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孩子们天天健康快乐！

标题: 从"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说起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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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01:53
标题: 从"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说起
自己开始认识泰戈尔还是读了徐志摩的传记知道他们的交情开始的，看到上面读经人士的言论，心中自然冒出些困惑可否给点出处帮助提高一下02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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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爱的翅膀    时间: 2007-9-14 03:16
02GG好久不见.  和读经的没完了? 作为早期读经家庭实践者之一, 看来02GG当时读经读24史的经历确实不怎么愉快! 读经的诸位一定要吸取02GG的教训, 注意方式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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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袋子宁静    时间: 2007-9-14 07:31
早晨起来，还有板凳坐呢，不错。

从"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说起？哪里写着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呢？

也请给点出处，也好知道个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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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08:51
标题: 回复 #3 一袋子宁静 的帖子

晚上给他读泰戈尔的飞鸟集，那诗真叫美呀。我跟他说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他觉得好奇怪，又觉得好骄傲，为我们的祖先骄傲。

不过我却看多了那些“学得胡语骂国人”的无 ...

http://bbs.etjy.com/viewthread.p ... page%3D1&page=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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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08:53
dawnch 2007-9-14 02:38 威望 +10 泰戈尔写的东西还是好滴~
dawnch 2007-9-14 02:38 金钱 +10 泰戈尔写的东西还是好滴~

泰戈尔是学贯中西，所以02才有一问，不然他老人家很怨，真不得了了，到底泰戈尔为什么每天都拜孔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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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08:55
标题: [转载] 天空无痕 鸟儿飞过

[转载] 天空无痕 鸟儿飞过

来源:新民晚报

穿梭时空  知识界的责任
    在穿越了漫长的封建社会之后，中国之何去何从，思想家们的思考似乎要比政治家们来得更积极。民国成立后的短短二十多年中，一大批享誉国际的大师级人物被相继邀请到中国来“布道”，比如罗素、杜威、爱因斯坦、玻尔、萧伯纳、卓别林……还有泰戈尔。
    当时的执政府或山大王“戡乱”、“兼并”还来不及，哪有闲功夫听几位外国文士“扯淡”。出面邀请的人，绝大部分没有官方背景，他们是教授、学者、作家、艺术家或民间社团的代表。因此，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借此改善和推进中国文化学术乃至社会的现状和进步。
    过去，有些人总以为，把那些大师请来做演讲的人，无非是宣传和实现政治理想的手段，即所谓“借他人酒杯，浇胸中块垒”。事实上并非如此。我们只要看一看那些大师的立场和思想，就会清楚他们是多么的不同！再说，那些大师对于中国的了解非常有限，他们的演讲，当然也不会对中国社会的变革起到明显的推动作用。一个简单的例子，“圣雄”甘地的所谓“非暴力不合作”的斗争策略，只有对英国这样的殖民者才能奏效，倘若换作法西斯独裁国家，断无成功的可能。这已是常识，也可以说是泰戈尔之所以受到一些非议的重要原因之一。当时来华的外国人多少都会出现这种认识上的缺陷，毫不奇怪。而大师的到来，引起了中国知识界的不同反响，也足以说明人们的脑子没有糊涂到偏听偏信的迷狂状态。


    把那些大师请到中国，哪怕只是短暂的逗留，不管目的何在，客观上则显示了中国文化界、学术界和思想界的开放意识、学术敏感和宽阔胸襟，与大师零距离的交流，以便更好地将“独立之思想，自由之思想”的理念渗透到学术研究和艺术创造当中。从另一方面说，关注中国文化的前途，或者放大了说关注国家的命运，正是这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自觉行动和可贵品质。
    经过七八十年的历史沉淀之后，我们对此看得更为清晰了。（剑箫）
旧档新读  文化界辩论
    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主张，在中国的文化界引起了极大的纷争。
    1923年10月，郭沫若就以一篇《泰戈尔来华之我见》掀起了反对泰戈尔的浪潮。文章中说：“‘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什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
    而当年最早将泰戈尔的作品介绍给国人的陈独秀，在泰戈尔访华期间，发表了多篇政治性评论，指出：“泰戈尔不是张之洞、梁启超一流中西文化调和论者，乃是一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并且请泰戈尔“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
    作为信仰赛先生的新文化运动学者的林语堂在1924年6月也发表《论泰戈尔的政治思想》一文，批评“泰戈尔大谈精神生活也无过是一种反应……我们只须先认定他是一种对于亡国环境的反应……所以谋自存之道，不是什么哲理……暗杀、革命、宪法改革都干不了，或不想干，于是乎有最无聊的一办法，谓之精神安慰。”
    鲁迅1924年11月在《语丝》上发表了一篇杂文《照相》，其中提到泰戈尔访华时语带讽意：“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以文气和玄气……”
    与此相反的是，梁启超与泰戈尔神交已久，一见如故，甚至把泰戈尔比作千年前的鸠摩罗什。
    胡适说泰戈尔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一个人”，还主持北平学界为泰戈尔举办的祝寿会，称泰戈尔“是诗哲，并且是革命的诗哲，中国文化受印度影响很大”。
    徐志摩毫不隐瞒对泰戈尔的崇拜之心，认为泰戈尔“可称之曰圣、曰美，实与常人不同”。
  过眼烟云  泰戈尔：争议中的上海之行
    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印度大诗人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不仅是享誉世界文坛的巨匠，而且是中国人民的真诚朋友。上海是泰戈尔1924年4月-5月、1929年3月和6月三次驻留之地，尽管最为轰动、影响广泛的首次访华诱发了中国文化界的极大争议，但其在上海的历史进程中留下的一页篇章，今天依然是值得纪念的。
    迎接泰戈尔
    1924年3月21日，泰戈尔以64岁花甲之龄，携印度国际大学教授、梵文学者沈莫汉，国际大学艺术学院院长、现代孟加拉国画派大画家南达拉波斯，宗教学教授塞纳，泰氏大学葛玲教授和纳克博士等六人，乘船离开加尔各答，开始他的中国之行。
    为了迎接泰戈尔访沪，文学研究会会员徐志摩、王统照两人，当天就从北京动身来上海，“徐为氏作译员，王则为氏编辑演讲纪录”。当时准备欢迎者，除文学研究会外，还有上海青年会、中华教育改进社、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团体，所以还设立了“组织委员会”，“请郭秉文、殷芝龄、刘湛恩三君为委员，已定沧州旅馆为泰戈尔之寓所”。
    泰戈尔人未到，著作先热。就在泰戈尔抵达上海的这一天（4月12日），《申报》刊登了商务印书馆发布的一则“欢迎泰戈尔”广告：我们盼望好久的印度大诗人兼哲学家泰戈尔氏已经来沪了！我们于欢迎之余，对于他的思想和著作，要有一番研究才是，那么下列各书，都是我们亟应阅读的。这些书刊包括：《塔果尔及其森林哲学》(冯飞译)、《新月集》(郑振铎译)、《飞鸟集》(郑振铎译)、《泰戈尔戏曲集》(瞿世英译)、《谦屈拉》(吴致觉译)、《春之循环》(瞿世英译)、《小说月报·泰戈尔号》。民智书局也推出了泰戈尔《人格》一书。难怪《民国日报》不无调侃地说：泰戈尔“平生所作诗歌甚富……此次泰氏来沪消息传播后，此种出版品销路亦为骤增”。
    上海，给了泰戈尔热情的拥抱。
    精彩演讲词
    4月11日，吴淞口外大雾迷茫，“来沪各轮多遭阻住”，一直到12日上午9时30分左右，在晨曦薄雾中，“热田丸”号终于“至杨树浦之汇山码头停泊”，“到船迎接者，有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刘湛恩、潘公弼、钮立卿等，本埠印人与日人往迎者，亦有30余人”，《申报》《民国日报》《大公报》等中外媒体，也到现场采访。
    一踏上中国的领土，泰戈尔就情不自禁地说：“朋友们，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到中国就像回到故乡一样。我始终感觉，印度是中国极其亲近的亲属，中国和印度是极老而又极亲密的兄弟。”
   泰戈尔在接受东方通讯社记者采访时即席阐述来华宗旨：“予此次来华演讲，其目的在希望亚细亚文化、东洋思想复活。现在亚细亚青年，迎合欧美文化，然大战以来，竟暴露人类相食之丑态，西洋文明濒于破产，人类救济之要谛，仍在东洋思想复活之旗帜下，由日本、中国、印度三大国民，坚拥提携。”
    上岸后，泰戈尔即来到静安寺路的沧州别墅23号、24号房休息。泰戈尔告知徐志摩等人，因“近来身体不甚康健”，加以“不甚喜在公众演讲，愿与少数人聚谈”，虽然这次将“演讲东西洋哲学，惟仍不喜多见客”，所以，即便是印人“群访者甚多，仍不肯接见”。
    下午5时，在徐志摩等人的陪同下，泰戈尔一行游览了上海的龙华古寺，观赏了正在盛开的桃花。晚上8时，泰戈尔在沧州别墅与徐志摩、瞿世英、张君劢、殷芝龄等人小酌。席间宾主言谈甚欢，“至9时半始散”。
    4月13日上午10时，泰戈尔携徐志摩等游览哈同花园。下午2时，参加本埠闸北印人欢迎会。4时-6时半，上海自治学院、讲学社、中国公学、文学研究会等四个团体假借慕尔鸣路（今茂名北路）37号张君劢家草坪，举办欢迎泰戈尔访华茶话会。
    到场名家有徐志摩、张君劢、郑振铎、殷芝龄、张东荪、黄柏樵、朱经农、陆鼎揆等百余人。4月14日《民国日报》描绘其中的场面：“场中前方用桃柳标栏环成半圆形，中置红绒沙发，备作泰氏座位，来宾席设后方，计划百余人，席不能空，则均蹲坐草场。”
    在与会者热烈欢迎声中，泰戈尔发表了来华（上海）后的第一次公开演讲：
    鄙人不能操华语，以前又未至中国，与人民相接触，且非一演说家，只为一诗人，故在众人前发言，略觉胆怯。致此次之来华，盖因春日和暖，万象更新，诗人亦觉思动。惟余只为一诗人，实难有贡献。诸君若有所求，贵国自有科学家、工程师、文学家及其他伟人在，故欲希望余有所贡献，却为难能之事。但中印同为东亚之国，故余临是地，较至他处为亲热，两国国情虽有不同，而余又不知华文，然余甚亲近诸君，敬爱诸君，两国人民犹如兄弟。又为事当存信心，若有信心，事必成功。吾人对于世界，当不分种族，互相切磋，择善而从。吾人可将此道由东方推行至全世界，尚劝道不尚武力，并望华印两国之友谊，日益增加……
    4月14日，泰戈尔一行去杭州游览。回沪后的4月18日下午3时半，文学研究会、江苏省教育会、大同中学、中华学艺社、青年协会、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约翰大学、中国公学、申报等上海20多个团体，各界人士约1200余人，假座商务印书馆，开会欢迎泰戈尔。
    欢迎会由沈信卿、聂云台联袂主持，沈信卿先致介绍词，指出泰戈尔此来“不仅东方精神，得以表现，而全世界和平之朕兆，亦得于诗人之精神中”。王岫庐致欢迎词，称赞泰戈尔“以诗人言，则为世人所尽赞许；以教育家言，则其事业于世界教育史中，独辟一新地位；以哲学家言，则在融合东西洋及黄白人种间文化之功，亦可称道”。随后，“衣玄色长袍，冠红帽，仪容庄严而肃穆”的泰戈尔发表演讲，由徐志摩翻译。
    期间休息，由周映湖演奏古筝名曲《普庵咒》，曲调悠扬婉转，很是动听。泰戈尔“亦凝神静听，若甚有感”。
    散会时，已过6时。
    晚上8时，各团体代表在北京路功德林素菜馆宴请泰戈尔一行，赴宴者中外人士共60余人。
    席间，宾主互致谢词，并欣赏了古筝和京剧名曲。9时半散席后，泰戈尔一行意犹未尽，即至第一台观京剧，12时赶赴招商码头，19日晨北上南京，继续他的中国之行。
    5月25日，泰戈尔北上演讲后回到上海。5月28日，泰戈尔离开中国前夕，在上海发表了最后一次演讲“告别辞”，其中有一段说：
    你们一部分的国人曾经担着忧心，怕我从印度带来提倡精神生活的传染毒症，怕我动摇你们崇拜金钱与物质的强悍的信仰。我现在可以吩咐曾经担忧的诸君，我是绝对不会存心与他们作对，我没有力量来阻碍他们健旺进步的前程，我没有本领可以阻止你们奔赴贸利的闹市。
    5月29日，泰戈尔一行即启程去日本访问，继续他的东方文化之旅。  （章云华）
    相关链接
泰戈尔的演讲词（节选）
    余最初对于中国，实于印度大戏剧家嘉利达之剧中得知，盖其中有一场，风掣旗帜，流苏动荡，而此流苏，即为中国制品。在此种含有诗意之感觉中，即得中国文化极深之印象。中印两国，本有极深之关系，佛教之印度传来中土，即为中印两国文化互换之机会，印度以自身文化作礼品，赠诸中国，中国乐于接受，此种伟大的、牺牲的、包罗万象的精神，充溢于东方，因而造成东方伟大之文明。至余此来，实受一种感动，对于中国目前处境之危险、事端之纷繁、人民之痛苦，均所深知。每为祈祷，希望得安然渡此难关。
    余之来也，非旅行家、非佛教者，实为求道而来，故余所携，惟敬与爱。余至中国，如居古庙，每觉背后有无数牺牲之精神，因得成就如此伟大之文化。惟世界日趋于败坏，故吾人在任何地方，均得见彼死笨无生气之痕迹，而予吾人以无限之创痛。即如余来上海，在城市间固未曾得见丝毫足以表现中国文化之精神，此诚深以为憾。野草枝蔓，损及田禾，此种现象，实所痛心。中国文化因物质文明而被创，犹之魔鬼展其破坏之舌，尽吞我生命之涎，欲不哀痛，又呜呼可？
    以言文化与物质，则如谷粒比钻石，谷虽不如钻石之巨，而其真价值乃远过之。物质发达，真趣消失，将来世界，恐徒见闪烁死的光彩；欲觅生的物质，且不可得。即如印度恒河，固世界有名之大河，两岸风景，优美绝伦，今则烟突林立、机声盈耳，自然真趣，消失无遗，每为之唏吁长叹。惟吾人既生人世，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物质文明，也未尝无所用。余之所言，盖因物质文明在人生历程中所处位置，颠倒乖乱，遂造成无限之恼闷。
    余非政治家、亦非外交家，不过一纯粹之诗人，只知心有所感，尽以告人。见兹中国文化，被物质所迫，濒于危险之境，不得不据实以告深望于人人心中，引起反抗的精神，以维护东方固有之文化。而此种工作之具，尤非牺牲不可……

《泰戈尔诗选》封面


泰戈尔访华时与辜鸿铭（右二）、徐志摩（左二）等人合影


泰戈尔（左坐）与徐志摩（左一）、林徽因（左五）等合影


《泰戈尔》（徐悲鸿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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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08:57
标题: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url]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url=http://zh.wikipedia.org/wiki/1861%E5%B9%B4]1861年5月7日－1941年8月7日）是一位印度诗人、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913年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


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受到良好教育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位地方的印度教宗教领袖。在外国泰戈尔一般被看作是一位诗人，而很少被看做一位哲学家，但在印度这两者往往是相同的。在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对泰戈尔来说，他的诗是他奉献给神的礼物，而他本人是神的求婚者。他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他本人被许多印度教徒看作是一个圣人。


除诗外泰戈尔还写了小说、小品文、游记、话剧和2000多首歌曲。他的诗歌主要是用孟加拉语写成，在孟加拉语地区，他的诗歌非常普及。
他的散文的内容主要是社会、政治和教育，他的诗歌，除了其中的宗教内容外，最主要的是描写自然和生命。在泰戈尔的诗歌中，生命本身和它的多样性就是欢乐的原因。同时，他所表达的爱（包括爱国）也是他的诗歌的内容之一。


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国歌使用的是泰戈尔的诗。维尔弗德·欧文和威廉·勃特勒·叶芝被他的诗深受感动，在叶芝的鼓励下，泰戈尔亲自将他的《吉檀枷利》（意即“饥饿的石头”）译成英语，1913年他为此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在印度独立运动的初期支持这个运动，但后来他与这个运动疏远了。为了抗议1919年札连瓦拉园惨案，他拒绝了英国国王授予的骑士头衔，他是第一个拒绝英王授予的荣誉的人。


他反对英国在印度建立起来的教育制度，反对这种“人为”的、完全服从的、死背书、不与大自然接触的学校。为此他在他的故乡建立了一个按他的设想设计的学校，这是维斯瓦－巴拉蒂大学的前身。


在他的诗歌中，泰戈尔也表达出了他对战争的绝望和悲痛，但他的和平希望没有任何政治因素，他希望所有的人可以生活在一个完美的和平的世界中。
泰戈尔做过多次旅行，这使他了解到许多不同的文化以及它们之间的区别。他对东方和西方文化的描写至今为止是这类描述中最细腻的之一。

印度诗人泰戈尔

　　泰戈尔，R，（1861～1941）印度著名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会活动家。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861年5月7日，泰戈尔出生在孟加拉省
加尔各答的一个地主家庭，他从小爱好文学和艺术，13岁即能创作长诗和颂歌体诗集。由于毕生辛勤工作，他在文艺界的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成就。


　　泰戈尔首先是位诗人，他的诗歌享有盛名。他共写了50多部诗集，其自由驰骋的情思和独创的韵律融为一体，为当时印度新诗创作开辟了新天地。


　　泰戈尔在小说创作方面也勤奋多产。他写过100多篇短篇小说、12个中长篇小说。印度近代短篇小说的体裁是由他创立的，印度的第一批社会心理长篇小说也是他写出来的。他是印度近代现实主义小说的奠基人。


　　泰戈尔创作的剧本共有40余种，这些剧本都具有独特风格。泰戈尔还写了许多散文，这些散文也都具有深刻的哲理、精美的语言，堪称近代散文的典范。


　　此外，泰戈尔还从事作曲和绘画。由他作曲和填词的歌曲达2500首以上。泰戈尔留下的水彩画和素描也很多，约有3000幅左右。


　　泰戈尔还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活动家。他的足迹遍及印度和世界各地。他一向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行动。泰戈尔与中国也有密切交往，1924年访问中国达一个半月之久。


　　泰戈尔的名声响彻印度国内外。1912年，泰戈尔到伦敦旅行时，朗诵了他那具有浓厚东方气息的抒情诗集《吉檀迦利》，尔后该诗作由英国著名诗人庞德组织出版。翌年，泰戈尔由于这本诗集的出版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泰戈尔一生非常勤奋，以致积劳成疾。1941年7月23日早晨，他在走上手术台之前，写了最后一首诗。12点45分手术结束，医生宣布：手术良好，病人体质之强出乎所料。然而，次日起他的病情便开始恶化。8月7日中午12点13分，泰戈尔与世长辞。


　　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在帝国主义和封建种姓制度压迫下要求改变自己命运的
强烈愿望，描写了他们不屈不挠的反抗斗争，充满了鲜明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精神，同时又富有民族风格和民族特色，
具有很高艺术价值，深受人民群众喜爱。其重要诗作有诗集《故事诗集》（1900）、《吉檀迦利》（1910）、《新月集》
（1913）、《飞鸟集》（1916）、《边缘集》（1938）、《生辰集》（1941）；重要小说有短篇《还债》（1891）、
《弃绝》（1893）、《素芭》（1893）、《人是活着，还是死了？》（1892）、《摩诃摩耶》（1892）、《太阳与乌云》
（1894），中篇《四个人》（1916），长篇《沉船》（1906）、《戈拉》（1910）、《家庭与世界》（1916）、《两姐
妹》（1932）；重要剧作有《顽固堡垒》（1911）、《摩克多塔拉》（1925）、《人红夹竹桃》（1926）；重要散文有
《死亡的贸易》（1881）、《中国的谈话》（1924）、《俄罗斯书简》（1931）等。他的作品早在1915年就已介绍到中
国，现已出版了10卷本的中文《泰戈尔作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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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08:59
标题: Rabindranath Tagore

Rabindranath Tagore

Rabindranath Tagore (help·info)[α] (Bengali: 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β] IPA: [ɾobin̪d̪ɾonat̪ʰ ʈʰakuɾ] (help·info)) (7 May 1861 – 7 August 1941[γ]), also known by the sobriquet Gurudev,[δ] was a Bengali poet, Brahmo Samaj philosopher, visual artist, playwright, novelist, and composer whose works reshaped Bengali literature and music in the late 19th and early 20th centuries. He became Asia's first Nobel laureate when he won the 1913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 Pirali Bengali Brahmin from Calcutta, Tagore first wrote poems at age eight. He published his first substantial poetry—under the pseudonym Bhanushingho ("Sun Lion")—and wrote his first short stories and dramas in 1877, at age sixteen. His home schooling, life in Shilaidaha, and travels made Tagore a nonconformist and pragmatist. Tagore strongly protested against the British Raj and gave his support to the In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Mahatma Gandhi. Tagore's life was tragic—he lost virtually his entire family and was devastated to witness Bengal's decline—but his life's work endured, in the form of his poetry and the institution he founded, Visva-Bharati University.
Tagore's works included numerous novels, short-stories, collection of songs, dance-drama, political and personal essays. Some prominent examples are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Gora (Fair-Faced), and Ghare-Baire (The Home and the World). His verse, short stories, and novels—many defined by rhythmic lyricism, colloquial language, meditative naturalism, and philosophical contemplation—received worldwide acclaim. Tagore was also a cultural reformer and polymath who modernised Bengali art by rejecting strictures binding it to classical Indian forms. Two songs from his rabindrasangeet canon are now the national anthems of Bangladesh and India: the Amar Shonar Bangla and the Jana Gana Mana.
Early life (1861–1901)Main article: Lif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1861–1901)


Tagore in 1879, when he was studying in England.
Tagore (nicknamed "Rabi") was born the thirteenth of fourteen children in the Jorasanko mansion in Calcutta (now Kolkata, India) of parents Debendranath Tagore and Sarada Devi.[ε] After undergoing his upanayan (the sacred thread ceremony, a coming-of-age rite) at age eleven, Tagore and his father left Calcutta on 14 February 1873 to tour India for several months, visiting his father's Santiniketan estate and Amritsar before reaching the Himalayan hill station of Dalhousie. There, Tagore read biographies, studied history, astronomy, modern science, and Sanskrit, and examined the classical poetry of Kālidāsa.[1][2] In 1877, he rose to notability when he composed several works, including a long poem set in the Maithili style pioneered by Vidyapati. As a joke, he maintained that these were the lost works of Bhānusiṃha, a newly discovered 17th-century Vaiṣṇava poet.[3] He also wrote "Bhikharini" (1877; "The Beggar Woman"—the Bengali language's first short story)[4][5] and Sandhya Sangit (1882) —including the famous poem "Nirjharer Swapnabhanga" ("The Rousing of the Waterfall").


Tagore and his wife Mrinalini Devi in 1883.
Seeking to become a barrister, Tagore enrolled at a public school in Brighton, England in 1878; later, he studied at University College London, but returned to Bengal in 1880 without a degree. On 9 December 1883 he married Mrinalini Devi (born Bhabatarini, 1873–1902); they had five children, two of whom later died before reaching full adulthood.[6] In 1890, Tagore (joined in 1898 by his wife and children) began managing his family's estates in Shilaidaha, a region now in Bangladesh. Known as "Zamindar Babu", Tagore traveled across the vast estate while living out of the family's luxurious barge, the Padma, to collect (mostly token) rents and bless villagers; in exchange, he had feasts held in his honour.[7] During these years, Tagore's Sadhana period (1891–1895; named for one of Tagore’s magazines) was among his most fecund, with more than half the stories of the three-volume and eighty-four-story Galpaguchchha written.[4] With irony and emotional weight, they depicted a wide range of Bengali lifestyles, particularly village life.[8]
Santiniketan (1901–1932)Main article: Lif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1901–1932)


Tagore, photographed in Hampstead, England in 1912 by John Rothenstein.
In 1901, Tagore left Shilaidaha and moved to Santiniketan (West Bengal) to found an ashram, which would grow to include a marble-floored prayer hall ("The Mandir"), an experimental school, groves of trees, gardens, and a library.[9] There, Tagore's wife and two of his children died. His father also died on 19 January 1905, and he began receiving monthly payments as part of his inheritance; he also received income from the Maharaja of Tripura, sales of his family's jewelery, his seaside bungalow in Puri, and mediocre royalties (Rs. 2,000) from his works.[10] These works gained him a large following among Bengali and foreign readers alike, and he published such works as Naivedya (1901) and Kheya (1906) while translating his poems into free verse. On 14 November 1913, Tagore learned that he had won the 1913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According to the Swedish Academy, it was given due to the idealistic and—for Western readers—accessible nature of a small body of his translated material, including the 1912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11] In 1915, Tagore also accepted knighthood from the British Crown.
In 1921, Tagore and agricultural economist Leonard Elmhirst set up the Institute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 (which Tagore later renamed Shriniketan—"Abode of Peace") in Surul, a village near the ashram at Santiniketan. Through it, Tagore sought to provide an alternative to Gandhi's symbol- and protest-based Swaraj movement, which he denounced.[12] He recruited scholars, donors, and officials from many countries to help the Institute use schooling to "free village from the shackles of helplessness and ignorance" by "vitaliz[ing] knowledge".[13][14] In the early 1930s, he also grew more concerned about India's "abnormal caste consciousness" and Untouchability, lecturing on its evils, writing poems and dramas with Untouchable protagonists, and appealing to authorities at Kerala's Guruvayoor Temple to admit Dalits.[15][16]
Twilight years (1932–1941)Main article: Lif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1932–1941)


Tagore (left) meets with Mahatma Gandhi at Santiniketan in 1940.
In his last decade, Tagore remained in the public limelight, publicly upbraiding Gandhi for stating that a massive 15 January 1934 earthquake in Bihar constituted divine retribution for the subjugation of Dalits.[17] He also mourned the incipient socioeconomic decline of Bengal and the endemic poverty of Calcutta; he detailed the latter in an unrhymed hundred-line poem whose technique of searing double-vision would foreshadow Satyajit Ray's film Apur Sansar.[18][19] Tagore also compiled fifteen volumes of writings, including the prose-poems works Punashcha (1932), Shes Saptak (1935), and Patraput (1936). He continued his experimentations by developing prose-songs and dance-dramas, including Chitrangada (1914),[20] Shyama (1939), and Chandalika (1938), and wrote the novels Dui Bon (1933), Malancha (1934), and Char Adhyay (1934). Tagore took an interest in science in his last years, writing Visva-Parichay (a collection of essays) in 1937. He explored biology, physics, and astronomy; meanwhile, his poetry—containing extensive naturalism—underscored his respect for scientific laws. He also wove the process of science (including narratives of scientists) into many stories contained in such volumes as Se (1937), Tin Sangi (1940), and Galpasalpa (1941).[21]
Tagore's last four years were marked by chronic pain and two long periods of illness. These began when Tagore lost consciousness in late 1937; he remained comatose and near death for an extended period. This was followed three years later in late 1940 by a similar spell, from which he never recovered. The poetry Tagore wrote in these years is among his finest, and is distinctive for its preoccupation with death.[22][23] After extended suffering, Tagore died on 7 August 1941 (22 Shravan 1348) in an upstairs room of the Jorasanko mansion in which he was raised;[24][25] his death anniversary is still mourned in public functions held across the Bengali-speaking world.
Travels

Tagore (center, at right) visits Chinese academics at Tsinghua University in 1924.
Owing to his notable wanderlust, between 1878 and 1932, Tagore visited more than thirty countries on five continents;[26] many of these trips were crucial in familiarising non-Indian audiences to his works and spreading his political ideas. For example, in 1912, he took a sheaf of his translated works to England, where they impressed missionary and Gandhi protégé Charles F. Andrews, Anglo-Irish poet William Butler Yeats, Ezra Pound, Robert Bridges, Ernest Rhys, Thomas Sturge Moore, and others.[27] Indeed, Yeats wrote the preface to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Gitanjali, while Andrews joined Tagore at Santiniketan. On 10 November 1912, Tagore toured the United States[28] and the United Kingdom, staying in Butterton, Staffordshire with Andrews’ clergymen friends.[29] From 3 May 1916 until April 1917, Tagore went on lecturing circuits in Japan and the United States,[30] during which he denounced nationalism—particularly that of the Japanese and Americans. He also wrote the essay "Nationalism in India", attracting both derision and praise (the latter from pacifists, including Romain Rolland).[31] Shortly after returning to India, the 63-year-old Tagore visited Peru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Peruvian government, and took the opportunity to visit Mexico as well. Both governments pledged donations of $100,000 to the school at Shantiniketan (Visva-Bharati) in commemoration of his visits.[32] A week after his November 6, 1924 arrival in Buenos Aires, Argentina,[33] an ill Tagore moved into the Villa Miralrío at the behest of Victoria Ocampo. He left for India in January 1925. On 30 May 1926, Tagore reached Naples, Italy; he met fascist dictator Benito Mussolini in Rome the next day.[34] Their initially warm rapport lasted until Tagore spoke out against Mussolini on 20 July 1926.[35]


Tagore (first row, third figure from right) meets members of the Iranian Majlis (Tehran, April-May 1932).
On 14 July 1927, Tagore and two companions went on a four-month tour of Southeast Asia—visiting Bali, Java, Kuala Lumpur, Malacca, Penang, Siam, and Singapore. The travelogues from this tour were collected into the work “Jatri”.[36] In early 1930 he left Bengal for a nearly year-long tour of Europe and the U.S. On his return to the UK, while his paintings were being exhibited in Paris and London, he stayed at a Friends settlement in Birmingham. There, he wrote his Hibbert Lectures for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which dealt with the "idea of the humanity of our God, or the divinity of Man the Eternal") and spoke at London's annual Quaker gathering.[37] There (address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British and Indians, a topic he would grapple with over the next two years), Tagore spoke of a "dark chasm of aloofness".[38] He later visited Aga Khan III, stayed at Dartington Hall, then toured Denmark, Switzerland, and Germany from June to mid-September 1930, then the Soviet Union.[39] Lastly, in April 1932, Tagore—who was acquainted with the legends and works of the Persian mystic Hafez—was invited as a personal guest of Shah Reza Shah Pahlavi of Iran.[40][41] Such extensive travels allowed Tagore to interact with many notable contemporaries, including Henri Bergson, Albert Einstein, Robert Frost, Thomas Mann, George Bernard Shaw, H.G. Wells and Romain Rolland.[42][43] Tagore's last travels abroad, including visits to Persia and Iraq (in 1932) and Ceylon in 1933, only sharpened his opinions regarding human divisions and nationalism.[44]
WorksMain article: Work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Tagore's Bengali-language initials are worked into this "Ra-Tha" wooden seal, which bears close stylistic similarity to designs used in traditional Haida carvings. Tagore often embellished his manuscripts with such art. (Dyson 2001)
Tagore's literary reputation is disproportionately influenced by regard for his poetry; however, he also wrote novels, essays, short stories, travelogues, dramas, and thousands of songs. Of Tagore's prose, his short stories are perhaps most highly regarded; indeed, he is credited with originating the Bengali-language version of the genre. His works are frequently noted for their rhythmic, optimistic, and lyrical nature. However, such stories mostly borrow from deceptively simple subject matter—the lives of ordinary people.
Novels and non-fictionTagore wrote eight novels and four novellas, including Chaturanga, Shesher Kobita, Char Odhay, and Noukadubi. Ghare Baire (The Home and the World)—through the lens of the idealistic zamindar protagonist Nikhil—excoriates rising Indian nationalism, terrorism, and religious zeal in the Swadeshi movement; a frank expression of Tagore's conflicted sentiments, it emerged out of a 1914 bout of depression. Indeed, the novel bleakly ends with Hindu-Muslim sectarian violence and Nikhil's being (probably mortally) wounded.[45] In some sense, Gora shares the same theme, raising controversial questions regarding the Indian identity. As with Ghore Baire, matters of self-identity (jāti), personal freedom, and religion are developed in the context of a family story and love triangle.[46] Another powerful story is Yogayog (Nexus), where the heroine Kumudini—bound by the ideals of Shiva-Sati, exemplified by Dākshāyani—is torn between her pity for the sinking fortunes of her progressive and compassionate elder brother and his foil: her exploitative, rakish, and patriarchical husband. In it, Tagore demonstrates his feminist leanings, using pathos to depict the plight and ultimate demise of Bengali women trapped by pregnancy, duty, and family honour; simultaneously, he treats the decline of Bengal's landed oligarchy.[47]
Other novels were more uplifting: Shesher Kobita (translated twice—Last Poem and Farewell Song) is his most lyrical novel, with poems and rhythmic passages written by the main character (a poet). It also contains elements of satire and postmodernism, whereby stock characters gleefully attack the reputation of an old, outmoded, oppressively renowned poet who, incidentally, goes by the name of Rabindranath Tagore. Though his novels remain among the least-appreciated of his works, they have been given renewed attention via film adaptations by such directors as Satyajit Ray; these include Chokher Bali and Ghare Baire; many have soundtracks featuring selections from Tagore's own rabindrasangit. Tagore wrote many non-fiction books, writing on topics ranging from Indian history to linguistics. Aside from autobiographical works, his travelogues, essays, and lectures were compiled into several volumes, including Iurop Jatrir Patro (Letters from Europe) and Manusher Dhormo (The Religion of Man).
Music and artwork

"Dancing Girl", an undated ink-on-paper piece by Tagore.
Tagore was an accomplished musician and painter, writing around 2,230 songs. They compose rabindrasangit (Bengali: রবীন্দ্র সংগীত—"Tagore Song"), now an integral part of Bengali culture. Tagore's music is inseparable from his literature, most of which—poems or parts of novels, stories, or plays alike—became lyrics for his song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the thumri style of Hindustani classical music, they ran the entire gamut of human emotion, ranging from his early dirge-like Brahmo devotional hymns to quasi-erotic compositions.[48] They emulated the tonal color of classical ragas to varying extents; while at times his songs mimicked a given raga's melody and rhythm faithfully, he also blended elements of different ragas to create innovative works.[49] For Bengalis, their appeal—stemming from the combination of emotive strength and beauty described as surpassing even Tagore's poetry—was such that the Modern Review observed that "[t]here is in Bengal no cultured home where Rabindranath's songs are not sung or at least attempted to be sung ... Even illiterate villagers sing his songs". Music critic Arther Strangeways of The Observer first introduced non-Bengalis to rabindrasangit with his book The Music of Hindostan, which described it as a "vehicle of a personality ... [that] go behind this or that system of music to that beauty of sound which all systems put out their hands to seize."[50] Among them are Bangladesh's national anthem Amar Sonaar Baanglaa (Bengali: আমার সোনার বাঙলা) and India's national anthem Jana Gana Mana (Bengali: জন গণ মন); Tagore thus became the only person ever to have written the national anthems of two nations. In turn, rabindrasangit influenced the styles of such musicians as sitar maestro Vilayat Khan, and the sarodiyas Buddhadev Dasgupta and Amjad Ali Khan.[49]


Much of Tagore's artwork dabbled in primitivism, including this pastel-coloured rendition of a Malanggan mask from northern New Ireland.
At age sixty, Tagore took up drawing and painting; successful exhibitions of his many works—which made a debut appearance in Paris upon encouragement by artists he met in the south of France[51]—were held throughout Europe. Tagore—who likely exhibited protanopia ("color blindness"), or partial lack of (red-green, in Tagore's case) colour discernment—painted in a style characterised by peculiarities in aesthetics and colouring schemes. Nevertheless, Tagore took to emulating numerous styles, including that of craftwork by the Malanggan people of northern New Ireland, Haida carvings from the west coast of Canada (British Columbia), and woodcuts by Max Pechstein.[52] Tagore also had an artist's eye for his own handwriting, embellishing the scribbles, cross-outs, and word layouts in his manuscripts with simple artistic leitmotifs, including simple rhythmic designs.
Theatrical piecesTagore's experience in theatre began at age sixteen, when he played the lead role in his brother Jyotirindranath's adaptation of Molière's Le Bourgeois Gentilhomme. At age twenty, he wrote his first drama-opera—Valmiki Pratibha (The Genius of Valmiki)—which describes how the bandit Valmiki reforms his ethos, is blessed by Saraswati, and composes the Rāmāyana.[53] Through it, Tagore vigorously explores a wide range of dramatic styles and emotions, including usage of revamped kirtans and adaptation of traditional English and Irish folk melodies as drinking songs.[54] Another notable play, Dak Ghar (The Post Office), describes how a child—striving to escape his stuffy confines—ultimately "fall asleep" (which suggests his physical death). A story with worldwide appeal (it received rave reviews in Europe), Dak Ghar dealt with death as, in Tagore's words, "spiritual freedom" from "the world of hoarded wealth and certified creeds".[55][56]
His other works—emphasizing fusion of lyrical flow and emotional rhythm tightly focused on a core idea—were unlike previous Bengali dramas. His works sought to articulate, in Tagore's words, "the play of feeling and not of action". In 1890 he wrote Visarjan (Sacrifice), regarded as his finest drama.[53] The Bengali-language originals included intricate subplots and extended monologues. Later, his dramas probed more philosophical and allegorical themes; these included Dak Ghar. Another is Tagore's Chandalika (Untouchable Girl), which was modeled on an ancient Buddhist legend describing how Ananda—the Gautama Buddha's disciple—asks water of an Adivasi ("untouchable") girl.[57] Lastly, among his most famous dramas is Raktakaravi (Red Oleanders), which tells of a kleptocratic king who enriches himself by forcing his subjects to mine. The heroine, Nandini, eventually rallies the common people to destroy these symbols of subjugation. Tagore's other plays include Chitrangada, Raja, and Mayar Khela. Dance dramas based on Tagore's plays are commonly referred to as rabindra nritya natyas.
Short stories

A drawing by Nandalall Bose illustrating Tagore's short story "The Hero", an English-language translation of which appeared in the 1913 Macmillan publication of Tagore's The Crescent Moon.
Tagore’s "Sadhana" period, comprising the four years from 1891 to 1895, was named for one of Tagore’s magazines. This period was among Tagore 's most fecund, yielding more than half the stories contained in the three-volume Galpaguchchha, which itself is a collection of eighty-four stories.[4] Such stories usually showcase Tagore’s reflections upon his surroundings, on modern and fashionable ideas, and on interesting mind puzzles (which Tagore was fond of testing his intellect with). Tagore typically associated his earliest stories (such as those of the "Sadhana" period) with an exuberance of vitality and spontaneity; these characteristics were intimately connected with Tagore’s life in the common villages of, among others, Patisar, Shajadpur, and Shilaida while managing the Tagore family’s vast landholdings.[4] There, he beheld the lives of India’s poor and common people; Tagore thereby took to examining their lives with a penetrative depth and feeling that was singular in Indian literature up to that point.[58] In "The Fruitseller from Kabul", Tagore speaks in first person as town-dweller and novelist who chances upon the Afghani seller. He attempts to distil the sense of longing felt by those long trapped in the mundane and hardscrabble confines of Indian urban life, giving play to dreams of a different existence in the distant and wild mountains: "There were autumn mornings, the time of year when kings of old went forth to conquest; and I, never stirring from my little corner in Calcutta, would let my mind wander over the whole world. At the very name of another country, my heart would go out to it ... I would fall to weaving a network of dreams: the mountains, the glens, the forest .... ".[59] Many of the other Galpaguchchha stories were written in Tagore’s Sabuj Patra period (1914–1917; also named for one of Tagore's magazines).[4]


A 1913 illustration by Asit Kumar Haldar accompanying "The Beginning", a prose-poem appearing in Tagore's The Crescent Moon.
Tagore's Golpoguchchho (Bunch of Stories) remains among Bengali literature's most popular fictional works, providing subject matter for many successful films and theatrical plays. Satyajit Ray's film Charulata was based upon Tagore's controversial novella, Nastanirh (The Broken Nest). In Atithi (also made into a film), the young Brahmin boy Tarapada shares a boat ride with a village zamindar. The boy reveals that he has run away from home, only to wander around ever since. Taking pity, the zamindar adopts him and ultimately arranges his marriage to the zamindar's own daughter. However, the night before the wedding, Tarapada runs off—again. Strir Patra (The Letter from the Wife) is among Bengali literature's earliest depictions of the bold emancipation of women. The heroine Mrinal, the wife of a typical patriarchical Bengali middle class man, writes a letter while she is traveling (which constitutes the whole story). It details the pettiness of her life and struggles; she finally declares that she will not return to her husband's home with the statement Amio bachbo. Ei bachlum ("And I shall live. Here, I live"). In Haimanti, Tagore takes on the institution of Hindu marriage, describing the dismal lifelessness of married Bengali women, hypocrisies plaguing the Indian middle classes, and how Haimanti, a sensitive young woman, must—due to her sensitiveness and free spirit—sacrifice her life. In the last passage, Tagore directly attacks the Hindu custom of glorifying Sita's attempted self-immolation as a means of appeasing her husband Rama's doubts. Tagore also examines Hindu-Muslim tensions in Musalmani Didi, which in many ways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Tagore's humanism. On the other hand, Darpaharan exhibits Tagore's self-consciousness, describing a young man harboring literary ambitions. Though he loves his wife, he wishes to stifle her own literary career, deeming it unfeminine. Tagore himself, in his youth, seems to have harbored similar ideas about women. Darpaharan depicts the final humbling of the man via his acceptance of his wife's talents. As many other Tagore stories, Jibito o Mrito provides the Bengalis with one of their more widely used epigrams: Kadombini moriya proman korilo she more nai ("Kadombini died, thereby proved that she hadn't").
Poetry

Bāul folk singers in Santiniketan during the annual Holi festival.
Tagore's poetry—which varied in style from classical formalism to the comic, visionary, and ecstatic—proceeds out a lineage established by 15th- and 16th-century Vaiṣṇava poets. Tagore was also influenced by the mysticism of the rishi-authors who—including Vyasa—wrote the Upanishads, the Bhakta-Sufi mystic Kabir, and Ramprasad.[60] Yet Tagore's poetry became most innovative and mature after his exposure to rural Bengal's folk music, which included ballads sung by Bāul folk singers—especially the bard Lālan Śāh.[61][62] These—which were rediscovered and popularised by Tagore—resemble 19th-century Kartābhajā hymns that emphasize inward divinity and rebellion against religious and social orthodoxy.[63][64] During his Shilaidaha years, his poems took on a lyrical quality, speaking via the maner manus (the Bāuls' "man within the heart") or meditating upon the jivan devata ("living God within"). This figure thus sought connection with divinity through appeal to nature and the emotional interplay of human drama. Tagore used such techniques in his Bhānusiṃha poems (which chronicle the romanticism between Radha and Krishna), which he repeatedly revised over the course of seventy years.[65][66]
Later, Tagore responded to the (mostly) crude emergence of modernism and realism in Bengali literature by writing experimental works in the 1930s.[67] Examples works include Africa and Camalia, which are among the better known of his latter poems. He also occasionally wrote poems using Shadhu Bhasha (a Sanskritised dialect of Bengali); later, he began using Cholti Bhasha (a more popular dialect). Other notable works include Manasi, Sonar Tori (Golden Boat), Balaka (Wild Geese—the title being a metaphor for migrating souls),[68] and Purobi. Sonar Tori's most famous poem—dealing with the ephemeral nature of life and achievement—goes by the same name; it ends with the haunting phrase "শূন্য নদীর তীরে রহিনু পড়ি / যাহা ছিল লয়ে গেল সোনার তরী" ("Shunno nodir tire rohinu poŗi / Jaha chhilo loe gêlo shonar tori"—"all I had achieved was carried off on the golden boat—only I was left behind."). Internationally, Gitanjali (Bengali: গীতাঞ্জলি) is Tagore's best-known collection, winning him his Nobel Prize.[69] Song VII (গীতাঞ্জলি 127) of Gitanjali:


Title page of the 1913 Macmillan edition of Tagore's Gitanjali.

আমার এ গান ছেড়েছে তার সকল অলংকার, তোমার কাছে রাখে নি আর সাজের অহংকার। অলংকার যে মাঝে পড়ে মিলনেতে আড়াল করে, তোমার কথা ঢাকে যে তার মুখর ঝংকার। তোমার কাছে খাটে না মোর কবির গর্ব করা, মহাকবি তোমার পায়ে দিতে যে চাই ধরা। জীবন লয়ে যতন করি যদি সরল বাঁশি গড়ি, আপন সুরে দিবে ভরি সকল ছিদ্র তার।

Amar e gan chheŗechhe tar shôkol ôlongkar Tomar kachhe rakhe ni ar shajer ôhongkar Ôlongkar je majhe pôŗe milônete aŗal kôre, Tomar kôtha đhake je tar mukhôro jhôngkar. Tomar kachhe khaţe na mor kobir gôrbo kôra, Môhakobi, tomar paee dite chai je dhôra. Jibon loe jôton kori jodi shôrol bãshi goŗi, Apon shure dibe bhori sôkol chhidro tar.

Free-verse translation by Tagore (Gitanjali, verse VII):[70]

"My song has put off her adornments. She has no pride of dress and decoration. Ornaments would mar our union; they would come between thee and me; their jingling would drown thy whispers."

"My poet's vanity dies in shame before thy sight. O master poet, I have sat down at thy feet. Only let me make my life simple and straight, like a flute of reed for thee to fill with music."

"Klanti" (Bengali: ক্লান্তি; "Fatigue"), the sixth poem in Gitali, reads:

ক্লান্তি আমার ক্ষমা করো,প্রভু, পথে যদি পিছিয়ে পড়ি কভু। এই যে হিয়া থর থর কাঁপে আজি এমনতরো, এই বেদনা ক্ষমা করো,ক্ষমা করো প্রভু।। এই দীনতা ক্ষমা করো,প্রভু, পিছন-পানে তাকাই যদি কভু। দিনের তাপে রৌদ্রজ্বালায় শুকায় মালা পূজার থালায়, সেই ম্লানতা ক্ষমা করো, ক্ষমা করো প্রভু।।

Klanti amar khôma kôro, probhu Pôthe jodi pichhie poŗi kobhu Ei je hia thôro thôro kãpe aji êmontôro, Ei bedona khôma kôro, khôma kôro probhu. Ei dinota khôma kôro, probhu, Pichhon-pane takai jodi kobhu. Diner tape roudrojalae shukae mala pujar thalae, Shei mlanota khôma kôro, khôma kôro, probhu.

Tagore's poetry has been set to music by various composers, among them classical composer Arthur Shepherd's triptych for soprano and string quartet.
Political viewsMain article: Political views of Rabindranath Tagore


Tagore (at right, on the dais) hosts Mahatma Gandhi and wife Kasturba at Santiniketan in 1940.
Marked complexities characterise Tagore's political views. Though he criticised European imperialism and supported Indian nationalists,[71][72][73] he also lampooned the Swadeshi movement, denouncing it in "The Cult of the Charka", an acrid 1925 essay.[74] Instead, he emphasized self-help and intellectual uplift of the masses, stating that British imperialism was not a primary evil, but instead a "political symptom of our social disease", urging Indians to accept that "there can be no question of blind revolution, but of steady and purposeful education".[75][76] Such views inevitably enraged many, placing his life in danger: during his stay in a San Francisco hotel in late 1916, Tagore narrowly escaped assassination by Indian expatriates—the plot failed only because the would-be assassins fell into argument.[77] Yet Tagore wrote songs lionizing the Indian independence movement and renounced his knighthood in protest against the 1919 Jallianwala Bagh Massacre.[78] Two of Tagore's more politically charged compositions, "Chitto Jetha Bhayshunyo" ("Where the Mind is Without Fear") and "Ekla Chalo Re" ("If They Answer Not to Thy Call, Walk Alone"), gained mass appeal, with the latter favoured by Gandhi. Despite his tumultuous relations with Gandhi, Tagore was also key in resolving a Gandhi-Ambedkar dispute involving separate electorates for untouchables, ending a fast "unto death" by Gandhi.[79][80]
Tagore also criticised orthodox (rote-oriented) education, lampooning it in the short story "The Parrot's Training", where a bird—which ultimately dies—is caged by tutors and force-fed pages torn from books.[81][82] These views led Tagore—while visiting Santa Barbara, California on 11 October 1917—to conceive of a new type of university, desiring to "make [his ashram at] Santiniketan the connecting thread between India and the world ... [and] a world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humanity ... somewhere beyond the limits of nation and geography."[83] The school—which he named Visva-Bharati[ζ]—had its foundation stone laid on 22 December 1918; it was later inaugurated on 22 December 1921.[84] Here, Tagore implemented a brahmacharya pedagogical structure employing gurus to provide individualised guidance for pupils. Tagore worked hard to fundraise for and staff the school, even contributing all of his Nobel Prize monies.[85] Tagore’s duties as steward and mentor at Santiniketan kept him busy; he taught classes in mornings and wrote the students' textbooks in afternoons and evenings.[86] Tagore also fundraised extensively for the school in Europe and the U.S. between 1919 and 1921.[87]
Impact and legacy
A bust of Tagore in the Sardar Vallabhbhai Patel National Memorial's Tagore Memorial Room (Ahmedabad, India).
Tagore's post-death impact can be felt through the many festivals held worldwide in his honour—examples include the annual Bengali festival/celebration of Kabipranam (Tagore's birthday anniversary), the annual Tagore Festival held in Urbana, Illinoi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Rabindra Path Parikrama walking pilgrimages leading from Calcutta to Shantiniketan, and ceremonial recitals of Tagore's poetry held on important anniversaries.[88][89][28] This legacy is most palpable in Bengali culture, ranging from language and arts to history and politics; indeed, Nobel laureate Amartya Sen noted that even for modern Bengalis, Tagore was a "towering figure", being a "deeply relevant and many-sided contemporary thinker".[89] Tagore's collected Bengali-language writings—the 1939 Rabīndra Racanāvalī—is also canonized as one of Bengal's greatest cultural treasures, while Tagore himself has been proclaimed "the greatest poet India has produced".[90] He was also famed throughout much of Europe, North America, and East Asia. He was key in founding Dartington Hall School, a progressive coeducational institution; in Japan, he influenced such figures as Nobel laureate Yasunari Kawabata.[91] Tagore's works were widely translated into many European languages—a process that began with Czech indologist Vincent Slesny[92], French Nobel laureate André Gide and Russian poetess Anna Akhmatova —including English, Dutch, German, Spanish, and oth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Tagore's popular lecturing circuits (especially those between 1916–1917) were widely attended and acclaimed. Nevertheless, several controversies[η] involving Tagore resulted in a decline in his popularity in Japan and North America after the late 1920s, contributing to his "near total eclipse" outside of Bengal.[93]
Tagore, through Spanish translations of his works, also influenced leading figures of Spanish literature, including Chileans Pablo Neruda and Gabriela Mistral, Mexican writer Octavio Paz, and Spaniards José Ortega y Gasset, Zenobia Camprubí, and Juan Ramón Jiménez. Between 1914 and 1922, the Jiménez-Camprubí spouses translated no less than twenty-two of Tagore's books from English into Spanish. Jiménez, as part of this work, also extensively revised and adapted such works as Tagore's The Crescent Moon. Indeed, during this time, Jiménez developed the now-heralded innovation of "naked poetry" (Spanish: «poesia desnuda»).[94] Meanwhile, Ortega y Gasset wrote that "Tagore's wide appeal [may stem from the fact that] he speaks of longings for perfection that we all have ... Tagore awakens a dormant sense of childish wonder, and he saturates the air with all kinds of enchanting promises for the reader, who ... pays little attention to the deeper import of Oriental mysticism". Indeed, Tagore's works were—alongside works by Dante Alighieri, Miguel de Cervantes, 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Plato, and Leo Tolstoy—published in free editions around 1920. Tagore's talents came to be regarded as over rated by a few westerners like Graham Greene who in 1937 remarked that "I cannot believe that anyone but Mr. Yeats can still take his poems very seriously."[93]Modern remnants of a once widespread Latin American reverence of Tagore were discovered, for example, by an astonished Salman Rushdie during a trip to Nicaragua.[95]
Bibliography (partial)

— Bengali originals —       Poetry * মানসী Manasi 1890 (The Ideal One) * সোনার তরী Sonar Tari 1894 (The Golden Boat) * গীতাঞ্জলি Gitanjali 1910 (Song Offerings) * গীতিমালা Gitimalya 1914 (Wreath of Songs) * বলাকা Balaka 1916 (The Flight of Cranes)       Dramas * বালমিকি প্রতিভা Valmiki Pratibha 1881 (The Genius of Valmiki) * বিসর্জন Visarjan 1890 (The Sacrifice) * রাজা Raja 1910 (The King of the Dark Chamber) * ডাক ঘর Dak Ghar 1912 (The Post Office) * অচলায়তন Achalayatan 1912 (The Immovable) * মুক্তধারা Muktadhara 1922 (The Waterfall) * রক্তকরবি Raktakaravi 1926 (Red Oleanders)       Literary fiction * নষ্টনীঢ় Nastanirh 1901 (The Broken Nest) * গোরা Gora 1910 (Fair-Faced) * ঘরে বাইরে Ghare Baire 1916 (The Home and the World) * যোগাযোগ Yogayog 1929 (Crosscurrents)       Autobiographies * জীবনস্মৃতি Jivansmriti 1912 (My Reminiscences) * ছেলেবেলা Chhelebela 1940 (My Boyhood Days)

— English translations — * Chitra (1914)[20] * Creative Unity (1922) * Fruit-Gathering (1916) * Gitanjali: Song Offerings (1912) * Glimpses of Bengal (1991) * I Won't Let you Go: Selected Poems (1991) * My Boyhood Days (1943) * My Reminiscences (1991) * Nationalism (1991) * The Crescent Moon (1913)[96] * The Fugitive (1921) * The Gardener (1913) * The Home and the World (1985) * The Hungry Stones and other stories (1916)[97] * The Post Office (1996) * Sadhana: The Realisation of Life (1913) * Selected Letters (1997) * Selected Poems (1994) * Selected Short Stories (1991) * Songs of Kabir (1915)[98] * Stray Birds (1916)[99]       Works in English * Thought Relics (1921)[100]

Timeline of Rabindranath Tagore's life (1861–1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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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09:03

泰戈尔两度访华
遭遇不同对待

宋益乔

　　在东方与西方两大文化系统中，印度的一代文化伟人、亚洲第一位诺贝尔文学奖金获得者泰戈尔，是东方文化系统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东方文化的精髓，在这位胸怀博大宽阔而又纯真自然的诗人身上，有着极圆满、集中的体现。


　　新文化运动时代，泰戈尔及其著作虽于1915年便被介绍到中国，作品的翻译版本达300多种。但细考起来，中国的知识界对于泰戈尔的热情，远不及对西方一些文化巨人更高、更强烈。泰氏之被介绍到中国，同当时一般的外国学者、作家一样，是被当做“外国人”看待的。


　　20年代中期和末期泰戈尔两度访华时中国知识分子所表现出的不同态度，更是耐人寻味的。以新月派为代表的一部分人对泰氏表现了极大热情，那种不仅出于礼仪而且更是出于文化认同的热诚欢迎，使两个不同国度的知识者达到了高度的精神谐和。而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中国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则自始至终对泰戈尔表现出极端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
　　


第一次访华



　　代表中国知识界向泰戈尔发出邀请的，是讲学社的蔡元培、梁启超以及胡适之等，而徐志摩则担任了具体的翻译和接待陪侍任务。


　　从徐志摩1923年写给泰戈尔的两封信里可以看出，他对参与这次文化活动是多么的欣喜若狂。“在你逗留中国期间充任你的旅伴和翻译，我认为这是一个莫大的殊荣。虽然自知力薄能渺，但我却因有幸获此良机，得以随侍世上一位伟大无比的人物而难禁内心的欢欣雀跃。”

“要为一个伟大诗人做翻译，这是何等的僭妄！这件事要是能做得好，人也可以试把尼亚格拉大瀑布的澎湃激越或夜莺的热情歌唱翻译为文字了？还有比这更艰困的工作或更不切实际的企图么？”面对泰戈尔，他甚至说出了这样近乎肉麻的话：“我国青年刚摆脱了旧传统，他们像花枝上鲜嫩的花蕾，只候南风的怀抱以及晨露的亲吻，便会开一个满艳，而你是风露之源。”“如果作家是一个能以语言震撼读者内心并且提升读者灵魂的人物，我就不知道还有哪一位比你更能论证这一点的。”

　　这里，除了需对徐志摩那种矫饰浮夸的一惯的文风有分析地对待外，对他这些话背后所传达出的信息还是应该相信的。那就是，对泰氏的来访，新月派中人和蔡元培等中国知识界元老的欢迎态度，确实是出于至诚。至于有的论者谓徐志摩的这些话“言过其实”，“近乎吹捧泰戈尔”，目的是“想博泰戈尔的欢心”，那就是见仁见智之词了。


　　4月12日，伟大的东方诗神泰戈尔在上海登上了中国土地，这以后，徐志摩一直陪伴在他身边。23日，他们乘坐列车到了北京，在前门火车站，受到了梁启超、蔡元培、胡适之、蒋梦麟、梁漱溟、辜鸿铭、熊希龄、范源廉、林长民等一大批中国文化名流的欢迎。在北京天坛，京华知识界为泰氏举行了盛况空前的欢迎会。陪侍他左右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当他们三人出现在会场时，全场的人都兴奋起来了。那是一幅极其动人的天然画图。曾有好事者描绘当时的情景：“林小姐（徽因）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臂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松竹梅的一幅三友图。徐氏在翻译泰戈尔的英语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的小诗，飞瀑流泉，淙淙可听。”

　　泰戈尔在集会上的讲演，纯属即兴式，但其内容还是能反映出老人终生持之不懈的入世主旨。他对他的中国听众说：“今天我们集会在这个美丽的地方，象征着人类的和平、安康和丰足。多少个世纪以来，贸易、军事和其他职业的客人，不断地来到你们这儿。但在这以前，你们从来没有考虑邀请任何人，你们不是欣赏我个人的品格，而是把敬意献给新时代的春天。”“现在，当我接近你们，我想用自己那颗对你们和亚洲伟大的未来充满希望的心，赢得你们的心。当你们的国家为着那未来的前途，站立起来，表达自己民族的精神，我们大家将分享那未来前途的愉快。我再次指出，不管真理从哪方来，我们都应该接受它，毫不迟疑地赞扬它。如果我们不接受它，我们的文化将是片面的、停滞的。科学给我们理智力量，它使我们具有能够获得自己理想价值积极意识的能力。”

　　对于见惯了欺骗、谎言、阴谋、专制、蒙昧、卑鄙、贪欲的中国人说来，泰戈尔所发出的音调可谓空谷足音，是最美丽、最慈祥的音调。


　　5月8日，是泰戈尔的64岁华诞。热诚的中国主人为老人举行了热烈隆重的庆祝活动。在当晚举行的晚宴上，主席胡适代表中国知识界，送给老人十来张名画和一件古瓷，作为寿礼。更使老人高兴的，是他还得到了一个中国名字——竺震旦。按照梁启超的解释，泰戈尔的名字拉宾德拉的意思，是“太阳”与“雷”，如日之升，如雷之震，所以中文应当译为“震旦”，而“震旦”恰恰是古代印度人称呼中国的名字Cheena Stnana，音译应为“震旦”，意译应为“泰士”。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有名还需有姓，印度国名“天竺”，泰戈尔先生当以国名为姓，全称为“竺震旦”。命名仪式上，梁启超把一方鸡血石印章献给泰戈尔，上面镌着“竺震旦”三字。


　　晚宴结束后的一场演出，把祝寿活动推向高潮。在东单三条协和小礼堂里，以新月派中人为骨干，专场演出了泰戈尔的戏剧《齐德拉》。观众虽只有几十个人，但却是一次高水平的演出。剧中人物对白全用英语，不大精通英语的梁启超，由陈西滢担任翻译。


　　演出前，还插进了一个富有诗意的镜头，漂亮的林徽因饰一古装少女恋望“新月”。雕塑般的造形表示是新月社组织了这次令人难忘的演出活动。


　　此后，泰戈尔在中国的一切活动，都由徐志摩代为安排，他们共同游览了泰山、济南、南京、龙华、杭州，还一起去了日本。


　　在日本，徐志摩陪泰戈尔老人玩得也很开心，并写成了《沙扬娜拉十八首》，其中，最末一首便是那著名的《赠日本女郎》：
　　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
　　道一声珍重，道一声珍重，
　　那一声珍重里有甜蜜的忧愁——
　　沙扬娜拉！


　　全部18首诗曾编入1925年中华书局版《志摩的诗》，1928年8月由新月书店重印时，诗人聪明地删掉了前面的17首，只剩下这最后一首。从此，这寥寥数行诗句便风靡天下。


　　可以说，泰戈尔此次访华，获益最丰的就是徐志摩，他得到老人送他的印度名字素思玛，而且，还得到了老人真诚的友谊。泰戈尔回国不久写给徐志摩的信中说：“从旅行的日子里所获得的回忆日夕萦绕心头，而我在中国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中，你的友谊是其中之一。” 　　


第二次访华
　　1929年的3月份，泰戈尔第二次来到中国。据赵家璧先生回忆，老诗人先是专程从印度来到上海，下榻于福煦路613号徐志摩家中，大约两天后，启程去美国、日本等处讲学，归途中又来到了徐志摩家中，盘桓数日后回到印度。


　　泰戈尔的这次旅行是很不愉快的。大概是世事推移使之然吧，20年代末到30年代，发生了全球性的社会思想裂变。泰戈尔一路不倦地宣讲他那博爱、宽恕、和平的福音，却一路受到排斥、讥嘲、冷落。这使老人心情黯然，弄不懂眼前这个世界是吃错了哪帖药。已与徐志摩结婚三年的陆小曼回顾泰戈尔当时写给他们的一封信道：“看他的语气是非常之愤怒。志摩接到信，就急得坐立不安，恨不能立刻飞去他的身旁。”

　　从肉体到灵魂都感到了疲倦的泰戈尔渴望着休息，从美、日回到中国时，他一再嘱咐徐志摩：“这次决不要像上次在北京时那样弄得大家都知道，到处去演讲，静悄悄地在家住几天，做一个朋友的私访，大家谈谈家常，亲亲热热的像一家人，愈随便愈好。”

　　善解人意的徐志摩立刻理解了老人的心情。他严格按照泰戈尔的吩咐处理，在去杨树浦大来轮船公司码头迎接时，只邀了郁达夫同去。在码头等船时，他呆呆地对郁达夫说：“诗人老去，又遭了新时代的摈斥，他老人家的悲哀，正是孔子的悲哀。”郁达夫在日后追悼徐志摩不幸遇难的文章《志摩在回忆里》，谈起黄浦江畔的这次谈话时说：“志摩对我说这几句话的时候，双眼呆看着远处，脸色变得青灰，声音也特别低。我和志摩来往这许多年，在他脸上看出悲哀的表情来的事情，这实在是最初也便是最后的一次。”

　　为了尽量让老人生活得舒适些，徐志摩挖空心思，在三楼上精心布置了一个印度式房间，里边一切全都模仿印度的风格。但泰戈尔来到家中，上上下下巡视一遍后表示，他并不多么喜欢那间“印度式房间”，相比之下，倒是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卧室更可爱。他说：“我爱这间饶有东方风味、古色古香的房间，让我睡在这一间吧！”在说这话的时候，陆小曼得到的第一印象便是“真有趣”。她深情地说：



“他是那样的自然、和蔼，一片慈爱的抚着我的头管我叫小孩子…… 我也觉得他那一头长长的白发拂在两边，无限的热忱对我看着，真使我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温暖。”

　　此后的几天，他们的确像亲亲热热的一家人，过起极普通的家居生活。泰戈尔生活方式很简单，睡得晚、起得早，不喜欢到热闹地方去，总爱同三两人坐着清谈。他还特别喜欢朗诵诗，常把自己写的诗读给别人听。读时并不是抑扬顿挫地大声朗诵，而是低低地喃喃吟唱，听起来可以让人很快投入到诗的意境之中。陆小曼最喜欢这种情景，说是“比两个爱人喁喁情话的味儿还要好多呢”。


　　对待徐志摩与陆小曼夫妇，泰戈尔的感情是真挚而深厚的，像“自己的儿女一样地宠爱”。有一次，他们三人同去赴泰戈尔一个印度同乡的晚餐，在向印度人介绍徐志摩和陆小曼时，说他们“是他的儿子媳妇”。这使徐志摩与陆小曼不由受宠若惊、备感欣悦。


　　具有异乎寻常意义的是，泰戈尔这次访问，留下了两种极其珍贵的礼物。


　　其一是徐志摩有一本20开大小的纪念册，专请朋友题诗题画。徐志摩名之为《一本没有颜色的书》，已在上面留下墨迹的有胡适、闻一多、杨杏佛、林凤眠等20多位文艺界名流。泰戈尔也饶有兴趣地用中国毛笔在上面画了一幅水墨画自画像，笔调粗犷，神态飞动，近看像一位老人的大半身坐像，远看又似一座沉稳的小山。在画像右上角，他用钢笔题写了一句英文诗，意译为：小山盼望变成一只小鸟，摆脱它那沉默的重担。下署作者名字。诗意单纯明了，却寄寓了老人的无限感慨。


　　其二是泰戈尔在离别时，还送给徐志摩夫妇一袭他自己穿的紫红色丝织印度长袍，上面用金丝精绣着富有印度民族色彩的图案。礼物自身的价值勿论，单是考虑到一位异国文化伟人寄寓其中的无限情意，也就弥足珍贵了。


　　临行前，泰戈尔和徐志摩曾约定，到1931年泰戈尔70岁大寿时，徐志摩将去印度为老人祝寿。然而，就是在这一年，年轻的诗人却遭空难，沉重的灵魂于老人之先获得了升腾、超脱。


　　从新月派与泰戈尔交往的情形看来，说他们是心心相印的同道，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他们之间有感情上的相契相合，有文化根源上的相连相接，更有道义上的相知相通。


　　然而，同一个泰戈尔，在中国另一类知识分子那里所引起的反响，却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


　　鲁迅在他的《坟·论照相之类》一文里说：“印度的诗圣泰戈尔先生光临中国之际，像一大瓶好香水似地很熏上了几位先生们以文气和玄气……待到这位老诗人改姓换名，化为‘竺震旦’，离开了近于他的理想境的这震旦之后，震旦诗贤头上的印度帽也不大看见了……”在《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之二》里，鲁迅又说：“这两年中，就我所听到的而言，有名的文学家来到中国的有四个。第一个自然是那最有名的泰戈尔即‘竺震旦’，可惜被戴印度帽子的震旦人弄得一塌糊涂，终于莫名其妙而去；后来病倒在意大利，还电召震旦‘诗哲’（按指徐志摩）前往，然而也不知道‘后事如何’。”

　　从表面看来，鲁迅讥刺的对象似乎是新月社那班接待泰戈尔的人们，但若仔细咀嚼那嘲讽的口吻，也分明透露出对泰戈尔本人的冷漠。


　　较为坦率的郭沫若，在泰戈尔访华之际说的一番话，就不会让人发生任何误解了。他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中明白宣示：



“‘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的思想的全部”，而“世界不到经济制度改革之后，一切甚么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只可以作为有产有闲阶级的吗啡、椰子酒，无产阶级的人是只好永流一身的血汗。平和的宣传是现时代的最大的毒物。平和的宣传只是有产阶级的护符，无产阶级的铁锁”。


　　面对同一对象的截然相反的两种态度，决不是一个偶然现象，而是值得我们后来者深长思之的。其实，在郭沫若的那番话里，已略可触摸到其端倪。他实际上已明确无误地告诉我们：他之不满于泰戈尔，完全在于泰戈尔所信奉的“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那“思想的全部”。反过来看，梁启超、胡适、徐志摩等新月派中人那么倾景仰泰戈尔，又何尝不是在于他这“思想的全部”呢”！


　　（摘自《新月才子》）

1924年印度大诗人泰戈尔（右三）来华访问时摄，右一徐志摩、右二林徽因、左一梁思成、左三林长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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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09:05

骂杀与捧杀

阿法
　　现在有些不满于文学批评的，总说近几年的所谓批评，不外乎捧与骂。
　　其实所谓捧与骂者，不过是将称赞与攻击，换了两个不好看的字眼。指英雄为英雄，说娼妇是娼妇，表面上虽像捧与骂，实则说得刚刚合式，不能责备批评家的。批评家的错处，是在乱骂与乱捧，例如说英雄是娼妇，举娼妇为英雄。
　　批评的失了威力，由于“乱”，甚而至于“乱”到和事实相反，这底细一被大家看出，那效果有时也就相反了。所以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
　　人古而事近的，就是袁中郎。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２〕借得他一榻胡涂，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哪，这多么‘性灵’呀！”对于中郎的本质，自然是并无关系的，但在未经别人将花脸洗清之前，这“中郎”总不免招人好笑，大触其霉头。
　　人近而事古的，我记起了泰戈尔〔３〕。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４〕，右有徐志摩〔５〕，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纛！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磐……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明？但我今年看见他论苏联的文章，自己声明道：“我是一个英国治下的印度人。”他自己知道得明明白白。大约他到中国来的时候，决不至于还胡涂，如果我们的诗人诸公不将他制成一个活神仙，青年们对于他是不至于如此隔膜的。现在可是老大的晦气。
　　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然而如果没有旁人来指明真相呢，这作家就从此被捧杀，不知道要多少年后才翻身。
　　十一月十九日。



　　〔１〕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
　　〔２〕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标点应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曹聚仁曾在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３〕泰戈尔（Ｒ．Ｔａｇｏｒｅ，１８６１—１９４１）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一九二四年到中国旅行。一九三○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一九三一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４〕林长民（１８７６—１９２５）福建闽侯人，政客。〔５〕徐志摩（１８９７—１９３１）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泰　戈　尔

①
本文是徐志摩1924年5月12日在北京真光剧场的演讲。

    我有几句话想趁这个机会对诸君讲，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耐心听。泰戈尔先生快走了，
在几天内他就离别北京，在一两个星期内他就告辞中国。他这一去大约是不会再来的了。
也许他永远不能再到中国。

    他是六七十岁的老人，他非但身体不强健，他并且是有病的。所以他要到中国来，
不但他的家属，他的亲戚朋友，他的医生，都不愿意他冒险，就是他欧洲的朋友，比如
法国的罗曼罗兰，也都有信去劝阻他。他自己也曾经踌躇了好久，他心里常常盘算他如
其到中国来，他究竟能不能够给我们好处，他想中国人自有他们的诗人、思想家、教育
家，他们有他们的智慧、天才、心智的财富与营养，他们更用不着外来的补助与戟刺，
我只是一个诗人，我没有宗教家的福音，没有哲学家的理论，更没有科学家实利的效用，
或是工程师建设的才能，他们要我去做什么，我自己又为什么要去，我有什么礼物带去
满足他们的盼望。他真的很觉得迟疑，所以他延迟了他的行期。但是他也对我们说到冬
天完了春风吹动的时候（印度的春风比我们的吹得早），他不由的感觉了一种内迫的冲
动，他面对着逐渐滋长的青草与鲜花，不由的抛弃了，忘却了他应尽的职务，不由的解
放了他的歌唱的本能，和着新来的鸣雀，在柔软的南风中开怀的讴吟。同时他收到我们
催请的信，我们青年盼望他的诚意与热心，唤起了老人的勇气。他立即定夺了他东来的
决心。他说趁我暮年的肢体不曾僵透，趁我衰老的心灵还能感受，决不可错过这最后唯
一的机会，这博大、从容、礼让的民族，我幼年时便发心朝拜，与其将来在黄昏寂静的
境界中萎衰的惆怅，毋宁利用这夕阳未暝的光芒，了却我晋香人的心愿？

    他所以决意的东来，他不顾亲友的劝阻，医生的警告，不顾自身的高年与病体，他
也撇开了在本国一切的任务，跋涉了万里的海程，他来到了中国。

    自从四月十二在上海登岸以来，可怜老人不曾有过一半天完整的休息，旅行的劳顿
不必说，单就公开的演讲以及较小集会时的谈话，至少也有了三四十次！他的，我们知
道，不是教授们的讲义，不是教士们的讲道，他的心府不是堆积货品的栈房，他的辞令
不是教科书的喇叭。他是灵活的泉水，一颗颗颤动的圆珠从他心里兢兢的泛登水面都是
生命的精液；他是瀑布的吼声，在白云间，青林中，石罅里，不住的欢响；他是百灵的
歌声，他的欢欣、愤慨、响亮的谐音，弥漫在无际的晴空。但是他是倦了。终夜的狂歌
已经耗尽了子规的精力，东方的曙色亦照出他点点的心血染红了蔷薇枝上的白露。
    老人是疲乏了。这几天他睡眠也不得安宁，他已经透支了他有限的精力。他差不多
是靠散拿吐瑾①过日的。他不由的不感觉风尘的厌倦，他时常想念他少年时在恒河边沿
拍浮的清福，他想望椰树的清荫与曼果的甜瓤。


　　①散拿吐瑾，一种药物。



但他还不仅是身体的惫劳，他也感觉心境的不舒畅。这是很不幸的。我们做主人的
只是深深的负歉。他这次来华，不为游历，不为政治，更不为私人的利益，他熬着高年，
冒着病体，抛弃自身的事业，备尝行旅的辛苦，他究竟为的是什么？他为的只是一点看
不见的情感，说远一点，他的使命是在修补中国与印度两民族间中断千余年的桥梁。说
近一点，他只想感召我们青年真挚的同情。因为他是信仰生命的，他是尊崇青年的，他
是歌颂青春与清晨的，他永远指点着前途的光明。悲悯是当初释迦牟尼证果的动机，悲
悯也是泰戈尔先生不辞艰苦的动机。现代的文明只是骇人的浪费，贪淫与残暴，自私与
自大，相猜与相忌，飏风似的倾覆了人道的平衡，产生了巨大的毁灭。芜秽的心田里只
是误解的蔓草，毒害同情的种子，更没有收成的希冀。在这个荒惨的境地里，难得有少
数的丈夫，不怕阻难，不自馁怯，肩上抗着铲除误解的大锄，口袋里满装着新鲜人道的
种子，不问天时是阴是雨是晴，不问是早晨是黄昏是黑夜，他只是努力的工作，清理一
方泥土，施殖一方生命，同时口唱着嘹亮的新歌，鼓舞在黑暗中将次透露的萌芽。泰戈
尔先生就是这少数中的一个。他是来广布同情的，他是来消除成见的。我们亲眼见过他
慈祥的阳春似的表情，亲耳听过他从心灵底里迸裂出的大声，我想只要我们的良心不曾
受恶毒的烟煤熏黑，或是被恶浊的偏见污抹，谁不曾感觉他至诚的力量，魔术似的，为
我们生命的前途开辟了一个神奇的境界，燃点了理想的光明？所以我们也懂得他的深刻
的懊怅与失望，如其他知道部分的青年不但不能容纳他的灵感，并且存心的诬毁他的热
忱。我们固然奖励思想的独立，但我们决不敢附和误解的自由。他生平最满意的成绩就
在他永远能得青年的同情，不论在德国，在丹麦，在美国，在日本，青年永远是他最忠
心的朋友。他也曾经遭受种种的误解与攻击，政府的猜疑与报纸的诬捏与守旧派的讥评，
不论如何的谬妄与剧烈，从不曾扰动他优容的大量，他的希望，他的信仰，他的爱心，
他的至诚，完全的托付青年。我的须，我的发是白的，但我的心却永远是青的，他常常
的对我们说，只要青年是我的知己，我理想的将来就有着落，我乐观的明灯永远不致黯
淡。他不能相信纯洁的青年也会坠落在怀疑、猜忌、卑琐的泥溷，他更不能信中国的青
年也会沾染不幸的污点。他真不预备在中国遭受意外的待遇。他很不自在，他很感觉异
样的怆心。

    因此精神的懊丧更加重他躯体的倦劳。他差不多是病了。我们当然很焦急的期望他
的健康，但他再没有心境继续他的讲演。我们恐怕今天就是他在北京公开讲演最后的一
个机会。他有休养的必要。我们也决不忍再使他耗费有限的精力。他不久又有长途的跋
涉，他不能不有三四天完全的养息。所以从今天起，所有已经约定的集会，公开与私人
的，一概撤销，他今天就出城去静养。

    我们关切他的一定可以原谅，就是一小部分不愿意他来作客的诸君也可以自喜战略
的成功。他是病了，他在北京不再开口了，他快走了，他从此不再来了。但是同学们，
我们也得平心的想想，老人到底有什么罪，他有什么负心，他有什么不可容赦的犯案？
公道是死了吗？为什么听不见你的声音？

    他们说他是守旧，说他是顽固。我们能相信吗？他们说他是“太迟”，说他是“不
合时宜”，我们能相信吗？他自己是不能信，真的不能信。他说这一定是滑稽家的反调。
他一生所遭逢的批评只是太新，太早，太急进，太激烈，太革命的，太理想的，他六十
年的生涯只是不断的奋斗与冲锋，他现在还只是冲锋与奋斗。但是他们说他是守旧，太
迟，太老。他顽固奋斗的对象只是暴烈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武力主义、杀灭性
灵的物质主义；他主张的只是创造的生活，心灵的自由，国际的和平，教育的改造，普
爱的实现。但他说他是帝国政策的间谍，资本主义的助力，亡国奴族的流民，提倡裹脚
的狂人！肮脏是在我们的政客与暴徒的心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关系？昏乱是在我
们冒名的学者与文人的脑里，与我们的诗人又有什么亲属？我们何妨说太阳是黑的，我
们何妨说苍蝇是真理？同学们，听信我的话，像他的这样伟大的声音我们也许一辈子再
不会听着的了。留神目前的机会，预防将来的惆怅！他的人格我们只能到历史上去搜寻
比拟。他的博大的温柔的灵魂我敢说永远是人类记忆里的一次灵绩。他的无边的想象是
辽阔的同情使我们想起惠德曼①；他的博爱的福音与宣传的热心使我们记起托尔斯泰；
他的坚韧的意志与艺术的天才使我们想起造摩西②像的密仡郎其罗③；他的诙谐与智慧
使我们想象当年的苏格拉底与老聃！他的人格的和谐与优美使我们想念暮年的葛德④；
他的慈祥的纯爱的抚摩，他的为人道不厌的努力，他的磅礴的大声，有时竟使我们唤起
救主的心像，他的光彩，他的音乐，他的雄伟，使我们想念奥林必克⑤山顶的大神。他
是不可侵凌的，不可逾越的，他是自然界的一个神秘的现象。他是三春和暖的南风，惊
醒树枝上的新芽，增添处女颊上的红晕。他是普照的阳光。他是一派浩瀚的大水，来从
不可追寻的渊源，在大地的怀抱中终古的流着，不息的流着，我们只是两岸的居民，凭
借这慈恩的天赋，灌溉我们的田稻，苏解我们的消渴，洗净我们的污垢。他是喜马拉雅
积雪的山峰，一般的崇高，一般的纯洁，一般的壮丽，一般的高傲，只有无限的青天枕
藉他银白的头颅。


　①惠德曼，通译惠特曼（1819—1892），美国诗人，著有《草叶集》等。
   ②摩西，《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
   ③密仡郎其罗，浪译米盖朗琪罗（1475—1564），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雕塑家、
画家。
   ④葛德，通译歌德（1749—1832），德国诗人。
   ⑤奥林必克，通译奥林匹斯，希腊东北部的一座高山，古代希腊人视为神山，希腊
神话中的诸神都住在山顶。


人格是一个不可错误的实在，荒歉是一件大事，但我们是饿惯了的，只认鸠形与鹄
面是人生本来的面目，永远忘却了真健康的颜色与彩泽。标准的低降是一种可耻的堕落：
我们只是踞坐在井底青蛙，但我们更没有怀疑的余地。我们也许揣详东方的初白，却不
能非议中天的太阳。我们也许见惯了阴霾的天时，不耐这热烈的光焰，消散天空的云雾，
暴露地面的荒芜，但同时在我们心灵的深处，我们岂不也感觉一个新鲜的影响，催促我
们生命的跳动，唤醒潜在的想望，仿佛是武士望见了前峰烽烟的信号，更不踌躇的奋勇
前向？只有接近了这样超轶的纯粹的丈夫，这样不可错误的实在，我们方始相形的自愧
我们的口不够阔大，我们的嗓音不够响亮，我们的呼吸不够深长，我们的信仰不够坚定，
我们的理想不够莹澈，我们的自由不够磅礴，我们的语言不够明白，我们的情感不够热
烈，我们的努力不够勇猛，我们的资本不够充实……

我自信我不是恣滥不切事理的崇拜，我如其曾经应用浓烈的文字，这是因为我不能
自制我浓烈的感想。但是我最急切要声明的是，我们的诗人，虽则常常招受神秘的徽号，
在事实上却是最清明，最有趣，最诙谐，最不神秘的生灵。他是最通达人情，最近人情
的。我盼望有机会追写他日常的生活与谈话。如其我是犯嫌疑的，如其我也是性近神秘
的（有好多朋友这么说），你们还有适之①先生的见证，他也说他是最可爱最可亲的个
人：我们可以相信适之先生绝对没有“性近神秘”的嫌疑！所以无论他怎样的伟大与深
厚，我们的诗人还只是有骨有血的人，不是野人，也不是天神。唯其是人，尤其是最富
情感的人，所以他到处要求人道的温暖与安慰，他尤其要我们中国青年的同情与情爱。
他已经为我们尽了责任，我们不应，更不忍辜负他的期望。同学们！爱你的爱，崇拜你
的崇拜，是人情不是罪孽，是勇敢不是懦怯！



十二日在真光讲


　　①适之，即胡适（1891—1962），当时是北京大学教授。

本文是徐志摩在一九二四年五月泰戈尔即将离华前所作的一次关于泰戈尔的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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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iangying    时间: 2007-9-14 09:06
什么意思,看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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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09:18
标题: 回复 #11 jiangying 的帖子
讨论一下泰斗泰戈尔是学贯中西每天都拜孔子，还是学贯东西的小问题。

看看泰戈尔与孔子的关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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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jiangying    时间: 2007-9-14 09:21
02真是厉害,这么快就把这个老虎的资料搞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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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09:40
标题: 泰戈尔介绍

泰戈尔（一八六一 ── 一九四一）

一九一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祖父：德瓦尔伽纳塔，生于一七九四年。机灵、勇敢、潇洒、富有天才，一个商业“王子”，奢耻豪华。

　　父亲：代温德拉纳特，在社会上被称为“大仙”，由于简朴纯洁。生于一八一七年，哲学家，社会改革者。

　　母亲：夏勒达•黛维，具有忍耐等优秀品质和擅长操持家务的人，使别人成为伟大人物而自己只留下半丝印记。
　　大哥：德维琼德拉纳特，大学者、诗人、音乐家、哲学家和数学家，长诗《梦游》能与斯宾塞的《仙后》妣美，被称为孟加拉的不朽著作。创造了孟加拉速记体，最早把钢琴引入孟加拉音乐。他诗歌创作里的独特而勇敢的实验，在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心灵发展上烙下了深刻的印痕。

　　二哥：萨特因德拉纳特，梵文学家，最早把马拉提虔诚诗介绍给孟加拉读者，在罗宾德拉纳特发展上所烙下的影响是深刻、细致和永的。他的妻子是第一个打破印度妇女传统生活方式的人，女儿英迪拉•戴维是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音乐创作的权威评论家。

　　三哥：海明德拉纳特，早逝，是教育罗宾德拉纳特用祖国语言的人。

　　四哥：巴楞德拉纳特，早逝，孟加拉文坛上赢得了不可磨灭地位的作家。

　　五哥：乔迪楞德拉纳特，那个时代最有天才的人，一位富有激情的音乐家、诗人、剧作家和艺术家，在罗宾德拉纳特的理智和诗才上，留下了影响。

　　大姐：苏达米妮，罗宾德拉纳特的抚养人。

　　五姐：斯瓦尔纳库马莉，富有才干的音乐家和女作家，孟加拉第一位女长篇小说家。

　　其他姐姐：希楞默依•黛维作为社会服务者而闻名于世。

　　　　　　　萨勒拉•黛维女作家、音乐家、民族独立运动的积极参加者。



　　泰戈尔家族是一个历史悠远的家族，祖父德瓦尔伽纳塔时代，正是这个家族富裕鼎盛时期，祖父是个非常精明的商人，被称为商业“王子”，极度的奢耻享乐，曾一度使这个家庭濒于破败的境地，为了保持家庭的中兴，他把财产分给几个儿子经营，但总挽救不了竟争市场所带来的危机，后来由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的父亲代温德拉纳特重新经营，使危机扭转，从而恢复了家庭的财富。代温德拉纳特对于父亲来说，是青出于蓝胜于蓝，但却与父亲有着截然不同的性格，他简朴纯洁，人们称他为“大仙”，信奉印度教，顶礼膜拜创造大神梵天，崇尚神秘的祭祀活动和宗教狂热，曾采取弃世和抛开感观享受道路的思想观念，热衷于冒险的旅行，并在旅途中记录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最终他没有弃世，生活得很长，看到了上世纪的没落，新世纪的日出，象孤寂的峰巅一样，屹立在新旧的边缘上。代温德拉纳特的性格很深的影响了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


　　　　　　　　　　　　　　　——一九八八年元月八日《家族的背景》


　　泰戈尔的家是伟人层出不穷的地方，虽然巨富却对子女的管教非常严格。儿女们过着朴素纯洁的生活，生活上不会有过多的享受，泰戈尔八岁开始写诗，十二岁那年随父亲到喜马拉雅山旅行，为他的童年生活增添了莫大的光彩。并开始了诗人、剧作家独特的生活。他的成长是在缺少母爱，在仆人的严格看管下成长起来的。不爱读书，在家庭良好的环境培养下，当然学校的教育算不了什么，把上学称为“教育的折磨”。


　　　　　　　　　　　　　　　　　　　　　　——《诞生和抚育》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由于母亲身体的衰败，没有充分的享受过母爱，但他十分需要女人的温存，于是与五哥乔迪楞德拉纳特的妻子迦登帕莉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得到了哥嫂的帮助，他们用启发式任他自由选择自己的爱好和发展。十二岁时他在自己家办的《哲学教育杂志》上登载了第一首长诗《心愿》。十四岁时，他象逃脱了魔网似的离开了学校，并把那认为是“监牢和医院的混合形式”，因而引起了家人对他的失望，但他没有在懒散中虚度光阴，他是艺术和智慧女神萨尔斯瓦蒂的天生的崇拜者。十三岁时，他的诗刊登在《甘露市场报》上，第一次获得了在人民面前露面的机会。同年母亲去世，而这种生离死别却没有在他的心中留下永恒的印记，由于他没有得到过母亲过多的爱抚，也由于五哥五嫂的爱使他享受到了家庭的天伦之乐。“新嫂”的出现，使他心里开拓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迦登帕莉是文学和音乐的真正爱好者。五哥带他到孟加拉北部什拉依德赫的庄园旅行，这里成了他创作旺盛时期瑰丽多彩的土壤。十四岁时，他在《知识幼苗》上发表了第一首叙事长诗《野花》。后来，五哥创办了《婆罗蒂》文学月刊，大哥任编辑，罗宾获得了家庭舞台，创造的活力使他日益增加。在他十五、六岁时，爱上了少女纳莉妮，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很快厌弃了爱情的游戏和空泛的快乐而离开了她，当他回来时，纳莉妮已被离愁折磨得奄奄一息，他才感觉到对她的爱一直深埋在他心里，她去世后，诗人陷入了人类之爱的深思中。在他的《帕努辛赫诗选》中受着梵文古典文学、毗湿奴虔诚诗歌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他在诗作发表时开玩笑的把他的笔名帕努辛赫介绍为十五世纪的诗人而使读者受了骗。


　　罗宾德拉纳特随二哥去阿赫默德巴德，开始第二次旅行，在那里他读了并翻译了许多名人的书，但却认为“许多伟大的星斗，对我来说是模糊的”。这段时间是成了他思想发展的新阶段，第一次为自己的抒情诗配了曲，并获得了创作优秀短篇《饥饿的石头》的情节启迪。后来他又爱上了照料自己的英国女教师爱娜，并和她度过了一段纯洁而使人永远也不能忘怀的日子。


　　　　　　　　　　　　　　　　　　　　　　　——《少年时期》


　　泰戈尔于一八七八年九月二十日与二哥萨特因德拉纳特赴英读书，启航时内心沉重的留恋着迷人的爱娜和既是慈母又是挈友的嫂子。从英国写回的发表在《婆罗蒂》杂志上的书信，把印度和西方的女子作了比较，指出同是女性，在一个社会里是力量的源泉，而在另一个社会里却是软弱的象征，为此引起了保守主义父亲的不安，于一八八0年二月召回到了印度，未取得大学学位，只带回了未完稿的大型歌剧手稿《破碎的心》，剧中表现着一种自然哲理：“我戏弄别人的心，突然间也失去了自己的心。在别人痛苦里也见到了自己一颗痛苦的心”。据推测，这个抒情诗剧是奉献给伽登帕莉嫂子的。《晚歌》是显示他艺术天才光辉的第一部著作，诗中充满着悲哀的叹息和幻想，因为他日夜思念着他的嫂子。一八八一年四月二十日，他第二次启航去英国未成功，中途而止，启程前在加尔各答第一次作了公开演讲，题目是《音乐和情感》，曾写过一篇题为《在中国的死亡贸易》谴责英国对中国的鸦片贸易，他的同情超过了国界。后来他与五嫂在琼德拉纳格尔住了一些日子，兄弟俩和统治他们心灵的美女伽登帕莉常泛舟河中，消磨黄昏，此时他写了一些有趣幽默的文章，还完成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王后市场》的写作。


　　　　　　　　　　　　　　　　　　　　　　　——《青年时期》


　　在与哥嫂生活在琼德拉纳格尔的不寻常日子里，泰戈尔写下了著名诗篇《瀑布的觉醒》是诗人开始成熟的标志，无论从诗篇抒发的健康内容还是语言韵律的掌握上，都超过了以前的作品。在他的《回声》中，表现了他“发展就是生活，生活是不断运动、不断更新的。死亡也是帮助生命获得更新。”的哲学观点。一八八三年夏季，他从加尔各答到了西南海岸的加勒瓦尔，在那里创作了第一部重要诗剧《大自然的报复》，描写了理智和爱情，精神和生活，真与美这一永恒主题。一八八三年九月十一日，他在乔拉桑戈老家举行了不被重视的婚礼，为纪念纳莉妮，给妻子起名“默勒纳莉妮”，这是个贤淑的女人。一八八四年，亲爱的伽登帕莉•黛维嫂子不知何故自杀，几周后三哥海门德也相继去世，使泰戈尔陷入极度的痛苦中。在经过痛苦的思索后，他又重新操起了有力的笔，创作了长篇小说《贤哲王》、《牺牲》（自由体诗剧）、诗集《刚和柔》。


　　　　　　　　　　　　　　　　　　　　　　　　——《入门》


　　在泰戈尔的女儿和儿子出生以后，他带家眷到了绍拉普尔，用无韵诗体写了一个剧本《国王与王后》，此剧本较深的受了莎士比亚戏剧结构的影响。以后的《心灵集》的出版，奠定了他的声誉，也是他成熟的标志。罗宾德拉纳特对自己的天才是非常自信的，他觉得自己可与优秀的梵文诗人迦梨陀婆并驾齐驱，为凭吊迦梨婆陀的《云使》，他写了一首新的《云使》。他的幽默和讽刺才华也是精湛的。他的宗教意识，与神建立满意关系的需求，是在《吉檀迦利》时达到了顶峰。在管理祖传家园的日子里，他得以更深刻的接触、认识生活，最喜爱大自然的两个方面：空间与流动，天空与河流。在家庭创办新的文学月刊《实践》后，他是主要撰稿人，有诗歌、戏剧、短篇小说、文学评论、散文及对民族和社会等问题的考察论文。这时期还创作了优秀戏剧《齐德拉》，反映了作者高度、独特的艺术修养，反映了他的哲学和世界观里一个基本而稳定的见解。同年又出版了他第一部散文体的社会喜剧《大错特错》。


　　　　　　　　　　　　　　　　　　　　　　　　　——《成熟》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在奠定了他超群天才表现的基础后，需要过象人群中的普通人那样的生活，寻找艺术上新的表现手段和表达方法。于是他在管理庄园的日子里，深入的了解和热爱贫困、愚昧的农民，并描写了他们的田园、他们的生活，并把自己的儿子送往美国学习农业科学，完成学业后回到庄园工作。这时期写成了著名的短篇小说《饥饿的石头》、《河边的台阶》，而在深切的关心民众生活的同时，神秘主义也在他的作品中萌芽了，他的神秘主义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对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亲近感，是他对那条把一切有生物连结在一起，同时又把生物与无生物、有形物与无形物连结在一起的链环的先知先觉。从一八九四年到一九00年的七年间，他发表了七部较重要的诗集，又相继写了戏剧、散文、政论文等，散文最独特，最有意义的成果体现在《五个元素的日记》一书中。


　　　　　　　　　　　　　　　　　　　　　　　——《人群中的人》


　　泰戈尔认为，他最大的优点和缺点都是：自相矛盾。一八九八年，针对扼杀民族主义情绪，他宣读了著名文章《无声的抗议》，这时期的两部重要著作《民谣》和《故事》。泰戈尔信奉个性发展和痛恨印度教社会制度，却又按旧俗急不可待的为两个女儿早早的举行了婚礼。一九0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他在桑地尼克坦办起了学校。一九0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的妻子与世长辞了，他的身边缺少了一个有力助手，接着二女儿患了重病，他既要担负起失去妻子的悲痛，又要照顾孩子的重任，同时又创作了优秀的儿童诗歌《儿童》。在经历了失去二女儿的打击后，他更加埋头工作，写出了唯一一部没有任何生活哲理或学问累赘的长篇小说《沉船》，这是一部除《吉檀迦利》外用多种文字翻译最广泛的小说。泰戈尔还是个教育家，他和其他教育家一起制定了一个民族教育计划，并为这个委员会出版了《文学》一书出版的讲演稿。一九0七年十一月，他的小儿子又死去，他孤单的生活在人群中。由于他的天才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曾一度被统治者禁止人们派子女到他的学校读书或给予他任何形式的援助，他被怀疑和监视。于是，从《吉檀迦利》他的成熟表现在虔诚感情和完全单纯中，他的宗教顿悟的最惊人方面是从宗教中汲取了格外热爱这块土地和生活的鼓舞，他不仅右内心的孤寂中寻觅上帝，而且也在外部世界里的每一个表现中去寻找上帝，他爱自己的国家，这从《戈拉》中可以看出来，这部长篇小说反映了印度现代历史向最决定性时代过渡的史诗。


　　　　　　　　　　　　　　　　　　　　　　　——《上帝的人》


　　一九二二年，泰戈尔准备第三次旅欧，孟加拉知识分子为了弥补过去对泰戈尔的忽视，于一九一二年五月二十八日举行了隆重的泰戈尔生日庆祝大会。旅欧计划因病未实现，他在帕德玛河畔的什拉依德赫第一次开始用英语翻译《吉檀迦利》。后来泰戈尔终于到了伦敦，住在友人罗森斯坦处，叶芝对他的诗歌大加赞扬并为他的翻译进行了帮助，在那里，他会见了当时西方的一些伟人，如肖伯纳、高尔斯华绥、梅斯菲尔德、哈德森等。当他被宣布获奖时，西方人对亚洲人获得此奖发出一片嘈杂的抗议声，爱兹拉•庞德为把泰国戈尔的作品介绍给美国做了大量工作。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十三日传来泰戈尔因《吉檀迦利》授予诺贝尔奖金的消息时，印度举国上下一片欢腾，但是，有桩怪事使他心灵蒙受耻辱：他的多数同胞不是出自对他的欣赏，而是需要外国人承认时，才对他的语言文学作出如此疯狂的奉承，因而当五百多高贵公民组成代表团来向他致以全国性的敬礼时，他用诗一般的语言对他们说，他无法接受如此不真实的爱。因此遭到了猛烈的攻击。在泰戈尔获奖前后，他的作品曾引起了别人的怀疑和争议，然而终归在事实面前，一切不切实际的烂言都会变成空话。


　　　　　　　　　　　　　　　　　　　　　　——《诺贝尔奖金》


　　泰戈尔旅游英国与西方一些优秀学者建立了友谊，其中有安德鲁斯和皮尔逊，这些人使他原已十分广博的人道主义同情心更加宽广，并深化了他对那种激励西方心灵去建立伟大功业的智力和精神的理解。


　　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加尔各答在一个特别集会上授予了泰戈尔名誉博士学位，这一年从奖金和荣誉来说是最丰富的一年，但创作成果却是贫乏的一年。一九一五年三月，泰戈尔与甘地两个巨人之间奠定了终身友谊基础，在侄女儿英迪拉创办的《绿叶》杂志上，发表了优秀中篇小说《四个人》，同时也出版了著名的长篇《家庭与世界》。


　　一九一六年六月，泰戈尔访问美国，他拒绝了加拿大的邀请，因为这个国家在移民问题上歧视他的同胞。


　　　　　　　　　　　　　　　　　　　　　　　——《世界公民》


　　位于桑地尼克坦的儿童学校成了国际大学，诗人选择了一句古老的梵文诗作他的座右铭：“整个世界相会在一个鸟巢里”。宣称“国际大学是印度拥有献给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代表。国际大学向四周奉献出自己最优秀文化成果，同时也向他人汲取最优秀精华，并把这种做法看作是印度的职责”。


　　一九一七——一九一九年期间，泰戈尔写了两部重要著作，一是诗文写的故事集《逃避》，一是哲理和讽喻散文诗集《随笔》，还有讽刺小品《鹦武的故事》，揭露了当时教育制度的缺陷。


　　泰戈尔“大洋彼岸”不相识的朋友罗曼•罗兰意识到他们是志同道合者，一九二0年五月十五日，泰戈尔到英国旅行，继而又访问了德、法、荷兰、美国等，一九二一年会见了罗曼•罗兰。当他六十岁生日时，托马斯、康德、凯萨林、霍普曼等著名作家学者组成委员会，赠送国际大学图书馆一大批德国经典著作，在斯德哥尔摩，受到瑞典国王的接见，并结识了许多著名人士，其中包赛尔玛•拉格洛夫。


　　一九二一年二月，泰戈尔与甘地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讨论，后来罗曼•罗兰对这两位伟人的观点间的差异作了阐明。


　　　　　　　　　　　　　　　　　　　——《一个鸟巢里的世界》


　　桑地尼克坦成了一个世界性的蜂巢，在那里聚集了皮尔逊、埃尔赫斯特、安德鲁斯等世界各国的伟大作家与学者，使国际大学和其他大学都从中获得了许多好处。但是，在泰戈尔取得许多伟大成绩，受到世界人民的顶礼膜拜的同时，他也丧失了许多优点。一九二五年出版了优秀戏剧《红夹竹桃》。


　　一九二四年应梁启超的邀请，也是申中山的邀请，泰戈尔访问了中国，当时在中国他不被人理解，却与胡适一样都决心采用人民口语作为文学表达的工具。这期间，诗人徐志摩一直陪着他，他离开中国后，中国在上海建立了亚洲学会。


　　一九二五年五月，圣雄甘地来到桑地尼克坦试图使泰戈尔成为自己热衷的理论的支持者，他坚持自治的道路将从纺车和土布中伸延出来，但没达到目的，诗人写了《纺车的道路》一文，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印度教融合了佛教之后，重新被创立起来，形体上消灭了，佛陀使命一直影响着泰戈尔与甘地两个人。


　　　　　　　　　　　　　　　　　　　　　　　——《新旧世界》


　　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泰戈尔应意大利邀请，访问意大利，在罗马会见了墨索里尼，六月八日，在意大利发表了第一篇公开讲演《艺术的意义》，国一维克多•依曼努爱尔三世接见了他，同哲学家伯奈代托•卡罗契相见，佛罗伦萨的达•芬奇学会隆重欢迎了他，罗曼•罗兰邀请他去纳尔纳夫休养一些日子，并告诉他意大利宣传机构为了达到私利的目的，歪曲了他的讲话。他对欧洲进行了长达五个月的成功旅行，曾写信给《曼彻曼斯特卫报》为他的意大利之行进行了辩白。在英国逗留了三星期后，他到了奥斯陆，会见了国王和一批作家和哲学家，也与爱因斯坦建立了友谊。雅典政府授予他“救世主勋章”。


　　一九二七年七月，他开始了第九次出国旅行，这是去东南亚邻国。泰戈尔创立了植树节。一九二八年，他在绘画领域内开始了新的实验，一九三0年他的画展在巴黎的皮加勒长廊展出，一九三0年接受苏联政府邀请访问了莫斯科，后来以《俄国书简》出版了这时期的家信。


　　泰戈尔远不是共产主义意识的信徒，马克思主义或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与他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他的心在历史进程里寻找共同性的合作，而不是寻求对立和冲突。


　　　　　　　　　　　　　　　　　　　　　——《两个世界之间》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一日，泰戈尔偕同儿媳帕勒迪玛•黛维前往波斯访问，到过哈菲兹和萨迪的故乡设拉子。


　　一九三二年九月二十日，圣雄甘地在监狱宣布绝食，得到泰戈尔的赞扬和帮助，后来出版了题为《圣雄与被子压抑的人性》一书。一九三四年一月初，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欢迎尼赫鲁和他的妻子。


　　随着历史的发展，泰戈尔繁忙的社会活动和多次出国旅行，国际大学面临经济佶据的危机，泰戈尔领导学校进行演出集资，以维持大学的生存。


　　当日本侵略中国时，泰戈尔深感不安，相继作诗表达了自己痛苦的心情。


　　　　　　　　　　　　　　　　　　　　　——《最后的收获》


　　 一九四0年二月，圣雄甘地和他的妻子到桑地尼克坦对泰戈尔进行了最后一次拜访，泰戈尔把国际大学的存在委托了甘地，此后，国际大学成了国家负担的大学，甘地死后，尼赫鲁自然的承担起了这一责任。


　　一九四0年，牛津大学授予了泰戈尔博士学位，这以后，泰戈尔一直被病魔所缠，只能在病床上度过最后的日子，但他并未停下智慧的笔，死前写下了最后一首诗。


　　　　　　　　　　　　　　　　　　　　　——《最后的旅途》



　　（以上资料摘自印度 克里希那•克里巴拉尼著《泰戈尔传》）


　　全世界关于泰戈尔的论著，仅传记就达二百多种，突出的有：


　　H•密耶尔•彭菲《泰戈尔传》（1921年）

　　E•汤善逊的《诗人与剧作家泰戈尔》（1926年）

　　V•莱斯尼的《泰戈尔的人格与创作》（1939年）



世人对泰戈尔的评价
　　　

　　郭沫若声称他的文学生涯开始阶段为“第一个阶段泰戈尔式”

　　“冰心体”小说、诗歌、散文烙上泰戈尔的深刻影响。

　　罗曼•罗兰称誉《民族主义》的报告为“人类历史的转折点”。

　　西方资产阶级接受泰戈尔的泛爱主义、和平主义、宗教神秘主义。
　　东方被压迫民族接受泰戈尔反殖民主义和反封建主义思想倾向。
　　茅盾指出“我们敬重他是一个怜悯弱者，同情被压迫人民的诗人；我们更敬重他是一个实行帮助农民的诗人；我们尤其敬重他是一个鼓励爱国精神、激起印度青年反抗英帝国主义的诗人。”

　　一九五六年周总理评价：“泰戈尔不仅是对世界文学作出了卓越贡献的天才诗人，还是憎恨黑暗、争取光明的伟大印度人民的杰出代表、、、、、、中国人民永远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热爱，中国人民也不能忘记泰戈尔对他们的艰苦的民族独立斗争所给予的支持。”

　　冰心语“泰戈尔的诗名远远超过了他的国界。”

　　一家法国报纸说：“泰戈尔是印度的托尔斯泰”。

　　《戈拉》被称为印度的《战争与和平》

　　正如纯净的水对于嗜饮烈酒、可口可乐或果汁饮料的人来说是索然无味的一样，一个真正富有人性的人是不受粗俗之徒和无耻荡妇欢迎的。

　　　　　　　　　　　　　　　　　　　　——摘自《泰戈尔传》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于一八六一年生于孟加拉一婆罗门地主家庭。

　　自幼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教育，但在宗教、哲学、社会思想等方面仍具有浓厚的东方色彩。他十分崇拜古印度诗人迦梨陀婆，对古印度梵文文献相当熟悉。对于西方文明，他一方面赞赏其完成实际工作的能力，同时又颇恶其精神的空虚。

　　他显然完全接受性善说的观点，视幼小男女天真无邪的心灵至为可爱和可贵，切望人人都保有赤子之心。他主张恬静、淡泊的生活，反对激情；主张人与人和睦相处，彼此相爱相助，树立人类为一整体观念，反对互相歧视、欺凌和使用暴力。在这样一些思想支配下，他一方面对印度特有的种姓制度等不合理现象深恶痛绝，另一方面又必然反对暴力革命，甚至对印度本身的民族解放斗争也持否定态度，提出了于人民有实惠的社会改革更重于空洞的政治自由口号。泰戈尔本人长期致力于和平运动。
　　泰戈尔死于一九四一年。


　　　　　　　　　　　　　　　　　　　　——《沉船》再版后记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印度的诗人、作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出生于加尔各答一个望族家庭，七岁学作诗，十六岁发表《诗人的故事》。一八八七年去英国攻读法律两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一生除创作五十多部诗集外，还有二十余种剧本，十二部中长篇小说，百余篇短篇小说，二千多首歌曲，一千五百多幅画，以及散文、哲学、政治论文、回忆录、游记等多种。他所作歌曲《人民的意志》于一九五0年定为印度国歌，抒情诗集《吉檀迦利》于一九一三年获诺贝尔文学奖金。
　　泰戈尔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毕生追求祖国的独立自由，而且在国际上主持正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与巴比塞、罗素、勃兰等人组织“光明团”，到处奔走和平。一九三七年中国抗日战争暴发后，泰戈尔对日本军国主义野蛮行径表示了严正的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对帝国主义分赃的慕尼黑会议也进行了斥责。

　　泰戈尔酷爱中国文化，对中国人民有特殊友好感情，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曾两次访问中国，在他的倡导下，印度国际大学于一九三七年成立“中国学院”。

　　泰戈尔认为“民族”的概念是人类的发明，利用它可以推行利已主义。自民族开始出现以来，就给世界带来魔鬼般的恐怖。西方民族主义的象征，就是冲突和征服精神，它象捕食的野兽那样，总得有它的牺牲，而且为增加取得牺牲的地盘而互相斗争，这种斗争，必然给人类带来灾难。

　　泰戈尔崇尚东方文化，反对亚洲照抄西方，主张要用东方思想创出一条新路，用新的创造作为对人类的献礼。他对近代日本的发展成就表示赞赏，并认为日本继承了古老的文化遗产，这对亚洲其他地方是一种鼓励，提出印度要向西方介绍东方，使西方相信，东方在历史的形成方面有它自己的贡献。他主张发扬东方思想，认为欧洲固然有伟大的艺术，有征服大自然的力量来为人类服务的许多产品，但同时也要看到产生于欧洲而流行于世界的政治文明的基础是不牢固的，是排它的，自私的、是靠别国养活自己，并企图吞噬所有弱小民族的。

　　　　　　　　　　　　　　　　　——《民族主义》出版说明


　　　　　　　《资产阶级的自我批评》　　　　　　　　　　王雅升
　　　　 ——评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沉船》

　　主要论述了主人公哈梅西的性格，他身上的弱点在于：
　　1、反封建中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性，敢于突破印度教教规，与梵教家庭姑娘汉那丽妮确定爱情关系，但当爱情遇到阻碍和破坏时，却无法维护自己的合理要求与父亲强迫他成婚的另一不认识的姑娘成婚，导致了他的爱情悲剧。
　　2、对待现实问题的软弱无力和不愿掉进污秽的泥坑中的高尚情感的矛盾，他想保护卡玛娜，又不能忘掉汉娜丽妮，于是在彷徨、犹豫中反而酿成了自身的生活悲剧，也未曾保护了想保护的人。

　　　　　　　　　　　　　　　——《外国文学研究》1978、1、2期


　　　　　　　　《沉船》的主题和人物 　　　　　　　　 冯金辛

　　通过女主人公卡玛娜的遭遇及她思想上根深蒂固的封建落后思想的体现，揭露了封建宗法社会害人的实质，从而同情那个制度下善良柔弱的劳动妇女，痛恨那个制造禁固妇女思想圈套的社会。
　　 哈梅西的性格提示，在于预测他与汉娜丽妮爱情的结局。

　　　　　　　　　　　　　　　　——《外国文学研究》1983、3期


　　　　　　　《泰戈尔中长篇小说的艺术成就》　　　　　　　 董友忱

　　１、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
　　２、新颖的构思，独具匠心的结构
　　３、细腻的人物心理描写
　　４、善于描写环境、景物
　　５、情景交融、以景托情、寓情于景
　　６、恰当的运用比喻

　　　　　　　　　　　　　　　——《外国文学研究》1984、2期


　　　　　　　　泰戈尔故事诗的思想成就和艺术特色
　　　　　　　　　　　何乃英（北师大中文系）

　　思想内容：
　　１、反对异族侵略
　　２、反对封建暴政和崇教陋习
　　３、赞美人们的高尚品格

　　艺术特色：
　　１、故事动人
　　２、形象生动
　　３、抒情味浓
　　４、语言优美

　　　　　　　　　　　　　　　——《电大语文》1983、11期


　　　　　　　　从《吉檀迦利》看泰戈尔诗的哲理性
　　　　　　　　　　　斯宝昶（上海大学文学院）

　　作品中，泰戈尔认为宇宙就是神的表现，神的变形，极力主张长生之不朽与无限，认为人生的目的就是要求“无限”以得到不朽的永生。

　　　　　　　　　　　　　　　　——《电大语文》1983、11期


　　　　　　　　 泰戈尔哲学思想与美学观

　　１、哲学思想： 泛神论者，梵我同一，同一不二论，主观唯心主义。
泛神论：主张神不存在于自然之外，自然便是神的体现。认为和谐就是美就是爱，他说这世界由爱产生、由爱维持、由爱运动、最后进入爱。他说没有爱的真理是孤独的。

　　２、政治思想：从一切和谐，一切为了爱而产生了他自由天国的政治理想，是不现实的，是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他说他在追求无望的希望，死于不死之中，这种悲观情绪加重了他作品中的神秘主义色彩。

　　３、文艺思想：他的文学作品是能歌咏的哲学，指出艺术的最终目的是提示神和梵的世界，这是他作品中神秘主义的依据。


　　泰戈尔思想的总渊源是印度古代传统的美学思想，也受哥德等人的明显影响。

　　泰戈尔是资产阶级人道主义者，企图以“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调和社会矛盾，否定阶级斗争。


　　发展就是生活，生活是不断运动、不断更新的。死亡也是帮助生命获得新生。

　　　　　　　　——泰戈尔在《永恒的生命》《永恒的死亡》中表达的哲学观点




泰戈尔作品摘录
　　

　　当我不在人世间的时候，
　　我的树，
　　将用春日的青翠欲滴的沙沙声，
　　告诉来访者：
　　“在诗人活着的时候，他爱过”。

　　　　　　　　　　　　　　　——题自栽于匈牙利的椴树

　　我生命的小舟漂泊在无边无际的大海上，
　　你从我熟悉的岸畔吹来的柔风，
　　送来了甜蜜、芳香和痛苦的回忆，
　　勾勒起绝望的渴求和无以名状的
　　隐秘情感的回忆。

　　　　　　　　　　　　　　　——《告别》

　　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我可能做过许多不诚实的事情。但是在我的诗歌里我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假话——那是一个圣所。在那里，我生命中最深的真实得到了庇护。”

　　　　　　　　　　　　　　　——泰戈尔

　　友谊和爱情之间的区别在于“友谊意味着两个人和世界，而爱情意味着两个人就是世界。在友谊中一加一等于二；在爱情中一加一还是一。

　　痛苦是自我迷恋的别名。正因为如此，审美观给我们以享受，因为它使我们远离自己。

　　　　　　　　　　　　　　　　　　　——泰戈尔


　　　　　　　　《飞鸟集》摘抄

　　创造的神秘，有如夜间的黑暗，——是伟大的。而知识的幻影，不过如晨间之雾。 （一四）

　　太阳横过西方的海面时，对着东方，致他的最后的敬礼。 （三九）

　　不要因为你自己没有味口，而去责备你的食物。 （四0）

　　小草呀，你的足步虽小，但是你拥有你足下的土地。 （六五）

　　错误经不起失败，但是真理却不怕失败。 （六八）

　　雾，象爱情一样，在山峰的心上游戏，生出种种美丽的变幻。 （七四）

　　使生如夏花之绚丽，死如秋叶之静美。 （八二）

　　艺术家是自然的情人，所以他是自然的奴隶，也是自然的主人。 （八五）

　　刀鞘保护刀的锋利，它自己则满足于它的迟钝。 （八九）

　　权威对世界说道：“你是我的”。世界便把权威囚禁在她的宝座下面。
　　爱情对世界说道：“我是你的”。世界便给予爱情以在她屋内来往的自由。 （九三）

　　瞬刻的喧声，讥笑着永恒的音乐。 （九六）

　　白云谦逊的站在天之一隅，晨光给他戴上了彩霞。 （一00）

　　只管走过去吧，不必逗留着去采了花朵来保存，因为一路上，花朵自会继续开放的。（一0二）

　　根是地下的枝，枝是空中的根。 （一0三）

　　回声嘲笑着她的原声，以证明她是原声。 （一0七）

　　我投射我自己的影子在我的路上，因为我有一盏还没有燃点起来的明灯。 （一0九）

　　夜对太阳说道：“在月亮中，你送了你的情书给我”
　　“我已在绿草上流下我那流着泪点的回答了。” （一二四）

　　鸟以为把鱼举在空中是一种慈善的举动。 （一二二）


　　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关在门外时，真理也要被关在门外面了。 （一0三）

　　埋在地下的树根使树枝产生果实，却并不要求什么报酬。 （一三四）

　　上帝的巨大的威权是在柔和的微风里，而不在急风暴雨之中。 （一五一）

　　夜秘密地把花开放了，却让那白日去领受谢词。 （一五七）

　　鸟翼上系上了黄金，这鸟便永不能在天上翱翔了。 （二三一）

　　虚伪永远不能凭借它生长在权力中而变成真实。 （二五八）

　　当我死时，世界呀，请在你的沉默中替我留着“我已经爱过了”这句话吧。 （二七七）

　　爱就是充实了的生命，就象盛满他酒的酒杯。 （二八三）

　　说爱情会失去那句话，乃是我们不能够当作真理来接受的一个事实。 （三一一）

　　诗人的风，正出经海洋和森林，求它自己的歌声。 （七六）


　　　　　　　　《沉船》摘抄

　　船夫们只好再划着船前进。河的一边是在热气中闪着微光的沙滩，另一边则是陡峻的坎坷不平的河岸。月亮透过紫雾升起来了，它闪射着一种暗红色的微光，那样子颇象醉汉的一只眼睛。天空仍然明净无云，但忽然间，一阵突如其来有似雷呜低沉的轰隆声，打破了天地间的沉寂。船上的人向后一望，只看到一股如柱的旋风，挟带着一片黑黝黝的尘沙和无数残枝败叶，树皮草根，象被一把巨帚掀起似的，向他们压过来了。

　　　　　　　　　　　　　　　　　——《沉船》第二章

　　暮蔼消散了，银色的月光好象一身白得耀眼的寡妇的丧服，复盖着广阔的沙滩。河西没有一条船只，甚至看不见一丝微波，河心河岸，到处是一片宁静，这宁静有如死亡带给受尽苦难的病患者的一种无休止的安宁。

　　　　　　　　　　　　　　　　　　——《沉船》第三章

　　他们哭个痛快的时候，月亮已经落了下去。在黑暗中望去，那一片荒凉的土地有如险恶的梦境，没入阴暗中的白色沙滩更显得鬼影幢幢。河面的水波，映着微弱的星光闪闪发亮，看来直象一条巨蛇身上的黝黑光滑的鳞甲。

　　　　　　　　　　　　　　　　　　　——《沉船》第三章

　　诗人所想象的最适于青年情侣活动的环境中所需的一切道具，在加尔各答这地方，是出奇的缺乏。繁花满枝的无忧树和醉花树丛、曼陀比的枝叶架起的天幕和棕脖儿杜鹃的歌声在这里都稀少到十分引人注意的程度；然而，神秘的爱神却并没有因此狼狈地逃出这干枯、无趣的现代城市。爱神，这一切神祗中最老也最年青的神灵，手执弓箭在拥挤的人群中穿来穿去，闪躲着装甲的电车，逃避着头缠红巾的警察的注意，谁又能老在他的身后跟踪呢？

　　　　　　　　　　　　　　　　　　——《沉船》第九章

　　夜空中浓云密布，借园月的微光，可以看到一团团的乌云，象一群专事毁灭的精怪，趁着风势在混乱一团的天空驰骋。河岸差不多被黑暗淹没了，河面上的情景已模糊不清，但天空和大地，远处和近处的景象，看得见和看不见的一切，却在这昏天黑地的一团混乱中交融在一起，那形象颇似神话中的那个可怕的怪物——死神的黑牛——正发着狂怒高举起它的带角的头摇晃不已。

　　　　　　　　　　　　　　　　　　——《沉船》第三十九章

　　一团满含雨滴的云彩从天空飘过，一遇到和它一样在天空流浪的一阵微风，它就会再已承担不住雨滴加在它身上的重负。卡玛娜现在的情形也正是如此；一个可怜的无家可归的孩子对她所表示的一点同情马上就使她无法再抑止住激荡胸中的一腔热泪。她几次想开口讲点什么，但忍不住的悲痛却使她泣不成声了。

　　　　　　　　　　　　　　　　　　——《沉船》第二十七章

　　赛拉加的船是满载幸福欣然顺流而下，而卡玛娜的空虚的船只却可怜地搁在浅滩上。

　　　　　　　　　　　　　　　　　　——《沉船》第三十一章

　　……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她的改变真是惊人。她象一株幼小的嫩苗，很快就已完全成长起来。现在这个农村姑娘的滚圆的四肢上失去了原有的壮建的色泽。在她的脸上已再看不到那种浑然一团的稚气，却只显得眉目清秀、轮廓分明。她面颊上原有的如漆的光彩已被一种憔悴的神色所代替，在她的步态和举止中更增添了一种悠闲大雅的气派。

　　　　　　　　　　　　　　　　　　——《沉船》第十八章

　　……象“不要胡说！”“我告诉你怎么做就怎么做！”“年轻姑娘不作兴老说‘不’的！”这一类的话她从来没听到过。因此她始终是直着身子，扬着头面对世界的一切，恰象是一株异常娇艳而又枝干强劲的鲜花。

　　　　　　　　　　　　　　　　　　——《沉船》第三十一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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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江湖    时间: 2007-9-14 10:20

原帖由 klcz2002 于 2007-9-14 08:59 发表
Rabindranath Tagore Rabindranath Tagore (help·info)[α] (Bengali: রবীন্দ্রনাথ ঠাকুর,[β] IPA: [ ...

胡语 胡语 :Q :Q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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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一袋子宁静    时间: 2007-9-14 10:53

原帖由 一袋子宁静 于 2007-9-14 07:31 发表

早晨起来，还有板凳坐呢，不错。

从"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说起？哪里写着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呢？

也请给点出处，也好知道个来龙去脉。
  

嗯，辛苦辛苦，找到出处了！
看来打字要认真，说话要严丝合缝儿，别看02GG不出现，可是暗地里仔细审贴呢，出不得半点差错。


另外：教你一招，引用原贴地址可以再具体点：
1、 可以点楼层右上角的数字，比如楼下这例子，点“#3”楼层地址即可复制到剪贴板上。


2、点楼层右下角的“引用”回贴，引用地址自然在原贴上。可以点某某“发表”后面的黄色小箭头点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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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13:29
标题: 神台真的缺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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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13:44
标题: 其实无关先师与泰戈尔
暇瑜自明，先师自是先师，老泰自是老泰（还是英属大印度时的印度人），都如天上的星斗自放光明。

要命的是传统文化里莫名其妙的自我优越感，这里有“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先是老王的“全球同胞（主要是西方）的热衷于读我先师的经典等”调调言论，莫名其妙，难到我中国还是世界的中央或中心？再这样忽悠下一代下去，再读他五千年也读不出个[平等与独立]的人性来。

兼答翅膀妹妹，02不是反传统，02家中经典也不少，自己也看，孩子大点了肯定也会让他们看。可也不能一元化的看问题，赞成读的队伍中有N种声音，反对读的声音中也有N种声音的。02赞成读本民族的文化经典，但不是带着枷锁或光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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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klcz2002    时间: 2007-9-14 13:49
标题: 回复 #15 江湖 的帖子
三藏法师就是胡言胡语的好手啊。

还有，君不见为了学胡语都下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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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colalgy    时间: 2007-9-15 20:06
泰戈尔的诗很优美，也很有哲理，我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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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ptr    时间: 2007-9-15 23:58
"泰戈尔每天都拜孔子"
这有些演绎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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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光临 祝孩子们天天健康快乐！ (http://www.xetj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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