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家栋事件与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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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院儒学大师帮多位女性骗取赴美签证被判刑

http://news.QQ.com 　 2006年07月22日13:40 　 法制晚报 　


“儒学大师”郑家栋　以伪造结婚证等手段　帮助多位“妻子”骗取赴美签证


教授出国讲学带人“偷渡”


使4人成功离境 4人拿到签证 法院以骗取出境证件罪判处其有期徒刑2年半


本报讯(记者 林红)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著名的“儒学大师”郑家栋利用自己能够经常出国讲学的便利，以伪造结婚证等手段，帮助自己的多位“妻子”骗取赴美签证。


记者今天上午从有关方面获悉，法院日前以骗取出境证件罪终审判处郑家栋有期徒刑2年6个月。


根据检察院指控，2002年6月至2005年4月间，郑家栋多次利用赴美进行学术交流，可以偕配偶前往的便利，先后让高某等4名女性冒充自己的妻子，通过伪造结婚证等手段到美国驻华使馆骗取赴美签证，使郑某等4人持骗取到的赴美签证成功离境。通过上述方式，郑家栋从中获利人民币17万元。


此后，北京出入境管理处发现，与郑家栋一起出境的几个女子的签证已经到期，但均未续签，也未回国，而委托美国移民局也查找不到这些人。


2005年6月10日，郑家栋以同样方式为另一名女性张某骗取出境签证，到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出国手续时被警方查获归案，并于当日被刑事拘留。而在被抓获的前一天，郑家栋刚刚作为嘉宾在钓鱼台国宾馆与来华访问的比利时国王会面。


郑家栋在看守所接受媒体采访时称，被自己带出国境的女性，都是曾经给过自己恩惠的老家的亲戚、邻居。听说自己经常有出国机会，这些老家的“穷亲戚”和“穷朋友”纷纷央求他帮忙把自己带到国外，去打工挣钱。因为脸皮薄，才答应了她们，“不是为了钱，何况自己也不缺钱”。


经过审理，法院终审判定，郑家栋帮助他人骗取出境签证的行为已构成骗取出境证件罪。据此，法院作出上述判决。


案中人物


郑家栋其人


郑家栋，男，1956年生，山东人，哲学博士，案发前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学术专长为儒家哲学与儒家思想史，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儒学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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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面是事件的缘由，事情发生后，多方发表了各种意见，各摘取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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呵呵，他给儒家出丑了！今天读报，有报道说，中国著名儒学大师郑家栋利用赴美学术交流机会，以伪造结婚证等手段，先后帮4名女子以“妻子”名义赴美，其中一人还是他的亲妹妹，收取最少17万元人民币“好处费”。事发后郑家栋日前在北京被法院判刑2年。　 读到这则消息，俺笑了！诸位不要以为俺黄丝为儒家出丑幸灾乐祸啊，俺不是那样的人，何况俺既不反孔子，也不反孟子，无论孔子和孟子，他们的一些东西仍然值得俺们钦佩和学习，俺讨厌和反对的是借孔子、孟子的学说窜改成“家”的那些所谓“大师”。 人而有性，叫做人性，那些儒家大师们跨越真理的红线，把儒学发挥到极至，发明了“存天理，灭人欲”的“挺经”。本来是人，却要灭那人所共有的“欲”，实际上就是灭绝人性。这怎麽能成呢？发明者自己就经常要陷入自己编织的理论罗网，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个比一个响亮。 比如说，南宋的理学“大师”，就忍不住那个“性”，要讨个小老婆玩玩。 到了清末曾国藩，又总结了一套“挺经”，厉害啊，据说他就是靠这个打败太平军的！实际上呢，所谓“挺经”，就是耍两面派的经验，搞权术的经验。曾国藩把儒家这一套两面派的经验那是耍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的，所以他才能在清末那样的复杂环境里保持一世尊荣，成了后来一切阴谋家、野心家、权术家的学习的典范。什麽叫做“挺”？就是“忍”，忍常人所不能“忍”，不论错、对，那管是、非？坚持就是胜利，就可以得到要得到的“一本万利”！ 但是，这个“忍”啊，“挺”啊，一遇到人性的恶的一面呀，就常常打败仗，“忍”不住，也“挺”不住了。曾国藩为他的“老九”要官弄财，连慈禧都知道，他“忍不住”了！ 你看台湾的那个陈水扁，他现在就在学习曾国藩的“挺经”呢。犯再大的错误，哪怕千夫所指，那也要坚持，要“挺”住，不能轻易下台，至于那张人的脸皮，大可不要。人性都可灭之，要那一张薄薄的脸皮何用？ 呵呵，至于说到俺们这位当代的儒学大师郑家栋，那就更是创造性的反展和开拓了儒家学说，把两面派的传统发展到了顶峰。为什麽这样说？人家一面满嘴仁义道德，高举弘扬儒学的旗子，另一方面又“忍不住”搞了几个假老婆，把爱钱的“本性”偷偷的弄了一把。 说他有了“发展”，那是因为人家把古老的儒家学说和现代科学技术有机地结合起来，知道如何用电脑合成技术伪造“结婚照”，将一个个假妻子带到了美国。孔子、孟子，朱熹，他们行吗？ 如果俺没有记错，郑先生对美国的制度什麽的好像不太感冒，怎麽忽然又要将一个个假妻子带到美国？ 呵呵，俺只能说，这个当代大儒，面对资本主义香风臭气的诱惑，“忍”不住也“挺”不住了！ 儒学大师啊，你丢了孔子他老人家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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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560" border="0"><tr><font color="#05006c"><h1>郑家栋 一个人和百生态</h1></tr><tr><td><hr size="1" bgcolor="#d9d9d9" /></td></tr><tr><td align="center" height="20">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7月20日16:42 <font color="#a20010">时代人物周报</td></tr><tr><td height="15"></td></tr><tr><td class="l17"><font class="f14" id="zoom">　　韦涛　　郑家栋是研究中国哲学特别是儒家哲学的，身居中国科学院中国哲学研究室主任要职，自是学术界的执鼎之人。　　然而真正让其进入公众视野的，却是他十年六妻之事。<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 border="0"><tr><td><div id="ublicRelation5" style="DISPLAY: none" name="ublicRelation"><table style="MARGIN: 10px 8px 3px 7px"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border="0"><tr><td><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 border="0"><tr><td></td></tr></table></td></tr><tr><td><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360" border="0"><tr><td height="9"></td></tr><tr><td><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360" background="http://image2.sina.com.cn/dy/images/xfrd_02.gif" border="0"><tr><td height="45" rowspan="2"><img src="http://ad4.sina.com.cn/shc/xfrd_01.GIF" border="0" onclick="javascript:window.open(this.src);" alt= style="CURSOR: pointer" o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td><td style="ADDING-LEFT: 5px; PADDING-TOP: 4px" width="286"></td><td width="4" rowspan="2"><img src="http://image2.sina.com.cn/dy/images/xfrd_03.gif" border="0" onclick="javascript:window.open(this.src);" alt= style="CURSOR: pointer" o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td></tr></table></td></tr></table></td></tr></table></div></td></tr></table>　　从1993年开始，郑家栋以出国做访问学者之公职，成携妻居别国不归之私事——每带出一女子，该女子即滞留国外不归，屡带屡胜，至六方息。　　如果有关部门没有及时发现，这个数字还会继续增加。任何一件事情，都有个熟能生巧的朴素哲学道理在里面，郑家栋先生自然在此事上有个哲学和实践层面的双重深刻认识，远胜凡人，并且，他也身体力行地向我们证明了这个道理。　　比较遗憾的是，这个发现他的有关部门，却难以明确到底是什么部门，如同我们听新闻经常听到的“有关部门将于近期……”句式一样。在中国，好多事情，即便是简单，也是个系统问题，牵扯到的部门自然也是系统部门，罗列名字太长，“有关部门”四字概括之。　　他所在单位的“有关部门”，对出国家属的审查，应是一关，此关目前看，并不存在；　　他所属辖区的户籍管理的“有关部门”，对夫妻之实的审查，应有一关，此关目前看，并不存在；　　海关“有关部门”，应有一关，此关目前看，并不存在；　　如果，每一妻都是法律意义上的真妻(我们没有权力在道德层面去讨论他的每一妻真假如何)，所以以上“有关部门”的“关”自然不能起任何管制作用，那他所属辖区的民政管理“有关部门”，不知如何对这个两年一换、且前妻均违法居留国外不归的男人进行“婚姻登记”管理。　　以上简单罗列四个有关部门，如果郑家栋果然是有上古遗风，行事风格随着自己的研究走，妻妾成群，那么，有第四个有关部门管着；如果郑家栋行事风格逆着自己的研究走，欺世，多假妻，那么，有前三个有关部门管着。　　然而现在只能用“如果”的假设句式来叙述了。如此看看，大错酿成，惟郑家栋罪最小。当他有动机的时候，“有关部门”的不作为或者是配合，助长了其自毁气焰。　　6月10日下午，郑家栋在前往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办理出国手续时被警方刑拘，在被拘留7天后又被移交北京市公安局相关部门拘留——这个明确出现的“有关部门”，展示了国徽下政府部门的严肃性所在。　　郑家栋出事后，报道他的事迹的时候，名字前面多加了“儒学大师”的前缀，但怎么看也像是在讽刺此公——携妻逃外国，绝对不是儒家精神倡导的。　　以此来讽刺郑家栋，绝不为过，一个成天擎着道义大旗的中年儒生，却私下里做着为孔老夫子最不耻的欺世盗名之事。世人对大师的尊称，并不仅限于其学术造诣，其人格魅力才是更重要的因素，郑家栋失了人格。　　郑家栋的先师孔老夫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告诉他的门生：人如果没有信誉，怎么知道他可用呢？　　郑对这种最低级的儒学经典，自不可能不知，然而这知而违之，对郑家栋可能是个小事情，可通过他的表演，带出了这么多的“有关部门”的百生态，就是大事情了。　　子又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民无所措手足。”　　郑家栋在中间，一群围观者，以静默的方式进行最热烈的喝彩，促其成“仁”了。</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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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徐友渔：儒学大师郑家栋失足与儒教无关　　我刚听到郑家栋出事的消息时，怎么都不愿意相信，后来情况似乎难于否认，我感到十分遗憾和痛心。郑是优秀的儒学研究者和倡导者，他在研究、普及儒学方面的热忱和成就令人高兴、敬佩。像他这样的人材，在我国是不可多得的，如果他因为触犯刑律而前功尽弃，对他自然是一失足成千古恨，对学术界、对中国的文化建设也是一种损失。　　人们尽可以对当前的国学热，对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对儒学的作用发表意见和争论，但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让郑家栋事件和我们的文化讨论发生关系。研究某种学问，信奉某种教义的人何止千万，其中难免有在道德、操守等方面不合格者或一时失足者，如果个别人的劣行可以伤及那门学问、那种信仰，那么世界上将不会有任何学术和信念存留。　　我同意陈明等学者的看法，郑家栋事件纯粹是个人事件，既与他所在的单位、团体无关，也与他从事的学科、事业无关。我甚至觉得这个道理是如此简单，连声明的必要都没有。他们发表声明，是因为有错误的联想和批评在前，徐来先生把他们的声明说成是“此地无银”之举，有违事实，有失公允。　　我在前不久发表过一篇文章，从“长江《读书》奖”事件的回顾和教训中论及知识分子与公共事务之间的关系，我强调，“不能认为被批评者的失误与其学术观点和社会文化立场有必然联系”。我对那场争论感到满意的原因之一，就是我们把对一个事件的批评和事件涉及之人碰巧所持的立场、观点的评价当成截然不同的两件事，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中进行处理。现在看来，划清个人的缺失和学术观点、社会文化立场的界限，实在很有必要。如果我们对某种观点和立场持批评态度，我们只应该从学理、历史、经验事实等方面找论据。学术不是政治，丑闻在学理之争中不起作用、毫无地位。　　郑家栋事件之所以引起较大关注，我想原因在于案情离奇，刺激了人们的好奇心，还有就是郑本人也有相当的知名度，在某种意义上算是一个公众人物。我们不应该用“‘儒学大师'郑家栋如何如何”这样的语式谈问题，实在要说，最好用“郑家栋事件”之类的提法，以划清个人和儒教的关系。当然，如果真是一个儒学大师发生苟且之事，那么对儒学声誉的伤害就在所难免。台湾佛教寺庙中发生过和尚对尼姑的性侵犯事件，美国发生过教士对幼童的性侵犯，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对当地的宗教造成了负面影响，但说到底，也就是证明任何事业、任何活动都有不良分子杂入其中，而佛教仍然是佛教，天主教仍然是天主教。同理，出了郑家栋事件，儒教一如既往地仍然为儒教。　　如果郑家栋真是公认的“儒学大师”，那事情又将如何，我看就很难说了。由此可以明白一个道理，郑本人以及学术界以前对郑的地位、成就、名声持平实的估价，是正确的。想想看，如果郑已经被炒作成“儒学大师”，现在的局面会有多难堪？说到这里我倒想对当前倡导国学的学者冒昧建言，如果你们珍惜自己的事业，对之有长远打算，那么一定要保持低调，力戒鼓噪；首先而且长期埋头做学问，把对我们的传统文化的补课工作做好，至于那些微言大义、事业理想，等以后再说。　　记得上世纪90年代初国学热时兴了一阵，马上被打压下去，原因是有人(尤其是儒学研究队伍内部)对国学热的所谓“意识形态动机”大加追究，而不是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从学理方面提出了疑问与批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以为，艰苦、长期、低调的文化建设而非张扬、鼓噪，是复兴国学的建设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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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栋事件：国学不能承受之重<div style="ADDING-RIGHT: 0px; MARGIN-TOP: 10px; FONT-SIZE: 11pt; OVERFLOW-X: hidden; WIDTH: 97%; WORD-BREAK: break-all; TEXT-INDENT: 24px; LINE-HEIGHT: normal; HEIGHT: 200px; WORD-WRAP: break-word" onload="this.style.overflowX='auto';">　　据《京华时报》报道，中国社科院研究员郑家栋涉嫌“人口走私”，日前被刑事拘留。此事件最值得关注之处，是郑的身份:他不是一般普罗大众，而是哲学教授；还不是一般的哲学教授，而是以新儒学研究闻名的教授。 　　一个新儒学专家，知而不行，学而无耻，不仅违法，兼且失德，则读圣贤书，所为何事？郑家栋事件是一记清脆响亮的耳光，打在知识分子的脸上，打在儒家思想的脸上，也打在国学的脸上。　　郑家栋事件提供了一个最新例证:国学(以儒学为主流)研讨，既不足以内在提高个人的伦理意识，更不能外在规范个人的道德实践。根据目前媒体公开报道透露的信息，撰写、主编了十数种儒学著作，并不影响郑家栋“利用访问美国的机会，几乎每次都同时申请一个‘妻子'同往，然后‘妻子'滞留美国不归，先后有6个 ‘妻子'之多”；正如以高深莫测的“天地境界”哲学自我期许，也无碍于冯友兰在思想上趋时媚俗，在政治上随波逐流；正如具备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精深修为，也不能使康生在权力斗争中变得温柔敦厚，他对古典的迷恋，反而更异化为对公私文物的贪婪占有。　　当然，平心而论，不仅国学如此，一般的哲学玄学、文学艺术，在道德实践上也同样苍白无力。海德格尔被视作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巨匠，可他的形而上学殊不足以使他拒绝纳粹主义的诱引。张闳在《搬起萨特砸自己的脚》一文里提及: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有一位酷爱萨特哲学的大学生冯大兴因杀人罪被判死刑，当时报道称:“诱使其堕落的除了受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腐蚀之外，还有就是他对萨特哲学的信奉。”将杀人归罪于哲学，固然夸大其辞；但另一方面，至少表明哲学也并不妨碍杀人夺命。(直到2004年3月，广西打工仔覃某，仅因小事而杀人报复，他在逃亡之际，也仍带着一本厚厚的哲学专著。)据说在上海一次扫黄行动中，警方从一*女手袋中搜出三件物事:口红、避孕套和《文化苦旅》，批评家朱大可由此将余秋雨散文称为“文化口红”和“文化避孕套”。性工作者爱读《文化苦旅》，并不能作为余秋雨散文低俗的论据；但至少表明，《文化苦旅》也不能令风月佳人回头是岸，跳出风尘苦旅。在《辛德勒的名单》里，爱乐的德国军官不也仍旧无情地屠戮犹太人吗？　　因此，不论本土的国学，或是外域的哲学，都无法承担道德救世的责任。至于促进民族主义、增强政治团结之类的宏大目标，就更是国学不能承受之重了。　　以郑家栋事件为视角，可以对当前的国学热有一个简单直接的判断:倡导国学，假若目标限于强化知识界的专业学术水准，或增进大众的古典人文素养，那也不无微劳；但若想借此提升国民道德或复兴社会信仰，则不独徒劳无功，更会使国学变成思想上的行尸走肉，教育上的土龙木偶；假如欲图将国学作为意识形态，作为 “盛世”图腾，那么国学也就更不成其为国学，而沦为花瓶式的文化赝品。须知道，以国学救济道德，并不能真正救济道德，反而更证明了道德的破产；以国学装饰政治，并不能真正美化政治，反而更证明了政治的困境。　　国学，一旦当作一种手腕，一种工具，为世态作粉饰，为治道作点缀，那它就真的可能成为我们时代的“文化口红”了。</d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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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class="conborder"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6" width="607"><tr><td class="articletitle" colspan="2" height="36"><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590" align="center" border="0"><tr><td class="articletitle" bgcolor="#181c5a" height="20"><div align="center">郑家栋事件到底和儒学有无关系</div></td></tr></table></td></tr><tr><td class="articlecontent" colspan="2">　　郑家栋两年携六妻出国，六妻皆一去不归，成了学界一大丑闻。笔者本来对此事没有什么话说。第一，笔者对此事的基本看法本来和写了“郑家栋事件与儒学无关”的徐有渔先生近似：人归人，学归学，如何可以混为一谈？第二，笔者自己批评近年来的儒学运动，是人家的论敌。辩论要以理服人。趁着人家阵营里出了点家庭纠纷，借此上纲上线，占些便宜。这种事君子不为焉。　　然而，舆论并不停歇。儒家一派的人士和组织纷纷发表声明、与此事撇清不说，其他看热闹的人仍然没完没了、不愿散去。连郑先生当年出国找房子的事情也被翻出来了。可见，此事已经不是郑家栋个人的私事，而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心理的一个读本，值得好好分析。　　郑家栋事件是否应该和儒学联系起来？一个人的品行和其所从事的事业有什么关系？为简单起见，笔者不妨举三个例子。　　几年前，耶鲁一个本科生学院的院长涉嫌娈童丑闻被FBI逮捕，最后判刑下了监狱。此事在美国引起不小的震憾。但那不过是一种就事论事的震憾，和杰克逊的娈童丑闻性质接近。人一关起来，事情就过去了。大家没有引申到什么知识分子的道德虚伪的问题上。因为那个院长是个有名的教授，他的位置不过是一个职业，和教练、公司经理、或一个研究伟哥的科研人员没有太大区别。道德与他的职业基本上是脱开的。你就是想把两者往一起联系，也不会引起人们的任何反应。　　第二个例子，是克林顿的性丑闻。共和党要弹劾，折腾半天没有结果，克林顿的支持率还是居高不下，比现在口口声声上帝的布什得人心多了。要弹劾克林顿的共和党人认为，当总统如此腐化，给老百姓提供了什么榜样？这是对最高权力的侮辱。支持克林顿的人则认为，我们又不是为他的私生活而选他的。公私要分开。他犯了花花事，要他的家庭来处理。别人不必跟着起哄。这里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被克林顿赶出白宫的老布什，拒绝落井下石。记者问他对此事的看法，并提出当总统的是否应是全民的道德领袖的问题，老布什随口说：“我要是作为总统敢自称是道德领袖的话，我妈妈非把我宰了不可。”他推说为了马上选总统的儿子的政治生涯，不愿就此发表评论。但话里话外，对弹劾显然不以为然。　　第三个例子，就是天主教牧师的娈童丑闻。这个丑闻对教会的打击，就不仅仅是要赔受害者钱的问题，而是动摇了教会的道德权威。为什么呢？因为教会就是以拯救人家的灵魂、充当道德领袖为己任。你这么自命，人家就这么对你要求。所以个人道德和该人从从事的职业也就纠缠在了一起。　　大家现在对郑家栋的事件争执不下，主要是对把这个丑闻往哪里摆没有取得一致意见。如果你认为一个研究儒学的人不过是和一个种地、作生意的人一样，只是职业和分工不同而已，那么郑家栋事件和那个耶鲁院长的事件就应该同等对待。如果郑家栋是个克林顿那样的公共人物、政治领袖，虽然不以道德领袖自命，但公共人物对公共道德有一定责任，人格和职业就不可能完全撇清。如果你口口声声要为社会提供价值和道德理想，出了这种事情，实在就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　　笔者看到儒学人士和组织那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声明，对他们的困境实在非常同情。不过，他们的困境，很大程度是自己造成的。儒家自古就认为自己不仅学问比老百姓高，道德也比老百姓高，所以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之说。这是笔者所不能认同的地方。笔者所认同的，是古希腊城邦体现的西方文明的基本精神：平等。大家一人一票，甚至抽签轮流执政。这套传统在当时并没有解决城邦面临的种种危机，甚至带来了混乱，但经过了几千年，还是发展成一套人类历史上最好的政治体制。　　其实，知识界和文化界不要只顾嘲笑儒家，只要我们还自命不凡地自称是“知识分子”，觉得自己比别人道德上优越，我们早晚也会面临当今儒学人士的困境。举个和儒家相反的例子。鲁迅是否和自己的弟媳妇不清不楚？如果他只是一个普通读书人，此事除了花边新闻的价值外，就没有深究的必要。但是，一旦你认为自己“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觉得中国人的灵魂麻木、乃至肉体的病痛也没有救治的价值，那么你涉嫌这种事情，就不该怪人家追着没完没了。　　郑家栋事件多多少少反映出，中国的读书人大多数还没有摆脱“知识分子”的道德精英主义心态。记得笔者刚刚在国内写稿时，曾经以“卖文为生”自命，结果马上被攻击为“卖人”，甚至还有编辑写长信谴责笔者“作买卖”。笔者当时反问：卖文为生就和卖米为生一样，只要买卖公平、诚信无欺，有什么不道德的呢？如果你到自由市场，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卖给你米，你就想人家在卖人，这岂不会出事？　　可怜中国的读书人，他们总忘不了自己是“知识分子”，不肯和别人平等。农民种米不卖米，本来是天经地义，可是在中国叫不务正业，或用咱们读书人的话说，是舍本逐末。文人写文章却不能卖文。不卖文吃什么？最后可不就得“卖人”、“卖魂”了吗？出了一个郑家栋，也该让我们醒一醒了。　　（原载《东方早报》2005年7月7日）</td></tr></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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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width="95%"><tr><td width="90%"><div align="center"><span class="style8"><font style="FONT-SIZE: 16pt" color="#313359">儒家伦理与郑家栋“缺德”、中国式腐败的关系</span></div></td><td width="5%"></td></tr></table><table width="95%" align="center"><tr><td><hr width="92%" color="#216cc0" size="1" /><div align="center"><span class="style10">作者：杨曾宪</span> </div></td></tr></table><div align="center"></div><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98%" border="0"><tr><td width="100" height="5"></td></tr><tr><td height="30"><span class="zisiblack2"> 著名儒学学人，郑家栋竟因连贩“６妻”而被捕。拍案惊奇之余，人们纷纷著文，探讨郑家栋何以犯案，郑案与儒学的关系，郑家栋究竟缺什么？一时间，刑案变成文案，私案变成公案，学界煞是热闹。笔者被《价值学》砖著所压，无暇专文评析，便将旧文摘出一段，算是也来凑一热闹。 我的观点，说来很简单。郑家栋缺什么？“缺德”！但这“德”是现代社会公德、法治社会道德，而不是儒家伦理道德。儒家道德是有情缘边界的，是“做”给亲人、“做”给上下级看的。这“走私人口”的营生，不影响亲人利益，与上下级无关，且骗洋人（美国的福利是走私的利润源头）的钱，儒家道德是不过问的。实际上，所谓“仁义道德、男盗女娼”并不是后人栽赃于儒家，而是由于儒家道德是“私德”，在陌生人际关系中必然失效的规律使然。因此，对于新儒家读经兴儒的倡导，我从来把它视为一种学者谋生的手段；若不加分析地支持呼应，甚至大张旗鼓地搞国学院，对现代化的中国社会，只能是弊大于利（当然，如果把《论语》中“经”的意味过滤掉，我支持学生诵读）。下面，就是我关于儒家伦理与道德滑坡、中国式腐败关联的一段论述。 ＊＊＊＊＊＊＊＊＊＊＊＊＊＊＊＊＊＊＊＊＊＊＊＊ 根据儒家仁爱的非爱、无爱本质和儒学的封建文化性质，它们在现代社会自然应是被扬弃或取代的负价值存在。这并非是在重复“五四”政治反孔的口号，而是基于充分学理分析和价值评价得出的科学结论。这里的关键并不在儒家伦理自身、不在仁爱是否真爱，而在于它们所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发生了质的变化。当代中国社会，其政治性质、经济基础和组织结构都已迥异于传统社会。二十世纪的革命史，使现代中国彻底终结了封建专制统治；二十年的改革开放进程，使当代中国初步摆脱传统文明的束缚；伴随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建设步伐的加快，社会主义中国正向着现代文明国家转型。正像任何价值真理都要随着环境变化而变化一样，儒家伦理的社会价值随着文明环境、文化语境的质变而质变也是必然的。汉儒有句名言：天不变道亦不变。如今，封建社会的“天”已经变了，这封建文化之“道”岂能不变？设若儒家伦理几千年一贯制地发挥着正社会价值效用，那反倒不合历史逻辑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当代学界倡仁兴儒之风正盛呢？原因恐怕有这样几个：一是对仁爱及儒家伦理的误读；二是对当代道德危机根源的误判；三是对批判继承方法的误用。前一问题已讨论过了。因为西方冒出一个“普世伦理”概念，我们学者便迅速跟进，借赋予儒家伦理当代性品格来提升儒学国际地位，以争取中国学术的话语权，这似乎是今日某些人自觉误读的学术动机。但更多学者则是基于对中国道德现状的焦虑 。他们认为，由于“五四”反孔，导致儒家美德失传，再加上发展市场经济，使西方个人主义、拜金主义趁虚而入，才造成今日中国道德沉沦之现状。因此，当下亟待重倡儒学、回归传统、承继美德，于是，让稚子颂经或创办儒学特区的建议便轰轰烈烈地由著名教授提出了。其实，这些结论似是而非，它的两个立论前提都是含混的，即：儒家是否活着；今日道德危机是否是因儒家伦理缺位造成的。新儒家认为儒学已死掉了，需要拯救，继圣开来，返本开新。对此，李泽厚先生持异议。尽管我不完全同意李先生关于儒学已构成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观点，却赞同他关于儒学还活着的结论 。我甚至认为，儒家不仅现在时态地活着，而且既是今日道德文化资源的主体，也是导致道德危机的重要根源。在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严重道德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很复杂的。其中，象少儿杀父拭母等恶性事件的出现的确与家庭伦理和社会常德教育缺失相关。但对于社会公德领域严重道德失范和钱权交易、司法腐败等问题的出现，我认为却是与儒家伦理及仁爱的负面效用直接相关的。显然，这与某些将仁爱视为救世良方的新儒家和伦理学家观点是完全对立的，究竟孰是孰非，事关重大，不可不深入辨析。 这便也涉及到对儒家批判继承方法的认识了。实际上，儒家传统在当代的负价值效应，本是无法回避的现实。譬如官本位思想、等级制观念、以职位名分取人意识等等皆是。曾有过关于大学生舍己救农民值不值的讨论，便直接反映出人分差等的儒家思想。对此，包括新儒家在内，人们或称其为封建遗毒，或视之为儒家糟粕，皆将其排除在应承继的儒学精华之外。这便是所谓“一分为二”的批判继承原则，似乎掌握了这一去粗取精原则，儒家就可“开”出新天地来。问题是这原则放到儒家伦理身上并不科学。正如前文已分析过的，儒学“仁—礼”是系统存在，仁爱等道德因素都服从服务于该系统，并非孤立地发挥功效。在当代中国社会起负面效用的是整个儒家伦理系统，是由于其整体价值在现代文明环境中产生的消极作用，因此，是不能靠扬弃某些儒家因素来解决的。其下我便试图结合例证探讨公德滑坡、腐败蔓延与儒家仁爱固有结构及规范的内在关联。 曾有学者以《救救大人》为题，对国人道德冷漠现状表示深深地忧虑 ，其中，列举了多例国人面对落水者见死不救的事例。尽管已是21世纪，此类“新闻”却仍不绝于耳，并不断引发出有关道德滑坡的感叹。其实，这新闻不新，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明恩浦便在《中国人的特性》一书中，详细记载过国人对落水者见死不救、冷眼旁观甚至趁火打劫的情形 。他还观察到，每当一场大火降临时，“总有一群乌合之众在那里看热闹”，但很少有人会主动参与救火 。更有甚者，也是从这本书中我们知道在路中间挖个坑，让车辆陷进去然后再出工抬出来的“坑人”术，也是渊源有自的，并非今日刁民之新把戏 。因此，当我在读到某些村干部率全村造假或外出盗窃作案之类的“新闻”时，便不再诧异了。这类缺德现象的发生既与百年批孔无关，也与西方什么主义的侵蚀无关，它们才是原装的国粹衍生物呢！ 当然，仅仅局限于表面现象或拘泥于儒家的道德说词，是难以寻找到儒家仁爱伦理与这些不仁不爱之恶德丑行间的逻辑关联的。儒家“无我”的仁爱境界是何等崇高啊，岂能与此等卑鄙苟且之小人行径挂钩！但问题是，能自觉“克己”“修身”而“成仁”“成圣”的人，即便在封建社会也是极少数，真正被儒家纲常伦理所泯灭的并不是绝大多数人的私心、私欲，而是他们的独立人格。经过儒家文化千百年“陶冶”，中国人只有角色的自觉，而没有属“人”的类觉悟。各种角色伦理义务，只能在“私域”中施于情缘对象，而不能在“公域”中施于陌生对象。这便使中国人从来只有私德没有公德、只有仁爱没有博爱。或曰：孔子不是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吗？孟子不是说过“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和“老吾老及人之老” 吗？确是如此。人性相通，人类之爱原本是不需要刻意启蒙的。但令人遗憾的是，孔孟的这些论述也只是用来向强势角色推行仁政的，这些说法如同“仁者爱人”一样，一旦放到“亲亲为大”的“仁—礼”系统中，它们也早都被儒家礼法制度或“爱有差等”的伦理实践所窒息了。 “爱有差等”既表现在上下的等级性差异中，也体现在远近的亲疏性差别中。后者即是以自我为中心，按亲疏程度确定道德义务实施范围。这样，尽管从理论上讲，儒家由亲情网络组成的宗法社会是“没有边界” 的，但对每个伦理主体来讲，其仁爱行为的实施却是内外有别有边有界的。《礼记》云：“亲亲以三为五，以五为九……而亲毕矣” 。亲既毕，爱即止，道德即失效。因此，国人对所谓“五服”之内的长辈或同辈亲戚，即便是心存芥蒂，也要作仁爱秀，否则，便要遭到“六亲不认”的道德舆论鞭笞。但对这“五服”或“六亲”之外的陌生人呢？国人则理所当然要漠然待之了。非我族类，必有异心，岂能施以仁爱！这就是爱不爱亲情分，换成文革语言，就是“爱不爱阶级分”。曾有句名言“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阐明的也是这个道理。既然爱必须“有缘有故”，那么，国人对陌生人的痛苦麻木不仁，甚至对异己分子无情打击便很正常了，因为那很可能被私德所纵容呢！ 至今有人提及文革情景仍不免诧然并不得其解：号称礼仪之邦的中华民族，怎么能一夜间便丧失人性自相残杀起来呢？年轻学子们怎么能抡起皮带即刻成匪，将自己的老师和同学活活打死呢？其实，这种法西斯暴行滋生的土壤恰恰在仁爱非爱传统中。缺少人权意识、人道精神的中国人，一旦离开原有情缘伦理规范的约束，其良民角色向刁民或暴徒转化，几乎是毫无障碍的。何况红卫兵们还得到某种正义信念的支持，要以此表忠心呢！“忠不忠见行动”，行动就是对所谓异己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而这些暴徒，即便再惨无人性，甚至变成杀人恶魔或汪洋大盗，只要他认祖归宗、站稳立场，回到原属阶级、派别或情缘关系“私域”中，“同志们”、“战友们”和乡亲们不仅不会谴责他，甚至还会视之为阶级、派别或家族英雄呢 。仁爱之邦无人道，看似悖谬，却实非偶然。如此人道底线尚不存在，遑论其它损人缺德之事了。今天，某些农村造假活动极为猖獗，就在于造假坑人者感受不到道德舆论或内心良知的压力。而人道良知之不存，又何谈博爱精神了。因此，不是别的，正是儒家伦理的结构性本质扼杀了国人的公德意识和人性良知，使中国人难以实践博爱精神。而正由于国人缺少这种博爱精神，才使得助人为乐因稀缺而具有了崇高性质，以致我们到了发达国家总感慨处处遇到活雷锋 。所以，从本质上讲，公德领域中的道德危机，只是在市场经济刺激下，国民劣根性的大暴露而已。“滑坡”之说，其实未必很准确。 有关今日腐败之现状，已有若干大要案例披露，无需赘述；有关腐败生成的社会政治经济原因，学界已有详论且超出本文题旨，亦不重复。但以笔者所见，中国腐败滋生的更深层土壤还在儒家伦理中。其下，让我们结合古今腐败的两大通行套路具体分析一下。一类是公开型腐败：官员利用手中的权力明目张胆地敲诈勒索，贪污受贿。在儒家政治架构中，上级官吏在忠于皇帝的同时，难免甚或必然要在弱／强势角色转换中层层欺诈下级官吏，并将上级官吏的违规索礼行为，逐级放大转嫁下去，最终变成基层官吏搜刮民脂民膏的恶政。此类情况，如果说在封建社会还得到儒家忠顺观念默许容忍的话，那么，在人民主权深入人心的今天，官员公然以权寻租敲诈勒索行为虽仍在通行，或屡禁不止(如所谓“三乱”等等)，但却难以获得道德舆论的公开支持了，因此，我们略而不表。另一类则是隐蔽型：借情缘关系遮掩进行的以权谋私、权钱交易的腐败活动。读吴思先生《潜规则》 一书，便会发现如今官场上盛行此种腐败方式或套路皆古已有之，无非都是吃请请吃、送礼收礼，与市场经济、与拜金主义几乎毫不相干。不过古代的名目更多：程仪、表礼、炭敬冰敬、三节两寿等等，也无非多找个腐败借口罢了。请注意，这“礼”、“仪”、“敬”、“节”、“寿”等概念本身，都是儒家价值符号，这表明它们是按儒家礼义行事的。 《潜规则》作者“发现”封建官场上与王法并存的“潜规则”时，独具只眼，但他将其视为与仁义道德背离的“规则”时，却不得要领。尽管从表面看去，这些腐败行为既有违儒家忠君爱民清正廉洁的伦理规范，也不合王法——国家官吏已有俸禄，是不该也不允许额外索礼或收礼的——但实际上，这些规则是国人皆晓，几无人能避，它们正是儒家“仁义权益共享回报法则”的正宗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对于这类腐败，我们都是深恶痛绝的默认赞许甚或同流合污者。即我们每个人几乎都摆脱不了情缘网，免不了要遵循或利用这一法则，谋求一己或亲朋好友的私利，直接间接参与或助长了腐败。这之中，又可分为“开后门”、“权钱交易”两种类型。“后门”一般都为先在的情缘关系而“开”，它体现着“仁义权益共享”法则。凡手中握有权力的，无论是七大姑八大姨，还是同乡同学，都需视关系远近软硬给予关照。前文已反复论及，凡违反这仁义法则者，便是六亲不认或忘恩负义，便要受到谴责。现今人们热衷同乡会、校友会，热衷之意不在“会”，而在扩大“情缘关系网”也。“朝中有人好办事”，依旧是“真理”。这种凭情缘关系开后门寻求关照的做法，尽管也是人情腐败，有时也违纪违法，但性质尚不严重，因为擅权者可能并没谋取个人私利，与权钱交易尚有所区别。 我们重点讨论“权钱交易”。花钱打通关节的行贿方式并非国粹，“黑金”事件任何国家皆有。但“聪明”的中国人将“黑金”包上“红纸”，变成“礼敬”，性质就大变了。不要小看这一层薄薄的红纸，它既将非法的“利”变成了仁爱之“礼”，又将黑暗的“贿银”，变成了难以拒绝的“礼金”。这样，中介物便由“钱”变成“礼”，彼此的关系也就超越了行政、司法或其它社会关系，变成情缘、交情关系，双方便要依“仁义权益回报”法则行事了。尽管彼此都知道这情缘是后生的、关系是虚假的，但却都要进入角色，假戏真作。譬如这“礼”无论是被动还是主动送的，送方都要做“自愿”状，受方都要表“拒绝”态，经苦求后方能收下或“笑纳”，这也是“规矩的一部分” 。明明见不得人的勾当，如此这般处理起来便显得情浓意重、合乎礼仪、顺乎情理，比赤裸裸地金钱贿赂“文明”多了。更重要的是，既然是按仁义法则行事，便要受礼纲规范约束。《潜规则》中有题为《摆平违规者》的章节，说的是一个行贿后却不能免灾的县令，翻脸向皇帝揭发钦差大臣腐败的故事。结局是，上峰发觉系自己违规，便赶紧凑足二万两银子反过来收买这一县令，让其撤回奏章，将事情“摆平”。这“摆平”语义表明，此种关系中，双方地位实际是平等的：我看重你的权，你看重我的钱；你收了我的礼钱，就要遵礼给我回报办事。谁若违规，就要受到道德舆论的严厉谴责，行贿者就可撕破脸予以揭露——你不仁，别怪我不义。今日某些高官腐败劣迹之所以被揭露，不就是因为他只收钱，不办事（卖官）吗？而那些收礼办事的人，道德舆论则会给以讲“义气”、够“哥们”、“通情达礼”的美誉。而那些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不吃请不收礼的清廉官员，却要受到不给面子、假正经的舆论谴责，甚至到了做人难的地步。古今清官的故事都在反复述说着这一点。 这便是眼下腐败势头难以遏制的症结所在，因为有仁义法则支持，它可堂皇地冲破一切法律禁区，将交易／交情做到各个领域。几乎任一当事人都可通过亲戚的亲戚、朋友的朋友、同学的同学锁定任一目标人。譬如，只要与法官拉上情缘关系送上礼，表示了“仁爱”，那法律又算什么呢？儒家伦理的当代负面效用在此充分体现出来了。由于儒学文化家国一体、德法不分，儒家伦理中压根就没有公私界限、法权意识，更缺少法律至上的公正理念和守法精神，这样，当国家角色与情缘角色叠加时，国法与礼纲难免并行冲突，出现“人情大于王法”的现象。在“私域”为主的封建宗法社会中，这种冲突只限于官僚体制内，与民生关联度较低；而官场腐败又有“潜规则”制约，尚不至危及整个社稷。现代社会是法治社会，公共领域空前扩大，公共权力覆盖整个社会，儒家伦理的这种仁义人情法则，对现代社会的法治规范、社会秩序必然起着全面消解或颠覆作用。尽管也有“潜规则”制约——对中国官员的行贿一般是可以计算成本并有回报预期的，比起某些毫无“规则”的落后国家来，这种腐败只增加社会成本，眼下尚不至扼杀发展——但它的危害依然是极大的。特别是当它从政治、经济领域蔓延到司法、卫生、教育、学术、体育、艺术各个领域之后，不仅使法律失效、政令无威、教育腐化、学术泡沫、体育溃败、艺术堕落，而且加剧了社会无序、扩大了贫富差距、严重威胁着社会安定。同时，这种人情腐败还扭曲了正常的社会组织系统，解构着一切民主制度。当各种社会关系情缘化之后，师生关系、医患关系、干群关系都变味了；当各种选票都变成人情票之后，几乎所有的民主程序（包括评奖、选优）都变质了；中国的现代法治和民主政治建设都将难以有实质性的推进。儒家伦理正越来越严重地阻碍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因此，提倡“依法治国”、“以德治国”并举时，必须明确，这里的“德”只能是支持和维护法律、法治、法理的现代道德，而不是维护礼纲、情缘、情理的儒家伦理。 如上所述，儒家伦理由于其自身结构性局限和规范性阈限，致使国人在公域无德、私域枉法，其现实负面效用已远超出其正面价值，那种笼统将“仁爱”视为普世美德伦理主张积极继承推广的理论和观点都是不能成立的。但需提请注意的是，笔者这里是用一个价值的动态比较判断作总结，言下就是承认儒家伦理在当代社会仍有其“正面价值”。这突出表现在儒家传统对社会稳定的意义上。譬如，由于在情缘范围内权益共享是铁定仁义法则，家族中有一个穷亲戚不算穷，有一个富亲戚不算富，这便结成一张天然的“情缘保障网”。西方理论家每每感到困惑：中国数千万国企职工在社会保障网尚未完善的情况下下岗失业却没引起剧烈社会震荡，这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是下岗人员在这张特殊的“情缘保障网”中得到了亲朋好友的关照。对此，笔者是有亲身体会的，限于本文篇幅，这里不展开论述了。总之，无论在历史还是在当代，儒家伦理价值都是正负相关的，中国的社会可说是成也儒家，败也儒家。只是随着当代社会转型速度加快，儒家伦理的负面效用正越来越凸现出来并抵销其正面价值。笔者科学释儒的目的，就是要引起人们正视儒家伦理价值的两面性，认识到系统批判彻底改造儒家伦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就需要使儒家伦理脱胎换骨：剔除其宗法因素、破除其情缘局限，引进西方博爱型道德因素、契约型伦理规范，脱“礼”而依“法”，弘扬真正的自由博爱平等互助精神。如此改造后的与市场经济、与法治原则相适应的现代道德体系，自然已不是儒家伦理了，我称之为“新华伦理” 。至于如何建设这种新华伦理并约限和逐步取代传统儒家伦理，显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理论与实践课题，本文只是破题而已。   〖说明：上文系拙文：《“仁爱”是普世美德伦理吗？／儒家伦理历史与当代价值的科学评析》最后一节：“正确评价仁爱及儒家伦理的当代价值”。该文发表于２００３年３期《学术月刊》，全文网上可查到。〗</span></td></tr></table>此帖由 jerryhao 在 2006-07-25 09:56 进行编辑...

jerryhao

以上各种议论，本是见解之争，但涉及到我们坛子里，相信儒家教育的大有人在，因此转过来让大家看看，如果你想要以儒学来规范孩子的道德，那真的要从这件事情上好好的想象。我赞同7楼所说的，如果你是研究儒学，这个事件就无多大关系，但你要用儒家学说来教化人民，这个时间就无法和儒学脱掉关系了。看到徐友渔先生迫不及待地让郑家栋和儒家脱离关系，就知道这件事情对新儒家们的打击有多大了。其实我更欣赏8楼所言，实际上这件事情确实不违反儒家道德的，可见儒家的道德，已经与现代的道德格格不入了。

明月天山

从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到后来几千年的唯儒独尊，只是因为儒教是最适合统治者进行统治的工具。说句不好听的话，中国的男人缺乏血性，阳刚之气，儒教也有大大的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