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11-26 00:51:32)
佘太君（左）为辛秋花饰演
如今的保定老调早已失去往日的辉煌，剩下的惟有一群不肯放弃的演员。虽然每年都能演出数百场，但仍不能吃饱饭，剧团只能发40%的工资，几十人同台演出的一场戏只能挣千余元，平均下来每个人的收入也就是三四十元钱，即使一年从头到尾不停地演，也不能挣出剧团的全部开支。
保定市戏剧研究所王华之所长说：“剧团的造血功能已经严重不足，如果没有强有力的输血支持，不知道老调能撑到多久。”
一、奠基
明末清初，白洋淀周边一带流行着一种民间小曲“河西调”，百姓在田间地头、淀泊深处经常哼唱，会唱的人越来越多，慢慢地受到当地一些大戏的影响，也开始了舞台演出，这便是老调艺术的雏形。
清光绪初年，老调戏班开始出现，韩大仓班、高老寿班、小莲花班等，有20多个，先后涌现出50多位较有成就的老调艺人。光绪十六年(公元1890年)，韩大仓带领老调班进驻北京，在天桥广兴园演出，曾与当时的京剧名角齐名。这一时期，老调的演出地域，北到张家口、天津、沈阳、哈尔滨等地，南到石家庄、邢台、安阳等地。
此时在保定城中最繁华的马号里，有三个年轻茶房：小福子、白壮和白强，他们当茶房不是为了挣钱糊口，而是为了在马号偷师学艺。白壮、白强兄弟分别司鼓和操琴，小福子是班社的角儿，他们觉得自己唱的老调有许多让人不满意的地方，到保定当茶房就是为了不掏钱就能学到别人的长处。
他们从河北梆子、西河大鼓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梆子艺人刘四红、大鼓艺人朱大观后来都成了他们的好朋友。期间他们还学唱了京剧和昆曲。
小福子大名周福才，祖籍定州，从小随爷爷生活在安新县南冯村。这里是白洋淀的边缘，村里人好热闹，自发组成一种叫“子弟会”的业余剧团，演唱老调和丝弦。周福才感到十分新奇，经常围在“子弟会”的排练现场。12岁时，他投师高凤村习小旦，投师高应龙习小生和老生，14岁就开始跟着韩大仓班走江湖，把唱戏当成一生的职业。
走南闯北的经历中，周福才渐渐感觉到老调与当时流行的许多大剧种有差别，他四处向人请教，本村的拔贡高伯从、秀才张玉庆、安州城里的翰林潘龄皋、马村的翰林张怀信都成了他的老师，周福才请他们讲历史、说典故，研究剧情和台词，改正错字，校正发音。
成名后，周福才离开韩大仓班，成立了自己的班社。他有了一方自主的舞台，开始创新老生唱腔，改变原来生净不分腔的唱法，在乐器伴奏上，他也有许多突破。他的唱功和做功，质朴抒情，刻画人物栩栩如生。在老调的艺术发展史上，他被视为一个里程碑式的人物，成为后来老调艺术的奠基人。
二、一百分的“活潘洪”
老调雄深宽厚，粗犷高亢，给人一种深沉凝重、威严雄壮、气势恢弘的感觉。因此早期老调行当以生、净为主，而生、净两行又是不分腔，同唱老生调，故称老调。老调形成以后，长期与丝弦同台演出，艺人虽兼唱两个剧种，但唱腔却互不相混，群众称之为老调丝弦班。
在保定一直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解放前保定城里住着许多国民党军队，一次演《李渊辞朝》，主要表现的是当兵的生活很不容易，家里有老有小不能照顾，还要给军官卖命，生活得很悲惨。没想到台下的士兵产生了同感，都很思念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当晚便有人开小差，后来一个营的士兵都跑光了。故事虽然值得推敲，老调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净的行当中，蠡县人崔澄田创造出了一个高度。他从小生活在姥姥家，受地方戏和村内子弟会的影响，13岁就开始登台饰演剧中的一些小角色。先是跟师傅们学习老生行，后来正式拜师张洛宫学戏，小生、净、丑几个行当都学，18岁嗓子倒仓后专攻净行。在向张洛宫学戏6年之后，就开始搭班演出，青年时就成为冀中很有影响的老调艺人。
1953年高阳县成立老调剧团，崔澄田是最早加入剧团的演员。
1962年2月随保定专区老调剧团进京演出《潘杨讼》，受到首都文艺界的交口称赞。他在戏中饰演潘洪，动作细腻，表情丰富，舞台上展现出一个盛气凌人、狡黠多诈的奸雄形象。著名表演艺术家袁世海观看崔澄田的表演后，十分称赞他的演技。老舍先生提出花脸演员要向崔澄田学习，他是一个“应得一百分的潘洪”。
三、老调旗帜
“万岁爷金殿上传下口旨，他要我亲自断潘洪。我若给他定死罪，万岁爷的心事我看得清；我若赦免了潘仁美，八王爷必然不容情。这天大的重担交与我，两条龙相斗我在当中……”《潘杨讼》中寇准的一大段唱腔，从舒缓、悠长到铿锵有力，再到犹豫不决，寇准的心理被描摹得细致入微，再加上形象的做功比喻二龙相斗自己深处其中的两难境地，一个活灵活现的寇准就展现在观众的面前。
这是王贯英最喜欢的一个唱段，也是表演寇准中最难的一个唱段，王贯英拿捏十分准确。68岁的王贯英现在仍然活跃在老调舞台上，和青年演员一道到基层演出，荣誉等身的她从没有喊过苦和累。
“没有王贯英就没有老调，没有老调就没有王贯英。”这是保定人对王贯英的评价。王贯英出生在安新县北冯村，与周福才出道的南冯村仅有一路之隔。北冯村子弟会唱的是河北梆子，王贯英的哥哥嫂子都是子弟会的演员，王贯英看着十分羡慕，也想上台演一个角色。一次演出需要一些小演员上场，王贯英拿着一把笤帚跟着别人上场转了一圈，感觉很好玩，从此，她也就真正喜欢上了舞台。
老调也有了自己的第一代女演员。
以前老调剧种行当主要是老生行当，女演员的加入大大改变了老调剧种行当单一的局面，使老调的行当得以健全，从唱腔音乐、表现程式上也提高了老调的表现能力。女演员的加入，使以小生、小旦为主的剧目开始出现在老调的舞台，大大丰富了老调的演出剧目。
开始在剧团里王贯英仍唱青衣，老师认为她嗓音宽厚，唱须生更有前途，就指导她改唱须生。第一次唱须生是在《走马荐诸葛》饰演徐庶，没想到一炮成功，从此王贯英成了老调的第一个女须生，也正是这一改变，才使她有了日后的艺术成就。在主攻须生的同时，王贯英还兼唱小生、老旦、彩旦、刀马旦等，几乎称得上样样精通。
在老调历史上影响最大的两部戏《潘杨讼》和《忠烈千秋》，分别被长影和西影拍成电影，两剧中寇准的角色都是王贯英饰演。寇准成就了王贯英，王贯英成就了两部大戏，两部戏成就了老调剧种的辉煌。
说到老调，说到老调演员，不能不提到的人还有辛秋花。1959年7月，老调剧团有进京汇报演出的任务，上级指派，借调徐水县河北梆子剧团演员辛秋花来扮演佘太君。
辛秋花到保定报到后感到很不适应，吃了很多苦头后，终于脱掉了一口梆子腔，改成了地地道道的老调腔。剧团1960年进京汇报演出，大获成功。尤其是《潘杨讼》，在北京叫好又叫座，先后上演了近一个月，先是在中南海、钓鱼台演出，接着是在北京的几个大剧院公演。辛秋花扮演的佘太君一开口就能博得满堂彩，和王贯英、崔澄田一道把一个流传千古的故事演绎得活灵活现。
北京演出结束后，剧团一班人开赴长春拍电影。回保定后辛秋花面临多种选择，一是回原剧团，一是省里的梆子剧团想把她挖走。最后她还是留在了保定，全心全意唱起了老调。
老调中原来老生和老旦是同一个腔，老旦的形象发挥很受限制，辛秋花自己琢磨，形成了一套独有的老旦唱腔，表达出了女性特有的细腻和丰富的情感。
辛秋花通过不懈的努力，把一个威武不屈、刚正善良的佘太君演得活灵活现，人们称她为“活着的佘太君”。
寇准为王贯英饰演
王贯英
辛秋花
记者手记：我们能为老调做点什么
一个普通的地方剧种，能有两部大戏被拍成电影，并在国内产生很大的反响，这在数以千计的地方剧种中，只有黄梅戏能与之相媲美。《潘杨讼》和《忠烈千秋》先后影响了几代人，在北京演出获得的盛誉也是空前的，可惜，这些都成了过眼云烟。
两部大戏成了保定老调跨越不过去的高峰，崔澄田、王贯英、辛秋花等一批老艺术家奠定了一个巅峰时代。辉煌之后，是难耐的寂寞，一出戏影响一个时代的历史可能一去不复返了。然而这并不能说明老调从此就没有了希望。
据说，茅威涛在上海大剧院演出越戏，最低的票价也要800元一张，而我们的老调剧团三四十人的队伍，深入条件艰苦的农村，演出一场戏却只有千元左右的出场费，市场高下自然不言自明。何以造成这如此巨大的反差？
毋庸讳言，今日的老调已严重贫血，单靠自身的造血已经很难维持。输血是必要的，但仅仅输血并不能够重振老调的辉煌。最重要的是培养老调的自身造血功能。如果老调中还有一批像崔澄田、王贯英、辛秋花等这样的名演员，如果能有像《潘杨讼》、《忠烈千秋》等一批叫得响的剧目，也许现状会好得多。
曾几何时，老调拥有安排不完的演出任务，根本就不用愁市场。如今即使千把元的演出费还要派人深入农村四处找米下锅，68岁高龄的王贯英仍要披挂上阵，怎不叫人心酸？
我们能为老调做点什么？像老调这样极具影响的剧种竟然落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实在让人扼腕唏嘘。眼看着一些不如老调的剧种成为遗产，而老调就像是一个被人遗忘的孤儿，着实叫人可怜。落选名录让关心老调的人心寒齿冷。
关心老调就应该为老调做些事情，首先应搜集整理挖掘一批老调的重要史料，尤其是连续4年进京演出产生的巨大影响，从中寻找到老调的根，力争让老调尽早成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更大范围的承认。政府必要的投入是应该的，更重要的是培养老调的造血机能，培养和发掘一批在国内叫得响的创作和演艺人才，从音乐、唱腔、剧目上有大的创新，排演一批适应现代人生活和情趣的新剧目，力求贴近生活，贴近实际，具有很强的时代感，培养更多的观众。
和黄梅戏毗邻上海一样，老调有毗邻京津的优势，老调如何再续往日的辉煌，这是一个所有关心老调剧种的人不可回避的课题。一个赵本山让二人转火遍东北火全国，一个郭德纲让相声火遍北京火全国，老调也应从中得到一点启示，单纯的守业是守不住的。创新，只有创新，才是老调复兴的根本。
从这一点而言，我们能为老调做的，最好多从创新上下点功夫。
（剧照图片由演员本人提供，其余图片由本报记者郭志昆摄）
（本报记者：郭志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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