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edu谈一下国外关于敏感期的最新研究成果好吗？

jackxiao

我遇到一个孩子的家长，他和我一样，对蒙氏敏感期理论有疑问，感觉这套理论是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同时也受当时的历史背景所限。看到你说的国外现在对敏感期理论的研究是建立在脑科学基础上的，能否请你不吝赐教，给大家介绍这方面的一些最新研究成果，让大家共同分享、体会和思考？

谢谢了！！

education2008

中国资料比较难找，找到后会贴出来。
下面是一篇谈语言的，请参考：

语言、思维、文化与行为之研究
　
◎戴浩一
美国印地安那大学语言学博士
国科会人文及社会科学发展处处长
中正大学语言学研究所教授

一、四个语言教育问题
　　今天我主要谈的，是近来社会与教育界都非常关心的语言教育问题。第一是有关第二语言及外语的学习问题。93年5月26日的中国时报上，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既然全国对英语学习都如此热衷，究竟什么时候学才好？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在报纸媒体上，我们不难看到即使在南部的乡下，有钱的父母也都会请美国老师来教孩子的英文，我甚至听过住在云林县滨海台西乡的父母开来回两个小时的车，送孩子到斗六上英文课。这样的狂热，让家境不那么富裕的父母，也拼了命赚钱，为的是让孩子学英文。我曾在出租车上听司机聊到他和他的太太拚命地工作，就是为了筹措孩子学英文的费用。在一般人的观念里，英文似乎是愈早学愈好，但事实究竟如何，我并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今天也只是把这个问题抛出来，和大家做一个讨论。

　　我今天想讨论的第二个议题是母语的学习。我们的社会正逐渐走向本土化、多元化的途径，语言在这样过程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可以在报纸上看到许多关于母语教学的问题，例如，既然母语的习得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为什么还需要教授拼音？另外，各种不统一的拼音系统，也让学生父母都感到非常地困惑。

　　再者，今天的第三个议题是关于外籍新娘子女的语言和情感之教育及培养的问题。根据内政部公布的数据，三年后，我们一年级小学生中，每八个就会有一个是外籍新娘的子女。由于语言上的差异，许多外籍新娘无法和孩子有良好且足够的互动，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跟孩子的互动，尤其是小孩和母亲的互动，对小孩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我在报纸上看过一位神经临床医师指出，许多外籍新娘的孩子都有智力发展迟缓的现象。身为语言学家，我们不得不怀疑，究竟是这些孩子智力发展迟缓？还是因为他们不懂得表达？而这些孩子早期的智力，乃至于感情的发展，是不是也受到语言发展的影响？另外，许多父母因为工作忙碌常聘请菲佣照顾孩子，由于许多菲佣的中文并不甚理想，也可能造成孩子早期语言习得的另一个问题。

　　第四个要讨论的问题是台湾失聪学生的语言教育。透过这方面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对前面三个问题有多一层的看法。会有这样的想法，是来自于我的一个关于台湾自然手语的研究计划。有一天，我为了做研究，和美国一位研究手语的专家，到台南的启聪学校观摩。课堂上老师正在教学生如何说话，但教了很久仍然成效有限。平常当我们在说话的同时，我们也在监控自己说话的内容。但是，失聪的孩子听不到自己说的话，所以没有办法把语音控制的很好。另外，失聪者学习说话时，往往只看得到老师的嘴唇，许多口腔内细微的动作，都无法模仿，这更加重了学习的难度。因此，我们告诉启聪学校的老师说，根据国际上的研究，对听力受损非常严重的人，是没有办法使用人工耳，或透过口语教学，来帮助他们沟通，最好的办法，还是使用自然手语。但是在台湾，特殊教育的老师往往认为学生应该回归主流教育，最好能在普通学校和正常人一同求学。其实，美国及其它欧洲国家，过去曾经也有一段时间主张回归主流教育，但是成效都不是十分显著，现在很多学者都主张使用自然手语教学。

　　根据一些观察显示，如果失聪的孩子有失聪的父母，往往会有以较好的互动，进而有比较好的智力发展。如果是听力正常的父母，往往只是急着将孩子送到医院装人工耳，忽视了在早期与孩子互动的重要性，反而影响了孩子的智力发展。总之，小孩智力的发展，一定要在早期透过和人的互动，与他的语言（无论是口语或手语）一起发展。另外智力发展的因素也跟attachment有关系，上星期信谊基金会邀请Karmiloff-Smith来台湾做演讲，我也与她谈到有关婴儿、小孩发展的问题，她也提到此一情感上的attachment的问题，从猩猩等其它的研究显示，婴儿若是很早就离开了父母亲，大部分在情感上的发展就不是这么的正常。所以在正常的情况下，小孩的语言发展、感情发展与其它认知发展是一起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语言是与文化、思维、及其它认知发展并行成长的。

　　平常我们在探讨这些不同认知能力的关系时，看到的是已发展完成的结果；其实要谈论这个问题，应从早期的发展来研究（当然此种研究有些技术上的困难度要克服）。我们现在从国外的先进研究得知，婴儿在母亲怀孕七个月时，就可以听到母亲的语言。在初期阶段，小孩的辨音能力是相当强的。举例来说，我们都知道日本人常无法分辨 [l] 与 [r] 两个音（我们闽南人学英文也有类似的问题）。根据研究显示，日本小孩在一岁以前有辨别[l] 与 [r]的能力，但到一岁以后，辨别 [l] 与 [r] 细微差别的能力似乎开始慢慢消失。这个例子说明了小孩在很小的时候，辨音的能力很强，后来因为必须去学习大人的语言，那部份辨音的能力就慢慢地消失掉。根据认知心理学家Steven Pinker的解释，人脑就像一位家庭主妇一样，得管油盐柴米，若遇到不需要的事物，在大脑来说就是额外的精力需求，因此会把精力集中在目前较需要学习的焦点上。前面所提到有关日本人的例子，即是因为那部分的区辩能力在成人的语言中不必要而逐渐消失了。然而，消失的能力到底能不能再取回？从过去的经验中得知，一位在美国久居的日本人，仍然取回原来区辨[l] 及 [r]的能力，不过只在于comprehension的层次，在production层次上仍需要一些功夫。另外一些个案，例如在洛杉矶一位名为Genie的小女孩，13岁之前因为被囚禁而与外界完全隔绝，被人发现时不只在语言上有困难，同时在沟通、感情、智力等方面都有相关的问题出现。相对地，另一个六岁小孩的个案中，则发现这位小孩在六岁回到正常人的世界后，在语言的发展上似乎很正常。另外我们也知道罗马尼亚曾在孤儿院，让孤儿整天单独躺在小床上，之后发现这些小孩在语言、情感与智力上都发生了问题。【此段文献请参阅洪兰、柯华葳合着之「婴幼儿大脑与认知发展的奥秘」信谊出版社，2003】。

　　在台湾，我们经常可以听到或讨论有关何时该教英文、要怎样学习母语的问题。媒体也常利用危言耸听的方式，来影响大众对国家语言政策的看法。教育部虽然明订国小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然而，从南到北，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孩三、四岁就开始学习英文。这个现象就如同我先前所提到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大家觉得越早学越好，而且还认为早学只有好处没有坏处？我想这与一般人对于语言关键期（critical period）的了解有很密切的关系。

二、语言学习的关键期

　　再来，我们就谈到今天大家所关心的议题：何时是语言学习的关键期？为何大众会认为语言应该要在某一阶段学最好？过去的理论认为，青春期（age of puberty）之后，第二语言即无法再学得很好。在此应该要区别的观念是，关键期与敏感度的差别。之前提过Pinker的理论，大脑为了经济的效益，会将不必用到的功能关闭，例如关闭区辨 [l] 与 [r] 的能力。然而到了必要时，例如到了美国要维持与人沟通的能力，日本人会再度开启此功能，但是敏感度会消失掉。因此我们要先区分这两个观念，厘清过去认为某种功能到达关键期即消失的观念。若从一个语言学家的观点来看，关键期与敏感度的区分不只是在语言上，在其它行为上也是如此，例如演讲前与运休学院方进隆教授谈到运动生理方面也有失去敏感度的情形。回到语言的问题，现在所谈的敏感度或是关键期都是与第一语言的习得（acquisition）有关，亦即自然而然跟随父母亲习得的母语。在台湾，母语一词，常与乡土语言互相混淆。例如有一次在时报基金会的演讲上，一位听众问到学母语要不要用拼音？根据之前对母语的定义，跟随母亲学到的语言怎么会要用到拼音呢？之后才发现，原来在这位听众的例子里，很多台北的小孩，父母亲是闽南人，但他们已经不会讲闽南语。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孩子学的语言已不是母语，而是第二语言，因此第二语言的学习才会衍生出到底要用哪一种拼音教学。其实，在这个情况下，只要将小孩子送到中正大学去念四年书，问题就解决了，还可以让小孩在南部学习到与土地互动的感情。

　　我曾经到过苗栗县铜锣一带进行客家话量词的调查，找到了一些只会说客语且不识字的受试者，大约有十人。我在做客家话的研究时，才开始体认到此语言的流失的严重性，同时也开始了解客家人的文化，这是我做语言调查中的一些收获。闽南人如果仍旧以闽南话来代表「台湾话」，我个人认为这多少会带有闽南人的沙文主义。一个月以前，国科会收到一张行政院客家委员会的公文，希望大家以后不要用「台湾话」，而改用「闽南话」、「客家话」；不要问人家会不会说「台语」，而改说「闽南语」。这就是一份要纠正我们闽南人大沙文主义的公文。此公文的重要性，除了呼应我国多元语言文化教育的倡导外，也因为我们发现客家话已渐渐在流失。例如，铜锣的小孩子在街上玩乐时，彼此使用的语言是国语而不是客家话；只有在家中当母亲用客家话问话时，小孩子才会用客家话回答。对于这些客家小孩来说，他的第一语言到底是客家话还是国语呢？再者，这两个我们所谓的「方言」，从西方的观点来说，其实是不同的两个语言，而不是像波士顿英语或中西部的英语那种方言的差距；闽南话、客家话与国语是三个完全不同的语言。因此今天我们在谈到母语教育或乡土语言时，要对许多小孩而言，其实都是在学习第二国语言。

　　其次从语言学家的观点来谈「敏感度」。我们常问某个语言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学比较好，针对敏感度和关键期的问题，要从不同的语言模块（components）来探讨。以语调（intonation）来讲，其敏感度确实会慢慢地随年纪增长而消失。例如闽南话的声调（tone）和语调。国语有四个声调，闽南话则有七、八个声调，再加上更复杂的变调，实在很不容易掌握，因此对语音的敏感度需要在早期就培养。以我自己的经验为例，我早年在乡下长大，那时候的国小老师，前一天晚上自己还在学ㄅㄆㄇㄈ，隔天就来学校教他自己也不太懂的注音符号。所以我到现在为止，国语的二声和三声仍然常常分不清楚，可见声调的学习真的不容易。而美国学生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仍然常常也觉得声调特别难，更何况语调部分。不过，我仍不敢断定学习外语最难的部分就是语音，我们还需要作更深入的研究。至于语法和词汇部分，语法属于运算系统（computation system），这个大部分是天生的，幼儿可以从母语习得中自然发展，computation system不像语音一样特别注重敏感度的关键期。而词汇是属于概念性（conceptual system）的。概念性的东西，其实人越老会累积越多。所以英文词汇的学习应该是念的越多或年纪越大，词汇自然也跟着越丰富。

　　于此，我们可以深思，现代父母要小孩子提早去学英文，假如父母把学习的重点摆在让他讲话的发音要像美国人一样，会产生什么结果。举例来说，台大附近有一个外语幼儿园，都是美国外籍老师教学，其语言和姿态都是地道的美国人，小孩子长期接触下来，很可能以后连讲国语都会有美国人的姿态。这是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因为姿态是很容易被模仿的。

　　语言本质上，除了心理和生理基础之外，另一个因素就是与历史和文化有关。何谓文化？文化就是除了天生的生理结构外，受到环境与教育影响而产生出来的部分就是文化。而文化传承比较具体的说法，相对于生物基因而言，也受到文化基因的控制。好比人的行为，会去copy我们喜欢的模板。在上述的美语幼儿园例子中，小孩会因为喜欢外籍老师，而去模仿其动作与姿态，又好比学生也会模仿他们喜欢的老师的姿态。然而，生物基因和文化基因的分界，却是研究上相当难以准确分割清楚的；对心理学家尤其困难。

　　所以要谈这些behavior patterns，最重要的目的在于阐释什么是先天，什么是后天的因素。一般来说，语言学家常把第一个语言的学习称为acquisition（习得），第二个语言则是透过努力learning（学习）来的。所以第一语言可说是先天的，是受到某些基因影响、与父母亲互动及在一个文化环境中自然产生出来的。第二语言的学习则真的需要去克服某些困难，包括受到第一语言的干扰等。此外，根据脑神经科学的研究发现，第一语言的习得在左脑，第二语言则大部份在右脑进行，这代表这两种语言的确有不相同的地方。

　　其中比较难断定的是，虽然以语言学的模块结构来分析，但事实上探讨时仍然可以分的更细。例如在语音系统里面，英文区分tense跟lax vowels，而我们的语言，不管是闽南话或国语里都没有这样的区分，所以必须刻意去学。其它在语音方面的因素，也都可参照其不同的敏感度来判定在哪个年纪开始学习比较好。同样地，语法虽是个笼统的运算系统，基本上不必细分的太详尽，然而好比英语介系词，因为有很多不同用法而导致学习困难，有如美国人学习中文的量词一样，进而感觉语法结构很复杂。其实，虽然介系词的范畴属于运作系统，但很多介系词真正的用法还是属于概念性，可以慢慢的去作调整。

三、大脑的可塑性（Plasticity）

　　最后，提到大脑的可塑性，这与先天、后天的议题相关。基本上小孩子的成长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大家都知道猩猩出生三个月后，几乎所有的功能都已经发育正常，但是从演化的观点来看，人类的小孩可以说全都是早生的婴儿。同样地，小牛一出生就会跑，而人类生出来后，大脑和其它功能仍尚未完全发育，需要更多发展的时间。因此，究竟先天与后天的界定何在，每个学者的概念不同。有人认为，生下来后我们的认知构造就分的很细，小孩子在与环境的互动当中，所受的影响不会太大。而另一派的人好比Karmiloff-Smith，则认为人类基本上有一些天生的、对某种东西的（predispositions）偏向，我们是靠着这些天生偏向，经过环境的冲击，才发展出成长后比较清楚的模块结构，而不是一生下来不同认知的模块结构造就已经完整。因此早先已经消失的敏感度，成长以后仍可透过学习再找回来。从我们小孩发展的观点来看，有些东西确实要提早刺激，包括感情发展。所以小孩子五岁前最好能够在健全的家庭环境里成长，有良好的语言学习环境，且与父母有良好的互动，这都可以促进语言能力与感情心智的发展。

　　小孩子刚生下来认知模块的结构尚未完整，所以给予刺激越多效果越好。但若考虑到语言主导人类思维，那究竟开始时要用英语还是国语去教导小孩，这就是不同的问题。可以先看一个例子，在旧金山的广东人，强调小孩早期教育要用广东话后才用英文。他们的理念是，早期教育要用最亲近、最能够掌控的母语，因为母语会带动思维的发展。现在有人提倡母语教学，认为要用闽南话进行小朋友的启蒙教育，但是这个问题要一分为二来看待。以我自己而言，从一数到十用闽南语最快，但谈到加减运算时则用国语又比较顺畅。另外，我在美国住了三十年，刚回台湾时不知道该怎么跟人吵架；而在美国为了生存反而会用英语吵架。这表示说不同发展阶段所用的语言工具会主导我们思维的表达。从心理学家观点来看，input是怎么来的，一个人的记忆与行为也就会受input历史的影响。所以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完全用闽南话来教学就会好，国语亦然。所以从我刚才讲的那三个例子中，也可看出语言与思维结构交接的一个方式。

四、问题与讨论

问一： 第一个问题是运动和知觉其实是很相关的。戴处长刚提到的 [l] 与 [r] 之区别，从运动的角度来看，譬如协调能力，即使错失一个时机学习，在将来的任何阶段都是可以重新学习的。不知道您觉得在这方面，语言的学习和运动的学习是否是类似的？第二个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许多家庭父母亲讲不同的语言，其小孩能否分辨哪一种是他的母语？（台湾师范大学体育学系刘有德副教授）
答一： 语言的学习和运动的学习有何类似或不同之处，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好奇。另外提到语言和思维的问题，Piaget 并不觉得语言的重要性，但到了Vygotsky 时，他便认为语言会带动人的思维。谈到思维，有一部分的思维的确是人类的共通性，这才会有所谓逻辑三段论（syllogism），但另一部分的思维则会跟着文化产生。而国际化社会，会不会增加小孩对声音分辨的敏感度，我觉得是会的，说不定长期下来，也许对人类大脑的皮质层也会产生不同的变化；这也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至于小孩是否能辨识哪一种语言是他的母语，这可能要看是讨论哪一部分，我觉得小孩会区别语音，譬如英文是个要用stress的语言，婴孩很早就会察觉哪一种语言有此特征。如果妈妈讲国语，爸爸讲英语，婴孩会分辨出爸爸的语言是有stress的，而妈妈的语言则是跟tone有关。所以我们如果要讨论bilingual situation，可能要注意是把焦点放在语言的哪一部分。

问二： 戴教授，你今天的演讲非常有趣。我们一直在讨论母语教育，母语有两个定义，一是父母的语言，二是你的第二语言。我们现在的九年一贯有母语教育，名称为乡土语言，我比较喜欢乡土语言的名称。很多人听到学母语，他们会觉得母语就是国语，为什么还要学？也有人说我的母语是蒙古话。我的看法是，乡土教育是指住在这块地方的人，学这里的语言；养成在多语环境中，每个人多学一个语言。甚至我也鼓励大家都可以去学不同的语言，去了解别人，如此便可以增加母语的第三个定义：乡土语言。（台湾师范大学英语系施玉惠教授）
答二： 谢谢施教授的补充，第三个概念的确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这样当我们在谈母语教育时，我们会比较清楚在谈那一个概念。

问三： 戴教授您提到关键期在不同语言模块的差别，也提到5月18、19日两天 Karmiloff-Smith的演讲。她提到一个有趣的研究：婴儿约在10-12月时，会失去分辨母语当中不分辨音的细微差别之能力，我称它为自废武功，但是在Karmiloff-Smith的学生的研究中，做了一个实验：成年人虽没有婴儿分辨细微音的能力，但成年人的脑波显现其实是存在，只是不够strong to surface to the verbal reaction。 我向她请教，是不是经过训练能恢复其武功？她的回答是目前类似的资料不多，根据研究结果，需要经过intensive training，而且finding is mixed。我想这个研究留给我们的问题是，what is its implication for 关键期？Karmiloff-Smith 觉得我们不用一直讲关键期，而应把它想成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指的是physiological readiness for certain kind of learning。您对此有何看法？（政治大学英语系吴信凤教授）
答三： 其实我今天也试图区分关键期和敏感期。我们过去所了解的关键期，指的是过了那段时间，就无法recover；而敏感度是，你失掉那个感觉，但经过一些努力后，是可以recover的。另外我也在想，是不是在不同的语言领域里会有不同的recover程度。

问四： 第一个问题是，台湾语言的名称问题。戴教授提到，台湾的闽南话，如果称为台湾话或台语，是表示闽南人的自大。我觉得语言名称的来源，实有其特别的意义。比如说，台湾的国语，国语此词对许多人而言也是很敏感的，似乎有沙文主义的意味。如果纯粹从语言学的观点来看，每个语言名称的形成有其来源，譬如国语，有人称其为北京话，因为它的制定是以北京话为主；闽南语一词的来源也是指它的来源。「台湾话」或「台语」可能是在台湾这个地区民众约定成俗的，所以民众在使用它的时候，并没有自大的意思，而是很习惯地用它。如果一个客家人，认为「台湾话」这词的使用会排挤台湾地区讲其它方言的人，那为什么当初他们不是用「台湾话」这词来指称自己的语言呢？我觉得做语言研究的专家，要把这个概念传达给社会大众，因为语言用语在很多时候都被泛政治化，我觉得这是需要厘清的。第二个问题是有关刘有德副教授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多语长大的小孩，他对自己的语言能否分得清楚。在这个全球化的环境中，我们对语言的定义，已经和以前不同。就如戴处长举的例子，在思考、运用语言的时候，有时会使用台语、国语、甚至英语。这便表示自己会的语言，各自有一套体系，如果某个词汇或概念是以台湾话输入，那么在你运用时也会以台湾话出现，如果以国语输入，就会以国语出现，相信大家都会有这种体会。这可能牵涉到全球化后，我们对语言的认定。什么是母语？我们现在还是停留在以语言形式来分的思考模式，可能需要转变这样的观念。（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文教学研究所曾金金副教授）
答四： 我不同意的一点是，你提到我们应该去教大众约定成俗的概念，而我的看法是，我们需接受大众会产生对语言望文生义的问题。我们分析台湾族群的问题后，就会发现闽南人在台湾已变成主导政治和经济的族群，当他们已经是主导族群，又称闽南话为台湾话，便很难避免沙文主义的问题。所以客家委员会所发出的公文，我是很能认同的。

jackxiao

EDU:非常感谢！期待你带来更多的好东西和大家共享！！！07

很好的文章，慢慢学习中。。。。。。

aiqq

好文！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