知道一下来不了，他们就先吃了……” 　　“这就对了嘛，不要等。”总理反而轻松一些，他就是担心叫其他客人久等。　　“他们吃完就走了，尚奎也陪他们去了。”水静仍然歉意难消：“尚奎叫我在家等你，他再三关照，说总理重诺守信，说了就一定会来，不管多晚。” 　　“我答应了的就会来的。”总理随水静进了餐厅。　　记得那次吃饭时间不长，不到一小时总理就出来了，说去跳舞。我闻到了酒味，不放心问：“水静很能喝？” 　　“嗯，”总理点点头，“名不虚传。” 　　我问水静是否能喝，是为了测测总理喝了多少，以便把握是否适合跳舞？总理只说“名不虚传”，没讲喝多少。见他步履稳健，还像平时一样轻快似阵风，我就放下心，没再多问。30年后看到水静写的文章，才知道那天总理喝了整一斤茅台酒。　　据水静著文回忆，那天总理坐下就问：“还有剩菜吗？” 　　“剩菜怎么行呢，”水静说，“总理，我给你留了菜。” 　　“那就不客气了，”总理把手放在餐桌上，“我就吃吧。” 　　水静回忆说，是她亲自为总理收拾桌面，摆上饭菜。都是江西特色，总体上是以尚奎同志的家乡兴国县的“四星望月”为主，这个雅称还是主席在兴国搞调查时给取的哩。那个“月”是米粉蒸肉，那四颗“星”是四碟小菜，无非辣椒、青菜、豆腐之类。　　总理没有动筷子就问：“有茅台吗，水静？” 　　“有。”水静取来一瓶茅台。　　“还有吗？”周恩来含笑扬扬下颏，“有就再拿一瓶来。” 　　“有。”水静忙再拿出一瓶，怔怔地望住总理，不明所以。　　“好了，水静。”周恩来指指桌边，“来，你也吃一点。” 　　“总理，我刚吃过了……” 　　“吃过了就随便吃一点么。”总理继续指点桌边。　　水静忽有所悟。既然是请客，哪有让客人独酌独饮的道理？咳，起码的礼节都忘了。尚奎不在家，作为女主人理应作陪。于是，水静忙招呼服务人员再取一套餐具，坐在桌边。　　总理将一瓶茅台推向水静，平常口气平淡声调：“听说你会喝酒，今天我们俩一人一瓶，怎么样？” 　　这才是常里识英奇，淡中见豪侠，水静忙不迭摆手：“哎呀，总理，我哪能喝这么多呀？” 　　“喝吧喝吧。”总理心中有数，知道豪饮的人说谦虚话只是随口而不会随性，“能喝多少就喝多少。” 　　总理吃一口粉蒸肉，说：“在中央苏区时，常吃到这种菜，其中以兴国的最具特色。”说着嚼着，已然斟满一杯酒，对水静一举：“感谢你和尚奎为我准备了如此佳看，干！” 　　会喝的人客气只是嘴头上，见总理斟酒水静也为自己斟满杯。随着总理一声“干！”总理一饮而尽，落杯时，水静紧随着举杯，一饮而尽。　　总理如此豪爽，水静自然不会再有丝毫拘束，马上斟满第二杯，举起说：“都是些土产，总理太客气了。这一杯我感谢总理的光临。” 　　水静仰面干杯，落杯时见总理微微一笑，也痛快干脆地将杯中酒一干见底。　　总理夹一口菜，边嚼边又斟满酒：“这次又在庐山开会，江西是东道主，尚奎和你都很辛苦。”说着，酒杯已经又举起来：“这一杯是为你们优质接待工作道谢的。” 　　总理稍稍一仰脖子，转瞬间酒杯又空。水静不加停顿地紧随干杯，并且不慌不忙地斟酒回敬：“总理到江西，对我们的工作给予了许多指导和帮助，应该我们感谢总理。” 　　水静一饮而尽，总理也一饮而尽。　　总理吃一口菜，又斟满酒：“这一杯，我代表小超大姐敬你。” 　　总理一直称邓颖超为“小超”。水静略略一怔，马上明白过来，酒里有了大姐的情谊，当然喝得痛快。而且，这一杯下去，更需要回敬：　　“总理，我也代表尚奎同志敬你一杯。”说着，水静又干了杯。总理当然也跟着痛快干杯。　　敬酒的话题很多，回敬的话题自然一样多，话赶话连续不断，　　一阵工夫两瓶茅台全空了。　　“还有酒吗？”水静回忆当时情景，感觉总理酒兴正酣，“你还能喝吗？” 　　“酒是有的，不过我不能喝了。”水静解释，“我不嗜酒，今天喝得太多了。” 　　“如果你不喝，我也不喝了，吃点饭吧。”总理并不勉强，因为水静已经陪过小平、富春等同志，当然是喝过酒的了，这样喝下去水静就吃亏了。总理感慨道：“不过，我今天算是知道你的酒量了。” 　　“什么酒量呀？”水静不明白总理试她酒量的原因。　　“我在北京就听说杨尚奎的夫人很能喝酒，”总理笑着透露了这次试她酒量的原因：“你把我们的农业部长廖鲁言都灌醉了。对不对？” 　　“哎呀，总理，那可不能怪我。”水静大概明白了总理跟她喝酒的原因，这是“欺侮”了国务院的部长，总理“讨公道”来了。她笑着说：“不是我主动找他喝酒的呀。” 　　“廖鲁言同志是部长中最能喝酒的一个，竟然败在你的手下，说明你很不简单。”总理哈哈笑出声，说：“今天我就是来试一试，这一试，果然名不虚传。一个女同志，一次能喝这么多酒，确实不多见哪。” 　　“真的，总理，我平时是不喝酒的。”水静赧额解释说，“刚才是总理让我喝，才不知不觉地喝了这么多。我已经醉了。” 　　“醉人不说醉，说醉的其实没醉。你没有醉，我看得出来。”总理放下饭碗，兴致勃勃提议：“舞会还没有散，跳舞去吧？” 　　“总理你先走一步吧。”水静摸摸额头，“我真有点头晕呢，休息一下再去，” 　　总理从来不做勉为其难的事，笑笑说：“那好吧，我就先走了。” 　　就这样，水静送总理出来了。　　就这样，总理对我评价水静：“名不虚传。” 　　由于双方都没多少酒意，刚起兴便结束了，仍然说不出到底能喝多少？按照总理喝酒的阶段，我们称为3个“高原现象”。　　第一个高原现象是“自然风光”，从外表看不出是喝了酒。比如总理常举行家宴，宴请中外宾客及我们工作人员。有邓大姐在，他不多喝，与大家喝差不多酒。大家喝好了，他基本不逞酒意。又比如感冒之类小病，他基本不大吃药。好几次都是喊我：“何秘书，搞点酒来。”我也有了经验，逢这时就帮他拿一瓶茅台，准备一个酒杯。总理喜欢用花生米作下酒菜，抓一把花生米放碟子里或桌子上垫张纸，斟一杯酒，边饮酒，边吃花生米，边继续批阅文件。有时还把脚泡在热水中。三杯酒下肚，鼻子上微微有汗了，就倒头好好睡一觉。他睡眠太少，这几小时的好觉对他来说，又配了茅台酒和热水泡脚，就实在是一剂最好的良药。一觉醒来，感冒症状全消，重新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社会上每年都要流行几次感冒，这种流行性感冒难免被我们工作人员传入中南海，但是很少因此传上周总理，即便偶染，他喝点酒睡个好觉就抵抗过去。基本不曾影响工作。症状轻时，甚至不用喝酒，在嘴里抿点茅台就行。好几次他被传染了，鼻子不通，连打喷嚏，就对身边卫士说：“唉，不行了，今天不行了。来点儿，给我来一点儿。”卫士都明白，给他一小杯茅台，他抿在嘴里，抿一会儿鼻子就通了。夏天患了热感冒，逢上宴会有冰淇淋，他总是在冰淇淋上浇点茅台，吃过就好。有热伤风就治热伤风，没有也能预防。不少同志跟他学，冰淇淋的味道也变好吃了。红军长征时，就把茅台酒当成包治百病的灵药，直到进了中南海，总理还保持了这种战争年代缺医少药时养成的习惯。关于茅台酒治病的故事，总理对斯诺对尼克松都曾讲过。　　第二个高原现象就是进入兴奋状态。这一“高原现象”延续很久很广，主要表现就是两目有神，容光焕发，思维敏捷，话多、话题广；上下5千年，纵横10万里，情绪在极峰上明光闪烁。就这个阶段不好把握，半斤也是兴奋，2斤也是兴奋；多数时间就在这种兴奋愉快的气氛中结束了，偶尔多那么一杯两杯，也许就会“飞跃”，进入第三阶段。那就糟了。或呕吐，或醉倒，也就是结束了第二个高原现象，进入第三个高原现象。这个现象非有一两天的沉睡休息是不能完全摆脱的。当然，这种现象极少出现，后面还要谈及。　　总理喝酒在兴奋愉快的状态下结束，能够明确说出量的是与许世友将军的一次赌酒。　　许世友这位传奇式的将领，把喝酒作为看人老实不老实，豪爽不豪爽的重要标志之一。特别是盛年时，桌子中间放个大空碗，叫做滴酒罚一碗。他身后立一名卫兵。叫做监酒，不但监视谁耍滑，而且具体执行罚酒任务，和许司令同样级别的上将，卫兵也敢动手得罪，叫做“各为其主”。　　一些吃过苦头，被强迫吃罚酒的将军免不了说出去，免不了有人向总理告状诉苦。　　周恩来善于处理各种最复杂的矛盾，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比如许世友，除了毛主席，等闲人说了话他不会老实听；他性烈如火，连全军敬畏的彭老总都说要让他三分。对于这样的同志，单纯批评不解决问题，劝说效果也不大，说轻说重也不好把握。但是，总理心里有数，这种有着特殊经历的义气深重的人，一旦心服，他会说到做到。　　于是，当许世友到北京时，周恩来向这位嗜酒的司令员发起了“进攻”。　　“许司令哪，晚上没事我请你喝酒。”周恩来亲切邀请。　　“没事，我没事。”许世友两眼大放光彩。他本来就崇敬周恩来，本来就喜欢结交酒友，并且也久闻总理善饮；如今听说邀请，真有些“受宠若惊”，搓着两只大手不知该怎样回报总理，终于冒出一句：“下次我想法给总理打只豹子！” 　　晚上，许世友满心激动地如约赴宴，总理已经迎在小餐厅门口，拉住他的手说：“许司令，今天我们是小范围宴请，尽可随便。” 　　真是小范围。入席一看，只有周总理和他，再无第3人。要说有第3人，那就是上菜的服务员。上来四盘菜就站到一边不动了。　　早就听说总理招待客人是四菜一汤，果然不差。许世友不无遗憾：“总理，你到南京我请你吃野味，都是我打的。” 　　总理笑着点头，他相信，并且早有耳闻。　　“许司令，喝什么酒？” 　　“总理定。” 　　“听说你喜欢茅台，我也喜欢茅台……” 　　“就喝茅台。” 　　周恩来朝服务员吩咐：“上茅台。”他望住许世友问：“听说南京有四大喝，哪几个呀？” 　　“王平、江渭清、聂凤智和我。” 　　“我听说你是排第一的，你们4个到底谁酒量大些？” 　　许世友憨然一笑：“算我大吧。” 　　“南京你行，在山东你不行吧？” 　　“怎么不行？”许世友这一生，怕人激，怕人说不行，谦虚话一句也没有了：“我打遍山东无敌手。” 　　“你是说打仗吧？” 　　“打仗打赢了，打进济南府，喝酒也没输过。” 　　“打仗我信，喝酒我不信。武松18碗酒，山东人豪饮。” 　　“总理你别不信，”许世友起急了，“喝酒我从来没遇过对手。” 　　服务员已经上来酒。周恩来不等服务员斟酒，用手接来酒瓶放桌上，用怀疑的眼神望住许世友笑：“许司令是老实人，我听人说，就是喝酒不老实，喜欢吹牛。” 　　“啊，总理，这是谁说的？妈了个×的我找他……” 　　周恩来连连作手势，把“一激一跳”的许世友稳住，笑得平静，说得平静：“现在你去哪儿找啊？这样吧，我们两个人喝，看看许司令能不能比我多喝……” 　　“总理，这，这怎么行？” 　　“连我都喝不过？” 　　“我怎么喝不过？”许世友着急又为难，“我怎么能跟总理赌酒呢，总理不信，另找个能喝的来……” 　　“喝酒不论官大小，只论酒量大小。世友同志，你要是喝不过我，那就是吹牛。” 　　“我要是喝不过总理，我、我……”许世友真被激起来了，脑袋晃动着朝前倾，像要在桌上寻找什么，终于找来一句话：“我给总理磕三个响头！” 　　“这不行，我不会磕头。” 　　许世友好象已经赢定了，粲然一笑：“我哪敢叫总理磕头呀，我只要总理说一句话：许世友喝酒无敌手，一点不吹牛。” 　　“好，看你吹牛不吹牛。”周恩来亲自给许世友斟酒。　　“不要斟酒，”许世友拿过酒瓶，豪气十足，先声夺人：“这瓶是我的了，总理你自便。” 　　周恩来注目许世友，微微一笑，转向服务员：“怎么办？再给我拿一瓶吧。” 　　一瓶对一瓶，服务员帮忙启封开盖。　　许世友立起身，像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总理，我敬你，立地三杯。” 　　他连干三杯，显示地倾倾空杯，坐下来，竭力显出毫不在意的样子。　　周恩来一直平稳安静，好象早忘了赌酒的事，一边吃花生米，一边慢斟慢饮，仔细品尝着酒香，并且不忘聊天。时而问问部队情况，时而很动感情地回忆往事。　　许世友却时刻不忘赌酒的事，这事对他关系重大，关系到吹牛不吹牛，老实不老实。他不会慢斟慢饮，歇口气，干两杯，再歇歇，再干两杯，并且总是要在周恩来望着他的时候用大幅度动作来完成。一句话，他不仅是喝酒，更是叫周恩来“看酒”，看看许世友是怎样一条汉子！　　“总理，干了！”许世友将酒瓶子垂直向下，晃一晃，只晃下一滴酒。杯子垂直倾下，喷喷有声，杯子干净了。他响亮地咂一下嘴，将空瓶空杯放桌上，很文明地轻轻放。虽然脸全红了，却尽力不喘大气，轻松地望住周恩来。　　“哦，我落后了。”周恩来拿起自己的酒瓶，朝杯里倒酒。这时，许世友忽然吃惊地睁大了眼：那酒瓶居然也成垂直，流出的酒只剩少半杯，又被周恩来不忙不迫津津有味地一吸而尽。　　该不是见鬼了？许世友一脸狐疑。他轰轰烈烈喝干一瓶，周恩来不显山不露水，吃着聊着也喝干一瓶。会不会有假？可是千真万确是原装原瓶当场当面启封开盖啊，这还假得了？　　许世友像面对大海，突然感到深浅莫测，信心动摇了。　　“许司令，用你们练武人的话，咱们点到为止，好不好？”周恩来才是真正的面不改色心不跳。　　“不行，总理，喝一半怎么算好？”瞬间，许世友的酒劲涌上来了，豪兴大发地朝服务员嚷嚷：“去，再拿两瓶茅台。” 　　总理同水静喝酒时，总理要第二瓶，水静恰到好处地叫停；总理同许世友喝酒，总理想恰到好处叫停，许世友却决不是水静，兴致一起就收不住了。　　“我看点到为止吧？”周恩来再劝。　　“不行，总理请客不叫喝好可不行。”许世友解开衣扣，“大干一场”地朝服务员喊一嗓子：“拿酒去！” 　　服务员朝周恩来望。周恩来略一沉吟，大概是估量一下酒量，他办事历来谨慎，终于点点头：“那好，再拿两瓶。” 　　服务员又上来两瓶茅台。　　“许司令，你拿一瓶。”周恩来慢条斯理嚼花生米。许世友脸上曾经闪过的一丝狐疑躲不过他。　　许世友自己开瓶，嗅一嗅，狐疑尽消，多几分尴尬，好象已经败了一场似地。喝酒还计较着怕吃亏，总理可根本没在意别人是不是耍滑。　　“都一样，我随便。”许世友勉强作出不在意的样子，拿过一瓶朝杯里倒。　　周恩来仍然是边吃边聊，慢斟慢饮不停杯。　　许世友仍然是干两杯，歇歇气，再干两杯。　　总理本来是最喜欢痛快干杯的，他参加的大场合多，客人纷纷敬酒，他也频频干杯。这一次改变了习惯，不停地有节奏地喝下去，酒兴起来了也控制着不像以往那么连续猛干，始终保持着节奏，始终保持着从容。　　喝酒喝气氛，气氛越好喝得越多。这是一次特殊的气氛，周思来不像以往那么热烈洒脱，话多笑多，许世友也不像平时那么豪放喧闹，但他们显然比平时都表现出有酒量。平时喝一瓶茅台，总理会表现出几分酒意，这一次怪了，始终不像有酒意。许世友平时喝一瓶也会酒意大发，今天也十分节制不要失态，只是每次干杯之后歇的工夫不断延长，嘴角有时禁不住抽搐几下。　　两个小时后，许世友终于干掉第二瓶。他不再喊酒，只是摇晃着身子看周恩来。周恩来不说什么，将酒瓶朝酒杯垂直起来——那瓶子早空了。　　“服务员同志，再拿两瓶来。”周恩来声音像往常一样柔和、礼貌，“看样子许司令还能喝。” 　　许世友笑笑，笑得艰难，笑得僵硬，好象脸上的肌肉麻木了。他的眼皮耷拉下来又竭力掀上去，又耷拉下来又勉强掀上去，目光茫然朦胧。　　服务员第三次上来两瓶茅台，抿着嘴忍笑不住，看看周恩来又看看许世友。　　这次是周思来动手开瓶。　　“许司令，你要哪瓶？”他柔和地问。　　没有回答。许世友点点头，大概想说“随便。”但他那粗壮的身体却不由自主地仰靠着椅子往下滑，往下溜。他想坐起来，可心有余力不足，不挣扎还好，一挣扎滑落更快，一下子滑到了桌子底下。　　周恩来似乎胜了，那种酒意便一下子涌上来，用豪迈兴奋的动作哗哗地斟满一杯酒。直到酒溢出杯沿，才停下来，举起杯，身体也随着站立起来，说：“许司令，起来，站起来。当兵的，活着干，死了算，砍掉脑袋不过碗大个疤。英雄喝酒，狗熊喝水，我请你喝酒你连面子也不给？太不仗义了吧……”说着，一口干掉杯中酒。　　这些话语都是许世友以往劝酒的常用语，今天被周恩来一一搬出。可许世友却无法“英雄”、“仗义”、“给面子”了。他粗粗地喷口酒气，说：“输了！我，我给总理磕——头！” 　　周恩来一把扶住许世友。他也喝到了极限，站立不是很稳，却以极大的毅力保持着清醒。　　“总理，我，我许世友，服了。今后，你，你指向哪里．我，我就打向哪里……” 　　“又胡说。毛主席指向哪里，我们就打向哪里。” 　　“对，对对。”许世友大事上还没糊涂，望着总理重新说：“总理，叫，叫我死，我，就不活。我听总理的：” 　　“那么我告诉你，喝酒不能强人所难。桌子上不能放空碗，身后也不能站个监酒的。同志朋友间高兴了，高兴了，一起喝点酒，本，本来是好事么，你强人所难不是伤和气吗？” 　　“我，我听总理的。” 　　“人酒量有大有小，不要自己能喝就认定别人也能喝。不比当年了，人过50岁，身体素质下降，再那么乱喝要闹出事呢。你也一样，以后喝酒不许超过6杯，半斤。” 　　“我，我自己喝，不，超过半斤。” 　　后来，周恩来对许世友的孩子们也交待过，让他们监督劝说父亲，喝酒不要超过6杯。许世友基本作到了。偶尔逢了热闹场合，多喝几杯也不忘解释：“总理叫我自己喝不要超过6杯，今天是大家一起喝，多喝两杯就多喝两杯，不是我自己喝嘛……” 　　但是，他文明而有所节制了，很少再喝醉，也不再强人所难，搞什么监酒罚酒。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12:30

对于中国人来讲，像茅台这样的烈性白酒，一次喝两瓶而不醉倒的，恐怕找不出几个。周思来确实“海量”，超过常人。　　然而，喝醉的往往是会喝能喝的。周恩来这样惊人的酒量，偶尔也有喝醉的时候。不过，他再醉也不会有伤大雅，始终保持着他那与生俱来的翩翩风度。我见过醉后哭闹，甚至洋相百出的人。周恩来从不会这样，他是文明和礼貌的化身。当然，这与他喝酒的习惯不无关系。　　周恩来是心情越好越近酒，心情越糟越远酒。几十年相随，我从没见他喝过一次闷酒，绝对不干“以酒解愁”的傻事。他说心情不好时喝酒，误国误民糟蹋自己。他也不允许我们这些身边人喝闷酒，劝说我们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要沾酒。　　总理办公室有位年龄较大的秘书，没找到对象，有点“困难户”了，就以酒解愁；晚上没地方去，有时拉我们陪他喝酒。我们正是能闹的年纪。前几天跟总理去了趟颐和园，总理问卫士长成元功找到对象没有？我还打趣他，做了一首打油诗：“小成二十五，衣服没人补；要想找人补，还得二十五。”当时逗得总理和邓大姐哈哈大笑。陪这位大龄秘书喝酒，我们自然也少不了闹，逗逗闷子大家寻开心。一天夜里他又拉我们几个喝酒，喝多了些，醉意上来，话多起来，声也高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胡侃，半是玩笑半是劝慰：　　“咳，不结婚未必是坏事，结了婚也未必是好事，各有各的难处，犯不着发愁。” 　　“也真怪了，咱们×秘书要样有样，要才有才，那些女人真是有眼无珠呢；满大街看着都是女人，这些女人怎么就楞没看见咱们老×呢。” 　　“你别说，还止不定有多少女人也在那儿骂男人呢，满大街看着都是男人，就没有男人找她谈对象呢，哈哈……” 　　那时，我们的办公室与总理的办公室也就一板之隔，正逗着侃着，门开了。大家陡然一静，是总理进来了。　　“小声点。”总理说着，目光在桌上扫过，又依次望望我们的面孔，眉毛皱了皱：“喝不少了。” 　　大家都有些尴尬。虽然是星期六，但是总理正办公，我们也不能算假日。　　总理走进来，望住尚未结婚的秘书：“心情烦闷不要喝酒，酒是高兴时候喝的。找对象不要急么，江山都能打下来，对象还怕找不到？” 　　一席话说得大家都笑了，也轻松许多。本来么，不信找对象还比打江山难？　　总理又认真望望大家：“人家没找到对象，年龄也不小了，这里有许多客观原因，一直打仗么，现在进城不久，工作又忙，大家既然都是同志，就该理解和体谅他，给他一些切实的帮助，不要光陪着喝闷酒，信口乱开玩笑，这不是真正的关心。”总理说着，拍拍那位“困难户”的肩膀：“要有信心有勇气，既要积极又要慎重，等你结婚的时候，大家再开怀畅饮。” 　　换一种场合总理的态度就不同了。那也是50年代的一个晚上，三天三夜没合眼的周总理，在早晨6点终于改定了政府工作报告。他放下笔，起身围绕办公桌活动着，情绪好极了，大声说：“嗨，肚子提意见了，让厨师准备几个菜，把茅台酒拿出来，咱们好好吃一顿！” 　　那天早晨，几位陪总理加班的秘书又陪总理吃饭喝了酒。在我们秘书之中，韦明是爱喝酒也最能喝的一个，平时出去参加招待会，总理常提醒他少喝，怕他喝多了误事。这次不然，总理举起酒杯，两眼闪闪发亮地望住韦明说：“韦明，今天你就放开喝吧！” 　　高兴头上不容易醉。这次大家喝得痛快尽兴．但谁也没醉。总理吃过早饭，在三天三夜没合眼之后，终于睡了4小时。下午便参加人代会，宣读了政府工作报告。　　总理就是这样，只有高兴的时候才喝酒。我所知道的他的3次嘴酒，都是发生在他高兴愉快，心境极明朗，情绪极佳的状态下。这种时候喝醉了，不会像心情不好时喝醉那样出大洋相。　　我所知道的周恩来第一次喝醉酒，是在他与邓颖超结婚的大喜日子里。那一次我当然不可能亲眼见，邓大姐曾说起这件事，笑着摇摇头感叹：“从那天起，我才知道总理能喝酒，也就从那天起，我就开始反对他喝酒。可是没办法，几十年了，也由于工作的关系。他的酒一直没少喝……” 　　那是1925年的8月初，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没有举行任何仪式，废除了一切旧习俗，只有几个亲密同志一道喝了酒。气氛热烈，周恩来情绪极好，对于敬酒，来者不拒。据说胡志明也参加了、喝了不少。最后喝了多少谁也说不清，反正是喝醉了。有人一醉就瘫，就蔫，周恩来是另一种类型，醉了也精神，吐过之后仍然情绪高涨，谈兴甚至更浓。　　那天晚上，蔡畅大姐在场，看到天已很晚，又是新婚之夜，就要告辞。周恩来拦住，死活不叫走。蔡大姐看他醉得厉害，说也没用，只好留下来陪着邓颖超，同周恩来一道侃天论地。正是大革命风起云涌之际，革命青年壮怀激烈之时；从五四运动谈到广东的革命形势，从法国的勤工俭学，谈到俄国的十月革命，谈到高兴处，周恩来两眼朦胧，像遥望着逝去的岁月，动情地说：“我从日本回到天津，有次集会，最先站出来讲话的，是一个两只大眼睛很引人注意的女孩子……”周恩来停顿一下，目光明确地一闪，简捷地补上一句：“这就是小超。” 　　蔡大姐笑了：“看来这双眼睛给恩来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邓颖超说：“他那时激烈得很，抱定独身主义呢。” 　　蔡畅续一杯浓菜水叫周恩来喝。周恩来神思悠悠地回忆着说：“当时我们不少学生相约，不恋受，不结婚，把全部身心投入改造中国社会的斗争中去，避免受拖累或给后人添麻烦……旅欧时，我才考虑，革命者找个一辈子从事革命的伴侣，这不是更好吗？” 　　周恩来新婚之夜醉酒，正符合他高兴时喜欢喝点的特点。越高兴越近酒，他确实太高兴了。他是1919年4月由日本回天津，随即投入五四运动。那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过15岁。他们一起开会、办刊物、组织“觉悟社”，接触虽多，却还谈不到恋爱这一层，在周恩来眼中，邓颖超还不过是个“小妹妹”，有时称她“小超”，才15岁么。　　周思来1920年11月赴法国勤工俭学，与邓颖超保持着通信关系，通信内容全是探讨“中华雄飞”之路。那时也还不存在恋爱。何况年轻的周恩来在法国有了一个女朋友，关系很不错的。　　1956年，周思来对他的侄女周秉德讲过，他在旅欧初期，曾经有一个比较接近的朋友，是个美丽的姑娘，对革命也很同情。然而，“当我决定献身革命时，我就觉得，作为革命的终身伴侣，她不合适”。就是说，对革命仅仅是同情还不够，必须是“能一辈子从事革命”，能经受得了“革命的艰难险阻和惊涛骇浪”才好成为终生伴侣。　　周恩来说：“这样，我就选择了你们的七妈(即邓颖超)。接着和她通起信来，我们是在通信中确定关系的。” 　　周恩来说的这个“通起信来”，是指1923年给邓颖超的一次来信，在这封信中，他首次向邓颖超表露了爱慕之情。第一次表露不免含蓄，何况邓颖超也知道周恩来在法国曾有一个女友，所以没作任何表示。　　邓颖超无表示，周恩来便接二连三来信，一次比一次谈得明确，并且请邓颖超作明确答复。邓颖超是独生女，她的答复是：这桩大事要和妈妈商量。而妈妈的态度是：“别着急，等他回来以后我看看再说。你们俩人现在一个在国外，一个在国内，着什么急呀？” 　　于是，事情拖了两个月，这两个月里，周恩来频频来信，虽然是谈国家、民族之命运，论人民大众之疾苦，但每信不忘催问邓颖超本人对这个恋爱问题的态度。李维汉从法国回来时，周恩来还托他给邓颖超带来一封“情书”。于是，邓颖超被感动了，回了一封恳切的信，对周恩来的求爱给予了肯定的答复。　　他们的恋爱关系就这样在通信中确定了。　　周恩来1924年归国，到1925年党组织把邓颖超由天津调广州，他们已经有五年未见面。现在见面了，结婚了，周恩来的高兴喜悦之情自不必言；高兴而喝多了，也是在情理之中。　　不过，新婚之夜大醉，又不让蔡大姐走，这不能不算失态。在这点上，邓颖超同周恩来有点矛盾是正常的、像普通人的家庭一样，当丈夫好酒时，妻子难免要有意见，在以后共同生活的几十年中，邓颖超一直反对周恩来喝酒，并且为酒继续产生过一些矛盾。作妻子的都怕丈夫喝酒误事又伤身。　　喝酒，特别是喝大酒，确实容易伤身。我们一些同志聊天，就有人掰着指头总结过不是规律的规律：喝大酒比抽烟多还要伤身。　　从毛主席开始，他数了许多在世不在世的中央领导同志，都是抽烟很厉害但不嗜酒，这些领导同志没有谁是患癌症；从周总理开始，他数了陈毅、乔冠华等外事活动多，喝酒场合多，以及许世友等嗜酒的领导同志，虽然不抽烟，但或早或晚都发生了癌症…… 　　当然，这只是下过闲聊天，并没什么真正的科学考究。　　周总理的第二次醉酒，我是亲眼见了。那是1954年4月，出席日内瓦世界和平会议之前，在莫斯科发生的。　　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政府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的国际会议。前后4个月的时间，总理奔波于世界各地，他所付出的心血和完成的工作量是没有任何一人所能比的。苏、美、英、法及其他与会国，都没有任何一人能比。这是早已为历史所承认了的，也是被大量回忆文章所书写过，证实过的。我这里不重复，只谈—件小轶事。　　出发前，邓大姐不无担心地嘱咐我要多关心、照顾总理的身体。当时，总理劳累过度，刚流过几次鼻血，身体状况不大好。大姐特意关照，要提醒总理少喝酒。　　大姐的担心是有原因的。苏联人本来就善饮，过去打交道的经验，几乎个个都是“酒桶”。这些寒冷地带的人肠子里那种化解酒精的酶要比我们生活在温带的黄种人多很多，喝起酒来碜人。65度的汾酒也敢拿大茶缸子一口气地灌，连医药酒精他们也敢喝，兑点水就咕吟咕吟灌几口。他们要是上了宴会，几杯酒下肚之后，便高门大嗓地完全“解放”了，不喝个东倒西歪不结束。总理虽然酒量大，毕竟是咱们黄种人，从生理上说就不能跟寒冷地带的白种人比。这就像现在的百米赛跑一样，黑种人的生理特征，他们的细胞结构就决定了他们的爆发力适合跑百米，不适合游泳。所以，跑道上活跃的尽是“黑旋风”，游泳池的泳道上，就难以发现黑影子，满眼都是“浪里白条”。　　黄种人喝酒，在生理上就弱于寒带的白种人，何况总理的肝又不好，长征时患肝脓肿，高烧昏迷多天，若不是从60里外的雪山取来冰块冷敷，性命都差点不保。解酒主要靠肝脏，总理在这方面又处于不利地位，更何况总理去莫斯科，是在人家的地盘上，难免要碰上人家“人多势众”，喝起酒来以寡敌众，这形势就尤其不妙了。　　从给总理当副官时起，总理平时的喝酒场合就是由我来管。建国后，出于对总理身体的爱护，又考虑喝酒容易误事，我就跟总理提过建议：以水代酒。这个建议总理是同意的，他也时常警惕离酒远点。　　中南海服务科的老服务员都懂以水代酒，红茶水代红葡萄酒，白水代白酒，那时都是土办法：把茶水或白水灌在相应的酒瓶子里，藏在低垂的帘布后面，服务员手上带个酒托子，一次可以卡住两瓶或四瓶酒，总之同样的酒要卡两个瓶子，给“自己人”一定要倒水不倒酒，给外人必须倒酒不倒水。那是反复训练过的，从没出过差错，动作一样，不同对象从不同的瓶子里往外流水或流酒。为此，在我们作东请客时，确实使苏联及其他国家的“酒桶”们为总理的“酒量”惊讶不已，佩服黄种人也有这样出类拔萃的压倒白种人的“海量”。　　然而，在家可以用这个办法，出去作客可就行不通了。总理1月1日到莫斯科，为日内瓦会议作准备，同苏联协商有关事项，统一会议上的步调。经过会谈，双方达成一致看法后，由苏联同志草拟具体方案，由总理回国向中央汇报协商情况。临行前的晚上，为庆祝会谈胜利结束，苏联以赫鲁晓夫的名义设宴招待周恩来总理。　　那天一上宴会我就知道不妙。我不懂俄语，翻译是老资格的师哲同志，听他们嘟噜嘟噜讲话，看到那些闻到酒精味就兴奋的苏联领导人，我一阵阵起急。尤其赫鲁晓夫，入席时就不停地转动腕子上的手表带，捋下来放桌上，随即又拿起来戴回手腕上，完全是一种跃跃欲试，准备大喝一场的架式。我急得原地打转，想不出对策。　　没法作假，且不说我上不去，就是叫我上去帮助服务，也无法再以水代酒。那还是阶级斗争正激烈的年代，苏联的保安措施十分严格。对一切食品、酒水的检查都非常严密，每上一样东西都是严格检查之后，上来就不许换样，吃完喝完，撤下为止。中间是不能随便换动的。　　赫鲁晓夫起来讲话了。话很简短，几句便开始敬酒，一敬酒那些苏联领导人便都起立举杯。苏联人的热情豪爽是没比的。中国人敬酒，一般是谁敬谁喝；苏联人不然，赫鲁晓夫敬酒，咕咚一口干杯，那些跟着举杯的主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布尔加宁等人都实实在在地“咕咚”干杯，我们的总理便也不能不“咕咚”了。　　外交礼节，人家敬了酒，你就不能不回敬。所以总理也得讲几句，也得回敬，眨眼工夫，又响起一片“咕咚”声。　　现在随着科学发展，人们对酒的危害认识多了，电视上的宴请场面，都是拿着酒杯转圈，看不到什么干杯的场面。还有一个原因是现在的领导人，文化程度高，都是学校培养出来的，不像那时的领导，都是战争培养出来的，艰苦环境里奋斗出来的，气质上就不同。那时喝酒也不像现在马上要在电视上与群众见面，无须过虑形象。苏联当时的领导人都是经历了“十月革命”和随之而来的与白匪的艰苦作战，经历了残酷的卫国战争，性格上多属粗犷豪放，在喝酒上也表现很鲜明。民族特色、经历战争环境以及个人性格素质，这三方面一结合，喝起酒来可就惊心动魄了．看不到一个“绅士风度”，苏联领导人那种连续不断、热烈豪爽的敬酒劝酒，整个给人一种英雄好汉相聚的感觉。　　总理参加外事活动的原则是客随主便，一旦陷于这群“酒桶”之中，那情景便可想而知了。菜还没怎么动，酒瓶子就不知空了多少，服务员忙在上酒，不大留意上菜。总理即便想吃菜也不能随意了，因为周围随时都有酒杯举过来。　　我明白，今天是在劫难逃了。记得1952年，总理来谈第一个五年计划，为中国人民最终争取到156项援建项目后，就曾在这样的场面中被灌醉，上车后吐了，由苏方派了医生护士折腾一夜。这一次…… 　　赫鲁晓夫又在敬酒，他已经红了整个脸，鼻子尖上都是汗，嘟噜嘟噜说个不停。翻译讲的大致意思是：这次的日内瓦会议将是一次带有政治意义的国际会议，但对它不必抱有过大的希望，也不要期望它能解决多少问题。　　总理神采飞扬，脸上红光流溢，这说明他已喝到第二个高原现象，反应更敏捷，思路仍然清晰。他幽默地将酒杯上下颠颠，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们是从另一个角度考虑问题的：中国、朝鲜、越南一起出席这次国际会议，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 　　赫鲁晓夫不知是酒喝多了还是头脑不够用，听完翻译并没理解这话的深刻含义。美国是不承认中国，不承认朝鲜、越南，但他现在不得不同中国代表团坐在一起讨论解决问题，这本身就是一种承认，说明他懂得，没有中国参加，不与中国直接对话，亚洲是问题就解决不了，世界上的许多问题都不要想获得解决。　　赫鲁晓夫有点发痴的样子，脑袋朝前低伸着，左看右看，寻找什么东西似的，这是他的一种习惯动作，不像我们的总理，站在那里永远风度翩翩。　　“这次会议可能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赫鲁晓夫一边扭晃着脑袋左看右看，一边重复讲过的话，“结局是我们难以预料的。” 　　“现在是美、英、法不得不同我们坐在一起，不得不同我们对活，听我们阐明对各项问题所持的原则立场和对若干有关问题作出解释和澄清性的声明，这本身就是我们的一个胜利。”周恩来进一步解释。　　翻译讲，其他苏共领导人也帮忙说，赫鲁晓夫终于听懂了，大叫“哈拉少”，激动地向周总理敬酒，干杯，还抱住周总理，亲颊、拥抱、旋转。这些苏联人感情外露，好象不拥抱旋转就不足以表达内心一般，叫我们中国人看了又受感动又觉得毛病。　　周总理没有马上干杯，举着酒杯进一步说：“这次会议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我们是想经过努力，解决一些问题的。” 　　总理的讲话又赢来一片喝采声，紧接着是更热烈的敬酒、干杯、拥抱…… 　　总理的脸色已经不再是红光流溢，悄悄地转向了苍白。这不是好兆头，可是敬酒还没完，继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之后，莫洛托夫又向总理举杯：“这次日内瓦会议，我们俩将并肩战斗。为我们的友谊合作，干杯。” 　　总理脸色有变，风度却依旧，点头微笑，贴近莫洛托夫说：“我们的友谊很久了。1928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我来参加了。那次我见到了你，你还对我们代表们讲了话。你是老大哥，我们要向你们学习。日内瓦，中国参加这样的国际会议还是第一次，缺少国际斗争的知识和经验，还要继续向你们学习……来，为我们共同奋斗干杯！” 　　这时，宴会厅已经乱了。那时中苏友谊，气氛亲密无间，无须更多的注意，主人客人完全融成一体，苏联人自己跟自己也互相干杯，多数人都离开了席位，互相转着敬酒，聊天，各自谈着感兴趣的话。　　总理也离开了席位，在大厅里转着，同苏联领导人碰杯，说着热情友好的话。可是，他的脚步突然踉跄了，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对面站住，欲言又止，身体摇晃几下，忽然弯下腰，接着便呕吐了，并且站不住了…… 　　马林科夫和卡冈诺维奇本身也带了醉意，面对突然发生的这种情况，一下子楞住了，又想扶人又想叫人又发觉手里的杯子不知该放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抢上去扶起周恩来，莫洛托夫也赶过来帮忙，他们一左一右扶着周恩来往出走。那些苏联领导人，有的也醉意不轻，没注意发生的事，有的注意到了，却手足失措不知该干点什么？　　“这是我们的过错，这是我们的过错。”莫洛托夫边走边喘息着说，“没有照顾好你，我们很不安，我们感到内疚。” 　　总理下意识地说着应酬话：“不要紧，喝猛了些，这段时间太累……” 　　张闻天边走边说：“周总理肝脏不太好，长征时得过脓肿，不宜多饮酒，加上这些天疲劳过度，才出现这种情况。” 　　莫洛托夫不停地道歉，自责：“怪我们，这是我们应当吸取的一次教训，一切责任都在我们……” 　　总理吐了几次，车开回奥斯特洛夫斯卡亚街8号公寓，我们扶总理进入房间，他已经停止呕吐，但仍然昏昏沉沉。大家忙着沏浓茶，找医生。浓茶泡好，扶总理坐起些身子，让他喝了两口浓茶。我摸着他的手冰凉，额上也是凉冰冰的汗淋淋的，心里一阵阵着急难过。没有完成好邓大姐的嘱托，我心里自责，更埋怨苏联的领导同志：这些个酒桶，他们大概天天喝，醉习惯了…… 　　扶总理躺好，皇宫医院的医生赶到了，据说是位著名的老医生。他替总理检查之后，说：“不要紧，没什么大事。他的肝脏可能受过亏损，经不起酒精的刺激，再加上疲劳，所以呕吐。吐了好，这是人身体一种自卫的反应。现在不要打搅他，叫他安静睡一夜，明天早晨我再来看看。” 　　医生留下一点药便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8点左右，总理睁开了眼，双后搓搓脸，坐起来。　　“总理，你感觉怎么样？”我递过去一杯温茶水。　　总理只喝了一口。第二口没咽，漱漱嘴吐掉了。伤过酒的胃，不能马上喝太多水。　　“比昨天好多了。”总理下了床，“嗯，还有点头昏脑胀。” 　　周恩来轻轻摇晃一下头，眼里忽然闪过一道亮光，望住师哲，不无担心地问：“我昨天都说了些什么？” 　　师哲说：“讲的很好，苏联人都说哈拉少。” 　　“有没有什么出格的地方？” 　　“没有。”师哲摇摇头。　　“我是说过一些话的，但具体内容一点也记不起来了……”总理竭力回忆着，眉头皱起，摇摇头；脸色苍白，神色忧虑。　　“没有什么出格的话，谈了我们出席这次国际会议的意义，这件事本身就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就是一种胜利。如果能解决某些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收效。” 　　“还讲了什么？” 　　“别的都是一般的应酬话。”师哲想了想，说：“涉及个人的只提到莫洛托夫一人，而且是尊重的话。你说你1928年在中共六大见到了莫洛托夫，他对中共代表们讲了话，表示向他学习……我想，给中共代表讲话的，你指的大概是斯大林同志，只是错说成莫洛托夫了。” 　　“嗯……”总理沉重地吁口粗气，仍然不放心：“还讲了些什么不妥当的话？要如实告我。” 　　“没有！”师哲很肯定，“确实没有。” 　　这种场合，师哲是不会遮掩的。因为关系到党和国家，真有出格的话，必须讲出来以便采取补救措施。师哲肯定的态度使再三再四追问的周总理放下一些心。他懊悔地摇摇头，小声喃喃道：　　“我记得昨天晚上离开了席位，在大厅转了一阵儿就头昏脑胀，不清醒了……” 　　师哲直到这时，才换上劝慰的口气：“总理，没事。从外表上看不出来，因为言语、举止，表现都很正常，甚至没看出什么醉意，否则，早请你退席回寓所了。” 　　正说着，皇宫医院那位老医生又来了。总理迎上去同他握手致谢，已经完全恢复了平日的翩翩风度。医生替总理检查后，说：“一切正常，但是还要休息。” 　　“我是准备今天回国的。”总理说。　　“绝不能长途跋涉。”医生断然说，“推迟一天走，今天好好休息。” 　　于是，总理只好留下来多住一天。上午休息，下午参观，第二天才登机飞回北京。　　总理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了莫斯科会谈的情况。汇报结束后，又专门向毛泽东作了个别汇报。　　“主席，这次我还犯了个错误，要向你检讨呢。” 　　“什么错误？” 　　“我在宴会上喝多了……” 　　“比重庆喝得多？” 　　“吐了。回来的日期也推迟了一天。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喝吐了，丢了丑，这是我的错误，我向主席，向中央检讨。” 　　“哈哈，”毛泽东笑出了声，轻描淡写地把手一挥，“喝酒的人喝醉了，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要是换成我，我不跟他们对酒，我跟他们比吃辣子，以己之长，攻彼之短。” 　　4月21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全体人员抵达莫斯科。这时，他已是精神抖擞，神采飞扬，谈笑风生。师哲到机场迎接，握手时，总理对他说：“我跟主席承认了错误。主席笑嘻嘻说，这是常有的事。算不得丢丑。” 　　师哲也笑了，说：“总理，你就是太认真，多喝了点酒也值得向中央检讨？都像您这样的话，苏联那些酒桶们就别干事了，三天两头向中央作检讨去吧。” 　　总理摇摇头，认真说：“你讲的不对。那是他们，我们不同。还是要接受教训。” 　　总理是接受教训的，以后在外事活动中，无论什么样的环境气氛，都再不曾喝醉，到一定程度就开始节制，这个程度就是兴奋之前。因为一旦喝得兴奋起来。再想节制就困难了，会身不由已。　　不过，“自家人”喝酒，脑子里那根弦就不会绷得紧，喝兴奋了的时候有，兴奋起来免不了会有进一步发展，于是，我又看到一次总理醉酒。　　那是1958年的秋天，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官兵在司令员杨勇上将和政委王平上将的率领下撤出朝鲜，凯旋归来。周恩来总理满心喜悦，在北京饭店设宴欢迎志愿军总部的同志。那天他很激动，很兴奋，刚替他斟好“酒”，他就倒掉了，大声吩咐：“今天我很高兴，要动真格的。给我换酒。”他斟一杯茅台，“揭发”我们说：“你们那个自产的我不喝了，我喝贵州茅台！” 　　志愿军官兵欢呼鼓掌，为周总理“动真格的”而感荣耀。这样的场面和气氛我们还能说什么？一声命令，把代酒的水全撤了，实实在在拿上来的全是茅台。　　我们理解总理的心情。整个抗美援朝期间，前方是彭德怀抓总，后方是周总理总揽一切事务。我们计算过，每天工作都在16小时以上；稍有大的战役，便连续几天不合眼，谁也说不清他费了多少心血和精力。大军一过江，弹药、给养、医疗、交通运输等等，都是周恩来亲自组织生产调运。在军事上，大的方针、决策由毛主席定，比如出不出兵，比如五次战役，比如打到汉城部队回撤不回撤，比如防敌登陆作战。但具体工作都是总理负责。所有前方来电，都是首先由周总理审阅定夺。军事参谋郭英会每天都要交给总理一百多份电报，甚至二百多份电报。当时部队方面，总参谋长是聂荣臻，总后勤部长是杨立三，但战争一打起来，我们都发现，所有发往前线的电报一律由周总理亲自签发，并且主要也是由他拟写。我们曾纳闷，聂荣臻是总参谋长，为什么事无大小全都报请周总理签发？他一点主都不能作吗？　　郭英会曾向总理建议：“总理，你太忙了，这样下去吃不消的。有些小事、具体事是否可以叫他们自己解决，叫他们直接处理，不必上报？……” 　　总理摇头：“不行。你们不要伯我忙，我能忙过来。” 　　后来我们才得知，总理对聂荣臻不放手，是因为聂荣臻发的一个电报没上报，毛主席批评了。总理怕放手再出差错，所以坚持事无巨细，必要躬亲。　　对总后勤部长杨立三，总理也始终不肯放手。他与杨立三私人感情很深，长征路上，总理患肝脓肿，差点死掉，杨立三亲自给总理抬担架，一直抬出草地。后来杨立三去世时，总理坚持为杨立三抬棺材。就这样深的感情，总理也不肯放手。直到杨立三去世后，黄克诚大将接任，总理才放手。他说黄克诚明全局，知大义，办事稳重，可以放心。　　建国之初，中共中央还没有政治局常委，就是书记处，五大书记大权总榄，毛主席只抓中心问题，具体事务全交总理，总理不但要抓军事，抓建设，还要抓宣传舆论工作。　　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成为“世界霸王”，必须鼓动全国人民敢同美国斗争。当时国内存在的主要思想问题是崇美、恐美、媚美。许多民主党派都忧心仲仲，向中共中央提问题，集中就是美国那么强大，打不赢怎么办？所以出兵前后总理忙坏了，经常是几天几夜不合眼。　　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分前院后院，前院接待外宾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后院接待党内军内负责同志，每天忙完前院忙后院，忙完后院又忙前院。主席说：“你那里是轴心。” 　　在我记忆中，当时的政府部长，民主人士占很大比例，都归总理管，总理每星期都要同他们谈话，通报情况，统一思想，合力对敌。李维汉、陆定一、聂荣臻、杨立三，每星期至少同总理开三次会。　　紧接着美国人轰炸铁路，滕代远和吕正操来总理这儿越来越频繁，抢修铁路也要总理亲自抓。　　那时空军刚建立，马上面对了参战问题。刘亚楼司令员和苏联顾问也来得一天比一天勤。　　后又爆发细菌战，问题也是由总理具体抓。从前方弄来的细菌，组织医务人员分析化验、专家鉴定，进而在国际上开展宣传斗争，搞了相当长时间，花费总理大量心血和精力。　　后来一面打一面谈判。我们与金日成有个私下的协议：谈判桌上以朝鲜方面为首席，但大政方针由北京作出。李克农驻开城，与北京搞一条热线。上午谈判，下午李克农、乔冠华在开城将谈判情况汇总，报到北京，北京在黄昏时已研究完第二天的发言及策略。当时总理办公室有位笔杆子叫杨刚，具体执笔写谈判发言稿。她写完初稿交总理，总理连夜修改之后转发开城，开城李克农主持，吃透精神，指挥前台进行谈判，谈判桌上的人基本就是照稿念。《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朝鲜谈判的稿子也是由杨刚写好初稿，然后交总理改定(杨刚在反右斗争时自杀了，非常可惜)。谈判前后拖了近2年，每天的发言，每天的斗争方式方法就是这样由总理定下来，然后请毛泽东过目审定。那是多少个不眠的日日夜夜啊，总理的工作量可以说比“文化大革命”期间一点不小，只是心情完全不同罢了。　　现在，抗美援朝终于胜利结束，志愿军都凯旋而归，总理怎么能不高兴呢？怎么能不喝酒呢？又怎么能劝他不要喝酒呢？　　我们心里明白，这一次总理不但要喝，而且设法不叫他多喝。大凡前线下来的人，刚结束了生死考验，不会喝酒的人也能变成酒桶，喝半斤白酒不眨眼。何况杨勇、王平本来都是善饮的将领，那酒便热热闹闹，轰轰烈烈地喝起来，都喝得红光满面，神采飞扬。　　总理越来越兴奋，话也越来越多，这是醉的开始。我们谁也无法干涉，怕破坏了气氛，只能向志愿军代表们小声提醒：“喝不少了，该结束了，跳舞吧。” 　　“好，现在去跳舞。”总理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挥手招呼大家去跳舞。他已经站不稳，虽然竭力想走出平日的风度，但已力不从心。我上去搀扶：“总理，先休息一会儿再跳吧？” 　　“没事，我没事。”总理兴致很高，挥开我们，步履不稳地下到舞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我们不放心，志愿军文工团的一些女战士也看出总理的醉意，大家追随在总理身后，一边看总理跳舞，并且希望自己也能跟总理跳一场，一边留心总理不要摔倒。　　还好，总理连跳两场舞，虽然不稳，却坚持着不曾摔倒。他即便醉成那样，对文工团的女孩子们仍是那么尊重有礼，保持着高雅的舞蹈动作，曲终时还彬彬有礼地向女战士点头致谢，然后走到场边，坐下来休息。　　这一坐下，酒大概涌上来了，他的目光变朦胧，这是超过了神采飞扬，两目有神的“第二高原现象”，进入第三阶段，眼皮渐渐垂下，身体一点一点歪倒，终于躺倒在椅子上。我们早有准备，马上奔过去，连椅子带人一道抬进了休息室。　　这一次热烈，谁也没数总理喝了多少酒，反正出席宴会的所有志愿军代表，都和总理碰过杯。代表们都满足了，高兴了，总理把欢乐送给了大家，自己却大醉倒下。医生赶来诊疗抢救，总理在北京饭店里睡了一夜才清醒过来。　　早晨，总理一睁眼，忽然叫了一声：“哎呀，报纸怎么写的？”他急切地招呼我：“何秘书，你快去人民日报社，可不要写的不好。” 　　总理对新闻特别关心，每天晚上都要等《人民日报》的清样，有时还要把社长叫去讨论，重要文章都要亲自改定。这次醉酒，他没能审定稿件，所以着急。　　我取来报纸，总理看过后，松口气说：“可以，写得很好。” 　　这次醉酒总理在北京饭店休息了两天。　　这次他写了检查，说影响了工作。　　这次毛主席没有笑嘻嘻，而是批评了总理。原因也是影响了工作。　　但从我自己的感觉，总理这次大醉合倩合理，完全值得。他这一次醉，没在我心里留下任何不好印象，反而使我觉得总理更可亲，更可敬，更可爱。他是真正有情有义有最充沛的感情的人。　　总理不但善饮茅台，而且善于用茅台开展工作，既能达到目的，还可以取得用其他方法所不能取到的好效果。　　比如总理有时用茅台作“赌注”，给我们工作人员留下深刻印象。可以举这么个例子：　　总理给主席写了一个有关中苏签订尖端武器协议的报告，毛泽东批了“原则同意”。晚8点，报告批转到周恩来手中，周恩来想叫总参作战部副部长雷英夫看看这个报告，以便吃透精神。可是值班秘书打电话，到处找不到雷英夫，只好向周恩来报告：“总理，找不到人哪。” 　　总理皱起眉头问：“你都找了哪些地方？” 　　“家里没人接电话，又问了总机、值班室，还给办公室打了电话……” 　　“嗅，是了，”总理忽然作出判断，“他一定是看戏去了。” 　　“怎么可能呢？早不看晚不看……” 　　“他是看豫剧《大祭桩》去了。”总理说得很肯定，“这样吧，你估计戏散的时间，再往他家打电话，如果我说的不对，输你们一瓶茅台酒。” 　　真能赢总理一瓶茅台酒，那当然是生平一大幸事，星期天还可以一起打牙祭，享受享受，所以大家都憋足劲等着见分晓。晚11点，给雷英夫打电话，果然找到了人。问他干什么去了？他说看豫剧《大祭桩》去了。　　总理怎么能末卜先知猜到的呢？我们都惊讶：简直神了！　　总理笑着说：“其实很简单。你们没看报吗？常香玉来京献艺，今天演出的是《大祭桩》。” 　　我仍然不解：“这并不能得出雷英夫去看的结论呀。” 　　“你别忘了雷英夫是河南人，爱听豫剧。”总理不慌不忙说，“主席称他是洛阳才子么。” 　　我还是摇头：“这只存在可能性，并不存在必然性。” 　　“是呀，有了可能性就能进一步作判断。”总理双手抱臂，笑眯眯说：“中国妇联今天不是发票了吗？小超就得到两张票。雷英夫的爱人刘革非也在中国妇联工作，当然也会分到两张票，票到了洛阳才子手里还会浪费吗？可能性就变成了必然性。” 　　一席话说得我们心服口服。以为到手的茅台又跑了，留下的印象自然深，这印象就是总理对部属的情况那么熟悉，无论经历、家庭还是禀性、嗜好都了如指掌，他又心细，对周围发生的情况样样不放过，善于联系起来加以分析、思考和判断。这一切都给了我们极大的教育。　　总理还喜欢以茅台作礼品，赠送党内外，国内外的战友和朋友。　　记得“文化大革命”时，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曾打来一个电话，非要找总理不可。总理接了电话。许世友在电话里说：“总理呀，我的家被抄了！” 　　“严重吗？”总理忙问。　　“可惜我的那些酒喽！”许世友在电话里惨声叫嚷，“总理呀，一橱酒全被他们贪污了，这群酒贼，一瓶也没给我留下……” 　　总理马上明白抄家抄得够严重，因为许世友没什么财产，值钱的就是卫生间里藏的一橱酒，工资大部分都用来买酒了，不断补充那酒橱不要喝空。现在的问题是不要让许世友脾气大发，与群众情绪对立，闹出大乱子…… 　　“哈哈哈，”总理在电话里开怀大笑：“不要紧么，世友同志，我送你两瓶茅台酒！” 　　“两瓶？” 　　“礼轻人意重么。” 　　“不轻不轻。”许世友激动了，充满感谢之倩：“总理，你的两瓶茅台比我那一橱酒重多了。谢谢总理。” 　　周恩来以茅台为礼品，与各国朋友建立和发展友谊的故事很多。比如总理赠送日本前世界女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松崎君代茅台酒的故事，在中国已被广为传颂。他还赠送日本前世界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获村一智郎茅台酒，由于日本朋友争抢着都想喝到总理赠送的酒，结果洒了一些酒在乒乓球球拍上。以后，获村在打比赛时，每当处于不利形势时，必要把球拍放在鼻子下嗅嗅，嗅过之后便精神振奋，很快转不利为有利，打赢了比赛。人们奇怪这个嗅球拍的办法，追问原因，获村笑道：“这球拍上沾有中国总理周恩来送的茅台酒，我闻一闻就来了勇气和力量。”这件秘密被记者披露出来之后，在日本和世界各地引起了很大反响。　　不过，我所要讲的总理利用茅台酒开展工作，还不同于上面提到的几件事，这是另具特殊风格的一个故事。　　开始讲总理酒量时，讲过总理同水静在庐山对饮，各自喝光一瓶茅台。这个故事就是紧接那个故事展开的。　　1961年秋，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由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会议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比较符合总理内心的想法，在一定程度上消弱了“左”的影响，会议进行比较顺利，总理心情比较舒畅，比较高兴。所以在庐山放开量同水静豪饮一次。9月17日在杨尚奎和水静夫妇陪同下，离开庐山，驱车一天返回南昌。当晚，江西省委的领导同志在江西宾馆9楼设便宴招待总理以及早已下山的罗瑞卿夫妇、柯庆施等领导同志。　　这是典型的便宴，因为国家还没完全摆脱困难，餐桌上除了青菜豆腐辣椒，讲究的主要是粉蒸肉，很实惠，没有任何山珍海味之类的东西。　　虽然奔波一天，总理仍然兴致极高，带着一种兴奋激颤的情感说：“从八一起义到现在，已经整整34年了，早就想到南昌看看就是腾不出时间。这次给了我旧地重游的机会，我要多住两天，好好看看这座城市的变化。”说着，他举起酒杯，眼睛闪闪发亮地望着江西省委的同志们：“今天我很高兴，咱们大家多喝几杯！” 　　话音一落，他率先干了杯。情绪是可以传染的，大家都跟着兴奋起来，会喝不会喝，都紧跟总理干了杯。　　开场这样热烈，往后的发展便可想而知。大家谈形势、谈生产、谈晚稻，谈兴高，酒也喝得痛快喝得多，那确实是开怀畅饮。　　江西省委两个主要负责人杨尚奎和刘俊秀都代表省委轮番向总理敬酒。　　渐渐地，总理开始话多了；脸上红光流溢，眼里闪闪发亮。罗瑞卿的夫人郝治平沉不住气了，出来时邓大姐托付她照顾总理，特别关照要注意喝酒。她悄悄摇水静的手，小声说：“不得了了，水静，总理今晚太兴奋了，怕是要喝醉了。” 　　34年了，旧地重游，这是他领导八一起义的地方，能不高兴吗？”水静沉住气。　　这时，总理还在神采飞扬地说着，谈如何加快江西老根据地的建设，搞好商品粮和经济作物基地。　　“你们不是有一支歌子吗？《江西是个好地方》，会唱吧？”总理这时的思想活跃而又激荡，充满感情地说：“这是支好歌。江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三面环山，还有都阳湖，既是鱼米之乡，又是革命的老根据地。这些年你们工作抓得很不错，每年支援国家十几亿斤粮，我代表国务院要感谢你们呢！” 　　总理说着，举杯又干了。他独自喝酒是为了表示真心感谢。　　“总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江西省委书记刘俊秀说着，立起身，向总理举起杯。他喝得也不少，脸上泛着红晕，“南昌是总理领导八一起义的英雄城市，人民解放军的诞生地，总理离开南昌34年了，今天来到南昌视察工作，我们心里格外高兴。为总理的健康，我再敬总理一杯酒！” 　　总理也站起来了，却不像开始那样马上端杯，反而将双臂交叉着抱在了胸前，笑得神秘，笑得蹊跷，笑得刘俊秀有点摸不着头脑。　　“俊秀同志，一杯不够，你要敬我，那就敬三杯，咱们连干三杯。” 　　刘俊秀一怔，随即更兴奋了：“好，我敬总理三杯！” 　　这下子郝治平可真急了，又摇水静的手：“醉了，不得了，水静，你快劝总理少喝点……” 　　水静心里也不踏实了。可又怎么好劝呢？她俏俏嘀咕；“这个时候是不好扫他的兴了。” 　　“慢着，”总理那边已经又发话了，用人们熟悉的手势阻止刘俊秀马上喝，仍然是一副神秘的笑容：“这三杯酒是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刘俊秀不放酒杯问。　　“干一杯酒，要增加外调粮食1亿斤，我们干三杯，要你3亿斤粮好不好？” 　　“总理啊，”刘俊秀苦着脸放下了酒杯，那神情像作亿苦报告似地：“国务院今年给我们的外调粮任务12亿斤，我们保证一粒不少，坚决完成，再增加3亿斤就是15亿斤了，伯有些困难啊……” 　　谭震林站起来助兴：“老刘啊，总理34年没来南昌了，来一次这么高兴，看你们形势好么，要3亿斤粮你就心疼舍不得了？” 　　罗瑞卿也站起来鼓劲：“老刘，你既然敬总理那就真拿出点敬意么；敬三杯23亿斤就3亿斤！” 　　总理摆手不叫逼这位省委书记，身体稍向前一倾，算帐先生似地：“我有调查，江西老表口粮水平比较高，还有储备粮，比严重缺粮的晋、冀、鲁、豫好多了。增加3亿斤虽然有困难，还是承受得起的。” 　　“总理是8亿人民的总当家，总理的心情我也理解。”刘俊秀点点头，重新端起酒杯：“可以，3杯就3杯，3亿斤就3亿斤，就按总理的意见办。干！” 　　“谢谢江西的同志们。”周恩来兴奋地举杯：“干！” 　　就这样，总理连干3杯，要来3亿斤外调粮。　　从庐山上的豪饮，到南昌的痛饮，总理说不上醉，但走路也稍有不稳了。我们身边工作人员当时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总理是喝多了点，但还不至于失控。所以，饭后他又去看省委安排的杂技表演，我们也没阻止。　　担任演出任务的是上海星火魔术团。当时江西还没有这种艺术团，所以演出使南昌人民大开眼界，受到热烈欢迎。用现在话讲，叫作轰动了。江西有关部门曾向省委第一书记杨尚奎提建议，能不能把上海这个团留在江西？杨尚奎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没有提出的合适时机。　　现在机会有了。江西又多支援国家3亿斤粮，总数达15亿斤，我们事后开玩笑说，“有本钱张口了”。何况又喝了酒，总理会帮忙讲话，何况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也在座…… 　　这时，，台上的魔术师正在朝台下大声问：“请台下哪位观众，借一块表给我？” 　　“我这块表借给你！”处在兴奋状态下的总理忽地站起身，摘下手表举过头顶。　　卫士小张把手表送上舞台，魔术师接过手表，风度优雅地向总理鞠躬致谢，全场爆发出雷一般的掌声。魔术师表演的是“表箱遁表”，在当时是很精采的节目。当魔术师要将“失而复得”的手表还总理时，总理把手一扬，大声说：“这块表就送给你了！” 　　这时，全场沸腾，掌声欢呼声震耳欲聋，气氛达到了热烈的顶点。心中有事的杨尚奎不失时机地探出身子，拍拍柯庆施的手：　　“老柯啊，咱们当总理面说个事儿。把这个团送给我们江西吧，这就填补了我们的空缺。” 　　柯庆施很有经验，干脆不吱声。　　“总理，上海文艺团体很多，这类文艺团体也不少，基础雄厚，培养起来也容易，对吧？”杨尚奎更会办事。　　“对的，尚奎同志的要求是很合理的。是不是？”总理捅捅柯庆施。柯庆施不好再装没听见，但也只是冲总理不置可否地笑笑，就是不说话。　　“哎呀，大上海就大方点嘛，也支援支援我们江西。” 　　“江西的同志很大方，”总理马上帮腔，“支援国家说加3亿就加3亿。你们上海也学大方点，就划给他们吧。” 　　总理和尚奎一唱一合，连开玩笑带劝说地攻柯庆施。柯庆施终于招架不住了，笑着摇摇头，说：“我斗不过尚奎同志。好吧，待会儿我跟他们团长谈谈，如果他们同意，那就留给江西。” 　　总理帮人帮到底，演出一结束，就去看望演员。做通团长的工作，又亲自同全体演员见面作工作。　　“你们说江西好不好呀？”总理问。　　“好！”演员们异口同声。　　“来这里生活惯不惯呀？” 　　“惯！”“很适应。” 　　“江西人民和领导同志们对大家怎么样？” 　　“非常热情！”“照顾非常周到！” 　　“是的，江西是好，山好水好人更好。”总理充满感情地说，　　“江西是毛主席亲手创建的革命根据地，江西人民是英雄的人民，对革命贡献很大……” 　　演员们静静地听完总理的讲话，都激动地议论起在江西演出这段时间所受的热烈欢迎和来自各方面的关心与照顾。总理看差不多了，便大声问：“大家既然对江西这么有感情，江西人民也十分需要你们，欢迎你们，那么，你们就留在江西，做江西老表好不好？” 　　“好！”演员们都热烈响应，情绪很高昂。　　后来，在总理的关怀和支持下，这个团通过正式手续，整团调到了江西，为江西的文艺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周恩来就基本不喝酒了。我几乎想不起他在什么场合喝过多少酒？　　印象深的是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期间。我和卫士以及某些细心的服务人员，好象一夜之间便强烈地感觉到周恩来的身体发生了什么变化。4年后每每回想起来，都明白那正是不祥的预兆。　　周恩来在同尼克松谈判时，像过去几十年外交活动中给人留下的印象一样：坚定、镇静、自若、直率而又热情洋溢。他讲话时仍显得那么机智、敏锐，谨慎而又不失幽默。　　但是，他的身体明显地瘦弱了。灰色中山服穿在身上有些宽松，那向后梳理的头发已经呈现灰白，肤色也比过去黝黑多了。　　在尼克松访华期间，随着谈判的深入，非正式的宴会逐渐增加，在餐桌旁，周恩来精神仍然像过去几十年一样矍烁。他时而开怀大笑，时而为对方某句幽默语言而心领神会地微笑。他的两眼总是明光闪烁，并不断做出一些富有表现力的手势来增强语言的力量。　　但是，他再也没有从喝酒上表现出豪迈爽朗。他谈酒不喝酒。唉，我那时只以为他年纪大了，怎么就没想到是潜伏了重病呢？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人都不敢想象如果总理重病不治中国会怎么样？　　“这就是驰名世界的茅台酒，酒精含量在50度以上。”周恩来向他的客人尼克松介绍。　　“我听说过您讲的笑话。说一个人喝茅台喝多了，饭后想吸一只烟，可是点火时，烟还没有吸燃，他自己先爆炸了。”尼克松讲这个笑话，不等翻译已经先笑了。　　周恩来也开怀大笑。他当真拿来火柴，划着之后，认真点燃自己酒杯中的茅台酒，用愉快的声音说：“尼克松先生，请看，它确实可以燃烧。” 　　蔚蓝色的火苗闪烁着，周恩来的目光也在闪烁。酒杯里的火苗越燃越小，终于渐渐燃烬。周思来的目光也出现瞬间的迷茫，一副怅然若失的淡淡的伤怀鲜明地浮现脸上，却稍瞬即隐地逝去，眼睛重新一亮，显示出内心的火焰还不曾熄，他带着若有所思的神情望一眼尼克松，含义无穷地点一点头。　　在正式的国宴上，周恩来不再只是谈酒。他端起酒杯，频频向尼克松祝酒，向基辛格祝酒，向其他几张餐桌旁的几十名高级官员祝酒。清脆的碰杯声在餐厅里响个不停，像轻风吹拂下的巨大的枝形吊灯上的那些流苏和水晶坠儿的叮吟之声一般悦耳。　　可是服务员们稍一留意便不难发现，周恩来祝酒时，说着“干杯”，却一次也不像过去那样痛快豪爽地喝干杯中酒。他只是“舔酒”，用嘴唇轻轻沾一下杯沿，然后礼貌热情地向对方点头致意，用一个微笑和注目的眼光替代了干杯动作。　　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酒杯仍然是满的。　　尼克松一次又一次朝周恩来的酒杯投去目光，终于问一句：“我听说您的酒量很大？” 　　周恩来笑笑，带了回忆的神情：“过去能喝。红军长征时，我曾经一次喝过25杯茅台。”周恩来把酒杯捏在手指间，注目着转动酒杯，“比这个杯子大。” 　　尼克松吃一惊的神色，继而疑惑着问：“可是今天你没喝？” 　　周恩来点头：“年龄大了。医生限制我喝酒，不能超过两杯，最多三杯。” 　　尼克松说：“我在书里曾经读过这样一段故事，说红军在长征途中攻占了生产茅台酒的茅台镇，把镇里的酒全都喝光了。” 　　周恩来眨动双眼，目光里流出对往昔的眷恋，说：“长征路上茅台酒是被我们看作包治百病的万应良药，洗伤、镇痛、解毒、治伤风感冒……” 　　尼克松举杯：“让我们用这个‘万应良药’干杯。” 　　周恩来举杯。这一次他干了杯，因为客人先干了杯。　　就在送尼克松走后，在这一年的5月12号，医生在例行的保健检查中，从周恩来的尿样里化验出三四个红血球。　　对男性老年人，有两个红血球属于正常，三个四个就多了点。　　5天后，第二次化验结果出来，从尿里查出了癌细胞。5月18日，专家们确诊为膀胱癌。　　从此，总理就告别了茅台酒……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13:22

人们所熟悉的周恩来总理，或者温文尔雅、和蔼可亲，脸上洋溢着光彩照人的明媚的微笑；或者威严冷峻、坚定顽强，目光里闪烁出钢和冰的性格。然而，“重冰覆盖下的一座火山”还不是全部的周思来。在我跟随他的几十年中，深深感动我的还有另一个公开场合所不易见到的周恩来，这就是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　　我曾见过周恩来立在西花厅的海棠树下，仰面观花；树上花开似锦霞，他独个儿神思悠悠，四周围人迹渺渺，就那么久久地沉浸在静温无言的美妙的退想中；我也曾见过周恩来躁动不已地在屋里踱来踱去，急步声中，两眼时而漆黑，时而打闪一样进出火光，由于受到内心激烈情绪的冲撞而战栗着握紧拳头…… 　　他的自控自制能力极强，但是他的感情也太丰富太充沛，所以仍然不乏失去自控自制而任由情感自然流泄的时候；喜怒哀乐都有不形于色的时候，也都有自然流泄的时候。比如我多次见到总理泪水涌流，难过伤心，悲不自胜。其中印象深刻，使我心灵震颤的有四次。　　第一次是1942年7月，在重庆市红岩嘴发生一件意外的事，就是周老太爷突然中风了。　　周老太爷就是周恩来的父亲周助纲，我们工作人员都按那时的社会风俗称他周老太爷，邓颖超大姐叫他老爷子。因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重庆住的时间长，相对比较稳定，所以周恩来的父亲和邓颖超的母亲都先后来到重庆。　　周恩来的父亲与邓颖超的母亲是风格气质不同又一样受人尊重的老人。邓母主要穿旗袍，个子比邓颖超稍高一些，有文化修养，有大家风度，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是比较现代派的。周老太爷与他的儿子周恩来身高差不多，但气质上显老派，常穿夏布或黑绸的长袍，老实、忠厚、胆小。　　南方局在重庆的公开活动阵地，主要是红岩嘴、曾家岩和新华日报社。　　曾家岩50号在城里，是一幢三层小楼，对外称“周公馆”。周恩来住这里时间并不多，因为它离国民党首脑机关所在的上清寺地区太近，周围环境相当复杂，无论去哪里，都须经过一条通向崖边的马路，而路旁一所白色砖墙的三层小楼，就是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住宅。“周公馆”进出之人，都要在特务头子眼前曝曝光。为了安全起见，周思来住红岩嘴，只有在城里办公办得太晚时，才在曾家岩50号休息。　　红岩嘴是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所在地，距市中心区约5公里，有一片不小的山地，是个果园农场，由南方局和办事处的人员自己动手盖起来的一所三层楼房。周老太爷来重庆后，大家看他老实忠厚，怕他出门被国民党特务骗走，安排他住在了红岩嘴。　　这里四周住户少，相对比较安全。　　周老太爷身体本来挺好，气色也不错，属于那种不生事不惹非，安分过日子的人。除了喜欢喝点酒，没有其他嗜好也没什么事要操心。我们照顾他也只是关照他少喝酒，少出去走。没想到会闹什么病。　　1942年6月底的一天，董必武、邓颖超、钱之光等人都聚在周恩来的房间里等车。南方局、新华社、18集团军驻重庆办事处共用一辆车，平时主要是接送秘密客人和送急病号使用，司机段廷英任劳任怨是个很好的同志。今天就是等他开车来送周恩来住院作手术。初步诊断，周恩来患的是膀胱脓肿。　　等车的工夫，大家聊些闲天，正在讲话的是董必武。董老说话慢条斯理，但是很幽默。他早晨挤公共汽车碰上了张国焘。本来钱之光劝他不要坐公共汽车，小段忙不过来可以雇个马车坐。那时周恩来和董必武常坐马车，雇来很方便，比现在某些城市叫出租车还便当。　　董必武说：“挤公共汽车有什么？你看参政会那个张国焘，他不是照样没汽车，也跟大家一起挤公共汽车吗？我今天又撞上他了。” 　　邓颖超说：“国民党也用完他了，他也没搞出啥名堂。” 　　钱之光撇撇嘴：“当个特务，混个参政员，连个小车也没混上。” 　　当时，董必武、邓颖超等七位同志为中共的参政员，开参政会常碰到张国焘，虽然也点个头算是打招呼，但张国焘自觉无颜，常常很尴尬。　　“在陕甘宁边区叫他当个副主席，他嫌小不肯干，”董必武抹抹两撇胡子，晒笑道，“他来重庆当主任，他这个主任没汽车，雇马车也发生经济困难……” 　　“这就是叛徒的下场，就值那么个价儿。”我在门口插一句，听到了我们的汽车声，“周副主席，车来了，走吧” 　　周恩来住进了歌乐山中央医院。经过住院进一步检查，决定动手术。情况报到延安，毛泽东主席给董必武打来了电报：“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 　　董老当然很注意，他与邓颖超、钱之光等天天轮替着到医院看望周恩来。可是就在这时，周老太爷突然中风，那时的医疗技术不行，送医院没抢救过来，很快就死了。　　一个难题马上摆在了董必武、邓颖超等人面前：要不要把这一消息告诉周恩来？如果告诉，周恩来刀口未痊愈，他又是孝子，又是中华民族敬老传统的典范，大悲大痛不利于身体且不说，还肯定会跑出医院奔丧…… 　　“我看暂时不能告诉周公。”董必武拿主意说，“大前年他去绍兴省亲，见了族长三鞠躬，见了姑丈推至上座执晚辈礼，不敢以政治部副部长自居。现在父亲去世，他必然不肯再留医院。” 　　“先不要告诉他了，这边的丧事我们先办着。”邓颖超同意董必武的意见，“天气太热，尸体不好保留，先坚持几天看看，到时候看周公身体恢复情况再决定。” 　　于是，周老太爷去世的消息就瞒了周恩来。　　然而，周思来的目光何等敏锐，心思何等细密？瞒一天可以，瞒两天就被他察出异常了。当时我在医院照顾他，傍晚时，他忽然问：“董必武怎么两天不露面？” 　　“可能忙吧？”我含糊道，“南方局可能有事？” 　　“滑稽。”周恩来不满或生气时喜欢说这两个字。我能感觉到他那锐利的目光正在我脸孔上扫瞄，故意装着清理卫生，有事没事也要干点事。可是，周恩来叫住我：“你不要乱找事了。我问你，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周恩来太厉害了，他怎么一下子就猜想到是家里出事了？　　“没听说什么事呀。”我努力镇定自己，“南方局……” 　　“你不要南方局，南方局。”周恩来真火了，“南方局越有事他们越往我这里跑得勤，怎么会不露面？滑稽！” 　　我一怔，被噎住了。可不是吗？越有大事急事，董必武他们越来得勤，甚至几个人一起来，请示商量。南委组织部长被捕叛变，带领特务破坏了广西省工委，董必武和邓颖超就是当即赶到周恩来这里，马上商量决定将受到威胁的湖南省委书记高文华调回重庆。如果又发生了什么大事，怎么可能不露面呢？　　“他们研究什么事，也不会告诉我呀。”我终于找出一条理由。周恩来用狐疑的眼光最后打量我一遍，挥挥手不再说什么。他显然不信我讲的话，但也不好再逼我。不该知道的不要问，不该说的不能说，这是他严格遵循并且严格要求我们必须作到的原则和纪律。　　第3天，吴克坚来了。他问候周恩来也罢，汇报一般情况也罢，周思来都不作声，两眼就那么望着吴克坚，目光严肃、真诚、认真。吴克坚再有城府再有水平也承受不起周恩来的目光，越来越不自然，脸上的肌肉全僵硬了，笑不像笑，哭不像哭地，勉强问一声：“周副主席有什么指示？”他似乎急于想溜，舌尖在干燥的嘴唇上舔过一下，很快又接一句：“要是没什么事我就回去了。” 　　“家里是不是出事了？”周恩来劈头问了这么一句。　　“没、没什么……”吴克坚僵笑着耸起肩膀，摊开两手。　　“要是不能说，你就不要讲话。”周恩来突然严厉起来。他平时和蔼可亲，所以稍露严厉，分量就十分重。“但是不许说假话！我再问一遍，家里是不是出事了？” 　　吴克坚嘴唇翕动一下，没作声。　　沉默中，周恩来点点头，声音转柔和：“这就对了，你回去吧。” 　　吴克坚刚走，周恩来就要下床：“小何，我马上出院。” 　　“哎呀，”我忙上去拦挡，“不行，刚拆线，你伤口还没愈合好……” 　　“你不要讲了，我一定要出去。” 　　我明白，事情到这一步，谁也拦不住了。只好退一步说：“那也得办出院手续，要车来接啊。周副主席，我现在就去联系，你先躺下歇歇……” 　　靠这个办法，才拦住周恩来没有当下走。办过手续，向董必武联系后，大家都知道拦不住了，第二天一早就来车接周思来回红岩嘴。　　下车时，周恩来已经感觉到气氛不对，脸色变得苍白，也不多话，匆匆奔向办公室。他过去走路快，但现在刀口没全长好，这样的急步令人担心。我想追上去挽扶，被他甩开了，一溜小跑似地进了办公室。　　邓颖超听到响动，正迎出来，周思来已经抢先一步跨入办公室，一眼看到邓颖超臂上的黑纱，猛地停下步，恰似面前突然横出一道万丈深渊，仿佛再走一步就会坠入黑沉沉的渊底。　　片刻的惊愕，那沉甸甸的寂静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周恩来那浓黑眉毛下的两只本来十分精神的两眼刹那间变痴变僵，直瞪瞪地望着邓颖超，凝固了。好像很久，又像只有两三秒的时间，当邓颖超脸上浮起一种歉意而又悲痛的神情欲有所言时，周恩来才猛抽一口气，从恶梦中惊醒一般，目光忽然惶恐地战栗了，他的嘴唇抽搐着，睫毛抖得厉害，好像内心受到淬不及防的巨大冲撞，全身都跟着颤抖起来，终于从胸腔里冲出一声：　　“怎么，怎么回事？”周恩来从来不曾这样失控失态地显出慌乱，以致于邓颖超难过地低下头，没有敢说出话。周恩来已经左右扭动着颈项，连续问着：“出了什么事？到底出了什么事？” 　　其实，以周恩来的聪明，早已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只是无法相信也无法接受这一悲痛的现实。　　“老爷子……去世了。”邓颖超终于小声地说了一句。　　周恩来的身体一阵悸颤，随即摇晃一下，我忙扶住他左臂。他没有感觉，两眼仍然痴痴的，好像还无法接受这一现实。邓颖超继续小声说：“中风，很快就不行了，三天前去世的……” 　　周恩来静静地站着，嘴唇微张着一直在颤栗，凝滞的眼睛里慢慢地泌出一眶泪水；我听到了他的呼吸声，并且越来越清晰，那是鼻腔和喉咙壅塞的原因，这种粗重颤动的呼吸终于变成抽泣呻吟的节奏，泪水已经盈满眼眶，泉水一样漫溢下来，丰饶地淌过灰白的面颊。　　我在心里叫着：周副主席，你要节哀，要注意身体啊。但我一句也说不出口。皖南事变时我见过他哭，但这一次的哭与那一次不同。究竞不同在哪里？我一时还说不准…… 　　蓦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呜——”我听到一声长长的凄哀的号哭，周恩来的手捂到脸上，仿佛流泪已经无法减轻内心尖锐的痛楚，他终于松开喉咙，大放悲声，并且一屁股坐倒在地上。　　在场的人，有的惊愕，有的慌张失措，有的难过地跟着一起掉泪。我也流泪了，因为我终于听出这一次的哭声与以往的不同。这是大忠大孝的哭声，带着我们民族的浓厚气息，带着传统和伦理道德的力量，凝聚了五千年文明的气势，猛烈地进发而出。这哭声使我心灵震颤，生出一种悲壮的轰轰烈烈之感；望着痛哭失声的周恩来，我忽然对我们的民族，对我们的党，对我们党的领袖生出一种新的深刻一层的认识。我隐约明白了一个道理，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团结人民，之所以有长盛不衰的力量，成为凝聚人民和民族的核心，极重要的一条原因就在于她继承和发扬着我们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人类五千年所创造的一切文明…… 　　邓颖超大姐和几位同志趋前劝慰，扶住周恩来不让他躺倒在地。周恩来坐在地上，两只脚前后倒动，突然地抬起头来。悲痛、怨懑、懊悔、愤怒在刹那间爆发出来，泪飞如雨，斥声似火：　　“你们没爹啊？你们怎么能这么做？啊，呜呜，他是我父亲！”哭声斥责声此起彼伏，连续不断：“我父亲死了你们封锁我，马克思主义也没说不要爹！马克思主义也不能说亲生的父母都不要了，呜呜……” 　　邓颖超不敢再劝，也劝不了，赶紧叫来董必武。董必武不安地上前说：“恩来同志，我们本意……” 　　“你没有爹啊？”周恩来痛哭失声：“呜吗……你们搞封锁，我父亲死三天你们不通知我一声，他是我父亲！呜呜，不敬父母，不忠不孝，那算什么共产党员？啊！” 　　“恩来同志，唉，大家是为了你的身体。”董必武弯着腰，俯身小声解释：“大家怕影响你的伤口啊……” 　　“我也不是你们通知我，我就活不了啦！呜呜，他是我父亲，没有父亲有我吗？这是人之常情么……” 　　“大家也是好心，”董必武难过地摇摇头，“我们考虑不周。恩来呀，你就不要上火了。” 　　周恩来抹着眼泪，抬起头：“国民党本来就攻击我们没人情，不尊祖上，六亲不认，你们还敢封锁我。整整封锁我3天！” 　　“我们考虑不周，都是我们考虑不周。”董必武连连自责，周恩来的哭声减弱一些。董必武趁机进一步解释：“恩来呀，决定你动手术，主席很关心，专门给我们打来电报，你看么，‘恩来须静养，不痊愈不应出院，痊愈出院后亦须节劳多休息，请你加以注意。’电报打给我，叫我加以注意，我得完成主席的嘱托啊，不能不考虑你的身体情况啊。主席说不痊愈不应出院，我怎么办？我也难哪，考虑来考虑去，现在看来考虑得还是不周到。事情已经这样了，还请你原谅。主席还嘱托‘出院亦须节劳多休息’，叫我加以注意。恩来同志，节哀吧，注意身体，这是主席的要求和嘱托，也是大家的希望……” 　　周思来流着泪看过毛泽东的电报，在董必武的劝说下渐渐止住痛哭，依然流着泪问：“我父亲的遗体呢？” 　　“保留着。”董必武赶紧点头，“天气太热，弄冰困难，我们在山上搭了个棚子，遗体停放在山上。” 　　周恩来从地上站起身，一边擦泪，一边走到桌前，拿笔拿纸，略想想，泪水又涌得多流得急了。他用衣袖用力擦一下泪，开始挥笔疾书，嘴唇紧闭，受到极大委屈似地嘟着，很快写下几行大字，交我说：“马上给主席发电。” 　　我送电文时，看了那内容。显然，周恩来的悲痛还需要排遣。他不好继续对大家发火，也不想再多批评，毛泽东主席便成了他唯一能诉说委屈和悲痛的人。　　“主席，归后始知我父已病故三日，悲痛之极，抱恨终天。当于次日安葬。” 　　电文发出，很快便接到毛泽东的复电慰问：　　“尊翁逝世，政治局同人均深致哀悼，尚望节哀。重病新愈，望多休息，并注意以后在工作中节劳为盼。” 　　周恩来当天即拖着未曾痊愈的病体，上山为父亲守灵。他戴着黑纱，迈着沉重的步子登上山，南方局和18集团军驻京办事处的许多同志跟随在后。来到停尸的席棚前，周恩来立住脚，深探地三鞠躬，而后默哀。　　尸体盖着白布，四周围熏着香火和艾篙，因为天热，用冰极困难，所以用了这种土法来护尸驱味。　　周思来走到尸体前，自己揭开白布，最后瞻仰了父亲的遗容，再次三鞠躬，然后就在灵前坐下来。没人能劝他回去休息，也没人敢劝他离开。他守灵一夜，第二天仍然不肯回去稍息，一直守到下午起灵。　　工作人员用担架将尸体抬下山，放在马车上，送往小龙坎。我们在那里买了块墓地，办事处的人死了都埋在那里，周恩来的父亲，邓颖超的母亲以及毛主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被国民党兵打死的李少石同志等20多人，先后都葬在了那里。　　周老太爷落葬时，周恩来填了第一锹土，然后大家才开始帮忙填土。堆起坟后，又是周恩来堆最后一锹土，仔细将坟头拍实修理整齐。　　周恩来在墓前向父亲默哀，向父亲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他那泪花迷离的两眼中，流出深深的忆念和哀痛……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思来的第二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的4月8日。　　送走王若飞、博古、叶挺、邓发等同志后；我跟随周思来回到上清寺他的办公室。当时我们中共代表团已经搬到了上清寺，这也是为了国共和谈的方便。　　王若飞、博古是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汇报国共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后的情况。叶挺将军是在政治协商会议后刚被营救出狱。本来周恩来劝他多休息几天，另乘飞机走，但他去延安的心情迫切，坚持搭这趟飞机走，并且带上了他的女儿小扬眉。邓发是出席巴黎世界职工代表大会后归国的。　　周恩来在办公室门口停下步。送别战友时的笑容还残留在唇际，但他的两眼却显露出某种张然若失的神情。如今想来，那或许是人们常说的“第六感官”给人带来了隐隐的不安吧？　　他的目光在不长而清寂的走廊里前后扫了一扫，眼皮一眨，叹声道：“唉，一下子冷清了！”他的右手顺走廊一划，像以往一样，由于手臂的残疾，挥手间肩膀和身体跟着动，显得很有力度，目光依次扫过几个屋门：“小扬眉就在我们屋里穿来穿去……邓发和乔冠华昨天还在我那屋里打打闹闹呢。” 　　他感慨着摇摇头，对电台的同志说：“注意和延安联络，飞机到达后马上来通知我；” 　　这一天周恩来没有外出活动，就守在办公室里等电报。他一生乘飞机履险十来次，却仍然酷爱乘飞机，原因就一个：快。他的时间太宝贵。正因为遇险多，所以，自己爱坐飞机却不大放心战友们乘坐飞机。比如建国后他就不主张毛主席坐飞机，比如身边同志坐飞机他就始终有些提心。　　这次也一样，他无法安心看文件。拾起放下，放下又拾起，强看过几页又蓦地扬起头，听到什么响动似地，继而把文件推到一边，起身围绕办公桌转过来绕过去地踏步。　　这种情况是极少发生的，有些类似“恨别鸟惊心”的情况。秘书陈浩走进来时，他敏感地一颤，立住脚问：“延安来电了吗？” 　　“没有。”陈浩摇摇头，“飞机没有这么快，还没到呢。” 　　“噢，还没到。”周恩来看看腕上的表，“还要过半个钟点多呢。” 　　他在办公桌前坐下，刚要看文件，又一下子站起身。是王若飞的爱人李佩芝进来了。李佩芝的担心不安之色流露得更多几分。于是，周恩来那种不宁静的表现便被驱除了，恢复了惯有的从容镇定，指着腕上的手表说：“还不到，也快了。你就不要走了，我们一起等电报。” 　　不安的情绪流动时，人们会出于本能地往一起凑，似乎这样才能互相依靠支持，得到一些镇定。周恩来的办公室里渐渐聚了一些人，大家竭力找一些轻松话题聊天，借以松弛一下纠缠心头的那种莫名的紧张情绪。　　正处于大规模的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可以说，周恩来那时最大的担心还是怕国民党蒋介石搞破坏。记得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时，双十协定尚未签署，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便准备奉命回国。周恩来听到消息非常焦急，立刻驱车去找赫尔利，见面便严肃提出：“大使先生，你把我们的毛主席接出来了，你就必须把毛主席再送回延安。现在的协议还没签字，你就要走，这是不行的。你这个时候定将失信于天下人！”当时，蒋介石确有加害毛泽东的打算，尽管他还顾虑重重，不得不考虑人心及国际舆论和影响而末敢轻举妄动，但心思有，可能性存在。他在双十协定签字前，又派张治中去甘肃省当省主席。在我们看来，只有赫尔利和张治中这两个“保人”调离重庆，他才好有作为。周思来深知其中的利害关系，当时他那种紧张、担心、焦急更甚于现在的等候飞机消息，他闻讯后立刻去拜访张治中。他明白，飞机上只要有赫尔利和张治中两个“保人”，蒋介石的阴谋就无法施为。他情绪激烈地对张治中说：“文伯兄，你不能失信于天下人。你把毛主席接出了延安，你就必须再把毛主席送回延安。否则我们是不答应的！”之后，周恩来又去拜访蒋介石，态度坚决强硬地提出同样要求。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和政治影响，不得不同意周恩来的要求。毛泽东终于安全地飞回了延安。　　现在，周恩来又不能不为叶挺、王若飞、博古、邓发等同志担心了。随着时间一点一点逝去，延安那边始终末见到飞机，李佩芝越来越焦急。　　周恩来开始出于责任和所处位置，还努力保持了一定的沉着，以镇定李佩芝及其他同志的情绪，讲着小扬眉的活泼可爱和邓发的豪迈热烈。后来，他看过几次手表便渐渐沉默下去，话越来越少，终于再不敢提小扬眉了…… 　　早就应该到了，延安仍然没有见到飞机。有关部门已经开始在延安紧张查找。　　周恩来和李佩芝坐在椅子里一声不响，陈浩每进来一次，他们便急切地朝她望去。无须语言，一望之后便又垂下头，那神色明显是没消息。他们的脸色已不再是焦急，换上了一种阴郁沉重的神情。　　“可能天气不好，在哪里迫降了。”我小声喃喃。现在我才理解，当我跟随周恩来乘飞机到各地时，地面的同志是什么心情；一次又一次改变航线或转换降落机场，那些等候消息的同志和我现在的心情不是一样吗？　　我们不肯放弃的希望就是天气不好而改变了航线或临时换了降落机场。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可能性也越来越渺茫。飞机早已没油了，不可能还在天上；即便降到了其他机场，现在也早该联系上了。谁都意识到出事了，但是谁都不说，大家不肯放弃那迫降野外的唯一的可能性…… 　　但是，飞机失事的电报终于来了！　　周恩来接到电报时，两道浓眉毛猛地抽缩聚拢，仿佛一阵锥心的痛楚窒住了他的呼吸，脸色在刹那间变得煞白。他的目光在秘书脸孔上停滞一瞬，明知不妙又不得不转向电报纸时，显得犹疑而艰难。我近在咫尺地站在周思来身边，纪律使我不能偷看那电文，我只能从周恩来的目光和神情上去“读”内容。我看到周恩来的目光刚触及电文，便颤栗了一下，那些铅字就像冰雹雪粒一样携着寒冷一直透入他的心房；他的手开始抖动，嘴角哆咳着，目光越来越黯淡，越来越朦胧，渐渐地，眼角开始闪烁。他突然把头仰起来，眼皮微合。我明白，他想抑制住泪水，独个儿承受那种痛楚。可是，眼角那颗闪烁的泪珠越凝越大，仿佛是从心头一点一点绞出来的，终于扑簌簌地滚落下来。他张开了嘴，以便让壅塞的喉咙畅通一些，但眼角又开始闪烁，痛楚在他的心头一点一点绞紧，绞出来那颗晶莹的泪珠，然后又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无言的痛楚是最大的痛楚。于是，我们都垂下头，默默地跟着流泪。　　李佩芝最先哭出了声。眼泪在她胸口中已然蓄积了许久，终于急骤地流淌出来，她放声大哭。哭声对悲痛到极点的人是有益的，可以减轻那种哀伤的重压。先是女同志们，接着是更多的同志，都随着哭出了声。　　周恩来终于也跟着哭出了声。那是一种不忘领导责任又无法完全压抑住的沉重的抽泣声，一边将食指弯曲着拭抹颊上的泪水。　　“若飞同志……”周恩来从胸腔里发出一声颤抖的呼唤，马上以窒住声息，憋了很久，苍白的脸已经重新胀红起来，那哭声、诉说声才再次急泄地涌出：“都怪我啊，那怕、那怕是分乘两架、两架飞机……我怎么没想到呢？我对不住同志啊……” 　　其实，周思来是劝说过叶挺带小扬眉另乘飞机，只是没有坚持到底罢了。他一生总是严于责己，出了什么事一定要首先找自己的责任做自我批评。老同志们一道议论时，都说周恩来是做工最多，做自我批评也最多的人。　　“叶挺……将军，邓、邓发同志……昨天他还和乔冠华他们有说有笑……”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战友的名字，“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好，他要不牺牲，建国后当个常务副总理，可以，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周副主席——”李佩芝朝着周恩来哭喊一声，双手重新捂脸，哭声更痛更哀。　　周恩来泪流满面，并不用手去捂，只是偶尔将食指弯曲着擦拭一下，继续边哭边诉，像是自言自语，像是诉说给我们听，又像是冥冥之中有一个不公平的神灵，周恩来责怪他对人们命运的安排竟如此残酷：“小扬眉昨天还，还在我屋里跑进跑出，她才多大，那么，那么好的孩子，可是，可是……”周恩来说不下去了，肩头起伏，两眼红红地朝我们大家张望，任凭泪水流淌，抽泣着抱怨：“我没想到，你、你们为啥……为啥也不提个醒，啊？哪怕、哪怕分乘两架飞机，也、也可以减少损失，你们为啥也没提个醒啊……” 　　我难过愧疚地垂下了头。我想起几星期前跟随周思来从西安飞重庆，过秦岭遇险的情景。天生丽质，美丽无比的小扬眉那一次吓哭了，周思来马上将自己的伞让给了她。这一次飞机遇难，活泼可爱的小扬眉是怎样的一种惊恐痛苦？我简直无法想象也不敢想象，直到46年后的今天，我仍然一想就心颤，哀伤欲泪。　　许多领导同志一边流泪一边互相劝说节哀，派几位女同志照顾劝慰李佩芝，其他人开始准备善后事宜。4月19日，重庆各界举行追悼“四八烈士”的大会。在追悼会上，周思来再次痛哭失声，流着泪报告了遇难诸烈士的生平事迹。同一天，他在《新华日报》上发表了《四八烈士永垂不朽》的文章。　　大家如此悲痛，一方面是怀念战友，另方面还有一种情绪。由于处在激烈的阶级斗争时期，国民党暗杀行动相当普遍，许多人都认为这次空难是国民党预谋的一次政治暗杀行动。周恩来虽然万分悲痛，但他无论何时何地都坚持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经过调查了解，他对我们说，不应该妄猜是政治暗杀。他举出我们过秦岭遇险的例子，说美国飞行员都是认真负责的，不会那么做。这次的不幸事件，实事求是讲是一次偶然发生的空难，是因为天气骤变，飞机不幸撞在了山西省兴县的黑茶山上。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三次痛哭，发生在1946年10月28日。他的这一次痛哭，有个过程，是国共谈判以来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的总爆发；是在付出巨大心血和牺牲之后，谈判终于破裂时爆发出来的。　　周恩来本是个笑口常开，“宰相肚里能行船”的人物，并且笑起来很有感染力。他开怀大笑时，常常是双手抱臂，把头向后仰去，笑声响亮，热情洋溢。建国后这种时候很多，留下的“镜头”也多。但是在1945年到1947年，我一次也没见过他这样笑，反而多次见到他悲痛落泪。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扬言要在48小时内全歼中原解放军。李先念等将领率部队主力奋起反抗，分二路向西突出重围，以此为标志，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竭力想避免的全面内战终于爆发了！　　从那天起，周恩来的神情一天比一天冷峻严厉。他在致电中共中央时作出判断：“现在形势，边打边谈，打又为主。” 　　蒋介石在发动全面内战的同时，对第三方面的民主人士也加紧迫害。7月11日，国民党特务用美制无声手枪暗杀民主同盟中央委员李公朴，15日又暗杀民盟另一位中央委员闻一多。这两位著名民主战士的连遭暗害使周恩来“悲愤到极点”，我目睹他“脸色苍白，热泪流淌”，就连叶剑英也表示，周恩来所表现出的极大悲痛“使我受到很大震动”。我跟随周恩来去见马歇尔时，周恩来曾义愤填膺地说：“国民党用武力来打中共，双方还可以对打，我们中共有武装。民盟并无武力，国民党有一切权力可用而不用，却采用了暗杀的手段来对付民主人士，这已是无耻到家的法西斯作风，我愤慨得无话可说……” 　　周恩来讲到这里，眼圈红了，湿施施地闪着光，却忍住没有叫泪水流出。　　隔了几天，民盟中央常委陶行知先生因受刺激过深，突患脑溢血去世。周恩来和邓颖超赶去看望，周恩来握住陶行知还未完全僵硬的手时，眼里又溢满泪水，强忍住没流下来，哽咽道：“你的事业会由朋友们、你的后继者们坚持下去。你放心去吧……” 　　到10月份，国民党向解放区大举进攻，连续攻占张家口、长春、安东和苏北、山东等大片土地，并下令召开伪国大。至此，国共之间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国民党打下张家口后已下令召开“国大”，证明要破裂。南京、上海为争取时间疏散人员，拟在四五天内保持沉默，请中央严厉批评国民党。　　紧张的撤离疏散工作开始了。但是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有不少人仍对和平抱一线希望，张君励、黄炎培、沈钧儒、章伯钧、罗隆基到上海思南路周公馆劝周恩来去南京最后争取和平的希望。周恩来为了争取民主党派，让事实教育第三方面的人，在痛斥国民党蒋介石之后，还是来到南京作最后的和谈努力。　　就在中国共产党最困难的时刻，国民党一方面加紧进攻解放区，一方面积极筹备召开伪国大，向各民主党派许愿封官。这种形势下，有的民主党派负责人为和平焦急，又为国民党诱惑，办了糊涂事。　　10月28日，民盟秘书长梁漱溟提出一个对中国共产党极为不利的停火方案，没和中国共产党商量，也末打招呼，先把方案分送了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孙科和美国驻华特使马歇尔。之后，梁漱溟才到梅园新村来向周恩来解释这个方案。　　周恩来拿到方案，听说方案已经送给了孙科和马歇尔，脸色就开始有变。因为前不久，他刚同民主党派的负责人一道订有“君子协议”，记得当时谈得热烈真诚，一致同意在采取重大行动时，要事先打招呼，相互关照，共同协商，共同行动，一致对付国民党。现在，梁漱溟的行动显然违背了这个君子协议。　　周恩来看着方案，勉强听梁漱溟解释了几句。当梁漱溟讲到“就现地一律停战”时，周恩来忽然把手一摆，双眉深锁地望住梁漱溟：“你不用再往下讲了，我的心都碎了。”他把头向梁漱溟伸过去，失望、痛苦的神情一泄而出：“怎么国民党压迫我们不算，你们第三方面也一同压迫我们？” 　　梁漱溟赶紧解释：“恩来兄，现在的形势，我们也不能不考虑国民党的态度，目的是为了和平……” 　　“做人要讲信义，你们不守信用。”周恩来难过地摇头，“我们有君子协议，我们有协商好了的意见，你们单方面不打招呼就这么做了。你们跟蒋介石打招呼，不跟我们打招呼。抗战以来，我们一直团结得很好，交了朋友。现在我们困难，你们不是尽力帮忙，反而……”周恩来越说越激动，胸脯开始起伏。他突然憋住声，忍了几秒钟，蓦地迸出一声：“你们不够朋友！” 　　我记得很清楚，周思来就是讲到“你们不够朋友”时哭的。这一次的哭来得急促突然，没有“眼圈一红”和“泪溢眼堤”的过程，随着“不够朋友”的话音，泪水下下子就进溅出来，那是长期压抑的愤怒、痛苦、悲伤在这对朋友的失望中猛地喷发了。这种喷发确实惊人而激烈，不但声泪俱下，而且带着感情受到极大伤害的愤激的指责：　　“本是多年的朋友，关键时刻做出对不起我们的事。你们这是出卖朋友，不讲信义！”周恩来作着激烈的手势，苍白的脸孔在愤激中胀成通红，眼里有泪水涌流，更有灼人的火星进出：“你不用辩解。我们早有君子协议，事前商量，一致行动，共同对付国民党。现在你们是怎么做的？哪一条够我们的君子协议？你们对得起共产党吗？对得起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诸烈士吗？” 　　说到李公朴、闻一多、陶行知，周恩来哭得更悲愤。梁漱溟不由得低下头，赧颜地闷声不响。　　我的心灵受到极大震颤。因为周恩来与民主人士交往，历来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像这样激烈地发泄情绪确实是绝无仅有。在他声泪俱下，慷慨陈词时，愤怒、失望、惋惜、痛苦、甚至是挖苦，各种激烈的情绪在眼里，在嘴角，在手势上交织而现：　　“你们不同我商量，搞了这种提案，而且先给蒋介石，后来通知我。行啊，我们没啥，大不了再去打游击。我们本来就是打游击出身的。可你们怎么办？没有共产党你们怎么办？你们不就是靠了共产党才能存在下去吗？国民党要不是有共产党同他斗，他能允许你们存在？你们可以出卖朋友，不讲义气，但我要劝你们一句，眼光放远些，没有共产党，你们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恩来兄，你别说了。这件事我理亏了，我们想办法来挽回。”梁漱溟诚恳地自我批评，并且马上采取行动，把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都找到梅园新村来，大家一商量，一致决定将已经送出的方案全部收回来，并且立刻分头行动。　　到马歇尔处，因为马歇尔外出未回，文件还没有拆封，所以很容易很顺利就拿回来了。到孙科那里，国民党已对这个方案进行过讨论。他们赶紧借口方案中漏抄一条，需要补上，把文件拿到手就带回来了。　　一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　　后来的事实证明，第三方面的民主党派和人士，绝大部分都是够朋友的。蒋介石搞的伪国大，虽然推迟4天才召开，仍然没能拿几个“第三方面的人”参加。中国共产党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张澜也发表谈话：“民盟决不参加一党国大。”最后，国民党搞的“国大”，只有青年党、民社党和少数无党派人士参加。　　使我心灵震颤的周恩来的第四次痛哭，是发生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这事还得从周思来与陈云一道反冒进，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讲起。　　历史上，有几次在重大问题上周恩来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不能为毛泽东所接受，反而挨了批。他虽然有看法，但是从大局着想，为了维护团结和中央的统一，总是委屈自己，做出检查。当时听知情者讲，周恩来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因为有人提出个高指标，毛泽东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心切，对高指标很欣赏。周恩来不同意，说必须讲平衡。　　毛泽东对这个高指标比喻为：“一马当先，才会万马奔腾。” 　　周恩来在会议之后找毛泽东谈观点。他说：“我是总理，我在具体工作上的体会是：一马当先，会引起全面紧张。一个方面高指标，方方面面都要吃紧，经济建设不讲平衡不行，这样搞，我这个总理就不好当呢。” 　　由于周恩来和陈云指示报纸社论提出反冒进，激怒了毛泽东。他认为反冒进就是右倾保守，就是给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泼冷水，就是不要发展生产的高速度，因此在会上会下多次严厉批评“反冒进”，不许再这样提，再这样提就是右倾。　　于是，周恩来也会上会下地多次做检查。　　那天，周恩来把他的理论秘书范若愚找去了，请他帮助写检查。范若愚从周恩来那里回来后，脸色很沉重。过了几天，我们才知道，周恩来对他谈了毛泽东批评“反冒进”的事。总理心里很难过，有几次谈到伤心处，眼里都含了泪。　　那时，我们工作人员就发现了一个不成规律的规律。在搞经济建设上，周恩来和陈云观点比较一致。第一个五年计划本来完成得很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在当时是稳步而又快速的。毛泽东批“反冒进”，直到后来搞起“大跃进”，打乱了建设步伐。当毛泽东能支持周恩来和陈云的做法时，他们都是全力以赴地投入工作；当毛泽东不能容忍他们的做法时，周恩来总是作检查，而陈云准就“生病”，或住院或休养，躲开了，他不肯作检查。等毛主席发现大跃进搞不下去了，“家贫念贤妻”时，陈云的病也就好了，又全力投入工作。当国民经济好转，毛泽东松口气说：“看来问题没那么严重么”，又要搞运动了，陈云便又生病躲开了。　　周恩来躲不开，他是总理，而且必须配合毛泽东搞工作，为大局为团结，他只能作检讨。党内公认总理的组织观念最强，从不犯自由主义。我们这些身边的工作人员还没听到过他背后议论哪位同志的缺点，总是讲这个人有什么什么长处，那个人如何如何好，有什么什么贡献。对于缺点错误，他坚持当面提或公开讲。这次为了“反冒进”而挨批评的事，他也一样不议论不提别人有什么“错误”，只谈自己的“错误”，谈自己的担心和苦恼，找认识上的差距，设法跟上毛主席的想法。　　范若愚帮总理写检查，认识“问题”，总理没多久又不让他帮了。说要自己写。　　后来我们才听说，毛泽东讲了话：“不要叫秘书帮忙，自己认识自己写。” 　　毛泽东是想让总理自己动手，以便真正“提高”认识。　　那天，我见总理坐在办公桌前，小臂上戴着工作袖套，左手撑在额头上，右手提笔，对着那份检查纸，久久不动，凝固了一般。然而，他的眼神在悄悄变化；两道浓眉毛庄严沉重地横直在左手的下缘，眼皮有节奏地三秒钟一夹，三秒钟一夹，始终不曾停止；目光落在稿纸上不移动，时而明锐时而暗淡，时而清澈，时而茫然。稿纸上无字胜有字，我从那目光的明灭闪烁之中，读到了反省、思考；疑惑又信任，清醒又迷悯；有愿望有不解有决心又有痛苦…… 　　有几次，总理似乎想通了什么，决心了什么，右手的笔落到纸上。可是，笔尖触到纸上的刹那，又突然停住了，僵持一瞬，又疑疑惑惑地提起来。他几次落笔几次提笔，纸面上留下一些点状和线状的印痕，却不成字体不成文句。　　忽然，总理放下笔，将砧污了的纸揉成团，扔入废纸篓，重新换一张纸。可是他没有重新抓笔，将身子后仰，靠在椅背上，淡漠的目光凝望着屋顶的某一点，像是在出神。摹地，他眼圈忽然一红，泪水渐渐升起，润湿了眼角。他轻轻合上眼皮，眼角始终湿润，但始终不曾淌下泪，像一尊汉白玉的石雕…… 　　总理好难哟！我心里酸酸地想，眼圈也湿润了。我悄无声地退出总理办公室。我事后也感奇怪，总理这一次“哭”，仅是眼圈一湿便合上了眼，始终无声无息，但使我受到的震撼却如此经久不衰，至今想起便心酸眼酸想流泪。而且，随着时间越久，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也越客观全面时，这种感觉也就越强烈。现在，有的人对历史上某些事情感觉不好理解时，我第一句话总是说：总理好难哟。我相信，历史和人民最终都能正确理解这一点。　　邓大姐有自己的原则，从不插手总理的工作，看到总理犯难，她只在办公室的门外转来转去，不好劝，不好帮，甚至也不好进那个办公室的门。后来她忍不住，就给范若愚打了一个电话。她不知毛主席让周总理自己动手写检查的情况，在电话里说：“总理那么难，你就忍心丢下他定呀？” 　　范若愚一脸难色地说：“大姐，不是我要走，是总理要自己写。” 　　“他现在写不下去呢。”邓大姐着急担心地说，“他很难过，你帮帮他嘛。” 　　范若愚又匆匆赶到总理那边去。可是，他到底没帮上总理的忙。周恩来还是坚持自己动手写了检查。　　从批评“反冒进”，进而发展到“大跃进”，天灾人祸，国家终于陷入严重的三年困难时期。　　记得在一次国务院召开的全体会议上，民政部汇报全国各地的灾情。　　总理以往听汇报，喜欢询问、纠正、指导。这次他几乎没有插话，微微低着头，静静地听，间或胸脯起伏几下，又竭力控制住。他的神情肃穆沉重，眉头蹙紧，仿佛笼罩在蚀骨的哀伤之中。从我们这个位置望去，可以看到他悲伤地低垂着的额和耷下眼皮的两眼，嘴角抿紧，向里抽回。我们了解总理，他的一切形神都在表明他正进行严厉的自责和反省…… 　　民政部从四川讲到云南，讲到一些山区穷极了苦极了，一家人只有一条裤子，谁出门谁穿。　　这时，我发现总理睫毛抖得厉害，两道泪水从眼角顺着苍白的脸颊悄无声息地淌下来，附在脸上默默地闪烁。他稍稍抬起一些头，泪花迷离地望住会场，喉结使大劲抽动一下，沙哑地说出一声：“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他哽住了。附在脸上的泪痕尚未干涸，又盈上了更为丰饶的泪水，终于有泪珠掉在了胸襟上。　　会场静极了，静极了，静得能听到总理泪珠掉在胸襟上的卜卜声。于是，我心头一酸，泪水夺眶而出。于是，会场起来一阵隐约的唏嘘，大约在场的政府官员都哭了。毕竟，他们都是人民的儿子。那时的干部极少极少有人以权谋私，不敢不会甚至想也想不到。他们是一批有理想，热衷于献身的人，然而，现实却残酷地让他们流下了泪…… 　　到了“文化大革命”，这种不遂人愿的现实又一次令我们的总，理流下了泪。　　那是1970年3月，周恩来把陕西省和延安的领导同志叫来北京开会，参加会议的还有北京市的领导。总理要求陕西省要关心延安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要求北京市支援延安地区，派科技人员，帮助延安发展5小工业。总理心情沉重地说：“延安老区，对中国革命作出了特殊贡献。我们进城了，延安还那么苦，我还是从我身边一个同志的小孩子口里知道这个事……” 　　总理所说“身边一个同志”就是我，所说“小孩子”就是我的女儿。　　我的女儿在1968年才15岁就下乡去延安地区插队，1970年3月回京探亲。总理喜欢我的女儿，在我女儿小时，他和邓大姐多次抱着我的女儿邀请：“俐俐，住到我家里来吧。”现在，总理听说她下乡回来，特意把她接到家里来吃饭。问到延安地区群众生活时，俐俐说了实话。说到那里人民群众的一些穷困现状，总理听着听着，停住了吃饭，放下了筷子，难过地垂下头。当我的女儿讲完时，总理慢慢抬起头，泪水已经俏无声息地流出眼角。　　“看，我这个总理没当好呵……” 　　所有这几次无声的哭，都带了青石般的隐忍，有多少说不出的苦衷、委屈、不甘和无奈在其中呵！　　这种苦涩的泪，他只能默默吞进自己的肚子里。我明白，对于总理来说，这才是最痛的痛哭。　　这一章结束时，我想附带再讲几句。　　毛泽东晚年时，常常落泪，有时不能自己。陈永贵去看他，他握住陈永贵的手，讲不出话，泪如泉涌。陈永贵也跟着痛哭不止。毛泽东请长年跟随他身边劳累过度而住院的护士长吴旭君看电影，看到解放军入城，痛哭失声，以致满场哭声，电影未能放完…… 　　总理晚年却一次也没有哭。发现癌症，住院，手术，战友同志来看望；谈过去，谈现在，谈未来；话题是工作也罢，生活也罢，他从没流过一次泪。　　总理住院到逝世，我始终服侍在他身边，那情景在最后一章将详细介绍。在那最后的三四年间，我没见他流一滴泪，比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显得严峻、深沉、镇定、庄重。　　病重而难以下床之后，当时的政治局委员以上的人都曾去看望。叶剑英、李先念、纪登奎三位同志去得更多些，叶帅有段时间几乎是天天去。每次去了，总理都是打起最后一点精神，说说笑笑，而且只谈工作不谈身体，那气氛总给人一种身体很好，快要病愈出院的感觉。　　只要客人一走，总理就会一头躺倒，头冒冷汗，再无力气动一动身体或说一句话。　　我亲眼看到，叶剑英和李先念每次出病房后都要抹眼泪。他们在总理面前不流泪，打起精神说话，还可以笑。但一出门就哭。他们彼此都是强压悲哀，安慰对方，怕影响对方情绪。那一种感人心魄的战友之情叫我躲出去痛哭不知多少次。　　我清楚地记得，李先念有几次离开病房后，一边抹泪一边加快步子，泪越流越急，步越走越快，快憋不住的样子，走到楼道尽头，再也忍不住了，呜地一声，号陶大哭。见者闻者没有一个不跟着痛哭失声。　　特别是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在总理昏迷时可以被允许进来默默看一看。出门后，好几个放声大哭，一头昏倒在地。不是亲身经历过来的人，是难以理解那种情，那种痛。　　然而，我们的总理始终没流一滴泪，直至默默无声地离开这个世界……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14:50

不要误会总理没脾气，他脾气大发时也是足够“吓”人的。要讲至情至性奔放不羁的周恩来，就不能不讲讲我所见过的至今记忆鲜明如初的他的五次发脾气。　　若是对敌斗争，无论怎样愤怒，怎样激烈，都不能叫作发脾气。“发脾气”在这里特定地是指对同志、对朋友，对身边所亲近的人表现出激烈的情绪、批评，甚至训斥…… 　　我们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同志相聚时，常谈及现在回忆和描写总理的影视作品、文学作品及回忆录，都感到缺了什么，就是没反映出总理严厉的一面。　　总理个人的基本色调是温文尔雅，和蔼可亲，但决不缺少严厉；上至党和国家领导人，下到我们这些普通工作人员，没有谁不曾感受到这种严厉。从某种意义上讲，国务院副总理及各部委办的负责人，都有些“伯”总理。同其他伟大的领袖人物相比较，甚至是“最怕周总理”。　　有位老同志说过一句虽然不够准确全面，但是能够引导我们去接近事实的真话。他说：“我这辈子只怕两个人：怕主席的威严，怕总理的认真。” 　　我讲总理的五次发脾气，实际是选择了五种不同场合，不同对象和不同原因的具有代表性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源自跳舞。　　总理爱跳舞。他难得休息和娱乐，有点宝贵的休息时间他首先是选择跳舞，因为跳舞可以集运动、放松和工作为一体，这些在后面章节里将详细介绍。　　50年代的舞会是比较多的。那时没有迪斯科、霹雷舞、太空舞这些名堂，那时只是交谊舞，并且基本就是“三步”、“四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主要在春藕斋跳，总理去的不多，总理主要是在紫光阁和北京饭店跳舞。因为国务院领导，各部委办负责人及部分在京的军队领导人，主要都是在这两个地方跳。陪舞的女性主要来自部队。那时阶级斗争还激烈，政治审查严，部队的人可靠。也有文艺团体的女性，包括一些著名演员。　　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对于高级领导干部也不例外，表现在舞场上也必然“气象万千”了。　　比如总理，他不愧德尊一代，功垂千古。跳舞也是高雅文明，既洒脱又礼貌，风度翩翩又绝无轻浮。　　比如陈老总，与总理风格相异，或轻松随便，或热烈活泼，或漫不经心，但绝无轻浮越轨。　　不过，也确实有领导干部热烈至过头、随便到越轨。怎么说呢？讲好听了叫解放、叫超前，讲难听了叫放肆、叫放浪。　　周恩来第一次为跳舞发脾气是在北京饭店。舞会一般是8点开始，总理往往是lO点到，象征性跳几圈，同大家见见面，向舞伴问些部队或社会上的情况，同各部门负责人简单交流一下工作意见就退席。　　记得那天舞会，赵燕侠、新凤霞、马玉涛这些著名女演员也参加了，间场时还组织几个唱段。总理本来就喜欢听她们唱，心情格外明朗愉快。跳舞时，轻捷潇洒，像一股春风；听歌时，头稍稍后仰，嘴角漾着静温无言的微笑，右手在坐椅扶手上轻轻打拍子。这一切都是我所熟悉的周恩来。　　然而，跳过三场后，总理脸色忽然变了。笑容被一只无形的手用力抹去，他的脸胀红起来，仿佛为什么事感到羞耻，眉头微蹙，目光朝某一个目标一瞥又一瞥…… 　　一般情况下，我们身边工作人员跟随总理去跳舞时，都是可以跟着下场的。我注意到总理的变色变态，顺他的目光寻找，发现了问题所在。　　那是位相当一级的负责干部，他的跳舞，用我们当时的话讲，叫做“很不严肃”。我们对首长都是很尊重的，所以只讲“很不严肃”，不会讲更过分的话。他的舞蹈动作越轨了。现在的舞场上，这种“镜头”可能不少见，那时可不然，有点“触目惊心”。怎么说呢？比如现在有人跳“磨肚皮舞”，他与那个年轻的女文工团员，即便说不到磨肚皮，也搂得够紧，贴上去了。比如现在有人跳“贴面舞”，他那不叫贴面也是时触时离，若离若即。随着舞会渐渐热烈，他跟那个年轻女团员也渐渐炽烈，他的手也开始不老实，上下轻移，摸摸捏捏…… 　　总理的脸色由红渐渐转苍白，他的感情从羞耻而变成恼火义愤；他的目光开始还犀利地朝那位干部扫射，后来终于黯淡下来，伤心失望地再不肯看那位干部一眼。　　他已经跳到了门口的方向，虽然舞曲末终，他也不再继续旋转，彬彬有礼地脱离舞伴，点点头，歉意地说：“对不起，我有事，该走了。” 　　我们虽然正年轻，想跳舞，但是不敢离开他，一见他要走，都匆匆扔下舞伴去追随。一名卫士就跑去拿他的大衣。　　那时没有现在的讲究，现在高级饭店的舞场都有存放衣物处，当然也有失窃严重的原因。那时没有这种服务，也没有失窃的忧虑。参加舞会的人，多余衣物都是往椅子沙发上一丢，摞一大堆；不分职务高低，不分衣物高档低档干净不干净，全堆一起。总理在门口立住脚，看卫士取大衣。卫士手忙脚乱，翻出总理的大衣，往出拿时，把压在上面的别人的一件衣物弄掉地了。　　当卫士将大衣交给总理时，正在胸脯起伏的总理忽然脾气大发。他生来不会骂人。毛泽东偶尔发火还会说个“屁话”，吼一声“滚”。总理连这些话也从不会讲。他最严厉的话是：“这是不允许的！”他激烈时也不过两句典型语言：“滑稽！”或“胡闹台！” 　　现在，总理显得那么严厉，目光和声音一样尖锐：“你是怎么搞的？为什么把别人的衣服弄掉地？这是不尊重人，是不礼貌，不文明！” 　　总理前两句话声音还不大，说到“不尊重人”，“不礼貌，不文明”时，声音放得很大，传向舞场。卫士何曾见过这样的脾气大发？流水也似伤下头。总理却继续大声训斥着：“不要以为这是小事，小事不注意，遇到时机一样能闹出大事。这是不允许的！” 　　卫士知道“这是不允许的”分量。他哭了。　　总理板着面孔走了，登车而去。他批评人无论多么严厉，事后总要再找你一次，重新解释安慰一番。　　“唉，发脾气是一种无能表现。”总理事后这样解释：“对不起了，请你原谅。我那天心情不好，这不是对着你来的……” 　　我们都明白，总理大声训斥的那些话，是说给放肆舞场的极少数负责干部的。　　还是那句话，千人千性，五个指头还不一般齐呢。我们经常跟随总理去参加舞会，他又常常是在舞会进行一段时间后到场，正是热烈起来的时候，有时难免遇到不严肃的场面。遇到了他就生气。记得第二次遇到时，他当场就不跳了，就在舞场中间气愤地喊了一声：“不跳了！走！”随着这下声，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就都停下舞，追着总理往出走。有名卫士跳舞中没听见，等发现追出去时，总理已经甩下他坐车走了。　　可是，这种含蓄的批评、抗议和警告，有时并不能解决问题。总理在场，这种个别干部注意些，总理不在，他们还是不肯放弃这种“放松”和“愉快”。总理参加舞会没有准点，有时仍然要碰上。他终于忍无可忍，开始了当面的严厉批评。我们这些跟随左有的人，见他批评过不少次，对有些人很不满，不留情面地表达了义愤。记得有次一位干部“不严肃”，见总理来到，跳舞“放”不开了，就想带着结识的年轻舞伴一起登车走。总理拦住了他，严厉训斥：“你年纪也不小了，连这一点自我约束也做不到？你这样。胡闹台，不觉得羞耻吗？……” 　　公开的舞场上，气氛总的说是健康而朝气蓬勃；偶尔也只是个别人有所越轨，在总理的影响下还渐渐改正收敛了。真正气氛不够好的还是“家庭舞会”。　　所谓家庭舞会；好象是改革开放以后才听得多了。其实建国之初就有。当然，一般人是搞不了的，大城市里的资本家另当别论，以共产党的干部讲，就是那些司令、部长也没有搞的条件，也想不到去搞。就我的所见所闻，似乎只有高岗搞过。　　那时，高岗是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可以说身处权力的顶层。他有能力，有魄力，精明强干，在过去的革命斗争中作出较大贡献和成绩，抗美援朝又有新奉献，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　　不过，这个人也有弱点，就是喜欢亲近女色，并且不大在意人们对这种事的议论。用林彪一句名言来讲，就是认为“小节无害”。他在东北是最大的“西瓜”。高岗不点头，老天爷不敢下雨的人物。就是东北军区某些身经百战的红军将领，有一位他看不上眼了，也照样表个态度就能将其拿下来免职。这原因很简单。历朝历代，开国之初都必然经历一个“英雄治国”的阶段。这是巩固政权时所不可免的，各方“诸侯”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在建立健全法治之前完成其人治的历史使命。　　大权在握的“诸侯”，能否用理想、道德及党纪、军纪、政纪约束自己，规范自己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就要取决于其自身的人品和修养了。高岗的长处不应否认，抗美援朝时，东北处于特殊地位，高岗自然也负有特殊责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鲜是彭德怀总揽，东北是高岗总揽，北京是总理总揽，这三个人接触频繁，共商共事，一道奋斗，不能说没有感情。所以高岗到北京后，在他家组织舞会，总要让秘书通知我们，请总理务必光临。　　但高岗的短处也无须遮掩。他的亲近女色有时简直“坦荡”得无所顾忌。在东北时，他喜欢白俄姑娘，一旦被缠住，他可以毫不在乎地给东北军区或东北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打电话，叫送“招待费”去“救驾”，打发那些爱钱不怕官的姑娘。办理过这类“救驾”事宜的老同志已经有过回忆文章，这里不多讲。可是高岗的不在乎也太过了，他就没想想北京不是东北。东北的“西瓜”到了北京也许就是“芝麻”，至少也不再是“大西瓜”。　　第一次邀请，总理兴致勃勃地赶去参加了。刚见面时当然都很热烈礼貌，还免不了互相客气一番。一个是总理，一个是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互相都很尊重。舞一旦跳起来了，高岗便渐渐有点“原形毕露”，目光像猎手一样搜寻和享受女性特有的曲线部位的美，调情的话多起来，有些甚至讲得很粗俗。　　对此，总理开始虽然有些感觉，有些意外，但还能宽容。他并不要求别人都像自己一样高雅，参加到革命队伍里的人本来就有各自不同的出身、经历及所受教育，怎么能不允许人家各有千秋呢？彭德怀见了高岗可以直呼其：“哎，高大麻子！”高岗听着很亲。总理如果这样叫，高岗一定就不舒服了。同样，总理在舞场上仍然保持高洁文雅，如果要求高岗也高雅，那就虚假不成其为高岗了。倒是逗几句粗话来得本色。若走到这一步而止，总理不会发脾气。过去在工作的接触中，总理就知道高岗的性格中有着粗犷热烈，大大咧咧，不修边幅的一面。可是，高岗并没到此为止，他又加上了“按摩”动作，并且也要享受舞伴的“按摩”。　　还动真格的了？这位东北来的陕西汉子令总理吃惊。他后来在不同场合曾多次向我们感慨“山高皇帝远”，有些地方官“胡闹台”，中央难于很快都查明。　　这一次跳舞，总理后来是生气了。虽然强忍住没发作，但是告辞时态度已经明显地冷淡下来。　　此后，高岗又连续几次邀请总理去跳舞，总理拒绝了两次。考虑到高岗身兼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东北人民政府和东北军区一把手的重要职务，特别是在国务院兼任着计划委员会主任，今后还要在许多方面合作共事，不能闹太僵，就勉强又接受邀请去了一次。　　这一次高岗不但没收敛，反而更“开放”“搞活”了。以高岗的身分，总理不适合在这样的场合对其公开发脾气训斥，所以总理在跳到门口时，仍然是朝舞伴点头，礼貌地说声：“对不起，我有事。”便转身退场了。　　这一次其实发脾气更大，因为对高岗是不辞而别，并且上车就走，又把卫士们丢下了。　　“大大咧咧”的高岗这才发现北京不是东北，总理是真发脾气了。他有些尴尬，有些不安。后来又多次让秘书来电话请总理“光临”，总理之光却再也不曾照临高岗之家。他向我们吩咐：“告诉他，不去。他的舞会我再不要参加！” 　　你问50年代的老部长：你最怕谁？我保证他们回答：周恩来。　　如果你再问一句：你最不怕谁？我保证他们还是回答；周恩来。　　“伯”总理，是因为他对工作极端地严格、认真、负责；不怕总理，是因为他高尚、纯洁、正直，对人充满爱心。许多老部长都曾带着极大的崇敬和怀念之情对我说：“我们这些部长最怕跟总理汇报工作了。他记忆力太惊人，我们拿着材料念都不如他脑子记得准确……” 　　这话不假。我就多次见过总理随口纠正部长们汇报的各种统计数字。部长们拿着材料，总理什么也没拿；部长只管一个部门，总理却掌管全国各部委各省市自治区。这就不能不使部长们流汗，“害怕”。　　天上地下，国内国外，总理脑子里究竟装了多少东西？谁也难测其万一。就连一面之交的普通工人、农民、服务员，他在多少年后仍然能叫出名字。这样的例子在人们以往的回忆文章里写得已经很多。有次总理宴请外国专家，外专局报告“在京专家人数约为250人至370人”。这样大的伸缩性招待部门如何准备席位？公文报到总理那里，总理随笔便批上一句：“至多280人”。　　有关部门就照280名外国专家作准备。到了那天，除个别因故未能出席者外，到席者果然是270多名。　　总理在贵阳曾对当地负责干部有个即兴讲话，有关同志根据记录整理写作出一篇文章，经总理审阅批准，发往北京。吃过晚饭，看过演出，总理提出稿子要修改一下。当地负责人急了，因为没留底稿。总理说，“不要紧，你们记录，我来默诵。”总理先背诵一遍原稿，再说出需要改动的几处文字。当地干部又吃惊又疑惑。稿子是省里的人整理写出，总理只看一遍。连整理者都不记得原稿文字，近千字的文章总理怎么可能全背诵正确？将信将疑地拿着这份口述稿和改动文字，电话与北京对照，天哪，竟一字不差！　　过去常听人讲“过目不忘”，总以为那是一种夸张形容，只有生活在总理身边，才相信确有其事其人，古人所言并非虚妄。　　记忆力惊人，对工作又极端严格、认真、负责，我便多次见到周恩来当众给那些部长下不来台，把材料摔还部长，严厉训斥：“这就是你们弄的文件？数字都抄错了！”“这句话就不通嘛”，“这件事就没说清楚么！”“你看一看，这文件搞的是什么嘛，难道还要我来给你们当秘书吗？” 　　文件尚且如此，当面汇报就更难了。有的部长怕总理问数字，间细节，汇报时就带了有关司局长甚至还有处长。大家准备了又准备，可是没等汇报，总理就沉下了脸：“这是作什么？搞祖孙三代同堂？胡闹台！”还有的部长带个助手坐身后，也被总理严肃批评：“汇报工作还要问二排议员，这是不允许的！” 　　查档案你会发现，凡是周恩来批阅过的文件，哪怕错一个标点符号他也要改正过来，件件看得细，所以事事记得清。记得有次周恩来主持国务院会议，到会百十号人，来自几十个部委，人人都显出全力以赴的紧张专注的神情。　　一位部长汇报工作，照着材料念。显然，材料不是他写的，或者是太紧张吧？念不成句子的情况时有发生。当他念到一个指标数字时，周恩来眉头一皱，没好气地说：“不对！看清了再念。” 　　这话已经包含了挖苦。那位部长脸红了，眯细眼又看着念一遍。　　“不对！”周恩来不满之色溢于形色，点了这位部长的名。点了名就得站起来，然后总理随口说出了准确数字。当场惊起一阵波澜，响起哗哗的翻纸声。我看到好几位部长沉不住气了，将准备再三的材料又悄悄翻一翻。　　“对对，是这个数。”站着汇报的部长不安地解释：“这里印得不清……”他突然说不下去了，因为他的目光与周恩来的目光相碰一起，头上便有些出汗。还说什么呢？该说的周恩来都用目光说明了。　　这位部长被罚了站。这不新鲜，我多次见部长、副部长被总理点名罚站。　　在他之后汇报工作的是某部一位副部长，事后听他说，他是第一次参加这种汇报会，所以没张口就先擦汗了，而且他亲口承认，他“紧张得直哆嗦”。　　汇报时，他确实显得有点气不够用。不过，念过两页似乎“投入”了，声音放开，越念越顺，而且没被总理叫停纠正。他汇报完，擦擦汗，自我感觉良好地抬起头。目光刚与总理相遇，总理已经开始提问。一提问，稍有松弛的副部长重新紧张起来，马上起立，忙前忙后地翻材料回答总理提问。虽然都答出来了，总理并没高兴，把手摆了一下，算是不用罚站，算告一段落。　　“对于自己主管的工作，离了材料就说不清，这是不允许的！”总理给副部长一个评价，然后转向被罚站的那位部长：“×部长，这些文件送国务院时都是盖过章的，说明经你们审阅过，为什么还要念错？” 　　那位部长赧颜解释：“这项工作是×副部长主持，是办公室主任签的字。” 　　“那么，这里的问题到底是制度不健全还是责任心不强，官僚主义？” 　　部长无言以对。　　“有制度问题。”周恩来像以往那样，先严厉批评，再放缓声音：“有些文件质量很差，可也盖了章送到我这里。我批了退回去重写。现在我宣布一项明确规定：凡是向党中央国务院送文件，不能只以盖章为准，要有部负责人，各委办直属局负责人签字才能送。这样，以后我在文件上发现问题，部长签字我找你部长，副部长签字我找你副部长。你签了字，问你情况答不上来，那就是官僚主义胡闹台，就必须作检讨……” 　　事后，叶季壮、韩念龙、南汉辰等几位老部长甚为感叹：“唉呀，总理不得了，记性那么好！记天下大事不说，一个个部委办，部长主任都不记得不知道的事，他就能都知道，都记得……” 　　有这样一位总理，哪个部长不“害怕”？哪个部长还敢不动脑筋搞官僚主义？　　当然，批评再厉害也不能算发脾气。发脾气必须是带了激烈的情绪发作。比如对咱们的陈老总，有一次就算得上是发了脾气。　　1965年，周恩来途经开罗，去阿尔及尔参加亚非会议。飞机到达开罗前，突然接到电报通知：阿尔及尔发生军事政变，布迈丁推翻本贝拉总统，夺取政权，建立临时政府。　　政变的背景是什么？有无超级大国插手？现在形势怎样？一切情况都末明朗。　　飞机在开罗机场降落加油时，周恩来通过总书记邓小平，向毛泽东报告情况，建议临时改变计划。原来没有访问开罗的计划，现在是否可以改为访问开罗，以便观察亚非会议能否继续在阿尔及尔准时召开。　　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研究，同意周恩来改变计划，留在开罗访问，观察形势变化。　　陈毅外长打前站，已经在周恩来之前到达阿尔及尔。遇到阿尔及利亚发生军事政变，许多亚非国家都很焦急。因为他们都是带了许多问题和困难要在会议上加以讨论解决的。许多亚非国家都是对中国有着特殊的感情和信任，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又与陈毅元帅保持了友谊，都说陈毅元帅有思想有见解、正直、热情又富斗争性，所以信任感很强，纷纷来找他打听中国的态度。　　陈毅元帅戎马一生，性刚性烈，是有名的“炮筒子”。看到各国朋友着急，他就“热血沸腾”了。这一沸腾就免不了放炮：　　“这次亚非会议必须开。”陈毅声调激昂，不容置疑，“而且一定要开好！” 　　他把话讲死了。一炮打出，没留余地。　　由于形势不明，人心浮动，意见不一，会议无法举行，各国代表纷纷离去。周恩来也从开罗返回北京。　　本来许多亚非国家很尊重很信任中国，以为中国外长讲了话会议一定会准时开。如今陈毅一炮放空，造成一些不好影响。　　总理知道这个情况后，气得不轻，连连踱步连连说：“胡闹台，简直胡闹台！” 　　陈毅自知有错，一回北京当即赶去见总理，刚进西花厅前院已经开始对见到的工作人员喃喃：“负荆请罪，我是负荆请罪来了。” 　　看来陈老总心里很有些不安，这对他是少见的。　　但他毕竟是元帅，是敢做敢当的痛快人。在门口悄悄问一声：“总理于什么呢？” 　　“等你呢。”卫士朝陈毅挤挤眼，吹风道：“生气了。” 　　陈毅不再犹豫耽搁，一步跨入西花厅。　　“总理，我来了。”陈毅以军人的标准姿态进门报告。他平时只有见毛泽东是这样子，和总理私交深，一般不这样，今天确实例外。　　“你无组织无纪律！”总理的浓眉毛刹那间扬起，目光灼灼，朝着陈毅急走几步，像是要有所动作，但猛地又停住步，用力盯一眼陈毅，车转身又是几个急步，立到办公桌旁。我们以为总理要拍桌子了，此前不久，他曾向一位大将拍过桌子，吓得那个大将脸色苍白，站立不住，泄气地一屁股坐到了沙发上。拍完大将这次就该拍元帅……可是，这次总理没有往桌上拍巴掌，而是背对着陈毅虚握了拳，砰砰砰敲了三声桌：“这是不允许的！” 　　还好，敲得不狠。但陈毅脸色已经变白，本来有些低垂的头猛地向上一抬，脖梗挺直，好象那三声是敲在脑壳上，将本来立正的身体绷绷紧，站得更加立正。　　“我负荆请罪，我一炮没放好……”陈毅的四川腔听上去别有一番诚恳、令人爱惜的韵味。　　“就这一句就完了？”总理转身，犀利的目光逼迫着陈毅，声色俱厉，声音很大：“你是中国的外交部长，不请示不报告，你就敢在那里擅自放炮表态，都像你这样还了得？谁给你的权力？这是国际影响问题：” 　　“我错了，我向总理检讨。” 　　“不是向我检讨，要向毛主席，向党中央检讨！”总理以新的激烈的势头讲。他的声音很少这么大，抽一口大气，忽然合了一下眼，好象被起伏的情绪晕眩了一般，刹那间又及时约束住自己；他立了片刻，起伏的胸脯渐渐平和下去，重新望住陈毅，目光和声音都放缓和些：“外交部不同其他，一言一行都会带来国际影响，一言一行都要慎之又慎。我在开罗下了飞机就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请示，你在阿尔及尔就敢不汇报不请示擅自发表意见，革命大半辈子连这点组织纪律性都没有？……” 　　陈毅低下头：“我向毛主席、党中央作检讨。” 　　陈毅元帅走了。当时的总参作战部副部长，总理的军事秘书雷英夫小心翼翼向总理进言：“总理，您是不是批老总批得太重了？” 　　周恩来目光严肃地望了我们在场人一圈，说：“他们都是各路诸侯，在这里我不严厉批评他，回去他的诸侯国谁还敢批评他？”我借机也小声说：“我听一些部长、副部长说，一向你汇报工作就紧张害怕。” 　　总理气已经消了，摇摇头说：“他们才不怕我哩。他们怕的是自己有官僚主义又一下子克服不了毛病，被当众罚站。” 　　总理发脾气也是分场合，分对象的。他不会向外宾发脾气，也不会向基层干部更不会向群众发脾气。他只对犯有官僚主义错误的党内的高级领导干部发脾气，只向自己亲近的身边人发脾气。这同一般中国人的习惯是一致的，因为亲近的人彼此了解，发发脾气不会产生什么隔阂，彼此容易理解。　　总理跟邓大姐闹点脾气时，表现是“拂袖而去”，脱离接触，过那么几小时，双方气就消了，再见面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一样。总理跟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发脾气，表现就又不同了。因为我们整天和总理“泡”在一起，十几个秘书一天到晚轮番跟他打疲劳战，太亲太近了，无须任何顾忌，所以发起脾气也随便些，不必“注意影响”。　　若是我们工作上出了大的差错，总理发点脾气，这是没什么话好讲。我要讲的是，有时总理在外面生了气，遇上不顺心的事，回来偶尔也会对我们批评几句。大凡世间，位有高低，事分大小，而情无二致。生活中许多人在外面遇了不顺心的事，回到家来或见了亲近的人，不也是容易有所表现吗？我们的总理也不例外。　　6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书记科列加访华，来要援助。少了不行，多了我们给不起，前后援助他们70亿美元，还嫌少。双方谈不拢，总理心情很不好，又不能跟兄弟党领导人发脾气，脸上还得笑着，心里实在憋气。他提议带科列加去大寨参观，叫他们学学自力更生，看看中国人吃什么，在什么样的土地上耕种，表现出一种什么精神。这趟大寨之行，原定的随行人员中有警卫乔金旺。　　乔金旺是1947年参军的老同志，给朱总司令站过岗，给张闻天、彭德怀当过警卫，也在总理身边当过卫士，是个老实、谨慎，富有经验的好同志。行前的一夜，恰好他值班。遇上天气不好，刮一夜大风。总理也不知工作到多晚，天快亮时熄了灯，天刚亮屋门就打开了。　　总理起床有清嗓的习惯。听到清嗓的咳声，老乔就守过去，怕总理有事。　　“昨天夜里谁值班？”总理问。　　“我值班。”老乔心里有点犯喃咕。因为见惯了微笑的总理，和蔼可亲的总理，所以总理只要脸色一阴沉，人们就会感到分量重。可能夜里没睡好？　　乔金旺刚想到这里，总理已经板着脸说：“昨晚你没把门关好，响了一夜。” 　　“是……总理。”乔金旺嘴里应着，心里有点想法。所有身边作人员都知道总理睡个觉不容易，脑子总是兴奋过度，所以入睡很困难。他又不敢像主席那样每晚三次服安眠药，他只服一次，怕服多了睡不醒误事，所以到睡觉时，值班警卫都是认真关紧门窗，锁好门，钥匙带在手上不敢稍松。老乔是个仔细人，怎么可能没关紧门窗呢？但他不能解释。我们都有经验，总理批评你时，有理也不要当时辩解，那样反而更惹总理生气。叫他全说完了，气就消了，过后再辩解，他就会完全站在你这一边，检讨自己主观。糟糕的是，总理这次没把话说完，当然也就没消气，只说那么一句就回屋去了。　　片刻，邓大姐来了，对乔金旺说：“昨晚总理没有休息好，说门总是响，生气了。” 　　乔金旺张了张嘴，心有委屈没说出口，可那个嘴巴的形状已经表明了心情。　　实在说，我们这些总理身边的工作人员都把西花厅叫“家”，也真是当家来看，比如说“×××留家里”，那就是留在西花厅，决不会想到另一个家。所有生活工作在西花厅的人也确实亲过一家人。在这个家里，总理可以无拘无束地笑，无拘无束地生气。他把头朝后仰着开心大笑时很有点孩子般的天真烂漫，他嘟起嘴巴独个儿生闷气时，也确有点像受了委屈的孩子。这个印象不只我一个人有，在西花厅生活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人都会有这个感受，至今想起心胸仍然荡起阵阵涟漪。逢了这种家里人生气的情况，邓大姐就更像个大姐姐了，她总要从中作些排解调和工作。这边说几句，再去那边说几句，保持了这个大家庭的和睦温馨。　　“老乔啊，今天大寨你就不要跟着去了，留在家里检查一下门窗，看看什么地方关不严就叫人来修一下。” 　　“好吧。”乔金旺嘴里应着，脸色已经变得难看。他明白这是总理不叫他去了，看来真发脾气了。于是乔金旺心里的委屈也就更大更强烈了。　　邓颖超并不急，像是早有准备；微微一笑，贴近老乔低声说：“门响是刮大风的缘故，不是你的责任。总理跟阿尔巴尼亚的同志谈得不好，心情不佳，憋了不少气，懂吗？” 　　就这几句话，乔金旺马上笑了，全身轻松。大家早有经验了，阿尔巴尼亚的客人走后，总理肯定会找乔金旺说上一句：“这不是对你的，你们也体谅体谅我，不要放心里去。” 　　总理不向外宾发火，但也可能当着外宾面向“自己人”发火。当然，这种外宾都是相当熟悉的外宾。　　一次，越南领导人长征来访。越南领导人来访，几乎十次有十次是要东西。我们抗美援越无偿援助了200个亿的美元，还不算吃穿的钱，但他们从来没表示过满意，每次来都嫌给得少，常常谈得不愉快。　　谈得不好也得吃饭。周恩来陪长征吃工作餐。女服务员端来擦手毛巾，周恩来使眼色叫她先给长征同志。　　早在50年代初，总理就多次给负责接待工作的同志讲，服务应该“先宾后主，先女后男”．前一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要保持发扬；后一句是现代文明，是对封建思想重男轻女的实际批判，要切实做到。总理是亲自并且是专门地讲了这个服务原则，负责接待工作的服务员应该个个明确，已经保持多年成为传统了么。　　可是这次这位女服务员也绝了，没经验、没眼色、脑子里还缺根弦。总理那么使眼色，她光是发愣，愣得没反应，举着盘子又给周恩来递毛巾。　　总理不接盘子里的毛巾，眉头皱起来，再次朝长征那边眼色示意。　　女服务员傻乎乎望望左右，看不出名堂，竟然又把毛巾盘子举到周恩来面前。　　实在说，我们旁观者都心里起火了，少见这么笨的人，居然还搞外事接待…… 　　就在我们起火的同时，周恩来也突然发火了。我跟随他几十年，第一次见他跟“下面人”，跟一名普通服务员发火。他的浓眉毛一扬，眼睛睁出鲜明的棱角，含了怒气斥责一声：“岂有此理！” 　　只这四个字，女服务员就受不了啦，端着盘子跑下来哭，哭得好伤心呢。　　接待科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赶来问：“怎么了，哭什么？” 　　女服务员抽泣道：“岂、岂、岂有此理。” 　　科长也被女服务员的木讷激得起急：“谁岂有此理？到底怎么回事？你说清楚！” 　　“总、总理说我、我岂有此理。” 　　“你出什么问题了？”科长顿时紧张。他明白，总理轻易决不会这么说，何况还是当着外宾的面。　　“我给、给他上毛巾，他就跟我，跟我使眼色……” 　　“你没先给客人上？” 　　“可是，我看那里就是总理，总理官大，你不是说……” 　　“按职务是对内。我反复讲，不管谁官大，有外宾要先给外宾，要先客后主，先女后男……” 　　“没、没外宾，就一个首长，不知哪、哪省的……” 　　“我再三告你那是长征同志！” 　　“长、长征的同志多了……” 　　“哎哟我的妈呀！”科长顿足，叫苦不迭，指住那个女服务员差点没哭：“看着数你长得精神，怎么四六不懂啊？长征！他的名字叫长征，是越南的领导人！” 　　服务员一怔，脸色变白，继而羞愧无地自容，勉强哺喃：“我、我看他跟中国人一样，个子不高，不起眼……” 　　“你真是岂有此理……”科长也叫了这么一句。　　周恩来这次发脾气，是两件事凑一起了。跟长征谈得不好，又遇这么个傻二乎的服务员。不过，像以往一样，送走长征之后，周恩来又返回来召集服务人员：“你们这里归谁负责啊？哪位是负责人？” 　　大家都低着头不敢吱声。　　“刚才我态度不够好，请你们原谅。”总理语气已经变柔和，“但是我还要批评你们。中国是礼仪之邦，先宾后主，先女后男，讲了又讲，为什么还会出现今天这样大的差错？你们对这件事要有个认识提高，今后再发生此类事，这是不允许的！” 　　一句“这是不允许的”，便说明了问题的全部严重性。服务人员为此专门开了检讨会。　　我跟随总理日久，难免遇上他向我发脾气。有时发得很厉害，其中一次闹了好长时间才过去。　　西花厅这个名字好听，其实是座古老迟暮的旧宅，条件差，阴暗、潮湿、陈旧，具体情况在后面的关于总理衣食住行一章里交待。　　由于地面潮湿，墙脚常出现一层水迹碱花；总理夜间办公多，从地面冒出的潮气寒气不利健康，总理岁数不小了，常闹腿疼。看到他夜里在腿上盖块毯子办公，我心里很难受。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谁能想到总理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办公？　　跟邓大姐多次商量，我也多次向总理建议，把房子修一修，都被拒绝了。理由是国家穷，大多数人还住不上这样的房子呢。　　我动了几次脑筋，终于也找出一条过硬理由：“总理，这些房子也是国家财产，而且还有点文物价值，毕竟有年头了，得保护好。按照正常情况也该维修了，否则房子会损坏的。” 　　总理似乎被打动了。想一想，点点头：“嗯，你讲得有理，正常维修还是必须的，不能损坏。” 　　我马上建议：“那就由我们安排一下，利用你外出的时候搞？” 　　总理点头认可：“行，这件事你来办吧。”他望了我一眼，似有某种不放心，加重语气补充一句：“我说的是正常维修，一定不能铺张浪费，哪里坏了修哪里，要尽量节约。” 　　“知道。”我应着，心里自有主张。　　不久，总理去南方视察、读书，我留在家里负责房屋的维修。我心里琢磨，中央首长里最忙的就是周总理，吉尼斯世界大全其实不全，上面没有说世界谁最忙，谁做工作最多，没说谁睡眠最少，要是有这几条，我们的周总理肯定创世界之最。可他却是在这样一个陈旧、潮湿、昏暗的环境里工作，我若不改变改变这个环境，那可不只是对不起周总理，首先是对不起全国人民。有朝一日人民会指我鼻子责问的…… 　　我先征得邓大姐和童小鹏等同志的同意，然后便照自己的想法干起来。　　周恩来腿不行，一坐就是几小时，十几小时，每到下半夜就腿疼。我首先指挥工人将潮湿的铺砖地改成了地板，这样可以脱离泥土，防止返潮，并且换了新地毯；把过去一块潮湿发霉而且生了虫子的旧地毯搬走了。　　窗帘太薄，夜里不隔亮；窗子缝隙大，冬天走风漏气，我指挥工人修理门窗，弄严实，并换上比较厚的呢子窗帘，夜里好隔凉。卫生间也作了改建。过去有个旧澡盆，盆地倾斜，又是弧形，总理年岁渐老，行动不便，他又不许别人帮他洗澡，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洗，滑一跤可不得了。当时盖钓鱼台国宾馆时剩下一些澡盆，搬一个来换掉旧澡盆。新澡盆盆地平，有扶手，对老人来说比较安全。　　屋子里的家具太简陋，办公累了连个舒服一下身体的沙发也没有，就从宾馆储备的沙发中挑两个搬了来。邓大姐的房间也太简陋，连一般女同志都有的梳妆台也没一个。我便为她安置了一个梳妆台。房梁久已腐朽，梁上的敷料常往下掉，虫蛀的木粉也时时飘落下来，便指挥工人换了梁，并且重新油漆粉刷一遍。这些事办完之后，我在各房间走一圈，心里算算帐。我是警惕了不要过分，惹总理不高兴。算过帐，心里踏实了。实在算不得铺张浪费，每一项“工程”都是“有理有利有节”，这点“基本建设”对我们泱泱大国的总理说来，简直够“低标准、瓜菜代”的了。　　总理终于从南方回来了。我去接站，没提修房子的事，想让总理享受一次全新的感觉。总理有时不乏“孩子气”，环境换新往往能使人产生一种新鲜新奇的孩童般的惊讶和欣喜。　　下车后，我紧随总理，悄悄注意他的神情；走过前院，临进门时，我忽然又生出一种隐隐的不安。万一…… 　　没容我想清那个“万一”，总理已经跨进门坎一只脚。只跨进一只脚，便怔怔地立住了。让总理“惊讶”、“新奇”之目的从那神情的一怔说明已经达到了。但是接下来的会是欣喜还是发生我所担心的“万一”？　　糟了，总理的浓眉毛倏忽间已经蹙起来，眼睛眯细，目光闪闪，寒冷锐利，像机枪射手捕捉目标一样飞快地扫过地板、地毯、窗帘、沙发以及油彩粉刷过的屋顶墙壁。我近在咫尺地听到他的呼吸转粗重，脸孔变成通红，鼻翼由于内心的恼火而张大，牙齿气哼哼地咬紧，在腮上突起一道肉棱……他没有马上讲话发表意见，跨入门坎的一只脚慢慢地，滞重地抽了回来。这种来势不妙的勃然发作之前的沉默逼迫得我朝一边退步，本能地想躲开总理一点距离…… 　　可是，还没退出一步，我就被一声喝叫定住了，像被施了定身法，两脚牢牢地粘在地上一动不会动。　　“何秘书！” 　　“到。”我条件反射一样应声：“总理……” 　　总理直到这时才转脸望住我。他的眼睛睁出有力的线条明确的棱角，只有气愤时才会是这样的眼睛这样地望人。我不敢正视这双眼，更不敢马上躲开这双眼，有点慌慌地手足失措。总理的声音低沉缓慢，因而更显出分量沉重：“你花了多少钱？” 　　“房子太旧，潮湿，夜里你办公……” 　　“问你花了多少钱！” 　　“不知道……不多。” 　　“你还想花多少？” 　　“有些东西是仓库里存货，积压也是积压，放着也是放着……” 　　“你也是老同志了，啊，我是怎么交待你的？为什么搞这么铺张！国家还很穷，谁叫你添置这些东西！”总理抿了抿嘴唇，猛然提高声音：“你说！是你的主意还是小超的主意？” 　　“是我的主意。”我赶紧揽过责任。　　“她知道不知道？” 　　“她也不在，她不知道。”这种时候我不能“出卖”邓大姐或其他任何同志，。最好的选择就是独自承招全部责任。“你腿不好，年龄大了……” 　　“胡闹台！这是不允许的！”总理气愤时爱讲的三句口头语，这次一口气说了两句，看来气得不轻。“你要作检查！” 　　“你在外，我想，有些事情和想法汀长途一下子也说不清，我就擅自作主了……” 　　“不要你解释，这个错误是明摆着的！”总理作个严厉的手势，我马上闭了嘴。一着慌怎么忘了呢？总理发脾气时是不能辩解的，越辩越惹他生气。最好的办法就是一个劲地检查错误。　　“总理，是我考虑不当，是我错了。我首先想到的不是国家还穷，人民生活还不富余……您先进屋休息吧，我回头再写出详细的检讨，从思想深处挖根源……” 　　“我回屋，接受你的既成事实？”总理气愤地将手用力一摆，表示断不能接受，严厉地说：“你算算花了多少钱，我自己赔！” 　　“您，您赔不起。”我小声喃喃。总理和大姐的钱是由我掌握，他们的全部存款不满二千元。“这房子，终归还是公家的……” 　　周恩来剜我一眼，伸手指向房间里，扫来扫去地大声下令：“把那些东西统统撤走，否则我不进！” 　　总理看来是气坏了。他没象以往那样发过脾气后再讲几句柔和的话来缓解一下气氛。这一次他发过火，回身就走。我是无法出面劝了，其他工作人员迫上去劝，远远地只听他边走急步边大声说：“我不进。，那不是我的家！” 　　事情闹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西花厅名声在外，总理不回家还叫什么西花厅？钓鱼台5号楼是总理办公和接待外宾的一个地方，他就临时住进了那里。我连连写检查，无法使总理消气。我急，邓大姐急，同志们都着急。便想起一个人，纷纷去找陈毅同志。陈老总与总理私交紧密，友谊深厚，又会讲话，反应机敏又能来点幽默，半认真半玩笑地去说几句，一定能劝总理消消气，面对现实，承认现实，回到西花厅来。　　“啥子了不起的事嘛，我看也只是修了该修的地方嘛。”陈毅’看过房子，一句话说得大家放宽了心。他还拍拍垂头丧气的我；鼓励说：“何秘书，不过分，你关心总理做得对，没有什么铺张浪费。” 　　我嘴上不敢多言，心里真想喊陈老总万岁。　　陈毅元帅信心十足去说服周恩来，我们也信心十足等周恩来回家。周恩来刚去天津视察回来，仍临时住在钓鱼台。陈老总去了，没把总理劝回家，反而被总理拉着带到了国务院办公会议上。　　那时，每星期开一次国务院办公会议，周思来在会议上做了严肃的自我批评。他甚至联系“大盖楼堂馆所”的问题，说他亲自制止了一些楼堂馆所的建设，严令下马，没想到自己家里却发生了这种事，他很难过，说要求别人的事自己没做到。　　不仅国务院办公会议上讲，平常的汇报会、生活会、计划工作会议，大会小会逢会就讲，就作检讨。几乎国务院的干部全知道总理“犯错误”了，都听到了他的自我批评。那些日子我好难熬哟，是不是有点小题大作了？　　当我再次在国务院办公会议上听到周思来就这个问题的反复检讨时，我忽然有所理解了。　　“家里花了那么多钱替我修房子，我在这种会议上再次作检讨。有没有这个必要？我看是有的。我最担心最不安的是，我的房子修了，带了头了，这是个很坏的头；那么，副总理、部长副部长的房子修不修？如果有人要学我的样子也去修，我要不要批评，要不要制止？我感觉很不安……” 　　这话终于使副总理及部长、副部长们都震动了，都以为我们把西花厅修成什么不得了的宫殿样子了，纷纷来参观。参观之后就不止是震动，而成了震惊。房子都是修了该修之处，若说添置了一些家具，也决够不上奢侈之类，甚至不比某些部长、省委书记的住房条件好。而总理已经如此自责，如此看重这件事，那么，谁还敢乱花钱为自己营建“安乐窝”？　　我多次作出口头和书面检查，大道理说尽了，索性说点心里话。我在检查中难过地写道：“错已经错了，我只希望总理能回家，只要总理能在这修好的房子里住几年，给我什么批评都行，给我什么处分我也没意见……” 　　当时正研究对我的处分问题。检查交上去不久，忽然通知我去见总理。在钓鱼台他的办公室里，我伤心地垂下头。总理抓住我的手，在我手背上轻轻拍几下，发出一声长叹。这声叹息是充满了感情，我心里莫名的一阵泛酸，不禁热泪哽咽。我听到总理的声音，那是兄弟之间，甚至是父子之间谈心才会有的亲切、坦：诚的声音：　　“小何，你跟我这么多年，对我的性格还不了解吗？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要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房子搞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你不要只听人说没什么，说只修了应该修的，一旦有人搞个人主义，他就会拿出来作挡箭牌。任何事，不同的意见肯定是有的。而且，真有人学着修起房子来，我还怎么说别人？这个头是我带的么。我一个人似乎影响不大，部长副部长都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产生什么影响？这样一级学一级发展下去怎么得了？现在呢，既成事实，都为难。我搬进去住吧，我心不安；我不搬去住吧，你们心不安。我知道你们也难。教训哪，你们这么搞对谁也不好啊……”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　　别无选择。我将西花厅的地毯、沙发、窗帘、梳妆台、灯具等等凡是能搬走的全搬走，恢复原来的旧貌。只剩地板没法拆，澡盆用水泥抹死在卫生间里了。这些东西要想搬走就得搞破坏了。　　向总理汇报时，陈老总帮了忙：“油漆要不要刮掉啊？那就不是节俭而是更大的犯罪喽。” 　　总理被逗笑了。至此，才重新搬回西花厅，回到他的家里去。　　最后，再讲一种独具特色的周恩来发脾气。这是将不满用一种特殊办法表达出来，给你一个“教训”，至今老人们议论起来，都忍俊不住笑出声，就像看聪明正直的孩子搞的令人开心的恶作剧。　　50年代的一天，周总理送西哈努克亲王离京，前往送行的还：有罗瑞卿、刘亚楼等高级将领。不巧的是，飞机3点起飞，先农坛体育场有场足球出线比赛，中国队对印尼队，也是3点开赛。军事和体育历来联系紧，这些送行的高级将领便有些心神不宁，想看球。　　握手、拥抱、告别。西哈努克钻进舱门，门还没关上，罗瑞卿和刘亚楼一递眼色，像解脱了一样，立刻笑了，迫不及待就往机场门口走。早已心惶惶的将军们一看有人带头，便三三两两都往门口赶，有点像电影散场前的劲头。　　总理本是满面春风地站立着，静等飞机升空，发觉周围异常，左右望望，再回头一看，勃然变色了。他不喊不叫，只向我动动手指头：“你跑步去，告诉机场门口，一个也不许放走，谁也不准离开，都给我叫回来。” 　　我赶紧跑到门口，吩咐警卫不许放走一个人，然后招呼那些高级将领：“总理有事，叫你们都回去。” 　　“哎呀，开场是看不上了。” 　　“没关系，精彩的还在后面。” 　　“有时候越往后越精彩，有时候越往后越没意思，要看比分咬得紧不紧……” 　　将军们说说笑笑地返回来，站在总理身后。总理始终正直站立，目注飞机，看着飞机起飞，在机场上空绕一圈，摆摆机翼，然后渐渐远去，渐渐消失…… 　　总理并不看那些将军们，自顾和前来送行的外交使节告别。直到外交使节全离开了，才面对那些将军站好：“你们都过来。” 　　刘亚楼是有名的乐天派，走到哪里哪里有笑声。他们说说笑笑地走近总理时，猛听一声喝问：　　“你们学过步兵条例没有？” 　　笑语声夏然而止。将军们发现总理面色冷峻，立刻都屏声禁气，就地立正站好，恢复了典型的军人姿态。　　“步兵条例里哪一条规定，总理没有走，你们就可以走了？你们当将军能这样？在部队里，首长没有走，下边全走了，行吗？” 　　机场上静悄悄，将军们再没人去想看球的事了，只剩了应付眼前的挨批。　　“客人还没走，机场已经没人了，人家会怎么想？你们是不是不懂外交礼节？那好，我来给你们上课。”总理声音不高不低，讲话不紧不忙，就那么讲起了基本的尽人皆知的外交礼节：“按外交礼仪，主人不但要送外宾登机，还要静候飞机起飞，飞机起飞后也不能离开，因为飞机还要在机场上空绕圈，要摆动机翼……” 　　刘亚楼是空军司令员，他能不明白这种礼仪？罗瑞卿等高级将领参加外事活动都很多，也全明白，但现在总理不厌其详不厌其烦地亲自讲，反复讲，他们也只能老老实实地反复听。　　总理讲了足有15分钟，才缓缓拾腕看一眼表，缓缓说：“我知道你们是着急想看足球赛，我叫住你们，给你们讲这些你们早就知道的道理。我讲15分钟，为什么？就是要让你们少看点球赛才能印象深一些。好吧，现在咱们一起去吧，还能看半场球。” 　　总理就用这种少看半场球的办法，“惩罚”了失礼的将军们，使将军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大家说起这件事都是笑，没人气，但也再没人发生失礼的现象。　　类似的还有一次很典型。就是总理在怀仁堂宴请印度总理尼赫鲁。两国政府首脑举起酒杯，正往一起碰呢，忽然断电了，怀仁堂顿时一片漆黑。　　事后有人开迷信玩笑，说中印关系后来发生紧张，有一段黑暗，这次断电就是预兆。　　玩笑归玩笑，灯又亮起来后，两国总理还是碰响了杯，宴会继续进行。总理从容大度，不露声色，好象什么事也不曾发生一样。　　但我心中有底。这样重大场合，出这么大“洋相”，总理心里肯定有气，宴会后肯定要追究，好戏还在后头呢…… 　　可是，宴会结束后，总理根本没提断电的事，回来西花厅，照样批阅文件，好象已经忘掉了这件事。　　我们都感慨，一向严格细致的总理这次怎么了？泰然处之，完全无所谓，这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例外。　　当我们也把这件事丢在了脑后时，没想到，凌晨3点钟总理突然停止了工作，命令我们立刻发通知，把外交部、中央办公厅、北京市电力局等部门的负责人都叫来开会，一刻也不许耽搁。　　这些部门的领导人在急促的电话铃声和总理办公室的紧急通知声中，纷纷爬出热被窝，冷水擦脸，仍然哈欠不断，全身难受地赶来西花厅。王炳南还以为国际上发生了什么大事，刚问半句，总理已经严肃责问：“中南海怀仁堂的电力都没有保证，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个环节上？” 　　大家面面相觑，这才明白深夜惊梦的原因。　　总理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追查原因，一个人一个人地追究责任，根据责任大小作出不同的批评，并一道研究杜绝此类事件重新发生的措施。　　记得追到亚洲司司长陈家康时，总理问：“你是亚洲司司长，这个事你怎么解释？” 　　当时会场气氛一直很严肃。印度在亚洲、总理问亚洲司司长不能说没理由。但陈家康又能承担什么责任啊！他说：“总理啊，我们是铁路警察各管一段哪。亚洲司管与印度的关系，可管不了电灯啊。” 　　一句话说得总理笑了，大家也都跟着笑了，气氛才缓和下来。总理看看大家，又不无几分得意地看看窗外；窗外的天空已经发亮了。　　“你们没少打哈欠，知道吗？我有意在这个时候把你们找来。”总理惩戒性地用指头在空中敲敲，像敲打那些缺少睡眠的脑壳：“是要让你们印象深一些。你们是从被窝里爬出来的吧？” 　　这一来，大家不由得都笑起来；有的苦笑，有的捧腹大笑，一夜的疲劳全消失了，留在脑子里的只剩下总理不乏严肃的笑容和对这次事件的深刻教训。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15:52

国内国外许多有名有影响的人都著文说：“无疑，周恩来是这个世界上工作最忙，工作最多的一个人。” 　　跟随总理几十年，我最强烈的感受也是这一点。工作忙主要体现着他的奉献精神，而工作做得多，则不但体现了奉献精神，同时也体现出他过人的聪明才智。　　总理忘我工作的文章人们写过很多很多，我不想重复。我只想讲讲总理的“六个办公室”。不要误会这“六个办公室”是西花厅、人大会堂、钓鱼台、新6所等等不同地点都有总理办公的地方。我要讲的六个办公室，是我们身边工作人员根据总理的生活及工作规律，自己总结出的六个“办公室”。　　被我们称为总理的“第一办公室”的，是厕所。建国后叫得文明些，是卫生间。　　总理的生活规律：睡觉醒来，第一件事就是上厕所。他是两眼一睁就开始工作的人，所以厕所就成了他的第一办公室。就我所见，早在1940年，从我调到他身边开始，就发现是这样。　　那时在重庆，没有坐式马桶，“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很简陋。我们在房东的菜园子里，距住房10米左右搭个小棚子，在棚子下挖个地坑，再垫两块蹲坑时脚踏的砖，这就是“第一办公室”的全部建筑和设施了。周恩来起床后，抓起报纸和临睡前准备待办的文件就直奔厕所，也就是第一办公室。他在坑上一蹲好，开始解手也就开始了办公。　　总理解手时间比较长，不像有人能3分钟“解决战斗”。总理快则半小时，慢则一个多小时，这么长的时间若不办公，一生将损失多少？所以他进厕所时总要带很多报纸和文件。在“第一办公室”里办公的时间长短，取决于解手时间长短；同样的，解手时间长短，有时也取决于公事办完投办完。　　有些人把上厕所叫去1号，而我们这些人，特别是部队和机关里一些同志，把上厕所叫作“办公事”。典故就出在周思来这里。　　周恩来在解手时办公事，也是有个顺序：先处理那些急件急电，然后看报纸。有时边看报纸还要边听秘书及工作人员的汇报，并同时作出各种指示。一般看完报纸或没看完报纸，解手就已经完成了。偶尔报纸看完了，解手还没“完全彻底”，那就按轻重缓急继续批阅文件。　　记得我刚调周思来身边任警卫时，由于同时来了不少人，所以他并没直接同我个别谈话，就由延安出发了。到重庆后，我去“第一办公室”报告事情，才作了个别谈话。　　“你是叫何树英吧？” 　　“是的，周副主席。” 　　“原来在哪个部队？” 　　“385旅。” 　　“噢，你是四方面军的。” 　　我有些不自在。四方面军出了个张国焘，搞得我们都好象比别人差了点什么。　　周恩来像是看出我的心思，笑着说：“四方面军就是张国焘不好，广大指战员还是好的么，中央是信任的。张国焘这个人不会打仗，又指挥得很具体，连营一级都要去插手。”周恩来讲到这里摇摇头，然后对我说：“欢迎你到我这里工作。” 　　他没有因为我是四方面军出来的而不信任，留我在身边，不久又提我担任他的副官，建国后又先后任他的机要秘书和卫士长。　　进城后，“第一办公室”的条件得到改善。过去蹲坑式，周恩来办完公事，站起来半天迈不了步，腿蹲麻了。进城后改为坐式马桶，坐时间长了虽然还会腿麻，毕竟比蹲着要舒服省力，办公效率也提高很多。　　由于夺得了政权，周恩来必须总理整个国家，所以进城后比战争年代不但不轻松，反而更忙了。需要在“第一办公室”里处理的事情也比过去复杂，比过去多。　　总理如果是凌晨3点上床，那么7点多便起床了。当然，并非总能这样规律地睡眠，睡眠问题后面专门谈；他起床后，带报纸、文件、大参考直奔“第一办公室”，在厕所马桶上一坐，一天的工作便开始了。　　我们秘书都十分重视这一小时左右的办公时间。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么。为这一小时的办公时间，我们秘书都是预先有准备和协商的。　　首先，我们秘书将各自负责的急件拿出来，“争夺市场”，谁先送谁后送，要争一争，排排顺序。往往是那些立即需要批办的电报放在前面。这么大的国家，总理只要睡下3、4小时，就会发生一些急事要办，何况还有国际风云，瞬息万变；何况地球是圆的，我们是黑夜，那半个球正是白天；战争、谈判、大选、政变、地震、水灾、空难、车祸，没有一分钟清闲。这一切都连着总理的“第一办公室”，要在坐马桶之时就加以处理和决策。　　总理前脚进“第一办公室”，我们后脚便跟入，环立他左右，将急电、急件、急需批转的报告，按轻重和事先协商的顺序呈递上去。总理这时处于高度兴奋状态，他的办公效率是超人而又惊人的，但凡见过总理办公的人，无论你自己本身也是怎样的超群，怎样的出类拔萃，都不得不拜服在总理之下，叹为观止。　　我们常说；总理有3个脑子同时工作，彼此通气又决不紊乱。世人可能难以置信，但有条件者可以随便问总理哪个秘书；他们无不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　　具体些说，总理是同时进行三项工作。他的眼睛在看电报、文件，并且不时在上面作出批示；他的耳朵同时在听我们的汇报，这个汇报往往与他批阅的文电毫无关系，因为有些电话请示及我们总结出的问题是常需口头汇报的，该汇报而没汇报就要挨批评；在我们汇报的同时，总理还会不时将自己夜里考虑好的一些重要决定及指示，口述给另外一个秘书。我不知多少次见他手里批阅着外交部的急件，耳朵里听着财经方面的请示汇报，嘴里交待着国防军事上的指示。三方面的工作可能风马牛不相及，但总理样样记得牢，批得明，说得准；条条件件分清楚，彼此不紊乱，事事有着落。　　对此，有人不相信，我并不责怪。是难以置信，但又千真万确是事实。且不说听的人难相信，就是工作在总理身边的人，那些初来不久的秘书，开始都曾惊疑这样的办公，以为总理正在批阅文件肯定记不住自己的汇报，或以为总理三心二用，跟别人交待工作肯定对自己的文件批阅不清。往往是经过多次实践证明，经过时间和事实的考验，才终于惊呼一声：“服了服了，总理真是神人啊！” 　　现在国家档案馆里有数不清的总理墨迹，其中的急电急件，大量的是在“第一办公室”里批阅，你可以从前查到后，再从后查到前，看有哪件批得不清？看有哪个错字或是使用不当的标点符号总理没有改正过来？总理一生严格、细致、谨慎。举个批阅文件的例子：　　总理阅读文件，除逐一圈点外，当看完一页时，必要将这一页掀起；以此页末行压在下页首行之上，看完上页右下角末一个字，再看下页首行左角第一个字，这样来保证两页连接处不会多字缺字。　　我搞的文件曾多出字来，军事秘书王亚志、郭英会等同志缺漏过字，问题都出在两页连接处，被总理在边听汇报，边交待工作的紧张状态中，同时批阅文件而同时发现改正。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成普同志，给新来的同志介绍情况时，有几句话每次都要讲，所以大家都记住了，并在实际中很快得到证实：你们不要从一般常识出发去想总理、看待总理，他有个特殊的脑筋，不可思议的能力；他有惊人的记忆力，非凡的洞察力，无比机敏快速的反应力和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所有这些能力可以同时在几个方面充分发挥，表现出来就是工作的高效率、条理层次明晰，互不紊乱，件件周密、细致、精确。我们全加起来也赶不上他…… 　　我们报批的文电及汇报，一般是外交和军事排在前，这两个方面突发性事件多，急情况多，而农林系统一般靠后，除非发生了灾情。有重大灾情就要首先报。　　记得有次汇报，负责农业的秘书对负责外交的秘书打招呼：“喂，你快点啊。今天国务会议上，总理听农林口汇报，基本情况我得先报给他。” 　　等进了“第一办公室”，外交和军事方面的秘书很快完事，留时间给农业秘书汇报。可农业秘书有些犹豫，因为总理正在批阅文电，并且不时交待机要秘书发电，口述电文。等在农业秘书后面的还有负责文教体育的秘书，见农业秘书犹豫，就想先汇报。农业秘书知道总理永远是忙，等是不行的，只好汇报了。　　也难怪农业秘书犹豫，那时是计划经济，他汇报有一连串的数字，比如粮食、棉花、油料等等的产量数字，征购数字，已完成数字，分配数字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汇报总理怎么可能记得住呢？　　让人目瞪口呆的是，到了国务会议上，总理听汇报，居然给汇报者纠正了一个念错的数字2而且在问答中，一涉及数字，那位副部长就得重新翻材料，而总理就很不耐烦地帮他说出准确数字。事后这位副部长说：“我们没法跟总理比。那么多数字，我们只能记到纸上，总理全能记在心里。”我说：“你还不知道呢，总理就是早晨听了一次汇报就全记住了。” 　　我没多说。我要是说总理听汇报记数字时，手里还在批阅文件，他肯定不相信。还会错误地以为总理不重视他们的工作呢。　　当然，全国报来的文电和情况每天多似海，不可能全叫总理看，全向总理汇报，首先要经过我们秘书的筛选过滤，有选择地呈送，有选择地汇报。　　有次国务会议结束后，一位副总理问周思来有关黄河水利的问题：“总理，这个文件我们报上去了，不知您有什么意见和指示？” 　　总理马上摇摇头，肯定地说：“这个文件我没见到，也没听秘书讲过。” 　　他找来有关秘书李岩，果然，是被李秘书筛选下去了，没报总理。但凡报上来的，总理都是“过目不忘，过耳不丢。”此后，为避免筛选出差错影响工作，我们改变了作法。就是对筛下来的文件报告，得空时便向总理唠叨几句。不要小瞧这几句唠叨，总理听过就不会忘，万一哪位负责人向总理问及这件事，总理就不会不知道。　　由于“第一办公室”的特殊环境，便难为了陈浩、杨纯她们这些女秘书。她们不便进，有了急件只能求我们男秘书代劳往里送。如果可能，她们也把那些十分紧急的电报预先送进“第一办公室”，等总理起床后，进了卫生间就能及时发现处理。那种特别重要的电报，收到就要马上送总理，如果总理已经进了“第一办公室”，就只能喊人，请我们往里递，一刻不能耽误，耽误了就要挨批。有次陈浩收到某驻外大使馆发来的一份关于边界问题的电报，电报上注明是特急。陈浩考虑总理正在休息，没有马上送，也没事先送到“第一办公室”，结果挨了总理一顿严厉的批评。那以后，再没人敢耽误急电，“第一办公室”在秘书们的心目中也有了特殊的位置。　　总理“第一办公室”里还准备了茶几和椅子，放材料，放报纸文件。椅子是因为有领导同志需要立即见总理时，能坐着汇报，接受指示。所以，有时总理坐马桶，对面椅子上就坐了副总理或部长，这边汇报，那边指示，迅速解决一些紧急事务。　　有一次廖承志赶来见总理，值班卫士说：“哎呀，总理今天的活动全排满了，实在找不出一点空儿，恐怕谈不成。” 　　“这事很急，不见不行。”廖承志着急问：“现在总理在哪？” 　　“在厕所大便呢。” 　　“好，好，”廖承志也知道这个“第一办公室”，立刻放下心，说：“不要紧，不要紧，我去去就出来。” 　　说着，不管卫士是什么意见，自己就闯入了“第一办公室”，在总理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开始请示汇报。　　事后，廖承志也只说他去了总理第一办公室，已经请示汇报了，而不会说去厕所向总理请示汇报。　　由于我们这些秘书常说“第一办公室”，渐渐地，国务院及各部委办的许多同志都知道了，都把总理的卫生间称呼为“第一办公室”。　　一般情况下，总理在“第一办公室”只处理急电急件，大事要事。那种日常性公事，不能拿到这里办。因为总理还要看报纸，可以说一次也没缺过。　　总理主要看四种报纸：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和解放军报。他读报速度比一般人快3到4倍，至少是比我们这些秘书快3倍。这是在长期接触中我们悄悄对比过的。他的目光飞快地扫过字里行间，耳边哗哗地响着翻报纸声，他对每个版面登什么内容，有哪些专栏，了如指掌；有的看标题，有的粗读，有的细读，一阵工夫，天下大事基本都了解了。　　从“第一办公室”出来，若没有紧急会客或毛泽东电话约见，总理可以做5分钟的操。由于作操不属于办公，所以卡时间很紧，多半分钟也不行。　　不过，无须人监督时间，他作的是一套自己编练的保健操，作完全套动作准准是用5分钟，动作的节奏速度他很有数。　　这套自编的保健操主要动作有：双手卡腰，两脚站立与肩同宽，然后左右扭腰，然后旋转腰，然后左右扭头，然后仰头低头，然后伸臂，然后扩胸，然后抬腿，然后踢腿，然后收式结束。　　做完操，他用两分钟的时间洗漱，然后就进入了“第二办公室”。　　所谓第二办公室，就是总理的餐桌。说餐桌不说餐厅，是因为总理无论在哪里吃饭，都不停止工作。有人间，宴会也不停止工作吗？不停止。无论宴请外宾内宾，本身就是做工作。　　当然，我要讲的还不是宴会谈话那种工作，我讲的工作仍然是指处理各种公务。包括读报、看文件，批电报、听汇报，开小会，作指示等等。所以，“第二办公室”主要还是指他家中的客厅兼餐厅。　　第二办公室远不如第一办公室名声大，因为赶早不赶晚，急事大事都赶在第一办公室处理了，没有特殊情况，不是临时发生急事大事，秘书们轻易不忍心在吃饭时间去打扰总理。何况邓大姐是为此发过话的：“你们20多个秘书对着他一个，轮番作战，也得给他个吃饭喘气的时间啊。” 　　话是这么讲，我们还是无法给总理安排出吃饭时间。总理的办公桌上摆有台历，值班秘书事先都将总理一天的活动安排记在台历上，台历的正反面都记得满满的，写不下还有一块小黑板，小黑板也常写得满满的，所以总理的工作也排得满满的。开会、汇。报、谈话、会见、接见、批阅文件、作报告，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比如毛泽东主席约周恩来下午4点见面，我们可以把总理的活动表一直安排到3点58分，剩2分钟是总理走路的时间。他走路快似一阵风，从西花厅到菊香书屋，两分钟就一溜小跑地赶到了。　　1981年1月20日，邓大姐到中共中央书记处办公室，将周恩来总理留下的20多本工作日历交给了当时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　　这是周恩来1950年1月1日到1976年1月8日所使用过的日历，叫作工作日历。因为记满了26本日历零8页日历纸的内容，全部都是工作。翻遍日历，一分钟追一分钟，一天接一天的，只是各种工作，唯独找不到吃饭时间安排在哪里？　　因为总理吃饭多数是见缝插针，因为总理吃饭从不脱离工作。　　毛泽东吃饭没有规律，周恩来吃饭也没有规律；毛泽东吃饭手不释卷，周恩来吃饭也手不释卷。周思来主要是看报，在第一办公室末及细读的文章，都要在第二办公室细读一遍。　　不过，周恩来与毛泽东也有不同。当年去莫斯科同斯大林谈判时，毛泽东带的一班人基本都是搞哲学的，所以谈判中，有关援建项目和中国经济生产的现状，毛泽东和他带的一班人都讲不清。在场的同志曾告诉我，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谈生产和援建项目你不行，你叫周恩来来谈。”周恩来随后带了一班人马赶到莫斯科，他带的一班人都是搞经济的。宴会上，毛泽东讲过一句：“现在，我们搞上层建筑和搞经济基础的全套人马都来了。” 　　搞哲学可以摆脱大量具体事务的纠缠，搞经济就必须解决具体的实际问题。所以，总理吃饭不但要看报，还得批阅文件，随时听我们的汇报并作出指示。总理每天吃什么饭，我们基本都知道。因为20多个秘书，总得有几个碰上吃饭时间找总理请示事情。　　只有遇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时，我们尽量避免去请示问题。总理吃饭没规律，极少和大姐一道吃。但要是真碰上了这种时候，也确实让人为难。　　有一次，秘书杨纯就遇上了这个难题。有篇关于农业政策的稿子要见报，定稿时有几处改动，需要总理审定。她拿了稿子找总理，正碰上总理和邓大姐一道吃饭。等等再来吧？那边又盯着立等回话，她可真作难。在门口转磨似地走几圈，忍不住朝门里探一下头。脸孔在门边刚闪过，恰巧被总理看见了。　　“进来嘛，”总理马上招呼，“有事就进来嘛。” 　　杨纯只好走进去，看看总理又看看邓大姐，样子很是尴尬。　　“唉，”’邓大姐笑着摇摇头；“吃饭你们都不饶过他啊！” 　　“嗯，嗯……”杨纯可真狼狈了。　　总理笑着瞟一眼邓大姐，又看看杨纯，温和地说：“没关系，你说么。” 　　杨纯就赶紧说，赶紧送上稿件请总理审批。由于总理的时间太宝贵，我们秘书都养成说短话，说快话，说“是”或“不是”的讲话习惯，一切客套话、寒喧语，甚至不十分必要的解释话都不要，连形容词都一律删掉。有人评价我们总理秘书说话是“开门见山于巴巴，单刀直入赤裸裸。”其实，越这样越能直接明确地说清事情，为总理节省一点宝贵的时间。　　吃过早饭(其实往往不在早晨)，总理漱着口便走进第三办公室，那漱口水往往是吐在第三办公室的痰盂里。　　总理的第三办公室，才是一般人们概念中的办公室。这是布置简朴实用的一个房间，墙壁由于年代久而发黑，到了夏天泛潮，墙脚会转圈出现碱花，直到我因为修房子挨批评那次，才在墙上喷了浆，把铺砖地变成木板地，使整个办公室显得亮堂些。这个办公室里有块旧地毯，其他卧室等房间都没有地毯。总理说办公室里接待客人多，铺块地毯可以大家共同享受，所以同意了。　　办公室正中，靠墙立个自制的木架子，铺着解放前使用的一块旧毯子，上面摆放着毛主席像，是石膏作的半身像。两边靠墙是书架，主要是马恩列斯著作及毛泽东选集。另外就是辞源辞海之类工具书多。　　总理的办公桌四面不靠墙，是解放前那种两面抽屉的办公桌。开始为他配置的是一把转椅，他坐不习惯，改换成沙发椅，是解放初期最多见的那种灯芯绒布面的弹簧软坐椅，现如今，这种老式坐椅在各地都不易见到了。除了这张办公桌，还有一张不带抽屉的长条桌，铺块绿呢子布，每边四个凳子，两头还各有一个凳，共十个硬木凳。总理常在此召集副总理或某些部长谈话或开小会。　　总理的办公桌上整天整月整年地堆满待审批的文件，只剩下坐椅前不大一方小桌面供他批阅文件用。这一方小桌面除有笔墨之类办公用具外，还有台历，还有三件“宝”，就是袖套、老花镜和清凉油。　　总理曾经感叹他的这间办公室不如在延安办公的窑洞。延安的窑洞是冬暖夏凉，总理的“第三办公室”相反。天越热，屋里也越热；天越冷，屋里也越冷。　　那时没有空调，夏天只有一个小电扇，天热得止不住汗，手臂湿得沾纸，便在电扇前放盆凉水或放盆冰块，算是我们土法制作的“空调器。”冬天我们就怕刮西北风，一刮起来，“第三办公室”就冷得没法呆，手冻僵了写不成字。这时，总理就会抱起文件转移到“第一办公室”，因为厕所没有朝西北方向的窗子，温度。相对高一些。　　总理每天走到办公桌前，第一件事是仔细戴好袖套。那是和工厂工人常用的工作袖套完全一样，蓝粗布缝成筒，两边有松紧。带。这样可以保护衣袖不要磨破不要弄脏。他一边戴袖套，一边俯身，眯细眼看看台历上所记录的一天活动安排。　　戴好袖套，总理便坐下来，一手将老花镜往鼻梁上架，另一只手已经去搬文件，在“第三办公室”里的办公就开始了。　　每天最大量的办公，特别是批阅文件，主要是在“第三办公室”完成。从总理办公开始，我们这些秘书也都跟着运转，跟着忙起来；随时准备总理叫去提问，随时把手中较重要的文件送去，随时把情况报告上去。　　一般情况下，总理白天的活动“节目”多，要开会、作报告、接待外宾、视察等等，所以在“第三办公室”坐下来的时间不多，也不会长。“第三办公室”真正紧张热闹是在晚间10点钟以后，总理结束了在外面的活动，匆匆赶回西花厅。汽车停在外院，他一边清嗓一边走进第三办公室。　　听到清嗓声时，我们秘书们已经纷纷朝第三办公室聚集，人人手头一堆文件、电报、材料，都是总理外出活动这段时间报来的国内外大事，急等批示。总理当年搞地下工作，用咳声作暗号来叫门，久而久之养成了习惯，进任何门之前，都要条件反射似地清清嗓，咳几声。于是，这声音就成了我们上班的“铃声”，听到这声音我们就知道总理回来了，就往第三办公室聚。　　总理跨进办公室门，习惯动作是目光绕屋一扫，看见来的秘书多，满屋晃来晃去，就知道今天的事一定多。我多次观察过，即便疲劳到家，只要眼前晃动的人影多，他肯定是深吸一口气，然后猛地从鼻孔里喷出，双肩同时用力地向下一顿，精神立刻振作起来：“给我泡杯浓茶1” 　　这几乎都成了惯例，看见我们秘书就要浓茶，就兴奋。邓大姐曾不止一次对我们说：“总理有个脾气你们不知道，他一看你们秘书呵就兴奋，就控制不住自己；眼前人影一晃，他就静不下来。你们能不能只留值班秘书，有文件的留下来，交持给值班秘书，总理一看人少了，就可以松弛点。” 　　我们尽量照大姐说的办，但有些事非口头汇报不行，人往往还是少不到哪里去。　　这个时间总理的办公有几个特点。　　首先是亢奋，带着一种燃烧的力量；使整个第三办公室热气腾腾，但有时也会灼疼你。特别是在办公刚一开始时，先报的都是大事急事，常常听到总理急切的声音：　　“电报什么时候收到的？” 　　“中午。” 　　“为什么现在才送来？” 　　“您一直在忙，我看没有空闲……” 　　“这是不允许的！我说过多少遍，主席有事要立刻报，有灾情有重大事件要立刻报，不管我是休息还是忙，必须立刻报，为什么拖了半天？”总理目光始终盯着电文，边训斥边审批，交还秘书时，才掀起眼皮，语气变缓和：“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能忙过来。　　以后再遇这种情况，不管我是睡觉还是开会或忙其他什么事，都要立刻报来。” 　　嘴里说着，手中已拿起下一个文件开始看。　　那是一位副总理准备以中央名义批转的文件。这位副总理是工农干部，实践能力强，文字水平差，二三百字的批语，结构、逻辑、文句都不大通顺。总理看过几句便皱起眉头，目光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闪烁，火辣辣地盯住站立办公桌前的秘书：“这东西你看过没有？” 　　“看过了。” 　　“你觉得行不行？” 　　“内容还可以，只是文字好象差点，需要调整一下……” 　　“既然知道，为什么不调整好以后再送来！”总理将文稿掷还秘书。　　“哎呀，”秘书一脸难色，“这是副总理写的，我不好动……” 　　“你在我这里，就首先要对我负责！”总理分秒不松地又拿起　　新的文件审批，嘴里兀自批评着：“不成熟的东西重复看，这是浪费我的时间！” 　　总理就是这样紧张亢奋、热烈激昂地进行着工作。但精神上的亢奋热烈，决不影响他态度的严谨、认真。　　总理办公的第2个特点就是谨慎细致。　　他办公，离不开辞海、辞源等工具书，为求一字准确，有时甚至要翻到康熙字典。我就曾帮他翻过康熙字典，翻到之后他还要亲自查阅核对一遏。凡属见报或下发的文件，更是严格把关，有引用经典著作的内容，他一定要找来原著核对。我们秘书帮忙核对之后他仍不放心，仍要亲自核对一遍。对生产建设上的数字，对计划项目，每个数目字他都要亲自再算一遍账。我们秘书随时都带有计算尺，遇有审查计划或财政预决算时，还得把手摇计算机搬到办公桌上，帮助总理计算核对。　　有次，我见总理太辛苦，拉计算尺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核对，后面还有那么多文件，难免又是整天整夜不得合眼，便劝说一句：“别人都算过了，差不多总理就不要再算了……” 　　我的话没讲完，因为总理一下子掀起眼帘盯紧我，并且眉头皱起来：“怎么又讲差不多的话？” 　　我自知失言，尴尬地闭了嘴。总理最听不得“估计”、“大概”、“差不多”一类泛泛之辞，他作什么事都追求一个精确。　　“这是多余吗？”总理举举计算器，“要我签个字很容易，提笔一划就行。可是事关国计民生，国家的资金，人民的血汗，我是提笔千斤啊，不敢不慎之又慎！” 　　总理这种谨慎细致事必躬亲的态度，确实发现了不少问题，避免了许多失误。记得中印、中缅边界谈判时，总理查阅了大量资料、地图，还向许多专家请教。一次，送呈文件所附的地图上少了一个对方的据点，还有一段边界线画弯了。这本是具体技术工作人员的责任，下面各级负责人也看过，都未发现。总理审阅时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使那些具体责任者既感动又惭愧，受到一次很深的教育。　　总理办公的第3个特点就是极端的认真负责。他常常在办公桌旁一坐十几个小时，修改各部门送来的文件。记得有次他放下笔，搓搓脸又揉揉发木的手指，望住我，忽然发出一声感慨：“唉，我这个总理，简直是一个语文教员，天天在这里改卷子……” 　　总理说得很形象。不过，我们秘书们议起来，又有另一种形容，我们看总理批阅文件，就像雕刻和绣花那样精细、那样一丝不苟。他的责任心容不得任何粗枝大叶，拖拉推诿；一旦发现这种情况，他就会声色俱厉地加以批评。　　有次，外交部报来个案子，不算大成熟。秘书陈浩接到报告，没有完全查清就送给了总理。总理一看报告里许多事情提法不准确，问题没弄清楚，立刻火了，严厉问陈秘书：“这个案子你问清楚了没有？” 　　陈浩不安地说：“哎呀，我也没弄太清楚。” 　　“怎么这个样子就给我送来了？”总理把报告摔到桌上：“不行！快去，把他们叫来！” 　　陈浩忙去打电话，把外交部主管副部长和有关司的负责同志叫来。总理严厉批评之后，把案子打回去，叫他们重新搞。　　总理办公的第四个特点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沉浸于习惯性的忘我劳作之中，真正是坚韧顽强，鞠躬尽瘁。　　正常情况下，总理的睡眠时间也往往只有三四个小时。在那长达十几小时的连续劳作中，给我们留下的印象不但有精力超人，更有坚持和苦撑的感人毅力。　　我曾长期观察总理办公过程中，精力和身体所历经的几个阶段。开始是亢奋激昂，紧张热烈；在把那些重大的和紧急的公事处理完后，总理和秘书就像打完一场冲锋仗，可以稍微喘息一口。这时，总理必要借机喝几口浓茶，然后就进入了连续持久的带有一定节奏的繁忙工作。这个阶段很长，可以四五个小对，也可以七八个小时，我们这些秘书当时普遍是30岁上下的盛年，常感不支，有心往下沉和眼睛困涩的感觉。但总理在这段时间，一直显得朝气勃勃，热情洋溢。正因为这样，他才给我们留下了精力超人的强烈印象。　　然而，继续往下批阅文件，劳作超过10小时后，总理就进入了“坚持”和“苦撑”的疲劳期。他疲劳的程度也是分几个阶段的。　　他工作太投入，处于一种忘我的境界，所以疲劳开始袭来时，他并不自觉，完全是出于生理上的自卫本能，打个哈欠或抬起头作一下深呼吸。　　疲劳在悄悄加重，终于影响到办公效率，并且迫使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抬起头来深呼吸。这时，他意识到累，第一个反应就是大口大口喝浓茶，以刺激渐渐麻木的神经重新兴奋起来。　　这样坚持一段后。似乎茶碱已失去效力，总理会烦躁地突然站起身，围绕办公桌快速地走几圈，并配合着揉揉眼窝和太阳穴，然后坐下继续办公。　　他终于感到这样也不解决问题了，便拿起办公桌上放的那件“宝”，打开铁盒，用手指擦点清凉油，抹在额头和太阳穴上。这时，仿佛冥冥中有什么天灵感应，邓大姐会出现在总理办公室的门口，悄悄地在门外转圈，忧虑而心疼地朝里面伏案劳作的总理投去一瞥又一瞥。她轻易不进总理办公室，不去干预总理的公事，这是结婚时就有的协议。总理的办公室有三把钥匙。一把在警卫手中，警卫交接班时，钥匙属于交接内容之一。另一把在秘书手中，一般是放在机要秘书那里。总理自己有一把，睡觉时放枕下，起床时揣兜里，从来不离身。邓大姐没有钥匙，总理不在，她就进不了办公室；总理在，她也极少走进去，在门口转了一阵，终于向着门里轻轻唤一声：“恩来呀，该休息一会儿了。”总理掀起眼皮，目光从镜框上方望一眼邓颖超，点点头，却马上又伏进了文件堆，继续他的批阅修改。　　片刻，邓大姐又轻唤一声：“恩来呀，起来活动活动吧。” 　　总理再次掀起眼帘，似有所震动，双手在桌上一撑，便立起身：“好的，我活动活动，你去休息吧。” 　　总理又开始绕办公桌快走，这种活动更多的是为了安慰邓大姐。快走两圈，便朝大姐挥挥手，叫她放心休息去。当邓大姐的身影在门口消失时，总理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习惯地擦一些清凉油。　　这样又坚持一段时间后，疲劳便达到了难以克服的地步。眼皮会不知不党地耷拉下来，手中的笔在总理瞬间的迷糊瞌睡中，在文件上留下一些点或道的墨迹。出现几次这样瞬间的迷糊磕睡，总理会痛苦地拍拍额头，搓搓脸，猛地丢下笔，朝后仰身靠在椅背上，大声吩咐：“给我一条热毛巾！” 　　一边用热毛巾拼命地擦脸，揉眼窝，一边继续批阅文件，总理是在尽力聚集全身仅存的一点热能，投入到劳作中去。这样坚持一会儿，又会大声吩咐：“谁有烟？给我一支烟吸。” 　　总理的办公桌上放有一块“请勿吸烟”的牌子。他不吸烟，我们也自觉地不吸，以保证室内空气不受污染。但他困倦极点时，就会自己破坏自己的规定，吸燃一只香烟，以便给神经强刺激。　　仿佛还是冥冥之中存在的那种天灵感应，或者叫生物电？我多次遇到这种情形，总理吸燃香烟不久，电铃忽然响了。这是睡醒一觉或难以入睡的邓大姐在按铃，她的卧室有个按钮，她那边一按，总理办公室这边的铃就响，是专为她和总理之间联系而装设的电铃，目的就是让邓大姐督促总理休息。而且，不久就有卫士进来，传达邓大姐的吩咐：“总理该休息了。” 　　看着总理疲惫已极的样子，我们这些秘书都心痛。可有时掂掂手中的文件又感觉为难，那边都等着回话呢！即便可以拖一天，可明天还有明天的事，说不定比今天还要忙啊…… 　　总理疲劳过度的最严重表现，就是鼻子里突然地流出血来。淡红色的血液有时滴在文件上，用棉球擦不及，堵不赢。这时，我们会不由分说夺下他手中的笔，配合卫士把他拉到沙发那里坐下，仰靠沙发，用凉水浸过的毛巾覆盖在他前额和鼻梁上。我多次见总理劳累过度大流鼻血。为中国向苏联争取156项援建项目，为抗美援朝，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完成，为摆脱三年困难，恢复国民经济的发展，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为减少损失，保护干部，维持党和国家各方面工作的继续运转，苦撑危局，都曾大量流血。那场面令多少人心碎神伤，热泪哽咽！　　每次总理累得流鼻血时，我们只能默默地帮他用冷毛巾敷额，找棉球止血，却不能强迫他去休息，那样只会让他着急生气，反而流血更多。这是有教训的。我永远忘不了抗美援朝时发生的那次流鼻血。　　那是抗美援朝打得最残酷的阶段，美国飞机狂轰滥炸，给我们的运输造成极大困难，加上放毒气，撤细菌，无所不用其极。总理连续工作，三天三夜没合眼，那天夜里连续两次流鼻血。第二次流鼻血时；斜靠在沙发上，敷了冷毛巾，堵了棉球，血仍然止不住，渗出棉球继续往下淌。我们又痛又急，再三劝说他去休息，就是劝不动。他坚持要等前线的一个特急电报。　　我见总理脸色灰白，呼吸问，不但有血水悄悄流出；而且还有无数纤小的血粒随着出气成星状地溅洒在鼻孔下方的各个部位。我心痛得受不了，再次过去劝说：　　“总理，你必须休息了！” 　　“不行，这个电报很重要，我必须等。” 　　“我得为你负责。”我招呼卫士，“来，扶总理回去休息。” 　　我扶住总理肩膀，想强迫他去睡一会儿，可是，总理忽然发火了：“胡闹台！你怎么就想不到要为我们的志愿军战士负责？” 　　我被吓退一步，看到总理网满红丝的，眼睛恼火地盯紧我，由于生气动怒，鼻血淌得更厉害了。　　“总理！”我叫了一声，我哭了，“你，你别生气啊……” 　　总理下意识地擦一下流到唇际的鼻血，皱着眉头，放缓一些声音；“我可能严厉了一些。可你想过没有？我们有4万志愿军战士在朝鲜前线流血牺牲，我流这点鼻血又算得了什么？我现在去休息，耽误了电报，对得起志愿军战士吗？” 　　“总理，我错了，我考虑不周。”我流着泪说，上前替总理换棉球止血，“你别生气了，不然血流得更厉害，你不要说话了……” 　　总理一直坚持在办公室，直至收到前方来电，又口授了复电内容，签发了复电，然后才服药休息。那以后，再逢总理累得流鼻血，我们决不敢强迫他去休息，只能忍着心疼相机劝说几句。总理根据情况，有时不听劝，鼻血稍止便又起身继续工作；有时情况不那么急，没有重要的事非办不可，他就听大家的劝，随手抱几份文件，走进他的卧室。　　总理无论怎样疲惫不堪，上床后必要办一会儿公，否则无法入睡。就像有些人上床后不看一会儿闲书就难以入睡一样，已经养成习惯。所以，这个卧室可以算作总理的第4办公室。　　总理的床头也是三件“宝”：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如果总理主动停止办公睡觉，那就会心里有事，难入睡，睡着也不踏实。他经常是看啊看，眼睛困得睁不开了，就抹清凉油，继续看，直到“失去知觉”，也就是在无意中自然入睡为止。　　值班卫士随时注意着卧室内的动静，一旦总理入睡了，便轻手轻脚进去，将灯熄灭，再轻手轻脚出来，关严门，小声对值班的秘书们说：“回去吧，总理睡了。” 　　当然，有时总理是自己关灯睡觉，这是主动有意地要睡觉，一般是没什么放不下的事情了，或者是头痛得无法看东西了。总理用脑过度的痛苦之状我们都见过，微蹙眉头，不敢睁大眼；这时他要服安眠药，并由护士人员帮忙作些头部按摩，促进血液循环。　　总理主动熄灯睡觉，常发生睡不踏实的情况。一见他关灯，值班秘书就可以走了。可是工夫不大，总理“第四办公室”的灯又亮起来，这是他又想起了什么事，叫卫士再把秘书找来，或询问，或交待一件事，或对某项工作作出指示。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总理见秘书跑来跑去，心里不安，就说：“唉，真麻烦你们了。还是给你们寝室安部电话吧。” 　　于是，值班秘书的床头就安了一部红机子。总理床头也装一部红机子，这部红机子没有拨号也没有铃，拿起话筒就可以让总机找人，可以打出去，外面打不进来，因为不响铃。怕响铃惊扰住隔壁的邓大姐。　　有了电话，我们就可以少跑许多腿。有些事，在电话里就可以说了，回答总理的询问或接受某项指示，而不必再从寝室跑到总理的“第四办公室”。　　我们有时开玩笑，西花厅是电铃的世界。总理的4个办公室都装有按铃，从厕所卫生间到餐厅到办公室到卧室，随时按响铃召唤秘书。　　办公条件都是逐步提高。比如总理的“第四办公室”，开始条件简陋，总理抱着文件上床，在身边一放，就将背靠在了床头上。他批阅文件时，就将两腿弓起来，文件放在腿上，边看边批示。这样是很累人的，而且文件放在腿上，写字不易写好，还吃力。卫士见了这种情况，就帮忙找来一个硬纸板，让总理垫在腿上。　　这样写字方便些，但人仍然很累。邓大姐见了，心有不忍，动了动脑子，把木工请来，亲自讲了设想。木工就按大姐的设想做了一张小桌子，带倾斜面，刚好能卡在床上。这样，总理办公就可以减轻些劳累。　　这张小桌，平时只放三样东西：红蓝铅笔、老花镜和清凉油。60年代，总理劳累过度患了心脏病，小桌上便又加了一瓶预防心脏病淬然发作进行救急的药品硝酸甘油。现在，这张倾斜的小桌子就陈列在中国革命博物馆中。　　总理在“第四办公室”里的办公，经常是处于强撑、苦撑的状态。有几个场面给我留下印象很深。　　一次是在困难时期，由于中央领导都坚持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标准，总理那么大工作量，怎么受得了？他身体素质明显下降，瘦得眼窝都凹了进去，并且患了病。　　那天，总理连续工作17小时后，从“第三办公室”转入了“第四办公室”，身子靠在床头，毫无休息的意思。大家劝几次不起作用，见保健护士郑淑云给总理送药，就请小郑帮忙劝劝。　　郑淑云15岁参军，18岁进中南海，长期在总理身边服务，是很有感情的。总理晚年曾深情地对郑淑云说：“我从你黄毛丫头，看到你白毛丫头……时间不饶人啊！” 　　郑淑云劝总理是有办法的。50年代中美华沙会谈期间，有次总理一连工作22小时，仍然坐在“第三办公室”不肯转“第四办公室”，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休息。邓大姐已经按响过4次电铃，就是催问总理休息没有？活动了一下没有？我们劝不动总理，就由小郑去劝。　　郑淑云劝总理另有一招，用老百姓开玩笑的话讲，叫“耍赖皮”。劝总理几句，总理不应声，郑淑云索性站在办公桌前不走了。总理不动，她也不动，她相信总理不能看着她这样永远“罚站“。　　果然，时间一久，总理从文件堆里抬起头：“啊，还没走？　　郑淑云站着不动，说：“你不睡，总得活动一下啊，你不活动我就完不成任务；总理不完成任务不睡，我完不成任务也不能走啊。” 　　“啊，好，好，我动，我活动。”总理站了3次才站起身，两手抖个不止，郑淑云眼里一下子含了泪，这全是累的啊！总理就在她的“监督”下，绕办公桌走几圈，喝口浓茶水就又坐下了…… 　　这一次又是由郑淑云“劝驾”，让总理早些休息。她进入“第4办公室”时，见总理在床头垫个枕头，靠在上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正在算账；床上到处是写满算式和数字的稿纸。小郑同我们一样，对于总理的“事必躬亲”，又受感动，又有一些看法。这看法曾由邓大姐说出口，那是当我们众人面说给总理听的：“有些事别人能做的就请别人帮助做一些，不要事事自己动手才放心。” 　　于是，郑淑云照大姐的口气脱口而出：“总理，像这些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不好让别的同志帮你做一下吗？” 　　类似的话，我和其他秘书也讲过，前面的文章写到过，总理是发了脾气的。这一次对小郑也不例外。总理从老花镜的镜框上边看一眼郑淑云，不理睬，继续算自己的账，总理有时就是这样来表达心中的不满。　　郑淑云明白，有了这种像孩子赌气一样的表现，肯定是药也不会吃了。她还是老办法，在床前一站，等着吧！这次“罚站”的时间可真不短，总理直到算完一组数字，才放笔，摘下老花镜，揉揉疲劳的眼睛，缓缓扭头望住郑淑云，一脸严肃：“你说这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你这么看对吗？关系到亿万人民的吃饭问题，只是具体的技术性工作？民以食为天，我不亲自算一算怎么能知道底细呢？国家遇到困难，不是粮食多得吃不了，我算准确些就可以少一些人挨饿，作为一国总理这不是起码应该做到的吗？” 　　总理停了停，抓起那一堆堆的算式纸和有关文件、资料，在手中掂掂分量，沉甸甸地说：“你看看，你看看这些，从城市到农村，男女老少的定量。还包括半劳力，各地区都有差异，我不亲自算算怎么能心中有底？怎么会发现问题，纠正这里的失误？人命关天，非常时期，作为总理必须让全国人民都渡过这一难关，这是小事吗？只是技术性工作吗？” 　　总理讲到这里，已是泪花迷离，像是看到了一股股饥饿的盲流正在全国流动，寻找一切可吃的东西，以维持那坚信还有美好明天的生命。　　“前一段我们工作没做好，人民遭了难，现在我们不能再出漏洞。我们共产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人民，有时难免好心办了错事，但为人民服务这颗心可是决不能少了丝毫。你懂这个道理，就能理解我的工作了。” 　　“总理……”郑淑云叫了一声，再也说不出第二句，泪水一下子滚落下来。这就是人民的总理啊！她哭着用力点点头。　　“好了，你去吧。”总理把药喝掉，又戴上花镜抓起了笔：“我现在还不能休息。” 　　这一夜，总理又没睡。天亮后，随着清嗓声和电铃声，总理从“第四办公室”进了“第一办公室”，向聚集来的秘书们发指示，批阅秘书们呈递的急电急件…… 　　新的一天新的工作就这样又开始了。　　在总理的“第四办公室”还有一件事留给我极深印象。那是1966年，李宗仁先生从国外回来的时候。　　那天，总理已是连续工作了60多小时，眼睛充血厉害，痛得再也无法看东西，不得不从“第三办公室”转入“第四办公室”。但他还是无法入睡。事情太多，他坚持“事必躬亲”，躺靠在床头上，闭了眼，仍然无法省心，叫我们秘书来谈工作。　　医生来给他治疗，他放不下工作；连护士给他打针这点时间，他也不肯放过，吩咐张作文同志：“张秘书，李宗仁先生的讲话稿你给我念吧，要念仔细，不要错漏字。” 　　“总理，先把针打完……” 　　“念吧，这不影响打针。”总理用疲惫低沉的声音吩咐。为了不让总理着急，秘书张作文只好马上念。　　这是李先生在为欢迎他举行的宴会上的一个讲话稿，张作文念得仔细缓慢，竭力咬清每一个字。我在一旁听着张秘书一个字一个字往出吐，看着护士手中的针药一点一点注入总理虚弱的体内，泪水忍不住一滴一滴顺了脸颊淌落在衣襟上…… 　　总理的生命就是在这样的劳作中渐渐耗尽的。　　与总理的这四个办公室相比，他的“第五办公室”可就是广袤万里的大气势了。天上地下，山头海边；农村、厂矿、机关、学校、街道、商场，无处不是他的办公室。　　话讲到这里，一般人都不难理解其中的含义了。总理一生，不允许一分一秒有虚度，要求我们秘书敢于并善于“见缝插针”。无论何时何地，抓住总理一点空闲，哪伯只是分秒之间，也要插根“针”。　　这根“针”就是汇报条。　　所谓汇报条，就是一张纸，将我们要呈报的事情或问题写在纸上，有点空就随时可以交总理看。总理看完作批示，如果反映的问题重要，还要转呈主席看。这汇报条的分量就确实够重了。　　所以，汇报条要求我们要用深色墨水，不许用浅色；字要写大些，不许草，也不能太小，怕主席看着费力。内容要简明扼要，有骨头有肉。所谓骨头，就是事实；所谓肉，就是我们在调查了解中所形成的看法和意见。　　汇报条不好写；有用的话一句不能少，没用的话一句不能多，而且要尽量让自己站在总理的角度考虑哪些内容有用，哪些没用。杨纯虽然是女同志，但她早就担任了地委书记，有很强的工作能力。就是这样的同志，调来总理身边当秘书，负责农业方面，她第一次写汇报条，就写了12次，后来还是在老秘书许明同志的帮助下才完成。　　地委书记本身就配有秘书，还能不如秘书水平高？不要忘了，这是总理秘书，凡事要站在总理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这就是能当好地委书记未必能当好秘书的原因之一。　　“事必躬亲”，这只是总理的愿望和追求，实际上不可能做到。所以我们这些秘书经常要代替总理去参加国务院各部委的会议。在会上只能带耳朵和眼睛，只能动手记不能张嘴讲，乱发议论是绝对不允许的。听了看了记下了，回来就写汇报条，见缝插针，报给总理，总理批示后，就可以向各部委负责人张嘴讲话，发布指示了。　　在飞机上，在轮船里；在火车和汽车上；在轰响的厂矿，在书声朗朗的院校，在田间地头，在沸腾的水库工地，总理都曾批阅过汇报条。这个汇报条也不断“完善”，开始只是一张纸，后来统一规格，变成专门印好的纸；抬头印有“每日汇报”4个字，下边一分为二，一半是写汇报内容，一半是空白，留给总理写批示。　　我们每次外出参加会，回来必写汇报条，开门见山，不容一句套话。比如：今日某某部部长会议议了几个问题，1、2、3、4、5，不满一页纸，必须全写清。　　汇报条内容广博繁杂，上至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比如秘书赵茂峰，至今保留着总理圈阅过的一张“小”汇报条：　　　　“总理：　　　　　　首先谢谢总理对我家里的关怀。今晚接家信称：这　　　　次地震，我家里的房屋都倒塌了，由于救得快，人没有　　　　发生大的事故，特此报告。并再次感谢总理的关怀。　　　　　　　　　　　　　　　　　　　　赵茂峰” 　　就这样一个汇报条，总理去邢台地震灾区视察慰问时，专门接见了赵秘书的父母和伯父母。　　递汇报条，有时还需要有简单的口头汇报，回答总理的提问，特别是大事件和绝密事件。记得有次乘汽车，我见缝插针递上汇报条。总理一看，先伸手按下起动电钮，玻璃隔断升上来，将前后座位隔开后，总理才提出问题，听取汇报。有时，他向我们交待毛主席交办的绝密事件，也要先将玻璃隔断升上来，然后再开口。　　当然，汇报条并非只能在“第五办公室”见缝插针地呈送总理；在西花厅他的“四个办公室”里，我们也可按正常工作程序呈递，而且这样呈递的汇报条也是大量的。不过，由于汇报条可以在“第五办公室”的广阔天地里随报随批，确实提高了办事效率，使总理在有限的生命里，为中国人民多办了许多许多事。　　记得“文革”期间，宣统皇帝溥仪病逝了。赵秘书得知这一消息后，当即写了汇报条呈送总理。　　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无须我再多讲，公布于世的大量文章已使人们有所了解，以致于工作人员写了那篇著名于世的请求总理注意休息的大字报。我这里只举两个小例子，就可以使人们更深切地体会到总理在“文革”中有多忙。　　我跟随总理几十年，听惯了他的一句口头禅：“你们不要怕我忙么，我不怕忙你们怕什么？我能忙过来。” 　　我曾目睹周恩来连续工作一星期，只休息了13小时。这是当时的总理卫士长成元功同志一分一秒计算出来的，从总理上床计时，到起床止，不论是否睡着，累计躺下休息13小时。就这样的劳作，总理仍是笑着说：“不要紧，我能忙过来。”他出访亚非十四国时，我们一分一秒算计，他平均每天睡眠只有2小时，却仍然精神抖擞地说：“我可以，我不怕忙。” 　　这样超人的精力和忘我的精神，“文革”中却自己承认忙垮了。　　我清楚地记得，总理曾当我们好几个人的面，说过两句至今想起仍然止不住想落泪的话。　　“文革”中总理忙得经常是边走路边吃点东西当饭。他来去匆匆地走过西花厅院子时，总是见到花工老周剪果树、铲杂草、修花坛，忙个不停。有一次，总理蓦地停下步，不再咬手中那作为午餐的半片面包，默默注视花工老周。老周直起腰，抹把汗，问：“总理有事吗？” 　　总理摇摇头，不无伤感地叹了口气：“唉，咱们西花厅就是我们两个姓周的人最辛苦了。” 　　不久，曾经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乔金旺同志又调回总理身边。见面时，一脸病容，憔悴不堪的总理，用颤抖的声音说：“老乔啊，‘文化大革命’把我累垮了！” 　　我们从没见过总理说这样伤心悲哀的话，真受不了啊，当时大家都哭了。　　我常在报刊文章里看到“百忙之中”这个词，那是被人用滥了。有几个是真正的百忙之中？有哪个能像总理那样百忙、千忙、万忙？　　就在这百忙之中，我们还要用汇报条见缝插针地填满总理那一分一秒的“空闲”时间；我们不忍心这样做，又不得不这样做。　　记得赵秘书将溥仪病逝的汇报条呈送总理时，总理正忙得一次又一次用清凉油揉太阳穴。他看到这张汇报条，稍稍一怔，马上难过地蹙紧眉头。他对这位末代皇帝溥仪始终是关心的，同溥仪和溥仪的弟弟溥杰都有多次的见面和交往，建立了感情。他在1961年曾经请爱新觉罗一大家人在中南海包饺子共渡除夕，仿佛那情景还在面前一样。　　总理放下手头的工作，专门为溥仪的病逝作了指示，要求统战部拟定一个具体的治丧办法，并把结果报告给他。　　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及其一家人的命运，同十月革命时俄国沙皇一家人的命运是截然不同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们在处理这件事上也表现了“中国特色”；体现了毛泽东思想的特色和中国文化的特色。这种特色与我们中华民族的民族性一样顽强，巨大，执着，即便在“文革”那样天下大乱，无所不偏无所不激的形势下，这种特色依然鲜明地保持并表现出来。　　溥仪的丧事，是在总理的直接关心下办理的。在当时条件所能允许的范围内，尽早尽快尽好地处理了这件具有政治影响和历史影响的事情。　　总理的“第六办公室”，只是为了介绍得方便，我自己按叙述顺序这样叫一下罢了。此前没人这样叫过。　　这是与前面介绍的五个“办公室”含义完全不同的“总理办公室”，是指一级组织机构，属国务院编制，就像现在人们常提到的“邓办”、“陈办”、“杨办”一样，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都在“总理办公室”的编制内。　　“总理办公室”也泛指总理身边的工作班子，因为办公地点就在西花厅，所以常被人简称为“西花厅”。比如“总理办公室来电话了”，常被各部委说成“西花厅来电话了”。　　总理办公室设有室主任、副主任；下面还曾设过综合、外事、军事、财经、行政等等组，有组长、副组长。不过，无论主任还是组长，工作职责主要是行政上的调度、协调，在业务上，主任、组长及每个秘书都是各管一个口或一个方面，都是直接同总理发生关系。总理不允许那种层层上报下达的体制。他曾经对我们大家说：“你们的工作如果先经过办公室主任、副主任、组长、副组长那儿，那主任、组长不是变成二总理、三总理了吗？” 　　“总理办公室”的“兴衰史”大致是这样：建国后，陆续从全国各地调来一些有文化有实践经验有专业知识的干部到总理身边工作，这套班子就叫“总理办公室”，是政务院(后改称国务院)的直属机构。不过，我们这些人都叫总理办公室秘书，那时还不叫总理秘书，因为我们还要负责陈云、陈毅和习仲勋三位副总理交办的事。当然，三位副总理自己也有秘书，一般不找我们。但总理讲过话：“你们要为我们4个人服务，不能光为我一个人服务。” 　　很快，“西花厅”就成了“总理办公室”的代称。我们又把西花厅称为“家”。比如“家里来电话了”或“叫你马上回家”，大家只会想到西花厅而不会想到其他什么“家”。总理外出，我们也是说：谁谁跟总理出去，谁谁留下看家。“看家”就是留在西花厅值班。　　这个家里的成员真正是来自五湖四海。比如负责计委、经委的顾明来自鞍钢(王鹤寿推荐)；负责交通的王伏林来自军队的第四高级步校(校长是林彪)；负责农业的杨纯曾是松江地委书记，到1956年又调来国家计委的李岩；负责军事的雷英夫是毛主席推荐的“洛阳才子”，1956年1月调来的周家鼎原在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麾下工作；我是1940年从385旅由张才千团长和王唯洲旅长推荐到总理身边，建国后又由副官改为机要秘书；负责财经的秘书吴群敢来自上海工商局(局长许涤新推荐)；负责外事的陈浩和马列，一个是1945年由王炳南“考试”合格而进入中共南方局外事组的青年党员学生，一个是跟随旅大区党委书记欧阳钦作为周总理随员到莫斯科参加中苏谈判，而后调来总理办公室…… 　　大约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前后，我们就基本是只向总理负责了。从抗美援朝开始，虽然外交、军事两组的秘书不少，但毕竟建国后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主，所以还是财经组秘书最多，多达六七人。“西花厅”建有党支部，财经组人数最多，所以单独组成一个党小组，年轻的吴群敢任党小组长，总理就在这个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1956年，国家经济建设取得前所未有的巨大成就，总理办公室也达到鼎盛时期，秘书多达20余人。毛泽东批评“反冒进”以后，从1958年开始，总理办公室开始减人，西花厅渐渐冷清。不过，这第一次精简还不是因为“反右”，而是总理认为应该支援文教战线。陈浩去儿童医院任党委书记；刘昂到机械部当司长；李琦到山西任省委宣传部长；韦明到北京市委文化部任副部长…… 　　总理办公室主任原来是由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兼任，到1958年开始精简人时，就把统战部秘书长童小鹏调回总理身边任总理办公室主任，而由许明任副主任。秘书的人数由20余人减至10余人，并且要继续减。　　总理办公室的第二次精简发生在1964年底到1965年初，当时一位领导同志的两个秘书在外事工作上出现失误，耽误了大事。事情反映到主席那里，主席生气了，只说了一句话：“秘书太多会误事。” 　　毛泽东历来讲话言简意约，越是讲得含蓄，分量越重，总理就紧张了。他回来说：“秘书最多的当然是我这里了。”当即决定精简。　　就在决定精简的期间，在一次见面时，毛泽东说周总理：“你搞那么多秘书干什么？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总理回来，便作出决定：撤销总理办公室。　　1965年1月，童小鹏主任调中央办公厅；许明副主任调国务院任副秘长；顾明到国家计委当副主任。总理办公室撤销，改称总理值班室。秘书也调走一些，比如外事秘书马列调往国务院外办，李岩去了六机部办公厅，戚建南调到财贸办公室，总理值班室只剩了6个秘书。　　西花厅门前清静多了，但总理的工作还是那么多；毛泽东只是宏观领导，具体事都交总理办。这样一来，事无巨细，总理都得自己去问，自己拨电话，自己去联系。秘书少了，一个人负责几个口，当然也更忙了。　　凑合一段时间，实在忙不过来了，各部委就自己成立了一个小组或办公室，专门与总理联系，向总理负责。这些人加起来，比原来的总理办公室秘书多几倍；真是精简了一个机构，臃肿了整个国务院机关，实在得不偿失。　　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林彪、“四人帮”多次向总理发难，总理值班室也撤销了，秘书纷纷被下放，连老卫士长成元功也由于江青发难而被下放。最困难时，总理身边只剩了一名秘书。而卫士的工作也只剩我和高振普，由我负起卫士长的职责。总理病重后，才又调来乔金旺，算是增加了一名卫士，照顾住院的总理…… 　　总理同秘书的关系非常亲密，对每个秘书的经历、品格、能力、思想及家庭状况都了如指掌；他可以用眼色指示我们行动，那一种默契就像用生物电磁波建立了一条热线。实际上也有“热线”，由我给每个秘书与总理之间安装了电铃，总理亲自约定“联络暗号”。比如外事组的办公室，总理约定：“我按一下就是叫马列，两下是找陈浩，三下呢，就是邓光来。”接着转向杨纯：“你们办公室呢，按一下是叫你来，按两下是找许明……” 　　总理办公室撤销时，总理对秘书们说：“既然解散了，咱们就一块吃顿饭，照个相吧。” 　　总理敬大家茅台酒，深藏心底的那种难言的复杂情感渐渐随着酒力溢于颜色。他那湿漉漉的目光逐一在我们的脸孔上注视，然后缓缓滑过。末了，深吸一口气，猛地把头转向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同志，用情绪起伏的声音命令式地说：“从我这里离开的同志，你一定要给予很好的安排。没有安排好的不走，仍是我这里的人！” 　　然而，感情深与“让秘书牵着鼻子走”又怎么能成为一回事呢？滑稽。　　无论那时还是现在，确实存在“让秘书牵着鼻子走”的干部，特别是有的懒干部，养尊处优的干部，缺少文化知识和工作能力的干部。总理是位“事必躬亲”，无比勤奋的人，我们全体秘书加起来也无法比他的聪明才智，怎么可能牵着他的鼻子走？　　大凡当秘书的都不是傻瓜，知道有的首长好“哄”，有的首长好“唬”；有的事能“哄”，有的事不能“哄”。但是对周总理，何时何地，任何一件事都“哄”不得，“唬”不了。　　有次总理同廖承志等讨论港澳问题，谈话中，周恩来随口问一句：“香港和九龙的总面积是多少？” 　　廖承志跟总理那么久，再了解不过。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理不生气；不知道装知道，总理准生气。　　迎着周恩来的目光，廖承志老老实实摇头：“不知道。” 　　总理的目光转向负责港澳工作的秘书。也许是见到在场的人都不知道，而总理的询问只是随便问问，并不是要写到文件里？何况他脑子里似乎有点印象，便回答一句：“十几万方公里。” 　　“滑稽！”总理勃然变色了，“浙江省才有多大面积？啊！” 　　这位秘书立刻胀红了脸，流水也似低下头；过去只知道总理容不得“可能”、“大概”、“估计”一类词，所以从汇报和回答里抹去了这一类词。没想到这一次更糟……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样蒙哄是决不允许的！”周恩来声色俱厉。有这样一次，下次谁还敢蒙哄？　　有的秘书说，当翻译的最好蒙哄首长，只要说流利点，翻译不够准确首长也不懂。　　但是对周总理就不行。英、德、日、俄、法，这些语言总理都懂。外事秘书马列就曾说：“你要是什么地方漏译或错译，总理马上就能发现。这就是给他当翻译的不易之处——你甭想蒙混过关。” 　　有一次，马列把“美帝国主义”译成了“美国人”，总理立刻提醒：“错了，是美帝国主义，不要译成美国人，纠正过来。” 　　还有一次，总理讲到“无神论者”，马列一下子想不起来这个词儿，卡壳了。只好老实告诉周恩来：“总理，‘无神论者’这个词我一下子想不起来了，您用英文提个醒吧。” 　　正因为总理懂外语。所以了解翻译的难处和苦衷，所以给他当翻译也有容易之处。比如毛泽东同外宾谈话，仍然保持一贯的语言风格，成语典故随手拈来，国人听来生动、感人、深刻，翻译可就苦了，常常无法用外语表达出来。总理同外宾讲话，尽量不用或少用难译的成语典故，句子造得平易、朴素、准确，甚至一些计量单位也换算成公顷、公斤、米来讲，而不用亩、市斤、尺：等国内市制，以免翻译作难。　　总理有一次批评秘书韦明，讲过一句很严厉的话：“你知道尔是干什么的？你是我的秘书！”这句话是1954年讲的。那以后，这话像长鸣的警钟一样，伴着我们度过了跟随总理的全部时光。每个秘书都不忘自己的职责，也清楚地知道自己是什么身分，应该站在什么位置，或说只能站在什么位置。　　陈浩曾经对总理和秘书的关系有个总结，我认为是比较切合实际的。　　总理对秘书的态度是10个字：信任、尊重、民主、培养、关怀。　　总理对秘书的要求是：认真负责、准确、及时、扼要、有日报、有建议、严格保密。　　秘书的工作内容是：　　1．传达总理的指示、批示；2．筛选电报。特别重要特别紧急的，随收随送；十分重要十分紧急的，送“第一办公室”(厕所)；重要的、紧急的，放“第三办公室”的办公桌上；一般的，晚上总理批阅文件时再交给他看。3．加工经办的案子。按总理要求，通顺文字，齐全附件，理清来龙去脉，检查是否合乎政策。4.划《参考消息》，将外电重要内容用红笔划出来，送“第一办公室”(厕所)。5．做文件摘要，为总理节省阅件时间。6．起草总理的口授电报；帮助查阅地图、经典著作、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等资料。7．将各地各部门打来的电话写成汇报条或当面向总理汇报请示。8．轮流值夜班。9．通知有关人员来开会；准备材料、作记录，必要时整理成文件，经总理改定印发。10．随总理出访。事前作准备工作，出国后理材料，拟电报、值夜班等等。　　由此也不难看出，秘书是为总理服务，向总理负责，决不可能总理“让秘书牵着鼻子走”。

wpopw · 发表于 2006-1-8 22:17:15

周恩来出访亚非欧14国时，有个很能眨巴眼的记者问：“周先生，你已是65岁的人了，为什么看上去还显得这么年轻？你都吃什么了？” 　　这个问题，不乏挑衅味道，但也不乏好奇。　　尼克松对这种问题的看法是：权力使人年轻。　　一首歌唱的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有位老干部回忆说：“只有爱心才能使总理老是那么年轻。” 　　不过，总理当年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我是一个东方人，我是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 　　总理是按照怎样一种东方人的生活习惯去生活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探寻的兴趣越来越浓，甚至有些医生也开始研究，研究总理长寿的秘诀。　　绝大多数人会说：你讲错了。总理不满78岁病逝，这不算长寿。现代人78岁实在是太普遍了。　　但你不要忘了，如果人“醒”着才算活着，那么总理的寿命绝对超过120岁的寿星；一些很有研究的医生对我讲，像总理那样的劳心劳力，鞠躬尽瘁，换其他任何人也不会活得比诸葛亮长。“总理是累死的。如果作一项试验，选10万人在总理那样的重负下经受总理那样的劳作，不出一年会倒下1万，不出5年会倒下3万……” 　　这种试验虽然不可能进行，但我相信他讲的话。当我们20多个秘书对总理1个人，昼夜实行车轮大战时，我就曾想过：换我处于总理的位置，我一年肯定彻底躺倒，而且不大可能再爬起来。　　回到原来的话题：总理是怎样按照东方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的？工作已经讲过不少，本章讲讲衣食住行，下章讲讲休息娱乐，然后还有“夫妻之间”…… 衣 　　周思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 　　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那时，北京裁缝手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 　　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 　　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 　　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　　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 　　总理和我脚一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虽然是晚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 　　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 　　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总理从贴身所穿背心汗衫到外衣、外裤、鞋袜、手表、睡衣、手绢、牙具等所有物品，都是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国货。他曾对我们说：“进口是必须的，国外许多东西比我们先进么，拒绝学习利用是错误的。但我作为总理，代表着中国人的脸孔，中国人的骨气。只要我们国家能生产的，我就要用国货。都不用国货怎么能发展民族工业？我们时时都要想着为发展民族工业多作贡献。” 　　不过，总理也遇到了两大难题。　　第一个难题是刮胡子刀。　　总理的大胡子是很出名的，又多又硬还长得快，长征及初到陕北时，留下来一些蓄有胡子的照片。总理曾抚着那一部美髯幽默地自嘲：“转来嘴角无觅处，忽闻毛里有声音。”据说这是苏小妹挖苦苏东坡的话… 　　进城后，总理外事活动频繁。他注重仪容，胡子要天天刮。修面是北京饭店朱师傅负责，但不可能天天麻烦朱师傅，所以平常还是总理用安全刀自己刮胡子。　　其实，总理也不愿刮胡子那么勤，他不只一次皱着眉头，一手抓着刮胡子刀，一手抚着刮疼了的下领，摇头叹气：“咳，太浪费时间，太浪费时间。” 　　在我们的国家领导人中，总理可说是真正日理万机的唯一的一个人，你想想，活动安排都是一分一秒地计算，连从中南海到人民大会堂这段路所需5分钟都要算出来，刮个胡子也要占用5分钟，总理能不急吗？连呼浪费时间。　　偏偏国产刀片质量太差，始终“疲软”，不能痛快解决总理的胡子问题。于是，矛盾越来越突出：刮胡子修面直接关系着中国人的脸孔，用外国刀片修出的中国人脸孔，即便外面不知道，总理内心总是不舒服的。所以他要用国产刀片；可国产刀片直到总理病逝，始终没有争气，新刀片连一次都刮不完就变钝了。也许是多数中国人的胡子少？对于胡子少而软的多数人，国产刀片是可以连续用一段时间的，可是像总理这样的大胡子，硬胡子，确实没有一次能痛快刮完。往往是还剩一些胡子没刮净，两面刀片已是都钝了。总理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用热毛巾敷软胡子，再打些肥皂，再刮。　　有时刮着困难，他蹙着眉头忍痛，还要咬着牙加快刮脸速度。工作等着呢，时间不饶人啊！我们看在眼里，难受在心里；怎么就炼不出好钢，生产不出“过得硬”的刀片？　　有一次到缅甸访问，去之前，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对卫士高振普说：“这次出去，咱们领10元外汇，给总理买几个刀片吧！” 　　总理每次出访，从来不领按规定应该领取的出国外汇，都替国家节约了，并且影响带动我们所有随行人员，也都不领不用，多为国家节省一些外汇。从没像现在的出国人员，大件小件往回买；出一次国，提高一次生活水平。　　我记得很清楚，去缅甸那次，买回4包刀片，每包5片，共20片。带回国后，替总理装好安全刀，总理匆匆刮脸时，很快有了感觉，脸上一喜：“噢，”他轻轻叫一声，“刀片质量提高了嘛！” 　　我们可真狼狈了，抓着头皮，说也不是，不说也不是。看着镜面上总理那喜形于色，刮得轻松痛快的表情，真不忍心破坏他的情绪。　　胡子刮完了。总理用毛巾擦擦脸，旋开刀架，嘴里喃喃着：“是上海的刀片吗？” 　　看到总理擦抹刀片上的肥皂沫，我忙回答：“是在缅甸买的外国刀片。” 　　总理脸色一下子变黯淡，看着刀片上的外国字母，微微皱了皱眉，再没说什么。　　唉，那时多么希望我们能生产出自己的好刀片啊！　　这20个刀片，维持了一段时间。用钝了，就送到北京饭店的朱师傅那里去磨一磨再继续用。因为这种刀片磨过之后也比国产的新刀片好用。　　总理确实时间太紧，刮胡子又是不能少的一项内容，所以对这20个刀片例外地没有批评我们乱花钱或是坚持用国货。毕竟对工作有好处么。所以，当刀片确实无法再用的时候，我们就托外贸部副部长李强帮忙，请他出国时帮总理买几个刀片，讲了总理刮胡子的难处。　　“怎么不早告诉我呢？”李强说，“放心吧，这事交我好了。” 　　李强用自己的钱给总理买了几十个刀片。总理刮胡子时，我们告诉了他这件事。　　“上次没说你们，这次怎么又买了？”总理不高兴了，“而且不经过我同意就随便让别人替我掏钱买！别人不了解我，你们不了解吗？” 　　“这种刀片国内还生产不出来么，”我们解释，“国产刀片刮不动你的胡子，还影响工作。” 　　“刮不动，我可以去理发馆刮！”总理生气了，扔下外国刀片，到理发馆修面去了。我们可以理解，他真正不舒服的原因，还是国产刀片质量上不去。　　没办法，我们就去找大姐，请邓大姐替我们说情。　　邓大姐利用在一起吃饭的时机，慢条斯理劝说：“他们也是好意，你那个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既然能节约时间，有利工作，这次就用吧，以后不再这样搞就是了。” 　　总理没再说什么。他承认胡子确实是个大难题，勉强接受了“既成事实”。这几十个刀片真解决了大问题，总理用了好长时间。　　后来，国外又生产出电动刮胡子刀。总理又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忙得饭都吃不上，更不用说刮胡子。他不接受也得接受电动刮胡子刀了，因为活动紧张时，常常三天五天地处于公开场合，根本没机会刮胡子。这时候就只能利用在汽车里或上厕所的短暂时间，用电动刮胡子刀匆匆地把脸上冒出的胡茬“打扫打扫”净。　　总理遇到的第二个难题是怕热耐寒，这使他不想突出也常常在一群领袖人物中鲜明地突出出来。　　战争年代，总理穿过棉衣棉裤。所以，刚进城时，虽然知道总理不怕冷，仍然在秋凉时节，由我作主替他缝制了一身丝棉袄。接着是入冬，毛泽东去莫斯科谈判不顺利，毛泽东点名要周总理去谈。我就向总理建议：“总理，苏联比咱们黑龙江省还要冷，听说吐痰动作慢了就会冻在嘴唇上。” 　　“那是胡吹，”总理笑着摇头，“我去过苏联，冷是比我们这里冷点，没那么严重。” 　　“西伯利亚跟莫斯科还不同。整天讲西伯利亚寒流，那边来胜风，我们就能冷大半个中国，普遍降温，可想不是吹牛。我们这次还要参观他们的工业城市，在西伯利亚少不得要走走，那就到了寒流的老家了。” 　　“你讲这些是什么意思？” 　　“你需要一件皮大衣，和一顶皮帽子。” 　　“我不需要。”总理摇头。　　“有备无患。”我劝说，“你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做客，是去做工作呢。万一冻病了，躺倒了，就要影响党和国家的大事……” 　　总理被我说动了。沉吟一下，表示同意：“那好吧，听你的。” 　　于是，我们给总理做了一件皮大衣，一顶皮帽子。我以为这次是真做对了，莫斯科比北京冷得多，我们是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再加皮大衣，仍然冷得不敢在野外长时间停留不动。特别是到西伯利亚，零下30多度还是好天气，夜里一刮风可真不得了，虽然不至于吐痰冻在嘴唇上，唇上也确实不敢沾唾沫，沾湿了就马上有结冰的感觉。　　我有点替总理担心。因为一带皮大衣，他就把毛衣毛裤，绒衣绒裤，棉衣棉裤统统丢下不带了，上身除了外衣，只多一件夹背心；下身就是一层衬裤一层外裤。大衣是个皮筒子，上下通气灌风，真怕总理冻出病。　　这一层担心很快就消失了。那是难以想象难以置信的，总理即便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一站3小时，所有人脸上都会出现青灰的寒色或鸡皮疙瘩，总理却红光满面，从皮领口和帽沿下流出腾腾热气。不动还好，稍有运动，比如说走着参观，工夫不大，他竟能流出汗来！　　“上当了，上当了。”总理开始小声发牢骚，“这家伙又沉又热，何秘书，我可是上你们的当了。” 　　总理不时地用手提提穿在身上的沉甸甸的皮大衣。他是极讲仪表的人，什么衣服穿上身，决不随便解开一个扣，再热也要保持整齐。　　我很纳闷：“总理，我们毛衣毛裤，棉衣棉裤还要穿个皮大衣，你……” 　　“我怕热，你又不是不知道！”总理心里有气。　　“转战陕北到进京，你也穿过棉衣……” 　　“那是盖棉被！”总理纠正，“那时走到哪儿，随便一倒就睡一觉，棉衣是当棉被。现在我又不需要走到哪就倒在哪儿睡……”总理摇着头，朝我挥挥手：“上当了上当了，你忙你的去吧。” 　　在莫斯科，总理基本不穿那件皮大衣，只是多穿一条布衬裤，上身加件我的绒衣。就这一身，到处走走看看，没有事。　　我不能不担心。哪伯是穿上那件海军呢大衣呢？偏偏带了皮大衣就没带海军呢大衣。总理连呼上当，本来就不高兴，所以穿得再少也不敢多劝了。　　然而，离开莫斯科，到了西伯利亚就不能不劝了。有时气温能降到零下三四十度，再挨骂也得劝他穿上皮大衣。当时我可没料到这一劝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　　那一路多次停车，参加地方党政领导人举行的宴会，参观工厂。户外活动时，总理穿了皮大衣。在客人面前，他不能说热也不能嘀咕上当了，热着热着，忽然鼻子一湿，忙把头转向一边，用手绢去堵。　　糟了，总理流鼻血了！　　从这次“血的教训”，我才明白总理确实怕热不怕冷。回到专列上，总理丢下皮大衣，又开始说“上当了。”大家面面相觑，都默认这是事实。　　此后，这件皮大衣就压了箱底，总理再没穿过一次，直到他逝世。邓大姐对我说：“这件大衣基本没穿过，还新着呢。总理逝世前有交待，那时是供给制，大衣应是公物，还是把它缴还公家吧。” 　　于是，总理1950年1月20日访问莫斯科所穿的这件大衣，在25年后又新新地“完壁归赵”还给了公家。　　我们为总理做的那件丝棉袄，总理也从没穿过。我们也接“血的教训”，一次没请他穿。每年冬天，总理下身就是一条衬裤、一条外裤，上身就是一件衬衣，一件呢子外套，偶尔加件夹背心。天气最冷时，哪怕是去机场迎送外宾；所有主人客人都是一身棉又裹一身皮毛，只有总理一身单，外面穿件呢子大衣就可以在寒风里一站两个小时，红光满面，没有丝毫寒冷之状。这使许多人都惊讶不已。贺老总等几位首长想学学总理，可是不行，在机场上一站就明白不是挺一挺能过去的。也只有总理是个例外。　　总理不怕冷也不怕感冒。他极少感冒，偶尔有点感冒，嘴里含口酒就可以好。常听议论：苏联人在寒冷中生活惯了，特别经冻。还有一种说法：白种人比有色人种耐寒；白种人比黄种人耐寒，黄种人比黑种人耐寒。如果这种说法真有什么科学根据，那么周恩来肯定是个例外。他比绝大多数白种人都耐寒。记得1965年11月，总理去罗马尼亚参加乔治·乌德治的葬礼。那天风雪交加，雪是那种颗粒状的雪，不像那种轻盈飘落的雪花，而是像沙暴一样横扫一切。这种天气的寒冷总是带着钻透力和齕咬力，总理在这样恶劣的天气里，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一群皮毛裹身的各兄弟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默哀，送葬。　　墓地很远，仪式又长，从早晨8点到下午1点，总理在风雪中整整站立、缓行了5个小时。　　不断有各国外宾惊讶地打量总理，关心地问几句：“怎么没穿大衣？“今天变天了，你穿这么少……叫人取些衣服来吧？” 　　一位外宾甚至批评起我们这些随员：“哎呀，你们就是这么保护你们的总理？天这么冷！” 　　我们不想多解释，多解释怕吓坏了他们；我们的周总理何止是没穿大衣？他连毛衣毛裤都没穿一件！　　总理不但对穿戴的选料有讲究，对如何穿戴及款式也是蛮有讲究的。　　总理这一生，多数都是在礼仪环境中度过，极少有随便松弛，自由自在的时候。我们私下聊天，都觉得总理这一生太累太苦了。　　毛泽东在穿衣方面很与他的性格有关：宽松随意，无拘无束，漫不经心。他穿衣往往由卫士帮忙，自己并不动手，也不会注目在他面前手忙脚乱的服务人员；他的目光落在你身后很远的地方，可能正在看赫鲁晓夫干什么或美国人跟越南人打成了什么样？这个时候，你给毛泽东穿什么衣服？纽扣是少了一颗还是扣错一个眼？胸襟上的菜汤是否洗去了？他都不管。你怎么摆弄他怎么动，听话得很；衣服给他穿成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扣子扣错一个眼，衣服左高右低，歪一天没人说他也不知道。　　周思来的穿衣也反映出他的性格：规矩严整，清洁平展；认真仔细，一丝不苟。他不叫卫士帮忙，穿衣脱衣都要自己动手。就寝时，他每脱一件衣裤，都要叠放整齐，从不乱扔，更不会胡乱一揉一堆；他从外衣裤到内衣裤，从下往上一件件叠放好，第二天起来，又从上往下一件件取来穿上；按部就班，顺序明确。他不但衣服一上身就要系好每一个扣子，神展每个衣角袖口领口，而且注意不能有一点点污渍。一旦发现，哪怕只是米粒大的污渍，他也会马上用湿毛巾仔细地擦去。我不只一次被他那种爱好清洁，仔细揩拭去溅到身上一点污渍的专注神态所打动。那神态常使我联想到爱惜羽毛的勤于梳理功鸟儿。　　毛泽东喜欢“乱”，屋里的书，床上、椅上、桌上、沙发上“随便”扔，越乱他越好找，谁若不经他允许而破坏了他的“乱”，越归置得整齐有序越会挨他批，惹他发脾气。他会由于这种人为的整齐有序而无法一下子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　　周思来却是讲究条理顺序的人。一天到晚无论多忙，都忙得有条不紊，生活和工作井井有序。办公桌上的文件按轻重缓急排放得清楚规律，闭上眼也不会拿错；纸墨笔砚文具眼镜各自就位；举手就能拿对；就连衣服口袋也都分工明确，永远不乱揣东西。手绢是固定装在右边的裤兜里，左边的裤兜装手纸；右面衣袋装眼镜盒，盒里还放两支圆珠笔，左边衣袋里永远是装笔记本；上衣袋里只装别人递来的名片或汇报条，涉及机密的材料就放入贴身的内衣袋中。这种条理性和规律性保证了总理的工作效率，从来不会发生手忙脚乱找不到东西的情况。一有事，他说走就走，不像一般人，越急越丢三落四地迈不开步。　　由于长期生活在礼仪环境中，时时要面对照相机，摄影机镜：头，时时要面对外宾、内宾和广大群众的注目，他养成了穿制服的嗜好。他多次对我们讲：“衣着整齐是一种礼貌，表示对人家的尊重。　　一旦养成嗜好，就不容易去分场合。所以，总理即便在家里，四周围没有外人，也总是衣着整洁，连领扣也不放松，好象面前有个摄相机随时记录着他的一举一动，他理应永远保持自己的形象，保持好中国人的脸孔。　　前面讲了总理怕热不怕冷，那只是一个方面，是对冬天而言。　　到了夏天，总理就变了，比我们任何一个人都不惧暑热。　　记得进城后，总理做的布料服，都是浅灰色的中山服，有斜纹布，也有平纹布。他认为孙中山“发明”的这种中山服是最能表现中国人脸孔的，当时的干部制服都是中山装。夏天无论多热，总理穿的也是布稍稍薄一些的平纹布中山装，而且太“正统”太“制式”，中山装里还一定要穿衬衣，衣领整齐地露一圈白边。当天气热得人恨不能脱光了再泡在凉水中时，总理也坚持“全副武装”，他甚至不肯赤脚穿拖鞋，一定要穿双短袜子。　　公开场合这样严整还有一定道理，回到家，没有外人，仍然保持这种“严整”性，我们可有点受不住了。总理办公，哪怕热出一身汗，决不会脱下那身制服，连领扣都不肯松开。他这样表率，我们就不得不跟着注意。在自己办公室还可以悄悄脱下制服，随意地只穿件汗衫或圆领衫，赤脚踩双凉鞋。但电铃一响，就赶紧穿制服，全身严整地去见总理。　　记得有次热浪袭击北京，热得人要死要活，张开嘴喘气。总理开会回来，汗水湿了全身。他匆匆去冲凉，从卫生间出来，已，经又是全身披挂，制服领扣都系严了。在办公桌前坐下，还认真戴上工作袖套。　　我们帮他开了电扇，电扇前还放盆凉水。但那风仍然是灼人的热风，总理刚坐下，汗水已经又流出来。　　“总理，”我终于忍耐不住，打断他的办公：“我想给您提条意见。” 　　“噢？”总理抬起头，由于汗水不断被电扇风吹干，脸上变得粘湿；他认真望住我：“说吧，有什么意见？” 　　“天气这么热，”我朝办公室外望一眼，在聒耳的蝉鸣声中，空气热得浮动波颤，“你不脱外衣，我们也就不好脱，太受罪了，影响办公啊。” 　　邓大姐很少有地也走进了总理办公室，支持我的意见：“是啊，这么热。你那是干吗呀？又是背心又是衬衫，外边还要套制服，穿那么多！” 　　总理打量自己：“我觉得还可以……问题不大。” 　　“等觉出不可以就晚了。再说，大家都捂着……” 　　“你们可以脱，不要跟我比。”总理还不肯放弃“形象”。　　“你不脱，我们怎么好脱呢？”我拿定主意要让总理解脱些，轻松些，“在家里又没什么影响问题，完全没必要受那个热罪……” 　　这时，许多秘书和卫士也进来劝说，提意见。总理见众口一词，才勉强动手去解领扣、衣扣。　　从这天开始，总理在办公室才不再坚持穿制服，穿上了汗衫或香港衫，但他一次也不穿圆领衫，更不肯赤脚穿凉鞋。　　记得1954年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来华访问，天气热得厉害，艾德礼穿上了短袖衫，总理却仍然保持他的礼貌，整整齐齐地穿：着制服，并且认真扣严了领扣和每一颗纽扣。　　总理在公开场合一直严整地穿制服，偶尔在游览时穿过西服；他有一身西服，基本没怎么穿，好象只在日内瓦会议和出访非洲时穿过那么几次。　　总理自己礼貌严整，对周围人也这样要求。有次，某国大使馆举行国庆招待会，总理去参加了。虽然时值盛夏，总理依然制服加身，严格齐整。他向使馆内走去时，目光在跟随的政府官员中一扫。政府官员受总理影响，也都注意外事活动中的形象，个个衣冠楚楚。唯有黄炎培老先生不大在意，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就来了。　　总理招招手，叫来礼宾司一位同志，小声吩咐：“你去提醒黄老，怎么穿短裤来了？主人会误以为对他们不尊重。你请他赶紧换条长裤再来。” 　　但是，这种礼貌要求也有不得不放一边的时候。　　总理出访越南，胡志明主席到他下榻处来看望。面对闪光灯和照相机镜头时，胡志明脚踏“陆海空”胶鞋，身穿制服，保持了他平日的形象。记者拍照一结束，胡志明马上脱衣换绸衫，一边催促：“都快把制服脱掉，我先脱。”他特意关照老朋友周恩来：“我知道你礼貌多，可也得分在哪儿。到这儿就是到家了，没那么多礼。” 　　胡志明历来没那么多“礼”，在他的总统府里也是这样，新闻记者一拍照完，他就忙脱衣服，宽松一下自己。周恩来出访的原则是“客随主便”，到这里也就只能随胡志明紧着脱制服了。　　回国后，这个故事从我们3组传到1组(负责毛泽东的卫士组叫1组，刘少奇的为2组，周思来的为3组)，又传到毛泽东耳朵里。毛泽东听后一笑：“恩来也能被脱了制服。” 　　毛泽东进城27年，在我的记忆里只去过西花厅一次，小坐片刻就走了。他习惯召人来，没有或极少有串门的时候。他见到的周恩来自然都是“制服形象”，不能想象他还会在外事活动中被动员脱下衣服。　　也巧了，周思来访问过越南，胡志明又来访问北京，也赶上个大热天。毛泽东一候拍照告一段落就脱衣服，一边脱一边催促胡志明：“脱脱，到我这里来就是到家了，放开些，随便。” 　　那天也确实闷热，毛泽东脱得剩下个背心时，仍在催促胡志明：“脱脱，脱光了谈话舒服。” 　　胡志明脱下制服就想停，见毛泽东脱得剩个背心，只好继续脱。等他只剩件背心时，毛泽东已经光了膀子，笑着催促：“都脱了。到家了，随便。” 　　胡志明怔了一下，手抚长须呵呵笑了。他笑起来很像孩子。把手中的折叠扇用力合上，客随主便，一下子脱光了膀子，两位领袖人物就这么光着膀子高谈阔论天下大事。　　这件事传到总理耳中，我们开玩笑说：“幸亏总理没去，总理要是去了可该怎么办？” 　　总理只是笑，未了说一句：“也许就谁都不用脱了。” 　　总理穿衣还有个大讲究，是只有我们这些身边人才知道的，外界难以知晓。就是讲究保密，有时甚至是“严格保密”。　　从莫斯科到阿尔及尔，从日内瓦到雅加达，许多国家的服务员都知道周思来总理有个皮箱子，警卫人员看守很严，里边不知藏有多少重大机密或钱财。特别是到第三世界国家，一旦决定给他们援助，有的服务员就指指那箱子，悄悄问我们的同志：“你们援助我们的钱都锁在那个箱子里面吧？” 　　每逢这时，我们只能笑着摇摇头，但马上又感慨万千地点点头，心里别有一番酸涩的滋味。实在说，给他们的每一项援助，都与这个皮箱有着最直接的关系。　　这其实是总理的行李箱，里边装有他的生活用品。　　有一条总理在家使用的棉被。这是出于卫生和安全上的考虑，也是因为总理用惯了自己的被子，所以出国不使用宾馆的高级被褥。总理这条被子的被面是绿色平纹布，被里是粗糙的白市布，中间一个薄薄的棉花套。还有个养麦皮枕头，进城后始终是这个枕头，很旧了。　　有件睡衣，进城时就穿着，早磨光了绒毛。由于总理睡前有办公习惯，背部着床多，所以那里首先磨薄磨破。先破小洞，我们就动手补，渐渐磨成大洞，补不胜补，就将整个后背换掉，破了再补，补丁摞补丁，一直穿到去世也舍不得买新的。　　有三双袜子，没一双不带补丁，特别是脚掌部分，几乎每星期都要由我们拿去补一次两次。卫士成习惯了，总理一上床，就检查他的袜子，发现新洞，马上拿走去补。第二天早晨再提着袜子进来交给总理穿。这种情况直到有了尼龙袜子后才稍好些。尼龙袜子结实，不那么容易破。　　总理的毛巾更不好见人。擦脸巾磨得没了绒毛，渐渐像了纱布，渐渐磨出洞，洞越来越大时，总理就将毛巾从中间剪开，将两边换到中间对缝起来继续用。因为毛巾都是中间使用多，先磨破，而两边很少磨损。　　总理的擦脚巾更不好说，是用废纱布缝起来当脚巾，几十年就是这样用纱布。　　总理用的牙杯上，印有“保家卫国”，这个牙杯用到去世。无须多说，“保家卫国”4个字，就说明了这个杯子的年头和质量。　　总理使用的是猪鬃牙刷，白玉牙膏，力士牌香皂。那时的力士牌香皂没有香味，碱性大，我曾帮他买过一块檀香皂，结果挨了顿批：“你是不是还想买些香水头油回来？” 　　从此，再没人干这种“讨人厌”、“讨人嫌”的傻事。　　总理的内衣内裤，件件补丁摞补丁。因为怕国外有传染病，我们要保证总理的安全，所以他的内衣内裤不能拿到街上去洗。何况总理的内衣裤补丁那么多，拿出去影响未必好。万一是用搅洗机，这样的衣服肯定会被搅破。在家我们可以帮总理洗衣，在国宾馆显然没办法，没法拿出去晾晒，万一被照张相，还不知会引出什么故事来？所以，出国就只能交大使馆，请馆里的女同志帮忙洗。每逢这时，都是大使夫人亲自动手为总理洗，许多大使夫人都是边洗边哭。记得总理在马里访问时，大使赖亚力的夫人看到总理穿的衣服，有的补丁摞补丁，有的布都糟了，稍一用力就破个洞；所有这些衬衣，只有领口袖口是换了新，露在外面一圈不会被人发现里面的内衣破旧成什么样。她一边洗一边流眼泪，轻轻喃出几声“总理……”就是说不出一句完整话。　　作为我们一个六七亿人口的泱泱大国的总理，穿这样破旧的衣服，叫外国服务员看到了会怎么议论？他们不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的价值观、道德观也不同，难免不理解，所以还是向他们严格保密为好。所以，每天早晨总理一起床，首先由我们的卫士进去，该收的收，该藏的藏，行李箱锁严实了，才放服务员进。到了晚上，总理再休息时，才开锁取出卧具、牙具和衣物。　　服务员见不到开箱子，自然以为里面都是贵重之物。但是，以总理为代表，中国人民正是这样节俭奋斗，才尽自己所能省出了钱物支援那些第三世界的国家和人民。　　当然，对于那个年代的许多援助应当怎样评论？要有具体的分析，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应一概否定。但其基本说法没错：援助是相互的。　　总理的节俭不只表现在“补丁”上，主要还是脑子里时时想着。　　他的毛巾磨破了中间部分，就剪开来将两边缝到中间用。毛泽东也是这样。总理还有个特点。我们用破两三条毛巾，他的毛巾才磨破。我们都发现了其中的秘密，就是总理从来不两手抓了毛巾用力拧干，只是用两手合力挤出毛巾里的水。这样毛巾虽然不会挤干，擦着不如拧干的毛巾舒服，但挤毛巾不会挤断纤维，而拧毛巾会拧断纤维，这是总理讲给我们的道理，所以他的毛巾使用时间长。　　他每次刷过牙，总要多甩一阵牙刷。我们纳闷，先后有几位同志问：“总理，你刷牙怎么没完没了甩牙刷牙杯呀？”总理笑着问：“你看牙刷上的猪鬃怎么扎在牙刷把上的？” 　　“当然是用线扎上去的。” 　　“水不甩尽就会把线沤断的。”总理笑着解释，“而且，这么甩一甩也是运动，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总理对于他的制服，很讲究，不允许有补丁。这么大个国家的总理，穿着补丁衣服会客显然不好。所以，他对衣服穿用都很仔细，减少磨损。比如办公，一定要戴袖套，他每天批阅公文常在10个小时以上，袖底很容易磨破。即便戴着袖套，每件衣服最先磨破的仍然是袖底部位。既不能丢弃旧衣，又不能带补丁，这时总理就把衣服交我拿到王府井去织补。富有经验的老师傅们采用织补的办法，衣服补好了，还不会叫人一眼看出补丁。　　对于内衣内裤，总理不大讲究补丁的形状用料，但是，袖口领口是一定要搞好的。有的确良布后，我曾建议把总理磨破衣领或磨得已经毛边了的衣领，都换成的确良衣领，总理对这个建议很满意，表扬我：“既节约，又能较好地保证我们中国人的脸孔。” 　　对自己人，总理不在乎“脸孔”。每次出国，大使馆都是提个漂亮的小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洗净晒干后，再用漂亮的小皮箱装回来。　　1963年底到1964年初，总理计划出访欧、亚、非的19个国家，后因乌干达政局动荡，减为访问14国。当年这是一次很有国际影响的出访。　　记得到了埃及，大使馆来人，也是用漂亮的皮箱把总理的换洗衣服装走了。送还衣服时，陈家康大使的夫人徐克立亲自来到宾馆，一见当时的卫士长成元功，就开始发火：“你们简直不象话！”原来，她也是亲自为总理洗了衣服。她不是边洗边哭，而是边洗边难过，边上火，现在抖开总理的旧衣服朝着成元功发作了：：你看看，你们都看看2这种旧衣服，连我们使馆的工作人员也没有谁再穿，你们就叫总理穿这样的衣服？太不象话了！” 　　成元功苦笑说：“我们不想给他做新衣服吗？可你能说服了他吗？” 　　“那不行，后面还要走好多国家呢，我们六七亿人口的大国，总理穿这样的衣服怎么行呢？”徐克立从包里取出三件外国衬衫，说：“我和老陈用自己的钱买了3件衬衫，我们知道总理的习惯，这不是花公家，算我们送他的还不行吗？” 　　徐克立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知道总理从不肯让公家花钱，不要出国补助，她可不知道总理对衣装的第一要求应是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怎么可能接受外国衬衫呢？但我们跟她讲不明白，　　最简单的办法还是叫她自己去碰碰壁：“那最好你自己去跟总理说吧？” 　　她去了。她碰了壁。　　“我们是拿自己的钱给您买的！”徐克立强调她和丈夫是公私分明的。　　“你们的钱又是哪里来的？还不是国家的外汇吗？我要是做衣服，在北京就做了，何必花外汇在国外买？”总理始终强调一条：帝国主义对我们搞封锁，外汇尤其珍贵，要花在刀刃上，一分不能浪费。他只收下自己的旧衣服：“再说，我也有衬衣，破一点儿，还能穿么。” 　　总理到底没有接受这3件衬衣。　　总理“爱惜羽毛”是否过分了？注意清廉节俭是否过头了？是否过犹不及，不值得宣扬了？我们这些“身边人”从不这样看。有次我们给他买来新衬衣，想造个“既成事实”，被他狠批一顿，命令退货。事后，他有段话给我们大家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这样做是不是有点过分？”他像是问我们，又像问自己，带着沉思的表情停顿片刻才又说：“我看不过分。前提是我们国家还一穷二白。这里有两种考虑。六七亿人口的中国，不就是我一个总理吗？再穷也不缺我几身新衣服，何况对外还有个影响问题。这话不是没道理。但我们不能少了另一个考虑：身为六七亿人口大国的总理，我怎样做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表明我提倡什么？六七亿人口是应该提倡节俭，还是现在就不顾国情去追求享受？我更多考虑的是后者。” 　　总理的第4个讲究，就是讲究作衣置装的时机和理由，或叫目的。　　就我所知，总理进城后，大约做过5次衣服。　　进城不久，他搞过一次“大规模基本建设”，就是前面讲过的，做了大衣、夹衣、夏装，都是青色、蓝色或浅灰色的中山装，要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　　1954年6月，周恩来第一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了中印两国政府在4月29日的协定中首次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二)互不侵犯；(三)互不干涉内政；(四)平等互利；(五)和平共处。　　这5项原则现在已为世界最大多数的国家和政府所承认和拥护。这5项原则是由毛泽东最先提出基本精神和内容，由周恩来具体化成5项原则。据当年的外国记者报道，尼赫鲁对签署这5项原则曾有过犹豫。是年轻的甘地夫人被周恩来那亚洲最伟大政治家的翩翩风度所吸引，深深地受到感动，并为之“着迷”。她运用自己的全部影响和力量，“终于说服尼赫鲁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是当年国外报纸登过的报道，我虽然记不全具体文字，但大意是记得清楚并无法忘记的。　　就是这次访印归来，我们接受了教训。印度热得受不了，总理穿的衣服都是布做的，太厚，热得流鼻血，影响活动。访印后又访缅甸和越南，今后访问东南亚、印度及印度支那的活动不会少，所以周恩来同意我们为他做了两件绸衫。由此进一步考虑下乡时也会有个穿制服不便参加劳动的问题，我们陪总理逛了趟天桥，为总理买回两件衬衣，浅蓝色，便于下乡穿，便于参加生产劳动。　　这算第2次买衣服吧。　　第3次是去柬埔寨访问前夕，因为柬埔寨国王去世，处于国丧期，总理下令，代表团全体人员每人做一件白色西服，带有吊唁哀悼之意，总理自然也不例外。这次作衣的目的性很强，并非一般添置衣装。为此，西哈努克亲王很受感动，与周总理建立了深厚的私人情谊。　　第4次作衣置装是在1963年，周恩来访问欧、亚、非的14国前夕。这是总理第一次访问非洲，意义重大。　　行前，我们工作人员讨论这次活动的准备情况。有人说：非洲那地方没人敢去，温度特别高，蚊蝇又多又厉害，咬得人受：了。大家都没去过，就有些紧张，把邓大姐姐请来，商量办法。　　我说，要接受10年前访问印度的教训，听说非洲比印度还要热，应该预作准备。总理50年代做的衣服都已破旧，一旦热得穿不住制服，衬衣没有一件适合公开场合“亮相”，所以必须做几套适合热带穿的衣服。　　大家都是这个意见，邓大姐也同意，并征得总理认可，我们为总理的衣装进行了自50年代初以来的第一次“大规模更新”。所谓“大规模”是比较第2次、第3次那种有目的有限地添置一两件衣服而言。这次趁14国之行，为总理做了几件一百支纱的府绸白衬衣，做了毛的确良中山装，那是浅灰色有暗格暗道的当时国内比较好的料子。总理脚上那双黑皮鞋已经换过几次掌，趁这次去非洲，我们为他做了一双皮凉鞋，配浅色衣服，凉鞋选了棕色牛皮。这次“大规模更新”也许不如现在青年人的随便一次换季，但对于我们的总理，却是50年代到60年代的十余年间，唯一一次认真的添换新衣。　　60年代到70年代，总理10年未添新衣。进城时做的那件法蓝绒中山装，虽有工作袖套保护，也多次破损，经我手多次送到“红都”服装店请王师傅织补。到70年代，已经有外宾看出了总理那身“礼服”是织补过的，并传说出去。　　于是，我有了理由，在基辛格访华前夕，郑重给总理提意见：“你那套衣服会见外宾实在不行了，再做一套吧，仿原来那套法蓝绒的，不改变样式，还是过去形成的一贯衣着形象……” 　　总理终于同意了。在基辛格访华前夕，做了一身新的法蓝绒中山服。这身衣服中国人都很熟悉，就是总理坐在沙发里照的那张半侧像，被群众广为张挂，并被《周恩来传略》一书选为封面；就是这张照片上总理所穿的那身衣服。　　这件法蓝绒中山装，总理一直穿到1975年3月。根据总理一贯的意愿，他去世后，我们选择了这件衣服为他着装，这在后文有所交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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