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孩子们天天健康快乐！

标题: ZT：南洋教育十年 [打印本页]

作者: palislee 时间: 2005-9-14 15:43
标题: ZT：南洋教育十年
唉，一声叹息

作者: 阳阳妈妈爱阳阳 时间: 2005-9-14 16:48
又是一声叹息!这个破国家什么时候能好呢?看现在没多少希望啊!

作者: 诸神的黄昏 时间: 2005-9-15 13:09
<font face="null" color="#ff0000" size="7">把这个不稳定分子推出午门斩了！！！

作者: 八根儿 时间: 2005-9-15 13:50
才看了一点，已经感到沉重，看完了没准会窒息。。。

作者: dyly 时间: 2005-9-16 10:03
太值得仔细研读了。只是看完如果只有叹息和悲愤，我们又何必和自己过不去呢？？

作者: dyly 时间: 2005-9-16 10:05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560" border="0"><tr><font color="#05006c"><h1>“南洋”前董事长任靖玺：我败给了教育制度</h1></tr><tr><td><hr /></td></tr><tr><td align="center" height="20">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2月28日13:50 <font color="#a20010">中国新闻网</td></tr><tr><td height="15"></td></tr><tr><td class="l17"><font>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本刊记者／朱雨晨　　从一手创办的中国最大民办教育集团黯然退出，他最后承认自己是“失败者”，一个无法与现实和教育体制对抗的失败者<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align="left" border="0"><tr><td></td></tr></table>　　12月18日，阴，人民大会堂前朔风大作。　　下午四点，大会堂海南厅内掌声一片。“中国民办教育创新与发展论坛”正步入高潮。论坛的主办方，中国教育联合会将惟一的“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颁发给南洋教育发展集团(以下简称“南洋”)。　　与此同时，“南洋”前董事长任靖玺的万言书《教育炼狱十年》，正像一股潜流，流向中国教育界。　　这本小册子全文8万字，详细记录了任从创立到退出“南洋”的经历和思考。他最后承认自己是“失败者”，一个无法与现实和教育体制对抗的失败者。　　任靖玺其人　　1952年，任靖玺出生于山西运城，家庭成份是富农，因此中学毕业之后只能回家务农。但他不是一个甘于底层命运的人，按照他的话来说：“自由市场上的所有东西我都卖过。”　　任靖玺说，他的命运完全由于“读书”改变：虽然成份不好，自己还是得到了一份助学金，因此能够顺利读完中学；1970年，他在一个小包工队打工，闲暇时坐在工地上读《红楼梦》，被局长发现，一下子被提升成了“包工头”。他说，这些都是多年以后他从事教育投资的最初动因。　　改革开放之后，任通过煤炭生意成为山西省第一个百万富翁。　　在1993年从事教育产业之前，任靖玺当过记者，办过报纸，投资过房地产，同时保留了自己的煤炭实业。　　“任靖玺是一个有非凡魅力的人。”采访过他的记者都这样说，在“南洋”内部，任甚至有些被神化。　　据熟悉任靖玺的人说，年过半百的他还有非常性情的一面：酷爱速度，在高速公路上跑一百五六十迈和人飚车是家常便饭。　　任靖玺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相约长谈两次，除了谈他的自述和“南洋教育”，大部分时间里，他都在倾诉自己的忧国忧民之思，和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在现实壁垒中的困境。　　十年“南洋”　　任靖玺开始涉足教育行业是1993年，此时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原始积累，有能力出资数千万元平地而起一所学校。　　他的第一所学校是位于太原的山西南洋国际学校。发展最高峰时期，“南洋”一共拥有12所学校。任靖玺掌舵期间，以平均每年一所的惊人速度扩张。　　这12所学校中，10所是15年一贯制综合学校，两所大学，分布于全国各地。任靖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最终下定决心投身教育界，是在1995年：“当时的产业空间很大。做教育形象好，是善举，产品和现金流都很稳定，当时的利润率也比较高。我记得那时候一个学生收学费三千到四千块钱，已经有很高的利润。虽然当时不能分配利润，我们可以用解决住房等方法进行。”　　最重要的是，“我当时对形势的判断很乐观”，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说，“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朱钅容基总理曾经说穷国办教育，不走多种形式办学的路子，别无选择。这下我以为教育是没有问题了，一下子关掉其他产业的所有公司，只保留教育和科技。”　　大致与此同时，“南洋”已经成为国内民办教育的老大。时至今日，“南洋”旗下的学生超过一万人，教师2000余人，共占地1800亩，其总资产被评估价值13亿元。　　“任靖玺掌舵期间，‘南洋’在全国范围内高起点高投入地高速扩张，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教育学者张铁林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评价。张是广州现代教育研究中心的研究员，曾经细致研究“南洋”集团化的教育管理模式。　　2003年12月25日，中亚财富投资有限公司入主“南洋”，成为占70%股份的控股方。任靖玺只保留18%的股份。　　2004年7月15日，任靖玺将手中18%的股份赠与部分南洋高层管理人员。　　9月15日，任靖玺在山西南洋学校召开了最后一次年度校长会议。此后，他彻底离开了辛苦耕耘十年的“南洋”。　　一个月之后，蕴含了任靖玺十年心血的《教育炼狱十年》撰写完毕。　　他在文中解释离开“南洋”的原因：“理想的幻灭”。　　教育理想的现实困境　　采访中，任靖玺曾表示反对使用“民办教育”这个称呼，认为应该确定“私立学校”概念。在他的理念中，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理应是国民教育的两极，前者解决教育的公平问题，后者解决教育的差异化需求。　　他把目前中国教育的问题之源归结为，垄断导致短缺和腐败。而高考，就是获取垄断利润的利剑。　　促使他最终退出教育行业的，是《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他自认为是一个“失败者”。　　“我败给了教育制度。”　　任靖玺在《教育炼狱十年》中，将改革开放之后我国的民办教育发展列为三个阶段：80年代，应运而生，意气风发；90年代，层层设卡，层层突破；21世纪初，哀鸿遍野。　　现阶段的“哀鸿遍野”，恰恰发生在《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之后，中国的民办教育受到法制“促进”的时候。　　任参加了《民办教育促进法》的整个制定过程，并多次参加人大召开的讨论，也曾为这部法律的最终出台激动不已。　　“当《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细则》和《关于规范并加强普通高校以新的机制和模式试办独立学院管理的若干意见》随后出台时，我的心一下子就冷透了。这两个文件，把辛辛苦苦制订出来的‘促进法’变成了‘促退法’和‘破产法’。我知道，原有的真正的民办教育完了。”任靖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使他选择最终离开“南洋”和教育事业。　　在任靖玺看来，根据这两份文件，公立学校以“名校办民校”和“独立学院”的方式进入民办教育市场得到了法律的保证，对原有的民办学校杀伤力极大，也因此导致了“哀鸿遍野”的现状。　　所谓“名校办民校”，指的是公立重点中小学开办私有的“民校”，因此形成了“校中校”或“校外校”。这种学校既能享受公办学校多年积累起来的巨大无形资产，又能堂而皇之地以民办学校的价格向消费者收费，却可免除民办学校的风险和公办学校的义务。　　《中国新闻周刊》于今年9月17日曾经调查扬州“名校办民校”的状况。在全国各地，据估计这类“名校”所办的“民校”已经达到上千所。　　“独立学院”，指的是由普通本科高校按新机制、新模式与社会力量合作举办的本科层次的二级学院。截至今年，这类“独立学院”已逾300所。　　任靖玺说，在这些蓬勃发展的“民校”边，是老民校的累累尸骨。　　任靖玺的话，可以为十年来的民办教育聊备一说。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10期</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9-16 10:27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13"><table cellpadding="5" width="95%" border="0"><tr /></table></td></tr><tr><td width="6"></td><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13"><table cellpadding="5" width="95%" border="0"><tr><td class="t14l14" align="center" colspan="2">与少玉有关------------“南洋”航空母舰冲撞冰山 </td></tr><tr><td width="50%">[承德之门] 于 2005-09-03 09:30:23上贴</td></tr></table><hr /><table width="100%" border="0"><tr><td width="100%">(2005-03-03 02:49:55) 1996年春天的一个中午，大同南洋国际学校。前来视察的南洋教育发展集团董事局主席任靖玺碰到两位刚从校图书室走出的教师。看到两人借的全是文艺书籍，任似乎觉得自己的员工有些胸无大志：“怎么不看些人物传记和企业管理方面的书呢？”面对咄咄逼人的老总，一位教师答道：“艺术是安慰人生的。”“可我们不能总是活在安慰中呀！”任马上反驳。然而8年之后，当任靖玺黯然退出南洋、愤然著书《教育炼狱十年》时，也许他会开始同意那位教师关于“人生安慰”的话。中国民办教育航空母舰在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常务理事名单上，任靖玺和樊钢、那英等188个名字同列。在山西大学，有一笔以任靖玺的名字设立的奖学金。京大高速公路的捐款记录中，有任靖玺捐的300万元。而任靖玺更为人所知的身份是南洋教育发展集团董事局主席。这个颇具英雄主义和传奇色彩的运城人，从一介小工而成为经理、记者、煤矿老板，从最早闯海南办报纸搞房地产到后来成为中国最大民办教育集团的掌舵人，他书写了诸多奇迹。青岛南洋学校刘老师至今仍对那些日子赞不绝口：“从未有任何一个集体能立即进入这种工作状态、实现这种效率：所有人齐心协力，搬桌椅、扫卫生、种树、接受培训、招生……1月立项，3月开工，9月开学。300亩地的一座宫殿般的校园梦一样从荒地上诞生，坐满学生开课了。”她说的是青岛南洋学校从建校到开学的9个月。整个炎夏，一批又一批家长从山东各地赶来验证，他们听到看到的仙境般的学校广告是否属实。第一次只看到工地，第二次教学楼封顶，第三次就不用走了：开学了。建校首期招生600名，令所有民办学校瞩目。其实这只是一个缩影，用“一天一层楼”的深圳速度形容南洋教育的发展也不为过——1994年第一所南洋学校在太原建立，投资规模1个亿，此时以“报效桑梓，造福社会”为宗旨；1995年大同南洋成立，投资规模近5000万元，便有了“育人育才，桃李报国”的信念；然后是洛阳、无锡的南洋学校（1996年），已形成“集团投资、连锁办学、滚动发展”的“适度产业化”模式，投资规模2亿元；成都、青岛的南洋学校和北京南洋大学（1999年），作“合理布局、持续发展”计划，投资规模3亿元；成都南洋学院、昆明和大连的南洋学校（2000年），作“品牌经营、规模发展”规划，投资规模3亿元；2001年，走上“低成本扩张，开发县级市场”之路，建立济南南洋和投资控股江苏沭阳南洋学校。10年下来，南洋做成了总投资过10亿元、在校生近两万、教职员工2600名的“中国民办教育航空母舰”。南洋更大的贡献在不仅只是做大，它还摸索出一整套从建校到招生到管理的民办学校运作模式。“学生、家长、教工三满意”运营检验统计表，每学期有61项调查项目；“日清表”，每天每位老师的工作状态在此都有详细记录，学生管理中出现的每件事都有记载和处理方法，日清月结的记录是年终工资奖金考核的标准之一；《督导评估方案》中严格细致的量化指标和项目；南洋ISO9002系列成为中层管理人员必须研习的文件……南洋的管理曾让许多公办学校感到震撼，也获得过各地教育部门的多种认可和嘉奖。从南洋走出的人成为各学校尤其是私立学校看好的招聘对象。南洋集团成为中国教育联合会惟一授予的“中国民办教育最佳品牌”。但是南洋在似乎最辉煌的时候却覆灭了。本来，按南洋教育发展集团的计划，将选择武汉、长沙、杭州、桂林等城市中的两个再建两所南洋学校，但它永远停留在了书面上。 2003年，10所南洋学校的总招生数比上年锐减1/3——这项指标从未如此下滑过，财务困难剧增。2003年10月，成都南洋作价4500万元出让给另外一家公司。2003年12月15日，南洋教育发展集团70%的股权以零价格转让给北京某投资公司。2004年，南洋各校总招生数又降20%，其中7所未完成既定招生任务。2004年7月15日，任靖玺将自己在南洋持有的18%股份赠予了南洋部分高管人员，次月彻底退出南洋，只担任董事局名誉主席。对于南洋的易主，有人说是壮士断腕，也有人说是金蝉脱壳。曾经的南洋教育管理公司负责人、现杭州时代教育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王康只说了4个字：必然事件。究竟是什么必然导致了南洋的覆灭？灿烂辉煌到痛心失败的检索资金：前铺摊子　后补窟窿在一个城市建校前，南洋会作大量前期市场调研，如该地区公、私立学校数量，适龄儿童人数，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及教育支出，当地政府对教育的态度等等，并非盲目。“南洋在全国范围内高起点高投入地高速扩张，可以说是非常成功的。”广州现代教育研究中心张铁民是这么认为的。然而同样的理由却被南洋系统为数不少的老师认为是南洋“覆灭”的原因。早在5年前，就有南洋员工悄悄为南洋未来的命运担忧：连锁发展速度太快而资金有限，完全靠建新校筹资帮衬老校，总有一个窟窿补不上，会越来越大。“真要做教育是要有大财团支撑的。想要马上收回投资必然造成恶性循环。” 南洋的巨额投入主要来自收费。其中一种方式是12万元到32万元不等的教育储备金。这相当于家长将这笔钱无息借给校方而学生在校免费学习，离校时全额退还。但随着银行利率的数次下调，这种最迅速的融资方式已变成沉重的负担。南洋各校都曾发生学生在退学后无法顺利取回储备金的事件。南洋各校收费在当地都是最高的，但10所学校每年的运营经费在1亿元以上，高昂的运行成本使得收费无法下降。从收益看，成都南洋2002年度实现主营业务收入4980.19万元、净利润1246.18万元。截至2003年8月31日，总资产16773.63万元、负债合计14568.19万元。南洋的老员工记得，1997年前后任靖玺曾经规划过加油站、野生动物园等投资项目，但后来转而将宝全部押在了教育上，于是有了大规模迅速的一元化扩张。1999年前后集团又多方谋求上市和世行贷款，但因种种原因未能实现。“盘子摊得太快太大，而实力跟不上。这是南洋失败的主观原因。” 政策：风来顺风　水来随水但一年轻教师的话也代表了不少人的看法：“我不知道南洋的大规模快速扩张是否是它覆没的最重要原因，我觉得即使它小心翼翼地走，也还是会有这样一天的，因为私立学校的处境本身就十分微妙，它的生源主要是有钱人家的孩子。你想没有竞争的公立学校该有多牛啊！南洋该如何为自己定位呢？既不是专门招收高材生的重点学校，又不能成为一所实施义务教育的普通学校，在现行的教育体制下，它是什么呢？”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13"><table cellpadding="5" width="95%" border="0"><tr /></table></td></tr><tr><td width="6"></td><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13"><table cellpadding="5" width="95%" border="0"><tr><td class="t14l14" align="center" colspan="2"></td></tr><tr><td width="50%"></td></tr></table></td></tr></table>几乎所有的民办学校校长都同意南洋的衰落缘于政策。“南洋一倒，对整个中国民办学校的影响极大。民校融资最难。国家规定搞教育不以赢利为目的，除了大慈善家谁还去投资教育？清退教育储备金的规定让民校倒了一半。南洋各校的占地都迅速升值，但教育用地不能挪作他用，无法兑现的土地升值毫无意义。《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名为促进实为限制和打击，使民校失去了法律保护。‘名校办民校’与民校大量抢夺生源，民校经营出了问题国家可以随时收回，谁不是战战兢兢办学？南洋不放手才怪。而公办民校就相当于盗版市场，短期得到了实惠，最终是对双方的伤害。没有了民校的竞争，公校也慢慢恢复到自大状态。保一头打一头，像是给植物人输血。”浙江一所著名民办学校的张校长如是说。 “‘教育产业化’是我们在招生时和有层次的家长侃侃而谈的话题之一。该不该产业化，我们这些普通教师说不好。但上头一句话就能左右一个重要领域的发展方向，风来顺风，水来随水，这似乎不太让人踏实。”一位在南洋工作多年的教师这样表达他的感受。管理：引来人才难留人才尽管南洋有一套业内口碑不错的管理模式，但从青岛南洋离开的张老师还是“只愿意回忆那美丽的校园和大海，而不愿想起那令人窒息的精细化管理。我想他们忘记了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不是电子产品。过分强调打分、量化又多流于形式化，而忽视了人性化。”在全寄宿制学校，教师尤其是班主任要管的事情非常之多，从早上6时30分和孩子们一起出操，到夜里八九时下晚自习，他们都和学生零距离，还要备课、开会、填表、接家长的电话……逢大假（南洋各校往往逢半月休息三天）教师还要负起跟车接送外地学生的任务，寒暑假还要招生，几乎没有喘息的机会。 “南洋像一部永无休止的机器，我们就是上面的一个螺丝钉，涩了，锈了。”相当多老师感到非常疲倦。任靖玺这样看待这种疲倦：“我们的老师很多都是从公立学校出来的，心理还脆弱得很，一下子实行严格的企业管理体制，他们还适应不了，必须采取变通的办法。”但至今没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变通办法。某重点高中的教学能手赵老师是顶着通报批评的风、冒着丢掉公职的险加盟大同南洋的。“在南洋，宿舍、就餐、校服、假期旅游都由学校提供或补贴，一个月能挣2000元，这在1995年的大同相当可观。”南洋以此招募到一批优秀教师。但到1999年前后，随着公办学校教师待遇的不断提升，南洋对教师的吸引力转弱。来的不再都是名师，同时旧有师资也不断流失。流失原因有二：一是人往高处走或因不适离开，二是南洋体制本身也要求保证一定淘汰率。 “没有对领导的管理制度，校长流动过于频繁。集团用人肯定有问题。”这被认为是南洋功业未能圆满的另一大因素。尽管10年下来南洋各校“元老级”的教师已为数不多，相较之于中层流动还是小得多。2001年，南洋教育管理公司高层变动，被员工称作“任总手下的四大金刚”先后离去，给南洋变局蒙上一层纱。新校开学时，南洋往往聘请到全国或当地著名的教育界人士，如陈琳、魏书生等任校长，但不久便“改朝换代”，最后相对稳定下来的已多是从旧有教师队伍中成长起来的本土骨干。南洋的校长待遇不低，月薪四五千元，且管理近亿资产，相当于中型公司的总经理。但业绩要求也相当沉重。连续两年不能完成经营和工作指标（指招生和升学），不由分说让位。而实际上，也很少有能坐稳两年位子的校长。大连南洋建校3年换了4任校长，山西南洋12年换了10任校长。有人甚至只干了半年就被调离。央视著名主持人曲向东曾说过，他更愿意“做CEO，确切地说，是做企业，中国现在最缺的就是企业家，是企业精神”。在2004年瑟瑟的春风中，已成为南洋集团总裁的曲向东分赴南洋各校，提出“要突破，今后一段时间要在稳定中求发展”，工作重点从基础教育转到改造和强化高中教育板块上来。“图新求变。民办教育提供的应当是高质量的精品教育，这是中国民办教育的历史使命，南洋要有自己独特的东西。”曲向东缘何加盟南洋？如何看待南洋成败？南洋CEO的经历给他留下了什么？在给本报记者的回复邮件中，曲向东只说：“作为一个离任者，我非常不适合对南洋的任何问题发表看法，所以我不会接受任何媒体关于这一问题的采访，非常抱歉。” 定位：理念超前　现实脱节南洋教育发展集团曾发布这样的公开信给入学新生： “我们会让你学会去爱。爱不是一个抽象的东西。爱人，从爱你的同学、老师和父母做起；爱祖国，从爱你的班级、学校、社区做起；爱世界，从爱身边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做起。你会明白，仁者无敌，爱人者恒爱之。我们会让你学会思考。让你拥有永不泯灭的好奇心，给你怀疑的勇气与力量。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得到一个标准的答案和一个高分，而在于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多问‘为什么’，记住：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 如此教育理念，吸引了相当一部分老师和家长。有家长给学校写信：“只有深谙教育真谛、对中国教育存有危机意识，对国家民族教育负有高度责任感；同时具有强大实力的教育集团才有胆量在社会政治庸俗化、功利化的大背景下，敢于把对人的灵魂的教育放在重要位置。基于此，我对南洋寄予厚望！” 但有教师尖锐指出：档次、品位、理念，只停留在营销策划的高度，大小环境都并未形成实现理念的土壤。“高估了学生的自觉，对学生的行为流于迁就，对教师的考核近于严苛，对家长的期望定位不准，对社会的框架无力扭转。”校方希望以“南洋没有一个差生”的理念，将他们培养成自信、快乐、以分数之外的能力适应社会的人才。然而实施极难。同时绝大多数家长更关注孩子的分数。“你南洋再搞吹拉弹唱，高考也不认，中国的社会大环境也不认，从何谈起让孩子适应社会？” 迎合市场就要背离价值追求。于是出现了个别“本校考试成绩斐然、做外校卷子却较吃力”的怪现象。南洋走着走着，不知走到哪儿去了，只觉离初衷愈远。 2004年7月15日到10月15日，离任后的任靖玺用整整90天时间写下了8万字，详细记录了从创立到退出南洋的经历和思考。他最后承认自己“是失败者，败给了现行的教育体制”。这本言辞激烈的小册子中写道：“……这么多年来，针对中国教育存在的问题，研究教育的无数专家们也提出过不少优秀的报告和建议，但最后都变成了成吨成吨的废纸，有什么用呢……中国要发展，教育必须变革；必须打破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权的垄断和侵占；必须还教育自主权于社会、于学校、于教师和家长；必须遵循邓小平先生‘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方针；必须走蔡元培先生倡导的‘教育独立’与‘教育自由’之路。” 无论这是像有人所说的“赚不到钱而打出的幌子”，还是如“冰点”主编李大同所说“罕见的声讨中国腐朽教育体制的檄文”，它都足以字字警心了。首席记者　冯迪 </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9-16 10:28
<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5" width="100%" border="0"><tr><td align="center" width="100%"><span class="style2">2004 民办教育面对“生死劫”</span>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width="100%"><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0" width="100%" align="center" border="0"><tr><td width="100%"><img src="http://www.ep-china.net/images/space.gif" border="0" onclick="javascript:window.open(this.src);" alt= style="CURSOR: pointer" o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 </td></tr><tr><td width="100%"><img src="http://www.ep-china.net/images/space.gif" border="0" onclick="javascript:window.open(this.src);" alt= style="CURSOR: pointer" o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 </td></tr><tr><td width="100%" height="26"><table cellspacing="5"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align="center">中国教育先锋网 2004-12-29 朱雨晨刘溜</td></tr><tr><td class="content">2004年民办教育遭遇重新洗牌，到底是来自市场的严酷，还是来自政策的寒流？2004年4月1日，《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出台，作为2003年9月1日开始实行的《民办教育促进法》的补充和实施细则。6月28日，教育部发布《关于取消高等教育学历文凭考试的通知》。“文凭考试”是1993年开始的、国家对尚不具备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等教育机构的一种扶持形式，已经成为国内大部分民办高校的生存支柱。8月，浙江32位民办大学的校长联名质疑“取消”之举，认为是突然袭击。9月2日，教育部副部长张保庆在人民网上回答问题时，说教育部历来坚决反对教育产业化，“教育产业化了，就毁掉了教育事业了”。9月15日，中国最大的民办教育集团南洋教育集团董事长任靖玺彻底退出“南洋”。10月，任靖玺撰写的小册子《教育炼狱十年》完稿，以私人赠送的方式在教育界流传。文中，任靖玺对民办教育的形势判断为“一片黑暗”和“一条死路”。“南洋”生死困境在任靖玺2003年底变卖“南洋”股权之前，中国的第一民办教育品牌“南洋”已经感受到了强烈的生存压力。“成都南洋”和“沭阳南洋”在任靖玺离职之前已被出售。相对于公办学校，民办学校的资金来源非常单一，就是学生的学费或储备金。因此，当“名校办民校”和“独立学院”的政策放开，公办学校以“民办”的方式放开招生容量，民办学校的生存空间一下子狭窄起来。对于任靖玺而言，公立学校大张旗鼓兴办民办学校，究竟是压断骆驼脊背的最后一根稻草，还是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张牌，现在还是一个谜。但是任靖玺的困境和激愤，在当前的民办教育投资者中，得到了相当程度的认同。“老任文章里的一切问题我都感同身受。他面对的几乎所有问题我都正在面对。”广州信孚教育集团总裁信力健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广州现代教育研究中心的张铁明研究员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南洋’是我们中国民办教育的一个缩影。任靖玺离开‘南洋’的原因可能很复杂。不过就政策影响而言，他没有夸大。”中国民办教育的“寒冬”任靖玺在《教育炼狱十年》中写道：“我粗略算了一下，2000～2003年，中国民办学校倒闭一半以上，还活着的也只剩不下几口气了。”到目前为止，没有权威的统计数字能够证明这一点，《中国新闻周刊》只能向各地的民办教育投资者了解大致的状况。西安外事学院的院长黄藤给出的数字如下：1993年陕西省民办高等教育机构有322所，1998年是160所，2000年是86所，2002年是66所，2004年是55所，估计明年可能在40所左右。“陕西的民办教育从1994年至2004年的十年间，不是一个成长趋势，而是一个萎缩的趋势。”大同南洋学校的一位负责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前，大同共有千人规模的民办学校5所。现在只剩我们南洋一家了。”四川第一所民办学校的校长卿光亚也说：“五年前成都地区的民办学校，除了光亚以外，现在已经倒的倒卖的卖，牌子换过一遍了。”民办河南黄河科技大学的校长胡大白兼任河南民办教育协会会长，她以“可怕”二字向《中国新闻周刊》形容目前郑州的状况：“原有二三十所民办中小学校，都挺好的，有不少有名的学校。现在有三分之二倒掉了，剩下的招生也大为萎缩，只有北大附中河南分校因后盾强情况还好。直接的原因就是名校办民校，有一个公办名校一下子就办了43个班，完全不限制规模。”北京汇才学校校长侯昕则回忆说：“倒掉一半是比较保守的估计。90年代末时北京有上百所民办学校，到现在真正存活的没几所，存活的也是在痛苦挣扎。”《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还曾向山东、浙江、福建、广州、云南等地的民办教育协会和教育局的主管人员了解当地情况，基本类似。他们都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全国性问题。与老牌民办学校的苦苦挣扎不同，新型的公办民校正在大张旗鼓地扩张市场空间。山西省太原市民办教育协会的王会长向《中国新闻周刊》提供的数字是：太原市的民办学校共有48所，其中，“公参民”学校有27所。这里有的是太原市名校举办的，有的就是普通学校举办的，今年《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施行后，太原市这类的学校迅速增加，今年审批设立了10所。青岛南洋学校的校长许进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很多公立学校的容量往往是3000人，现在都在使劲装，能装5000人甚至更多。他们的录取分数线都已经达到了甚至低于民办学校，收费也在和民办学校靠近。对民办学校的挤兑实在太严酷了。”“本来我们的生存空间就是公立学校分数线以下的学生，这样一来，我们民办学校真的是死路一条。”一位民办学校的校长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另一位校长的观点更加尖锐：“公立学校为什么不去乡村等贫困地区加大办学投入？不去考虑填平城乡的教育机会差距？而跑到民办学校的领域来与‘民’争利呢？”“促进”与“促退”也有一部分学者和教育投资者对此次寒流的认识超脱和乐观一些。卿光亚说：“名校办民校总比国家单纯投入要好吧。这样至少打开了民间资本投入的闸门，从总量上来看还是好事。但是第一批绿林好汉还是有些失落的。”浙江大学民办教育研究中心的主任吴华认为，民办教育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不能说是由民办学校把持的。“从整体上说，民办教育阵营的在扩大。由此产生的民办学校质量相对较高，会带来一些优质资源，会带来老百姓认可民办教育质量和品牌。”从一些统计数据来看，民办学校由于公办学校的参与，而扩大了整体的民办学校市场。2004年北京市各级各类民办学校为2068所，与2000年相比，减少了138所，但校均规模扩大，达到了883人，比2000年翻了一番。整个民办高等教育在校生规模达22.1万人，比2000年增加了6.8万人。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规模3.6万人，比2000年增加1.7万人。《中国新闻周刊》采访各地民办教育界人士都得到了相近似的结论“民办学校的数量在减少，学校规模和学生人数都在扩大。”一方面整体规模扩大，另一方面老牌民办学校减少，其间差异，被一些人认为是公办教育资源向民办教育领域扩张，超过并掩盖了原有民办学校的萎缩。著名教育学者杨东平就持这种观点。一些学者和投资者干脆把公立学校转制而成的民办学校认定为“假民办”。根据《民办教育促进法》和《实施条例》，此类民办学校必须有“独立”的校园、法人、财务会计制度，招生、学业证书等。“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假民校根本没有实行这些‘独立’，就是冲着高学费收入产生的利益而去的。”多位民办学校的校长这样描述他们的竞争对手。因此，在他们的描述中，民办教育的范畴依然是旧有的“纯”民办学校，这个领域正在不断被挤压和缩小。政策性歧视“问题在于，确实存在非公平竞争，在操作和规范上都有问题，给传统意义上的民办学校带来压力，这些压力不是应该他们来承担的。”吴华这样定义现在的民办教育困境。他向《中国新闻周刊》举例，今年6月突然取消“文凭考试”政策：“这是关系到大批学校生死存亡的政策，理应公示和听证。突然取消显然和《行政许可法》的立法精神是违背的。而它是6月28日公布，恰恰赶在7月1日《行政许可法》公布之前。”在政策压力下，大量民办学校不得不以通过“文凭考试”和自学考试为出路。取消文凭考试之后，政策的受益者，明显是挂靠在各个大学中，一开始就具有颁发学士学位资格的“独立学院”。“行政行为的合法化，正在阻击民办教育的发展，最本质就是因为我们体制里的歧视。”张铁明说。看来，中国民办教育之路，仍在坎坷前行中探索。来源：中国新闻周刊总第210期</td></tr></table></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palislee 时间: 2005-9-16 16:00
3楼的费得着贴这么大的大字报么？<img src="http://www.etjy.com/images/smiles/frown.gif" border="0" onclick="javascript:window.open(this.src);" alt= style="CURSOR: pointer" onload="javascript:if(this.width>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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