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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节选自《日本人凭什么》一书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日本人的发展正在偏离和平发展的道路，日本人的反华情绪和谋华意识正在高涨。
2005年10月17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不顾中国人民的一致反对，居然在中国的“神舟六号”飞船返回的同一天，第五次参拜靖国神社。
2005年11月22日，日本最大的执政党自民党在东京举行的建党50周年纪念大会上，正式公布了《宪法修改草案》，准备大幅修改和平宪法，将日本自卫队升格为自卫军。这意味着日本在二战结束60年后准备再次正式“建军”。
先前，日本已经制定了《周边事态法》，将中国的领土和领海纳入日本的防御范围，日本政要也公开宣称：“日美同盟的防御范围当然包括台湾地区在内。”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已经把军队对抗的重点转向中国。
2005年9月26日，日本防卫厅的机密文件《防卫警备计划》被日本报纸《朝日新闻》曝光。这项计划跟过去最大的不同就是：日本的防卫重点已经从来自北方俄罗斯的威胁，转变成为“重视西南”也就是来自中国的威胁。中国正式成为仅次于朝鲜的日本第二号假想敌。
日本人把中国人作为最主要的假想敌，在日本已经是人所皆知的事实。
其实，400年来，日本人一直把矛头对准了中国人，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反复研究、琢磨，而中国人对此至今缺乏清醒的认识，处于一个麻痹松懈的状态。
早在1928年，戴季陶先生就在《日本论》一书中大声疾呼，号召中国人加强对日本人的对策研究：“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几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知）识上的义和团”了。（《日本论》，戴季陶著，海南出版社1994年9月第一版）
时至今日，我们中国人对日本人的对策性研究，是否真正改变了“思想上的闭关自守”？是否还是“知识上的义和团”呢？
与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对抗性研究相比，中国人的应对性研究可以说仍然处于空白状态。
日本人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的研究可谓源远流长：
早在400多年前，日本幕府大将军丰臣秀吉就曾经提出了明确、系统的进攻中国的方案。1577年10月，当时还只是普通武士的丰臣秀吉就对大将军织田信长提出：“君欲赏臣功，愿以朝鲜为请。臣乃用朝鲜之兵，以入于明，庶几依君灵威，席卷明国，合三国为一，是臣之宿志也。”在丰臣秀吉的寝宫里，就摆放着一幅中国地图，以供其时刻谋华研究之用。在掌握了日本政权之后，丰臣秀吉加紧了谋华的部署。1578年，他对耶苏会传教士柯艾留说：“如今已统一全日本，地位晋升，领国在握，财富充裕，已无他求。唯望自己之名声与权势留播后世。待日本诸事稳定后，将让日本于兄弟，自己为征服朝鲜与中华，决议渡海。”1590年，丰臣秀吉在京都接见朝鲜使节时，公开了自己的侵华计划：“长驱直入大明国，易吾朝之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
丰臣秀吉的谋华设想是“定都北京”、“终老杭州”。1592年，丰臣秀吉悍然侵入朝鲜，妄图“直捣大明国”。丰臣秀吉的侵略计划虽然破产了，但对明朝也造成了巨大损失。在七年多的援朝战争中，明朝“丧师数十万，糜饷数百万”，使明朝的国库和军队精锐几乎消耗殆尽，加速了明朝的覆灭。
丰臣秀吉的可耻失败，并不意味着日本人放弃了谋华的野心。恰恰相反，此后的300多年间，日本朝野对于日本侵华的必要性、可能性、可行性的研究反而加强了。据中国学者王向远教授的考证，日本人此后不仅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加以推敲，而且研究的人员不断扩大，层次不断提高，“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方案的设计者，基本上都不是在朝的政府官员，而是在野的民间学者、文化人。”（《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王向远著，昆仑出版社2005年第一版）由此可见，对华的对抗性研究，在日本人中，不仅成为一种风潮，而且是朝野共通的一种自觉的行为。
日本人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加以研究分析，400年来连绵不绝，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就是对用武力侵略中国的可能性、必要性进行学术意味的设想和论证，为侵华提供思想舆论准备。
丰臣秀吉侵华失败后，日本不少民间人士开始自发地通过各种方式，对侵华计划进行了各种设想和论证。17世纪中后期，日本著名戏剧家近松门左卫门创作了大型历史剧《国姓爷合战》，剧中设想让日本武士开进南京，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建立日本人的王国。这曲戏曾经连续三年在日本上演，观者如潮。《国姓爷合战》在日本人中如此受追捧，说明此时的日本人，虽然默认了丰臣秀吉的惨败，但谋华的动机却更加灼热了。
到了19世纪初年，日本民间的学者开始以学术著作的形式，系统地勾画对华战争方案。其中最著名的就是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该书设计出了一个周密的入侵和占领中国的计划草案，并论述了如何攻取中国的具体方法和步骤，甚至连日本各省区在进攻中国时的出兵顺序和作战分工，也替后人作了细致的安排。佐藤信渊的《宇内混同秘策》在19世纪初即提出了征服中国的详细计划，其用心之深，计划之密，今天的人读起来都触目惊心。
不久以后，《宇内混同秘策》被日本幕府末年维新志士吉田松荫进一步细化了。吉田松荫在明治维新前夕提出了“垦虾夷，收琉球，取朝鲜，拉满洲，压支那，临印度”的征服亚洲计划。吉田松荫提出的欲征服亚洲，必先“割取朝鲜、满洲与支那”的计划，成为后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的指南针。
第二阶段，对武力攻取中国的具体部署进行论证和细化，为配合日本政府长期霸占中国进行规划和献计。
日本明治维新后，日本人的谋华计划进入了实际操作阶段。维新时期的“志士豪杰”，诸如西乡隆盛、木户孝允、板垣退助，再次提出了“征韩论”，他们坚持认为“朝鲜北连满洲，西接中国，使之屈服，实为当前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经略各国之根本。”而一待谋定朝鲜，日本对于中国的侵略步骤则正式展开，在日本参谋本部拟定的《征讨清国策》中，北京和长江中下游的战略要地被列为“占领区”，而从辽东半岛到台湾的沿海地区和岛屿以及长江下游两岸地带，则为“吞并区”，其余中国国土“宜被肢解”，使之成为日本的属国，或者直接在“中国大陆建立一大日本”。而最为露骨的是《田中奏折》出台，田中义一无疑是在这一脉相承中“再接再厉”，而有“第一期征服台湾，第二期征服朝鲜，皆已实现。唯第三期征服满蒙以征服中国全土……则尚未完成”的总结，更是对日本侵略盘算的准确交待。
此时谋华的日本人物，不再是单纯的民间人士，而主要是手持国家重器的日本执政者。根据日本人的谋华计划，通过甲午海战、割占台湾、谋求辽东半岛、炮制“满洲国”，步步为营，频频得手，继而再谋华北、华东、华南，扶植“汪伪”，无一不是在上述或侵占、或肢解的预案下行事。甲午海战之前，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密令日方驻朝大使：“促成中日冲突，实为当前之急务，为实行此事，可采取任何手段。”此招得手，便可知“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与七•七事变是不可避免的。
第三阶段，将中国视为竞争对手和“敌人”，渲染中国威胁论，为遏制中国的和平发展、复活日本的霸权主义进行舆论鼓噪和思想动员。
1945年8月，日本宣布兵败投降，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车暂时刹车，日本被美国人占领。由美国主导的日本战后的和平改造是不彻底的，不久后，为了把日本打造成东亚遏制共产主义的防波堤，美国政府积极支持日本重新武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日本天皇被保留，战前的日本旧官僚重新执政。日美合流后，敌视社会主义中国便成为二者的共同目标。
冷战结束后，日本的经济实力坐大，军事实力跃居世界前列，奉行改革开放路线的中国成为日本在亚洲的最主要的“竞争对手”。日本人长期雄踞亚洲首席地位，对于潜在的亚洲新势力极为敌视。“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便是日本人。中国人从来没有威胁过日本，即使将来崛起了，也不会威胁任何其他国家。但日本学者处心积虑炮制“中国威胁论”，其真实的目的就是要转移世界人民的视线，为自己的“扩军备战”提供掩护。
日本民间的学者与文人，再次充当了谋华的急先锋角色。以日本作家小林善纪为例，小林原先不过是一位知名度不高的日本右翼作家，但自从发表了漫画集《台湾论》之后，居然声名鹊起，不仅在日本国内广受“好评”，而且还得到李登辉、陈水扁等人接见与善待。《台湾论》肯定了日本当年对台的殖民作为，认为老一代的亲日的台湾政治人物和企业家反而最能代表当年的日本精神，值得日本人深思和效法。小林还狂言，他对日本向美国投降没怨言，只是向中国投降心有不服。小林认为中国成了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不公平的，日本应当比中国更有资格成为常任理事国之一，至少也应当变成第六个常任理事国。
小林主张日本应成立国防省、建立国防军，有权力独立自主地不受旧金山和约规范发展自己的武装力量，变“本土防务为全球防务”、“日美安保条约应涵盖朝鲜半岛和台湾”，他甚至主张拥有核武器。他认为日本的经济科技实力制造核武器比制造小汽车容易。
与日本政府高官不断地鼓吹修宪、重新武装、发展核武器、为军国主义分子翻案形成一唱一和的是，日本民间的谋华呼声也日益高涨。以日本民间学者和财团结盟组建的日本“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出版的错误的历史教科书居然被日本文部省认可。
错误的历史观推动着日本向敌视中国的错误方向发展。从2001年起，日本开始大幅度修改“防卫计划大纲”，明确将中国作为“防卫对象”，这就是日本将中国作为“假想敌”的明确信号。在否认侵略战争历史之风更盛的背景下，日本又有了新的举动：一是加紧为行使集团自卫权做准备，力图使自卫队能有更多的机会跨出国门，以军事手段干预国际事务，而修改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有关规定、修改防卫计划大纲以及“周边事态”的计划，就是为行使集团自卫权打造基础；二是加紧推进宪法的修改，以彻底消除日本军事发展的障碍。更为引人注目的是，美国正在调整全球战略，并试图将全球战略的重点由欧洲转向亚洲，为此将进一步加强与日本的军事合作，这无疑将为日本实现军事上的进一步跨越、并为日本修宪提供新的“机遇”。在美国推动之外因和日本努力之内因的互动下，日本对华的军事发展的步子会迈得更大。这不能不引起中国人的警惕。
据世界各大媒体综合报道，日本政府正在开始着手对规定日美两国安保合作应有状态的《日美防卫合作新指针》进行修改。希望根据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新威胁以及亚太地区安保环境变化，进一步明确日美各自负担的责任，以期加强两国间的合作。日美新防卫合作指针以“台海冲突”为着眼点并把中国作为“假想敌”的动向须密切予以关注。（据中国新闻网2005年2月1日报道）
与日本人周密而持久的反华研究相比，中国人自己的应对性研究可谓乏善可陈。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日军迅速进占了沈阳。当时的《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深感国家危在旦夕，遂决定由著名记者范长江主笔，撰写“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专栏，这是中国人首次将日本人作为真正的敌手加以研究而开设的专栏。张季鸾先生在开栏的序言中第一次谈到了将日本人列为“假想敌”加以研究的必要性：
国家之可危可耻，百年以来，未有如今日之甚者也。因念中国本断无亡国之理，然目前则竟有可亡之势……而日本有武力，中国尽灾民，诚所谓图穷匕见，更无躲闪偷安之余地。自今奋发，犹可为也。倘复泄泄沓沓，听其自然，则几番推演之后，真将丧失独立，化为亡国之民矣。吾辈厕身报界，激刺尤重，瞻念前途，焦忧如焚。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事急矣！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之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王芸生编著，三联书店2005年北京7月第一版）
在张季鸾先生的鼎力推动下，王芸生坚持撰写了三年，后因为战乱加剧，被迫辍笔，《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成为残著，没有完成中日关系60年的总结，这部研究名著因此留下了历史性的遗憾。
从那以后，中国人再也没有张季鸾先生与王芸生先生这样的激情和冲动，这方面的研究也就付之阙如。
王向远教授指出：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侵华”问题之所以成为日本人长盛不衰的“思想文化课题”，与日本的文人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反复“研究”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日本学者将中国人作为假想敌研究，其突破口就是研究中国人的国民性。“他们丑化中国人，认为中国人保守、顽固、愚昧、野蛮、肮脏、贪婪、好色、奢侈、懒惰、自大、虚伪、排外、残忍、变态、不团结、无国家观念等等，断言支那国民性已经彻底堕落，成了一个老废的民族，并进而运用这些结论来为中国侵华辩护，胡说中国人民的抗日行为都是受恶劣的国民性所驱动，声称日本侵华是用日本人优秀的国民性来改造支那人恶劣的国民性。在此情况下，日本的支那国民性研究实际上也已经成为对华文化侵略的重要一环。”（引自王向远著：《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第15页）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日本人对中国人国民性的研究非常善于找角度，那就是寻找中国人的致命弱点。他们通过对中国人的细致考察，发现了中国人的命门——内耗。内耗造成内乱，内乱则为外来民族提供了可乘之机。
日本人能有这样的发现不可谓不阴毒，也不可谓不精明。而历年以来，中国人对日本人国民性的研究，要么语焉不详，要么假借外国人的著作，对于日本人国民性的对策性研究，则可以说仍处于空白状态。
日本人的毛病在哪？他们的长短优劣如何？与日本人对阵的诀窍何在？中国人尚处于茫然的状态。对自己的敌手几乎一无所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的一大缺憾。
本书有意于弥补这一缺憾，却无意于挑起中日关系的争端，更无意于效仿日本人在看待外国人时惯用的“傲慢态度”，笔者希望用平和的态度，客观地观察日本人，并得出理性的结论。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即使是为和平和合作的目的，将别的民族作为假想敌加以研究，也不会恶化两国人民之间的关系。
既然对手执意要将我们作为假想敌对待，我们有什么理由再彷徨退缩呢？
在这里，我们不妨重温一下鲁迅先生的意见。
鲁迅先生是很重视研究日本人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国难当头，全国一片喊打声的浪潮中，他理智地告诫青年要及时研究日本，他讲到：“在这排日声中，我敢坚决的向中国的青年进一个忠告，就是：日本人是很有值得我们效法之处的。譬如关于他的本国和东三省，他们平时就有很多的书……”，他还讲到：“我们当然要研究日本，但也要研究别国，免得西藏失掉了再来研究英吉利，云南危急了再来研究法兰西……”。（引自鲁迅《“日本研究”之外》，1931年11月30日发表于《文艺新闻》第38号）
日本人确如鲁迅先生所言，它很注意研究中国人的，中国人的过去、现在、将来，它都非常注意研究。这一点我们只要看一看当年侵略东三省的历史就可以很清楚地明白这一点。现在，日本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外务省更是“要组织高级官员定期开会，由首相主持，制订全方位的对华政策，高调处理‘中国问题’”（《联合早报》2005年10月10日）。
日本人对中国人的兴趣已经持续了有400年之久，今天的热度仍然不减，而且这个兴趣还会一直持续下去的。
作为中国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想一想我们的研究态度吗？如果非要等到炮舰上门、兵临城下，再来确立“真想敌”，到那个时候后果会怎样，不是很容易想象吗？
1913年，日本民间学者酒卷贞一郎发表了一本长达600多页的《支那分割论》（东京，启成社出版）。该书指责日本当时的当权者忙于“朋党相倾轧”和“相互的论难攻击”，而对邻邦的中国人正在分裂和被分割的事实重视不足，认为这样下去，届时分不到中国果实的日本人定会“惘然追悔旧梦”，后悔不及。他声称自己写这本书绝非偶然为之，而是为了“醒国人之睡梦”。
《支那分割论》认为中国人的国民性决定其必然亡国、必然被列强分割的命运：（支那人）是没有活力的腐朽的人民。他们只知道有家，不知有国。甚至只知有我，不知有家，更甚至于只知有私欲，不知有自我。他们有身口，但没有意志；他们有情，但没有智慧……此等没有活力之人民，无仁、无义、无礼、无智、无孝、无悌、无忠、无信。如此人民的国家，纲纪不整，政治不治，连自我存在都不能，或分裂，或瓦解。更何况被强邻所窥！其被吞并、被分割之命运，理固当然，势不可免。
面对日本人这样阴损刻毒的描述，我们反躬自省，在一个世纪之后，我们的国民性又究竟改善了多少呢？
如果我们面对对手的步步紧逼，却依然无动于衷，或继续采取鸵鸟政策，不是正好印证了对手的恐怖预言吗？
本书不可能对日本民族的各个方面都进行考察，而是择其要点加以剖析。
日本人是可怕的敌手，谁轻视或漠视它的存在，都将付出血的代价。一部中国近代史，大半部分就是中国人与这个岛国种族的生死纠缠。
笔者对日本人的竞争力或许有过高估计之嫌，但这样做至少比低估对手要安全一些，并希望借此刺激国人之神经。如果本书能够促使读者诸君幡然奋起、绰厉奋发，则我民族之未来必将趋于光明。而著作者兀兀穷年，笔耕于书斋，其抛洒之心血、挥洒之热泪，庶几不会枉费。
是为序
周兴旺
2006年2月6日
于京师佝偻躬耕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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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6-8 22: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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