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格

jerryhao

中国传统文化的品格 李德顺  　　一种文化有一种特有的品格，即它的致思层次、导向和特征。这些内容，往往并不在于直接的言语本身，而常常在言语之上，在于言语和情感背后的东西。它比人们已经说了或做了什么，更能体现一种文化的特殊风格。上一章说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思想内容，这一章再大略地看一下传统文化的特殊气质和品格，即中华文化特有的神韵。 一、道器之辩：生活境界的追求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思想、理论、概念有一大特点，就是气象宏伟、意旨高远――追求高层次、高境界。古代贤人讲问题，哪怕是很具体很实在的问题，也要与天地宇宙之初和万物一同的大道理讲起。因此常有玄远宏大的气势，抽象、深沉、含蓄的味道。　　关于“道”的说法，便是一例。　　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是一个最高范畴。老子说：“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大。”作为“天下母”，“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管子也说：“道也者，通乎无上，详乎无穷，运乎诸生”，“道生天地”，还说：“闻一物以贯万物，谓之知道……”总之，尽管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道是不能用我们通常的语言来描述的，但仍可看出，他们所说的“道”有点象是包罗万象的统一性，是先天地之生的万物本原，或一切事物永恒规律的代表。孔子和儒家很少讲这样的“天道”，却并不否认“天道”，他们主要讲伦理政治哲学，是将其落实为“人道”――人世的最高原则、治国的根本原则。　　“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与“道”相对的是“器”，指各种派生的、有形的或具体的事物。关于“道”与“器”的关系，我国近代学者郑观应的解释比较有代表性：所谓“道”，即“形而上者”，是万物与人性之本原，是治理国事之本；作为一种学问，“道”是“一语已足包性命之原，而通天人之故”的原理之学。所谓“器”，即“形而下者”，是万物，是有利于物质发明和实际生活之末；作为学问，指“一切汽学、光学、化学、数学、重学、天学、地学、电学”等“后天形器之学”。　　郑观应主张“道本器末”，即：道是根本，其他一切是道的外在表现，器是从生、从属的东西。这一观点代表了传统观念。既然道是“本”，器是“末”，那么在追求根本、注重高远的人看来，就应该重本轻末、重道轻器。这是自老子、孔子以来的一个传统。在人生原则方面，孔子早就明确主张“君子谋道不谋食”，“君子忧道不忧贫”，讲究“安贫乐道”、“孔颜乐处”，即使处在“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知”的境地，也不改其志。积极地理解它的意义，在于强调求道是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所在：“朝闻道，夕死可矣。”多少年来，也正是这种“朝闻道，夕死可矣”的精神，激励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为真理而献身。　　关于道和器的关系，重道轻器者们很强调要“以道御器”，――要让器服从于道，服务于道。“庖丁解牛”这个十分著名的比喻，表达了他们对道本器末的理解。这一比喻力求告诉人们：“以神遇、不以目视”（用心从精神上把握，不靠用眼睛去看）的“道”，是比技艺（“器”）更高明的境界。就是说，掌握了大道的人，天机藏于内心，善于精细地体察安危，能够高屋建瓴，可以凭借“运用之妙”，平静地顺应吉凶，达到目的。这显然是一种非常理想化的状态，一种极高的水平、极高的境界。　　但是，一种高妙的理想不等于高超的现实。有的中国人如近代学者王韬，在比较中西文化时认为，“形而上者中国也，以道胜；形而下者西人也，以器胜。”完全是一种想当然的、一厢情愿的判断。事实上，按照“重道轻器”的原则并未能使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在“道”上有更大的作为。这是因为，一方面，它难以深入现实，难以被后人实行；另一方面它也没有使对道的探究有新的突破，比如没有使中国后来产生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影响世界的伟大之“道”，反而不得不面对后来中国思想文化的落伍。　　将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际对照起来观察，我们不能不注意“重道轻器”原则的内在缺陷和历史局限性：　　第一，它把“道”与“器”割裂开来，只看到道高于器、统率器的一面，没有看到道寓于器、依赖于器的一面；只强调要重道，却没有反思道从何来；只讲要“以道御器”，却不懂得具体的道也要生于器、受器的实际效果检验；等等。这样就难免产生很大的片面性。例如，由于重道轻器，又把道仅仅理解为“大道理”和道德原则，似乎只有搞政治、讲道德才是重道，而关心经济、研究科学技术等都与道无关。因而导致了轻视科学技术、生产创新等，甚至说技艺是“小人”的事业，为君子所不齿，视之为“奇技淫巧”、“雕虫小技”。《礼记·王制》说：“凡执技以事上者”，“不与士齿”；“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古代民间甚至流传着这样的歇后语：“教儿习技艺之事──没见识。”受这种观念的影响，科学技术研究在中国长期没有得到统治者应有的鼓励和重视，特别是自近代以来，根本就没有产生我国的现代科学、实验科学。这不能不是一个极大的损失。　　第二，它所承认的思想境界，至多表现了少数“君子”们的兴趣和志向，而且只有更少数如“庖丁”那样修养极高、能够将“运用之妙，存乎一心”的人，才能达到其境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其要求则太高、太难。将这些作为社会的理想和原则时，往往意味着脱离实际、脱离群众，不关心广大人民百姓的疾苦，更不尊重实践的现实和人民日常生活的境界，为后来的统治者以求“道”为名牺牲人们的现实利益，甚至“以理杀人”提供了口实。　　第三，它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主观先验的思维方式：对“道”的研究和阐述不注重科学的论证，因此也不利于哲学和人文科学的发展；对“道”的实践和贯彻，只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即过分依赖于人们的个人能力和智谋，不重视将其变成社会的普遍精神、方法、规则、程序、法制等。所以它在社会生活中，也只是支持“人治”而非“法治”的理论。尽管孔子认为应该是“人宏道，非道宏人”，但实际的结果却总是相反，“认人不认（道）理”、“重成事不重立规矩”成为一个影响深远的社会风尚，这不能不说是观念本身的缺陷所致。　　毫无疑问，“重道”本身是非常重要的。道是指根本道理、方向、道路、原则等大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好，当然就要犯大错误，出大问题，吃大亏。所以做事必须重道，对这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轻率。但是，道本身不是先验的、一成不变的简单公式和绝对教条，对于我们说来，唯一正确的根本之道，是科学的真理体系和为人民服务的价值原则，它们是要在实践中把握，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的。忘记了这一点，也就违背了最根本之道――实事求是。　　从历史上看，当“重道”原则被加以抽象片面的理解，并且被绝对化了的时候，往往比只知“重器”，即只从眼前现实出发、目光有些短浅但脚踏实地的思想境界还能够造成更大的危害。我国“文革”时期“左”的表现，把这一点发挥得最为充分：它不仅把高度政治化、道德化的“道”片面地当作唯一的“道”，用以排斥经济、生产、科学、技术、业务等等国计民生之道，而且对政治、道德之“道”本身，也采取了非常不负责任的实用主义态度，只求服务于一时的斗争需要，却缺乏科学、认真、细致的研究和建设，任凭少数人随心所欲地解释，使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之道也屡受践踏，结果是国家“道器两伤”。这种深刻的历史教训很值得深思。 二、体用之辩：文化认同的困惑 　　与“道器之辩”相联系的，还有“体用之辨”。在古人那里，它们都属于对世界、人生和文化中“本末问题”的大思考。“体、用”是比“道、器”晚后（魏晋时期）正式形成的概念，它的含义比较复杂和多变，基本意思不大清楚。依唐朝崔憬的解释是：“凡天地万物，皆有形质，就形质之中，有体有用。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上之妙用也。……动物以形躯为体，以灵识为用；植物以枝干为体，以生性为用。”孙中山先生甚至曾说得最为简单和形象：“何谓体？即物质。何谓用？即精神。”这些说法似乎都不够精确，“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大体上，“体”是指事物的自身存在、实体形态，也可以推广到事物的内在本质、结构、规律、属性等，总之是指相对于“用”而言的自身基础、内在根据、变化前提方面；“用”是指事物的外部联系、功能、作用、运动、表现等，总之是指相对于“体”而言的外在现象、过程及条件方面。前人将“体用”二字应用于社会生活和文化现象时，“体”往往就代表着立场、原则、目的等根本问题；“用”则是指具体方法、手段、条件等从属问题，二者之间有主辅之分。――这种规定本身，似乎已经预示了“体本用末”、“重体轻用”的结论。但在清末以前，体用问题仅有少数学者注意。　　真正把体用问题摆到重要议题上来，是在近代中华文化感到危急的时候。19世纪中叶，英国舰队凭借“坚船利炮”，以强盗式的侵略撞开了中华帝国闭锁的国门。在二次鸦片战争中，腐败的清政府一败再败，割地赔款，强制通商，丧权辱国，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之境地。面对资本主义以野蛮方式显现出的勃勃生机，坚守仁义礼智信之道的国人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一场民族救亡运动首先在思想界掀起。救亡运动的文化主旋律，很快就确定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世主张。沈寿康在1896年4月《万国公报》上发表《匡时策》一文，说“夫中西学问，本自互有得失，为华人计，宜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同年8月，孙家鼐《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也说：“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学有未备者，以西学补之；中学有失传者，以西学还之。以中学包罗西学，不能以西学凌驾中学。”薛福成则强调“取西人气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可见其最初的主张，是把西学当作拾遗补缺的手段。在不对祖宗的主体东西加以变革的前提下，仅仅对其枝节进行些修补，增加点什么新鲜玩意儿，这对于具有华夏中心主义传统偏见的中国，当然是最保险、阻力最小的革命或变革。　　两年后，张之洞按洋务派的观点对“中体西用”做了新的阐述：“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悌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其说明的要点，在于将“中体西用”说朝着有利于变革的方向引导，强调坚持“中学为体”时，不必事事拘泥于经文，只要本着中华传统的精神去做就行。这显然意在针对保守派的反对，为洋务运动作辩护。他还针对传统文化的变与不变的问题指出：“夫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认为“伦纪”、“圣道”、“心术”不可变，而“法制”、“器械”、“工艺”等则可因时势而变 。总之，只有以“中学”为体为本，以“西学”为用为末，才是积极的、最佳的选择。　　中体西用的口号表明，在中国传统文化破裂氛围中成长起来的时代精英，一定程度上已经意识到了传统文化的弊端，并比较系统地反思、对比了中西文化。在内忧外患之中，他们认可了西方文化有其合理之处，有足以弥补中国文化的价值与作用，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以儒家精神为主体，合理吸收外来文化，重新建构民族文化。这一含有变革图强精神的口号，在当时产生了极大影响。如梁启超后来所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为当时维新派的“流行语”，举国以为“至言”。　　但是，这种“体用”的划分性质究竟如何？从上述理论和后来的实践中，可以进一步观察。洋务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最早出现的自强运动。它以“中体西用”为理论纲领，以“师夷长技以制夷”为口号。在长达几十年的洋务运动中，一代名臣林则徐、魏源、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先后扮演了重要角色。林则徐、魏源等人深为西方“船坚炮利”所触动，萌发了学习西方“长技”的念头。他们明确主张放下“中央大国”、“万事不求人”的架子，排除阻力，“屈尊”以“师夷”。魏源说：“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塞其害，师其长，彼且为我富强；舍其长，甘其害，我乌制彼胜败。……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他主张，“欲悉夷情”，可“先立译馆”，翻译“夷书”，对于外国先进的科学技术，须在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决定取舍；同时，设立造船厂和火器局，延聘外国技师建造足够的兵船和枪炮；然后，再制造各种商船和其它机器，把军需工业转为民用工业，以全方位赶上西方。当时的重臣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洋务运动者身体力行，先是以办军务为主，办船政，造枪炮，先后建立了一批新式军事工业，如江南制造局、天津机器局、马尾船政局等后来自70年代始，因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军费不足，加上效率低下，在战争中“不足御侮，徒添糜费”，于是重心转向民用工业和商务，轮船招商局、开平煤矿、天津电报总局、机器织布局等官督商办企业相继建立，官助民办、官商合办等形式的民族工商业开始萌芽。　　洋务运动推动了中国近代工业从无到有，它在推动社会政治变革、传播先进科学技术、促进社会文化和思想观念变革等方面，也有一定的历史功绩。但它的最终失败，则留下了更深刻的历史教训。而且如果没有洋务运动的尝试，如果不经过这一“变器不变道”的器物改革阶段，那么，就不会有失败后痛苦的反省，后来也就很难有旨在政治改革的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也不会有后来旨在进行思想文化变革的新文化运动。　　有学者总结说：“1840年以来中国人向西方学习，经历了一个始而言技、继而言政、进而言教的过程，言教即主张学习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等资产阶级观念。”从实际上看，“言技”可能遇到的阻力会最小，因为就如同我们目前的社会中，即使对现代化最深恶痛绝、对西方最反感的人，也大都不反对使用电话机、电视机、电冰箱等“洋货”一样；到了“言政”即政治体制改革的阶段，则会遇到较大的阻力，因为它将触动一部分人、特别是统治者的既得利益；“言教”，因为涉及人们普遍的、根本的政治和经济利益，触动的是最深层的基本观念，所以阻力必然会增至最大。“如果说，在言技言政阶段，改良派的主张还可以容纳在‘中体西用’的纲领之中，那么，到言教阶段就再也不行了。而洋务派在历史发展到应该抛弃‘中体西用’的时代仍固守着这个口号。”结果是，洋务运动和“中体西用”这个口号一样地失败了，它们未能达到拯救中国、使之富强起来的目的。　　“言技”――“言政”――“言教”这一进程，既反映了吸收西方文化的层次，是由浅入深、逐步扩展开来的，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原来仅仅“言技”的设想；那么同时也就表明，关于“体”和“用”的区别，究竟什么是不可变移之“体”，什么是可以随心选择、为我所用之“用”？在实际上是难以截然分明的。这里有理论上的原因，也有实际的原因。　　概括地说，“中体西用”论和以它为纲领的洋务运动，有两大思想误区：　　第一、它割裂了体和用，即存在者和它的存在方式、事物的实体和它的功能属性、物质与精神、文化的本质内容和外在形式等等之间的联系，把它们分隔开来、孤立起来了。　　对这一点，严复早就有所察觉，他指出：“体用者，即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体则有负重之用，有马之体则有致远之用，未闻以牛为体以马为用者也。中西学之为异也，如其种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故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并立，合之则两亡。”他看到了体用是就“一物而言”的，体乃用之体，用仍体之用，世界上的事物都是各有体用，由体而用，由用而体，不可分割的，一体之用和一用之体不可能分属二个不同的事物，恰如“人之面目然，不可强谓似也”。这一思想相当深刻。　　但是在历来的体用之辩中，“体用”二字的理解一向不够精确，随意性较大，因此导致了总体定位的偏差。其理论上的毛病，是常常发生两个混淆：　　一个是“体用”与“道器”之间的混淆，使整个思考方向又重新堕入了重道轻器传统的轨道。以道为体，以器为用，意味着以体为本，以用为末。这样的“中体西用”说就必然只看到中西强弱差距的表面结果，而忽视了其中深层的历史文化原因，以为这种差距仅仅在于器用本身，缺少由此而引发的对“道”本身的科学反思。洋务运动“变器不变道”的改革，结果只能是使自己“舍本逐末”，把科学技术仅仅当作一时的权宜之计和“末级”手段，只把获得某些科技成果而不是发展和充分依靠科学技术当作目标。　　另一个是将“体用”与“客体及其价值”相混淆，或者不如说，还不懂得事物的存在、现象与它对人的价值之间是怎样的关系，以为造就了相应的事物（如坚船利炮等），就可以获得相应的价值。而不懂得即使是同样的事物，对于不同的主体也有不同的价值。这就像是一个文弱的书生，以为只要自己也有了一把刀子，就能够比对面的强盗更强大一样。要使中国富强起来，究竟是同时着眼于解决主体自身的问题，还是仅仅着眼于外在的器用？对这一问题觉悟的迟早，解决它的条件是否具备，所采取的措施是否对头和有力，事实上决定了这场社会改革的命运成败。　　第二、它以保守主义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因此不可能自觉地从根本上突破单纯道德主义的落后文化传统。“中体西用”论不仅对“中学”之“体”是否合乎时势，是否基本健全，是否属于“精华”，采取了不加批判地保留的态度，而且它还包含一种盲目乐观情绪，或者说是一种“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即对于中西文化比较，有所谓我们“物质文明落后，精神文明领先”的判断。这更导致了文化、思想与制度上的抱残守缺，注定了后来洋务运动之难以成功。　　洋务运动企图在不触动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伦常关系的前提下，即在卫道前提下，以变器为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效果，以维护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然而，既要学习西方资本主义的东西，又要全盘坚持本国封建主义的政治制度和伦常关系，坚持一整套固有的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思想文化导向本身就是自相矛盾的，注定了洋务运动必然不能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那些造船厂、枪炮局等由于实行的是腐朽的官僚管理体制，官商作风十分严重，官僚体制中常见的腐败因素，极大地干扰了正常的“洋务”运作。在腐败无能的封建官僚的把持下，这些工业管理混乱，只问主观上是否合乎封建伦理纲常，而不计成本，不问客观上是否能赢利，因而导致效率低下，效益极差，生产出来的产品质次成本高，缺乏应有的竞争力。这里的思想原则之一，如薛福成所说，目的仅仅是保卫而不能触动“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这个所谓的体；而日本的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如吉田茂所说，日本政府引导民间兴办企业等政策，在于“唤起近代化所必需的思想方法的转变，例如，从鄙视赚钱的儒教道德向奖励赚取金钱的道德观念的转变等”。比较之下，可以看出不同文化导向所产生的不同结果。　　总之，在“体用之辩”中存在着根本理论上的缺陷，并且进一步暴露出传统哲学思维和文化导向中存在的弱点，就是缺少科学的深度和力度，而停留于主观意向化的构想、设计和辩论之中。其中大量含混模糊、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判断，使它难以产生更加深刻积极的、切实可行的结论。所以虽然至今仍然有人热衷于谈论体用，（如李泽厚最近又提出所谓“西体中用论”等），但历史已经证明，在文化导向上，使用任何一种"体用分离"的观点作为基础，都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因为它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命题。 三、知行之辩：思维方式的导向 　　无论是关于道器、体用还是前面过的天人、义利、名实等其他问题，都有一个思维的前提或思想方法问题：人们滔滔不绝的议论、坚定执着的判断等等，是从哪里来的？到何处去验证？――在这一哲学认识论的领域中，我国传统文化也有自己的特色，体现在历来关于"知行"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　　与西方哲学的认识论主要是知识论

jerryhao

文章写得很好，但是也很长，长到很多人没有耐心读下去的地步，因为很多人觉得，我们是来讨论教育子女的，去关注这些文化问题干吗呢？可惜这些文化是深入到我们脑髓的，时埋在我们骨子里的，可以说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处不在受这种文化的指导，而我们教育孩子的方法，更是受到了这种文化的影响和制约。从坛子里也能看出，无论是以前的读经讨论，还是近期的中医讨论，强烈反对我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鼓吹严守古代文化传统的人，而明确支持我的人，大多是身在国外或较多地接受了现代文化影响的人。而更多的人，还处于在这两种文化中间徘徊的，希望能用一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手法的。其实大多数父母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遇到了大量的问题，使用了各种的方法却无法有效地解决。而且随着孩子的长大，似乎问题和冲突越来越多。他们原本希望用传统的方法来控制孩子、来灌输孩子思想，希望孩子能如愿的成为一个驯服和服从的工具。可惜的是我们生活在现代社会，无论你如何灌输，孩子早晚是要独立思考的。当孩子发现所受的父母教导是如此的虚伪和薄弱的时候，他就会起来反抗你，最终孩子长大后，造成了意识上明显的差距。其实在我看来，普通的父母，只有在孩子成长的一段时期是最合格的，那就是孩子学步和学说话的阶段。父母在这个事情上都很明智，很少有父母在孩子几个月的时候就让他起来走路－－免得输在起跑线上－－大家都耐心地等到孩子一岁左右。也没有太多父母因为孩子学走路比较晚一些而特别着急，因为他们知道孩子早晚都会飞快地跑起来的，不在乎这一两个月。没有人会因为孩子呀呀学语的不清晰而着急，他们有足够的耐心，他们愿意手把手地教孩子，他们为孩子的一点点进步而欢欣、而鼓励。可惜过了这各阶段，大多数父母就越来越不合格了。他们的耐心开始消失，变得暴躁和易怒。他们开始用大道理来要求孩子，而不去了解孩子的实际情况，似乎孩子应该什么都懂。他们开始用自己的好恶去代替规则和道理，父母成了独裁者和统治者。其实呢，这些都是传统文化在我们身上的具体体现，不反思文化，怕我们永远无法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下面我陆续就楼上所示问题，展开讨论一下。

ealain

提出了一个我至今还找不到答案的问题.看样子这篇瞄一眼就让人极度没耐烦再看的文章还真有读读的必要了.关注此楼动向.

jiangying

可见，中国长于综合、西方偏重分析的思维特征，对东西方文化特征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定势作用。这句话说的很好,期待老鼠的讨论 "从坛子里也能看出，无论是以前的读经讨论，还是近期的中医讨论，强烈反对我的人，基本上都是一些鼓吹严守古代文化传统的人，而明确支持我的人，大多是身在国外或较多地接受了现代文化影响的人。而更多的人，还处于在这两种文化中间徘徊的，希望能用一些“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类手法的。'在女孩跳河问题上,我和你一致的,中医问题上我反对你.读经问题我保持中立,因为我不了解论坛中的读经到底是什么,我有时也给小孩念念诗,三字经什么的,只是让他听,不要求他背(虽然他会背一些),好象与论坛中的读经不一样.我在一家外资IT企业做项目管理,在国外也待过不少时间.自认为不是鼓吹严守古代文化传统的人.但也不是盲目崇拜外国的人.说起来还偏向西方文化些.但是我看中效果,中医确实能治病,所以我相信.读读古诗和儿歌也差不多,所以我也读.此帖由 jiangying 在 2006-07-17 13:08 进行编辑...

jerryhao

哈哈，楼上的和我讨论中医，其实还是基于不同的认识和体验，你根本不是那类漫无目的中医的狂热鼓吹者，你只是在各种方法里选择更适合自己的方法而已。所以我很高兴和你探讨问题。其实呢，完全赞同我的看法的人还是少数的，大多数的都会部分或全部的不赞同我。这很正常的，要是我这个是主流的东西，那再去写什么也没意义了。再者呢，也不需要大家都赞同我的想法，我讲的是我所想的，并不意味着是真理或者公理。其他的人根据自己的认知，自会有自己的见解。其实写出来让大家看到，比什么都重要。

jerryhao

有点时间了再回来讨论第一个问题顶楼文章里，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道器之辩的问题，也就是追求什么样的生活境界。他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思想、理论、概念的特点，就是气象宏伟、意旨高远――追求高层次、高境界，却不重视具体的实施和落实。这种现象在我们各位做父母的身上是非常普遍的。你若是问一些做父母的关于教育孩子的问题，每个人都能讲出一大摞的道理来，而且没有一个是不正确的。可是你看看他们自己做得怎么样呢？实在真的不怎么样。教育孩子也一样，经常听有些父母训斥孩子：“道理给你讲了这么多了，你怎么就不听（做）呢？”，其实呢，你去分析一下那些父母的道理，基本上都是形而上的，无实际意义的，空洞的道理。这种道理，连做父母的都不可能亲力而为，又如何强求孩子去做呢？我看过一个小故事，转载给大家看“前两天，我们全家到岳母家玩儿。吃过午饭，我们边看电视边聊天。这时，电视广告中出现了双层汉堡的广告。我儿子一见直跟我们央告，等会儿带他去吃，哪怕只吃一个双层汉堡。看着他那馋样，我们都开始教育他，说吃快餐不好，还是踏踏实实地吃点儿菜吧。但儿子就是听不进去，还倚在丈母娘身上撒赖，非要去吃。这时，正在一旁玩儿遥控汽车的小侄子抬起头来，坚决地说：“不吃青菜爱得病。我就吃青菜。”我们听了这话，忙和儿子说：“你跟小弟弟学学。小弟弟说的多有道理呀。人家才4岁，就明白这个道理了，你都12岁了，怎么还不如4岁的孩子呀？”儿子还在狡辩：“那是他不爱吃，可我爱吃呀。”小侄子又语出惊人：“谁不爱吃呀？爱吃也不能乱吃。”我们又以他的话来狠狠地批评儿子，要他向小弟弟学习。眼见着要下雨。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准备走。小侄子忽然哭了。哟，这是怎么啦？我们忙问他。他抹了一把眼泪，哽哽咽咽地说：“我哥哥要去吃双层汉堡了，我也想吃。”这个故事里，做父母的就习惯性的热衷于那个道，还很为他们4岁的侄子的回答而得意呢。而对孩子呢，既然大人喜欢，他们嘴上也是此类大道理，可是心里呢，却不是非常认同的。我记得我们论坛上，也有朋友的孩子说：“我们喜欢读经，我们不喜欢玩”，这位朋友还以此为据，证明他实施的东西是多满足孩子的需要呢。这种道讲多了，关注多了，孩子自然形成了言行不一、心口不一的优秀品质。我们很多做父母的就是在热衷这些道的教育，似乎把这些道灌输给孩子了，他们的任务就完成了。因此，他们把读经作为了一个实现此目地的捷径。道理不是不要讲，但必须要实际，要有可以操作的价值，不可以把道德的标准放得过高。我们版前一段时间讨论过雷锋的问题，也是说的这个问题。你教孩子懂礼貌，你首先就要懂礼貌，而且要让孩子体会到懂礼貌确实会有好处。同时还要注意“器”的问题，不仅要告诉孩子道理，还要从小教给孩子怎么去做。很多父母道理讲了不少，可是却不能在小事上去教会孩子如何一步步地实施这些道理。孩子只能凭自己的理解去做，稍有不对，又被呵斥一番。其实换句话说，是因为做父母的自己就没有一致的行为标准，他们还真的没有能力去指导孩子。上面文章也指出了，中国传统文化所体现的思维方式，是一种主观先验的思维方式，比方说目前的中医讨论也是，说不出任何道理来，还是要坚持说自己是对的，不认可任何合理的推理和逻辑“教育孩子也一样，很多父母的所谓大道理，实际上是经不起任何推敲的。他们坚持的唯一理由，就是他们觉得对。因此孩子慢慢长大了，会独立思考了，就会发现这所谓的“道理”的虚伪所在，他们就会对这些道理反感、延误，进而导致孩子对父母的不信任和反抗。举个例子，在高考前，有多少的父母在孩子高考的时候对孩子一口一个“放松”，“放松”，实际上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放松。他们告诉孩子，“发挥好坏无所谓”，其实那个孩子不知道他们父母是怎么的想法呢？相信很多人自己也经历过这个角色，今后呢还要但当父母的那个角色。到时候我们真的会做得比自己的父母做得更好么。恐怕不会的，因为受的是同样的传统文化的熏陶－－－那就是隐藏自己的想法，用道去解决具体问题，比着看谁更虚伪！此帖由 jerryhao 在 2006-07-17 16:44 进行编辑...

八根儿

没看完，先乱说一下，中华传统文化适合 造神 和 培养奴性的人，哪怕它号称能解释宇宙万物的规律，都远远不及西方文化 文明，因为只有顺应人性的 为 人 服务的文化才是落到了实处的，否则无非是些个 自欺欺人 的邪说。。。

jjhs

八根儿+2006-07-17 23:03+pid910547-->引用: 八根儿 @ 2006-07-17 23:03 [url=redirect.php?goto=findpost&p=910547">查看原帖[/url]  没看完，先乱说一下，中华传统文化适合 造神 和 培养奴性的人，哪怕它号称能解释宇宙万物的规律，都远远不及西方文化 文明，因为只有顺应人性的 为 人 服务的文化才是落到了实处的，否则无非是些个 自欺欺人 的邪说。。。

俺也乱说的<img src="http://www.etjy.com/images/smiles/embarrassed.gif" border="0" onclick="javascript:window.open(this.src);" alt= style="CURSOR: pointer" o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 老八是比俺还要追求理想化，完美化滴

ealain

就怕是对这些观点虽有了点认同，却学个四不象，反而坏了家里的一定之规。这些理念恐怕是要等到深入骨髓了再实施才行。此帖由 ealain 在 2006-07-18 12:29 进行编辑...

aooooo

很复杂,看不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