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歧出與回歸───我讀牟宗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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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的歧出與回歸───我讀牟宗三

         陳克艱

    年來應約為上海書店出版社編選《牟宗三選集》。牟宗三先生的學術，規模弘闊、義理深微，我這幾年雖花了不少工夫去閱讀、體會和思索，但距離研幾極深、探驪得珠，尚差得很遠，因此我只能抱著「盡其在我」的心情做這件事。在一本僅二十五萬字的選集里，要想隱隱然體現牟宗三先生等身著述中的整套學脈，肯定是一種奢望，但我個人確想努力往這個目標趨，所以，大多數的篇幅是從牟先生的幾部主要著作（如《歷史哲學》、《心體與性體》、《現象與物自身》等）中選取，而少用一般通論性的文章或講演（牟先生這方面的文字也非常之多）。我私心期願，讀者手此一編，便能對新儒學所面臨的時代課題與其所弘傳創發的義理，有較為本真的理解。恕我孤陋，近年來對新儒學的駁斥批評，就我所見所聞的範圍而言，我認為大多不對題、無所謂，至少，批評者對于作為新儒學義理骨幹的牟學，實缺乏了解。這本選集多少可以彌補一點遺憾，也許可為批評者寫出比較成功的批評作一點貢獻，當然這首先還要求對書的內容有起碼的契入。

      接觸和親近牟著，是我個人生命中的一件大事。

      我過去學數學與邏輯，浸潤有年，在其中對于純粹形式的確定性、架構系統的完備性深享過理智的滿足與審美的趣味。然而，數學（及邏輯）畢竟是一門呼嘯突進、一往無前的學科，要求著極強的智力創造性。我自度智薄力弱，欲在這一領域體驗到創造的悅樂，恐無此份福氣，雖然也解過難題，但那是發人所已發，所得之創造快感有模擬性，不十分真實。對同學中每有創獲的先進者，不禁歆羡不已，又自慚形穢。我終于懷著叛教改宗一般的心情退出數學，改讀科學哲學。遇見過去一同「格」數學的朋友，常不免內疚神明。我聊以自慰的想法是：「臨淵羡魚，不如退而結網」，既然做不到入乎其內，有所創造，不如跳出來，出乎其外，把數學和科學整體作為對象，哲學地觀之，對數學、科學上的智力創造的本質意義，作哲學的理解，未始不能享受到與「工作中的科學家」（working scientists）同樣的滿足。可惜，讀書不得門徑，囿于人為的專業畛域，讀科學哲學居然忽略了康德，把他當作過時的古董輕輕帶過（其實那時也讀不懂康德），而只讀當代的。依我現在看法，當代的科學哲學實已走進誤區，它基本上只關心科學活動及其產品的邏輯特徵。本來，科學作為憑依于一定文化傳統的人的精神活動，對它的哲學觀照，首先就應該是一門透顯其意義之本、探尋其價值之源的闡釋學，但是對于這樣一門闡釋學能不能有，據說現在還只是爭論中。只從邏輯特徵上看科學，並且把它誇大為人類精神的本體，企圖以此說明一切、籠罩一切，這種知性的狂妄驕縱實是現代社會和現代人許多毛病的總根子。我讀科學哲學讀到入魔走火時，竟然想用所謂「劃清標準」（oriteria of demarcation ）來論證中醫之非科學。現在我已知道，科學是西方的知識傳統，中醫屬中國的知識傳統，「劃清標準」如其可用，也只能有條件地用于前者，斷不能用于後者。我這樣亂用，直等於以體重、身高為標準來劃分詩人與小說家。

       入魔走火，終至于病。我病了。這是身體的病，亦是心的病。生命背謬、乖戾、扭曲，無以自解，無以順遂之，調暢之，數學、邏輯、科學哲學于此全無用。我翻開了熊十力先生的《新唯識論》，此書以前也曾翻過，不知所云，全不能入，今則像磁石召鐵一般，一下子就吸住了我。生命乖戾而至于病，這是本體上發生了問題，此本體不離乎心，也「非知識所行境界」。我前幾年隨邏輯經驗主義離棄知解的形而上學本體論，非全無理，但從此厭惡一切本體論，實際上則以認知主體、認知心為本體，則大錯。病成了向上超轉的一個機緣，我覺悟到，必須重講本體論，在生命之本上，即「本心」上講本體論。生命之本見，生命中一切事事物物復得其條理，病也就好起來了。我在《新唯識論》書末大寫幾個字「生命之再造」。

       從此，遇人便講熊十力。某天，與一位當時尚在讀的研究生（他叫嚴鍾民）談，他問我：「你讀過牟宗三的書？」我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名字：「牟宗三是誰？」「他是熊十力的學生，青出于藍而勝於藍。」因嚴君的指點，我立即找牟宗三的書來讀。我讀的第一本牟著是《現象與物自身》，書名取自康德。牟先生自道此書「是吾所學知者之綜消化」，「必透至此，而後始覺得洒然」。康德向被視為西方哲學上只能超過不能避過繞過的高峰。牟先生的書會通康德與中國儒聖，在彰著儒家內聖學大擔綱的同時，發展充實了康德哲學，將康德哲學中，不穩定的使其穩定，隔絕的使其圓融，僅為設定的使其為如如朗現之真實。讀書的過程，便是我疏通調暢自己的生命，將其從歧出中拉回，返正的過程。有一種心理，就像行在山陰道中，旖旎風光，不暇應給，既想盡收眼底，又怕太快看完，再無可觀。越接近書末，生怕看完的心情越強烈。以後讀牟先生的每一本書，都重複有這樣的心情。

      生命之再造可以當下即是，卻又呈現一個無限的過程。誠如《中庸》之言曰：「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建體立極與開物成務，必須兩相融貫，此惟牟先生講得最好。熊先生《新論》＜明心＞章極透徹，但＜成物＞章我當時讀就覺得其義理之闡發尚未能充其極，也不夠圓融，還有不少類似黑格爾邏輯學裡的吊詭詞句，略顯掛空。與牟著比觀以後，這點就更明顯了。宋儒陸象山可以說這樣的話：「若某則不識一個字，亦須還我堂堂正正地做個人。」但是，被拋在光怪陸離娑婆世界裡的現代人，卻再不能這樣說了。現代人與古人相比，智商高，「慧商」低，定力更低，知識豐富，智慧貧乏，心易亂，情常急，單靠自己個人之力，自誠而明，恐非易易，可行之路在于自明而誠。明則須讀書也！面對外物的促迫、引誘、魅惑，要能夠貞定住自己，收攝住自己，應物而不被物役，且能翻上一層照物、潤物、控馭物，非先有諦當的察識不可。當然察識不可離卻存養，「察識乃無事時存養，存養則有事時察識」，但須強調，兩者必以察識明義為先，這就離不開讀書。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牟宗三先生的書為我做人提供了安身立命的基礎。

      牟學所開顯、建立、完成者，其核心以一言蔽之，可曰：「道德的理想主義。」牟先生一再說，中國的學問是「生命的學問」，中國的文化是「心的文化」。歷史、文化地言之，雖然只有中國的傳統在這「心」上講「生命的學問」，但是哲學、人生地言之，此「心」I（本心、道德心）實為人類最普遍的本性,中西皆然。康德《實踐理性批判》所謂「自由自律的道德意志」，即此本心。只是他掣肘于強探力索的邏輯知解方法，不能穩妥地安立這個「自由意志」，故只能設定它。現代西方的宗教神學我所知甚少，但讀了兩本名著中譯馬丁．布伯《我與你》、蒂利希《文化神學》以後，看到一個明顯的趨勢：上帝在淡化，人的精神在凸現、人神隔絕在消泯、「人雖有限而可無限」之義在呈露，總之一句話，西方神學亦在向「生命的學問」趨。在這個物質泛濫精神汩沒的艱難的大時代裡，如何挺立人的生命、光明人的生命？惟有靠道德的理想主義。理想不是有待向前求去的目標，不是需要操作實現的圖紙。（以「目標」、「藍圖」釋理想，是殺死理想，請思「理想」西文ideal一詞之義）理想是從肉體生命（「氣命」）中提煉出，反轉來又賦予肉體生命以價值、意義的精神生命（「性命」）。真有理想的人，當下就滋潤了自己的現實生命，理想本身當下就是一種存在，一種最真實的存在。

      理想不容混雜絲毫一點物質的渣滓，它「通體是光輝，全幅是精神」，這在自由自律的道德心上最為著明：把道德等同于他律行為規則即對道德心無所見；用所謂曉以利害之法促人從善，實是在導人向惡。道德心既內在又超越，既主觀又客觀，既具體又普遍，既現實又先驗，即心、即性、即理、即神，此心、性、理、神之混一而化，乃我人生命之最終的根據、實體和本體。人常容易精神外扑，外扑則有向，則執物。被執之物，因精神所扑，初似有光，但精神外扑，即已斷離本根，遂被所執之物吸收，初似有光亦轉成暗黑，更遑論其他物矣，世界遂成偏至乾枯。唯有道德心呈露朗現，始能將精神收回來，凝聚起，在其自己，始能停停當當，昭昭靈靈，不暗昧，不盲爽，始能朗潤而遍在，照萬物而獨立，光明其自己，從而也光明整個世界。康德說：「我頭上的星空，與我心中的道德律」，牟宗三實已使這兩樣最崇高的東西「道通而為一」。

     牟先生不僅盛發前賢義理，而且首開一「義理之學」現代化的學統。正如他說：「中國前賢對于品題人物極有高致，而對于義理形態之欣賞與評估則顯有不及。」這確實是傳統中國哲學的一個缺點，因此缺點，博大精深的中國哲學常被生命上不能呼應的人看作只是些「零碎好玩的光景」。但中國哲學的這個缺點，可說在牟先生手中已被克服彌補了。從先秦諸子到宋明儒學，從魏晉玄學到隋唐佛學，各家的義理弘規與內部分係，牟先生俱透過浩繁典籍與表面混亂的詞句，予以清楚的分疏和穩妥的定位。例如，牟先生充分證成宋儒伊川朱子一系非儒家正統，乃「別子為宗」，此系在孔孟道德義理宏規之基本點上有一歧出，成為與儒學正宗「縱貫系統」相對待（當然也相補充）的主智主義「橫攝系統」。三大本《心體與性體》，即表示此部工作。朱子「心理二分」，以後天心理學意義的「心」認知攝具外在超越的「只存有不活動」之理，此有類古希臘柏拉圖－亞理斯多德主智主義，然有類亦有別，牟先生馬上又對朱子與古臘傳統作出「簡異與別濫」。又如，儒家特重「體用」義，佛家也講「體用」義，牟先生便對佛家體用義詳加衡定，以為簡別。真是立說仔細，義義落實，論證周匝，字字有據，可謂鐵案如山，萬牛莫挽。我意後學治中國哲學史者，必以牟著為只能超過不能略過的高峰，真想平實妥貼地講中國哲學的義理，須從牟著入。這就好比，治現代理論物理學，必須先讀懂了量子力學、相對論，否則一切談不上。

       不特此也，牟先生在講「生命的學問」同時，復從生命之本上開出一廊龐闊大的「知性論」。他變康德之「上講」（從下往上講）為「下講」（從上往下講）。第一步，從道德心之知體明覺開本體界；第二步，從知體明覺之自我「坎陷」開知性界。攝物歸心又推心及物，攝知歸德又擴德成知，如此一來一往、一上一下，將分際撐開，將地盤掃清，使數學、邏輯、科學哲學又重新可得而講，此之謂大開合，大心量，大局量，真是「盛德大業至矣哉」！依我個人經驗，讀康德至黑格爾德國古典哲學一系，從牟著入，最是方便善巧法門（從前也讀過康德、黑格爾，但那只是尋章摘句，捕捉影響，全無真切的理解）。將牟著《歷史哲學》與黑格爾《歷史哲學》對讀，可收互相發明之效，黑格爾之掛空的「絕對精神」、寡頭的「歷史理性」，俱在牟著中得其實義，浹洽我心。

      當我讀牟先生的書，首先領受的是一股直透心魂的嚴肅力，故想見其人也一定是不苟言笑，端莊凝重，後來看到余英時教授稱牟先生「宋明義理，魏晉人物」初微覺意外，繼則憬然有悟：牟先生是已經過了「截斷眾流」、「涵蓋乾坤」、「隨波逐浪」三關的人，我只以第一關之義去想像他，難怪有差。最近，好友羅義俊兄去香港開會，見到了牟先生。從羅兄帶回的與牟先生的合影中，我看到的是一位清瘦、矍鑠而又笑口常開的藹然長者，但一點也看不出已有八十四歲。聽羅兄說：牟先生喜歡散步、下棋、吃硬果，待人相當隨和，與青年子弟尤為相得，但也不時聽他發出深長的嘆息。牟先生嘗言：「受苦是哲學者天造地設的命運，受苦亦是哲學者天造地設的使命」為天下國家切憂深思，于日常人倫從容優游，這樣的人，才稱得上「一代文化托命之人」。「噫，微斯人，吾誰與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