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从文化差异的视角反思中国幼儿数学教育

果行育德

从文化差异的视角反思中国幼儿数学教育

南京师范大学教科院  张俊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253名中国幼儿园教师的调查，揭示了中美两种不同文化下的幼儿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的差异，并从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作者以文化差异的视角对中国传统的幼儿数学教育实践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的数学教育改革应该在保持自身文化特点的同时吸收西方教育理念的积极因素，并指出这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文化过程。

关键词  数学教育 文化差异



一、中国人看美国式教育：对253名幼儿园教师的调查



美国幼教专家凯米依在其《怎样教幼儿学数》一书中曾引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有一位母亲要她5岁的孩子每天吃饭时给每人的盘子里放一条餐巾。家里经常是4 个人吃饭，这个儿童平时能数到30甚至更多，但他在完成这一任务时，还是先到碗橱里拿来第一条餐巾，放在一个盘子里，然后再回到碗橱拿来第二条餐巾，放在第二个盘子里……拿4条餐巾就来回走了4 次。当他5岁3个月16天时，才第一次想到要数盘子和从碗橱里拿来的餐巾，数好后才把餐巾分到每个盘子里，他这样做共持续了6天。到了第七天，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比平时多了一个盘子。他仍像往常一样拿来4条餐巾，但是当他看到有一个盘子空着时，没有再去拿一条来，而是把已经放在盘子里的4条餐巾收起来，放回碗橱里，然后又一次次地去拿，走了5次才完成任务。第二天，没有客人了，他仍旧走了4次，这样做了5、6天，他才发现要数盘子和餐巾。十天后的一天，妈妈告诉他来了一个客人，他仍像往常一样分发4条餐巾，但是当他看见有一个空盘子时，只是再去拿了一条餐巾。第二天，没有客人了，他先数了一下盘子的数量，然后再去拿来相同数量的餐巾。此后，家中再有客人来，他也能应付自如了。

这是一个非常“美国式”的教育案例。在这个故事中，我们看到这个孩子的生动的发展过程，而他的母亲一直隐藏在后台。当我看到这个案例时，心中不由生出一个问题：中国的教师和家长会如何解读这个故事呢？这个故事的“中国版”又会是什么样的呢？为此，我以安徽省合肥市的各级各类幼儿园教师为对象进行了调查，共收回253份有效问卷。安徽省地处中国东部内陆地区，经济、文化、教育发展在国内居于中等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介于东南沿海和西部地区之间，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样本。

调查采用开放式问卷进行，主要围绕以下两个问题：

A.您如何看待这位妈妈的做法？

B.如果您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您会怎样做？能不能说说您的理由？

前一个问题，可以反映出调查对象对美国式教育的看法；后一个问题，则可反映出中国式的教育观念和方法。为避免对调查对象产生暗示效应，问卷中没有明确说明此案例来自美国文化背景。研究者将教师们对案例中教育方法的评判进行分类编码：肯定（A1）、否定（含部分否定，A2）、未明确表态（A3）。同样地，也将教师自己愿意采用的教育方法进行编码：采纳案例中的教育方法（B1）、不采纳案例中的教育方法（B2）、未明确表态（B3）。

结果显示：有143人对案例中的教育方法表示肯定，占57%。然而愿意实践这种教育方法的教师总共才有48人，占19%。有107人明确表示不会采纳这样的教育方法，占42%。在这107人中，有71人明确表示赞同这样的教育方法但自己不会去实践它。



二、不同教育观的文化差异分析



人的教育行为都是受其观念影响的，而教育观念又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不同文化背景中关于教育的看法和做法，也会因文化背景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从上面所述的案例以及众多中国教师对该案例的评论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中美两种文化背景下的幼儿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1.案例中折射出的美国式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

仅根据一个案例就断言美国教育如何、如何，未免失之偏颇。我们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是因为它的确具有典型性。下面我们就对这个案例作一个深入的剖析。

这位美国妈妈的教育方法可以概括为：为儿童提供问题解决的情境，让儿童在自己的水平上、用自己的方法解决问题，让儿童在亲身的经历和体验中获得自然的发展。成人往往隐退在后台，并没有干预儿童的发展过程，更不急于将高级的或正确的方法直接教给儿童。

这种教育方法隐含了以下教育观念：

儿童天生具有主动探索和解决问题的动机，具有主动发展的潜能。教育应该创设环境，让儿童的这种潜能得以发挥。

儿童通过他自己的个人经验学习。只要给予适当的环境刺激，儿童就能自己获得发展。

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更倾向于关注儿童的学，而不是成人的教。这种信念，在皮亚杰的一句名言中得以充分体现：“你教给儿童的越多，儿童自己发现的就越少。”

2.调查结果显示的中国式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

根据调查的结果，仅有19%的中国教师会采纳案例中的教育方法，而42%的教师作出了“中国式”的回答。我们将这些回答选取一部分呈现如下：

如果我是孩子妈妈，我会在旁边稍微提醒一下，因为孩子还是太小了，作一下引导是应该的。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会一开始就告诉孩子家里有客人来，让孩子在发餐具时多发一份。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首先让他数盘子，再让他取相同数量的毛巾一一对应进行配对。先给他正确的示范，巩固数字和数量的对应，当家里来了客人时，让他操作，自己发现问题。

如果我是这位母亲我会及时纠正孩子，教育孩子（将）数和事实相联。

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母亲，我会先给予幼儿引导，让幼儿认识自己做法的错误，幼儿是没有太多思想的，所以需要父母和教师的引导。

我会给他提示，教他、启发他。理由是因为孩子年龄太小，可以在他动脑动手之前启发他。

我不会让他这么傻干，我会教他怎么去做，也许不会太直接，间接地去教他。

我会直接告诉他这个规律，因为这样更节约时间，不一定非要等他自己去发现。

以上回答虽然五花八门，但我们从中可以大致看到中国式教育方法的特点：成人为儿童设定一个问题的同时，也设定了一个“正确”的答案，当孩子不能正确解决问题时，或孩子的答案不符合成人预设的正确答案时，成人就会给予帮助。帮助的形式从直接告诉答案、指出并纠正错误、示范到启发、暗示或提醒，不一而足。

这样的教育方法所隐含的教育观念是：

成人比儿童拥有更为高级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因而往往掌握问题的答案，同时也有责任对儿童的学习给予帮助。

儿童具有思考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在学习情境中成人更强调儿童的“接受能力”即记忆和理解，并将其看成是迁移和运用知识的前提。

儿童需要通过自己的理解和思考学习，但更需要在成人的帮助下学习。后者因为可以缩短学习所需的过程，少走弯路，更快地达到正确的结果，而被看成是更有效的途径。

在教与学的关系中，更倾向于关注成人的教，而不是儿童的学。认为教给儿童的越多，儿童的潜能就越大。

3.中美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差异的文化分析

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中美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方法和教育观念有着很大的差异。我们不能将这种差异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家长拥有更先进的教育理念，或是西方家长的素质较高等等，而要从中美文化背景的差异去分析，方能获得更为深刻的认识。

我们以为，中美教育方法及教育观念上的差异根本在于文化传统上的差异。慈幼之心，古今中外并无二致。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之下，其具体表现却有不同。

美国家长并不比中国家长更有耐心，也不是不如中国家长负责任。他们这样做，是基于这样的儿童观：儿童有他们自己的思维方式、做事方式，成人要接受、理解并尊重它们，这是教育的前提。这种对儿童世界的发现和对儿童人格的尊重，实质上根植于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传统，即尊重个人、尊重他人（包括儿童）。即使在父母和孩子之间，也是平等关系重于权威关系。

但是在中国文化背景中，“权威”恰恰是一个核心概念。大到社会政治体制、小到家长结构中，等级和权威概念无所不在。在教育中，这种权威概念表现为教育者对受教育者的控制，包括知识的控制和行为的控制。如成人将自己的知识强加给儿童、而不考虑儿童的理解，要求儿童按照成人的方法做、而不是按照自己的想法做等等。“儿童是需要教的”，这几乎成为每个中国人对于儿童的基本观念。而在中国文化中，教的意义又常常等同于“告诉”、“教导”、“指示”。中国家长一方面忽视对儿童的接受和理解，另一方面又把“教”孩子看成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这正是中美教育观念的一个巨大差异。在我们的调查中，虽然只有60人（占总数的24%）对案例中的教育方法提出批评，但这些意见大多集中于一点，即美国妈妈的指导不力：

这位孩子似乎太累了，来回跑了那么多次，而家长为什么没有予以适当的引导，而任由孩子自由发现，发现时间似乎太长了。我比较赞同这位家长的做法，但我觉得家长还应给予适当的引导和提示。

我认为这位妈妈没有及时对孩子的做法给予指导，而促使孩子很长时间做出笨拙的事情。在发现孩子错过几次以后，要向孩子提出问题，使孩子对自己的做法及时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至于走弯路。对孩子最后的（正确）做法应给予肯定。

佩服她的忍耐，我是急性子！虽然我知道让孩子去探索、总结自己去寻找答案，可是如果我给孩子上一堂关于节省体力的课，通过试验、举例，让他尽快找到做事的思维方法是否更好？

孩子在实践的过程中没有对所作的事进行总结的能力，发现事物的规律，成人即家长也没有及时地给予规范引导，以至幼儿在完成任务时走了很多弯路。

我认为这位妈妈的出发点是对的，但方法不对。

这位妈妈给了孩子做事的机会，却没有给他做事的方法。

上面引述的这些评论，或许可以映证中美之间的文化差异。



三、反思中国幼儿数学教育



在这样一个多元文化的时代，应该如何对待文化间的差异？立场问题是首要问题。我们明确反对文化虚无主义的立场。那种“言必称希腊”、认为西方教育理论就代表着中国教育的进步方向的观点，实际上是无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存在。事实上，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它生长的土壤，也都有它存在的理由。文化的多样性使得世界丰富多彩。只有在追求文化多样、承认文化差异、保证文化平等的前提下，才有可能进行文化间的对话。也只有通过文化间的对话，才可能促成文化间的理解和交流，达到取长补短的目的。这也正是本文的写作动机所在。

在对中美教育观的差异进行了比较和分析之后，我们有必要回过来反思中国的幼儿数学教育。当前，很多人对幼儿园的数学教育提出了批评，但是中国的幼儿园数学教育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数学教育的改革又应向何处去？也许文化差异的视角可以帮助我们回答这些问题。

1.如何看待中国传统的幼儿数学教育？美国式教育给了我们什么启发？

如前面的分析所言，在中国传统的幼儿教育中，确实有很多做法是值得批评的，集中表现为儿童的主体性没有得到充分发挥。就数学教育而言，我们还常常看到，幼儿园的教学方法仍是教师示范、讲解，幼儿记忆、练习。在教学过程中，幼儿缺少操作和体验的机会。而这正是美国式教育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的确，我们的教师应该更多地关注儿童的发展过程，应该给儿童更多的机会去体验，特别是引导儿童自己解决生活中的数学问题。

但是，有人把传统幼儿数学教育的问题归结为教得太多，甚至提出幼儿园无需数学教学，我们不敢苟同。事实上早已有学者指出，中国学生数学能力明显优于美国学生，这和早期数学教育实践中手段和方法的不同大有关系（林嘉绥等，1999）。国外也有类似研究表明，数学课堂教学的组织和方法等因素是儿童数学能力发展文化差异的成因之一（周欣，2004）。而更多来自教育实践的经验均告诉我们，幼儿数学教育对于儿童数概念的发展以及数学思维的发展都有明显的促进作用。由此看来，学科取向的课程设计、集体形式的教学组织、教师主导的教学方法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做法，也并非一无是处，至少在数学教育领域还是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总之，对待中国传统的幼儿数学教育，我们应该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而在当前幼儿园课程改革的潮流中，我们更应警惕“将洗澡水和婴儿一起泼出去”的做法。

2.传统的教育方法有可能改变吗？应如何改变？

应该看到，我们的幼儿数学教育实践正在发生一场变革。可以说这也是文化对话的结果，或者说是西方教育观念影响的结果。从调查中就能看出，超过一半的教师对美国式教育持肯定态度，其分析也深得其精髓：

这位妈妈是个聪明的好妈妈，表面看上去她没有做什么事，但就是通过这段过程，锻炼了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让孩子能有自己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经验。

同意这位妈妈的做法，这样孩子对这种体验记忆更深。

孩子在给盘子分毛巾的过程中确实走了许多弯路，但是在一次次的分配操作中，孩子终于一层层发现，一步步地靠近捷近方法，虽然母亲没有过多的引导，但在整个过程中孩子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明晰可见，或许母亲的引导可以更便捷地帮助孩子找到方法，但却束缚了孩子动手动脑，以及尝试探索的权利。

给孩子一个独立思考、独立分析、独立解决问题的空间是很有必要的，只有孩子去亲身体验、亲身经历事情后，才能真正理解事物变化的原因。

我要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会让他自己去做，发现问题，如果只是家长一味地去告诉他，他并不能真正地理解，所以只有让他自己去犯错误，自己找到正确的答案。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一个有趣的数字：有71人明确表示赞同这样的教育方法但自己不会去实践它。她们的理由也比较相似：

她很了不起，很有耐心等待，她看重的是过程，让孩子自由探究。如果我是这个孩子的妈妈，我没有这个耐心，可能会给他一些提示，或者让他想一想，怎样才能每人一条毛巾。

看到这个故事，我很有启发，知道这种做法的好处，但有可能懒于实践。

虽然这位母亲让孩子在日常的生活中遇到困难再让他自己慢慢走出误区，但孩子走了很多不必走的冤枉路，如果在教育研究中，这是一个好办法，但这是在日常生活中，绕路太多。

也许不会像上面那个母亲一样，还是给孩子灌输，告诉他该怎么做。觉得有点太浪费时间。这样做是不对的。

我们在这里引述这些教师的语言，是想说明这样的观点：西方教育理念已经并正在影响中国教师的观念，然而从观念到行为的转化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这其中，既受制于教师对教育理论的理解程度，更受制于传统文化的惯性力量。不过，我们欣喜地看到，不管这些教师心中是否存在明确的文化意识，变化仍在她们的身上缓慢地发生着。这正是文化对话的结果，也是文化对话的追求。我们希望“西学东渐”的结果不是改变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而是丰富中国人对教育的理解。



参考文献



[美] 康斯坦斯·凯米依著.方观容等译.怎样教幼儿学数.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86

[瑞士]皮亚杰.皮亚杰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

周欣.儿童数概念的早期发展.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林嘉绥、周正.中美6岁儿童数学概念发展的比较研究.迈向21世纪的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优秀论文集.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

果行育德

果行的学习摘录：

皮亚杰认为，儿童学到些什么，决取于他的发展水平。学习从属于发展。（儿童生理心理成熟到哪个阶段，就教那个阶段的内容）


运算（Operation）

运算是皮亚杰理论的主要概念之一。在这里运算指的是心理运算。

什么是运算？运算是动作，是内化了的、可逆的、有守恒前提、有逻辑结构的动作。

从这个定义中可看出，运算或心理运算包括四个重要特征：

（1）心理运算是一种在心理上进行的，内化了的动作。例如，把热水瓶里的水倒进杯子里去，倘若我们实际进行这一倒水的动作，就可以见到在这一动作中有一系列外显的，直接诉诸感官的特征。然而对于成人和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可以用不着实际去做这个动作，而在头脑里想象完成这一动作并预见它的结果。这种心理上的倒水过程，就是所谓"内化的动作"，是动作能被称之为运算的条件之一。可以看出，运算其实就是一种由外在动作内化而成的思维，或是说在思维指导下的动作。新生婴儿也有动作，哭叫、吸吮、抓握等，这些动作都是一些没有思维的反射动作，所以，不能算做运算。事实上由于运算还有其它一些条件，儿童要到一定的年龄才能出现有称之为运算的动作。

（2）心理运算是一种可逆的内化动作。这里又引出可逆的概念。可以继续用上面倒水过程的例子加以解释，在头脑中我们可以将水从热水瓶倒入杯中，事实上我们也能够在头脑中让水从杯中回到热水瓶去，这就是可逆性（reversibility）,是动作成为运算的又一个条件。一个儿童如果在思维中具有了可逆性，可以认为其智慧动作达到了运算水平。

（3）运算是有守恒性前提的动作。当一个动作已具备思维的意义，这个动作除了是内化的可逆的动作，它同时还必定具有守恒性前提。所谓守恒性（conservaion）是指认识到数目、长度、面积、体积、重量、质量等等尽管以不同的方式或不同的形式呈现，但保持不变。装在大杯中的100毫升水倒进小杯中仍是100毫升，一个完整的苹果切成4小块后其重量并不发生改变。自然界能量守恒、动量守恒、电荷守恒都是具体的例子。当儿童的智力发展到了能认识到守恒性，则儿童的智力达到运算水平。守恒性与可逆性是内在联系着的，是同一过程的两种表现形式。可逆性是指过程的转 变方向可以为正或为逆，而守恒性表示过程中量的关系不变。儿童思维如果具备可逆性（或守恒性），则差不多可以说他们的思维也具备守恒性（或可逆性）。否则两者都不具备。

形式运算阶段（十一二岁左右到十四五岁左右）。此时儿童的智慧发展趋于成熟，思维能力已超出事物的具体内容或感知的事物，思维具有更大灵活性。经常显示出理想主义色彩。


形式运算阶段的主要特征:

①假设-演绎推理

当面对难题时，形式运算阶段的青少年会考虑可能产生影响的所有因素，甚至在外部特征上没有明显显现的因素。然而，他们会极尽思考，逐步找到真正起作用的因素。

在生物课上，路易斯必须选择两种肥料中的哪种最适合种植非洲紫罗兰。他想，紫罗兰的品种可能不是唯一决定因素，肥料的化学含量和施肥次数也会起作用。所以他决定在几种不同的剂量和施肥时间下试验一下。他精心设计了实验，发现了不同因素对植物生长的不同影响。

②命题思维

形式运算阶段的青少年能通过思考命题本身而对命题的逻辑性作出评价。他们不需要结合着现实世界的环境来思考这些命题。

给路易斯以下命题，要他作出肯定、否定或不确定的回答。

前提1：所有动物都是紫色的。

前提2：frobe是紫色的。

结论：frobe是动物。

路易斯的结论是：不能确定frobe是否为动物。“frobe可能是一种动物，也可能是一种紫色的东西而非动物。”


在皮亚杰那里，有两种水平的运算：需要运用可摆弄的物体（在真实世界中或在他的想象中）进行推理的“具体运算”，能仅在语言表达的纯粹假设之上进行推理的“形式运算”（《皮亚杰教育论著选》，第242页）。这两种运算能力分别在具体运算阶段（7-11、12岁）和形式运算阶段（11、12-15岁）获得和发展。一般成人同时具有这两种能力。

对于初具形式运算能力的青少年（11、12岁），同样的运算问题，虽然已有能力进行形式运算，但如果有具体形象和实际操作的支持来进行具体运算，那自然会使问题变得容易些：

“用思维去再现一种动作的开展及其结果，比起实际做这个动作要困难得多。例如，单独在思想里旋转一个正方形，每转九十度就在内心再现颜色不同的各个边的位置，这和实际旋转这个正方形而观察其结果，是完全不相同的。”（《皮亚杰教育论著选》，第141页）

“在所有的水平上，包括青少年期和处于系统化形式的多种初级水平，学生在‘做’和‘在动作中理解’所能做到的，要远远超过他用自己的语言所表达的。”（《皮亚杰教育论著选》，第246页）

但对于形式运算能力已充分发展的成人，动作的支持往往已不再必要，他们往往更乐于进行抽象的简约的（因而高效省时的）形式运算，他们“宁可考虑命题而不是实物”（《布鲁纳教育论著选》，第120页）；对他们而言，形式运算并不比具体运算显得困难些。


（暂时这么多，以后有时间再添加。）

[ 本帖最后由 果行育德 于 2008-1-28 22:05 编辑 ]

自在小鱼

非常感谢!学习中!

果行育德

天赋论

    如果起源于外界的学习假说在前一世代的研究工作中大大地占统治地位的话，那么人们今天就常常发现完全相反的观点，好象放弃拉马克式的经验论（也就是美国作家称之为“环境主义”的东西）必然会导致天赋论（或“成熟主义”）。

   按著名的生态学家洛伦兹的观点，认识的结构也同样是天赋的，但是这个天赋性是根据一个他希望其毫不含糊地属于康德主义的样式而概括出来的。认识的“范畴”是作为一切经验的先行条件而生物学地预先形成了的，其方式一如马的蹄和鱼的翅那样是作为遗传程序设计的结果而在胚胎发生中发展起来的，并且远在个体（或者说表现型）能够使用它们之前很久就发展起来了。但是，因为种与种的遗传是各各不同的，那就很清楚，如果这些先验因素要保留它们康德主义意义上的“先行条件”那一面，它们就必须牺牲它们的结构的内在必然性以及它们的统一性；洛伦兹是老实承认这一点的，因为他把它们归结为简单的“内在的工作假说”。

   我们看到的是一些类似于前言语智力的结构，但由于它们是天赋的，因而是固定不变的，绝对不能为表现型的建构所改变。廷伯根甚至谈到“本能的逻辑”。其实它就是身体器官的逻辑，那就是说，只是运用有机体本身天赋的技能而不是运用由万能的智力所构成的技能的那么一种逻辑。

   然而，即使我们同意这样来把本能看作是有机体在遗传上安排好了的前智力，事实仍然是：只要变异和演化的问题在生物学上还没有充分解决，那末考察遗传仅仅是把生物发生的问题放到一个不同的前后关系之中，绝没有把问题缩小。

。。。。。。。。。。。。。。。。。

   以自我调节为基础的解释特别富有成效，因为这些解释说明了形成结构的过程，而不是说明现成结构，然后再在这些现成的结构中探索事先就以预成状态包含了种种知识范畴的其他结构。如果我们和洛伦兹一道希望依靠遗传来说明理性思惟的原初的一般形式，我们就得说，比如，数是一个“天赋观念”。但是我们的推论应该在哪里停止呢？

    我们必须承认原虫和海绵在它们的遗传组织中已经具有数概念吗？而且，如果它们已经有了数概念，这仅仅是意味着“自然”数呢，还是我们还要假设它们也“潜在地”包含有对康托尔“阿尔发”和一切“阿密嘎”超限对应关系呢？另一方面，在有机体自我调节的基础上解释逻辑数学运演的形成，就只是去考察感知运动智力最初阶段建基于其上的初级建构技能的形成，以及去研究这些技能本身由于新的自我调节引起的改变，致使这些技能导向以后的各个阶段，等等。

我们可以问一问：为什么儿童从两三岁到七八岁还停留在前运演阶段？为什么除了五岁到六岁这个主体达到了不完全的逻辑思惟（其含义下面马上就要加以分析）的子阶段之外，还必须承认并划分出一个最初的“组成性机能”尚未产生出来的初始子阶段呢？这是因为从活动到思惟或从感知运动格局到概念的过渡不是一下子就完成的，而是一个缓慢而费力的分化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依赖于同化性转换作用。

    概念达到完满状态所特有的“同化作用”主要与归类到这些概念之下的客体及其特性有关。暂时不管可逆性或运演的传递性，我们可以说同化就是：比如说，把所有的Ａ都归为一类，因为它们由于具有共同的特性ａ而可以互相比较；或者肯定所有的Ａ都是Ｂ，因为除了特性ａ之外，它们还全都具有特性ｂ；或者，另一方面，认为并非所有的Ｂ都是Ａ，只有某些Ｂ是Ａ，因为不是全部的Ｂ都表现出特性ａ，如此等等。因此，客体的彼此同化是分类的基础，这就产生了概念的头一个基本特性：用“所有”和“某些”从量上加以规定。

    我们对于前运演思惟阶段第一水平（从两岁左右到四岁）的研究说明：一方面，在主客体（果行注：幼儿一般把自身跟宇宙看成整体，主客体看成统一）之间唯一存在的中介物仍然仅仅是一些前概念和前关系（在前概念中没有用“所有”和“某些”作量的规定，在前关系中则不存在概念的相对性）另一方面则相反，赋予客体的唯一的因果关系仍然是心理形态的，完全没有从主体的活动中分化出来。为了说明第一点，我们将引证一个实验。给被试看一些圆的红筹码和一些蓝筹码，蓝筹码中有些是圆的，有些则是方的。如果向儿童提问，他会迅速回答说所有圆筹码都是红的，但是他又会否认所有方筹码都是蓝的，“因为也有圆的蓝筹码”。一般说来，儿童容易识别具有相同外延的两类东西，但还不明白小类的关系，因为不能理解“所有”和“某些”之间的量的区别。此外，在许多日常情境中，当他遇到一个客体或一个人ｘ，时，他会难于辨别它是同一个保持自身同一的个别项ｘ，还是同一个类Ｘ中任何一个代表项ｘ或ｘ′：这样，客体就通过一种参与作用或示范作用而停留在个体和类之间的中途。例如一个叫雅奎林的小女孩看到一张她自己小时候的照片时说：“这是在她还是卢先内（＝她的妹妹）的时候的雅奎林”

简言之，这些前概念和前关系仍然停留在活动格局和概念之间的中途，因为它们还不能以足够的客观性来对待眼前的情境，与活动相对的表象的情况就是这样。跟活动的紧密的联系，跟活动所暗含的主客体之间部分地尚未分化的联结的联系，这也见于基本上还是心理形态的这个水平上的因果关系之中：儿童认为客体是活的东西，赋有从模拟推、拉、吸引等活动而来的任意的力量，可以在远距离上起作用，也可以直接接触，客体的活动可以完全不管作用力的方向，或者沿着唯一的方向，即作用者活动的方向运动，不以受力的客体的受力点为转移。

前运演阶段的第二水平

第二个子阶段（从五岁到六岁）的标志是开始解除自身中心化，以及通过我们称之为“组成性功能”的东西来发现某些客观的关系。从一般的观点来看，在前运演的表象性智力的第二时期和第一时期之间所具有的关系，跟本章第一节所描述的感知运动性智力的第二时期和第一时期之间所具有的关系有显著的类似之处：在这两种情况中，我们都看到靠着客观化和空间化从极端自我中心主义向相对的解除自身中心化的过渡。所不同的是：在感知运动水平上，最初的自身中心化是和身体本身相联系的（自然，主体并未觉察到这一点），而随着从两岁到四岁这个水平上出现的概念化，就产生了客体及其力量向活动本身的主观特性的简单的同化（自然，对此主体也没有觉察到）。

例如，一般可以相信，一个五岁到六岁的儿童会知道如果他用比如一支铅笔去推一块直立着的长方形板子的中心处，这块板子将作“直线式”的移动，但如果只推板子的一边，“它就会转”。或者，如果给儿童一条摆成直角形状（如）的线，他能推测出，如果拉线的一端，就会使得一个线D段变长，另一个线段变短。换句话说，在这样的一些情况下，前关系由于获得了协调而成为真实的关系：一个变量通过它对另一变量在功能上的依存关系而引起变化。

七岁到八岁这个年龄一般地标志着概念性工具的发展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儿童迄今已对之感到满足的那些内化了或概念化了的活动，由于具有可逆性转换的资格而获得了运演的地位，这些转换改变着某些变量，而让其它的变量保持不变。再者，这个基本的创新必须看作是由于协调获得进展的结果，运演的基本特点就是它们形成为可闭合系统或“结构”。这后一事实保证它们借助于正转换和逆转换而形成组合的必要条件。

（果行摘抄自发生认识论原理〔瑞士〕皮亚杰）
让。皮亚杰（ＪｅａｎＰｉａｇｅｔ１８９６—１９８０）是瑞士心理学家和哲学家，对生物学、哲学、心理学和逻辑学都有精湛的研究。

（有时间再续）

peri6677

太专业了，我有点迷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