限制低素质人进京讨论

孔晓蕾的爸爸 · 发表于 2005-8-29 16:22:10

　今天，我一打开电脑，就看到这样一行字：“北京人口膨胀市民建议低素质人限进京”。这短短的十七个字，使我顿生疑惑——何谓“低素质人”？　　仅就“素质”二字而言，依某之愚见，其义甚广，应该包括道德、体能、文化以及技能专长等等，如何在十三亿同胞中区别出“低素质人”并且施以“限进京”？呵呵，恐怕要作为一个国家级重大课题来研究啊…… 　　也不可否认，有高素质人能删繁就简、由里及表地将素质由物化数字或身份职业来量化，比如，在时下，“素质”往往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这些让人眩目的东西所笼统代表了——不知建议人是否也以此作为标准来区分“低素质人”？　　也不可否认，我们的国家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十三亿同胞中，还有很大部分的群体在温饱线上左右徘徊甚至长期停滞在贫困线，他们的一生，基本上都是生存在“三北”防护带以外，生存在“南水北调”的源头及沿途，生存在被人漠视的田野……即使不以限制，他们也不可能举家进入京都以求生存。尽管有声音在鼓呼“盛世”，即使是在盛唐时代，也有“长安米贵”之说，更何况当今长安寸土寸金，千科万律，不仅“居之不易”，就是立锥“暂住”也非常不易啊！　　今天，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正在引领全国人民共奏“社会和谐曲”，我不知道，这个京都建议人的声音，究竟是和声还是噪声？

孔晓蕾的爸爸 · 发表于 2005-8-29 16:25:20

谁是“低素质人员”？ (ZT)
高素质人口”是个什么标准？

　　“严格控制流动人口，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这是北京市政府日前就“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而得来的体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集中体现的3大民意之一。

　　非此即彼，非上既下，习惯于“二分法”的人们对“素质”同样进行了二类划分：高素质，低素质——世俗的视野里，所有人都不能出此划分之外。

　　遗憾的是，自诩“高素质”并且自认为有资格对别人评头品足的人们，虽然一直乐衷于在各种各样的人身上乱贴“素质”标签，却偏又懒得去追问素质的划分标准到底是什么。于是，在约定俗成的偏见与歧视里，一些人不得不终身顶着“低素质”的不公标签，被人瞧不起被人唾弃被人当作猪狗不如——比如农民，打工仔，服务员，建筑工……显然，北京市民“集体智慧”中所指的“低素质人员”，正不外乎指的他们以及他们的兄弟姐妹。

　　他们一不杀人，二不放火，凭劳力吃饭，凭辛苦过活，干着别人不愿意干的活，拿着比别人低的工资，睡在临时工棚他们不嫌弃，吃着粗茶淡饭他们不抱怨，没有市民待遇他们惟有自己可怜自己，遭人白眼受了委屈他们忍住眼泪往肚子里吞……就是对待这样一群人，我们的“集体智慧”却赶之惟恐不用其极：“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自己吃剩不愿意要的饭碗都不允许他们要；“提高生活成本，实行住宿限制，没有达到要求的居民个人房屋不能随意出租”——自己住剩不愿意住的窝棚也不愿意给他们住！

　　这是一场由一群“高素质”人对另一群“低素质”人进行的“审判”。最后，“人民陪审员”的意见是：把“低素质”的外地人赶出北京——共和国的首都。但是，“赶”人也得有赶人的规矩，不是只赶“低素质”外地人吗？我忍不住要多嘴质问一声：啥叫“高素质”？

　　素质在《辞海》中的解释是：人的先天的解剖生理特点，主要是感觉器官和神经系统方面的特点。素质只是人的心理发展的生理条件，但不能决定人的心理内容和发展水平。素质概念被社会学引用后，又被定义为“一个人的品德、作风、智力、能力等诸方面素养的总和”。显然，学历和职业只是素质的一个方面，而且是处在重要性递减序列中的相对后位。处于前位的，我以为至少应该有：善良，包容，正直，感恩，坚毅，忠诚，诚实，关怀，敬业，等等。这些品格，被贬为“低素质”者不一定没有，而自诩“高素质”的审判者却也不一定就有。

　　商业规则可以用财富划分人的等级，官场规则可以用职位划分人的地位，但是，社会规则却决不容许拿学历和职业划分人的贵贱。如果我们稍许愿意感恩，我们不难体味这些“低素质”的外地人对城市生活的巨大贡献；如果我们稍许愿意诚实，我们必须承认北京的发展决不只是“本地人”努力的结果；如果我们稍许愿意正直，我们会为“世世代代北京人交税所以建设成今天的北京”之类的诳语而感到脸红；如果我们稍许愿意理性，我们能够发现不解决地区发展的巨大差异问题就很难彻底解决北京的人口膨胀，而地区人口膨胀往往正是前期政策倾斜的结果；如果我们稍许愿意包容和关怀，我们会发现“低素质”外地人远没有那么讨厌，假如不残忍地厉声呵斥走他们，我们其实也便依旧这么过……(来源：红网作者：舒圣祥)

　　谁是“低素质人员”？

　　　据北京市发改委公布的消息，自上周末“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以来，共收到近万条出谋划策的意见。在体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基本上体现着三大民意。其中之一是对在京务工的外地人实行市民待遇，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 (《华夏时报》8月9日)

　　“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成了民意，成了“集体智慧”。那么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民意，什么样的“集体智慧”？在笔者看来，这种在民意的幌子下，把部分人群说成是低素质人员，本身就是一种不人道的说法，是一种语言暴力，是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霸权”。更可怕的是，没有人告诉我们低素质人员划定的标准，不知道哪一天，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会被北京人认为是“低素质人员”。难道除北京人以外的人都是低素质人员吗？难道低学历人员就是低素质的人吗(不知道小学没有毕业的沈从文先生，放在今天是不是也算低素质人员)？难道农民或者民工就是低素质人员吗？还是那些没有家庭背景、无官无权的人呢？顺着这种思维逻辑走下去，笔者感到一种生存的恐惧。

　　反过来说，即使有了划定低素质人员的标准，难道低素质人员就不能进京吗？北京难道仅仅是北京人或者说高素质人员的北京吗？

　　透过这种畸形的民意，我看到的是来自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性诉求正在被忽视。换句话说，社会正在放大强势群体的诉求而在忽视弱势群体的诉求，弱势群体的声音正在被淹没。一个社会之所以能不断地发展和保持稳定，其重要的因素，应该归于社会发展的公共性诉求。社会发展的公共性诉求，不是为了某个利益集团的利益要求，也不是为了几个集团的利益需要，而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有其基本的价值追求和利益的合理表达，追求的是一种普遍的公正、公平与正义。社会的这种公共性诉求推动和建构着社会的发展进程。

　　“低素质人员”的提出，本身就意味着一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增进正在以损害另一个阶层和群体的利益为前提条件而发生着，是对人的尊严、自由、平等、权利的践踏。这本身就是可怕的，不利于实现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之间的良性互动，也是社会发展的陷阱。贯以“民意”、“集体智慧”也不能掩盖其本质目的：背离公平和正义。

　　众所周知，只有切实保证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坚持使发展的成果惠及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才能真正提升社会发展的质量，保持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而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要义就在于“给每个人以所应得”。从这个意义上来看，提出低素质人员的概念，本身就是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背叛。(来源：河北日报网-燕赵都市报作者：朱四倍)

　　减少低素质人进京犯了三重悖论

　　据北京市发改委昨天公布的消息，自上周末“十一五”规划向市民问计以来，共收到近万条出谋划策的意见。记者看到，在集中体现“集体智慧”的11条建议中，基本上体现着3大民意。（见8月9日《华夏时报》）

　　笔者注意到，所谓“3大民意”首要的一项是，对在京务工的外地人实行市民待遇，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家政服务及餐饮服务应由北京市下岗人员承担，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
提高生活成本，实行住宿限制，没有达到要求的居民个人房屋不能随意出租，从而限制低收入外地人进京。

　　显而易见，北京人把矛头主要指向了“低素质”人群。至于把外来人员定性于“低素质”人群，妥当与否暂且不论，但就把“低素质”人群“挡”在北京城以外，实在令人气愤。我不知道这种所谓的“集体智慧”算什么集体智慧？依我看，这是北京人小团体的“孬招”，如此去莠存菁犯下了三重悖论。

　　首先，去莠存菁是一种“地霸”行为。众所周知，一个国家的首都，是全国人民的首都。在我国，北京作为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首都，是全国人民共有的国都，而不是北京人私有的首都。北京人凭什么将“低素质”人群圈到城外？更何况，北京人中也有低素质的，纵然是去莠存菁也要一视同仁，为什么不在北京人中也来个去莠存菁？因此，在我看来，这是北京人骨子里地方主义的“霸气”在作怪，是对外地人的野蛮欺压！

　　其次，去莠存菁是一种歧视行为。在公民社会，不管理“低素质”公民，还是高素质公民，只要不违犯法律，都有权在任何一个地方自由经商和务工。同时，在法律社会，外地公民与本土公民享有平等的经商、就业等权益。北京人凭什么提高雇佣外地人的成本？凭什么减少雇佣外地人的机会？凭什么不让外地人和北京市下岗人员平等在家政服务和餐饮服务行业务工？凭什么提高外地人的生活成本？依我看，这是对外地“低素质”人极端的歧视行为。

　　再次，去莠存菁是一种“伪和谐”行为。目前，我国正在大力构建和谐社会，那么我想问问北京人懂不懂什么和谐社会？如果不懂，这里不妨再重申一遍，和谐社会理应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在建设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北京人不讲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和谐相处地去莠存菁，显然与我们大力倡导的和谐社会背道而驰，显然是一种“伪和谐”。“高素质”的北京人应当明白，和谐社会是全体人民的和谐，而不是北京人或者精菁人士的和谐，“低素质”人（外来人员）同样需要和谐。如此设卡刁难“低素质”人员，实际上更是一种对和谐社会现有成果的践踏和破坏！

　　此外，有一点还十分令人费解，即对于这样一种犯了三重悖论的市民建议，北京市发改委竟然还把它奉若集体智慧，得意不已。我想，北京市发改委还是暂缓制定“十一五”规划，先坐下来认真反思一下自身的问题为好，否则，按照这种“集体智慧”出台的“十一五”规划，真是要遭遇全国人民的口诛笔伐了。（来源：红网作者：张国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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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晓蕾的爸爸 · 发表于 2005-8-29 16:26:27

讨论北京人口问题应听全国发言　近年来，北京市人口规模的高速膨胀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成为首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如何看待北京越来越突出的人口问题？未来5年，北京应该敞开大门发展，还是对进京户籍实行严格限制？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市民建言会上，来自不同行业的40名北京市民，针对北京的人口问题畅所欲言、献计献策。（8月7日《中国青年报》、《新京报》）　如何面对人口问题对未来发展的制约，应对人口膨胀给资源环境的压力，这确实是摆在北京市政府面前的一道难题。按照过去的思维方式，这只是需要政府研究的课题，如果还要讲一点时新的民主决策，那顶多再听听专家的意见。现在，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等单位问计于民，不能不说是民主执政的一个突破。这里要解决两个认识问题：一是要不要问计于民。我们的权力来源于人民，在事关全体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的决策上，就应该听取人民的意见，而不能只是由官员代表人民讲话。因为这样的结果，很可能你的话不代表人民的意志。第二就是能不能问出“计”来。一些官员不喜欢向老百姓请教，就是觉得“上智下愚”，自己永远比群众聪明，即使真的去问群众，也问不出个所以然来。其实，“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他们很可能提出比官员聪明的主意来。这次40名市民代表，就有39名为“人口问题”建言，他们提出的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出京就业、鼓励老人出京养老、彻底清除北京五环内的“城中村”、把充沛的资源配置到周边落后地区等建议就很有意义。而他们提出的“不能”的做法也很有警示意义，如“不能依靠行政手段限制外地人进京”等。　我以为，北京市征询应对人口问题的决策，还可以把民主之门开得更大一点，可以把范围扩大到北京市以外乃至于全国。从理论上说，北京是中国的首都，不仅是北京人的北京。研究北京的问题，听取全国人民的意见，不仅是因为全国人民应该有发言权，也因为全国人民有责任为首都的更美好献计献策。北京市人口高速膨胀，本来就不仅是北京人口的自然增长，而且是外来人口增加造成的，因此应该研究外来人口的情况，听听他们的反映。而从经济的角度看，北京市的建设也事关全国人民。我虽然拿不出整个北京市建设的资金来源账，但我坚信北京市的建设一定用了全国人民缴的税。　我希望在全国范围内讨论北京市人口膨胀的思考，还因为我觉得人都是自私的。我不怀疑大多数北京人会公正地发表意见，但我也预测总会有北京人把北京当成只有他们才能世代居住的地盘，而外地人就是不该进京的。这次人口问题讨论的事实也说明，就有少数北京人提出了“对进京户籍应实行严格限制，形成严密的管理机制，对人口总量加以限制”、“针对不同行业特点，规定使用本地人员的比例，减少低素质人员进京”等涉嫌歧视的馊点子。　北京是全国人民的。特别是事关外来人口的问题，北京制定的政策不能只让北京人满意，而要兼顾全国人民的利益。因此，决策只向北京人讲民主是不够的，还要发挥全国人民的聪明才智。（中国青年报　殷国安）　让首都人口随着资源“疏散” 　据媒体披露，北京常住人口已接近1500万，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每年增加30万人。人口规模的高速膨胀给资源环境带来了沉重压力，业已成为首都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最大挑战。据8月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在首场北京市“十一五”规划市民建言会上，来自不同行业的40名北京市民，针对北京的人口问题发表了意见。　毋庸讳言，首都人口膨胀，重要原因是外来人口持续激增。求治首都人口膨胀，实际上就是怎样解决外来人口持续激增的问题。在这一问题上，无非有两种取向，一是不加限制，敞开大门；二是设置各种门槛，严格限制外来人口进京。此次市民建言会上，这两种意见也展开了争论，值得高兴的是，第二种毫无法理依据的方案，即使是在普通北京市民中间，也并未占据主流地位。但不占据主流地位并不表示这些普通市民对外来人口激增就没有忧虑，在缓解外来人口压力的问题上，他们不过是主张用“疏”而非“堵”的办法。那么他们提出的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出京就业等药方是否会有效缓解首都人口压力呢？笔者颇表怀疑，因为这些药方没有触及到根本。为什么外省人都要削尖了脑袋往首都挤？无非因为北京发展空间最大。为什么北京发展空间最大？很简单，就因为北京的资源最集中。　我们过去提到北京，总爱自豪地说这是我们的“政治中心”、“经济中心”、“文化中心”、“教育中心”。这当然是资源集中的好处。但平心而论，这种资源集中往往是国家政策宏观调控的结果，在一个时期有其合理性，也发挥了一定的优越性，而当社会前进到今天，这种资源的过分集中不仅有伤公平之原则，而且也暴露出了诸如人口膨胀等严重的问题。放眼世界，一个国家的首都天然的是政治中心，但为什么一定要倾举国之力，把它刻意建设成“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教育中心”？为什么一定要把全国最好的大学、出版社，最顶级的科研机构等等都一股脑儿放在那儿？为什么往往连建一个功能最全、设施最好的公共文化场馆，首选地点也往往无一例外的都是北京？到过北京的人都有一个感受，和内地相比，北京在许多方面所占有的资源已不仅仅是集中的问题，而是过剩了。如果我们在各大城市的资源配置上更为合理，如果把目前首都过于集中过于充沛的资源转移一些到外省城市，使其承担一些原来由首都额外负重的功能，这是否是一种缓解京城人口压力，同时又带动落后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效思路呢？（中国青年报　黄波）　　立法给流动人口以国民待遇的意义　如果今后用人单位支付进城务工就业人员的工资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或者延长工作时间不支付劳动报酬，或者没有按照国家标准和行业要求为他们提供必要的安全生产设施、劳动保护条件及职业病防治措施等，在河南将不被法律允许。日前，河南省出台了《进城务工人员权益保护办法》。据悉，这是全国首次以地方专门立法的形式保护农民工的权益。（8月5日中新社）　我认为，河南的这一立法，为流动人口享受国民待遇迈出了第一步。　目前，我国有流动人口1．4亿，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如何保障这支庞大的流动大军的权益，是社会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看到，由于流动人口权益保护的立法一直不健全，相关的保障和管理措施跟不上，导致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在就业权利上受歧视，工资报酬得不到保障，劳动条件恶劣、劳动安全问题严重，社会保险缺失，由此也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所谓国民待遇，主要是指国家在最基本的政策和制度方面如何对待所有国民的问题。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说明：从社会融合的角度来看，一个现代国家的社会秩序应该建立在最基本的社会公正基础上，如果连最基本的社会公正也不存在，社会秩序的维持就会出现问题。从城市化角度来看，我国城市化水平不仅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国内工业化和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水平，这带来了结构上的失衡。因此，让更多的流动人口实现城市化转变，势在必行。而如果没有给予国民待遇，那么绝大多数流动人口既没有能力长期生活在城市，又不能被城市居民和社会所接纳，也就很难实现城市化转移。　长期以来，由于实行分而治之的策略，流动人口特别是农村流动人口得不到国民待遇，他们的权益也往往得不到有效的保证和维护。在这一背景下，要纠正过去政策的失误，就需要全社会尤其是立法者在理念上把流动人口视作社会进步的力量，使他们拥有和城市人口一样的同等权利。事实上，正是人的流动给了人更大的空间和自由，这本身就是社会进步的表现。如果我们不能在立法上体现国民待遇原则，给每个公民提供包括最基本的国民教育机会，以及最基本的社会安全保障，并优先解决涉及流动人口的劳资纠纷、工伤事故纠纷、工作环境恶劣等劳动权益问题，那么，流动人口就不能实现彻底的城市化，二元社会结构也就将长期固化。　从根本上说，解决流动人口问题需要靠法治。而要实现法治，必须有一个最基本的权益平台，只有建立在这一平台上的法治才是真正的法治。以此来看，河南作为一个经济相对落后、劳动力输出大省的内陆地区，却能率先想到为流动人口的权益立法，体现前瞻眼光，值得称道。（中国青年报　邓聿文）

孔晓蕾的爸爸 · 发表于 2005-8-29 16:27:56

谁天生就是北京人？　　

〖来源：中国汽车资源网 25/01 10:31 〗

　　谁天生就是北京人？

　　一场关于外来人口进京是否应该设立“门槛”的讨论，昨晚7点至8点在首都之窗网站激烈进行，与网民直接交流的是北京市政协的张惟英委员，她曾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

　　对此，笔者颇感不解：谁天生就是北京人？有史以来，人类迁徙的脚步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东奔西走，南来北往，从分散到聚居，从聚居到分散……如此循环往复，这才构成了一个流动的、有活力的社会。

　　“人太多了”，这是北京人的共同感受：“人太多了”给北京这样一个政治文化中心带来的压力太大了。但是，以刚性的制度来控制非北京人进京，显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可能带来一个问题——“歧视”。世界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北京人与非北京人也是如此。哪怕你郑重申明“这与歧视无关”，但是，这样构成的事实就是歧视。对此，非北京人是接受不了的，这也与北京作为首都的文化蕴涵不一致。可以说，正是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的优秀文化的汇聚，才造就了今天的北京。

　　没有谁天生就是北京人。有着巨大包容力的北京，才是文明的北京。（新京报郑锋）

　　北京将实行人口准入制？专家称不符合社会进步

　　用行政手段控制人口不可行

　　市规划委相关人士表示，可以通过经济、法律、管理等多种手段控制北京人口

　　本报讯记者昨天从北京市总体规划编制办公室获悉，刚刚获得国务院原则通过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年－2020年）》提出，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控制在1800万左右，人口年增长力争控制在1.4％。

　　规划编制办公室负责人介绍，1800万这个数字只是一种对未来人口数量的判断，并不是一定要达到的目标。
据介绍，按照前10年平均增长率2.2％，2020年人口将达2100万，将严重影响北京城市的发展。因此，要通过经济、法律以及部分行政措施引导人口分布。

　　规划委副主任黄艳昨天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北京的人口控制可以通过经济、法律、管理等多种手段综合进行，但不可能在短期内得到解决。她认为，控制人口的办法很多，但单纯采取行政手段只是一种消极的办法，不可行，是一个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做法。除了行政手段以外，还有经济的手段，比如可以进行产业调整，多发展高端产业，对人口的流动和吸纳就会形成限制。

　　“但这些手段都不可能在短期内见效，所以我们一方面只能从住房提供、基础设施能力等方面进行间接的控制，但更多的则是对某些高密度区域的人口进行疏解，比如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就应该进行疏散”，黄艳说，另外也可以通过区域协调，把低端的产业向外部输送，“因为人口问题其实就是就业问题，哪里有就业机会，人口就会跟着走”。

　　委员观点

　　“人口准入制是霸王规定”

　　政协委员万建中认为，解决人口过剩首先是减少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

　　万建中：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我不赞成搞人口准入制度，这明显就是个霸王规定嘛。”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万建中委员表示，一个城市的活力就在于人的流动，而且是无障碍的。北京想要建立成为一个宜居的城市，不应该在限制人的方面做文章，而关键是城市建设合理、管理规范等方面考虑。

　　万建中委员认为，北京市是一个移民城市，城市的活力也就在于此。“现在你要限制人口的进入，说白了就是要限制穷人来北京生活，这不就是歧视吗？”万建中说，就算是在美国等发达国家，流浪、乞讨的人也很多，政府可以通过很多方法进行救助，而不是驱赶或限制进入。

　　“其实我觉得，要控制人口还是应该用市场的手段。”万建中委员说，如果说城市资源紧张，把价格适当调整还是个办法。对于来京弱势群体，应该通过人们先富帮后富，政府提供就业、培训等手段，来提高他们的素质。“等这些人经济、技术上有所积累，以北京目前这么高的生活成本，我想来京的人们都会理智选择离开或是留下。”

　　万建中说，解决北京人口过剩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减少城市间发展的不平衡。“随着京津塘地区以及国内其他城市的发展，不光是来京的外地人甚至北京人都可能会选择其他城市生活，这样才是最理想的。”

　　专家观点

　　“准入”不能沦为“地域歧视”

　　北大教授郭道晖建议，必须把握好“限制”与放开之间的尺度

　　郭道晖：北京大学教授，北大行政法学博士生导师

　　“设定外来人口准入门槛，这是北京这样发展迅速的特大型城市的现实需求，但是，‘准入’不能倒退回地域歧视的年代”。北大行政法学博导郭道晖说，设定“准入”制度必须把握好“限制”与放开之间的尺度，否则，准入制度就会成为北京人口管理的历史性倒退。

　　十几年前，北京曾规定，名片制作等几大行业不允许外地人经营。郭道晖说，从几大行业禁入到不限制，这中间的变化体现出北京作为一国之都的包容性，是城市管理水平有所进步的表现。目前，北京大街小巷卖早点、卖水果、卖菜的，绝大多数都是外地人。居委会等基层组织负责人，也由一些外来人承担。从这些方面来看，北京已经离不开外地人。但是，从能源、治安、城市容量等角度出发，任由外来人进京，最终只能牵制北京的发展。

　　郭道晖认为，单从学术角度而言，北京应该是对全国人民敞开的。拥有中国国籍的人，都有权利到北京生活、发展。但是，法律的真谛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更没有绝对的平等。他建议，科学地测算出哪些人适宜在北京生活，选择北京会有助于其个人发展，以及北京需要什么样的外地人，这应该都是准入门槛的设定前提。

　　市民访谈

　　“人口准入制”不符合社会进步

　　多数打工者认为市场经济应鼓励人口流动

　　政协委员张惟英提出“建立人口准入制度”引发了一场关于外来人口进京是否应该设立“门槛”的讨论。大多数普通的外来打工者认为不合理，自己来北京打工，在赚取了一定报酬的同时，也为首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有人对“建立人口准入制度”表示理解，认为合理的限制，可以缓解北京的人口膨胀和资源紧张的矛盾。

　　“人口准入制”让人感到冷漠

　　连国安，湖北孝感人，在北京做装修，表示反对

　　对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的提案，连国安很不满意：这样做太不好了！他说，在北京生活很苦，他们都睡在工地，每餐吃最便宜的蔬菜。工人们为了省钱，都没有去过故宫、长城等地方。一年到头干下来，就是为了能多带点钱回家。最让大家难受的是，北京和北京人对于他们而言，根本不能相互融合，是两个世界的人。现在如果再设立这些制度，无异于让大家再进一步感觉冷漠。

　　外地人消费带活北京经济

　　宋师傅，40多岁，北京人，出租车司机，表示反对

　　从1992年起就开出租车的宋师傅说，外地人的消费在一定程度上带活了北京的经济。对于“人口准入制度”，宋师傅表示反对。他说，北京人是全国人民的首都，怎么能反对全国人民来首都？

　　宋师傅认为，政府部门不应该从人口的流动本身上设置制度，应该从市场方面入手，促使各地方经济和谐发展，才能保证“人往四处走”。如果单纯设立障碍限制外来人口进京显得太不公平，也不符合社会进步的潮流。

　　文化程度不代表一个人的全部

　　杨丽，云南人，打工者，表示反对

　　“我只有小学文化，如果这个提案通过了，我只能到其他城市挣钱，但我想说，一个人的文化程度不能代表他的全部。”在得知提案中对进京务工人员的学历提出了要求后，杨丽举了一个例子：浙江有个修破鞋的农民，只有初中文化，走街串巷修了几年鞋后办了个缝纫机厂，“他现在是中国少有的亿万富豪，这种成就现在有几个拿了高学历的人能够达到的？”

　　合理的准入制度可缓解资源不足

　　金光印，40岁，安徽人，在京创办公司，表示理解

　　曾在合肥、广州等地工作过的金光印认为，相对于其他城市，北京空间大、机会多，北京人也更加宽容。对于张惟英的提案，金光印认为，在北京的人口和资源出现矛盾的时候，这个提案有一定的道理。

　　他说，流动人口是全国性的问题，对待流动人口的矛盾态度也不光北京才有，因为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就必须是流动人口的天堂，这对北京也不公平。现在存在的事实是，北京出现因人口膨胀带来的不和谐发展。如在2004年北京出现的电荒中，许多省份限电确保北京用电就是一例。建立合理的准入制度，有可能会缓解资源不足这一问题。

　　但金光印同时强调，上述观点也并不意味着他完全认同“外来人口准入制”，他说，最终解决实质问题的还是应该由市场调节来起作用，如果今后有外地人相互传播“不要去北京”，这个时候，市场就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可以有针对性限制外来人员

　　翟郡，26岁，北京人，公司职员，表示理解

　　在北京的外地人贡献还是挺大的，离开他们，北京可能就瘫痪了。

　　但是，也有一些外地人在北京做坑蒙拐骗的事情，一些外地来的乞讨人员，严重损坏了首都的形象。所以，可以限制一些对北京没有贡献的人。比如外地乞讨人员或者盲流什么的。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谢炜周奇赖颢宁王姝王海刘英才王卡拉申剑丽（新京报）

　　外来人口进京是否应该设“门槛”？

　　昨晚首都之窗网站发生激烈交锋

　　本报讯　“我赞成在北京制定人口准入制度，否则就是人口过盛，谁都过不好”；“我不同意，这是对非北京人的歧视”；“应该限制外来人口进京，北京资源并不丰厚”；“如果张委员不是北京发展需要的人，你愿意迁出北京吗”……

　　一场关于外来人口进京是否应该设立“门槛”的讨论，昨晚7点至8点在首都之窗网站激烈进行，与网民直接交流的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员会张惟英委员，她曾提出《关于建立人口准入制度，控制人口规模，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平衡》的建议。随后有关部门曾给张委员答复，同意张委员的建议，并且说外来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北京城市发展的一个问题，比较紧迫，需要解决，“但当时还没有具体的措施”。

　　昨天参与讨论的网民，意见明显对立，或者很赞成，或者极力反对，记者粗略数了一下，在上千条网民意见中，反对的多于赞成的。在看了这些意见后，张委员告诉记者：“有两种声音是非常正常的，我来之前就想到了，甚至已经做好了网民直接质问我的准备。因为如果这样一个制度出台，势必会影响到许多人，对那些想来北京但又不符合规定的人来说，这个制度显然不符合他们的心愿。但我提这个提案，不是就对某些人有利、某些人不利出发的，而是从是否有利于北京城市发展这个角度来提的。”

　　■赞成意见

　　“应该限制外来人口进京，现在北京人口太多了，干什么都不方便，资源紧缺”；

　　“北京的人口极限是1800万，现在已经接近这个数字了，用不了几年就饱和了，如果不搞准入，大家都好过不了”；

　　“现在外来人口问题真的是北京的大问题，我们不否认外来人对北京的贡献，但是也有一些人给北京带来了一些麻烦，如果扰乱北京秩序的人来到北京，显然不利于北京发展”。

　　在一个小时的讨论中，不少网民从自己生活的切身感受赞成了张委员的提案。张委员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比如一辆公共汽车只能上100人，但有200人在等，那只能选择最有必要上的100人先上，剩下的人可以再等下一趟，或者改变路线。否则200人都上，那这趟车肯定就出问题了，谁也别想走。”

　　“当然，城市出问题还需要一个过程，不会像公共汽车这么快显现，而且可能城市已经有了危机，但具体到个人，可能还没什么感觉，而一旦出问题，就晚了”。张委员建议有关部门应该了解北京到底有哪些行业缺多少人，哪些已经饱和，然后再根据不同人员分别制定相应的准入制度，比如高新技术缺人，那这些人应该具备哪些条件，建筑工人不够，对这些人又有哪些要求，“这样就不是盲目限制”。

　　■反对意见

　　“我不同意人口准入的规定，这是一个自然的现象，国家应该鼓励人口的流动”；

　　“准入制度是否平等，意味着优秀人才进京的路是不是会被堵死，会不会让外地人感觉被歧视”；

　　“在人口方面搞控制这是倒退，市场经济应该鼓励人口的流动，而不是限制”。

　　反对的声音明显高过赞成，对于其中的一些反对意见，张委员明确表示：“不同意。因为其中很多反对的原因，都没有站在是否有利于北京发展的角度来说。”“比如其中提到的限制人才的问题，”张委员强调，“限制是在心里有数后才实施的。”也就是说，北京发展缺的人，不会被限制；如果过盛，即使来了也难找到工作，而且会导致生活出现问题。

　　关于“被歧视”的说法，张委员“不能同意”。北京需要什么人，暂时不需要什么人，其实都应该由市场来决定，如果被市场淘汰，那确实说明其不适合在北京发展。

　　网友提到的“准入制度可能产生不公平”，张委员认为，任何一个制度在建立之初，可能都会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只有在实践中逐渐调试，最终达到一个比较理想的状态。（北京青年报戴菁菁）

孔晓蕾的爸爸 · 发表于 2005-8-29 16:31:36

网络上搜索一下“限制低素质人进京”，可得到一大堆议论，看看吧，我想起了“××和××”的现代版本。

孔晓蕾的爸爸 · 发表于 2005-8-29 16:32:51

孔晓蕾的爸爸 · 发表于 2005-8-29 16:42:12

http://vcom.hnby.com.cn/dhbbs/dispbbs.a...D=168&ID=204944 http://forum.news.sina.com.cn/cgi-bin/v...2&date=20050812 <font color=\"#0000ff\" size=\"2\">http://www.pingjiang.com/bbs/Archive_view.asp?BoardID=10&id=17867 http://club.women.sohu.com/read-water-1601855-0-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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