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告别中医中药（征求意见稿）

jerryhao

张功耀答曾昭武 曾博士： 你提出的问题，对于我们深入讨论问题很有益处。我不是职业医生。但对于概念、思想和行为的分析来说，我们有我们的学科优势。对于你提出的9个问题，我有如下思考： 1、关于“人参”是药品还是食品，我们中国一直没有认真研究过。欧洲列强侵入我们中国后，欧洲人才知道中国人用人参来维持和增强人的精力，于是，就对人参的这种“药用价值”进行了研究。出人意外的是，欧洲医学界得出了否定的结论。美国也是产人参较多的国家之一。为了确证人参的药用价值和营养价值，也从19世纪开始了与欧洲医学界相同目的的研究。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药品和食品管理局才最后做出结论，把人参列为“一般认为安全的食品”（不属于药品）。90年代，国际医学界还继续发表了相关论文[1-4]，国内也有比较多的报道。 你关于利用副作用来治病的想法，我不敢贸然苟同。因为它只是一种直觉，没有达到科学的境界。用它提出一种研究思路是可以的。用它做“反过来”治病的结论则未免武断。比如，口炎性腹泻是由患者的免疫性紊乱引起的，单纯使用一些止泻药，就可能解决不了问题。还有一些药物的副作用，对生命有机体是有损伤的，在没有弄清药物发生副作用的机理之前，不应该单凭直觉就“反过来”使用。科学需要直觉，但直觉本身并不是科学。至于西药医生如何反过来利用一些药物的副作用治病，你没有列出实例，我也没有注意到这方面的报道。但我认为，医生不但要治病，而且要安全地治病。一切不安全的治病理论和方法，不管它怎样有效，都应该努力排除。 2、“有价值的”和“科学的”是不同的概念。中国和西方在16世纪以前都曾经采用草本方法征服疾病。就是14世纪的欧洲对付黑死病，也基本上是采用了草本医学方法。因此，就医学的起源来说，它们都有大致相同的特征，本无所谓“中医”和“西医”。许多古代的草本医学方法，包括古印度、古埃及、古美索不大米亚、古代中美洲、古代高加索地区，不只是古中国的医学措施在世界上流行。它们都可以作为“自然疗法”的参考。换句话说，它们是有价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是科学的。社会上有一个倾向，把不进步的叫做传统的，把保守落后，为落后做掩盖，叫做“维护传统”，或者“弘扬传统”。这是一个严重的误导。二胡可以不进步，进步了可能就不是二胡了。医学属于科学，而科学是必须要进步的。我倡导告别中医中药，就是在我国医学界理直气壮地倡导科学进步，而不是在一些冠冕堂皇的口号下保守落后。 3、心率可能与脉博跳动相吻合，这并不奇怪。心电图测量中实际上就包含了“脉搏”。只不过它不是按照“寸口切三关”做的罢了。但是，如果说可以依据脉博跳动来判断所有疾病和妊娠状态，就未必可靠了。科学的东西必须遵守确定性原则。诊断描述应该尽可能精确，以便于与身体的正常状态进行比较。中医脉诊列举了14种“有病”的脉相，却没有列出“正常”的脉相。这表明，中医的脉诊方法不具备排中分析的逻辑基础。脉诊的描述不精确，又缺乏排中推理的逻辑基础，把疾病的诊断建立在这样不确定的基础上，会给诊断、施治、法医鉴定带来相当大的混乱。如果我们承认医学是一种科学，我们就要尊重科学的基本规范，包括它可靠的实验基础和逻辑基础。 4、治疗水肿病遵循“利尿、强心、排除梗阻”等原则，这是依据经验做出来的判断。但是，水肿病人未必都需要利尿，因为小便状态与水肿可能属于不同的疾病范畴。水肿病人也未必都需要强心，如果不是“心源水肿”，强心的意义就不大，而且不一定能解决问题。至于排除梗阻，首先碰到的问题是，排除哪里的梗阻？如何排除梗阻？用《黄帝内经》里介绍的“缪刺方法”可以排除梗阻吗？可见，依据表面现象做出的抽象原则，是没有实际意义的。批判理性主义哲学揭示过一条很重要的原理，原则越抽象，可错性越低，越没有科学价值。作为一个涉及人身安全的医学家来说，不应该被哪些貌似有理，而实际上又毫无意义的格言和警句所迷惑。 5、汞元素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禁止入药。我相信，你用五虎丹杀灭“基底细胞癌”可能是有效的。而且，这可能还是一条很重要的临床经验。你应该善于总结和比较。我在《告别中医中药》那篇文章中，提到过当前世界上流行的“自然疗法”研究取向。你可以根据你的这个临床经验，通过加减其中的药味，进行临床对比实验，也可以进行生理生化实验，判断出其中真正起作用的药物要素。如果可能的话，你可以研究一下，去掉汞元素是否同样有效？如果去掉汞元素同样有效，则你的这个临床经验，就可以成为一种普遍有效而且安全的疗法。我倡导告别中医中药，不是去否定那些确实有效的疗法。我自己曾经是中医生，我当然知道许多中医方剂是有效的。但是，我已经多次说过，有效的未必是科学的。我们告别中医中药，就是要告别那种不求甚解，不负责任，不安全的“有效”施治。中医的一些有效疗法，是可以作为“自然疗法”的参考文献来使用的。这与告别中医中药并不矛盾。 6、李时珍可能是一位医学著作家，并不一定就是医生。晋代皇甫谧写了《针灸甲乙经》。可是，他终身没有看过一个病人。李时珍的书，没有他独立的知识产权。他的《本草纲目》综合了前人的许多东西，其中良莠不分。一本那么厚的书，说它毫无价值，当然过于武断。我所反对的，是我国医学界和科学史界对这本书过于殷勤，一些注解读物对其中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东西，也缺乏勇气向读者指明。这是不尊重科学的表现。 7、“是药三分毒”。西药和中药的毒副作用很难简单地比较。目前国内也没有发表过这样的统计数据。但是，就我所知，西药在生产和检验方面是相当负责任的。每个新发明的西药（尤其是疫苗），在投放市场之前都经过了严格的检验，直截了当地阐明了它们的毒副作用，给出了安全使用的建议。遗憾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中药产品（包括煎剂和成药）做到了这一点。我已经在我的文章中说了，中药没有阐明毒副作用，不等于它们没有毒副作用。 8、我国哲学界关于系统因果关系的概念至今还十分模糊。就我本人所读到的关于中医系统观的论文来说，它们只是一些煞有介事的术语堆积，没有一篇论文真正达到了系统因果观的水平。我在课堂上曾经举抽烟与肺癌之间的关系，来解释过系统因果观与机械因果观之间的差异。机械因果观认为，抽烟可以引起肺癌，因为烟焦油中含有尼古丁。可是，尼古丁为什么会致癌呢？机械因果观就回答不了了。因为不少嗜烟如命的人，并没有患肺癌。西医已经发现了机械因果观的局限性。它迫切需要走向系统因果观。可是，这方面的研究还刚刚起步，取得的成果不多。中医的系统因果观，目前还处在搬弄系统科学术语进行自我标榜的水平上。这样的系统因果观毫无意义。 9、我赞成你的说法，许多常识的确是从科学转化来的。科学的东西一旦深入人心就变成常识了。但是，并不是所有常识都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中国的食疗观念中，许多作为常识的东西就不科学。比如，“补血”这个概念属于中国人的常识概念，却不是一个科学概念。17世纪的哈维曾经为我们证明过，对于一定体重的人来说，血液的含持量是一个常量。只要不是大出血，是不需要补血的。可是，在我们中国人的食疗常识中，却不乏“补血”这一类意义不明确的说法。 张功耀 2006年2月9日

jerryhao

曾昭武再致张功耀 张教授： 回复已阅。有不少收获。但我对您的回复仍有如下新意见，特进一步提出来与你商榷： 1、一般认为，食物是指能维持或继续人体正常新陈代谢的物质；药物是指能改善或恢复正常新陈代谢的物质。其实，食物、药物、毒物三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从一定意义上来讲可以相互转化。如食盐，用于烧菜，是食物；制成注射液，即为药物；若一次服用15－60克，即有碍于健康，一次服用200－250克，可因其吸水作用和发生离子平衡严重障碍而引起死亡，于是，它又成了毒物。可见，食物、药物、毒物的区分并没有严格界限。 2、现在的医学的诊断与治疗均不是建立在完全的必然性基础之上的，多半是进行可能性诊断，从100%到0%不等。就是做了很多检查之后，许多诊断仍然是可能是“某种疾病的可能性多大，但不排除可能是别的疾病”。中医通过望、闻、问、切得到的“症”来表征疾病，西医则用医学检验来判断病理。它们属于不同的规范。中医有了症，就可以“对症下药”。与西医的“对症治疗”有一定相似。 3、正确的治疗原则也属于医学科学范畴，如果非感染性水肿用“杀菌”治疗则显然是不科学的。治疗原则对医师来说有时比具体的治疗更重要。 4、汞外用可治疗诸多疾病，五虎丹具体的治疗作用是由于哪种，值得进一步研究。 5、您对李时珍的评价是正确的。现在大部分中医临床医生当然必须根据实际的临床效果来诊治，虚无飘渺的东西已经比较少见了。 6、中药的毒性研究有很多还是做了的，中药药典里有具体的说明，但多限于急性毒性试验等，无疑有很多工作还要进一步去做。这也是当前中药的主要任务之一。 7、目前对因果关系，特别是中医的系统因果观，研究甚少。但多味中药系统性科学的配伍是有其正确的哲学与科学基础的，目前很多中医药研究也在用更客观的方法研究证实与证伪，目前现代医学中很多疾病都不是用单一的药物治疗，多半是几联疗法。但，这些药物之间的相互作用，特别是体内的相互作用研究得较少，西药已经或正在走多种药物联合配伍的道路。 9、常识是慢慢形成的。对于未知疾病，《内经》可能还是较早吃螃蟹的。在西医大举进入中国之前，中医对当时的人们建立一些医疗常识，应该是有重要的作用的。对于水肿病人，不是医生的人，很难有什么“开鬼门、洁净府”之类的看法的。这种看法的形成应该是在古代医师治疗水肿时逐步形成的，以后才变成一般人所知的常识。 曾昭武 2006年2月10日

jerryhao

张功耀再答曾昭武 曾博士： 你的意见很有启发。比如你在关于药物、食物和毒物的区别中，举食盐的例子，我觉得就很能打动读者，让读者去思考其中深层次的哲学问题。从这样的讨论，你可以看出，哲学对于我们思考问题是很重要的。就我的观点看，我们在决定某物是否可以收入“药典”时，应该依据它在常规使用条件下的结果去判断，而不要在极限条件下或非正常条件下的使用结果去判断。也以食盐为例，即使少量的食盐，对于水肿病人来说，也是“毒药”。常规条件下生产和使用的食盐，应该被列入食品，而不应该被列入药品。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在收入“食品”名录时，分别“安全食品”和“一般认为安全食品”，我认为，这样就对人们的日常生活具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此外，我不能同意你关于医疗诊断和治疗方面的“必然性问题”的争辩。 科学是揭示必然性的。否则，就不叫科学了。一种医学如果蔑视对必然性的追求，把医疗措施和医疗效果用患者的生命去做赌博，这是非常有害的。 中医看病的基本思想是“辨症施治”。事实上，这个所谓的“辨症施治”，只浮在对疾病的表面观察上，没有深入到疾病的病理中去。不同的疾病，会有相同的“症”。这一点，你大概比我更清楚。“胃痛”严格来说是“症”不是“病”。十二指肠溃疡，胃炎，胃动力不足，肠炎，肠梗阻，吃了有毒的东西，胃癌，等等，都可能表现为“胃痛”。中医的缺点就在于，它不去寻求导致“症”的病理学基础，只浮在“症”的表面“辨症施治”。疼痛就止痛，大便不畅就泻下，一身紧就发汗，出血就止血，如此等等。由之，虽然症状消除了，疾病却依然存在。由于我国自古以来就是“辨症施治”，而且，看上去这已经足够了，于是，就造就了我国不少医生蔑视必然性的思维惰性。 蔑视必然性，必然要受到必然性的惩罚。这样的思维惰性是非常有害的。但是，这里涉及到另外一个难题。疾病的发生是有条件的。征服疾病的方法又总是出现在疾病产生之后。比如，冠心病是1912年才第一次报道的，现在我们对它的因果关系依然没有彻底阐明。1959年，一名刚果男子的死因不能在已知的病理学范围内解释，他被认为是一种新型的疾病，到1984年，美国的Gallo医师，分离出了一种引起艾滋病的人类免疫性缺陷的病毒（HIV），然后，又从1959死亡的那名刚果男子身上也检查到了这种病毒。这才最后揭示了引起这种新型疾病的因果关系。显然，医生不可能在还没有阐明因果关系并找到征服这些新型疾病的方法之前，不对这些疾病采取措施。这大概就是你所说的，医生可以在0%的必然性的情况下，也应该对患者“辨症施治”的缘由。但是，这不能成为医学科学可以浮在症的表面，不去追求蕴藏在“症”的内部哪些生理和病理的必然性的理由。我认为，对于尚未被征服的疾病，采取一些临时性的医疗措施是可以的。但作为一个标准化的医疗措施，则需要精细的探索，甚至需要动员全世界的医生来攻关。 由于中医倡导“辨症施治”，“症”的表现形式又基本相同，于是，中医往往是一个医生看多种疾病，甚至所有疾病。与之相反，西医一直以追求因果关系明确的方式来对疾病施治。于是就出现了许多人看一种病的格局。前者因为一个医生“包医百病”，自然就不需要医院了。后者因为许多人看一种病，这就需要各种诊疗程序（检验、诊断、透视、扫描）系统地发挥功能，于是就产生了医院。如果我们满足于“辨症施治”，不管其施治结果有效还是无效，遗留下来的不确定性因素势必很多，因而不能形成标准化的诊断和治疗，尤其不能进行安全性评估。如果我们在对新型疾病采取临时性医疗措施的同时，认真研究它的因果关系，在开始时可能不如中医那样积极，而一旦确定性地解决了因果关系问题，就可以使征服相关疾病的方法走向标准化。那时，人们就可以接受标准化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了。久而久之，这些还会转变成你所说的医疗常识，患者自己到药铺去购买一些非处方药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可见，把医学推向科学，肯花时间和精力去寻求明确的因果关系，对整个社会来说是非常有益的。 张功耀 2006年2月12日

jerryhao

<span class="zhubt">中医诸“优势”辨析</span><span class="fubt">张功耀 | 2006年5月22日</span><span class="fubt">笔者《告别中医中药》一文在《医学与哲学》杂志发表[1]以后，便有学界朋友对其中所倡导的观点表示了质疑：“纵然中医中药的缺点颇多，其优势也是不可否认的”。为使我们对中医的“优势”（为了叙述方便，以下使用这个概念时不再加引号）有个清醒的认识，笔者选择其中一些流行的“优势”说法，做些“篇幅有限”的辨析。 关于“中医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 这个优势曾经是很坚挺的。它的坚挺是如此地有效，以至于1929年在我国首次讨论建立我国的“医学标准”时，因为会议通过了废除缺乏标准化诊断和治疗依据的中医（允许使用中药）的议案，一些中医界人士只扯出一面“爱国”的横幅，便轻而易举地将这个决议案弹压下去了。提出这个议案的余云岫先生，仅仅因为在日本留过学，便被一些不负责任的历史学者扣上了“汉*”的帽子[2]。 今天的中国，民族心理已经成熟，国家也已经强大到了可以理直气壮地面对过去和未来的时候。正是这些进步，使得我们今天能够理直气壮地反思中医中药。 医学属于科学，它与音乐和艺术之类的文化不同。凡是科学的东西都应该谋求自身的进步。二胡可以不进步，进步了就可能不是二胡。但是，科学如果不进步就没有资格被称为科学。这样的常识本不需要多费口舌。但在我国，恰恰许多不是问题的问题，却要不厌其烦地加以重述。笔者已经指出过，全世界最古老的医学都是草本医学。从这个角度看，中医与其它古文明地区的医学本无特别的不同。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的读者也许还记得，远古时代的欧洲，曾经形成过“灵草崇拜”[3]。足见那里的草医草药在征服疾病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何等的神圣！但当医学在欧洲取得重大进步的时候，欧洲人最终还是能够接受进步，告别落后。令人遗憾的是，中医不但自己没有寻求到自身的进步，甚至也不愿意接受任何医学进步的事实。二胡不进步，不会给社会带来危害，医学如果不进步，其后果就相当严重了。详见下表： 几个主要历史时期中国与欧洲零岁平均期望寿命比较表 （单位：岁）<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512" border="1"><tr><td width="64">项目</td><td width="64">1800年</td><td width="64">1929年</td><td width="64">1947年</td><td width="64">1951年</td><td width="64">1981年</td><td width="64">2000年</td><td width="64">2004年</td></tr><tr><td width="64">欧洲</td><td width="64">~25－30</td><td width="64">59.12</td><td width="64">62.70</td><td width="64">69.0</td><td width="64">74.0</td><td width="64">75.1</td><td width="64">76.0</td></tr><tr><td width="64">中国</td><td width="64">~25－30</td><td width="64">~30</td><td width="64">36.4</td><td width="64">42.0</td><td width="64">67.8</td><td width="64">71.3</td><td width="64">71.8</td></tr></table>本表资料来源： 1、Lee and Feng (1999); Peterson (1995); Wrigley and Schofield (1981);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1998); UNDP（2002）; 2、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National Center for Health Statistics; National Vital Statistics Reports, vol 53., no. 6, Nov. 10, 2004；Life Expectancy by Age, 1850–2003； 3、上海人口统计资料和新华社消息。 （附记：表内，中国1947年和1951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采自上海的资料。其它可查的资料只笼统地表述为“大约35岁”。） 本表显示，在医学和生理学不发达的古代，中国人和欧洲人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大致相同，即古代中医与古代西医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相近。虽然欧洲的医学革命最初爆发在16世纪中叶，但欧洲人全面接受这次医学革命则是在19世纪上半叶。自从欧洲民众全面接受医学革命的成果之后，欧洲人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便有了奇迹般的增加。众所周知，1929年是世界爆发经济危机的重要年份。在那样沉重的经济压力下，欧洲人的平均零岁期望寿命居然增加到了59.12岁。而游离于世界经济危机之外的中国，此时的人均寿命反倒停留在19世纪以前的水平上。此后，伴随着西医知识的普及，我国的人均期望寿命才开始增加。作为当时发达地区的上海，1947年的人均零岁期望寿命首次突破30岁，达到了36.0岁。改革开放以来，西医在我国被接受的程度首次超过了中医。相应地，人均期望寿命也逐步向欧洲人追齐。局部地区则超过了欧洲。以新华社发表的2004年人均零岁期望寿命的数据为例，北京达到了79.87岁，广州达到了77岁，上海达到了80.29岁。 我国人口平均零岁期望寿命的增加，大概不能用自然环境条件的改善来解释，因为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说明我国现在的自然环境优于古代。此外，它也不能用世界营养学界普遍推荐的“素食模式”来解释，因为也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现代中国人比古代中国人更自觉地遵守素食。因此，这个增加只能由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和普及来解释。毫无疑义，在20世纪医学和生理学的进步中，中医的贡献甚微。认识到这一点，对于那些躺在“优秀传统文化”上睡大觉而不思新进的人来说，不失为一付清醒剂。 关于“中医博大精深，属于超科学” 这个优势说法在吹捧中医的同时，低估了现代人的理解力和判断力。大概也是由于对中医“博大精深”的吹捧，使得我国所有的中药医生都不得不接受自己是个“半吊子医生”的事实。特别现实的例子是，一位中医肝病专家，一辈子与肝病打交道，却无法解释“肝”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在这“博大精深”的吹捧后面最值得同情的，是哪些中医学院的学生和那些为了考取《中医职称证书》的人们。他们鸡鸣即起背诵“医古文”。那些晦涩难懂诘嘴拗牙的文字和逻辑，经常性地使他们如坠云雾，似穿迷宫，整天价地“在无穷概念之中玩弄无穷循环”（黑格尔语）。从五脏六腑到三阴三阳，从奇经八脉到五味四气，从六气岁物到七方十剂，从四时宜忌到八正风门，从药性赋到汤头歌，凡此种种，让那些可怜的学生们还没有背完就早已两眼火冒金星了。“博大精深”和“超科学”的假定，对于这些企图求取功名的人来说，完全不是什么学术优势，而是既躲不起也惹不起的思想负担！ 事实上，我国古代一直存在着一种人为造就“博大精深”的文化倾向。比如说，当你把一个日期表述成“2006年5月11日”时，你可能会被一些热衷于博大精深的人讥讽为“过于浅薄”。而如果你把它表述成“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时，你就可能赢得“满腹经纶的学士”的头衔。前者的“浅薄”，适合于与所有人交流。后者虽然也只是表达了一个日期，经过“博大精深”的造作之后，便不能与绝大部分人交流了。缺乏科学头脑又不打算去识别这种矫揉造作的真实意图的人，可能会去努力弄懂蕴含在“太岁星君”，“向般”、“丙戌年”、“癸巳月”、“庚子日”之中那些所谓“博大精深”的内涵。其实，这些矫揉造作是作者刻意为了自我标榜而做成的，没有任何实际的意义。 类似的矫揉造作在中医的理论建构中更为严重。被中医断定为最重要的病因的是“风”。《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有：“风者，百病之始也”[4]一说。于是，几乎所有的中医经典都从“风门”论起。可是，稍微有点现代医学常识和自然常识的人都知道，“风”无非就是空气流动。把它作为病因之首，实在没有多少根据。中医病因理论把“风”断定为“百病之始”，明显是按照对应原则，而不是按照确定性原则，建立起来的因果关系。而单凭对应原则是不能建立任何可靠的因果关系的。身边的例子有，白天与黑夜是对应的，但白天和黑夜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我们无时无刻不在风中生活，按照中医理论，一个人只要患病，风就有推不掉的责任。这样一来，中医病因理论家就从风那里找到了“永恒真理”。明眼人十分清楚，这个“永恒真理”的荒谬程度是相当惊人的！尽管如此，我国古代医学理论建设却一直被限定在了这个思维框架内。为了把人的疾病与风对应起来，中医病因理论的构造者们，人为地制造了许许多多的风。《黄帝内经》首先将风与三阴三阳相联系，然后在《移精变气论》中扩大到“八风五痹”，在《玉版论要篇》和《八正神明论》中又再扩大到“八风四时”。这还不够，“八风四时”又进一步地与虚、实、寒、热、五脏六腑之类的概念进行了两两组合。于是，一个简简单单明明白白的风，经中医理论家一扩充，变成了任何神仙都会感到莫名其妙的风。其结果，就连制造这些风概念的人，自己也弄不清“究竟什么是风”了。 与中医将多种病因简单化地归结为“六淫”不同，西医更注重不同疾病病因的具体性和客观性。被歧伯列为四种“中风大法”的偏枯、风痱、风懿、风痹，最可能确切的西医病因描述是心脑血管病变、血液粘稠度偏高、血脂偏高、关节炎、肌肉萎缩、脑血栓等，与“风”没有关系。值得进一步指出的，我国一些食古不化的现代人，居然反其道而行之，他们不是把过去模糊的认识精确化，而是把已经取得的精确性认识模糊化。在一些所谓“中西医结合”的实践中，居然在测量了血压之后将高血压辨证为“心气虚”，在做了胃镜检查之后把慢性浅表性胃炎辨证为“脾胃不和”。这种食古不化的“创新”实在令人喷饭！ 中医理论建构中远离实际的情形，大概是一些有点文墨而又没有找到判断真理的方法的文人造成的。那些文盲或半文盲的郎中，对这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从来都是不屑一顾的。一些头脑清醒的读书人也与那些乡村郎中相通。他们编修的验方集成著作，就多少对那些莫名其妙的“医理”和“病理”取蔑视态度。就笔者陋见，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可以列出《外台秘要》、《苏沈良方》、《备急千金方》、《小儿药证直诀》、《妇人大全良方》和《验方新编》。从这些蔑视“医理”和“病理”的验方著作的出版可以看出，即使在中国古代，那些装腔作势的“医理”和“病理”也是完全可以被抛弃的东西。 科学认识应该逐步走向确定性。像中医病因理论这样把一个概念越搞越复杂，越搞越不确定，不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要求。读过卡斯蒂廖尼的《医学史》最初几章的读者也许能够概括得出，古代欧洲、古代埃及和古代巴比仑地区的医生，对于疾病的病因和疾病的描述是由模糊到精确、由不确定到确定、由复杂到简单，逐步发展起来的。现代的年轻人应该取这种态度，而不要被那些莫名其妙的“博大精深”牵着鼻子走。 至于“超科学”的说法，迄今没有人给它下过定义，也没有人指出过它与我们通常所理解的“科学”是什么关系。既然制造这个术语的人还没有明确这个术语的意义，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名不正则言不顺”的学术背景下去纠缠它了。 关于“中医是系统医学” 这个优势是那些接触过系统科学而实际并不真懂系统科学要义的伪学者们制造出来的现代神话，没有丝毫的科学内涵。 哲学史告诉我们，远在古代希腊，哲学家们为了摆脱神秘主义的思想束缚，创造了把“多”的世界化为“一”的世界来认识的方法。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简单性方法。这个简单性方法的思想起源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正是这种本体实在主义的哲学，把万事万物变化的内在因素归结为少数“不变的实体”。德谟克里特解释物质构成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原子”；亚里士多德解释生命现象所找到的“不变的实体”是“基质”和“隐德来希”；如此等等。发动医学革命的巴拉塞尔苏斯，最早把药物真正起治疗作用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药物的“精素”，也是在这种哲学的启发下做出来的成就。 “不变的实体”这个概念是非常有效的。从古希腊以来全部科学思想的发展，都是寻找这个“不变的实体”。伽利略的运动学和牛顿的力学，把运动的奥秘归结为“力”，波伊尔、道尔顿、拉瓦锡为代表的近代化学，把决定化学变化的“不变的实体”归结为“元素”。此外，电磁学的“电子”和“磁子”，生物学的“细胞”和“原生质”，光学的“光子”或“光波”，都是这样的“不变的实体”。2000多年来科学的发展一直在证明，任何“多”的实在都可以通过“一”来认识的。 受本体实在主义哲学的影响，西方医学也试图走出一条简单性方法的成功道路。于是，细菌和病毒之对于感染性疾病，尼古丁之对于肺癌，二氧化硅尘埃之对于矽肺病，激素之对于生长发育，如此等等，使得疾病的病因都得到了简单性的解释。这些简单性的解释为进行简单性的治疗和预防奠定了可靠的基础。以预防为例，对于感染性疾病，西医主张消灭细菌和病毒或将通过免疫减少细菌和病毒对健康人体的为害；对于肺癌，西医劝告大家不要吸烟；对于矽肺病，西医劝告大家尽可能避免将二氧化硅之类的尘埃吸入肺部。有了这样一些可靠的简单性认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良医者，常治无病之病”才有了可靠的依据。 可是，正当简单性思维高唱凯歌的时候，人们陆续发现了一些简单性思维框架下不能得到解释的自然现象。就医学生理学而言，最为典型的现象就是体温的变化。众所周知，一些外部物理因素或化学因素的引入（如烤火和呼吸氧气），并不能改变生命物体的体温。感冒或一些局部炎症反倒能够使体温发生骤然变化。体温明显是关于生命物体的宏观测量值。但是，这种宏观状态的物理测量值，究竟是由哪些因素决定的？为什么一个局部的炎症会骤然影响到整体？诸如此类的问题，已经不能单纯用“不变的实体”来解释了。这就暴露出了简单性思维的局限性。系统性思维就是从寻求对这一类问题的可靠性理解而提出来的。最初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作为“实验生理学之父”的贝纳德（Claude Bernard）。他提出这个问题的目的是向还原论的生物学哲学挑战。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把人们的思想角度引向了生物有机体的“内部环境”（internal milieu）[5]。可是，这个内部环境的要素究竟是如何影响到整体的，却至今没有明确的答案。不过，有迹象表明，简单性思维虽然不能回答体温变化的机理问题，但似乎对解决体温问题有效。众所周知，尽管我们不知道体温是如何升高的，但当我们使用一些退热措施和消炎措施之后，是的确可以降低体温的。 值得我们进行理性思考的是，西医没有完成的任务，中医是否能够完成，或早已完成了？换句话说，中医是否真的达到了“系统医学”的水平？ 把“风”理解为“百病之始”是系统性思维或复杂性思维的结果吗？不是！它的思想特征实在过于简单，甚至比西医用细菌和病毒来解释感染，用吸食尼古丁来解释肺癌，用吸食二氧化硅尘埃来解释矽肺病，用激素来解释生长发育，还要简单。值得顺便指出的是，这里所讲的简单远不能与巴门尼德的本体实在主义哲学所倡导的简单性相比（以下谈到的中医简单性都只能做这样的理解）。从确定性上看，中医对所有病因的解释都是一笔“糊涂帐”。有作者认为中医对病因的认识是一种“客观认识”[6]，实在没有依据。没有认识上的确定性又何以可言认识上的客观性？系统理论从来就是追求事物演化的确定性的。只不过它所追求的是系统演化的确定性，尤其是系统演化中产生概然事件（通常的术语叫做“凸现”）的确定性，而不是以往那种一一对应事件演化的确定性。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不是科学理论！蔑视确定性的理论也与系统科学毫不相干！ 至于施治方法，中医的简单性思维特征就更加明显了。众所周知，中医看病的基本原则是“辨证施治”。于是，中医没有医院、没有医学检验、没有病理分析，甚至连基本的临床统计也没有，更不用说双盲对比实验检验了。一个中药医生根据“辨症施治”就可以包医百病，其系统性从何说起？19世纪以来的西医则不同，它的基本格局是许多医生看一种病。就其对疾病的诊断而言，它需要多个程序的系统检查和多人的会诊（病理分析）。稍微有点系统论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允许一个人“包医百病”的中医体制属于系统医学观，而许多人看一种病的西医体制反倒不属于系统医学观。 再看治疗方法。中医的辨证施治只针对不同的“证”（通“症”）使用不同的药。在这个过程中，仿佛所有的“证”都是各自独立的，而不是相互联系的。至于决定这些“证”的“因”，则不外“风”、“寒”、“暑”、“湿”、“燥”、“火”六淫。前已述及，从古到今，没有任何一个成熟的中药医生可以确定性地解释这些“病因”的真实含义。于是，不仅“病因”是模糊的，病因的医学意义也是模糊的。这也是造成许多中药医生可以抛开那些意义不明的病因理论，直接对病人施治的原因所在。由于“施治”是基于“辨证”的，于是，泻下用大黄芒硝，发汗用麻黄姜桂，风湿用防风独活，利尿用猪苓泽泻，如此等等。这些施治方法，实在没有任何系统医学观的趣味。与之相比，西医的施治方法似乎更有资格被称为系统医学。因为西医是一个集治疗、防疫、免疫和公共卫生于一体的医学体系，因而，西医对待任何一种疾病都倡导使用系统化的措施。比如，西医为了征服肺结核，用接种卡介苗提高人体对结核杆菌的免疫力；在使用利福平杀灭结核杆菌的同时采取保护肝脏的措施；在日常生活方面，西药医生还劝告结核病人注意补充蛋白质、戒除烟酒、注意保暖，等等。西医这种基于可靠性认识而采取的系统性方法，中医至今也不能望其项背。究竟谁更接近于系统医学，名眼人一看就能得出结论。 在求实的科学面前，任何自我标榜只会贻误发展的时机，不会有任何益处。但愿读者能够重新认识到这一点！ 参 考 文 献 [1] 张功耀，告别中医中药，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 [2] 中国中医研究院理论学习小组编，历史上的儒法斗争对于我国医药发展的影响，人民卫生出版社，1975年1月版。 [3] （意）卡斯蒂廖尼著，程之范主译，医学史（上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 [4] 佚名，黄帝内经·生气通天论第三，辽宁民族出版社，1999年，第7页。 [5] 张功耀，科学技术学导论（自然辩证法概论），中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82页。 [6] 荆志伟，科学是中医的“紧箍咒”吗？医学与哲学，2006年第4期。</sp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