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较量

听语漫步

永远的较量——从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谈起
教育是爱的事业，在这个事业中，父母是最投入的人。对于中国父母来说，几乎是以生命投入子女的教育，可谓爱也疯狂恨也疯狂。
然而，什么是真正的爱呢？不同的爱带来的命运是否不同呢？
1993年，当我发表中日少年《夏令营中的较量》时，由于涉及了这一根本问题，居然引起几百家媒介和千百万家庭的强烈关注，形成长达数年的教育大讨论。
今天，当我们讨论家庭教育时，不妨再品味一下《夏令营中的较量》留下来的启示。
先请看《夏令营中的较量 》原文：
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来到内蒙古，与30名中国孩子一起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
A 中国孩子病了回大本营睡大觉，日本孩子病了硬挺着走到底。
在英雄小姐妹龙梅、玉荣当年放牧的乌兰察布盟草原，中日两国孩子人人负重20千克，匆匆前进着。他们的年龄在11岁—16岁之间。根据指挥部的要求，至少要步行50千米路，而若按日本人的计划，则应步行100千米。
说来也巧，就在中国孩子叫苦不迭之时，他们的背包带子纷纷断落。产品质量差给他们偷懒制造了极好的理由。他们争先恐后地将背包扔进马车里，揉揉勒得酸痛的双肩，轻松得又说又笑起来。可惜，有个漂亮女孩背的是军用迷彩包，带子结结实实，使她没有理由把包扔进马车。男孩子背自己的包没劲儿，替女孩背包不但精神焕发，还千方百计让她开心。他们打打闹闹，落在了日本孩子的后面。尽管有男孩子照顾，这位漂亮女孩刚走几公里的路就病倒了，蜷缩一团瑟瑟发抖，一见医生泪如滚珠。于是，她被送回大本营，重新躺在席梦思床上，品尝着内蒙古奶茶的清香。
日本孩子也是孩子，也照样生病。矮小的男孩子黑木雄介肚子疼，脸色苍白，汗珠如豆。中国领队发现后，让他放下包他不放，让他坐车更是不肯。他说：“我是来锻炼的，当了逃兵是耻辱，怎么回去向教师和家长交待？我能挺得住，我一定要走到底！”在医生的劝说下，他才在草地上仰面躺下，大口大口地喘息！只过了一会儿，他又爬起来继续前进了。
B 日本家长乘车走了，只把鼓励留给发高烧的孙子。中国家长来了，在艰难路段把儿子拉上车。
下午，风雨交加，草原变得更难走了，踩下去便是一脚泥水。
当晚7点，队伍抵达了目的地——大井梁。孩子们支起了十几顶帐篷，准备就地野炊和宿营。内蒙古的孩子生起了篝火。日本孩子将黄瓜、香肠、柿子椒混在一起炒，又熬了米粥，这就是晚餐了。日本孩子先礼貌地请大人们吃，紧接着自己也狼吞虎咽起来。倒霉的是中国孩子，他们以为会有人把饭送到自己面前，至少也该保证人人有份吧，可那只是童话。于是，有些饿着肚子的中国孩子向中国领队哭冤叫屈。饭没了，屈有何用？
第二天早饭后，为了锻炼寻路本领，探险队伍分成10个小组，从不同方向朝大本营狼宿海前进。在茫茫草原上，根本没有现成的路，他们只能凭着指南针和地图探索前进。如果哪一组孩子迷失了方向，他们将离大队人马越来越远，后果难以预料。
出发之前，日本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驱车赶来，看望了两国的孩子。这时，他的孙子已经发高烧一天多，许多人以为他会将孙子接走。谁知，他只鼓励了孙子几句，毫不犹豫地乘车离去。这让人想起昨天发生的一件事：当发现道路被洪水冲垮时，某地一位少工委干部马上把自己的孩子叫上车，风驰电掣地冲出艰难地带。
中日两位家长对孩子的态度是何等的不同！我们常常抱怨中国的独生子女娇气，缺乏自立能力和吃苦精神，可这板子该打在谁的屁股上呢？
C 日本孩子吼声在草原上震荡。
经过两天的长途跋涉，中日两国孩子胜利抵达了目的地狼宿海。
当夏令营宣告闭营时，宫崎市议员乡田实先生作了总结，他特意大声问日本孩子：“草原美不美？”
77个日本孩子齐声吼道：“美！”
“天空蓝不蓝？” “蓝！”
“你们还来不来？” “来！”
这几声大吼震撼了在场的每一个中国人。天哪！这就是日本人对后代的教育吗？这就是大和民族精神吗？当日本孩子抬起头时，每个人的眼里都闪动着泪花。
在这群日本孩子身后，站着的是他们的家长乃至整个日本社会。
据悉，这次由日本福冈民间团体组织孩子到中国探险的活动得到日本各界的广泛支持。政府和新闻机构、企业不仅提供赞助，政界要员和企业老板还纷纷送自己的孩子参加探险队。许多教授、工程师、医生、大学生、小学教师自愿参加服务工作。活动的发起者、该团体的创始人河边新一先生与其3位女儿都参加了探险队的工作。他们的夏令营向社会公开招生，每个报名的孩子需交纳折合7000元人民币的日元。一句话，日本人愿意花钱送孩子到国外历险受罪。
D 中国孩子的表现在我们心中压上沉甸甸的问号。
日本人满面笑容地离开中国，神态很轻松，但留给中国人的思考却是沉重的。
刚上路时，日本孩子的背包鼓鼓囊囊，装满了食品和野营用具；而有些中国孩子的背包却几乎是空的，装样子，只背点吃的。才走一半路，有的中国孩子便把水喝光、干粮吃尽，只好靠别人支援，他们的生存意识太差！
运输车陷进了泥坑里，许多人都冲上去推车，连当地老乡也来帮忙。可有位少先队“小干部”却站在一边高喊“加油”、当惯了“官儿”，从小就只习惯于指挥别人。
野炊的时候，凡是又白又胖抄着手啥也不干的，全是中国孩子。中方大人批评他们：“你们不劳而获，好意思吃吗？”可这些中国孩子反应很麻木。
在咱们中国的草原上，日本孩子用过的杂物都用塑料袋装好带走。他们发现了百灵鸟蛋，马上用小木棍围起来，提醒大家不要踩。可中国孩子却走一路丢一路东西……
短短的一次夏令营，暴露出中国孩子的许多弱点，这不得不令人反思我们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的问题。第一，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要培养的是什么人？光讲大话空话行吗？每个民族都在培养后代，日本人特别重视生存状态和环境意识，培养孩子的能力加公德；我们呢？望子成龙，可是成什么龙？我们的爱心表现为让孩子免受苦，殊不知过多的呵护只能使他们失去生存能力。日本人已经公开说，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的对手！第二，同样是少年儿童组织，还面临一个怎样培养孩子的问题。是布道式的，还是野外磨练式的？敢不敢为此承担一些风险和责任？许多人对探险夏令营赞不绝口，可一让他们举办或让送自己的孩子来，却都缩了回去，这说明了什么呢？
是的，一切关心中国未来命运的人，都值得想一想，这个现实的矛盾说明了什么。
全球在竞争，教育是关键。假如，中国的孩子在世界上不具备竞争力，中国能不落伍？
这篇文章最早发表在1993年第2期《少年儿童研究》杂志，题为《夏令营史上的一场变革》。缩写稿《我们的孩子是日本人的对手吗？》发表于1993年7月号《黄金时代》杂志，经同年11期《读者》杂志全文转载，文章标题改为《夏令营中的较量》（以下简称《较量》）广为传播。
《较量》的发表如石破天惊，引起了学校、家庭与社会的强烈震动。他们纷纷发表看法，采取对策，以极大的努力改变教育的失误。在大讨论和大争论中，《夏令营中的较量》中的某些细节也得到更正，如孩子负重实为10千克，至少行进23—29千米路，乡田实为日方队长，并非议员等等。但此文内容是属实的，并在教育部的调查中得到证实。
讨论中，也有不少父母不以为然。有位独生女的父亲担任某报副总编辑，发表长篇文章批判《较量》；还有一位70多岁的老教授，发表批判《较量》的诗歌，说我：“抑扬文字没心肝”，“武后焉能贬牡丹”。
在争论中，我一直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究竟对今天的孩子了解多少？是否应听听孩子的评论？
我想起了对第一届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的采访。1992年在青岛举办的那次活动中，中日孩子之间的鲜明对比，与草原夏令营惊人地相似。
我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你们与日本孩子相比怎么样？”男孩子坦率地摇头，说：“不如他们勇敢，也不比他们能干。”“这是为什么呢？”听我这么问，北京男孩脱口答道：“遗传呗！”见我愣住了，他解释说：“爸爸妈妈为了让我上一个好学校，让我住在姥姥家。姥姥有‘三不准’：刀不让动，电不让动，火不让动。我长这么大，连火柴都很少划，家炊都不会，怎么会野炊呢？”他叹了口气，不服气地说，“不是我们不想干，是我们不会干，长这么大谁让我们干过野外探险？我们从来没干过的事情怎么会呢？”
我顿时明白了：草原上的较量不仅仅是中日孩子之间的较量？也是两国成年人的较量，那是两国的教育在较量！
草原夏令营之前的一个中午，77个日本孩子到了天安门广场。日方领队给每人发20元人民币，说：“现在自由活动，3至5人一组，买一顿晚餐，下午4点半回来集合，走吧。”中方工作人员担心起来，提醒道：日本孩子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万一回不来怎么办？不料，日方领队轻松地回答：“回不来也是锻炼，探险从这里开始了！”试想，带孩子外出时，哪一位中国教师敢这样做？又有哪一位父母放心老师这样做？因此，孩子以“遗传”二字评论中国的溺爱教育，可谓入木三分。
溺爱似乎是为孩子好，实质上是不了解孩子也不尊重孩子的典型做法，是对儿童意志与权利的一种剥夺。可是，极少有父母想到这一层。因此，“包”字成了传统，一代一代“遗传”下来，造就了一代代动手能力和风险意识都相当差的中国人。
有的同志说：“吃苦对孩子有什么意义呢？这些孩子的父辈大都下过乡，苦头吃得还少吗？可到头来终究是被耽误的一代。吃苦并不能换来现代化，对于一代孩子来说，吸收更多的现代化知识，培养现代化的意识才是更为重要的。与其花那么大劲让孩子们在荒山野地里吃苦受累，还不如将夏令营办到香港、日本去，让他们亲眼见识一下什么是现代化，不是更有收获吗？”看看周围的现实，我们会非常清楚，这段话颇有代表性，它代表了一种爱心和思想。
譬如，不少父母对孩子常念叨这样一句话：“只要你能学习好，别的什么都不用你做。”在这种错误思想的导向之下，少年儿童的整体素质表现出明显的缺陷，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生存意识、实践能力、意志品格等方面。据天津对1500名中小学生的一项调查表明，51.9%的学生长期由父母整理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74.4%的学生在生活和学习上离开父母就束手无策……据新华社1994年3月24日消息，头年10月，长春市曾对104辆接送孩子上学的公车牌号通过媒介曝光，近日此风重新抬头。该市再次对47辆接送孩子上下学的公车进行曝光，并制定了《关于严肃查处用公车接送学生下学的暂行规定》。读者明察，这岂止一个长春市的问题，而娇宠孩子的做法又何止公车接送一种。
说明让孩子去香港、日本看看，倒也巧了。《参考消息》1994年3月26日登了日本《产经新闻》记者高梨美穗的一则报道——《中国“小贵族”在日本》。据介绍，一群广州孩子在东京等地大把大把花钱，每人平均开支约25000元人民币。此举连世界首富的日本人都为之震惊，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遗憾的是，我们尚未能来得及考察一下这些孩子心目中的现代化是什么，他们日本之行“更有收获”的又是什么？
小孩子出手大方是因为父母支持，而父母慷慨皆源自爱心。一对父母讲得透彻：“让孩子吃什么苦？我连孙子辈的苦都替他们吃完了，如今瞧着孩子享福，是我的一种心理享受！”因此，不让孩子吃苦，只求孩子享乐与成长，成了愈演愈烈的社会风气，正是上述思想观念在起作用的。
中国有句漂亮的口号：“把最美好的东西给孩子。”在许多人的理解中，“最美好的东西”即物质的东西，如最好的教学设施、最好的食品、最好的衣服、最好的图书等等。不错，应当把这些给孩子。然而，“最美好的东西”是否也包括精神在内呢？
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爱孩子都是人类共同的美德，只是这爱的方式显著不同。
在一次座谈会上，全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委员会副主任罗英讲了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她说：“我去过美国的迪斯尼乐园，那儿的缆车非常高也非常快。一个母亲让自己非常小的孩子坐上去，那孩子哭着往母亲身上扑，母亲推开了她。事后我问这位母亲：‘你这样对待孩子，心里不难过吗？’她回答：‘孩子如果没有这点胆量，他就不要做人！’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同志‘小富即足’，不肯让孩子再吃苦磨炼，这种爱是否进入了某种误区？以致成为一种变质的爱，一种让孩子不能独立更难以成才的爱。请问，这样的爱还叫爱吗？令人欣慰的是，赞成孩子经受磨难的毕竟是多数。如在《较量》的争论中，《人民日报》等发表了《请过苦桥》等评论，并发出呼吁——让我们父母和教师叫响一个口号：“真爱，就要让孩子多吃点苦！”
如何正确看待下一代在有的同志看来，社会对这几代青少年的担忧是多余的，“如同前面的一代代人一样，这一代人也必须是可以信赖的一代”。这一代孩子是“中国历史上受到空前良好教育（包括德智体美教育）的一代”。
的确，一代胜过一代是人类发展的一般规律与希望所在。我写《较量》也绝非认为中国孩子一无是处，而是为了指出一个教育危机来警示社会。我赞同当代孩子“将是更接近世界和现代化的一代”的看法，对他们寄予厚望，同时也认为他们身上有必须克服的致命弱点。
指出问题与“可以信赖”并不矛盾，甚至可以说，越是因为信赖越要指出问题，并且力促解决问题。否则，我们信赖什么呢？
这一代孩子在改革开放年代里长大，便是“中国历史上受到空前良好教育的一代”吗？恐怕不能如此简单地推论。智育也许“空前地良好”，德育、体育和美育若说“空前地良好”，令人难以置信。
作为“生在红旗下”那一代人中的一员，我在自信的同时从不否认，我们是有严重缺憾的一代。1994年3月26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文章《为孩子改造成年人的世界》，对此做了少有的冷静剖析。《较量》写的那些孩子正是我们这代人的孩子，他们的弱点正折射出了我们的弱点，尽管这并非全部原因。
由此可以谈谈教育。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换句话说，教育是生活经验的传递。任何一代人既不可以拒绝上一代人的传递，也不应该放弃向下一代人传递的责任。实际上，这种传递每时每刻都在悄然进行着，在每个家庭、在每所学校，甚至在社会各个场所。一代人的素质如何，与这种传递的方向和质量大有关系。
说得具体一些，在代与代之间传递的生活经验中，爱的观念及方式占据重要位置。不幸的是，有些爱的观念是近视的：爱孩子，就千方百计让孩子少吃苦多享福，或干脆包孩子一辈子。于是，父母们接送孩子上学放学，让孩子像“小皇帝”一样生活，还要帮他们安排工作、成立家庭和照看孩子。经过这样传递的孩子早已习惯了被人“包”的生活，在家靠父母“包”，上班靠单位“包”，还有什么独立人格和风险意识？固然，并非人人都被“包”大，可被“包”大的不在少数，他们往往成了改革的惰性因素，也使民族腾飞的翅膀成了“沉重的翅膀”。
与此相反，一些发达国家在生活经验的传递中，独立性成了爱的重要观念及方式。于是，他们让孩子从小独居一室；上学后即使总统或亿万富翁的孩子，也免不了打工之苦；18岁后更是要依靠自己生活，若依赖父母则被社会视为无能等等。在浓厚的独立氛围中长大，自然会养成自立自强的牢固意识。
人类都在向后代传递生活经验。各国不同的传递方向与质量，为各国孩子在未来世界的共存与竞争埋下了伏笔。《较量》只不过将这种共存与竞争撩开了小小的一角，真正惊心动魄的故事还在后头。居安思危乃兴国之道。
“我们这个泱泱大国，历史悠久，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似乎什么都不缺，惟独缺少忧患意识。日本这个岛国，国土狭窄，资源贫乏，人口超载，似乎上帝对他们过于苛刻，但惟独不缺忧患意识。因此，它才能迅速崛起成为世界公认的经济强国。”这是1994年3月21日《中国妇女》在《且说（较量）风波》一文中最精辟的一段话。
据悉，日本的教育或说向下一代传递生活经验的过程中，忧患意识相当强烈。这非但没使日本人的后代悲观沮丧，反而激发了他们奋发拼搏生存的精神。中国同样如此，当《较量》被广为转载和讨论之时，许多人被刺痛了，忧心如焚，如坐针毡。可是，被惊醒的人们不是怨天尤人，而是纷纷振作精神，采取各种行动。
我们看到，孩子们的远足活动增多了，节俭的风气开始恢复，体育锻炼在加强，以自学、自理、自护、自强、自律为内容的“五自学习实践活动”逐步展开。一句话，中国孩子正努力像雏鹰一样磨炼自己的翅膀，渴望飞向新的辽阔天空。这就是可敬的教育界的反应——当《较量》提出教育的问题时，他们非但不以“中国教育的固有优势及对下一代人的本质估计”来辩解开脱，反倒比作者更清醒更有责任心更有远见卓识，这真正是中华民族的希望！因此，在我们的教育中，应当包括危机感的教育，也应当把国际间的激烈竞争如实告诉孩子，故意蒙上孩子的眼睛是一种罪过。譬如，关于“对手”之类的话，值得引导孩子理解其含意，即各国孩子之间既是友谊的伙伴，也是竞争的对手。这是十分正常的事情，丝毫不必大惊小怪。
据深受广大中学生喜爱的《中外少年》杂志介绍：
1990年，一群美国中学生曾在北京某中学向中国同龄人发出挑战。
1993年，美国学生代表团在成都，通过《中外少年》杂志向中国学生再次发出挑战：“在下个世纪，我们将会是竞争的对手，小心你们会输给我们！”
美国学生毫不避讳地道出了实情：各国孩子将会是竞争的对手。这是一个客观现实。正是在竞争中，世界才会进步得更快，人类才会进入文明的更高层次。
我相信，只要我们的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坚持下去，中国孩子在国际竞争中会成为胜利者。自然，首先应对危机有足够的认识，这危机来自成人世界，特别来自那种盲目而虚假的爱心！
纵观《较量》引发的大争论，假若我们把各种不同的意见粗略地归为两类，也许会发现双方都是为了孩子、为了民族未来，都有一颗爱心，而关键的分歧在于什么是真正的爱，我们应当怎样对民族未来负责。毫不夸张地说，当代中国孩子及教育的现状，与这一关键性分歧密切相关。因此，若能把这个重大分歧讨论清楚，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记得1991年6月，当我采访著名作家冰心时，这位饱经沧桑的世纪老人说道：“有时候，不健康的母爱反而害了子女！”她还指出：“‘小皇帝’的出现，就是因为母爱不健康。”
中国的父母们，请在两种爱心当中选择吧，这是关系孩子未来命运的选择，也是关系中国未来命运的选择！

刘澈

看完了，不知道说什么好。

我们的论坛里有很多比较成功的爸爸妈妈，不知道会说些什么，回头再来学习一下。

人家孩子背后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我们的孩子背后只是家人，还有可能是沉浸在血缘之爱中的家人。我将此种活动列入孩子的成长计划中。

听语漫步

记者：最近刚刚发布了《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生活意识比较研究》。作为课题组成员，您在这次调查中有什么意外或印象深刻的发现吗？
孙云晓：确实有几个发现让我们颇感意外。这次调查显示，中国父母给孩子的教育投入是4个国家中最低的。这和我们的日常经验正相反。中国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日常生活中通常是孩子所有的要求，父母基本上都会在第一时间满足。可是，孩子们却认为，父母给他们的投入并不多。我们分析，孩子们期望得到的应该是，父母多样化的关怀和综合投入。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父母对孩子精神层面的关怀比较少。
记者：精神层面上的关怀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孙云晓：比如，中国的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低，中国的父母表扬孩子的最少。我们经常在国外的电影上看到，学校的运动会或集体活动，父母即使请假，也要亲临现场给孩子加油助威。可是在中国的学校运动会上，很少能看见家长的身影。此外，中国父母并不鼓励孩子参加过多的课外活动，而是希望孩子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中国父母提问频率最高的几个问题是：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这么晚才回家？跑哪儿野去了？和谁出去的？男的女的？时间长了，和孩子的沟通必然会变得乏味。这也就难怪，中国孩子普遍感觉，和父母在一起不快乐。
记者：您写的一系列文章，包括《夏令营中的较量》和《千年警世钟》，都在抓住每一个机会对比中日两国的教育理念和两国青少年的特点。那么在您看来，经过了15年,中日两国学生在本次调查中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呢？
孙云晓：我在这个研究报告中，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学生的对比总结成了“四强四弱”的特点，即自信心强，上进心强，幸福感强，纪律性强；实践能力弱，自主能力弱，亲子沟通弱，休闲娱乐弱。
其实，在2000年我到日本参加两国青少年登山探险活动时就发现，中国的学生不比日本学生差，中国学生也不缺少自信心。自信、上进，一直都是中国学生的优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迅速完善，学生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这些变化都无形中增强了中国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让中国学生感受到生活很幸福，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相反，日本近年来，大中学生的上进心很成问题。在日本，每年只有52％的学生愿意上大学，大概能录取50％。可能是因为录取率较高，导致学生们在大学里生活懒散，学习动力不足，很多学生都面临教育荒废的问题。
中国学生竞争激烈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调查发现，在4个国家的学生中，中国学生最不甘于平淡，最不满足于过普通的生活。我们在讨论时一致认为，这不仅和升学压力有关，和我国的教育理念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日本，甘于过平凡生活的观念相当普遍。日本的中学，经常把社区里的普通人请来给孩子们讲课。学生们在吃饭之前，要向厨师鞠躬表示感谢。大家对普通的职业都怀有感激和尊敬的感情。
中国的学校显然缺乏类似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总是把目标定在天上，却不注意脚下该怎么走。能站在学校讲台上的，不是教授、专家就是学者、官员，虽然课本里也写着劳动无贵贱，但普通人的生活永远是低调的，不被关注或赞扬的，学生们也早已习惯了把科学家、学者、官员等社会知名人士作为偶像。
记者：据您观察，15年前中国学生在夏令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孙云晓：这也正是我要强调的。15年前暴露的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尚未解决，还有的问题比原来更严重了。比如，中国学生现在的实践能力和自主能力都比以前更差了。原因是现在学生的学习压力比以前大，实践的机会也变得更少。15年前组织的那次中学生野外探险夏令营，现在看来是非常难得的。放到现在，这样的野外探险夏令营，根本组织不起来。一旦有学生出事，动辄索赔上百万元，现在没有哪个学校敢承担这么高的风险。
2006年11月，我专门去日本考察了他们的修学旅行制度。日本的小学生可以跟随学校组织的活动，在家庭所在地附近和同学待上一天一夜，初中生每年可以有3天~4天时间，参加学校组织的在全国范围内的旅行。高中生则可以跟随学校出国旅行一周左右。日本的学校非常重视在修学旅行中培养孩子们的交往和合作能力，和谁住一个房间、和谁分到一组，都是老师特意安排的。日本的修学旅行制度迄今已经坚持了100多年，而中国孩子的野外锻炼机会却在不断萎缩。我们的学校，现在连本地春游都不敢组织，更不要奢谈到外地旅游，出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记者：我们在调查报告中还发现，4个国家中，中国高中生的压力最小，这似乎也不符合我们平常的印象。
孙云晓：我是这样看这组数据的：中国孩子的升学压力的确很大，我们从1999年开始，就连续监测了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变化情况。数据显示，半数以上的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最近，这种状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加的趋势。
但是除了升学压力之外，孩子成长中还有自立、金钱、人际关系等各种压力，综合起来看就不一样了。中国学生的压力通常来自父母或者学校对学习成绩的要求，真正自发的学习或者自立的压力很小，是一种外紧内松的状态。有专家把中国孩子的这种压力状况概括为“软垫理论”，意思是，中国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论是小升初、初升高、考大学还是就业，哪件事情没做好，都有家长为孩子解决后顾之忧，家长就是孩子的安全垫。中国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一样可以坦然地住在家里啃老。这种现象在国外很少见。国外的孩子，独立的紧迫感比较强。国外的家长也确实说到做到，“你能养活自己了，我就撒手不管了。”
记者：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中国学生的理财观念比较差，对金钱没有感觉。这和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符吗？
孙云晓：据我分析，中国学生的理财观念差，是由于学生的零花钱来得容易。另一个数据是，中国高中生在4个国家中，打工挣钱的比例最低。钱不够花了就伸手要，还有很多家长会时不时主动关心孩子一下：“最近钱够花吗？不够了赶紧说埃”要来的钱花起来就不会算计。相反，国外的学生一般都是自己打工赚零用钱。所以，他们从小花钱就得学会斤斤计较。
记者：除了和国外学生对比，我们也应该和自身纵向对比。在您看来，中国学生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
孙云晓：学生的变化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和原来相比，家长们的表现似乎更令人担忧。15年前，家长对孩子的过分呵护只是一些零星的表现，可是现在，很多家长对教育的理解，对成长的理解都被应试教育给扭曲了。甚至可以说，父母的问题可能比孩子更严重。
当然，父母的做法也是无奈的选择。在父母的背后，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逼着家长们不断给孩子施加压力。比如，孩子面临小升初了，如果没有乐器、外语、奥数等一技之长，很可能进不了重点中学，进不了重点中学就意味着上不了好大学，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这一连串的后果让家长不敢放手。
每天都有人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他们作为父母的郁闷和遗憾。有一位妈妈留言说：我儿子7岁半，读二年级。他经常问我：“妈妈，有没有另外一个地球是不用天天去学校读书的啊？”他非常讨厌上课要呆坐45分钟，如果坐得不够直，就会被小组长点名，还会扣纪律分。他说课间休息才5分钟，连撒泡尿的时间都不够，周末两天时间还要去参加各种兴趣班。
实质上，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家庭教育只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我看来，教育的问题根本原因不在父母、不在压力大小，而是教育这个整体系统的设计出了问题。
照片：2006年8月30日，家长肩负行李陪同孩子来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报到。徐彦摄
记者：最近刚刚发布了《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生活意识比较研究》。作为课题组成员，您在这次调查中有什么意外或印象深刻的发现吗？
孙云晓：确实有几个发现让我们颇感意外。这次调查显示，中国父母给孩子的教育投入是4个国家中最低的。这和我们的日常经验正相反。中国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日常生活中通常是孩子所有的要求，父母基本上都会在第一时间满足。可是，孩子们却认为，父母给他们的投入并不多。我们分析，孩子们期望得到的应该是，父母多样化的关怀和综合投入。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父母对孩子精神层面的关怀比较少。
记者：精神层面上的关怀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孙云晓：比如，中国的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低，中国的父母表扬孩子的最少。我们经常在国外的电影上看到，学校的运动会或集体活动，父母即使请假，也要亲临现场给孩子加油助威。可是在中国的学校运动会上，很少能看见家长的身影。此外，中国父母并不鼓励孩子参加过多的课外活动，而是希望孩子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中国父母提问频率最高的几个问题是：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这么晚才回家？跑哪儿野去了？和谁出去的？男的女的？时间长了，和孩子的沟通必然会变得乏味。这也就难怪，中国孩子普遍感觉，和父母在一起不快乐。
记者：您写的一系列文章，包括《夏令营中的较量》和《千年警世钟》，都在抓住每一个机会对比中日两国的教育理念和两国青少年的特点。那么在您看来，经过了15年,中日两国学生在本次调查中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呢？
孙云晓：我在这个研究报告中，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学生的对比总结成了“四强四弱”的特点，即自信心强，上进心强，幸福感强，纪律性强；实践能力弱，自主能力弱，亲子沟通弱，休闲娱乐弱。
其实，在2000年我到日本参加两国青少年登山探险活动时就发现，中国的学生不比日本学生差，中国学生也不缺少自信心。自信、上进，一直都是中国学生的优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迅速完善，学生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这些变化都无形中增强了中国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让中国学生感受到生活很幸福，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相反，日本近年来，大中学生的上进心很成问题。在日本，每年只有52％的学生愿意上大学，大概能录取50％。可能是因为录取率较高，导致学生们在大学里生活懒散，学习动力不足，很多学生都面临教育荒废的问题。
中国学生竞争激烈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调查发现，在4个国家的学生中，中国学生最不甘于平淡，最不满足于过普通的生活。我们在讨论时一致认为，这不仅和升学压力有关，和我国的教育理念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日本，甘于过平凡生活的观念相当普遍。日本的中学，经常把社区里的普通人请来给孩子们讲课。学生们在吃饭之前，要向厨师鞠躬表示感谢。大家对普通的职业都怀有感激和尊敬的感情。
中国的学校显然缺乏类似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总是把目标定在天上，却不注意脚下该怎么走。能站在学校讲台上的，不是教授、专家就是学者、官员，虽然课本里也写着劳动无贵贱，但普通人的生活永远是低调的，不被关注或赞扬的，学生们也早已习惯了把科学家、学者、官员等社会知名人士作为偶像。
记者：据您观察，15年前中国学生在夏令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孙云晓：这也正是我要强调的。15年前暴露的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尚未解决，还有的问题比原来更严重了。比如，中国学生现在的实践能力和自主能力都比以前更差了。原因是现在学生的学习压力比以前大，实践的机会也变得更少。15年前组织的那次中学生野外探险夏令营，现在看来是非常难得的。放到现在，这样的野外探险夏令营，根本组织不起来。一旦有学生出事，动辄索赔上百万元，现在没有哪个学校敢承担这么高的风险。
2006年11月，我专门去日本考察了他们的修学旅行制度。日本的小学生可以跟随学校组织的活动，在家庭所在地附近和同学待上一天一夜，初中生每年可以有3天~4天时间，参加学校组织的在全国范围内的旅行。高中生则可以跟随学校出国旅行一周左右。日本的学校非常重视在修学旅行中培养孩子们的交往和合作能力，和谁住一个房间、和谁分到一组，都是老师特意安排的。日本的修学旅行制度迄今已经坚持了100多年，而中国孩子的野外锻炼机会却在不断萎缩。我们的学校，现在连本地春游都不敢组织，更不要奢谈到外地旅游，出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记者：我们在调查报告中还发现，4个国家中，中国高中生的压力最小，这似乎也不符合我们平常的印象。
孙云晓：我是这样看这组数据的：中国孩子的升学压力的确很大，我们从1999年开始，就连续监测了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变化情况。数据显示，半数以上的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最近，这种状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加的趋势。
但是除了升学压力之外，孩子成长中还有自立、金钱、人际关系等各种压力，综合起来看就不一样了。中国学生的压力通常来自父母或者学校对学习成绩的要求，真正自发的学习或者自立的压力很小，是一种外紧内松的状态。有专家把中国孩子的这种压力状况概括为“软垫理论”，意思是，中国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论是小升初、初升高、考大学还是就业，哪件事情没做好，都有家长为孩子解决后顾之忧，家长就是孩子的安全垫。中国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一样可以坦然地住在家里啃老。这种现象在国外很少见。国外的孩子，独立的紧迫感比较强。国外的家长也确实说到做到，“你能养活自己了，我就撒手不管了。”
记者：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中国学生的理财观念比较差，对金钱没有感觉。这和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符吗？
孙云晓：据我分析，中国学生的理财观念差，是由于学生的零花钱来得容易。另一个数据是，中国高中生在4个国家中，打工挣钱的比例最低。钱不够花了就伸手要，还有很多家长会时不时主动关心孩子一下：“最近钱够花吗？不够了赶紧说埃”要来的钱花起来就不会算计。相反，国外的学生一般都是自己打工赚零用钱。所以，他们从小花钱就得学会斤斤计较。
记者：除了和国外学生对比，我们也应该和自身纵向对比。在您看来，中国学生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
孙云晓：学生的变化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和原来相比，家长们的表现似乎更令人担忧。15年前，家长对孩子的过分呵护只是一些零星的表现，可是现在，很多家长对教育的理解，对成长的理解都被应试教育给扭曲了。甚至可以说，父母的问题可能比孩子更严重。
当然，父母的做法也是无奈的选择。在父母的背后，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逼着家长们不断给孩子施加压力。比如，孩子面临小升初了，如果没有乐器、外语、奥数等一技之长，很可能进不了重点中学，进不了重点中学就意味着上不了好大学，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这一连串的后果让家长不敢放手。
每天都有人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他们作为父母的郁闷和遗憾。有一位妈妈留言说：我儿子7岁半，读二年级。他经常问我：“妈妈，有没有另外一个地球是不用天天去学校读书的啊？”他非常讨厌上课要呆坐45分钟，如果坐得不够直，就会被小组长点名，还会扣纪律分。他说课间休息才5分钟，连撒泡尿的时间都不够，周末两天时间还要去参加各种兴趣班。
实质上，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家庭教育只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我看来，教育的问题根本原因不在父母、不在压力大小，而是教育这个整体系统的设计出了问题。
照片：2006年8月30日，家长肩负行李陪同孩子来到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报到。徐彦摄
记者：最近刚刚发布了《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生活意识比较研究》。作为课题组成员，您在这次调查中有什么意外或印象深刻的发现吗？
孙云晓：确实有几个发现让我们颇感意外。这次调查显示，中国父母给孩子的教育投入是4个国家中最低的。这和我们的日常经验正相反。中国孩子大多数是独生子女，日常生活中通常是孩子所有的要求，父母基本上都会在第一时间满足。可是，孩子们却认为，父母给他们的投入并不多。我们分析，孩子们期望得到的应该是，父母多样化的关怀和综合投入。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父母对孩子精神层面的关怀比较少。
记者：精神层面上的关怀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孙云晓：比如，中国的父母把孩子当大人看的比例最低，中国的父母表扬孩子的最少。我们经常在国外的电影上看到，学校的运动会或集体活动，父母即使请假，也要亲临现场给孩子加油助威。可是在中国的学校运动会上，很少能看见家长的身影。此外，中国父母并不鼓励孩子参加过多的课外活动，而是希望孩子把时间都用在学习上。
中国父母提问频率最高的几个问题是：作业做完了吗？怎么这么晚才回家？跑哪儿野去了？和谁出去的？男的女的？时间长了，和孩子的沟通必然会变得乏味。这也就难怪，中国孩子普遍感觉，和父母在一起不快乐。
记者：您写的一系列文章，包括《夏令营中的较量》和《千年警世钟》，都在抓住每一个机会对比中日两国的教育理念和两国青少年的特点。那么在您看来，经过了15年,中日两国学生在本次调查中有哪些变化值得关注呢？
孙云晓：我在这个研究报告中，把中国和其他国家学生的对比总结成了“四强四弱”的特点，即自信心强，上进心强，幸福感强，纪律性强；实践能力弱，自主能力弱，亲子沟通弱，休闲娱乐弱。
其实，在2000年我到日本参加两国青少年登山探险活动时就发现，中国的学生不比日本学生差，中国学生也不缺少自信心。自信、上进，一直都是中国学生的优点。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迅速完善，学生的生活水平也明显提高，这些变化都无形中增强了中国学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也让中国学生感受到生活很幸福，这些都是可喜的变化。相反，日本近年来，大中学生的上进心很成问题。在日本，每年只有52％的学生愿意上大学，大概能录取50％。可能是因为录取率较高，导致学生们在大学里生活懒散，学习动力不足，很多学生都面临教育荒废的问题。
中国学生竞争激烈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调查发现，在4个国家的学生中，中国学生最不甘于平淡，最不满足于过普通的生活。我们在讨论时一致认为，这不仅和升学压力有关，和我国的教育理念也有很大的关系。在日本，甘于过平凡生活的观念相当普遍。日本的中学，经常把社区里的普通人请来给孩子们讲课。学生们在吃饭之前，要向厨师鞠躬表示感谢。大家对普通的职业都怀有感激和尊敬的感情。
中国的学校显然缺乏类似的教育。我们的教育总是把目标定在天上，却不注意脚下该怎么走。能站在学校讲台上的，不是教授、专家就是学者、官员，虽然课本里也写着劳动无贵贱，但普通人的生活永远是低调的，不被关注或赞扬的，学生们也早已习惯了把科学家、学者、官员等社会知名人士作为偶像。
记者：据您观察，15年前中国学生在夏令营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吗？
孙云晓：这也正是我要强调的。15年前暴露的问题，有的已经解决，有的尚未解决，还有的问题比原来更严重了。比如，中国学生现在的实践能力和自主能力都比以前更差了。原因是现在学生的学习压力比以前大，实践的机会也变得更少。15年前组织的那次中学生野外探险夏令营，现在看来是非常难得的。放到现在，这样的野外探险夏令营，根本组织不起来。一旦有学生出事，动辄索赔上百万元，现在没有哪个学校敢承担这么高的风险。
2006年11月，我专门去日本考察了他们的修学旅行制度。日本的小学生可以跟随学校组织的活动，在家庭所在地附近和同学待上一天一夜，初中生每年可以有3天~4天时间，参加学校组织的在全国范围内的旅行。高中生则可以跟随学校出国旅行一周左右。日本的学校非常重视在修学旅行中培养孩子们的交往和合作能力，和谁住一个房间、和谁分到一组，都是老师特意安排的。日本的修学旅行制度迄今已经坚持了100多年，而中国孩子的野外锻炼机会却在不断萎缩。我们的学校，现在连本地春游都不敢组织，更不要奢谈到外地旅游，出国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了。
记者：我们在调查报告中还发现，4个国家中，中国高中生的压力最小，这似乎也不符合我们平常的印象。
孙云晓：我是这样看这组数据的：中国孩子的升学压力的确很大，我们从1999年开始，就连续监测了我国中小学生的学习压力变化情况。数据显示，半数以上的中小学生学习超时，睡眠不足。最近，这种状况不但没有减弱，反而有增加的趋势。
但是除了升学压力之外，孩子成长中还有自立、金钱、人际关系等各种压力，综合起来看就不一样了。中国学生的压力通常来自父母或者学校对学习成绩的要求，真正自发的学习或者自立的压力很小，是一种外紧内松的状态。有专家把中国孩子的这种压力状况概括为“软垫理论”，意思是，中国孩子的成长过程中，不论是小升初、初升高、考大学还是就业，哪件事情没做好，都有家长为孩子解决后顾之忧，家长就是孩子的安全垫。中国的大学生毕业找不到工作一样可以坦然地住在家里啃老。这种现象在国外很少见。国外的孩子，独立的紧迫感比较强。国外的家长也确实说到做到，“你能养活自己了，我就撒手不管了。”
记者：在这次调查中发现，中国学生的理财观念比较差，对金钱没有感觉。这和中国学生的实际情况相符吗？
孙云晓：据我分析，中国学生的理财观念差，是由于学生的零花钱来得容易。另一个数据是，中国高中生在4个国家中，打工挣钱的比例最低。钱不够花了就伸手要，还有很多家长会时不时主动关心孩子一下：“最近钱够花吗？不够了赶紧说埃”要来的钱花起来就不会算计。相反，国外的学生一般都是自己打工赚零用钱。所以，他们从小花钱就得学会斤斤计较。
记者：除了和国外学生对比，我们也应该和自身纵向对比。在您看来，中国学生在十几年的时间里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变化呢？
孙云晓：学生的变化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和原来相比，家长们的表现似乎更令人担忧。15年前，家长对孩子的过分呵护只是一些零星的表现，可是现在，很多家长对教育的理解，对成长的理解都被应试教育给扭曲了。甚至可以说，父母的问题可能比孩子更严重。
当然，父母的做法也是无奈的选择。在父母的背后，还有一种更大的力量逼着家长们不断给孩子施加压力。比如，孩子面临小升初了，如果没有乐器、外语、奥数等一技之长，很可能进不了重点中学，进不了重点中学就意味着上不了好大学，将来就找不到好工作，这一连串的后果让家长不敢放手。
每天都有人在我的博客上留下他们作为父母的郁闷和遗憾。有一位妈妈留言说：我儿子7岁半，读二年级。他经常问我：“妈妈，有没有另外一个地球是不用天天去学校读书的啊？”他非常讨厌上课要呆坐45分钟，如果坐得不够直，就会被小组长点名，还会扣纪律分。他说课间休息才5分钟，连撒泡尿的时间都不够，周末两天时间还要去参加各种兴趣班。
实质上，教育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家庭教育只是整个教育系统的一个部分。所以在我看来，教育的问题根本原因不在父母、不在压力大小，而是教育这个整体系统的设计出了问题。

[ 本帖最后由 听语漫步 于 2007-1-10 15:15 编辑 ]

听语漫步

13年前，一篇关于中日少年比较的文章《夏令营中的较量》曾震撼中国教育界，“中国孩子表现远不如日本孩子”的现实引起了一场中国少年素质教育的大讨论。
13年过去了，落后的现实有没有得到改变呢？近日一次中、日、韩3国学生参与的定向挑战对抗赛显示，中国中学生在运动中的耐力水平和运动后的恢复能力都远低于韩日学生。比赛时日韩学生感觉不到累，而中国学生早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比赛前即有中国学生因中暑而退出。（据昨天本报报道）
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每每读到《少年中国说》中这段文字，总会被梁任公对少年热烈的激情所感染，是啊，还有什么能比少年的精神状态更有资格表征国家的竞争力？还有什么比少年的朝气与进步、发展、创新、强盛靠得更近？
正因如此，所以看到今天我们的少年表现出的状态，感到很是不安，尤其是落后于近邻的日韩，落后作为我们老对手的日本。
16世纪欧洲传教士来到东亚时，即对日本少年与中国进行了比较，称“日本人骁勇善战，出生入死，是天生的战士；而中国人则沉于安逸，性情温和柔弱，又不知习武”——这对应着后来几百年里中国对日本的落后；二战后日本百废待举，物质条件奇差，而当时访问日本的《大公报》总编辑王芸生却注意到，日本的成年人因为营养不良很多人面有菜色，但儿童都面现红润——正是对少年教育的重视才使日本在战后迅速腾飞，把中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正因为少年落后的比较经验，13年前夏令营语境中那个对比才那么震撼中国人，日本人“你们这代孩子不是我们对手”的言论也才强烈地刺激到了中国应试教育。
可13年后再较量依然落后的现实表明，这13年所谓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是失败的。虽然素质教育的口号已成国民共识，但因为以高考为中心的教育体制未进行根本的改革，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依然如13年前那般岿然不动，正如《夏令营中的较量》作者孙云晓称：以升学考试为中心的应试教育在中国教育内部形成了一种巨大的异化力量，扭曲的价值观必然导致扭曲的教育，扭曲的教育必然扭曲学生的身体与心灵。体育的落后不仅使中国少年少了野蛮、健壮的体魄，更少了一份进取心和竞争意识。
从另一角度看，再较量依然落后的现实是对“金牌大国”身份的嘲讽，中国在奥运会上拿的金牌越来越多，数量上早已超越日韩跻身金牌大国行列，亚运会上奖牌总数更是把日韩远远甩在身后。可就是在金牌数直线飙升的美丽剪影下，中国青少年的健康状况却每况愈下，速度、爆发力、力量素质等在20年来呈阶段性下降——成为这样的体育大国、金牌大国，对国民健康和国家发展有多大意义呢？

听语漫步

1993年，一篇关于中日少年的《夏令营中的较量》，引发了罕见的中国教育大讨论。而事后，作者再次撰文表示：中国孩子表现不如日本孩子顽强，既有观念意志方面的原因，也有体能差异的原因，只是后者未引起足够的警觉。
13年过去了，学生的体能差异情况如何呢？
“一点也不累！”来自韩国的初三学生赵显宰和金兑炯异口同声地说。他们刚参加完定向挑战对抗赛，而站在一旁的中国学生早已气喘吁吁，大汗淋漓。比赛开始前，已经有中国的参赛学生因中暑而退出。
定向挑战对抗赛只是天狮国际青少年体能训练营的其中一个项目，本次体能训练营由教育部、国家体育总局和团中央联合成立的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推广活动组委会举办，同时邀请了中、日、韩3国共320名大、中学生参加。
攀登居庸关长城是体能训练营的另一个项目。“韩日学生体能比我们好，他们中途不用休息，而我们需要歇很久才能恢复体力。”中国学生王鹏从长城下来后说。
体能训练营结束后，主办方对定向挑战对抗赛开始前、结束后、结束后1分半、2分半、3分半的各国中学生的心率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发现中国中学生在运动中的耐力水平和运动后的恢复能力都远低于韩日学生。
此外，在8月19日的“首届中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论坛”上传出消息，据教育部、科技部等部委从1984年到2004年组织的数次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报告显示，学生耐力素质在20年里持续下降，速度、爆发力、力量素质呈阶段性下降，学生中超重与肥胖检出率不断增加，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
有关专家指出，中国学生的锻炼意识远远不及韩日学生。大多数中国学生仅在体育课时间参加运动，而中国学校安排的每周体育课时间也少于韩日学校。
韩国学生李进率说：“大家都很喜欢一起参加运动，虽然强度大，但觉得很有意思。”日本学生高雪说：“日本大概有2／3的孩子很爱锻炼，活动形式也很随便，棒球、排球或篮球，只要你喜欢。”北京大学生胡先强则表示身边很少有同学在课余时间主动去锻炼。
体力活动不足和体育锻炼不够是当前国内青少年普遍存在的问题。据2005年有关部门对全国10多万名学生的调查表明，2／3(66%)的学生每天锻炼时间不足1小时，近1／4(24.8%)的学生每天基本不锻炼。
为了提高学生的体质健康水平，需要采取综合的措施，既要有短期的对策，也要有长期的战略性对策。
2005年11月，经民政部批准，由团中央主管的“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心”正式成立。受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推广活动组织委员会委托，承担日常工作。
“我们正在配合教育部组织中小学体育集体竞赛大会，所有的参赛队都以建制班为单位，要求班级中的大多数孩子以集体形式参加。要使中小学生的运动会不仅是体育特长生的表演舞台，重要的是引导每个学生都享受到体育运动的乐趣，提高他们的锻炼意识。身体是成功的本钱，不能让他们在与别国孩子的竞争中输在起跑线上。”新时代青少年体质健康促进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

听语漫步

8月12日至17日，由中国、韩国、日本三国90名青少年组成的国际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在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右翼中旗进行。其间中国孩子的表现令人失望。


30名来自我国北京、呼和浩特市和当地的蒙古族少年、30名韩国青少年、30名日本青少年共同参加了草原探险，队员中最大的19岁，最小的只有12岁。科尔沁右翼中旗宣传部长白国才告诉记者，在为期5天的夏令营中，主办方精心设计了由科尔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步行到内蒙古五角枫自然保护区和翰嘎利湖的活动，平均每天步行30公里，全部是野外宿营。

正值当地遭受罕见的高温天气，整个行程十分艰苦。日本少年个个身背巨大的行囊，显然此前已经做足了准备，把野外生存条件的艰难想到了极尽，当地随行的人员看到日本小孩瘦小的身体却背着与其不相称的包裹，想要帮忙，立即遭到严辞拒绝，日本小孩觉得受到了侮辱。同行的中国孩子却叫苦不迭，队伍中手机铃声不断，全部都是中国孩子在向家长诉苦。活动结束时，日本、韩国的孩子对当地独特的蒙古族文化、丰富的旅游资源大加赞赏，他们说：“头一次感觉到大地有这么大，原来只知道书本上说地球很大。”中国的孩子却不以为然，只盼望着早点回家。


早在1992年8月，77名日本孩子与30名中国孩子，曾经在内蒙古共同举行了一个草原探险夏令营。活动中充分暴露出中国孩子在生存能力方面和中国青少年教育中的诸多问题，这些问题曾一度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有识之士痛感于中国学生身上的诸多弱点以及中国青少年教育在培养目标与培养方式上的种种问题，曾发出过“救救教育”“救救孩子”的大声疾呼。然而令人遗憾的是，时至今日，12年过去了，我们的教育现状并未发生脱胎换骨、今非昔比的根本改观。

听语漫步

2000年8月5日，即《夏令营中的较量》的故事在中国发生整整8周年的日子，我应邀来到日本本土，参加了中日两国青少年的一次登山探险活动。我们用14个小时的艰苦跋涉与奋力攀援，去征服2053米的原始野山棗黑姬山。假若重提内蒙古草原上的较量，不过是一场轻松的游戏，而黑姬山探险却是重量级的生死较量。当然，这较量决不仅仅在山上。
登山之前，日本孩子准备充分，中国孩子缺东少西，日本孩子悄然入睡，中国孩子亢奋嬉闹。
黑姬山位于本洲中央的长野县境内，这一带高山连绵，冬季是滑雪滑冰的天堂。1998年2月，冬季奥运会曾在此举行。如今，日本LABO（音：拉博）国际交流中心在这里设立了青少年活动营地，称做“拉博浪岛”。
LABO国际交流中心与北京月坛中学合作开展民宿交流活动，已经15周年了。我女儿在月坛中学读高二，并接待过3批日本中学生来家中民宿。因此，女儿有机会赴日本参加民宿活动，同样住在日本学生家中。月坛中学特邀我作为学生父母代表，也参加了赴日交流。
民宿活动之一是参加为期3天的夏令营。于是，8月4日下午,我们来到了黑姬山下森林海洋中的拉博浪岛.令人吃惊的是,参加本期夏令营的拉博会员多达750人，有些“小拉博”只有六七岁，却也背着大背包跑来跑去。即使压弯了腰，也没有一个大人帮着拿包。“小拉博”们挺自信，住进宿舍后还主动为本班去打饭，颤颤巍巍地抬回来，汗也顾不上擦，又为大伙儿盛饭分菜。由于经验不足，一会儿饭掉了，一会儿汤洒了，老师也视而不见，随他们学着做去。
夏令营的安排具有超市的，丰富多彩的活动任营员自选。其中，最具挑战性的就是参加登山探险队，去征服2053米的黑姬山。指挥部规定，凡小学五年级以上的学生均可报名。
也许，这一规定刺激了中国学生，7名月坛中学的学生报了名。他们都是独生子女，其中有4个男生，3个女生，除了一个初三毕业生外，均为高二学生。他们想：日本小学生都可以去，我们怕什么？我的女儿平日不太爱运动，尤其讨厌爬山，可她此行有给我当翻译的任务，我决意登山，她只好与我同行。
日本人登山探险之前的准备工作是认真和充分的。晚餐之后，30多名探险队员全副武装地集合起来，大学生志愿者逐一检查鞋子、雨衣、背包、水壶等是否合格。早在来营地之前，每个营员已知道带上述物品的要求。检查结果，日本营员大都合格，而不少中国营员缺东少西，日方马上提供了背包、水壶、雨衣等物品。
为了关照中国的营员，日方每天晚上专门召开全休中国营员的会议。作为中国参加登山探险队的营员中的惟一成年人，我心中一直忐忑不安，难以预料明天会发生什么险情。据说，要爬十几个小时，别的孩子我不甚了解，我那娇弱的女儿能行吗？于是，我问：“登山途中，万一有人坚持不了，是否有措施？”日方立即回答：“我们有安排？”我又想到刚才无处打热水，接着问：“饮水何时提供？”日方又立即回答：“我们有安排。”
按照指挥部的部署，今晚全体登山探险队员集中住宿，以保证充足睡眠。其实，就是一间特大的房子，有许多简易被褥，不分男女，随便扯一条倒地就睡。营地的房子大都是榻榻米，即日式床铺棗地与床不分，被褥一铺是床，被褥一卷是地，可以充分利用。
日本营员悄悄整理好被褥，悄悄地入睡了，一会儿便发出了均匀的鼾声。可是，中国营员却兴奋不已，打闹说笑不断。我本是头贴枕头就睡过去的人，此刻也睡不着，耳边清晰地传来中国孩子的嬉笑声，愈发难以入睡。冲动之下，我起身去批评了两个男生，这才勉强安静下来。
这一夜，中国营员大都没有睡好觉。
凌晨4点，登山探险队员们起床了。所有准备工作只有一小时。
我最关心的是水，马上去排队接水。轮到我接水时才发现，天呐，就是接自来水啊！一种痛苦的感觉涌了上来。虽说日本的自来水已经消毒，可以直接饮用。可我平时喝开水喝惯了，一喝凉水不仅肚子疼，有时还引起腹泻，今天岂不是雪上加霜吗？可眼下，来不及多想了，毕竟是生命之水啊！
领队早起床了，小伙子名叫森洋人，约20岁出头，是大学二年级学生，来拉博浪岛当志愿者的。他先让大家编组，两人一小组，两组再结成一大组，一大组发一张黑姬山地图。然后，森洋人带领大家压腿伸腰，把身体活动开。一会儿，又来了一位黑瘦的登山向导。据说，这位总笑眯眯的向导，很有登山经验。他带我们做了一套体操，提醒我们登山步子不要太大，注意保存体力等等。
5点，队伍出发了。
离开拉博浪岛之前，每人领到了早餐和午餐，统统背在身上。此刻，森林静悄悄的，小鸟儿在睡觉，其他营员还有梦乡，我们穿过草丛，越过溪流，向黑姬山进发。
我这才看清，走在队伍前边的日本队员，大都是十二三岁的孩子。男孩女孩个子不高，都有黑黑的脸庞，表情似乎单纯得只写着4个字：“我要登山”。
日本人将2053米的黑姬山分为10合目，类似于北京西部名山八大处的处，逐次升高之意。完全不同的是，中国名山的道路一般都修建良好，而黑姬山虽为日本名山，却几乎没有路。我们爬山14小时，未见一处服务点，更没有什么饭店之类，连个续水的地方也没有，这是一座真正原始的野山。
我们空着肚子，在密林中穿行了两个小时，每个人都累得气喘吁吁，腿如注铅，饥肠响如鼓。途中，已经有一个日本男孩捂着肚子宣布退出登山探险活动。我们咬着牙继续前进，来到惟一的一条山间道路旁，终于迎来了吃早餐的快乐时光。
这时，领队森洋人举起了报话机，说：“听啊，山下700多名营员正在为咱们加油呢？”果然，海潮般的加油声一阵阵响起：“干巴雷！”“干巴雷！”（日语：加油之意）我们也激动地狂吼起来：“加油！”“加油！”
忽然，一辆乳白色的轿车开来，跳下来的司机是拉博浪岛的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先生。他是拉博国际交流中心神奈川总局总局长，也是营地的最高负责人。他和蔼地问：“你们谁坚持不了啦？请上车，这是最后一个退出的机会。”他仰头指指山上，说：“这儿才是第三合目，三合目以上再也没路了，什么车也上不去。”
面对诱惑，日本队员毫不在意，照样吃饭喝水。中国队员彼此对视了一下，也无人甘心退出。我问女儿：“还行吗？”她小声回答：“忍吧！”于是，大统领的车载着惟一退出的日本男孩走了。那男孩子代着脑袋，神色黯然。
上山的路越来越艰难了。由于洪水冲出许多深坑，队员们只好一会儿爬上去一会儿跳下来，而且每行进一步几乎要四肢着地，手必须抓住前方的树枝或裸露的树根。此刻，每个人都大汗淋漓，呼吸短促。
日本队员虽然大都比中国队员年龄小，却像有使不完的劲儿，一步步扎实有力地向前走，而中国队员却步履沉重，总想休息。我也累得渴望多在地上坐一会儿。日本向导意识到中国队员的困难，特意让日本队员停下来，而让中国队员走在最前面。
“老爸，我真走不动了！”听到女儿的哀叹我回过头来，只见她一脸苦相。我说：“这儿已经没有退路了，谁也帮不了你。忍耐吧，人生没有退路。咬咬牙吧！”
为了让女儿完全放弃对父亲的依赖，我故意退后，让她与她的同学们一起走。让我惊讶的是，许多中国队员情绪高昂，不仅说笑不止，还字正腔圆地一路放歌，给女儿不少激励。不过，日本孩子懂得保存体力，没一个唱歌，全都悄悄走路。
其实，我也感到走不动了，头昏昏的，胸闷闷的，脚软软的。在一个陡坡的拐弯处，我一脚踩空，扑倒在一棵大树旁。幸亏我双手抓紧了树根，倒在地下颤悠了好一阵子，才勉强爬了起来，否则滚下山去不堪设想。崎岖的山路上，随时有人摔倒，可谓此起彼伏。我不由得琢磨起来，如此危险的登山探险活动，日本人怎么敢于组织呢？而且，连专职老师也没有，只有两个志愿者带队。在中国，这是不可思议的。
当我们累得筋疲力尽之时，纷纷猜测已经到达七、八合目，可一问才刚刚第五合目，大家沮丧之极。在山沟里休息的时候，中国队员大口喝水，一杯接一杯。我也连喝3杯，肚子也不难受，可偶尔发现日本学生都小口喝水，一下子反应过来了。我提醒中国学生：“咱们刚走了四分之一的路，饮水要控制！”中国学生一下子清醒了，马上摇晃和倾听自己的水壶，可惜，水已经不多了。
大约中午12点，我们终于登上了2053米高的黑姬山顶峰。令人难以想象的是，如此有名的山，顶峰连一座建筑也没有，只在岩石边上放了一块一米见方的石碑，上面刻着“黑姬山”三个字和它的高度。我们在顶峰休息包括午餐，仅半小时左右。一会儿，云雾袭来，山顶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了。
日本孩子不到目的地决不把水喝光，中国多数孩子半路上早已壶干杯空，口干舌燥地望着人家有滋有味地饮水。
上山容易下山难。从黑姬山下来的人，对这句俗话感受颇深。
开始，大家下山一阵轻松。可是，不久便电闪雷鸣，暴雨倾盆而下。队员们纷纷穿上雨衣，在密林中避雨。向导提醒大家：“打雷时，人要蹲下，不打雷时再继续前进。”
茂密的森林里和野草丛中，滚动着一条彩色的龙。尽管，队伍常常趟水前进，女儿却兴奋地说：“虽然我这么狼狈，但我很高兴。这样的时刻一辈子可能就这一回啦！”是的，城里的孩子何曾有过狂野的体验？中国学生又唱起流行歌曲。
然而歌声很快就消失了，代之以哀愁和惊叹，因为雨中下山不但泥泞难走，还格外光滑，稍不留神就摔跤。所有队员几乎没有不摔跤的。泥一跤、水一跤，得每个人的裤子大都湿透了，鞋早在泥水中浸泡过。

听语漫步

也许，我是探险队中年龄最大的队员(45岁)。虽然，我曾有过每周登一次北京香山鬼见愁的记录，在黑姬山却摔了12跤。冷不丁滑倒，已经算不了什么，站起来继续走就是了。最可怕的一次是，我刚从一米高的岩石上跳下来，脚未站稳，一头扎向山下，只听“咚”的一声响，脑袋结结实实撞在一棵大松树上。天啊，假若大树底部生出枝杈，或撞上另外一块尖石头，岂不呜呼哀哉了吗？而这又是多么可能发生的险情！当我悟着疼痛不止的脑袋坚持前进时，又一次想到：这不是一次恐怕夏令营吗？日本人怎么就敢组织呢？

见我摔得如此惨重，女儿心疼得直呢：“老爸，你小心点呀！”中国高二男生王玥，一个能说能唱能爬山的小伙子，干脆像搀扶老人一样搀扶着我。我在感动的同时也深感悲哀，从这一刻起，我老老实实承认自己开始走向衰老。中国学生一般都摔三四跤，而日本学生摔得更少一些。

探险队员们跌跌撞撞，约摸走了一个小时之后，女儿忍不住问日本向导：“咱们怎么回去呀？”她以为会有汽车来接应。日本向导指指双脚，回答：“走回去呀。”女儿失望极了，又问“还有多长时间回到拉博浪岛？”向导微笑着说：“如果快些走，还有3个多小时。”中国学生你看我我看你，简直傻了一般。3个多小时？怎么忍受得了！此刻，走路早已不靠体力，而是靠意志拼搏。我想，这真是一次超负荷的极限训练，危险因素极多，而一旦发生意外，连紧急抢救都十分困难。

意外果然发生了。

先是一位日本女教师摔伤，并发生了骨折。领队森洋人用报话机向指挥部报告，指挥部决定派人抬担架上山接应，但至少也得几个小时之后到达。女教师只好忍着痛，慢慢地向山下移动。

后是一位日本男大学生眼睛被毒虫蜇伤，肿得脑袋都变大了。向导为其简单清毒，又取出自备的纱布包扎一下，让他坚持走下山去，再做彻底。

但是，一切都未影响队伍的前进。

翻越最后一座山峰时，从山上可以远远地眺望拉博浪岛那一片绿林了，心中的希望之火燃烧起来。可是，领队森洋人引队伍走上了一条更难走的路。他选择的是馒头状高山的陡坡，虽然齐腰深的野生植物丛中开满鲜花，脚下却陡得让人难以控制身体，队员们纷纷摔跤。森洋人每年登3次山，犹如机器人一样，勇往直前从不摔倒。在他身后，有一群欢天喜地的日本男孩子紧紧相随，一步也不落后。

休息时，日本队员都在举杯饮水，并说说笑笑，庆贺胜利在望。中国队员口干舌燥，却早已壶干杯空。在黑姬山顶，那位被蜇伤的男大学生，曾支援过中国学生小半桶珍贵的水，也早已分光了。这时，我们见到几个大学生志愿者抬着担架上山来了。可以断定，他们下山时天肯定黑到底了，抬着伤员怎么下这么陡的山坡呢？

在经历14个小时的苦难煎熬之后棗比预定时间延长了几小时，19点整，登山探险队终于返回了大本营棗拉博浪岛。仅仅分别了一天，这里却像家一般令人强烈向往。更让人震撼的是，700多名营员列队欢迎我们，就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般。中国学生激动地说：“就冲这一刻的荣耀，今天的苦也值了！”“中国学生胜利了，咱们黑姬山八勇士要合影留念！”

在隆重的集会上，大统领伊濑知光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并向每一位队员颁发了荣誉证书。全场响起春雷般的掌声。登山探险队员们回到各自的班里，指挥部派专人又来举行欢迎仪式。当问道：“下次登山谁愿报名？”日本孩子纷纷举手，并大声嚷着：“我要登山！”

中国孩子胜利了，可这胜利的基础牢固吗？

中国的父母普遍反对孩子探险，一旦发生意外伤害，则常常把学校告上法庭；日本的父母则普遍支持孩子探险，发生意外自己负责，对起诉学校的中国现象不可理解。

下了黑姬山，我的心情是沉重而复杂的。不错，在这次重量级的探险较量中，中国学生虽有缺除，毕竟与多数日本学生一样是胜利者。他们不仅奇迹般地坚持下来，而且互相帮助、团结一心，让日本人刮目相看。我请求月坛中学的校长表扬他们。王淼、阎晨、孙冉、王玥、罗丹、马玥、李嵩，这7个名字都与黑姬山联在一起，值得每个人终身自豪。问题是，当他们回到中国，还有这样锻炼的机会吗？

请看2000年8月22日《中国教育报·文化周刊》头版头条的长篇文章《呼唤<校园法>》。该文写道：学生意外伤害 学校防不胜防

深圳市罗湖区景贝小学学生龚甘，在从三楼到五楼去上音乐课的过程中摔倒，导致脾脏破被切除，造成五级伤残。家长要求学校赔偿金额326.5万元。学校虽然把赔偿金额从2万提高到10万，但离家长的最低赔偿要求100万尚差90万。目前，在法院调解无果的情况下，此案尚无下文。

湖北省武汉市某中学初二女生郭某在冬季长跑中猝死。学生家长要求学校补偿孩子14年的养育费9万元，并补偿安抚费和调房补贴共5万元，实报实销治疗抢救费、殡葬费等。

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和全国少工委办公室推出的蓝皮书《新发现棗当代中国少年儿童报告》介绍：1994年6月24日下午，上海54中初一全体学生在操场上体育课。一位名叫肖某的学生不小心将排球踢出校园围墙，为了将球捡回来，肖某在两名同学的帮助下爬上了围墙，却不料从墙上摔了下来，成了瘫痪。1996年4月，肖母将54中告上法庭，并提出95万元的索赔金额。

据不完全统计，仅上海市在4年里学生父母将学校教师告上法庭的经济赔偿案件就有200多起，这尚不包括学生父母和学校私下调解解决的。

《中国教育报》的文章指出：面对种种情况，老师们往往无所适从。有许多老师从反面吸取教训，干脆对学生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有相当一部分中小学校吸取反面教训，屡出怪招，对学生采取“一动不如一静”的消极对策；尽量不组织学生校外活动；在运动场所卸下吊环、单双杠等容易造成损伤的运动器械；中午学生除回家吃饭的外，在校生只准在教室内静坐自修；放学铃一响，校方立即迫不及待地将学生驱离校园，而未到到校时间，学校绝不准提前进入学校或教室。还有的学校对二楼以上班级学生取消了擦窗、攀高打扫卫生等项目，学校宁可雇人来代替。校方当然也知道这些做法不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全面发展，但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据悉，许多教育部门都三令五申：如果不能保证学生的绝对安全，什么野外活动都不许组织。试想，只要组织学生活动，在校内都难以保证绝对安全，谁敢保证在野外的绝对安全呢？再说，学校并非赢利的企业，万一在中发生意外伤害（这倒是绝对难免的），怎么有钱支付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的赔偿呢？那么，最稳妥的办法就是不组织野外活动，更不去考虑什么探险活动。结果，越不敢组织野外活动，青少年的生存能力越差，教师组织活动的经验越少，一旦去野外越容易出问题，形成了强大而普遍的恶性循环棗自我窒息的自杀模式。

然而日本人怎么看待和处理这一难题呢？

在拉博浪岛的一次中日教师座谈会上，我提出了两个问题：１、组织中小学生去黑姬山登山探险是有危险的活动，日本的父母是否普遍支持？日本的教师是否普遍敢于组织？２、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学生父母会不会追究组织者的责任？意外事故如何处理？

谁知，我的提问意让一屋子的日本教师莫名其妙了。沉思了一会儿，来自东京、北海道、名古屋、九州等地的教师们才开始回答我的问题。她们不认为登黑姬山是危险活动，登山是登上人生旅途的意思，父母普遍支持，教师普遍敢组织。对中国父母常把学校、老师告上法庭的做法，她们感到难以理解。她们说，一旦发生了意外事故，日本人会认为是自己给集体添了麻烦，应当个人负责，严重伤害靠保险解决，一般不会追究组织者责任。

几天后，我与女儿来到横滨市的原田京昌家里民宿。这是一个较富裕的独生子家庭。

第二天早餐时，我从电视里看到一条新闻，由于暴雨造成山洪，冲走7个夏令营的孩子，其中一个已经死亡。我马上问女主人原田知美子，说：“发生这样的事，谁来承担责任？”不料，这位大学毕业的日本母亲疑惑地看着我，耸耸肩回答：“自然灾害呀！”

中日两国国民对待孩子及教育的态度的差异，或许才是两个民族的真正差异。一个让孩子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让孩子置于蜜罐而后苦，这不是生与死的较量又是什么呢？

一个值得全民族反思的问题：教育的核心是学会做人还是传授知识？教育是人的解放还是人的枷锁？

1992年，我采访在中国举办的中日少年探险夏令营时，曾问一个13岁的北京男孩：“为什么野炊时中国孩子不如日本孩子能干？”北京男孩两个字就一针见血地回答了我：“遗传呗！”他还解释说：“爸爸妈妈为了让我进个好学校，让我住在姥姥家。我姥姥有三不准，刀不准我动，电不准我动，火不准我动。我长到13岁，火柴也很少划，我家炊都不会，哪还会野炊呀？不是我们不想干是不会干，不会干的事怎么比得过人家？”

的确如此，中国孩子并不弱于日本孩子，北京月坛中学的7名学生已经证明了这一事实。但是，中国的错误教育正在扼杀孩子的生命活力。全中国的父母没在一起开过会，却几乎都会说一句话：“孩子，只要你把学习搞好了，别的什么都不用你管！”这句近乎国民共识的话，道出了中国教育的真正隐患。

结果如何呢？早在1994年3月，两位全国政协委员在八届二次会议上呼吁：我国青少年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存在令人担忧和亟待解决的问题。据1991年的调查材料表明，反映耐力素质的千米跑速度不及1985的的情况，“豆芽”体形无明显改善，近视眼发病率高达43%。三次青少年体质抽样调查结果，中国均低于日本同龄组。1993年，北京、辽宁、河南、广东、四川等地高考体检，体质没有障碍的考生仅有15%（2000年高考体检，一些城市的状况依然如此，引起从多媒体惊呼）。

上述两位全国政协委员提及的1991年调查，即全国学生体质健康监测，是由原国家教委、国家体委、卫生部、国家民委和国家科委共同组织的。调查资料显示，与日本同期（1991年）资料相比，我国7岁至17岁男女学生平均身高分别与日本学生相差2.54、1.53厘米，体重分别相差5.66千克、4.66千克，胸围则分别相差4.16、4.76厘米等等。

也有人对这一组刺激人的数据不以为然，认为日本国已经城市化，而中国农村人口居多，两国可比性差。这个分析自然应在考虑之内。可是，即使北京与东京两地学生相比，情况又怎样呢？

1986年4月至7月，中日两国科研人员在北京和东京两地，同时对从小学到大学的近万名学生进行身体素质调查。结果依然表明：中国男学生的体重在7岁后，均比日本学生轻0.9?.8千克；在多数年龄组中，日本学生与中国学生相比，具有肩宽、胸阔、腿粗、胳膊粗的特点。

当然，日本的教育并非完美的教育，他们自己早已反思过“教育的荒废”问题（其实，真正的教育在中国很多地方不也处于荒废状态吗）。可是，日本国民不惧怕风险与代价，给教育一个宽松的环境，放手放孩子磨炼，不值得中国国民深思吗？相比之下，中国教育的环境何等险恶？北京某中学组织初一学生去军事博物馆参观，6位学生父母反对，说自己来不及去接孩子，怕孩子丢了。此次随团赴日，我与师生们在东京某宾馆住过两天。一位高一的女生抱怨说：“我父母真是的，昨晚来了3次电话，今天早晨还用国际长途电话给我叫早！”再想想2000年高考的媒体爆炒，什么让考生吸氧，住高级宾馆，救护车不许通行，连知了叫也不允许。我们是在真正培养21世纪的人才吗？

28年的教育实践与研究经历，使我不由得发出深深的感慨：教育是爱的事业，可爱心既能造就未来，也能葬送未来。两种爱心，两种命运。许多父母正在辛辛苦苦地孕育孩子悲剧的命运，正在用自己的奋斗去摧毁自己的目标。错误的教育正加紧制造着21世纪中国的灾难。

教育的核心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学会做人。因此，教育是人的解放，决非是人的枷锁。一个文明的、现代的社会，纵然付出高昂的代价，也要解放孩子，解放孩子必先解放教师，而这一切的关键是法律保障和国民共识。

黑姬山长长久久地屹立在日本长野，它像一座千年警世钟，留给人的震撼同样久久长长。

听语漫步

不工作 不存钱 不结婚 不要孩子


百年来中国“青年”的角色规范和意义结构崩溃了。年轻人发生了分化，他们不工作、不存钱、不想结婚也不要孩子——即使有孩子，也由上一代抚养。这是一群长不大的年轻人，他们是城市中放弃储蓄而将每月收入全部花光的“月光族”，他们进入生理成年期却仍然依靠上一代的经济来源生活的“啃老族”。他们对成年说NO，他们被称为中国NO一代。


似成年非成年
“你也是‘奔三'的人了”，王凯文的一个朋友建议他考虑存钱买房然后找个人结婚，“总归要负点责任吧。”

然而，这个网络公司的程序员回答说：“年年二十五。”

这句玩笑话受到了一番奚落。但他的朋友意识到，再说这个话题就会显得不礼貌。王凯文生于1979年。事实上，他在上海的朋友大多都忙于“存钱、买房、找人结婚”这三件事情。然而，这并不是他本人的生活态度。作为一个非常熟练的程序员，他的从业资历足以保证一份较高收入的工作，但他频繁更换工作，而且，工作的时间和赋闲在家的时间几乎同样多。放弃积蓄的美德是自由生活的代价。

他的朋友佟令年龄稍长，在张江一家电子数据库企业工作，2000年来到上海，已经在锦江乐园附近买下了一套面积不大的房子。然而，到现在这间房子还没有装修，地上仍然铺着刚入住时临时铺就的塑料布。佟在卧室的一侧摆放电脑和电视机，其他地方则塞满了色彩明亮的玩具和游戏包装盒。

“为什么不去工作呢？找不到6000块的工作，3000块也可以啊”，佟令曾经抱怨过王凯文，但也是到此为止。5年来，他自己维持着另一种不可思议的单调生活。把几乎所有的业余时间，都花在在线PS游戏和香港电视剧上。他和在上海的中学同学保持着良好关系，而这个小圈子得以维持的原因是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包括避免观念形态上的交流，也不过问彼此的经济状况(虽然偶尔也会有数额不大的借贷发生)。

对他们来说，经济独立至关重要。在上海这个生活成本高昂的城市，他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并且成了另外一些年轻人的榜样。

从国际旅游学校毕业后，由于父母的反对，家在上海卢湾区的黄小姐放弃了自己第一份餐饮业的工作，由于工资原因又主动放弃了第二份工作。今年她已经25岁，她的父母在她这个年龄，已经成家了。然而她现在不得不呆在家里，间或打打零工。大多数时候她像毕业前那样，靠父母生活。

“我只是想做我喜欢的工作，我对收入的要求不高，如果可以的话，我也愿意多等一段时间再工作的。”过了一会，她又矛盾地说，“我觉得工作代表我有一份正式的收入，能够独立生活不再依赖父母。”

按照年龄计算，他们都是“成年人”了。然而，这些“成年人”却呆在家里不去工作，工作了又不存钱，还不想结婚。他们似乎真的相信，自己能够“年年二十五”。

今天的社会学家面临着语言的尴尬，不知如何描述这样年轻人的生活，也不知道应该给他们的父母什么样的建议。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所长杨雄说，学者们苦于找不到好的定量方法研究新一代的年轻人，尤其是那些游离在传统“成年人”标准边缘的年轻人。

15年前，王凯文和佟令这样的生活方式并不存在。在今天的上海却随处可见。“成年人”这个含义明确的词汇在汉语里指“达到完全发育尤其是在身材、体力或智力方面的人”，社会学则认为“成年”是对经济独立、家庭生活和社会责任等的角色的认定，然而，不管是王凯文还是黄小姐，他们轻而易举地颠覆了所谓“成年”的界定。

有人借用了“kidult”这个概念：“kidult”是“小孩”(kid)和“成人”(adult)的复合，英文指称那些生理和年龄都已迈入传统“成人”阶段，却有着孩子气的爱好或是生活状态的人。美国的《时代》周刊为此专门生造了一个词汇：“twixter”，认为在“青春期”和“成年人”之间，现今产生了一个新兴的人生阶段，这个阶段处于18到25岁之间，在30年前年轻人会在这段时间里购买了自己第一套房子，组织了家庭，当了父母。

现在，时代变了，这段时间成了一段人生责任的真空。这段责任真空中的年轻人，频繁地更换他们的公寓，不结婚，也没有孩子。一位社会学家赞美说：“这是一个机会：他们可以享受责任真空状态的快乐，寻找心灵的寄托，选择自己的生活道路。”

然而，对他们的评价并不总是这样乐观，有一些学者担心，twixter没有长大成人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成年的能力。责任的真空之所以形成，是因为他们逃避了本应承担的一切。

有关这个问题的争论，也出现在了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学系主任陈映芳的课堂上。一位加拿大籍学生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繁体的中文字“孩子气化”后说，“孩子气化”是指成年人表现出的像小孩子一样的行为式样。他在日本的东京和大阪以及后来的台湾都看到这个现象，他兴致勃勃地举例说，在上海他也有类似发现。这引起了中国学生的兴趣和讨论。

曾在日本留学的陈映芳目睹了日本社会忧心忡忡的青少年问题。曾几何时，这个国家的国民给人的感觉是一群严肃的工作狂。然而，陈映芳说，到今天，“孩子气的日本人”已经成了描述日本人的一个固定套路。在日本流行文化风行不衰的上海，她用日本学者形容日本人的词“娇宠”来描述如今同样出现在上海年轻人那种似成年非成年的状态：“他们将要告别孩童的世界，然而，他们的心理结构中多少将带着娇宠的特征”，陈映芳说，“这个特征已成了这个社会、这个时代的一种印记。”


逃离第二产业


中国社科院文献信息中心研究员何培忠也认为，在日本出现的年轻人“拒绝成年”现象，正在中国重演，而上海是这一切最有代表性的缩影：“在产业社会，为了达到目的，需要忍受奋斗过程的枯燥和无聊。然而，进入消费社会后，这种枯燥和无聊变得再也难以忍受：如果工作过程本身不能带来乐趣，像制造业，就再也无法引起青年人的兴趣。”

这个说法至少能够得到部分确定的验证。上海卢湾区的青少年社工认为，稳定的职业是解决社区青年问题最稳妥的方法。他们并不担心没有足够多的岗位来安排这些年轻人，然而，说服那些赋闲在家的青年人去工作却异常困难。社工点“小秦工作室”的负责人秦天栋最近组织了一批待业在家的青年去西门子的一条流水线实习，但他十分担心最后没人留下来。

“这份工作的工资还是不错的。但大多数人嫌这种工作枯燥，比较累。”秦天栋说，他推荐的制造业的岗位经常遭到拒绝。待业的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都认为这样的工作太辛苦，而且不够时髦。而星巴克不多的岗位却供不应求。但秦天栋说，后者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很难录用这些看上去游手好闲的年轻人。因此，在他们那些16岁到25岁、待业在家的工作对象中，大多数人仍然日复一日，和他们的父母生活在一起。有的父母双方都没有工资收入，靠低保生活。

他们的工作对象之一，父母每月工资加起来只有1900元的胡小姐，已经接二连三更换了几份工作。她认为，自己炒掉的要么是“没有前途”的工作，要么是不投胃口的老板。现在她想到业余大学里进修，同时找一份工作作为兼职。

“父母不希望我读书，希望我一有工作就去做”，但胡小姐认为他们的观念太保守，“我就是想找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做，最好是要那种比较吃香、稳定的，可以让我干到退休的那种。”

一名社工介绍说，胡小姐喜欢唱歌，而且唱得不错。她笑了：“我想当明星。这算不算是理想啊？”

对有些研究者来说，这些年轻人是一种“单身寄生虫”。他们既不能自立，也不想按部就班地结婚生子，却依靠父母生活。“小秦工作室”所在的社区里，不乏18岁从中专毕业就一直“待业”到25岁的案例。然而，这样的生活态度和职业观念，却并非第一次出现。东京迪斯尼乐园里的清洁工曾创造出边跳舞边扫垃圾的工作方式。在日本因人口负增长导致劳动力短缺，青年长期处于卖方市场的时候，最受年轻人追捧的却是迪斯尼乐园的清洁工、大楼里的“环保小姐”(保洁人员)、商场服装导购这些昔日被人看作没有前途的职位。日本青少年研究所所长千石保在他的名著《“认真”的崩溃--新日本人论》中以此来说明，当一个社会从产业社会进入消费社会，物质富足已经满足了从前工作的目的：房子、汽车和家电，年轻一代就不再能够忍受产业社会中规中矩的枯燥程序，转而需要享受工作本身带来的乐趣：时尚感以及表演情调。

他把青年人的这种倾向表述为“即时满足”：从工作的手段中就要得到快乐，而不是通过“忍耐”手段的无聊达到物质目的。

不同的是，日本进入消费社会时首先被拒绝的“公司职员”，对上海的年轻人来说，还是一个有吸引力的职业。上海卢湾区待业的年轻人表示，他们希望未来的工作是朝九晚五、坐办公室，能上网，工资至少每月1500元。

听语漫步

三十不立？


然而，大学没有毕业的佟令虽然逃脱在工厂流水线和服装店营业员这样的职业间进行艰难的选择，但经济独立甚至收入可观也并没有让佟令的父母觉得他长大成人，他在家乡的同学大多已经结婚成家，他在上海的小圈子却都一直维持着单身生活。而且和王凯文一样，佟令显然也并不将此放在心上。

刘翔，这个33岁的乐器行老板曾经是一家工作异常清闲的外贸公司的职员，在那里从事着千石保所言的那种“产业社会的无聊”职业--这或许是他后来为一份教弹吉他的兼职辞职的原因。然而，乐队和酒吧驻唱的经历并没有让他感到“消费社会”的“即时满足”，而是让他感到迷茫和没有保障的害怕。现在他的事业小有成就，但另有烦恼：父母从不对他的状态表示支持--他们更希望他能够像自己年轻时那样，工作稳定，结婚生子，这常常弄得家里争执不休。

婚姻年限的推后已经成了不可逆转的潮流。上海团市委最近一次青年调查显示，上海的男性打算结婚的平均年龄在28岁左右，女性在27岁左右。调查分析认为，现在的年轻人与父辈们相比具有显然的晚婚倾向，且男性表现得更为明显。

同时，“两性关系已经不能作为‘成年’的标准之一”，上海社科院青少年所所长杨雄说，“从两性关系判断他们是否‘成年’已经行不通了。现在的年轻人，生理和性心理成熟比从前任何时候都要早，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接受传统的婚姻关系。”

晚婚的选择似乎与他们对婚姻的某种潜在的悲观有关。20.5%的年轻人选择同意“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这一说法，一半以上受调查者反对“爱情可以创造一切奇迹”的理想主义说辞，还有38.8%总体上对婚外恋持默认宽容的态度。现实生活的磨合加剧了对于爱情的考验，或者说，这种考验降低了传统社会中婚姻“神圣”意味，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未婚同居现象的普遍出现。上海的调查中，34.8%的年轻人表示赞同“婚前性行为会有助于适应未来的婚姻生活”。日渐普遍的未婚同居进一步模糊了婚姻和非婚两性关系的界限。

“没有区别。”经历过长期婚前同居，很多人这样评价结婚前后的区别。对那些经历了同居的年轻人来说，婚姻前后的唯一的区别可能是，他们将决定是否或什么时候迎接下一代的诞生。

晚婚必然带来晚育。计划要孩子的平均年龄在上海是29.7岁，约60%的人认为理想的孩子数量为1个。经济压力太大成为影响年轻人不愿意多要孩子或不要孩子的主要原因。“牵扯精力”、“影响工作”、“经济能力有限”以及“影响两人世界”等等原因，使生孩子变得越来越令人畏惧。刚刚结婚的王萍和郑毅正努力偿还买房的贷款。他们还憧憬一起出国攻读研究生，回国后重觅高薪职位。他们达成了至少5年内不考虑生育的默契。“我们自己几乎还是孩子呢，完全不能想象怎么去为人父母。”27岁的王萍笑着说。

“我们这一代人其实是父母的‘枷锁’，他们负责我们的成长、教育、就业，一直操心到结婚为止。但是，我们这一代人负不起这种责任”，郑毅认为，自己和妻子有更激烈的竞争，也有更多选择和更精彩的生活。


“孩子气”的父母


很多家有“成年”子女的上海父母对近几年出现的一些问题的烦恼程度，甚至超出了对青春期子女的担心。一位心情糟糕的家长向杨雄咨询说，孩子把女朋友带回家同住，举止亲昵，这让他十分苦恼。

“还没有结婚就这样？太过分了。”这位父亲诉苦说。然而奇怪的是，这位家长并没有严辞禁止自己的孩子。这似乎才是时代发生变化的真正征兆。千石保就曾激烈批评过日本的父母与子女的交往方式：“在家庭中，每个人都躲在自己的屋子里，有自己专用的电视、电话，开辟出只属于自己一人的空间”。在一次日本、德国和美国共同进行的青少年调查中，64.6%的日本父亲对孩子没有命令和管束，而在美国和德国这一比例高达81.7%和86.4%。千石保认为这使得日本家长的权威扫地，而且整个社会丧失了“必须如何如何”的绝对价值，从而使得日本30年的高速经济发展中形成的社会价值毁于一旦。年轻人不再像从前那样，顺理成章地承担“成年”社会的责任。

而中国的研究者认为，中国这种两代之间的怪异关系早已因为“独生子女一代”出现了苗头。当这一代人成长进入职业状态时，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失业状况。清华大学博士生吕鹏新近完成的一份题为“他们不再是孩子了”的社会学报告中，一位母亲说到她在工作上屡屡失败的孩子说：“这孩子不太做家务，小时候不让他做，都挺大了，西瓜籽都不会吐。瓜子也不会嗑，都是大人嗑好了给他。饭也不会做，袜子也不会洗，从小什么都没让他做过。总之别人干得下来(的事)，他就干不下来。”

这种抱怨其实在20年内都屡见不鲜。但当已经进入所谓“成年年龄”的年轻人职业失败后，生活上仍完全依靠退休的父母时，才开始引起恐慌。从前认为独生子女成家立业后将无一例外面对所谓“421”的家庭结构，即两个年轻夫妻要承担四个老人的养老，同时还需要养育至少一个子女。

但吕鹏认为，现在除此之外还出现了另外三种情况：(1)子女需要依靠父母的收入生活，他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会选择住在父母的房子里，这种现象被称之为“啃老”；(2)不依靠父母收入生活，同时和父母分居；(3)进入结婚年龄甚至晚婚年龄的青年会同居，但不会选择婚姻和子女。即使独生子女一代进入了婚姻，迎来了下一代。同样身为父母，独生子女一代和他们的父母相比，明显出现了观念形态和行为模式的变化。

2004年，上海市社科院进行的“独生父母”的调查分析显示，独生父母的家庭结构以三代同堂为主，隔代抚养非常普遍，近一半的独生父母家庭的儿童是由祖辈照管。在“四二一”的独生父母扩大家庭中，权力最大的并不是年龄最大的家长，而是年龄最小的第二代独生子女。

这些“孩子气的父母”的问题，看来还有传递到下一代的趋势。那些还没有当父母的“孩子气”的年轻人呢？他们的问题现在就亟待解决，却看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 （据《新民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