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家庭教育

cocoshenjie · 发表于 2005-8-17 01:40:26

选自《中国教育史》　　远古训教长老亲传所谓长老训教，就是富有经验的长者对晚辈所进行的有关生产方式、生活经验等方面的教育训导。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的《姬旦家训》。　　姬旦，史称周公，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和老师。他帮助武王伐纣灭商，开国有功，是西周开国重臣。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在摄政期间，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超凡的意志，使西周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受到世人的赞誉。周公在身体力行、勤勉从政的同时，谆谆教诲侄子成王、儿子伯禽必须养成勤政爱民、谦恭自律、礼待贤才的作风。周公教诫子侄有《戒子伯禽》和《戒侄成王》二部家训传世，这两部家训合称为《姬旦家训》。　　在《戒子伯禽》里，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　　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我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可是为了求得贤才我朝思暮想，以至于到了洗头的时候都几次停下的地步，吃饭时如有士人来访要几次吐出口中的饭，起来接待他们，惟恐失去贤才。你到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了，就慢待了士人和民众。要礼待贤才，勤政爱民，把鲁国治理好，做诸侯国的榜样。　　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在《戒侄成王》里，周公一再告诫成王要修己敬德，防止骄奢淫逸、重蹈殷商失德亡国的覆辙。周公早就意识到国之隐忧不在当前而在后嗣。因此，他要求召公与其共同辅佐成王，戮力实施师保之教。周公对成王的教育，既包括治国安邦才能的培养，也包括个人品格的塑造。在周公的努力诱导下，成王终于成长为一代明君，西周居为奴隶制太平盛世。　　《姬旦家训》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曹操在其名篇《短歌行》里高度赞扬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理政治国风范，并借此表达了自己欲图大业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　　《姬旦家训》多见于《尚书》的《君》、《无逸》、《多士》等诸篇中，它是中国第一本成文家训，首开中国古代家训之先河。　　春秋家训异彩纷呈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士阶层的崛起、私学骤兴，以及用士养士之风的盛行，家庭教育引起广泛的注意。伴随着家庭教育地位的提高，家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家庭故事。比如首创私学、以诗礼传家的孔子的《庭训》；清廉正直、世称贤相孙叔敖的《临终戒子》遗文；世称贤母敬姜的家训；素有母仪风范的孟母仉氏“三迁其居”、“断机教子”的母训，以及《韩非子》中所记述的《曾子杀彘》的家教故事，都充分地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家训的发展及成就。　　孔子教子的《庭训》散见于《论语》中，据《论语》记载，有一天孔子独立庭院中静默沉思，其子孔鲤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孔子突然叫住孔鲤问：“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孔子教导他：“不学《诗》，无以言”，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天，孔子又“独立”庭院中，孔鲤快步过其侧，孔子又叫住他，问：“学《礼》乎？”孔鲤对曰：“未也”，孔子教育他：“不学《礼》，无以立”，孔鲤退而学《礼》。孔子在家庭教育中要求儿子孔鲤努力学习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学习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使之在学业和道德上能够有所建树，将来成就一番伟业。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强调的就是读书与做人的结合，治学与修身的统一，这是自孔子开始形成的中国家训的突出特色。在中国古代史上，孔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可谓功勋卓著。孔子在家庭教育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另外，古人称父教子为庭训也来源于孔子在庭院中对孔鲤的这番教导。　　世称贤母敬姜的《论劳逸》是春秋战国时期家训的代表作。敬姜是鲁国大夫公文伯的母亲，有一天，公文伯朝见鲁君后回家，看到母亲正在绩麻，就对母亲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您还要绩麻，季孙看了会生气的，以为我不能侍奉您老人家哪！敬姜听罢儿子的报怨，训诫道：“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她认为，上自天子、诸侯、三公、九卿，下至黎民百姓，都必须劳动，或劳心、或劳力，才能政清人和、国泰民安，这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和前提。在此敬姜阐发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理：勤勉不怠国则兴；逸乐怠慢国则败。敬姜的诫子家训是载于《国语》上的有名的家训，敬姜因这篇出色的《论劳逸》之文成为有名的贤母。　　孟轲之母仉氏的《母训》见于刘向的《列女传》。《列女传》中记载了“孟母三迁”和“断织教子”的家教故事。在中国封建社会，孟子的母亲仉氏以教子有方而被推崇为贤母的典范。“孟母三迁”记述的是孟母教子的故事。孟轲3岁丧父，贤德通达的孟母一方面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帮人浆洗纺织，同时严格教子，她要求孟轲用功读书，将来成为有学问、有作为的栋梁之材。为了教子成材，孟母慎审选择居住环境，前后三迁其居。孟轲家原住在墓地附近，幼年的孟轲经常看见送葬扫墓的情景，就与小朋友摹仿起“墓间之事”，整天做挖坑、下葬、哭丧的游戏，孟母深感此地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立即搬了家。新家靠近市场，邻居是一个屠户，孟轲耳濡目染的是杀猪卖肉、讨价还价的事情。于是，整天迷恋于摹仿杀猪卖肉的游戏，孟母感到此地也不宜久居，再次搬迁，这次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自此，孟轲每天接触的是读书人，听到的是读书声，在浓厚的读书风气影响下，开始诵诗习礼，看到这种情景，孟母喜不待言，并在此久住下来。“断机教子”讲述的也是孟母教子的故事。孟轲小时读书不用功，有一天他放学回到家里，母亲问他学习进展如何，他回答还是老样子，并流露出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神情，孟母深感忧虑，遂将孟轲叫到跟前，断然操刀割断织机上纺了一半的布匹，母亲的举动使孟轲迷惑不解，他“惧而问其故”，母亲回答：“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不以离于祸患也”。母亲的一席话使孟轲深受触动，自此，他“旦夕勤学不息，祖师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成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与孔子齐名，历史上素有“孔孟之道”的说法。如果说孔子是儒家学派及其思想的创始人，那么孟子则是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体系的举足轻重的大师。他极力推行“仁政”的主张，多次游学稷下学宫，成为“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名噪一时的私学大师，极受齐王的尊崇。孟轲一生的成就，与他母亲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一位非凡的母亲培养出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　　《曾子杀彘》的故事载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故事充分强调儿童教育的严肃性，要求为人父母者必须随时随地把身教与言教紧密配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儿童的表率。故事说的是曾参的妻子欲到集市上赶集，儿子又哭又闹非要跟着去，曾参妻子对孩子说：你回去吧，妈妈从集市上回来给你杀猪吃。等妻子从集市上回来，曾参马上就要给孩子杀猪。妻子制止说：我只不过是哄孩子玩罢了，何必当真哪！曾参反驳道：“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而子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说完，果真把猪杀死煮肉给孩子吃。曾参是孔子的高足弟子，他以品德高尚、诚实坦白而著称，他在家庭教育中特别注重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特别强调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和气氛，使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与熏陶，这是相当可贵的。　　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家训尚未独立成文，一般都是夹杂在古籍文献中的片言只语，不是家训执行者自己撰写成文，多为后人追忆而成，往往以家教故事的方式流传下来。尽管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家训却为后世家训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格调，为后世家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汉家训沉寂再兴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仅存15年。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积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为汉及汉以后中国封建专制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由于秦朝实施“禁私学，以吏为师”的政策，私学曾一度中断，家学的发展受到限制，家训的发展呈沉寂状态。秦代较有影响的家训只有孔鲋的家训。　　孔鲋，名甲，字子鱼，是孔子的第八代孙，他肩负承续祖传儒学之重任，沐浴暴秦“焚书坑儒”血雨腥风之洗礼，参加过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兵败，孔鲋慷慨赴死。现存家训就是孔鲋临终戒子（也包括他的学生）遗言。孔鲋家训里有句蕴含深刻的警世名言：“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这是经历了人生的大波大浪之后的彻底顿悟。“处浊世而清其身”需要一种“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永远追求伟岸人生的高风亮节，需要个人道德人格的高度完善。“学儒术而知权变”，则需要人们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智慧和胆略，既能在“焚书坑儒”的惨祸暴政中学习、发展儒家文化，做一个博达疏通的名师硕儒，又要掌握“鱼和熊掌”二者得兼的取义不舍生之自我保护之道，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积蓄再生的力量。这是儒家在逆境中所追求的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最高境界。孔鲋家训中所流露的明哲保身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家训的另一个共性：中国古代的家训多是先哲们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有感而发，很多家训都是他们一生经验的最后总结与升华。　　汉继秦兴，两汉兴盛时间延绵达400余年，有大量家训问世。仅列名家名作就有：刘邦《手敕太子》、孔臧的《诫子书》、司马谈的《遗训》、刘向的《诫子歆》、《胎教》、张奂的《戒兄子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蔡邕的《女训》等等。这些名家名作博涉人生世事的方方面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家训的内容。　　论治学，以刘邦《手敕太子》、司马谈的《遗训》最为著名。汉高祖刘邦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封建帝王，《手敕太子》是他临终前对儿子刘盈说的最贴心的体己话。据《史记》记载，刘邦生逢乱世，早年不好读书，不学无术，尤其不喜欢儒学，卑劣顽皮，曾经拿博通经史的儒者之冠撒尿。秦始皇“焚书坑儒”、大禁私学倒正中其下怀，他“沾沾自喜，谓读书无益”，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和胜利后巩固政权的重任迫使他不得不改变轻儒贱学的陋习，尤其是陆贾“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忠告，更使他意识到修学设教的重要，他不仅请人讲书论道，而且认真阅读陆贾所进的《新语》。在《手敕太子》中，刘邦认真反思自己浅薄无知的过去，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告诫儿子刘盈一定要勤奋学习，担当起治国安邦的重任。正是由于开国皇帝刘邦的良好家教，才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文景之治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才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找到依据，以致于出现了“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蔚为壮观的文化教育大发展的局面。可以说，刘邦的《手敕太子》是用一种最坦诚、最亲切的方式实现了教子读书的热望。最令我们钦佩的是，一代开国之君在儿子面前毫不掩饰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毫不粉饰自己的浅陋和无知，反映出刘邦所具有的超人的胆识与博大的襟怀。　　司马谈是西汉史学家、思想家，他的临终《遗训》在教子治学上取得的成就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司马谈是司马迁之父，他在临终之时，洒泪嘱子，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续写《史记》的历史重任。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详尽地叙述了自己蒙冤受屈惨遭酷刑的经过，同时也衷心倾吐忍辱苟活、著述《史记》的内在动力。正是由于父亲家训的无情鞭策和巨大激励，正是父辈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的感召，才使司马迁虽蒙受世间最大的耻辱与不幸，却能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出色地完成了续写《史记》的宏图伟业，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留下了一份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论处世之道，以疏广的《告兄子言》和樊宏的《戒子言》为代表。　　论为人之道，以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和张奂的《戒兄子书》为代表。　　论胎教，则以刘向的《胎教》最为著名。刘向在《列女传·周室三母》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阐述了胎教的意义和方法，他说：　　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吟瞽诵诗。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矣。　　刘向提倡胎教，主张妇女怀孕时不仅要注意睡姿、坐姿、站姿，避免邪味、邪色、淫声的不良影响，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听音乐、朗诵歌诗，进行智育和美育教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出“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的孩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总体上看，秦汉之际的家训，尤其是两汉时期的家训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代，其内容也较为丰富，但其形式依然率由旧章，没有大的突破。　　乱世家训　启后承前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离乱”年代、“继汉开唐”的年代。说它“离乱”是因为在这360余年的动荡的岁月里，国家不统一，政治不安定，战争连绵，政权频繁更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说它“继汉开唐”是因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新事物不断萌生，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仅就家训而言，名家名作如雨后春笋，如魏主曹操的《诸儿令》、《戒子植》、《遗令》，蜀主刘备的临终《遗诏敕后主》、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等，作为不同时期家训的代表作，既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也有相当深远的教育意义，它们在中国家训史上婉若群星灿烂，至今仍历久弥新。　　曹操在家训中，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壮情怀告诫儿子：一要恪守以法持军之宗旨，注意牵情制怒；二要以国事为重，在其身后节俭治丧，在其墓穴中“无藏金玉珍宝”，充分表现了他移风易俗，探索革新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　　蜀主刘备在吴蜀彝陵之战大败后，久病不起，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留遗嘱给后主刘禅，告诫刘禅努力读书、严谨修身，做一个有德有才的君子。但令人遗憾的是，刘禅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辜负了父亲的期望，不仅没能成材达德，反而把江山尽丧。　　曹操和刘备的家训虽不失为有特色的经典之作，但若与诸葛孔明的《诫子书》和《诫外生书》比较起来，却失色不少。现将诸葛孔明的两部家训和盘托出，以现其原始风韵和神彩：　　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

别问我是谁 · 发表于 2005-8-17 02:17:56

[quote]cocoshenjie+2005-08-17 01:40-->引用:cocoshenjie @ 2005-08-17 01:40 选自《中国教育史》

　　 远古训教长老亲传 所谓长老训教，就是富有经验的长者对晚辈所进行的有关生产方式、生活经验等方面的教育训导。在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正规的、有文字记载的家训是西周的《姬旦家训》。

　　姬旦，史称周公，是西周初年杰出的政治家，他是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的弟弟、周成王的叔父和老师。他帮助武王伐纣灭商，开国有功，是西周开国重臣。周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周公在摄政期间，以其卓越的政治才能和超凡的意志，使西周的政治、思想、文化和教育有了很大的发展，受到世人的赞誉。周公在身体力行、勤勉从政的同时，谆谆教诲侄子成王、儿子伯禽必须养成勤政爱民、谦恭自律、礼待贤才的作风。周公教诫子侄有《戒子伯禽》和《戒侄成王》二部家训传世，这两部家训合称为《姬旦家训》。

　　在《戒子伯禽》里，周公殷殷告诫代其治理封地鲁国的儿子伯禽说：

　　我是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的叔父，我的身份、地位是很高的，可是为了求得贤才我朝思暮想，以至于到了洗头的时候都几次停下的地步，吃饭时如有士人来访要几次吐出口中的饭，起来接待他们，惟恐失去贤才。你到鲁国后，一定不能因为自己是国君了，就慢待了士人和民众。要礼待贤才，勤政爱民，把鲁国治理好，做诸侯国的榜样。

　　伯禽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没过几年就把鲁国治理成民风纯朴、务本重农、崇教敬学的礼仪之邦。在《戒侄成王》里，周公一再告诫成王要修己敬德，防止骄奢淫逸、重蹈殷商失德亡国的覆辙。周公早就意识到国之隐忧不在当前而在后嗣。因此，他要求召公与其共同辅佐成王，戮力实施师保之教。周公对成王的教育，既包括治国安邦才能的培养，也包括个人品格的塑造。在周公的努力诱导下，成王终于成长为一代明君，西周居为奴隶制太平盛世。

　　《姬旦家训》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曹操在其名篇《短歌行》里高度赞扬了“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理政治国风范，并借此表达了自己欲图大业求贤若渴的迫切心情。

　　《姬旦家训》多见于《尚书》的《君》、《无逸》、《多士》等诸篇中，它是中国第一本成文家训，首开中国古代家训之先河。

　　 春秋家训异彩纷呈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士阶层的崛起、私学骤兴，以及用士养士之风的盛行，家庭教育引起广泛的注意。伴随着家庭教育地位的提高，家训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家庭故事。比如首创私学、以诗礼传家的孔子的《庭训》；清廉正直、世称贤相孙叔敖的《临终戒子》遗文；世称贤母敬姜的家训；素有母仪风范的孟母仉氏“三迁其居”、“断机教子”的母训，以及《韩非子》中所记述的《曾子杀彘》的家教故事，都充分地显示了春秋战国时期家训的发展及成就。

　　孔子教子的《庭训》散见于《论语》中，据《论语》记载，有一天孔子独立庭院中静默沉思，其子孔鲤快步从他身边走过，孔子突然叫住孔鲤问：“学《诗》乎？”孔鲤回答：“未也”，孔子教导他：“不学《诗》，无以言”，孔鲤退而学《诗》。又有一天，孔子又“独立”庭院中，孔鲤快步过其侧，孔子又叫住他，问：“学《礼》乎？”孔鲤对曰：“未也”，孔子教育他：“不学《礼》，无以立”，孔鲤退而学《礼》。孔子在家庭教育中要求儿子孔鲤努力学习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学习社会的典章制度和伦理道德规范，使之在学业和道德上能够有所建树，将来成就一番伟业。所谓“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强调的就是读书与做人的结合，治学与修身的统一，这是自孔子开始形成的中国家训的突出特色。在中国古代史上，孔子对于中国古代文化的发展可谓功勋卓著。孔子在家庭教育中所形成的优良传统对后世影响很大。另外，古人称父教子为庭训也来源于孔子在庭院中对孔鲤的这番教导。

　　世称贤母敬姜的《论劳逸》是春秋战国时期家训的代表作。敬姜是鲁国大夫公文伯的母亲，有一天，公文伯朝见鲁君后回家，看到母亲正在绩麻，就对母亲说：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您还要绩麻，季孙看了会生气的，以为我不能侍奉您老人家哪！敬姜听罢儿子的报怨，训诫道：“夫民劳则思，思则善心生；逸则淫，淫则忘善，忘善则恶心生”。她认为，上自天子、诸侯、三公、九卿，下至黎民百姓，都必须劳动，或劳心、或劳力，才能政清人和、国泰民安，这是治国安邦的基础和前提。在此敬姜阐发了一个最朴素的真理：勤勉不怠国则兴；逸乐怠慢国则败。敬姜的诫子家训是载于《国语》上的有名的家训，敬姜因这篇出色的《论劳逸》之文成为有名的贤母。

　　孟轲之母仉氏的《母训》见于刘向的《列女传》。《列女传》中记载了“孟母三迁”和“断织教子”的家教故事。在中国封建社会，孟子的母亲仉氏以教子有方而被推崇为贤母的典范。“孟母三迁”记述的是孟母教子的故事。孟轲3岁丧父，贤德通达的孟母一方面承担着家庭生活的重担，帮人浆洗纺织，同时严格教子，她要求孟轲用功读书，将来成为有学问、有作为的栋梁之材。为了教子成材，孟母慎审选择居住环境，前后三迁其居。孟轲家原住在墓地附近，幼年的孟轲经常看见送葬扫墓的情景，就与小朋友摹仿起“墓间之事”，整天做挖坑、下葬、哭丧的游戏，孟母深感此地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立即搬了家。新家靠近市场，邻居是一个屠户，孟轲耳濡目染的是杀猪卖肉、讨价还价的事情。于是，整天迷恋于摹仿杀猪卖肉的游戏，孟母感到此地也不宜久居，再次搬迁，这次把家搬到了学校附近。自此，孟轲每天接触的是读书人，听到的是读书声，在浓厚的读书风气影响下，开始诵诗习礼，看到这种情景，孟母喜不待言，并在此久住下来。“断机教子”讲述的也是孟母教子的故事。孟轲小时读书不用功，有一天他放学回到家里，母亲问他学习进展如何，他回答还是老样子，并流露出漫不经心、不以为然的神情，孟母深感忧虑，遂将孟轲叫到跟前，断然操刀割断织机上纺了一半的布匹，母亲的举动使孟轲迷惑不解，他“惧而问其故”，母亲回答：“子之废学若吾断斯织也。夫君子学以立名，问则广知。今而废之，是不免于厮役而不以离于祸患也”。母亲的一席话使孟轲深受触动，自此，他“旦夕勤学不息，祖师子思，遂成天下之名儒”，成为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和教育家，与孔子齐名，历史上素有“孔孟之道”的说法。如果说孔子是儒家学派及其思想的创始人，那么孟子则是继承和发展这一思想体系的举足轻重的大师。他极力推行“仁政”的主张，多次游学稷下学宫，成为“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的名噪一时的私学大师，极受齐王的尊崇。孟轲一生的成就，与他母亲的良好教育是分不开的。可以说是一位非凡的母亲培养出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

　　《曾子杀彘》的故事载于《韩非子·外储说左上》，故事充分强调儿童教育的严肃性，要求为人父母者必须随时随地把身教与言教紧密配合，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做儿童的表率。故事说的是曾参的妻子欲到集市上赶集，儿子又哭又闹非要跟着去，曾参妻子对孩子说：你回去吧，妈妈从集市上回来给你杀猪吃。等妻子从集市上回来，曾参马上就要给孩子杀猪。妻子制止说：我只不过是哄孩子玩罢了，何必当真哪！曾参反驳道：“婴儿非与戏也。婴儿非有知也，待父母而学者也，听父母之教。今子欺之，是教子欺也。母欺子而子不信其母，非所以成教也。”说完，果真把猪杀死煮肉给孩子吃。曾参是孔子的高足弟子，他以品德高尚、诚实坦白而著称，他在家庭教育中特别注重父母的榜样示范作用，特别强调营造健康的家庭环境和气氛，使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受到感染与熏陶，这是相当可贵的。

　　就总体而言，春秋战国时期的家训尚未独立成文，一般都是夹杂在古籍文献中的片言只语，不是家训执行者自己撰写成文，多为后人追忆而成，往往以家教故事的方式流传下来。尽管如此，春秋战国时期的家训却为后世家训的发展规定了基本格调，为后世家训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秦汉家训沉寂再兴 　　秦王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王朝，仅存15年。秦始皇废分封，行郡县，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积极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改革，为汉及汉以后中国封建专制政权的巩固与发展开辟了道路。但由于秦朝实施“禁私学，以吏为师”的政策，私学曾一度中断，家学的发展受到限制，家训的发展呈沉寂状态。秦代较有影响的家训只有孔鲋的家训。

　　孔鲋，名甲，字子鱼，是孔子的第八代孙，他肩负承续祖传儒学之重任，沐浴暴秦“焚书坑儒”血雨腥风之洗礼，参加过秦末农民大起义，陈涉兵败，孔鲋慷慨赴死。现存家训就是孔鲋临终戒子（也包括他的学生）遗言。孔鲋家训里有句蕴含深刻的警世名言：“处浊世而清其身，学儒术而知权变。”这是经历了人生的大波大浪之后的彻底顿悟。“处浊世而清其身”需要一种“出污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永远追求伟岸人生的高风亮节，需要个人道德人格的高度完善。“学儒术而知权变”，则需要人们有一种高屋建瓴的智慧和胆略，既能在“焚书坑儒”的惨祸暴政中学习、发展儒家文化，做一个博达疏通的名师硕儒，又要掌握“鱼和熊掌”二者得兼的取义不舍生之自我保护之道，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积蓄再生的力量。这是儒家在逆境中所追求的获得生存与发展的最高境界。孔鲋家训中所流露的明哲保身思想，反映了中国古代家训的另一个共性：中国古代的家训多是先哲们经历了诸多磨难之后有感而发，很多家训都是他们一生经验的最后总结与升华。

　　汉继秦兴，两汉兴盛时间延绵达400余年，有大量家训问世。仅列名家名作就有：刘邦《手敕太子》、孔臧的《诫子书》、司马谈的《遗训》、刘向的《诫子歆》、《胎教》、张奂的《戒兄子书》、郑玄的《戒子益恩书》、蔡邕的《女训》等等。这些名家名作博涉人生世事的方方面面，极大地丰富了中国古代家训的内容。

　　论治学，以刘邦《手敕太子》、司马谈的《遗训》最为著名。汉高祖刘邦是一位足智多谋的封建帝王，《手敕太子》是他临终前对儿子刘盈说的最贴心的体己话。据《史记》记载，刘邦生逢乱世，早年不好读书，不学无术，尤其不喜欢儒学，卑劣顽皮，曾经拿博通经史的儒者之冠撒尿。秦始皇“焚书坑儒”、大禁私学倒正中其下怀，他“沾沾自喜，谓读书无益”，但长达五年的楚汉战争和胜利后巩固政权的重任迫使他不得不改变轻儒贱学的陋习，尤其是陆贾“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之”的忠告，更使他意识到修学设教的重要，他不仅请人讲书论道，而且认真阅读陆贾所进的《新语》。在《手敕太子》中，刘邦认真反思自己浅薄无知的过去，用自己的切身体验告诫儿子刘盈一定要勤奋学习，担当起治国安邦的重任。正是由于开国皇帝刘邦的良好家教，才为“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文景之治的出现打下了基础，才为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实施“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找到依据，以致于出现了“兴太学，置名师，以养天下之士”这样蔚为壮观的文化教育大发展的局面。可以说，刘邦的《手敕太子》是用一种最坦诚、最亲切的方式实现了教子读书的热望。最令我们钦佩的是，一代开国之君在儿子面前毫不掩饰自己不光彩的过去，毫不粉饰自己的浅陋和无知，反映出刘邦所具有的超人的胆识与博大的襟怀。

　　司马谈是西汉史学家、思想家，他的临终《遗训》在教子治学上取得的成就是一座不朽的历史丰碑。司马谈是司马迁之父，他在临终之时，洒泪嘱子，告诫儿子司马迁一定要完成续写《史记》的历史重任。后来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详尽地叙述了自己蒙冤受屈惨遭酷刑的经过，同时也衷心倾吐忍辱苟活、著述《史记》的内在动力。正是由于父亲家训的无情鞭策和巨大激励，正是父辈对历史、对现实、对未来高度负责的敬业精神的感召，才使司马迁虽蒙受世间最大的耻辱与不幸，却能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出色地完成了续写《史记》的宏图伟业，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留下了一份最珍贵的精神财富。

　　论处世之道，以疏广的《告兄子言》和樊宏的《戒子言》为代表。

　　论为人之道，以马援的《诫兄子严·敦书》和张奂的《戒兄子书》为代表。

　　论胎教，则以刘向的《胎教》最为著名。刘向在《列女传·周室三母》里，以托古改制的方式阐述了胎教的意义和方法，他说：

　　古者妇人妊子，寝不侧，坐不边，立不跸，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视于邪色，耳不听于淫声，夜则吟瞽诵诗。正事如此，则生子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矣。

　　刘向提倡胎教，主张妇女怀孕时不仅要注意睡姿、坐姿、站姿，避免邪味、邪色、淫声的不良影响，而且每天晚上都要听音乐、朗诵歌诗，进行智育和美育教育，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生出“形容端正，才德过人”的孩子，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总体上看，秦汉之际的家训，尤其是两汉时期的家训在数量上大大超过了前代，其内容也较为丰富，但其形式依然率由旧章，没有大的突破。

　　 乱世家训　启后承前

魏晋南北朝时期，被史学家们称为中国历史上的“离乱”年代、“继汉开唐”的年代。说它“离乱”是因为在这360余年的动荡的岁月里，国家不统一，政治不安定，战争连绵，政权频繁更迭，人民生活朝不保夕；说它“继汉开唐”是因为在这个动荡的年代里，新事物不断萌生，新思想、新观念不断涌现。仅就家训而言，名家名作如雨后春笋，如魏主曹操的《诸儿令》、《戒子植》、《遗令》，蜀主刘备的临终《遗诏敕后主》、颜之推的《颜氏家训》等等，作为不同时期家训的代表作，既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史学价值，也有相当深远的教育意义，它们在中国家训史上婉若群星灿烂，至今仍历久弥新。

　　曹操在家训中，以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悲壮情怀告诫儿子：一要恪守以法持军之宗旨，注意牵情制怒；二要以国事为重，在其身后节俭治丧，在其墓穴中“无藏金玉珍宝”，充分表现了他移风易俗，探索革新至死不渝的执著精神。

　　蜀主刘备在吴蜀彝陵之战大败后，久病不起，自知将不久于人世，留遗嘱给后主刘禅，告诫刘禅努力读书、严谨修身，做一个有德有才的君子。但令人遗憾的是，刘禅这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他辜负了父亲的期望，不仅没能成材达德，反而把江山尽丧。

　　曹操和刘备的家训虽不失为有特色的经典之作，但若与诸葛孔明的《诫子书》和《诫外生书》比较起来，却失色不少。现将诸葛孔明的两部家训和盘托出，以现其原始风韵和神彩：

　　诫子书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骄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治性。年与时驰，意与岁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诫外生书

　　夫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疑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滞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

cocoshenjie · 发表于 2005-8-18 00:45:57

别问我是谁+2005-08-17 02:17-->引用:别问我是谁 @ 2005-08-17 02:17 楼主发完了请自己看一下，这没放大镜怎么看？ <img src="http://www.etjy.com/editor/images/smiles/biggrin.gif" border="0" onclick="javascript:window.open(this.src);" alt= style="CURSOR: pointer" o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

我是头一次发，字体用的是1(8pt），浏览过的，你觉得字很小吗？请多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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