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产生不了诺贝尔奖获得者？------对“钱学森之问”的一种解读

大胖和小胖

黎念清

2014年11月2日 15:03

2005年，温家宝在看望钱学森的时候，钱学森感慨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这个问题，钱学森自己是有答案的。他曾向温家宝进言：“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刘人怀院士等在《试答“钱学森之问》中，从几个方面做出了解答：教育体制的行政化问题、教育投入问题、社会对教育重视不足问题等，并提出了解决之道。http://www.zggxkj.com.cn/?module=show&id=333

无论钱学森本人、刘人怀院士，还是其他方面的专家学者，都是着眼于教育体制问题，这些分析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我认为，他们着眼的仍然是高等教育本身。事实上，教育行政化固然窒息学校的创新，但在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教育投入力度的情况下，教育功利化却反而变本加厉起来，高校教师不安心学术研究，一个个忙于拉项目做课题，导师与研究生之间的师生关系蜕变为雇佣关系，只有著述没有创新，剪刀浆糊胡乱拼凑的文章数不胜数，能做一个国外理论的留声机已经算是不错的学者，基础性研究乏人问津，甘于名山事业的学者少之又少，拍官员马屁、为利益集团摇旗呐喊的砖家越来越多。在党政机关工作多年，北大、清华这些顶级大学教授在官员面前谄媚、卑微的笑脸看的我直反胃，全然看不到当年学人铁肩担道义的气魄和担当，全然不见“民国范儿”的影子。教育去行政化的另一面，是大学内学阀、派系的倾轧，下放招生权、教授治校动机是好的，但人民大学招生就业处处长蔡荣生被捕暴露的黑幕却让学校自主招生、教授治校蒙上了阴影。

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前苏联的极权统治远比今天中国的威权政治残酷，他们却产生了十几位诺贝尔奖获得者，遍布于物理、化学、生理、经济学、文学各领域。

是什么原因让中国的大学堕落如此不堪？诺贝尔奖为什么离中国如此遥远？我认为，教育体制问题不容回避，但比教育体制更深层的因素才是根本原因，这就是中共建政以来士绅阶层的毁灭，使中国普遍失去的形而上的能力。

我们不妨从华人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的成长背景，发现培养学术大师的社会土壤。

李政道：生于上海一个名门望族家庭，父亲李骏康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化系，母亲张明璋是上海启明女子中学毕业生

杨振宁：国民党高级将领杜聿明的女婿，祖父杨邦盛是清末秀才，早年一直在私塾教书。后来去天津，在段芝贵的幕府中做幕僚。父亲杨武之获芝加哥大学获硕士和博士学位，先后在厦门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同济大学、复旦大学教授。

丁肇中：父亲丁观海、母亲王隽英皆任教于大学。丁氏的祖籍故里是日照城南38华里的涛雒镇。涛雒是个具有900年历史的古镇，丁氏家族自明初从外地迁来，后成这里的名门望族之一。丁氏祖宅取号为“仲德堂”，商号是“同生”。丁氏祖上近支，曾连出进士、举人。丁肇中的祖父丁履巽（字绎言）肄业于上海复旦大学，37岁去世，终生末入仕途。

李远哲：台湾新竹人，父亲李泽藩教书兼作画，母亲李蔡配教幼儿园，民国二、三十年代，一个清苦但家教严格的公教人员家庭。

朱棣文：祖父朱祝年是江苏苏州太仓城厢镇的一位读书人，十分重视培养后代。大姑妈朱汝昭早年曾留学日本；二姑妈朱汝华早年留学美国任芝加哥大学化学工程教授，是中国第一代化学家；三姑妈朱汝蓉，1943留学美国攻读化学，也是一名化学教授。朱棣文的父亲朱汝瑾1940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化工系，1943年留美就读麻省理工学院，1946年获该院化工博士，先后任美国圣路易、纽约及新泽西的3所大学教授，历任美国和欧洲60多家石油、化学、导弹、核子工程及太空公司的顾问；其母李静贞出生于天津一名门之家，1945年清华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工商管理。朱棣文的外祖父李书田毕业于天津大学，1923年公费留美，回国后投身教育事业，曾任国立贵州农工学院，天津大学校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朱棣文父兄辈中至少有12位拥有博士学位或大学教授职位。

崔琦：1939年2月28日生于河南省平顶山市宝丰县的一个贫困农村，第6位获得诺贝尔奖的华裔。父母都是目不识丁但老实巴交的农民。崔琦乖巧聪慧，好读书，家里尽管贫寒，也设法送他上学。1951年，崔母王双贤克服重重困难，使崔琦跟随亲戚前往香港培正中学就读，自此接受良好教育。当年一别，崔琦才12岁。留在大陆的父亲在1959年饿死，母亲背负里通外国的罪名在1968年贫病而亡。崔琦母亲去世时，崔琦姐姐欲借铁锹一把埋葬母亲，磕头下跪求遍全村却无一人肯借。1998年崔琦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后，当地政府搞起了崔琦故居，并命名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钱永健：吴越钱氏家族不遑多论。

高锟：1933年11月4日出生在江苏省金山县（今上海市金山区），住在法租界。父亲是律师，祖父高吹万是晚清著名诗人，革命家，南社的重要成员。

这七位诺奖获得者，有五位出身于名门望族，六位出身于书香门第（崔琦虽不是出身于书香门第，但有一位重视教育的母亲，更有一位慷慨助学的亲戚。如果崔琦留在内地，与诺将无缘毋庸置疑）。

自然科学如此，社会科学更是如此。国内的陈寅恪、傅斯年、冯友兰、钱钟书、周一良….这些学术大师无一不是出自名门望族，文学名家鲁迅、巴金更是众所周知。

他们共同的经历反映出一个人才成长规律：学术大师需要深厚的家庭底蕴。

学术在国外叫象牙之塔，在古代中国叫名山事业，大多数情况下与经济利益无关，本质上是一种精神自娱。哈佛校训“与柏拉图为友，与亚里士多德为友，更要与真理为友”，就是这种精神生活的生动写照。学术创造既需要聪明智慧，更需要有在市场大潮面前“心远地自偏”的坚持和淡泊。这种定力既需要物质条件来保障，更需要内心自觉来自持，这种对物语的内心自持需要几代人的积蓄才能养成。耕读传家的中国传统士绅阶层承担了精神文明的创造和传播功能，这些士绅在西学的冲击下，转化为新式的知识人。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诞生了这些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

中共崛起的过程，就是消灭社会士绅阶层的过程。中共政权彻底变革了中国城乡的社会生产关系，建立起新的权威模式。士绅阶层的毁灭，意味着精神贵族的灭亡。所有的人都成为物质上的无产者，精神上的乞丐。精神上的乞丐只满足于物质上的满足，把学术活动当成了捞取物质利益的敲门砖，。改革开放后，财富占有上虽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分化，但精神上的贫瘠一如既往。“穷得只剩下钱”

就是暴富阶层精神世界的反应。知识人依附于权力，在社会转型中获取了巨大财富，成为利益集团的吹鼓手，但他们只有利益算计，没有追求真理的信念，更没有直面良知的勇气。他们满足于同高官拉关系，学而优则仕，官而忧则学，学术完全失去了独立和尊严，成为权力和财阀的玩偶。

中国社会产生不了大师的根源，是士绅阶层的毁灭，贵族精神的丧失，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主导着全社会。精神上的贫困不是增加教育投入所能扭转的，也不是教育体制改革所能改变的，需要漫长的时间积淀。

苏联有上千年的基督教传统，有深厚的贵族文化积淀，所以他们既能在诺贝尔奖方面屡有斩获，也能成功实现政治转型。中国没有贵族，只有流氓无产者，他们唯一关心的是获取和巩固权力，这既是红二代们的心态，也是这个国家大多数人的心态，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师缺位、山寨货充斥、自主创新匮乏的现状难以改变，中国学术界将仍然是国外学术界的留声机。

imlucky

除了最后一段因不够了解而无法评论，其他的说的非常有道理

fangqi1405

有一定的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