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孩子们天天健康快乐！

标题: 转铁让人感动的教育故事 [打印本页]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1:24
标题: 转铁让人感动的教育故事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http://www.jfdaily.com/gb/node2/node441...538/index2.html</span><span class="e">三十、打破学科壁垒</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继续讲一个发生在2000年的故事。　　曹彦彦这年29岁，升任京源学校副校长，仍承担地理课教学。这年一开学，王能智同她设计了一个课题《今年春游去哪里》，希望吸收数学、语文、外语、历史、生物、计算机、政治，包括地理，共8个学科的老师参加，试图通过这样的活动，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在初中学生中开展“多学科融合的探究性学习”。　　各学科的老师对王能智都挺尊重，但觉得这地理课把腿伸到野外尚可理解，为什么还要把腿伸到这么多学科里来呢？讨论时，老师们也各有说法。比如，数学老师说，对旅游点做客流量趋势分析，需要用到“数学建模”，但初一刚学代数，高中的学生都不见得能运用这一方法。语文老师说，要说服大家为什么去某地春游最好，这需要议论文的本领，但初一上的是记叙文，初三才上议论文，现在怎么讲议论文呢？……老师们都跟曹彦彦关系不错，于是说，我们可以配合你，但这毕竟是你地理课的事，要让我们当成自己的事来做是不现实的。总之愿意“友情接受”，不愿有多大的投入。　　“开完这个会的那天黄昏，老师们都走了，我和王老师坐在黑暗中。能说老师们固守在自己原有的心智模式上吗？他们说教学要循序渐进，难道没有道理？我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了。王老师说，先干起来吧，把题目告诉学生。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曹彦彦这样回顾道。　　于是她告诉学生，自由组合小组提出方案，最后大家投票，得票最多的入选。学生们听明白后立刻兴奋起来。　　王力小组7个同学选择了沿着北京城中轴线考察的旅游方案，这条线从最南端到最北端，承载着北京城历史上最重要的各大建筑，他们去论证，皇帝没有用标语说皇权至高无上，但用建筑体现了皇权至上。在这些建筑中凝聚着怎样的历史内涵和建筑知识？他们知识不够，就去请教历史老师、政治老师。要用数学方法分析故宫的客流量趋势，不会，就去请教数学老师。他们还在电脑上做出网状的图来表达线路选择的优势，试图用定量的方法来说明他们的观点。起初，这也不会，就去请教计算机老师。　　“老师，求求您，教我们吧！”　　各科老师都突然“遭遇”到同学们空前的求学热情。老师们感动了，固有的心智模式开始动摇，被学生的热情熔化。奇景出现了，老师被学生发动起来。　　语文老师开始辅导学生说服别人的技巧，生物老师开始教给学生如何制作植物标本，还有的同学要求英语老师帮助他们增添英文解说，以增添吸引力……有些知识，有些方法，老师自己还未必懂，那就赶紧学，学了好教给学生。　　所有的组都学会了在电脑上制作软件，公认这是将来发表方案时最基本的竞争平台，否则你就“免谈”。如此一来，计算机老师“会不会累死？”不会。王力小组学会在电脑上作图了，其他组的同学都去向他们学，大家就都会了。　　孙宁霄问：“两人一组行吗？”　　老师说行吧。　　孙宁霄就与郭钟铃两人一组。他们选择去密云县看司马台长城，认为司马台长城是“奇、险、峻”之最，此去还包括考察密云水库，参观“京都第一瀑”，时间两天一夜。他们在软件里插入了动画，设计出几点从学校出发，电脑里就出现了小汽车，走到哪儿是第一站，标示出路途多长，需多少时间，几点几分到达……动画的引入立刻在班上引起轰动。　　很快，别的组也学会了，大家都插入了动画。　　一天，羡辛同学给软件加进了声音，大家又去向她学，都加进了声音。　　大家都学会了合作，而且不仅是小组内部的合作。不仅是8个学科的老师教学生，同学间也有无穷的交叉联系，总在互相学习。“同学们并不像我们想像的那样会由于竞争的原因而保密，而是乐意告诉别人，也乐意向同学学。”　　为这次春游，他们准备了一个多月，学到了过去几个学期都未必能学到的知识，比如他们再看手里那本计算机课本，就说是小儿科了。　　曹彦彦说：“我除了给他们一个题目，就只做了两件事，一是给他们钥匙，我办公室的电脑、电话，让他们随便用。二是不断告诉他们某个组的新创造，说完你就不用管了，他自己就会去找那个同学学。整个过程中，老师只是组织者、促进者、帮助者。”　　董琦提出了一个去延庆考察“天漠”的方案，她说那地方周围都是绿地，中间出现一块沙漠，那是从天上飞来的？她说我们想去探究那片“天漠”的成因，并把出游设计得充满神话般的迷离色彩。　　全班51个同学分成7个小组，提出7个方案，每一个方案都凝聚着同学们的心血，包括家长的智慧，每一个方案都很有吸引力，如何决断还真是个难题。　　投票的时刻终于到来，教室静得就像考场，只有笔和纸接触的声音。揭晓，只有两个人的孙宁霄、郭钟铃小组获胜。两个同学蹦起来，叫着，快乐得无法形容。　　“接下来我只做一件事，就是给他们一张某个旅行社的名片。”曹彦彦说。　　此后，孙宁霄先从网上查出密云县所有宾馆、招待所和旅游景点，然后逐个打电话，了解设施条件和价钱……做完了这些，才使用老师交给他的那张名片，给旅行社打电话。后来旅行社的人告诉老师，你这个学生太厉害了，宾馆里要能洗澡，大巴上要有电视，该有的都有了，哪里哪里，什么价格，他比我们还清楚。我们拉你们这一回，几乎就没有钱赚。　　出游之日到来了。过去，老师会担心学生吃得好不好，有什么不安全，会不会不守纪律，这次，到哪儿要注意什么问题，孙宁霄都嘱咐了，看上去，他好像比大人更怕出事。以前，早上什么时候起床，都是老师叫学生，这次都是学生叫老师：老师，该出发了！老师，该吃饭了！　　“这次大家投他的票，他非常珍惜。”曹彦彦评价孙宁霄时不知不觉地从说他是个男孩说到他的成人，“他那么负责，我敢说他将来成家后一定是个很负责任的男人。”　　就这一次经历，孩子们真的长大了许多。今天他们已进入高中，仍久久挂念着还有6处没有去的路线。家长也说，孩子都说总有一天还要聚在一起，那6种方案都要去走一趟。到那时，我们也跟孩子一块儿去。　　京源学校的老师们都被感动了。汇报会上，许多老师都没想到自己会为一次春游活动流下眼泪，他们要求学生们把7个春游方案软件都放到校园网上去。学生们放上去了，老师们相继把这些方案拷贝到自己的计算机里去细细品味。　　“理论上还说不清的事，实践会告诉你。”现在想想王能智这句话，多么有力。</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1:28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txt">中国新教育风暴</span><span class="e">三十一、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进入21世纪，石景山区委、区政府专项拨款近百万元，由王能智领衔，建立了一个面向全区各学科中青年骨干教师的研习班，这是个融合了13个学科的教师培训组织。　　京源学校的历史教师安丽萍是学员之一，她珍藏着两本连环画笔记。我问缘由，她说是学生画的。　　其中一个学生叫季鹏。安丽萍说他上课爱说话，爱画小人，就是不爱记笔记。以往老师碰到这种情况，通常是把学生画的东西没收上来。安丽萍琢磨，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一天，她发现季鹏又在课堂上画小人，就问他：“你为什么不记笔记？”“我都记住了。”“哎，你画得不错。要不，你就用画来记笔记，行不？”　　季鹏果然用画图代替笔记。　　安丽萍说，我看了眼睛一亮。虽然画得比较粗糙，但构思不错，很有趣，这种形式在班上独一无二。我赞扬了他，同时对他说：就是文字表述太少，关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要是在图上有所提示，没学过历史的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多少年后，你自己再拿起来一看，这就是历史。　　“那天他特别虚心，特别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从那以后，他坚持了下来，越画越好。”安丽萍说。　　一天，安丽萍对季鹏说：“就用你画的笔记，一页一页给同学们讲讲，怎么样？”　　季鹏同意了。安丽萍说，我至今记得那天他讲的情景，班上特别静，大家都听得非常专注。我一边听，一边想，当他构思这些图时，并不是机械地抄我的板书，而是把那些历史事件在他心中反复酝酿，变成了“酒”，是知识内化了之后才产生这些图的。所以他讲得都很到位，也很简洁。他这么一页一页地讲下来，等于以非常形象的形式，带着全班同学复习了一遍，同学们一看一听都记住了。　　“我喜欢。我记得特别牢。”有同学说。　　安丽萍说，这是学生对我的教育，孩子自身有很好的学习能力，有无穷的创造力，你让他发挥出来，不得了！　　又一天，在另一个班，有学生对我说：“老师你看鲁西不听课，在画小人呢！”我一看，我都讲到后面了，他还在画前面。我对他说：“你可以把画补充得更完整一些，把情节连续起来，但现在你先收一收，课后再干。”　　后来，我索性问大家，班上有没有人喜欢画画的？请举手。一看，举手的有五六个，有男孩有女孩。我说，你们既然喜欢，就可以用画画代替记笔记。不久把笔记本收上来一看，春秋五霸、战国七雄，5个同学画同一内容就有5种样子，绝不雷同。我真是眼界大开，从这里我再一次看到孩子的思维特别敏捷，如何让学生自己动起来，真是太重要了。　　这些孩子的学习都非常好，初中读完相继考到市重点高中去了。学生毕业前夕，安丽萍对季鹏说：“把你的笔记留一本给老师做个纪念好吗？”季鹏就把他受到鼓励的那“第一本”送给了老师。　　“这是我们京源学校第一本连环画笔记，我会向下一届、再下一届的同学展示。你是开创先河的！”　　“安老师，谢谢你！”　　“我谢谢你！”　　那以后，安丽萍不仅利用学生喜欢画画的特点让他们记笔记，还让学生以这样的表达方式做单元小结。她说，从前我做小结时对我认为比较容易的问题比较忽略，但学生的小结就能针对他们自己的弱项在小结中体现出来。也有我认为是比较难的，一些学生却认为不是难点。让学生自己做小结，可以发现学生的不同情况，再针对不同情况帮助他。安丽萍表述的已经是一种“个性化教育”。　　再后来，安丽萍不但让学生带着学生复习，有些课就直接让学生去讲。比如初三的世界史，安丽萍问学生，对“二战”这一块了解比较多的有哪些同学？举手的多是男生。　　同学推荐：“安老师，让孟超讲吧，孟超讲得好！”　　“孟超，你愿意讲吗？”安老师问。　　“我怕没人听。”孟超说。　　“大家想听吗？”　　“想听。”　　“你看，大家都这么要求，你还不讲？”　　于是孟超没做任何准备，上去就讲。安丽萍坐在孟超的座位上听，非常惊讶，孟超从作战计划、各国的实力对比，到武器装备、武器型号，以至战争过程，谁打谁，在哪里发生，一口气讲下来，头头是道。安丽萍说，他比我知道得多，根本用不着我讲导火索、经过、结果、意义。全班同学听得津津有味，他向大家展示了，中学生的脑子里就能装着多么丰富的一个世界。　　后来，安丽萍在她教的每个班都进行这样的实验，“学生走上去，老师走下来，”让许多同学都上去讲。当然，为了让更多的同学受益，她让大家都学习备课，分学习小组，各组先在课外时间讨论，在讨论中发现谁讲得好，就由各组推荐他到大课上给全班同学讲。　　安丽萍老师的体验是，我坐在下面听，真正体验到老师也在学习，从学生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们在课堂上讲出来的仅仅是他们准备了大量内容的一小部分，而且，关键不在于他们能表达出自己已经掌握了多少知识，而在于为讲好这一小部分，他们集体学习的能力、思索能力、分析能力、概括能力、综合运用众人智慧的能力、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求助的能力、语言表达能力、聆听别人表达的能力等等，都全面得到了锻炼。同学们的学习兴趣空前高涨，把上这样课的日子变得像过节一样兴奋。　　历史老师安丽萍的实验，只是其中之一。她证明了王能智老师教地理的方式是可以运用到其他学科的。王能智主持的这个班，13个科的老师都相继把这种方式运用到语文、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英语等各科的教学中去。由于学习的积极性被调动，学生即使去对付中考，成绩也很不错。　　以京源学校为例，曹彦彦这样说，我们是一所新办的学校，早先高中录取通知书下来，我们把通知书分类，考上重点高中和一般高中的学生顶多一半对一半。短短几年间，考上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书放在办公桌上那一摞，不断长高。现在上市重点、区重点的录取通知书已经是“高楼”，上一般高中的通知书变成了“平房”。　　当然，像现在这样把学校分成“重点”和“一般”，恐怕并不科学。对任何家长和孩子来说，每个孩子都是重要的，教育需要在今后的变革中继续寻找到更好地发挥学生潜能的方式。王能智以及安丽萍等教师们的探索性实践已经一再告诉我们，新世纪的教育，即使在中小学领域，一个“教师”的时代正在成为历史；而一个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全面呼唤“导师”的时代，正在诞生。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1:40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三十五、邵宗杰为何坚定不移</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他说不光是一个领导者要有决策能力，每个普通人在自己的成长中都需要有决策能力。为此他认为，在基础教育阶段，需要培养一个初中毕业生拥有5种最基本的能力：一是决策能力，二是经济头脑，三是交际能力，四是文化科学，五是吃得起苦。这5种基础能力较好的初中毕业生就可以出去闯荡了。　　怎么叫可以“闯荡”呢？比如搞室内装修的、搞建筑的，看到人家一个新颖的东西、一张设计图纸，琢磨琢磨，就能做出来。历史上浙江人有一技之长的，走四方，见多识广，不断学习，到一定气候办个小企业，慢慢就做大了。　　他认为对这5种基础能力的培养，都应该体现在教材里，可是我们课改前的教材，主要是体现文化科学这一种，就这一种，学生还不堪承受。现在大家都说，一个孩子只读完初中能干什么呢？我们这些从事教育的人，是有愧的啊！现在还不改变课程，能行吗？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改革的教材，对这5种基础能力的培养也还体现得不够充分，还应该继续改进，可是我们才有了这么一个开端，推行起来就这么难，怎么办，能退回原来吗？　　“我希望新一代从学校里出来的浙江人要比老一代浙江人强一些，这就是我的工作目标！”邵宗杰说。　　那天，我们在杭州一家装修得相当典雅的饭店里听他倾诉衷肠，沈复初先生也在场，我知道我内心涌动的已不仅仅是感动。　　“最大的阻力，其实是习惯。”邵宗杰说。　　接着，他讲到美国是个主张自由的国家，“要不要搞义务教育，曾经争论了60年”。　　我问：“怎么争论了60年？”“从马萨诸塞州第一个开展义务教育，美国就开始了争论，到最后一个州也开展义务教育，整整60年。”他说直到那时，他们才算是全国统一了认识，认识到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不光与执政者有关，还与全体人民能力的强弱有关，要使全体人民受到教育，而且是强迫教育，“他们把上学看得跟收税同样重要。不纳税是犯法的，不上学也是犯法的。”　　说到我国义务教育法的颁行，他说中国用一个星期决定了这件大事。好处是，这大约是全世界用最快的速度，迅速做出了这个全国受益的正确的决定。难处是，在全民中还缺少充分的讨论和认识，就是在宣传中，不少媒体自己也还没有搞清楚。　　他说：“我们贯彻义务教育法，就意味着我们搞义务教育是‘面向全体，造就全体’，为全体青少年素质提高而进行的教育。为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的课程，同精英教育中为造就少数拔尖科技人才所设置的课程是不同的。1000个学生里出了1个博士，我们津津乐道于1个博士，999个人没意义了？意义就1个博士？我们要造就‘全体’，要相信‘全体’。”　　他还说：“一个国家的兴衰荣辱，生死存亡，不光靠精英，还有全体老百姓！”　　他还说：“学数理化是为了去干事的，不是为了去考试的。”　　他说这些话时声音不高，但我感到了振聋发聩。　　他还说：“我个人认为，我们的教育现在对外语太重视，对本国的历史太轻视。”他说我们十三四亿人的大国，现在学生学外语花的功夫最大。就是读到大学了，在许多大学里，学生们差不多还要拿出1/3的时间攻外语。一个大学生，现在有多少新知识要去探究，社会有多少事等着他去做。不是学外语不重要，而是很重要，但是所花的时间和精力，比例失调了。影响到各行各业，评职称，第一刀就是外语，用这把刀，砍掉了多少有实践经验的人才。人家说我讲话比较“冒”，我也是心疼。他对我说：“你写书把这件事也讲讲，就算是一家之言。你要讲清一个孩子在基础教育阶段所必备的多种基础能力对他一生的发展有多么重要。这是功德无量的事。”　　我理解了，邵宗杰先生为什么会如此坚定不移地坚持综合课程改革，他不仅仅是因为承诺了国家教委交给浙江的一个改革实验任务便忠实执行，他的坚持中有他对学生、对家乡、对祖国深深的热爱，亦有他深厚的学识做支撑，他正是极其负责任地为千万人肩负着他所应当坚守的职责，那是他无可推卸的天职！　　我不禁深感邵宗杰真乃人杰！有这样的人杰担当着浙江省教委主任一职，不论遭遇怎样的阻力和冲击，都能令我们再次领略何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除非让他从岗位上退下来，他自己断无后退之可能。我岂能不感动于他心志不移的忠诚坚守，岂能不对这样的英雄豪杰万分敬佩！　　然而，就在这期间，浙江省教委换班子，邵宗杰退下来了。　　今天总结综合课改以来遇到的难题，浙江归纳出“五个不”：教师不适应，校长不支持，设备不配套，家长不放心，社会不理解。从这“五个不”来看，反对者们觉得新班子应该充分考虑群众意见，对课改说“停！”　　这实际上是“五大难题”，居首位的是“师资问题”。有人曾极而言之：“原来都是合格的教师，现在浙江省没有一名合格的理科教师了，这是人为造成的！”　　教师的不适应，首先表现为对新教材的不适应，矛盾似乎又转移到了教材上，怎么办呢？　　新上任的省教委主任陈文韶，也可谓在艰难中走到了风口浪尖。　　“新班子对这个事也是支持的。”沈复初先生说。　　新班子经审慎讨论，提出：大家都让一步。　　怎么让？沈复初说，我们对教材进行修改，但不能退回原来，叫做“坚决试，认真改”。如果不改，矛盾会激化。我们的综合课程是从西方得到启发的，中国的老师能不能适应，要有个过程。我们在1993年可能全面推进得快了些。后来我们提出“老师们也努力一下”，修改教材主要是为了让老师适应。　　怎么改？主要是在教材内部调整，比如说调到生物的内容相对集中，地理的内容也相对集中，物理和化学的内容平行。这样，如果你一个老师能够教就一个人教，不能够教就两个人一起教，可以几个老师“抬”一门综合课，对一个老师来说就减轻了负担。到初三，我们有相当多的内容是综合的，老师已经比较好接受了。这样看起来，这个整合的程度是退了一步，但坚持了综合课改的方向。　　这是孤军挺进的浙江课改遭遇的经历。浙江省一批力行综合课改的先行者们，在走着“坚持与妥协相结合”的道路。　　但争议仍然存在。“两会代表”仍有提案质询，仍有院士提出反对意见。新华社和浙江日报社都给中央写过“内参”。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1:52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txt">中国新教育风暴</span><span class="e">三十六、驾驭多元智能的"综合智能"</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国家总督学柳斌仍然坚定地支持浙江课改，他说：“有校长曾经问我，国家教委为什么不提倡英才教育？我告诉他，素质教育不是英才教育，但是素质教育为更多英才的出现提供了沃土。为英才而教育其结果是失去英才，为提高国民素质而教育其结果是得到英才。我们当前的倾向不是忽视英才不是忽视尖子生，而是相反。我们的基础教育如果不能成为大众教育、普及教育，那我们就忽视了鲜花赖以成长的沃土。”　　1998年2月，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了一批专家到杭州来开“基础教育综合课程研讨会”。基础教育司的李连宁、朱慕菊、刘坚等领导来了。中央教科所、北师大等8所师范院校的专家学者来了，其中有北师大研究生院院长顾明远、北大附中校长康健等一批著名专家。华中、华南也有名家前来。这是个全国性的研讨会，中央电视台也派记者来参加。会议经过热烈讨论，提出要面向21世纪，构建我国新的课程体系。会议认为浙江课改是一个很有希望的苗子，无论如何要呵护它！　　1998年3月3日，中央电视台在新闻联播节目报道“浙江省中小学综合课程教材改革取得重要成果”，这个报道播了3分钟，对浙江课改是个很大的支持。　　浙江课改的成果是辉煌的，并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日益体现出对浙江经济发展的强势支持，容后叙述。　　2003年秋，在北京校长大厦，我听时任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的朱慕菊在进一步推行综合课程改革的全国会议上回顾说：“浙江课改遇到非常严峻的挑战，在决定浙江课改到底该不该继续走下去的时刻，不说全民投票公决，也到了各地教委来投票公决的地步。”　　这里讲到了一个投票表决的情节。以往课程的决定权在上面，上面决定怎样就怎样。由于浙江省的两会代表和科学院院士中有不同意见，浙江省教委则坚持己见，省政府领导也不好用权力定夺，于是交给浙江全省各地的教委去投票表决……　　相关思索：前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面讲到了哈佛大学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他认为人有7种智能：语言文字智能，数学逻辑智能，视觉空间智能，身体运动智能，音乐旋律智能，人际关系智能，自我认知智能。加德纳1983年将此论结集出版，书名叫《心智的结构》（FramesofMind）。近年，加德纳又在先前提出的7种智能之外再加上“自然观察者智能”。不论7种还是8种，我以为人还有一种综合上述多种智能的智能，这是超越于上述诸种智能之上的更高级的智能，是驾驭多元智能的综合智能。　　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是他对人的感觉、思维、认识等多种能力进行研究所做的一种划分和阐释。世上还有人以类似的方式，作出类似的划分和阐释。　　中国唐代玄奘与其门人窥基（慈恩大师）所倡的“唯识说”（不称唯物，不称唯心，称唯识），研究的便是人类“认识”之“识”的能力和途径。该学说的第一层面，把“识”分为眼、耳、鼻、舌、身5识。其中的眼识，便是“视觉空间智能”。耳、鼻、舌识，包括了听觉、嗅觉、味觉和语言智能。身识，涉及触觉和身体运动智能。在第二层面，列第六识为“意”识，认为是以“心”统合各“识”产生的高级能力。今天，“思想意识”一词已为我们广泛使用。在“唯识说”中所指的“意”识，是可以涵盖逻辑智能、思辨能力和艺术表达智能等创造性能力的。在第三层面，以第七识为“末那识”，从字面上看很费解，翻译过来就是“自我意识”，指与整个世界对应的具有独立性的人的整体智识。再有更深一个层面，列第八识为“藏识”（潜意识），以为人的一切外部表现都是这“藏识”所变。这便涉及到人的本能，涉及到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的理论了。　　弗洛伊德发现“潜意识”，就被目为世界级的大师，加德纳也因多元智能理论荣获路易斯维里大学葛罗威麦耶奖和麦克阿瑟基金会天才奖，而距今1300多年前，唐代中国佛教大师玄奘从印度取经回来与其门人创造性地阐释的“唯识说”所分这8识（8种智能），在今天看来岂不是要让我们大吃一惊！　　再者，佛教大师们所说的“智慧”，不是指聪明，也不是指某一种超群的能力，其实就是人生综合多种智能，融会贯通的大智能。换句话说，不论人有多少种智能，“智慧”二字已讲尽了将各种智能融会贯通的妙境。通往此妙境的精髓与要义就是“综合智能”。　　人类走到20世纪的秋天，美国人在教育变革中能率先将工业时期的“分科课程”改为“综合课程”，此举绝非易事！分科教学重在传授专业知识和技能，尽管技能的获得也是我们今天所必需的，但综合课程有益于人的综合素质培养，通往对人的多种智能和潜能的全面开发。　　我至为尊敬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周国泰，是军队的一位将军院士，他曾经随手在一张纸上给我画过这样一幅图：　　如　　图所示：数学、物理、化学，如果各自是分开的形态，你去学它，主要是认知它是什么，要产生创造是很难的。如果彼此发生交融，创造往往就产生在那些“结合部”。这就是综合催生创造。　　由于浙江综合课程改革遇到的阻力，由于我国多数人对综合课程改革必要性的认识还很朦胧，国家教育部虽倾向推行综合课程，还是决定将课改分为“分科课程”和“综合课程”两种，以期各走一段，让实践说话。“分科课程改革”也称改革，因课本内容也作了很大变动。我在采访中看到，选“分科”的地方无疑也有改进，但动静不大，教学方式也很容易沿用已经习惯的方式。选“综合”的地方则惊心动魄，教育系统上上下下全被调动起来，能强烈地感觉到“革命”，学生几乎无不乐意。此种情形容后描述。　　今天仍然守着分科课程的教育者也在吸收多元智能理论，认为分科课程与开发学生的多元智能是一致的。我以为人还有综合多元智能的综合智能不可忽略，至关重要，因为人的创造力主要产生于综合智能。要做好一件事单靠一种智能是不够的，借用一句中国俗话，那得“什么招儿都用上”。培养出良好的综合智能，才会满盘皆活。　　有家长说，教育是不能试的，要是改得不对，孩子年龄过了还能退回去再来吗？在我看来，这话也适用于那些没有选择综合课程或还没有开始课改的地区。今日在校生没有在这个“黄金时段”体验和收获到综合课程教学给他们带来的好处，是一个重要损失。　　综合课程教学是教育转型的具体切入口，综合课程导向培养综合智能，这是学生心智中驾驭多元智能的统帅。 </span></td></tr></table></td></tr><tr><td valign="middle" align="left" height="2">上一篇：三十五、邵宗杰为何坚定不移</td></tr></table></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1:55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三十七、谁告诉他们秘密</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何英茹是一位高中女教师，她的经历同样典型。　　她从陕西勉县一中考进北京师范大学，1996年毕业来到北京九中，接着来到王能智主持的培训班，是班上年龄最小的教师。　　2002年暑假，何英茹去新西兰培训，回来前夕就想，给王老师带点什么呢？先生会喝酒，她决定给先生带两瓶酒———葡萄酒。　　她一路上就抱着这两瓶酒回到宾馆。该装箱了，不知什么念头在脑海里一闪，她担心托运酒瓶会碎，决定手提。那时新西兰还能允许乘客将两瓶酒直接带上飞机。在飞机上她仍然担心酒瓶碎了，于是在20多个小时的天空上，她一直把两瓶酒抱在怀里。她真那么害怕酒瓶会碎？是什么使她选择在万里云空之上与两瓶葡萄酒相伴？　　如果回顾往事，你会陶醉，那就是这样的时刻。　　初到九中，何英茹担任的是高一年级地理课。高一《地理》上册中有“地下水”，书上有抽象的结论性的知识，比如讲岩石会存水。学生很难想像———石头不是砖头，怎么存水的呢？　　“你不要孤立地讲地下水。”王能智说。　　“那怎么讲呢？”何英茹问。　　“你可以带学生去探究‘石景山地下水’。要学会用脚学习。”　　“走出去？”　　“对，不光是讲，先要去做。”　　王能智带着何英茹与她的高一学生去跑野外，别开生面的情境很快涌现。书上讲，玄武岩不存水，砂岩存水。是这样的吗？　　“我们来检验一下。”王能智说。　　第一步要让学生学会辨认哪是玄武岩，哪是砂岩。学生采集到了玄武岩和砂岩的标本，就开始实验。把这两种岩石洗干净，先拿到物理实验室的大烤箱里去烤两天，取出来称重量。然后放到水里泡两天，拿出来再称重量。这时学生发现，这两种岩石的存水性差别不大，那书上凭什么说玄武岩不存水而砂岩存水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学习的兴趣顿时就上来了。　　在看起来没有新闻的日子里，突然有个新闻从他们自己的日子里冒出来，学习变得有意思了，调查和探究随即出现。　　同学们马上返回实地，再去调查……同学们匆匆行走的脚下仿佛踩着音乐，就像你在电影电视中看到的出发，青山、流云、泉水、女生飘逸的头发，都在阳光下有了新的含义……别说同学们瞎激动，不论你去到澳大利亚还是新西兰，那样的情景想起来就让人陶醉。　　何英茹抱着葡萄酒，看到同学们的眼睛里比先前更能看见东西了，他们看到砂岩在自然界里风化得很厉害。“或许，是风化到这种状况的岩石叫砂岩吧！”一个女生的声音。不管是不是，他们的眼睛打开了，看到了很多裂隙，明白了裂隙是影响岩石存水量的秘密。　　学生们由此得知：任何一种岩石只要有裂隙，存水量就增大。书上说地下岩层和土层里的水存在空隙中，学生现在知道，这空隙应该包括裂隙和孔隙。地下的玄武岩也可能有裂隙，因而也可能存水。　　学生们对地下水的了解形象了，深入了。何英茹带着学生从门头沟的军庄到八大处约20公里范围内做了地下水调查。他们本来是上地理课，但在实验中把腿伸到了物理。现在又结合野外地质调查，用数学模型来计算这一地带的持水量，还用化学知识做了水质的调查分析实验，了解京城石景山区水质与污染的关系，而且进一步调查了石景山地下水是否存在“漏斗”等情况。　　“这是我第一次带着学生研究一个问题。”何英茹说。她说在这个过程中，我把从前学过的数理化知识都同地理课联系起来了，同学们也体会到，在实践中运用知识时，那知识是不分科的。　　“我们检验了课本里的知识，并深化了、扩展了课本知识。”何英茹说的这个情节提示他们的不单是北京强化“师资资源”开出的一朵花，这儿也在开发“课程资源”。《石景山地下水》所开发出的“课程资源”，不久被王能智延伸出“区域资源的校本开发”，即把区域资源作为教育资源进行开发，使之成为石景山教育资源的一个亮点。这是王能智教学中一个极有创新意义的部分，需另文再述。　　1998年王能智带着《石景山地下水》这一探究课案，参加了“中国地理教师综合能力培养及测试”研讨会。在会上，青年地理教师何英茹尝试的这堂课让人耳目一新，大受好评。如果把王能智主持的培训班看作是一个开展探究性学习的总公司，何英茹就像个二级代理，而且是许多二级代理中的一个。　　她已经能把“探究”相当成功地“推销”到她的学生中去。她说：“我现在知道我该怎样带学生了。”她相信学生的能力只能在进入探究性学习状态时才能得到。怎样才叫进入状态？她说，我可以从学生的听、说、读、写、做，一眼就看出学生有没有进入状态。　　我说：“那你讲讲看，‘说’有什么不同？”“如果某学生说，老师你说得不对，然后说出他的看法，这叫‘说’。如果他只是把书里说的再说一遍，那就‘没说’。”　　她还说，我可以针对不同的学生设计适合他的题目，让每个学生都能尝试探究，亲历体验，让他进入状态。　　一天她对男友说：“我现在知道什么叫读死书了。”　　她的男朋友是九中的体育老师，男友说：“这有什么新鲜吗？”　　“当然。”她说，“读死书并不就是死记硬背。”　　“那是什么？”　　“老师给一，你就学一；给二，就学二。书上给多少，你就学多少，这就是读死书了。”　　“这么说，你以前也是读死书了？”　　“差不多。书上讲的放到现实中常常就不认识，还有洒汤漏水的呢！你说你读书时读得那么辛苦，可是究竟学进去多少东西？那不是读死书造成的吗？”　　她还说，所以我们现在说：听　　到的，你容易忘记。　　看到的，也可能忘记。　　做过的，你不会忘记。　　她说我现在很清楚，怎样才能使学生进入有效学习。知识会过时，能力却跟着学生成长，伴随他的未来、他的一生……可是，她去教高三了，一切又变回去了，她不得不把探究性学习放下，不得不带着学生对付高考。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2:06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四十二、笨孩子是怎样制造出来的</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写到这儿，我想向您介绍一下刘洁民教授。　　他1958年出生于北京房山琉璃河，北师大硕士研究生毕业后留校。当中国科协1992年做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时，刘洁民正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在英国7个月后，他接着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又做了半年访问学者。如此，他得以考察了英美两国的教育。1993年回国时，他只有35岁。我想，仅从这“一叶”，也能窥见我国制定新课程的这支队伍的学术含量。　　他参与了数学课改的早期研究工作，随后是做北师大编纂新世纪《科学》教材的执行主编，随后他走了许多市县去推广新课程，辅导各地教师……他的经历从一个更广阔的层面，提供出我国教育大变革最前沿的消息。　　他说：“约在20世纪最后一年，我们得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向世界161个国家和地区发调查问卷。调查显示，世界上发达国家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已经实现了从小学到初中阶段的综合课程教学。在亚洲，仍然维持以分科课程为主的只有中国（大陆）和老挝了。”　　刘洁民说，这条消息对我们触动很大！　　这里，我援引《视野》2004年第6期刘燕敏一文———　　两份报告的预言1979年6月，中国曾派一个访问团去美国考察初级教育。回国后写的考察报告中说，美国学生无论品德优劣、能力高低，无不踌躇满志；小学二年级的学生，大字不识一斗，加减乘除还在掰手指头，就整天奢谈发明创造；重音、体、美，而轻数、理、化；课堂几乎处于失控状态，最甚者如逛街一般，在教室里摇来晃去。结论是：美国的初级教育已经病入膏肓，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的科技和文化必将赶上和超过这个所谓的超级大国。　　同一年，作为互访，美国也派了一个考察团来中国，也写了一份报告：中国的小学生在上课时喜欢把手放在背后，除非老师发问时举右手，否则不轻易改变；早晨7点钟之前，在中国的大街上见到最多的是学生；中国学生也有家庭作业，是学校作业在家庭的延续；中国把考试分数最高的学生称为学习优秀的学生，一般会得到一张证书，其他人则没有。报告的结论是：中国的学生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他们的学习成绩和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同年级学生比较，都是最好的。可以预测，再用20年的时间，中国在科技和文化方面，必将把美国远远地甩在后面。　　25年过去了，美国病入膏肓的教育制度共培养了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和100多位知识型的亿万富豪，而中国还没有哪一所学校培养出一名这样的人才。两家的预言都错了。　　中国的教育已经落后了，我们再不能满足于关起门来自我赞扬，不能津津乐道于我们的基础教育是全世界最好的。刘洁民说，那时教育系统“两种声音”的争论已经很激烈。我们欣喜地看到，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6月份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发布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此后，课改步伐明显加快了。　　1999年夏秋之交，教育部下达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立项指南”，面向全国发动各高等院校和教研部门参加课题申报，截止时间为2000年3月16日。　　2000年3月下旬，教育部组织评审，以“八校两所”为核心，整合了全国的研究力量，对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各门课程，分别组建了国家课程标准研制组。这“八校”是：北师大、华东师大、东北师大、西北师大、南京师大、华南师大、华中师大、西南师大。“两所”是：中央教科所和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这是一支由全国300多位教育专家组成的“国家队”。　　4月29日，300多位专家齐聚北京，首次大集中。　　这是中国新世纪挺进新教育的一件大事，一个盛会。　　当大会宣布与会专家的首要任务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基础教育阶段各科的课程标准时，大家都感到了不寻常的分量。就是这个课程标准，后来在教育界被称为“国标”。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学苏联，制定了《教学大纲》。如今制定课程标准，便是要取代已经用了半个世纪的《教学大纲》，这不是小改，是大动作！　　似乎为了慎重，这次课改分两套方案———综合课程与分科课程———同时进行。比如，既决定初中的科学课要综合物理、化学、生物以及天文、地理中的部分内容，同时还设有物理、化学、生物分科课程。　　我问：“分科课程怎么改呢？”　　刘洁民教授告诉我：“就像独立的语文、数学、外语，变革动作也很大。我举数学的例子你可能比较好理解。比如数学，可以根据学生不同的兴趣和特点，在课程里分4个档。”　　我问：“怎么分？”　　他随手画了示意图：　　文科　学文史艺术类→70　学经济管理→80　　理科　侧重技术应用→90　侧重基础研究→100　　如图所示，在文科中可分为两档，在理科中也可分为两档，如果把数学课程的最高难度设计为100斤，那么学文史艺术类的挑70斤的数学就可以了……学理科侧重基础研究的就要挑100斤。　　人是有差异的，有的人形象思维能力强，数理逻辑智能弱，他学数学顶多只能挑70斤，你非要他跟数学天才挑同样重的担子，那不把他压垮了吗？　　我们来看看这样的学生是怎样被压垮的：他　　顶多只能挑70斤，甚至挑不到70斤，他的数学成绩肯定好不了。成绩不好的家长和老师就要拼命抓，他的大量时间就被驱赶到数学里去，结果他的其他课程也被耽误了。最终他哪科成绩都不好，一个“笨孩子”就被制造出来了。　　由于是用相同的尺子去衡量，这样的学生自己也觉得自己笨，父母也觉得我的孩子笨，没办法。最终他可能一生都难有自信心，一生都活得很艰难。　　然而，他很可能是个艺术天才，或者是从事商业经营的能手，在基础教育阶段硬让他去挑数学天才的数学重量，就可能把一个艺术天才或经营学家消灭了。相反，如果让一个科学家去做艺术天才轻而易举便能做到的事情，那个科学家也可能立刻奇笨无比。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司长讲过这样一个事例，她说北京某五年级学生把自己作业中的一道数学难题拿去请教爷爷，爷爷是位“两弹一星”科学家，结果科学家爷爷也做不出来。这个例子未必罕见，我国数学课在实际教学中难度不断加深的状况已人所共知。　　那么应该怎么改？</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2:20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四十一、出人意料的调查结果</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就在浙江变革课程经历争论之时，中国科协有关机构按国际新方式于1992年和1994年两次做了中国公众科学素养调查。调查的结果基本相同，并令人难以相信：中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有0.3%。　　这0.3%到底说明什么？这调查有什么用？　　在世界上，美国先做了这项调查。1990年美国的调查显示：美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是6.9%。同年，欧共体也做了同类调查，欧共体公众中的比例是4%。　　初见这数据我也疑惑，不知美国人所称的“基本科学素养”是什么概念，不知这6.9%和4%是不是也低，也不清楚美国人得到这6.9%的数据有什么意义。　　深入进去，方知这基本科学素养的核心部分有三个维度：一是对基本科学概念和原理的理解，二是对科学的研究过程与方法的理解，三是对科学、技术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理解。你不必是科学家，譬如你是学经济的，你有对上述三个维度的基本理解，知道科学技术如何在社会中发挥作用，懂得加以利用，就具备了基本科学素养。　　如此，是否具备“科学素养”与懂多少“科学知识”是不同的概念。若对照我国近几十年90%以上的科研成果未能开发利用，显见之弊就是：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脱节，科学、技术又与社会应用脱节，这与“基本科学素养”第三个维度所要求的正相违背。　　美国人查知美国公众具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是6.9%，如何提高？只有从教育入手。美国人把上述三个维度作为基本科学素养的核心部分。既然是“基本”，那就是基础教育阶段应该完成的任务。因此，在中小学教育阶段，教育所需要专心去做的，就是对学生素质的培养，这便是素质教育的本意。　　美国做了上述调查，就知道要采取什么措施才能保证美国的教育和科技在未来几十年———乃至更远———仍然保持无人能够挑战的先进性了。　　现在，把中国的0.3%同美国的6.9%、同欧共体的4%的放在一起比较，我们当能感到差距巨大了！　　美国拥有6.9%仍在发奋改进。1990年美国通过了《国家教师法》《国家环境教育法》，1991年布什总统签署了《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2年美国通过了《终身学习法》。这些立法均具有鲜明的政策指向———从保障教师待遇到提高公众素质，都通过立法去实施。中国仅有0.3%，能对教育自我感觉很棒？　　虽然差距大到令人难以接受，但这项调查也被认为具有不可忽视的科学性。有人认为，这可以反映出我们的中小学科学教育是不成功的。这当然引起了争论。　　虽然争论仍在，但人们看到，1994年11月，国家教委提出了要改变中小学应试教育模式。　　中国科协接着启动了一个“2049计划”。目标是：从现在起，高强度地推动科普教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中国公众的科学素养与中国科技应进入世界先进行列。　　为此，中国科协组织了“院士科普书系”。这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科普工程，发动了中国一流的科技才俊“两院院士”来写科普丛书，第一轮就有189位院士参与，所写范围可以说覆盖了当代世界一切前沿学科。　　这套书每本都不厚，10万字左右，但院士们架着眼镜在灯下斟字酌句，煞费苦心。这套书写得扎实、可靠、权威，文字流畅，深入浅出，对前沿问题的通俗化描写应该说已经做得相当精彩了。但这套书在推广中，市场并不好，媒体用“遭到冷遇”来形容。　　为什么？　　虽然出版者还可以从市场推广上再找原因，但“遭到冷遇”，则深层次地反映出中国学生已经被牢牢地捆在那些要考试的课本知识里了，没时间来光顾这些不要考试的“闲书”，哪怕你是“黄金读本”。　　何谓封闭？我们都知道封闭不好，都知道历史上的“闭关锁国”使国人吃封闭的亏吃大了，但封闭哪里只限于封闭国门呢？今天，单这个“分数定前途，一考判终身”的考试，就能把一个人从幼龄到18岁相当完整地封闭在那几册课本里，这不可怕吗？　　从社会上看，也可见绝大多数公众的兴趣不在这些科普知识上。电视报道北京某女歌星签售光碟，一孕妇挤到前排，大家都让着她，歌星问签哪儿，孕妇撩起上衣露出隆起的肚皮说：“就签这儿。”　　“签这儿？”女歌星惊讶。　　“对。就签这儿！”孕妇说。　　看来她是期望尚未出生的孩子将来也成为歌星。女歌星兴奋地在孕妇的肚皮上签了名。我是在家里的电视上看到这个情景的，不知这天还有多少人从电视上看到了这一奇观。　　中国科协继续努力，为提高公众科学素养开辟了“中国公众科学网”。　　1997年国家教委也做了一项调研，从而加强了变革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的紧迫感。1998年2月，国家教委发出了《关于推进素质教育，调整中小学教育教学内容加强教学管理的意见》。同年3月，国家教委更名为教育部。教育部首先启动了基础教育阶段语文、数学、外语这三门主要课程的教学标准研究制定工作。　　这不是小事。变革课程，就是向新教育转型的切入口。　　“但是，直到20世纪结束，直到今天，对我国基础教育的评价一直存在两种声音。”刘洁民教授说。　　刘洁民是我国数百名参加制定国家课程标准的教育专家之一。我随即问道：“哪两种声音？”　　“一种是高度赞扬，一种是尖锐批评。”　　“怎么赞扬？”　　“赞扬的声音说，我国中小学基础教育是当今世界最成功的范例之一。理由有四：一、国际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中国学生成绩最佳；二、中国出国留学生的学业成绩普遍不错；三、中国中小学数学以及自然科学方面教材的深度和难度，在当今世界是最深最难的之一；四、国外人士对中国基础教育的高度赞扬。”　　“批评的怎么说？”　　“批评的说，我们的基础教育，主要目标是掌握学科知识，具体表现为两个维度：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在教学实践中普遍存在以下问题：偏重书本知识，轻视实践活动；偏重学科本位，忽视社会和学生发展的需要；偏重摹仿，忽视创新；偏重教师传授，忽视学生主动学习；偏重统一要求，忽视个性发展；偏重个体学习，忽视合作与交流。总之，传统的分科教学缺乏对科学的整体把握。我们的基础教育是过时的、落后的，需要做重大改革！”</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2:36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三十九、谁来解决这个问题</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如同王能智在优化师资资源的探索中会拓展出新的课程资源，浙江也不单单是在课程资源方面下工夫，注重教师培训同样是他们的一大工作。　　由于《科学》课本（浙江称《自然科学》）综合了理、化、生、天、地，难度最大，浙江规定担任自然科学课的教师与专任化学课的教师享受同等保健补贴，并单独设立自然科学评审组评审教师职称，等等，这已是从制度上支持综合课改。　　到1998年，浙江全省17583名自然科学教师中，能独立胜任的占50.1%，到2003年刷新到90%以上。这就远远不是当初有人说“没有一名合格的理科教师”了。　　与此同时，浙江还对评价制度大胆变革。如1993年浙江全省中考就实行了物理、化学、生物合科考试，此举是后来高考“3+X”的先声。1994年浙江中考为实验区单独命题，这就打破了统考。　　单独命题并不是吃小灶，而是建立新的评价制度，除了笔试，还对美术、音乐、劳动技术、实验操作、体育专项运动进行综合测试，记入中考成绩。　　浙江还对首批接受综合课程的学生升入高中后跟踪调研。高中都是“分科”，这些学“综合”的学生升入高中后能否跟上？有一系列数据可以证明，他们的高中成绩不比初中阶段学“分科”的同学差。另有一个现象则很突出，即高中阶段的班干部大部分来自实验区学生，他们与同学、与老师、与社会的沟通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及动手能力，都表现出明显的优势。　　进入21世纪，浙江全省的高中生都是基础教育阶段学过综合课程的了，省内没有可比的对象了，只能去与全国的高中生比，他们参加全国高考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2003年9月24日上午10点30分，北京校长大厦。　　浙江省教研室的方红峰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召开的全国科学新课程实验工作研讨会上发言。他列举了一系列数据，报告浙江全省理科考生在全国高考统考中的平均成绩已经连续3年稳步处于全国领先地位，初现优势。　　方红峰还报告了另一个重要成就，浙江推行综合课改后，到1995年，小学和初中的年流失率已经从课改前的8%下降到1%，迄今已基本没有因为读不下去而辍学的“流生”。浙江课改既保证了优生的实际学习能力得到提升，也保证了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整体基本素质的培养，两头都抓住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成果。　　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早在2001年，浙江省人民政府72号文件中就相当有信心地写出：浙江省到2005年基本普及从学前三年到高中阶段的15年教育。　　去年是2004年，2月13日我在宁波看到当天《宁波日报》头版登载的《我市将率先普及15年基础教育》一文。文中写道：要通过“两免一补助”政策，“使全市14个经济欠发达乡镇和6个片区的农村孩子享受到免费教育”。　　这真不是一件小事！　　浙江何以能提出普及15年基础教育？皆因今日浙江民营经济发展之蓬勃名列全国前茅。宁波说他们有14个经济欠发达乡镇，然而宁波2003年的人均GDP已超过3400美元。宁波的经济欠发达乡镇，是在宁波区域内相对而言的“欠发达”，比其他地区的“欠发达”却要好上许多。　　2004年2月13日《宁波日报》头版头条还登出《种田“零负担”开全国先河》，报道从今年起，宁波380万农民不用再交一分钱农业税费。　　宁波何以能做到？当地政府官员告诉我，农业的“国税”由当地政府统筹缴纳，“地税”由当地政府予以减免。这一切是由于以民营为主的城乡企业蓬勃发展，创造了雄厚的经济基础，政府通过事实上的减免农业税费来调整城乡企业和农业人口的收入差距。　　浙江全省已经坚持10年的综合课程改革，是在纠正从前的精英教育之弊，推行使所有学生得到好处的教育。浙江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越来越需要大量学会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青年从学校毕业出来继承并发展父辈的事业。浙江艰辛的10年课改越来越得到家长和社会各界的理解，终于使浙江省人民政府率先提出全省普及15年基础教育的目标，这对全国许多省份来说还是望尘莫及的。　　至此，应该说，浙江在风风雨雨中的综合课程改革，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就，浙江省将坚定不移地沿着综合课改的道路走下去。　　然而，并不是没有问题。　　浙江在义务教育阶段全省挺进综合课改已历经10年，但英勇如浙江，这10年中对高中的课程未敢轻举妄动。他们变革了从小学到初中的9年课程，学生进高中还有3年才考大学，这3年可视为缓冲地带，可以在这3年里重新适应应试教育，然后与高考接轨。　　到此你已看到，以浙江为代表的先遣军，以北京王能智为代表的一批先行者，向开辟课程资源和优化师资资源挺进，都取得了可观的进展……但是，他们应该更充分地发挥出来的潜能，都被堵在高考这个瓶颈里了，谁来解决这个问题？　　让我们重温：制约我国教育转型的三大瓶颈即师资资源、课程资源和评价制度。所谓“评价”，不仅仅是书面考试，而是需要建立起对一个学生的综合评价体系，才能对学生做出较准确的评价，并对这个学生的前程具有良好的导向功能。　　也就是说，评价的主要目的，不该仅仅是为国家教育机构提供录取或淘汰的依据，而该服务于学生，有利于使经过12年辛苦学习的学生了解自己未来发展的方向。高考的评价功能，不该是一张“判决书”，而应该是引导学生继续学习、持续发展的“加油站”。　　浙江在综合课改阶段已经拓展的综合测试平台，王能智和他指导的中青年教师开辟的课题活动与校外实践课，也已经为综合评价拓宽了基础。现行高考已有改进，“3+X”就是重要改进，但仍有差距，其取舍学生的方式，仍能轻而易举地挡住上述探索的去路，谁来解决这个问题？　　国家一再强调提倡素质教育，但民间另有说法，说现在是“轰轰烈烈讲素质，扎扎实实抓应试”。在实际教学中，素质教育和应试教育就像拔河那样争夺、撕扯着老师和学生。而且这场马拉松似的拔河赛到高三，老师和学生都得缴械投降，倒向应试教育。　　大家都拔得很辛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span></td></tr></table></td></tr><tr><td valign="middle" align="left" height="2">上一篇：三十八、谁的黑色幽默</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5:53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四十七、山西的消息</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2001年夏天，曲沃县教育部门得知国家要开展课程改革，立刻向县委、县政府报告。教育部门和县委、县政府都认为要积极去争取这个机会。他们觉得，既然是国家级的项目，应该有一笔经费，不管用什么办法，能拿到这个项目，得一笔经费注入曲沃县教育，就是贡献。于是，这个夏季，县委书记乔成家、县长薛愿兵、教育局长和副局长，4人风尘仆仆地从山西省西南部专程赶到省城太原去强烈要求，志在必得。此举在38个实验区中堪称一奇。　　同去的教育局副局长张桂蕊是位特级教师，1995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教师，她身兼教育局教研室主任，还是山西省教育发展战略组成员。在路上，她就跟两位县领导说：“教育的项目，很可能是没有经费的。我们要是争取来了，就必须搞下去，到时候可别说县里没钱！”　　县领导作了承诺。　　结果，他们把项目争取来了，果然没有原来所企盼的经费。2001年9月，曲沃县成为山西唯一的实验区。　　他们的困难和举动都很惊人。　　曲沃县的小学原是五年制，他们选择了综合课程，这新课程是六年制的，怎么办？变！就这样，小学五年变六年。　　可是多一个年级，就多了4000多学生，教室、桌椅、老师都得增加，单单这老师，一下子哪儿去找那么多呢？　　贴广告招老师。他们先从本县近两年毕业的师范生与大专生中测试、遴选了236名试岗教师。合同上写定：试岗一年，一年后考试、考核，合格转正，不合格不再录用。　　“你知道这些试岗教师每月的工资是多少吗？”　　“你说。”“我说了你也不信。”“多少？”我问。“每个月只有100到150。”　　“还有别的补助吗？”　　“包括补助，全部就在这个范围。你很难相信吧！”　　我点点头。　　张桂蕊接着说：“按说，无论如何也不能只给这点儿钱，但是县财政开支不了，没办法。”　　“100多，”我问，“一年下来也就一千多不到两千，有人愿意来当这个教师吗？”　　“踊跃报名，唯恐不用。”“是吗？”　　“地方穷，这100多块钱，也是个出路。”　　我听了，一时不知还该问什么，心想一个课改，就这样招收236名教师，也是调动起全县青年人才，拉动本县需求的大事了。　　这里的中学，除音乐和美术选的是分科课程，其余都选了综合课程。浙江当初的课改首批迈进1万人，曲沃县第一步踩进去就是全县3万多学生，13个学科“全科目全方位”挺进。　　今日，从外国人公布的中国富人排行榜可以看到，中国已有不少亿万富翁。目前中国贫富之悬殊，不唯个人与个人比悬殊极大，地区之间群体与群体比，差距也是巨大的。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的企业，山西曲沃县城乡，都还不是中国最贫困的地方。1995年我走过甘肃、青海、西藏一些地区，得知有些县欠着教师的工资发不出来已有一年半载。曲沃县还能给这批新教师开出每月100多元工资，属于不错的了。但曲沃县和海勃湾区师生家庭与深圳师生家庭的经济持有水平，毕竟相差甚远。春夏，走在内蒙古乌海，走在山西曲沃，望着这里蔚蓝色的天空和原野上鲜艳的野花，你会感到这片土地的美丽和贫穷是一曲震撼人心的旋律……　　一些地方的家长们说教育是不能试验的（在家长们头脑里，总认为是“试验”，不是“实验”），可曲沃县连老师也是试岗老师，这些一天课都没有教过的老师，一下就被派去承担综合课，这在那些富裕地区的家长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　　“可是，”张桂蕊说，“穷，我们也得改啊！”　　“您是说穷，也得参加课改？”　　“是。不改，我们会更穷。”她说。　　“我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她又说。　　9月，一个细雨　　的黄昏，你看到放学归来的孩子书包轻了，你的心情却很沉重……但是，眉头会展开的，阳光会朗照内蒙古蔚蓝而高远的天空，会朗照孩子的明眸。　　我看见蓝天下，有位女教师正领着数十个初中生向城区步行而去……公共汽车在他们身边停下，又开走了，他们继续向市区步行而去。　　为什么不乘公共汽车？他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走，走，向城里走去的正是一通厂学校的学生。　　他们的学校坐落在城市的边缘。他们正向市区图书馆走去，一走就是四五里路。我不能说这些孩子们买不起一张公共汽车票，但同学们说，大家都把乘车的钱省下来就是一个数，就可以买书。　　还记得一通厂女校长郭丽云吗？她曾说我们给每个班做了一个书柜，有三层，但书柜里没书，那“空间”就是对我们的压力……于是孩子们去捡易拉罐、捡纯净水瓶，捡了就交到班长那里保管。废纸也不扔了，整整齐齐地收拾好，交到班长那里保管，攒多了就送到废品收购站去卖。一个学期下来，那书柜里的新书竟也满了一层。　　当然这书柜是太小了，装满了也不够用。于是老师告诉大家，市里有个很大的图书馆，然后就领着他们去了。　　丁勇霞老师、弓美霞老师走在学生们中间，你一下不容易区别哪个是学生哪个是老师……她们大学毕业不久，她们与学生们很融洽，她们一次次带学生去，每次都走着去，全班都走着去。阳光下，同学们一个个走得红光满面，汗流满面，兴奋不已。　　他们每个人都办了一个借书证。那里有好多好多老书和新书，还有不少新报刊……课本里提示的背景资料、填充资料，他们基本上都能查到。一旦查到，各学习小组就“捷报频传”。　　还要去，还要去！学生们总这样说。　　一到图书馆，他们就像一个个蚕宝宝蚕食桑叶那样扑向书刊……图书馆人员惊诧了！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5:54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四十八、草原上的阳光</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为什么这些远道来借书看书的孩子一大群一大群？　　为什么城里一中的孩子没有一个来借书？　　老师们告诉图书馆人员，因为城里的孩子还在读着老课本，还在应试教育的重压之下，还在题海的包围中，他们没时间来光顾课本之外这么大的世界。　　“是呀，我们自己家里有的书，孩子都不看，哪会来借书看呢？”图书馆人员说。　　图书馆人员的孩子都在城里读书，属于尚未进入课改的。这些做父母的听得朦朦胧胧，似懂非懂，但眼前别人的孩子对借书看书如此兴奋，如此认真，毕竟令他们惊奇，而且有点羡慕了。　　他们说，多少年了，没见过这样的借书景象。　　黄昏，图书馆要关门了，他们又集合，在夕阳下走回去……内蒙古海勃湾区，这就是你的新世纪！　　老师带着数十数百初中生，一次次步行去远方借书的故事听起来像一个古老的童话。那里有一座图书馆，令孩子们如此神往，因为那是知识的宫殿，那儿联系着更辽阔的远方……　　母亲河在他们身边流过。从北京开来的列车，经呼和浩特连接包头，再从包头经乌海市南去宁夏，再向西奔去甘肃……开放式的学习，使海勃湾区孩子们的眼界一天天开阔。别以为他们在远方的行走跟我们没有关系，他们在那些早晨和黄昏的跋涉，在加强国家变革教育的决心。　　有没有困难？有没有反复？有没有争议？　　有！许多想像不到的经历一一出现。　　海勃湾区教体局局长李维林曾对家长们许诺：一年后，如果你们觉得不好，想给孩子转学，我负责给你们转……一年后，李维林局长调走了，新任局长叫邢瑞英，她介绍说：“困难真的很大。比如讲大综合的科学课，一开始班上有41个人不懂，讲着讲着，有42个人不懂了，连老师也不懂了。”　　她说，新课标、新课本出来了，最直接遇到挑战的还是老师。课改开始不久，老师中就有一句话流传：“红旗到底能打多久？”　　2002年3月，乌海市全市进入了课改实验，但除了海勃湾区仍使用综合课程，其他区全部选了分科课程，“这对我们来说，无异于发生了地震！”　　邢瑞英说，压力比当初更大了，怎么办？既然已经骑在马上，那就跑吧！从此海勃湾区和其他区着劲儿干。　　我问，像比赛？她说，比比赛严重。“2002年9月，我们不得已也订了分科教材。”　　“改主意了？”　　“不是。有人说这样好，有人说那样好，到底哪一种好？不得已，我们让学生每人手里都有‘分科’和‘综合’两套课本，老师拿着两套书作比较，学生也拿着两套书比较着学。我们想，老师和学生两套教材都接触了，心里就更有数。最后我们做问卷调查，让老师和学生自己选择，下学期的课，你们究竟是愿意学‘综合’，还是学‘分科’？”　　“学生们几乎都选择了综合课。其中75％的学生选择了‘非常喜欢’。”　　“老师呢？”　　“93％的老师选择继续使用综合课程，其中86％选择‘坚决支持’。选择‘反对’和‘坚决反对’的一个也没有。7％的选择了‘怎么都可以’。我们就坚定地走‘综合’了。”　　我还想起浙江课改遭反对后，为坚持“综合”，曾采取两三个老师“抬”一门科学课的方式，便问他们老师任课的难题怎么解决。　　邢瑞英说，起初老师之间互相请教，比如担任科学课的物理老师向生物老师请教，生物老师向物理老师请教，不久就集体备课。　　“集体备课，思维碰撞；听课交流，经验共享。”她说我们地方穷，老师工资也低，许多女教师过去连化妆品都舍不得买，现在舍得买电脑。课程改革不仅是改变了学生的学习，更推动了老师的学习，我们说是“老师和课改共同成长”。　　此外，这也促进了学生催家长买电脑，推动学校和民间使用计算机的进程。这些变化，都随着课程改革的推进在地方上出现了。　　郭丽云校长告诉我：“我们的综合实践课，学生们做的课题是老师过去想像不到的，也是家长想像不到的。”　　我请她举例说说。她报出了一串题目，然后我理解了，在这片土地上，不论蒙族还是汉人的后代，心中都有蒙古人辉煌的历史，于是孩子们做的课题有《中国兵器的变迁》、《中国战例荟萃》等。蒙古人爱马，则有孩子做了《世界名车调查》这样的课题。还有《乌海市大街车流量调查》《海勃湾区居民水费调查》……我说，这些课题，初中生做确实不简单。　　她说：“小学高年级就开了综合实践课，也做课题，比如居民水费调查，男女生合作，要入户调查，不仅涉及知识，首先要学会礼貌，学会怎么让阿姨叔叔接受你的访问。”　　这片土地有开放的性格，有改变命运的愿望，孩子们的变化在家中也颇有影响。前任局长李维林调走了，他的承诺落到了新局长邢瑞英肩上，但令人尴尬的局面并没有出现。邢瑞英说，一年后，我们的生源不但没减少，反而大幅度回升。　　“最让我们感到意外的是，竟然有市中心区的家长，要求把他们的孩子转到海勃湾实验区的中学来。”　　我说，你说慢点儿，这是怎么回事？　　她说，一般说，市属学校的规模、师资力量、设备都比海勃湾区的学校强。多年来，“走后门”的只有从我们区属中学往市属中学调的，从没见过从市里面往外面调的，突然翻过来了，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一时弄得我们也不敢相信。　　“这是真的？”　　“千真万确。”她说，家长们通过朋友、熟人，找市委领导，找市教育部门的领导……领导给我们写条子，各种渠道来找的都有，就是要求往我们海勃湾区的学校调，“2003年，我手上就办了十几个。”　　“你是不是感到新的为难了？”　　“不。这很鼓舞我们，我们愿意，所以不为难。”　　回顾3年来的综合课程改革实验，不能说今天已经没有分歧。邢瑞英这样总结道：“起起落落，坎坎坷坷，回过头来发现，收获多多。”　　古羌人威武的身影，蒙古人响亮的鞭声，远去了吗？　　母亲河在他们身边流过，火车呼啸着奔向远方。　　虽然，这里的生活穷是真穷。但老师正带着学生，在改变命运。不管怎么说，这儿是新世纪内蒙古最早改变教育的地方，这儿的阳光会照遍草原。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5:56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四十九、未知，也很美妙</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谁都知道深圳人家有小车的多。陆晖老师给我讲了一个关于小汽车的综合实践课活动，那是他们课改进行到第二年的课题活动。　　她说深圳小车的个人拥有量在全国名列前茅，与发达国家也可以一比。他们做的课题是：深圳大力发展私家小汽车利大还是弊大？　　全班40多人，分成正方和反方两组。你可能从电视上看到过类似的辩论，每方有4个同学参赛，他们是同学们自己选出来的，但他们的智慧来自本组所有同学的实践调查活动。　　同学们分头去跑环保局、交管局，跑书城买资料，跑图书馆查资料……我们公布了评委的名单，有的同学还知道去“活动”评委。我们不会把这看作是“走后门”。要争取胜利，你能了解到评委的学识和观点，也是一种重要资源。你只是个学生，评委对你的访问能接受到什么程度，那是你的本事。教学辩论会开始那天，我们还吸收家长参加，这些家长都是会开车的，听起来也有滋有味。　　汽油有多种型号，深圳有多少汽车，每天能排出多少废气，这么多废气如何能从城市里排出去，要多久才能排出去？深圳被评为国际花园城市，如何能让深圳的天更蓝、水更绿？如何从交通结构的角度来解决这些矛盾，如何从新能源开发的角度来解决这些问题？……教学辩论会那天，学生们讲得头头是道，口若悬河，那些会开车的家长们听得目瞪口呆。学生们非常兴奋。陆晖老师是主持人，听得她也深深为自己的学生骄傲。　　以往，这些学识，只觉得是专家才知道的，现在就从这些14岁孩子的口中滔滔不绝地讲出来，而且是相当灵活熟练地讲出来，好像他们不是14岁，起码有40岁。谁胜谁负都不重要了，能讲出这些学识也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家长、老师和学生都看到：一件本以为是专家学者才掌握的事，只要你去探究，你也是可以掌握的。这件事可以，其他事也可以。　　陆晖老师把这个活动写成了教学案例。南山区教科中心倡导老师们来写这样的教学案例。我曾听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朱慕菊司长说：“教学案例，我们还刚刚起步。”就在这刚刚起步的阶段，深圳南山区将教师们编写的课案汇集成书，已经出版了15本，成为课程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　　他们撰写的课案全部取自课堂，取自师生们的教学实践。你可以想像，15本课案，两三年间类似的课题活动他们每个班都经历了数十上百个，学生们掌握的有关学识就远不止是关于小汽车、环境、新能源等方面的信息和知识了。换句话说，他们在初中综合课程阶段所涉猎的基础性新知识，已经在很大范围日益超越不少特定学科专家的学识领域，这样的趋势，让人看到了一代新型学子，前途未可限量。　　迄今，各地的老师都觉得科学课里包容了先前的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等课程，要让不同专业毕业的老师去承担实在是个问题。陆晖老师毕业于生物系，她有个看法颇独特。　　她的表述大致如下：就像《科学》第一册讲“水”，在从前的课程里，水资源的分布属地理，水的力量属物理，水的分子变化属化学，水是生命之源就讲到了生物，今天的教材还讲到人类文明发源于大河中下游，涉及历史。我是学生物的，我感觉一个活的生命体是不可分的，一个很好的教材也是不可分的。把它们分开了，那是人为地切割出学科界限。现在把它们整合在一起，还原为本来的整体面貌，它还是物理吗？它还是化学吗？我认为可以用一个新的视角去看待它，它不是别的，就是“科学”。应该用这种思维去理解，去教学。　　“陆老师，我有个问题想问您。”一天下课后，有个八年级的男孩来找陆晖老师。　　“说，什么问题。”　　“人体的温度是37度，但人体最适宜的环境温度是22到23度，您知道为什么吗？”　　陆晖老师想了想：“我没听明白，你想问什么？”　　“我想问这37度跟22-23度之间有什么联系，您知道吗？”　　陆晖想不出这有什么联系，摇摇头，似乎在考虑学生提的这个问题有没有意义，要不要深思。　　学生说：“陆老师，您先想想吧，我想了好久。”　　下午，男孩又来问陆老师：“您想出来了吗？”“我想不出来。”“那您再想想吧！我先不告诉您，先让您思考。等您思考不出来了，我再告诉您。”男孩说。　　陆晖心想，这不是开展探究性学习时老师对学生说的话吗？现在学生把它用到老师身上来了。她问：“这么说，你已经有答案了，是来考我？”　　学生点点头。　　当然，陆晖发现学生提的这个问题居然占据了她的头脑。她想，我是学生物的，有关人体温度的问题应该是在学科之内，总该响应学生如此一问吧！但她想不出来，只好打电话问她的生物学导师。　　导师回答说：“不知道。”　　她请导师再问问别人。　　导师也给导师认为有学问的人打了电话，回答还是：“不知道。”　　第二天，陆晖实实在在地告诉那个男孩：“我不知道。”　　现在，陆晖对我说，要敢于告诉学生“我不知道”，毕竟，这个世界上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太多了。　　学生听了并不失望。他说：“陆老师，您知道黄金分割线吧。我发现，把37×0.618=22.866，正在22度与23度之间。就是说，人体最适宜的环境温度，正在人体温度的黄金分割线上，您看多奇妙！”　　这下，陆晖也感到学生的这个发现真的很奇妙了。　　她还没有从奇妙中走出来，学生又问：“可是，陆老师，您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吗？”　　“不知道。你知道吗？”这次，陆晖是真的向学生请教，她希望学生知道，能告诉她。　　学生说：“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想问您。”“我不知道，没人想过这个问题。”陆晖说。“我还想知道，为什么有黄金分割线？它是怎么被发现的？谁发现的？您知道吗？”　　“我不知道。”　　这一天，陆晖仿佛重新发现了自己的学生，而且不仅是这一个学生。这一天，就在这“不知道”之间，她和学生都体验到了一种照彻心灵的愉快。不是因为解出了一道什么难题，而是体验到在这个世界上，未知，也是很美妙的，它在前方向我们招手……这正是探究性学习开启了学生的奇思带来的妙境。　　2003年9月，深圳全市6个区全面启动义务教育阶段综合课改。2004年，深圳的高中课程改革也将全面铺开</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5:58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txt">中国新教育风暴</span><span class="e">五十、曲沃的"试岗教师"</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2001年9月，山西曲沃新招的236名“试岗教师”全部放在乡下，据说“县城里一个都不放”。这些试岗教师教得怎么样？张桂蕊告诉我，他们一天书都没教过，我们也不能对他们太苛求，但是情况大大出乎我们的预料。　　2001年11月26日，是个震动全县教师的日子。　　这一天，教育局在6所乡镇中小学校同时召开教学现场研讨会。这6所乡下学校都是本县的“边远学校”，教育局组织全县（包括城区）中小学有关年级的教师们去观摩研讨。　　曲沃县最西边有个高显中学，张春霞老师开的科学课被认为“精彩”，全县担任初中科学课的老师都被组织去高显中学观摩。城区的老师想不明白要让他们去看什么，有人还以为大约是要他们去帮助帮助乡下中学的老师。　　北董中学坐落在曲沃县东南角，董瑞霞、关庭两位女教师的初中数学课观摩研讨会在此召开。　　新定小学坐落在西北边，在此开了小学一年级的语文研讨会，担任这门课的柴玲老师毕业于县师范学校，她既教语文又教数学。　　后来，又在最东边的王村小学开了小学数学课的研讨会，在最北边的北山脚下杨谈中学开了初中数学课研讨会，还开了历史与社会课的研讨会。　　张桂蕊身为教育局副局长兼教研室主任，组织这样的研讨是她职责内的事，她说：“我们也是在做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我问，您是指综合课改吗？她说不仅指课改。　　“多少年来，这样的观摩会都是在城里召开，都是乡下的老师进城，去向城里的老师学习。像这样让城里的老师去向乡下的老师学习，历史上是没有过的。更何况乡下不少是试岗教师，让老教师去向试岗教师学习，这是破天荒的，对方方面面的震动都很大。”　　“还有哪些方面？”“乡镇领导的劲儿很大，家长的劲儿也大，孩子们也感到荣幸。”　　当然，也有教师表示怀疑。比如看到讲语文，课本里讲到秋天，年轻的女老师讲着讲着就把学生带出去了，把落叶带回来了……有的老教师说，这教课的小姑娘自己都还在贪玩的年龄，教语文又不是教自然和地理，怎么能这么教呢？　　有的老师赞赏，说把学生带到环境中去体验课文，体验秋风、落叶带来的情思，最后还可以把落叶做成书签，粘贴成艺术作品，这就把“腿”从“语文”伸进了“艺术”课的领域，如此不知不觉产生的“综合”，是很漂亮的。　　所有的老师都进入了思考，真正的研讨出现了。11月26日这天，有些城区的校长没去，老师们带回学校的消息也对城区的校长产生了冲击。但城里的校长不相信，一周后他们亲自去乡下“看一看”。　　城关小学校长张万兴去了，东关小学校长张成祥去了，北关小学的苏校长去了……去了就都被触动了。“小姑娘教学还不到一年，真不错！”这是大家在吃饭时普遍的一个说法。　　临汾市教研室主任张苏华、副主任柴林亮来看了，山西省教研室的副主任贺斌也来看了，看了都说：“确实好！”“想不到。”　　这年11月26日的乡下中小学观摩研讨会震动了城里的教师，此后还陆续开过多次这样的研讨会……都说综合课程很难，这些试岗教师难道无师自通？　　没有一个教师不经过培训能够承担新课程。　　曲沃县最早对试岗教师进行培训，是由县教研室的教研员们承担的。县教研员的教学新方法从哪里来？　　2001年6月，张桂蕊带着部分教研员来到北京校长大厦接受培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组织新课程专家，在此培训来自全国各实验区的骨干教师。但即便是“源头”的专家也没料到，他们的培训在山西这些穷乡僻壤的学校里结出格外鲜艳之果。　　从北京培训回来，曲沃县在这年暑假立刻组织了全县相关教师的上岗培训。曲沃有20多个教研员，全县2000多名教师，除去尚未参加课改的高中教师300多人，这个暑假的教师培训有巨大的工作量。　　由于试岗教师都放在乡下，由于考虑到他们缺乏经验，曲沃县对这些教师特别放心不下。开学后，县教研室20多个教研员分片负责，把主要精力用于帮助试岗教师。　　“县里的教研员们骑摩托车下去辅导，经常吃住在下面，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投入过。从第一个夏天开始，我可以说，头一年我们的教研员没休息过一个星期天，我们也没给教研员补助过一分钱。我总想，哪天该有人给我提出来了，我觉得是欠大家的，可是一直也没有人给我提出来。”张桂蕊说。　　她还说：“老教研员席庆虎累病了，高血压，眼底出血，还觉得这事放不下，还要去。说如果做不好，耽误一个孩子就耽误了一个家庭啊！”　　在城市，一个孩子书念不好，家长们可能还有机会给孩子找别的出路。但在农村，“耽误一个孩子就耽误了一个家庭”，人们的感受特别突出。　　你知道曲沃县这实验区是自己去“强烈要求”要来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意见一致。要来后，也有人说现在是“骑虎难下”，也出现过一个“四不”的说法：“不敢改，不想改，不愿改，不会改。”不会改而硬要改，那不是存心要害孩子吗？不就毁了这批孩子吗？同样议论纷纷。　　现在曲沃县的试岗教师以出乎预料的教学效果出现，省地专家下来调查，也觉得值得研究。张桂蕊说，客观地说，新课程，老教师新教师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我们乡下的教师和试岗教师更多地得到了省、地、县三级教研员的辅导。有一次，省教研室来了11人，都到乡下去听课，听了课就与老师们座谈。　　这一切都促使曲沃全县教师兴起了一个互相学习、探究新教学方法的热潮，也让北京的专家来曲沃辅导时目睹了前所未见的情景……　　山西夏日的暴雨骤然而至，霹雳一个接一个在天空中炸响，天黑得仿佛黄昏后的光景，原野上飞卷着大雨，仿佛狂奔的野马，那暴雨用“倾盆”或“铺天盖地”来形容都不过分……赵峥教授来到曲沃，就目睹了这样的大雨。　　赵峥是北师大新世纪《科学》教材的主编，他到曲沃县时县大礼堂拆了，正在修建。县里只好把辅导的地点安排在城关一中的多媒体大教室，这里可以把实况转播到另外5个教室。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01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五十一、穷县办大教育</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赵峥想，场地应该够大了，碰上这样的暴雨，来的人数总会受点影响吧。不料一到现场，他就被感动了。5个教室都坐满了，多媒体大教室更是挤得水泄不通，过道上也站满了老师。多媒体大教室的地面是有坡度的，从老师们雨衣、雨伞和身上滴下来的水朝讲台的方向流成了一条小溪……窗户上还高高低低挤满了脑袋，这些老师的身子都在教室外面，霹雳仍在外面的天空中爆响，闪电可以从那些脑袋和脑袋的空隙间亮进教室里来，狂舞的雨水被风卷着，依然一阵一阵地越过屋外阳台下的走廊，扑到这些教师们身上。　　你碰上这样的情景能不感动？最令人难忘的是，离县城10多公里的北董中学有位科学课老师王红玉，生下孩子刚过百天，还在产假期间，竟带着吃奶的孩子来了，同时把她的母亲也带来了，带来看孩子。　　“几十里外的老师们都赶来了。”张桂蕊告诉赵峥。　　“有多少教师干了一辈子都没见过编教材的人，您来了，谁都不愿放过这个机会。”张桂蕊还说。　　刘洁民是乘703次列车去的，乘一夜车到山西侯马下车，曲沃县接站的人员已经等在那儿。接上刘洁民，再行15公里到曲沃县城，正是吃早饭时间。有人无意间说了句“听课的老师早候在那儿了”，刘洁民便问：“这么早？”　　张桂蕊告诉他，老师们都想在主课堂面对面听您讲，一大早就来占位子，结果早早都坐满了。　　刘洁民不吃饭了，说：“走，现在就去现场。”　　大家都劝他吃了饭再去也不晚，但他坚持立刻就去，大伙儿拗不过他，就让他去了。地点仍在城关一中的多媒体大教室，仍然可以把实况转播到多个教室。以往开会，常是路远的先到，如今不同，一中的老师们也早早就来了，毕竟是近水楼台，这天坐在多媒体主课堂的大多是一中的老师。　　张桂蕊刚毅果决，有铁娘子之称，这天掉了泪。她说，乡下老师坐满了4个楼层的台阶，这个场面，打从一中有楼房起就没见过。她说，我们领导看了感到很有愧，我们县里没有那么大的场所让老师们和专家面对面，我们的工作没做好，真的，有愧！　　那天，不记得是谁，拿着那把钥匙，从坐满了乡下教师的台阶上穿过，一直走到4层……钥匙在人群中闪闪发亮，许多人的眼睛都看见了这把钥匙，钥匙伸进了锁孔，门就开了，然后出现了一阵类似欢呼的声音，然后乡村教师们进到了多媒体大教室……教师们在此有机会给专家递条子，专家可以现场为你答疑。据说早先这里的老师们还没有递条子的习惯，现在早早就准备好条子，一说可以递了，条子就一张接一张往上传，一会儿就一大把。　　赵峥来了，刘洁民来了，还有参与制定科学课程标准的郭玉英教授、宋海泉老师也陆续来了……很多专家都来了，来了都说：没见过这么好的老师，我们一定再来，不来，对不起这儿的老师！　　论困难，论客观条件之差，曲沃县都是突出的。就说“多媒体设备”，除了县城少数几所学校有简单设备之外，全县95％的中小学是“零设备”。　　但曲沃县的综合课改，由震动人心达到了振奋人心。　　县委、县政府提出“穷县办大教育”。县人事、财政、计划、物价、城建等部门表示与教育部门通力合作。第二年全县又增招了214名试岗教师，使试岗教师总数达到450人。　　张桂蕊说，这一年，城里的校长已经向我们要试岗教师了，说：“你们把上年的试岗教师也给我们派几个来吧！”　　教师们的相互学习持续发展。里村中学科学课老师柴国旗在课余时间自愿到全县15所中学去听了近50节科学课，被视为最典型的一例。他说这方法叫“蜜蜂采蜜法”。汇集了其他老师之长，柴国旗的课果然很受关注，2002年以来，他与县教研室的武鹏老师时常被邀请，前去陆续开展课改的省、市级实验区讲课。　　被邀讲课的不止他俩，还有高显中学的张春霞等多名乡村教师。柴国旗、王维莉、王熙明等曲沃教师，还应邀在山西电视网络上讲课。2002年11月26日，杨谈中学的科学课教师韩红心，还被邀请上中央电视台与节目主持人对话，介绍自己在科学课中如何开展实验。　　这些穷乡僻壤里的教师，何曾想到自己转眼间会有这些经历？这实在是因为一场划时代的教育革命正在出现，你若能成为先行者，即使昨天还微乎其微，今天也会变得举足轻重。　　曲沃县的综合课改正日益渗透到城乡许多人的观念与言谈中。一天，县委宣传部的一位女领导张鸿雁说，她把手放在正读初二的孩子脑袋上说：“这么一个小脑袋瓜子要记那么多东西，不容易啊！妈也上过学，妈知道。”不料孩子把母亲的手拿开：“记什么记，不用记。你知道什么科学，我们现在上课跟你们那时可不一样。”　　在农村，能听到这样的说法：“出去办事，老二比老大灵活。”问为什么？农民说不上来。张桂蕊说：“老大在高中，高中还没课改。”　　高中尚未课改，人心已动。高中的校长来向张桂蕊要资料，说：“初中开始革命了，我们还没革命，迟早要革命的，把初中课改的资料也给我们一份看看吧！”　　职业中学的校长也来找：“也给我们一份学习学习，我们也得懂。”　　当然，家长们要接受孩子新的学习方式，也有一个过程。比如孩子以前放学回家要做两三个小时的作业，家长觉得这才叫“学习”；现在孩子回家可能带回来一堆石块或者树叶，在那里琢磨石头或树叶，家长就觉得这是在玩，哪是学习呢？糟了，孩子，你咋不学习了，咋就这样放下来玩儿呢？　　孩子说，就是玩儿，在玩儿中学习。“胡说！”家长道，“谁告诉你的！”“老师说的。”　　“瞎说。老师咋能这样教书呢！”这样的对话在许多家庭都出现过，如今家长们也逐渐适应。　　地方小，县里许多人并不清楚，他们是山西省最早变教育的地方，许多人以为大地方都变了，轮到咱们不变也不行，那就随大流吧！许多人不知道他们的孩子正在穷乡僻壤里接受着当代中国最先进的教育方式。我相信，总有一天，他们的孩子会走出山西，走到外面的世界，会告诉家乡的父母，我们是幸运的，我们应该特别感谢21世纪初年家乡的老师……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02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txt">中国新教育风暴</span><span class="e">五十二、变则兴、不变则衰</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到2003年，开展综合课程实验的已扩大到17个省市，新增学生数52万多人。但各地选择分科课程实验的仍是大多数，而综合课实验区的老师们仍存忧虑，期望上级主管部门和政府加强支持力度的呼声也很高。　　广西师大的罗星凯、薛跃规、赵光平等教授写出了《科学（7～9年级）新课程推进现状及对策调查报告》，其中反映，首要问题仍是师资薄弱，现行师范教育滞后于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需要，师范毕业生“对新课程一无所知”。研究生教育中也迫切需要开展与综合课程相对应的人才培养。相应的学会和正式刊物还没有，教师和教研人员在学术专业归属上程度不同地存在失落感。由于综合课程难度加大，工作量显著增加，实验区普遍呼吁对科学课教师制定合理的工作量，落实相关的职称评定等政策。由于当前学校的图书资料、实验室是根据原先的课程体系建设的，不能适应新课程的需要。期望各地政府加大支持，也期望媒体对此加强宣传力度。　　他们在报告的最后深情地写道：“科学课程实验的星星之火如果在困难中熄灭，我们将如何面对那些最先燃起改革热情、至今无怨无悔的教师们的目光！正是这样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促使我们放下手中的其他工作，一次次走进实验区、走近那些可敬的科学课的教师们，并最终写下了这篇调研报告，真心地希望能为领导的决策和专家的研究起点参考作用。”　　我敬重他们的劳动，并以为，综合课的星星之火是不可能熄灭的，因为这是在新经济的基础上实行教育转型的世界大势。　　我对综合课程改革的认识，基于对国内外科技、经济、文化产业嬗变，以及国内外教育变革实践的综合考察。大量的资讯使我明白，综合课程并不是出自谁拍一下头脑，想变就做出这么大一个改变。它同样是与当代科技、经济发生的巨变相联系的，不能孤立地就教育而看教育。　　你看，工业时代，科研、工业、商业是分开的，但计算机时代的蓝色巨人IBM集科研、生产和销售于一体。“分工”是工业时代的特征，当代的特征是“融合”。　　实施综合课程，是给学生一个必要的平台，训练学生去获得综合能力。“学生不是装载知识的容器”，更何况知识经济时代涌现的知识是任何人都无法靠头脑容下的。一个人的创造力，并不取决于知识的多寡，而取决于融会贯通地运用知识资源的综合能力。联系着日后走向社会的就业之路，综合能力的培养实在是太重要了。　　目前多数实验区选的是“分科”，这一方面因国人观念还多在“分科”惯性中，教师们对分科的课程改革接受起来也相对容易进入。另一原因是高中仍有物理、化学，而且，将陆续推进的高中课改甚至会在分科中分出更多“模块”，因而许多人认为，把初中的物理、化学等课程综合了，到高中岂不是不接轨吗？我以为这是一个需要深入认识的问题。　　从小学到初中的综合课程旨在培养综合能力，高中分出更多“模块”，并将实行学分制可供学生选修，打个未必恰当的比方，其情形犹如自助餐，你可以端着盘子自己去选，这时要靠你有综合能力才能消化那些知识。如果你初中阶段没有完成综合能力的有效训练，到高中遇到那些琳琅满目的“模块”，学习就会骤增困难。　　2004年秋，我国高中开始在广东、山东、宁夏和海南推行课改的基础上实行“学分制”。高一年级主要设置必修课程，从高二起增设选修课程，学生可以跨班级、跨年级选课。选修课程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根据学生兴趣和个性发展设置的选修“模块”，二是各学校根据当地特点开设的校本课程。此项变革2005年将增加到10个省份左右，2007年全国普通高中将全部实行。真可谓形势发展催人。　　工业化时期强调分科教学，培养的专业人员中存在硕士不硕、博士不博的现象，这意味着高等教育也肩负着变革使命。然而，基础教育阶段也需要完成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这一“基础任务”。　　由于我国课改前实行的是工业化时期的精英教育，这使我国广大农村的乡镇中学在高考中常常全校“零录取”，实际上拉大了城乡教育差别。中国70％的人口在农村，仅九年制义务教育阶段的学生高达1.6亿。新教育要变精英教育为所有人得到好处的教育，广大农村特别是经济落后的地区更要尽早进入综合课改。我国农村的两亿富余劳力一定要发生转移，有相当多的人会变为城市人口，这包括城镇扩大乡村缩小带来的变化。变谁呢？今天的孩子，明天就是青年，新教育就在为他们未来的发展铺垫道路。　　从分科课程变为综合课程，教师会首先遇到困难，这是事实，因而需要教师辛苦地克服自己的困难去减少学生的困难。开展综合课程教育，实在是挺进新教育的突破口。此种世界大势，浩浩荡荡，变则兴，不变则衰。变则益学生、益家长、益社会。早变早获益。不变受损失。　　目前大部分选择分科课程的地区，确实也在改革，我以为可视为教育转型的“热身操练”，但这是不到位的改革，日后仍需“二次革命”。　　相关思索：都说综合课程很难。许多地方因此认为“我们的师资条件不够”而没有选择综合课改。综合课程是新事物，难度不可否认。但山西曲沃县提供了另一种情况：为什么这儿先前根本没当过教师的试岗教师承担综合课，反而更为出色？　　只有一种解释，这些试岗教师没有应试教育的经验，也更少束缚。城里富有经验的教师不容易从传统教学经验里走出来，被自己的经验束缚住了。这是曲沃县组织城里的教师去向乡下试岗教师学习的原因。　　诚然，曲沃县的试岗教师陆续受到了中央和省、地、县四级专家、教研员的热心培训，这也是很快进入状态的要素。老教师接受新培训，要想较快进入状态，讲得极端一些，好比给大脑安装新软件，我们的传统头脑也许需要“先清零”。　　改变教育，需发挥中央和地方多方面的积极性。还应说明，曲沃县近年“经济发展速度快”，是“全国经济提速最快百强县之一”。我们看到，虽然曲沃的经济基础差，但地方领导支持改变教育并不是偶然的事，这是当地领导积极干实事的工作状态的反映。近两年，内蒙古乌海市海勃湾区也投资近千万为各学校建教学大楼，改善办学条件。事实上，无论富区与穷县，综合课改都给实验区带来了勃勃生机。越是贫穷落后越需尽早改变教育，“我们已经再没有什么可损失的了”，这话是深刻的。</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04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五十三、生存能力和承受能力</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你想，一个孩子，好不容易考进清华、北大、北师大，在地方上被乡亲们认为好比状元进京。可是才读了一年，突然被退回去了，家长都接受不了，指责学校剥夺学生学习的权利。”我在北京海淀区的政协会议上听到一位北师大的教授这样说。　　“为什么被退回去？”　　“到期末，不及格的科目超过学校规定的限度，按学校规定就要退回去。”教授说，这样的情况并非个别。一些大学严格质量，每年都有几名甚至几十名学生入学一年后被退回家去。　　这些学生，有人可能因考上大学后忽然放松，或其他方面的影响造成学业跟不上，但也有一些学生确如朱海燕老师所说———高考成绩如海市蜃楼，真正的学习能力和知识并没有掌握。大学方面认为，学生们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学习主要是老师、家长抓出来的，大学的学习方式要靠自己管自己。“突然没人抓了，自由了”，一些学生不会主动学，加上不会学，那结果就是多门不及格。　　大学要把这些学生退回去，都很慎重，处理不慎就会出大问题，所以都感到十分棘手。　　2003年，北京师范大学有3名研究生自杀，两女一男，分属文学院、经济学院和历史系（他们的情况与上述“学业跟不上”无关）。大学生自杀现象并非某一所大学特有。2004年3月30日我国《参考消息》登载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的一篇报道，讲到去年武汉有12名大学生自杀；今年3月开学不久，北京大学、北京政法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各有一名大学生自杀。类似的消息，《中国青年报》等媒体也报道过。　　不但有自杀，还有杀人。2000年7月8日，以全国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的男生刘某，因恋爱不成亲手杀死了女友———由湖北大学保送到中国环境科学院读研究生的一个女生。　　此类不幸事件，校方和家长都不愿意被报道，我们都理解。这里我略述师范大学的3个研究生自杀，只因想到他们若顺利完成学业，将可能是做教师。　　这件事我不打算叙述结果，结果已悲伤得无法挽回。造成悲剧的原因，其实不能只在大学校园里找，那是早就潜存于他们中小学阶段的。　　谁不期望孩子成才？教育部门和社会各界也都在说培养人才，重视人才，呼唤拔尖人才。成才固然好，拔尖就更好。但拔尖只是少数，多数人呢？而且怎样才叫成才，怎样才能成才？《华盛顿邮报》上述报道的标题是：大学生自杀增多现象的一个可能原因是越来越大的成功压力。　　其实，人生所有的能力中最基本的首推生存能力。也许我们需要先放下“成才”观念，培养生存能力。　　还记得北京市京源学校吗？　　每年初一入学后，不少学生对班主任排的座位不满意，影响到学习。这时就有家长来找班主任。　　“我孩子视力差……”“我孩子旁边坐的人他不喜欢……”　　常常都会说到这个座位非常影响孩子的学习，孩子从来没有这样难受过，我们做孩子的工作也做不通，只好请老师帮忙换个座位。　　班主任有时也给少数几个同学调了座位。这一调引起更多同学的不满。学生对座位的不满转移到对班主任的不满，抱怨集中到班主任身上，说班主任不公平。　　这不是京源学校特有的现象，许多学校的许多班主任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京源学校的领导重视了这个现象，他们特意招来的心理学教师张郁茜，就在这时开始给初一学生上第一节心理学课，内容就是重新排座位。　　张郁茜老师来了。　　她说，听说有同学对座位不满意，现在班主任不在，同学们反映一下真实的想法，对自己的座位不满意的同学请举手。　　有不少同学举起了手。数了数，全班50人有30人不满意。张郁茜在黑板上写上了“30”。　　“既然多数同学不满意，大家今天就自己来排座位。排得好排不好没关系，试试看，你们看行吗？”　　同学们反应热烈，纷纷说那就排吧！“但是，”张郁茜说，“我有一个条件。”“老师，什么条件？”有同学问。“你们可以充分协商，自行解决。不论有什么矛盾，你们别要求我当裁判。否则我一说话，就会有人觉得我偏心，不公平。大家要是同意，我们就开始。”　　同学们说，同意，开始吧！　　教室里立刻出现从未有过的景象，同学们相互商量，彼此讲条件，有的同学不仅安排自己，还安排别人，你坐这儿，她坐那儿……他希望他喜欢的人坐在他周围，有人同意，有人不同意，不同意的找他自己喜欢的人去了。　　当大家都坐下来后，张老师说：“现在，一个新的座位表产生了。请问还有没有不满意的？”　　“有。”　　“还有多少？我们再统计一次，不满意的请举手！”　　数了数，还有15人。　　张郁茜说：“刚才的时间也许不够充分，现在再给一次机会，同学们之间再相互协商、调整，争取让每个同学都得到自己满意的座位。开始。”　　又一轮活跃的协商与调整。　　再次坐定后，张郁茜问：“还有不满意的吗？”　　“有。”　　张郁茜望着全班同学：“再统计一次？不满意的同学请举手。”　　还有12个同学。“还要再来一次吗？”张郁茜问。　　同学们说不用了，别折腾了。于是让大家讨论：有没有一个座位表能让每个同学都满意？结论是：目前没有。　　张老师说，我们今天排座位也是一种对现实的认识，现实中可能存在很多你不满意的情况，当你处在自己不满意的环境中，怎样做比较明智？　　在这里，张老师没说什么是不可能的，也没要求大家克制愿望。面对成长中的孩子，若使用太多“不可能”这样的词，会让学生感到没劲。张郁茜说，能不能用明智的方式去面对现实？这是积极的进取的状态，会召唤同学们走出埋怨情结，走向建设自己。明白了这些，你就增强了心理承受能力。较强的心理承受力就是重要的生存能力之一。若缺乏生存能力，就很难成才。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07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五十四、心里话大声说</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基于当今学习压力从小学开始就很大，京源学校小学部开展了“心里话大声说”的活动。这个活动是请每个学生把心里最想说的话大声说出来，别憋在心里，别等出问题了再去问为什么。可是，怎么能让孩子说出来呢？　　小学部女校长李晓军决定给孩子们创造一个隆重的机会。老师们把全体小学生集中在大操场上，再把小学生逐一请到学校最高一层楼的阳台上，让孩子独自面对着大操场上的全体同学，使劲说出心里最想说的话。　　要让操场上的每个同学都听见，就真的要大声说，甚至大声喊。当孩子站在高高的阳台上，头顶辽阔的蓝天，俯瞰着操场上的全体同学，把积压在心底的话大声喊出来，那是什么情景？　　京源学校的这项活动开展得有点名气，中央电视台来拍他们的活动了，我现在记述的就是这次电视采访的部分镜头。　　那天，前来采访的节目主持人叫欣欣。采访车开进京源学校后，李晓军校长与师生们迎出来，场面立刻就很热烈。　　活动开始，欣欣在学校最高一层楼的阳台上主持节目，说话的学生一一来到这儿，站在栏杆后一个安全的位置去“大声说”。　　学生来了。第一个是男孩，他站上去了，接着就冲楼下大操场的同学们大声喊道：“同学们，你们好！我叫刘博远，是三（1）班的同学。我想对我们班的季然说，我跟你老发生矛盾，我想跟你说声对不起，希望你能够跟我和好！”　　他的话音刚落，楼下操场传来一个孩子更加使劲的喊声：“我———也———这———样———想———”这孩子就是季然。季然张大嘴巴使劲喊，以至把眼睛都闭上了。　　第二个男孩没报班级没报姓名，上去就说：“我现在写作业很慢，我以后想当一名记者。”说完他就下来了。主持人欣欣上前采访他：“你干吗想当记者，你认为记者是什么样的？”　　男孩说：“我特别佩服记者，因为只要有人说句话，记者马上就能记下来。我要是有记者的本领，考试就不会来不及了。”　　接着上去的是一个女孩，她没报姓名，只说：“我是二年级（1）班的学生，我想对刘小双说，刘小双谢谢你！我是新来的，你每次都对我特别好，我希望能和你做一生的好朋友。”　　操场上掌声雷动，掌声传到了高高的阳台。　　又一个男孩上去说：“大家好！我是三（2）班的张丰豪，那天竞选小队长，我觉得我能行，我就毛遂自荐，可是最后我没被选上。我下学期一定要当上小队长，你们能选我吗？”　　操场上许多小嘴巴齐声喊道：“能———”　　老师们也乐了：你看这孩子多聪明，他用这机会拉选票！　　又一个男孩上来了：“我是二（2）班的鞠爱国，我想对我的妈妈说，今天的作业我不想星期五全部写完，能让我星期五、星期六两天写完吗？”　　欣欣上前采访鞠爱国：“你为什么不想星期五写完？星期五写完了，星期六、星期天可以去玩儿呀！”　　鞠爱国说：“阿姨，我没时间玩儿。星期五我回家老目困，我写一些作业可以，老写老写我写不好。”　　欣欣问：“是不是因为学了一周，到星期五很累了？”　　鞠爱国说：“是。”　　请你留心，他是二年级学生，到周五他很累了，双休日是他该休息、该玩的，但现在他请求让他把作业分周五和周六两天做完。周日他要做什么，没说，只说他没时间玩。　　欣欣这时似乎意识到了，她主持的其实是个有点沉重的节目。所谓童言无忌，孩子把心里话简简单单地说出来，你如果能体会到，便能感觉到一种忧伤。欣欣说：“妈妈正看节目，妈妈能听到你的请求。来，你看看妈妈，冲妈妈笑笑！”　　接着是一对双胞胎兄妹一起站到了高高的讲台上。哥哥先说：“我是三（1）班的李仁杰，我想对我妹妹说，让我妹妹以后听我的话，我妹妹以前老不听我的话。”　　妹妹接着说：“我是三（1）班的李仁笑，我想对我的哥哥说，我想当他的姐姐，不想当他的妹妹，让他听我的。”　　这妹妹的心里话把大家都说乐了。接着欣欣采访这对双胞胎，问当哥哥的比妹妹大多少，男孩说：“我比她大一刻钟。”　　孩子们的心里话各种各样，起初能听到孩子说，“我希望我的学习成绩能提高，长大后如愿以偿”，“我想对我的爸爸说，多给我买些书，让我多长知识”，说到后来，孩子们似乎越说越大胆，越说越真切，看来是真把积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了。比如一个女孩，当中央电视台播出她的心里话时，观众看到画面上的她孤零零地站在阳台上大声说：“我想对我爸爸妈妈说，求你们以后别再吵架了，行吗？”　　女孩最后那句“行吗”，听起来像哭，这画面和声音通过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出去了，让人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　　当今学生心理承受的压力是多方面的，而学习压力是最直接的压力。老师们要努力使孩子的学习成绩上去，又要设法释放孩子们的心理压力，想了许多办法，这个“心里话大声说”活动是其中一例。当我们赞扬这个活动时，这个活动的另一面，就是我们现行的教育需尽快改变。　　2002年国家规定在高中学生中开展探究性学习，这无疑是改变教育的重要举措。在一个研讨会上，有人曾这样说：“发令枪刚打响，京源学校已经跑出去好几圈儿了。”　　我们接着看看京源学校高中部的探究性学习。　　“如果你喜欢我的课题，请跟我来。如果你有更好的课题，我跟你去。”这是悬挂在京源学校阶梯大教室里的大横幅。2002年9月开学伊始，这里正召开高一全年级大会。　　每位老师都要走上讲台，去介绍各自设置的探究性学习课题。每个坐在台下的学生，手里都有一张表，就像专家那样听一个个老师表述，然后自主选择跟哪位老师去做课题。这充分体现学生的自主地位，给了学生选择的更大空间，却无异于一开学就先对老师来一场颇为严峻的考试。　　此举还意味着，京源学校高一年级的探究性学习已从打破“学科界限”，挺进到打破“班级界限”。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11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五十六、扩大，再扩大学生的眼界</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这次高一学生的探究性学习可称硕果累累。女教师肖群辉立题的《965路公交车客流量调查》，起初只有一个同学选它，后来从最多学生投票的那个组转来5个同学。最后这个课题做成了最受全校师生欢迎的课题。　　因为965路就是经过京源学校大门口的公交车，许多同学要乘这路车上学，但这路车运行不合理，不能满足学生上学的需要。这项研究旨在通过调研促使公交公司改进。肖老师带着6个同学辛辛苦苦地奔走调查，起初同学们也不敢相信，就我们这样一个站一个站地统计数据，能促使公交公司听我们的？结果，同学们的努力终于使公交公司开通了学生专线班车，给师生们带来了很大方便。　　再说学生投票最多的是历史教师安丽萍立题的《京西古道模式口大街改扩建方案研究》，共154个学生投了票。组太大，有人可能会得不到应有的锻炼，需要转移一部分同学出去。接着仍在阶梯大教室给同学们说明情况，最后剩下46个同学，自称是这个课题的“死党”，不走了。于是安丽萍与龙海霞老师共同主持这个课题研究。　　京西古道模式口大街的改建，是当地政府部门的一个难题，文物局和规划局都拿过方案，但分歧较大。在预算中，改建搬迁要花2亿元，投资建设要7亿元。没有这么多钱，项目就放下了。这些高一学生能对这样一个课题做出什么来呢？　　安丽萍说，实际上很多知识我也不懂，既然是探究性学习，那就先调查。我们跟着学生跑，学生很活跃，原来陌生的东西一天天清晰起来。　　这是一条龙形古道，周围建有承恩寺、法海寺，还有田义墓等明代建筑，规模都较大。根据山形设计建筑的法海寺从整体结构上说，被认为是完美的。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造。文物局主张这条古道应该保留，变成步行街。规划局认为应该取直。如果从地面取直就要拆迁寺庙等古建筑。有人提出打隧道，从地下走；也有人提出别动，把交通干道南移到金顶街。　　同学们经过调查访问和自己的思索，得出跟规划局不同的意见，认为这条古道上的古建筑保留的价值很大。那么这条交通要道上的车流量如何？天晴、刮风和下雪的日子，同学们都到这条道路上去调查车流量，并对周边的道路和发展进行综合论证，最后得出有必要保留龙形古道的走向，并因地制宜进行拓宽的建设性意见。这与文物局的主张也不同。但光说不行，要拿出一个规划来，还要拿出图纸。　　同学们就到规划局去学制图，专家们手把手教学生绘图。绿地、河流、村庄、道路、桥梁，国家级、北京市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等等都要在图上一一标出来。同学们学得相当出色。最后，同学们发现自己拿出的方案其实具有综合的优势，即综合了专家们意见的长处和同学们自己的见解，避开了一些缺陷。题目做完，他们的建设性意见被当地政府采纳，同学们非常高兴。　　2002年暑假，京源学校还把实践活动开展到欧洲去。校长麻宝山、美术老师葛金胜、英语老师高燕等带着40多个初中、高中的学生游历欧洲6国。同学们走在巴黎的大街上，看到巴黎的古典建筑与现代建筑新旧并存相互交融，就感到了什么叫历史悠久。而走在北京长安街上为什么没这个感觉？其实，巴黎最早出现居民的历史约比北京晚两千年。　　同学们还在古老的卢浮宫前看到了现代建筑的玻璃金字塔，在那里领略了什么叫古老与现代的和谐统一，还得知设计大师是一个美籍华人叫贝聿铭……安丽萍老师认为，同学们的巴黎印象，对他们坚定地认为京西古道模式口大街的重要古迹和古典风格应该保护以及如何与现代建设融合，都起到了不能低估的作用。这就是学习。　　再说同学们这次去游历欧洲6国，行前做了许多准备，如去周口店、长城拍回不少录像资料，以便与欧洲朋友交流。历史、地理老师分别给同学们讲述欧洲历史和地理，英语老师教日常会话，还请国际台的播音员来给同学们讲法语，同学们都接受得特别好。一个叫贺敬夫的学生学法语进步惊人，被大家叫做“法国人”。　　这样，到欧洲后，同学们看到的就不仅是异国的外部景象，还看到景象背后的历史文化。他们站在凯旋门前，老师讲的历史就浮现于脑海了。同学们从欧洲拍回来的录像也被中央电视台采用，这对同学们的鼓舞非常大。　　学生得到的锻炼已不必细说。我注意到王能智从中引申出“区域性校本教材”，这类似于他30年前在焦家坞中学编《密云县地理》，把区域资源作为教育资源来开发利用，称之区域资源“校本”开发。在王能智的指导下，京源学校将这些实践课活动编成了《校本教材》，编写者是亲身经历课题研究的学生，老师是指导者。　　在此我还想介绍，王能智这个一生都爱自然、爱地理的老师，地理在他心中远不止是知识，很多情况下他看到的是资源。他对资源的爱惜到了一种令人称奇的境地。　　还记得他家没有洗衣机吗？他们家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条件好转，可以买洗衣机了，但王能智坚持不要。他说洗衣机省力不省时，我一边做饭一边洗衣裳这就洗出来了，干吗要洗衣机？　　“省力也好呀！”他的弟子们说，“您再不买，我们就给您买啦。”　　“别！”　　“为什么呀？”　　“一定要逼我说出来吗？”　　“说呀，您有什么理由。”　　“用手洗衣裳，洗过的水，还可以擦鞋、拖地板、冲厕所。洗衣机太浪费水资源。好家伙，清清的水，就这么一桶一桶从地漏放走了，我不能接受。”　　2002年10月，中国地理教育学会在安徽屯溪市举行全国高中优质课评选大赛，每个省级单位只能派一名代表参赛，北京市派王能智带曹彦彦去参赛。　　他们带去的课题叫《石景山区热岛研究》。此项研究是石景山5所学校的地理教师带领一大批中学生走遍了福寿岭、永定河、首钢、七星园小区等等有观测意义的场地做的。到了安徽，会议另要求参赛者给当地学生上一节现场课。其他省市的选手都顺理成章地把带去的“录像课”给当地学生讲一遍。王能智却要求曹彦彦利用当地的区域资源来讲。　　于是，他们利用会间空隙去踏访屯溪市的大街小巷，测量街道的走向、屋檐长度，又走访当地规划局、老店铺、售楼处，还到野外收集资料。最后，运用当地资源，给当地学生上了一堂令所有与会者耳目一新的现场课。曹彦彦代表北京捧回了大赛的特等奖。　　利用当地资源来讲，意义很大吗？此举值得进一步认识。如前所述，无论调查外来人口的生活状况，还是做模式口大街改建研究，都与高考无关，与传统观念中的刻苦读书“成才”无关，但会锻炼学生的聪明才智，会促进学习与社会应用接轨，会培养他们的生存能力。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13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五十五、去看看别人怎么生存</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学生选择的结果，入选最高的课题有154个学生投票，有的课题只有一个学生选择，有的竟无一票。还有两个学生没有看上老师的选题，他们像老师那样走上讲台去讲述自立的题目，其中憨实、胖墩墩的宋伯超上去说：“我的题目是《石景山区市场蔬菜农药残留调查》。”马上有6个同学选了此题。　　那么谁来做宋伯超的导师呢？　　化学老师孙清亚问宋伯超：“你为什么想做这个课题？”　　“小的时候我跟奶奶上市场买菜，看到奶奶还买洗涤灵，回来就用洗涤灵洗菜，我问为什么，奶奶说蔬菜里有残留农药。我一直想知道蔬菜里到底有多少残留农药。”　　孙清亚老师说：“我跟你一起做这个题目行吗？”伯超说：“好啊！”　　还有个叫刘亮亮的同学没选老师的课题，他到黑板上写下一个题目：《北京流浪人研究》，立马有10个同学加盟。　　白书记说：“我和你们一起做这个题目吧？”　　于是白书记当了刘亮亮小组的辅导老师。　　如果说想去了解外来人口在北京是怎么生存的，刘亮亮的题目最典型了，先看看这个组。　　白书记首先帮助刘亮亮组缩小调研范围，他说，北京实在太大了，我们把题目缩小为《石景山区中低收入外来人口生活状况调查》，你们看怎样？10个同学都同意。先去走访。10个同学4男6女，男女搭配着分组行动。　　第一次去访问卖菜的人。一个组到了七星园菜市场，3个同学你推我辞的谁都开不了口，后来男生开口了，刚讲个来意就被对方堵回来：“去去去，我还要做生意呢！”　　“哎，去问问那个带小孩儿卖菜的吧！”一个女生说。　　“你去吧。”　　“去就去！”　　这女生拽上另一个女生，鼓起勇气去了：“打搅一下，我们想采访一下你们的生活情况，您愿意跟我们说说吗？”　　妇女好像听不懂她们的意思。两个女生再说，那妇女说：“我们不会说，你去找别人吧。”　　再转过一个摊位，回答说：“我们没念过书，不知道。”一连几次都如此。怎么办？　　另一组，刘亮亮去访问小吃店，访问两个店，买了两碗凉皮，站在风中边吃边问。谢圣达同学去访问理发的，一天竟理了两次发。　　还有一个组在菜市场上转了一个小时才转向一个餐饮店，终于遇到第一个愿意回答的。他们记住了那店叫祥凤酒家，老板娘一开始就说了三句话：“我们呀，起得比鸡早，吃得比猪差，干得比驴累。”　　一个女生马上问：“你们几点起？”“3点半就起了。到菜市场批发菜，做成早餐。”　　“你为什么来北京？”　　“在农村没什么钱赚，想来北京赚点钱呗！”　　“你第一次到北京的感觉如何？”　　“第一次呀，我去西单，身上带的300多块钱都被扒手扒光了。第一感觉，北京没有我想像的好。”　　“那你怎么办呢？”　　老板娘说，起初是村里玩得好的伙伴来北京打工，她也想来，就来了，钱被扒走后，她不想打工了，下决心借了一笔钱自己开店。　　“能赚到钱吗？”　　“开始不行，慢慢就行了。”　　“你这店一天能赚多少？”　　“好的时候能赚1000多块。有时三四百。”　　“那不是很不错吗？”　　“你不知道，我雇了4个人，我还要给他们发工资，管吃管住。还有乱收费。”　　“什么乱收费？”　　“这就没法儿跟你说了。”　　老板娘的弟弟也在，同学们又问他一些问题。她弟弟看起来比这些高一学生大两三岁，他说：“你们多幸福啊，你们一辈子干的活儿都没有我一天干的多。”　　回到学校，同学们开始交流各自的成果。不管怎么说，他们用各种方式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访问了。接下来，白书记与同学们一起设计问卷。同学们到许多菜市场、工地去，发了200张问卷，收回来120张。这些问卷大部分是对方口述，同学们填写，只有极少数是对方自己填写的。　　从问卷上统计出，这些外来人员生病，30％的人自己买药吃，60％多的人能忍就忍过去，其余的人去医院看病。　　住房情况，同学们看了他们的住处，发现一个菜市场的人通常聚居在一个地方。平房，十分简陋，窗户没玻璃，用纸糊。一张床，被子脏，床底下都是菜，更没有电视。周边特别脏，没人清理，垃圾越堆越高。　　所有这些，都与同学们在书本里、课堂里接触到的世界不同。可是同学们自己选择了这个题目，你不能不让他去了解社会。当同学们做了一定的调查后，白书记领同学们到当地派出所去访问。　　同学们惊讶地看到，派出所对来自安徽、河北、河南、四川、湖北、湖南等许多省的外来人口一一登记造册，对他们的基本情况比同学们了解的还要清楚许多。了解到政府其实高度重视这一大群体，他们是首都市场重要的经营者，尤其是首都蔬菜市场，大部分是他们起三更睡半夜运营出来的，他们的生存和生活状况也关系着首都的稳定和市场繁荣，在他们的营生中包含着政府有关管理部门的许多工作，由此才构成一个城市的运转。　　但外来人口的流动变化大，他们的生活也受到自身文化素质和经营能力等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一块工作的管理难度也很大。政府工作中，对外来人口子女的就地入学问题落实得比较扎实。　　这次调研，使同学们头脑里“社会”的概念一下子具体了许多。他们尝试了与陌生人沟通，看到生存是一个大学问，也体会到父母供他们读书是不容易的，还看到了社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的方方面面，都有许许多多他们课本里没有的学问。　　宋伯超的问题也受到许多人关心，包括不少老师也想知道蔬菜农药的残留问题。虽然去问卷调查之初，同学们也多次被拒绝，“你连推销东西的都不是，敲什么门，去去去！”　　但他们也受到过“优待”。一次，有位阿姨把他们请到屋里去，说：“你们这课题倍儿棒，我也对蔬菜不放心。”阿姨于是打电话，找来大楼里的几个小孩帮助挨家挨户发调查问卷。　　宋伯超说，我们还没做出结果，可听这么一嘱咐就感觉到有点儿成就感了，我们做课题也特有劲儿。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15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五十七、令人敬佩的宁波方式</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上海市常住人口1600万，其中祖籍是宁波的约400万。宁波人不但在大上海很有市场，在世界上的“宁波帮”也颇有名气。　　上海怎会有那么多宁波籍人呢？100多年前，宁波人就不断把十三四岁的孩子送到上海的店铺、企业去当学徒，这是从寻找生存出路开始的。许多孩子从当学徒开始，后来自己开店办厂当老板。从前上海有一条路叫虞洽卿路，这位虞洽卿，就是宁波人，被称为“赤脚财神”，讲的是他15岁到上海滩学做生意。那日天下着雨，虞洽卿舍不得穿他那双鞋，把鞋夹在胳肢窝下打着赤脚走进上海滩，日后竟成了响彻上海滩的大商人。包玉刚也是宁波人，13岁到武汉，白天跟父亲学做生意，晚上才到夜校去学初中课程。像包玉刚这样的“世界船王”，算不算人才呢？　　前人文化对宁波人的影响，较近的也可追溯到宋代金华学派首倡的“经世致用”，以及永嘉与永康学派强调的“事功之学”。永康学派的代表人陈亮说：“书生之智，知议论之正当，而不知事功之为何物。”这对读书人常有的缺欠说得入木三分了。宋朝在泉州、明州和广州设市舶司，那是负责检查出入海港的船舶、征收商税、管理外商的官署，已有后世海关的味道。明州就是今宁波。鸦片战争后开五口通商，又有宁波。得通商之变，浙东学派重“事功”的影响作用于宁波，就有了重商的功用。　　当然，这文化的阳光不会只照耀宁波。有人说浙江人是“做而不说”或“做而少说”的，比如他们的课程改革已走了10年，比如他们的民营经济已发展到居全国之首，而外省的人们———除了与他们做生意的———对他们的了解并不多。我不禁想起，这片土地曾经产生了那么著名的卧薪尝胆故事……越国“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训”，在吴国几乎没有察觉的情况下悄悄地发展到强盛，终于尽率精锐而出，一举灭吴。这故事中就有越国百姓埋头苦干、不事张扬的共同努力。如此看来，浙东学派也深受先人影响。我惊叹于春秋时越国人的生存与奋斗方式历两千多年，竟然相当完整地保存在浙江民众之中，蔚为传统。　　今日浙江民间富了，有钱想让孩子上大学，可是孩子高考分数不够，求学无门怎么办？那就自己来办大学！我看宁波人办大学就够典型的。　　1997年宁波市有3所普通高校，其中本科高校只有1所，本科生5000余人，研究生为零。同年宁波市高中毕业生有21000多人，考上大学的占1／3,另2／3上不了大学。加上中考阶段没考上高中的初中生，宁波市适龄青年上大学的只有7.9％。　　1999年9月，宁波市委、市政府把发展教育作为“一号工程”，其中决定要建一个高校园区，占地6400余亩，要建10所以上高校。当时也有激烈争论，宁波需要这么多大学吗？如今大学生多多，毕业后四处求职的也多多，你想找什么样的人才，到求职市场去挑选好了，用得着花这么大力气去培养吗？　　但多数人不是这个看法。如何解决宁波子女上大学难的问题，是现实的天大的问题！除了自己动手解决，谁能给你解决？他们动手了，在国家教育部和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下，短短三四年间，这个高校园区已经建成，宁波的高校从3所变成了13所。其中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是由宁波投资、浙江大学管理并承担教学任务的高校。夏真在《大写教育》中写道：“原来进入浙大的学生必须达到600分的高分，现在宁波的学生400分就可以轻松进入。”这是指进入浙大宁波理工学院。不少人认为，400分就上浙大有什么高质量？如此打着浙江大学的牌子，那不是有损浙大的整体质量吗？但宁波人不是这么想的，他们相信，400分进了今天的理工学院读书，总比从前把孩子送去店铺里当学徒强。　　1996年以来宁波每年有300多名学生出国读大学，多是由于在国内没考上大学不得不出国去读。这些学生在国外学习普遍良好，并没有损害外国大学的名声，还给外国大学送去教育资金。　　目前宁波建高校园区的总投入资金达38亿元人民币。宁波每年300多学生出国读大学就有5亿元资金流向国外，从1996年到2003年的8年间，就流走了40亿。这钱为什么一定要送给外国人去赚？为什么不可用来在家乡盖起漂漂亮亮的大学！　　国家教育部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到2010年，我国高等教育入学率要接近15％。宁波因高校园区建成，宁波青年上大学的已从1997年的7.9％跃升到27.5％，为全国先进水平。　　宁波高校园区的大学确实相当现代，相当漂亮。这些大学不但没有围墙，还没有大门。这里的图书馆、体育场馆、计算机中心、医疗中心、国际会议中心、商务中心等，不仅在大学与大学之间充分实现资源共享，还向社会开放，实现了高校与社会资源的共享，这也是全国最先进的方式。　　今日宁波人说：“现在上大学跟上高中似的，不可怕了。”上高中可怕吗？宁波正致力于普及15年基础教育，上高中也不可怕了。高考的压力在这里被很大程度地缓解。宁波人以自己的积极变革来应对外面的世界，不管你高考变不变，变成怎样，反正我已经不那么怕你了。宁波“一号工程”的进展，为深入的课程改革提供了坚实基础。　　宁波教育不只大踏步拓展出高等教育这个层面，还踊跃建起多种多样的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迄今已拥有省级中等职业技术学校22所。当全国许多大城市的职业大专招生困难，中等职业学校更是生源危机之时，宁波的中等职业学校却生源兴旺。在宁波人看来，选择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仍然比从前把孩子送去上海滩当学徒强，而许许多多没读过大学的大大小小的包玉刚、虞洽卿式的成功者，都是宁波子弟的榜样。宁波职校的存在也减轻了中考的压力，并为没有考上普通高中的孩子提供继续学习的机会。　　在这里，宁波人想的并不是非要读成硕士、博士才叫“成才”，培养孩子的生存能力是第一位的。宁波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一直伴随着宁波重大工程的上马而兴起。如今宁波已是副省级城市，2000年以来启动了一系列重大工程，其中不少是新兴产业。宁波教育学院人文分院院长夏真在《大写教育》中收录了一句宁波人办职校的经典话语：“重大工程开工之日，就是职校新专业开设之时。”　　上述宁波实践，充分体现了教育为家乡的经济建设服务，为家乡子弟提高就业能力服务。事实上宁波的中等职校不仅吸收家乡子弟，还吸收外来打工青年，有些职校还开始吸收下岗职工，这使教育覆盖面进一步扩大，挺进到为终身教育服务的领域。　　这用力点不是为培养拔尖人才，而是为了使具有不同需求、不同年龄的人通过学习，获得生存本领，提高生存质量。宁波从致力于普及15年基础教育，到大踏步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乃至向终身教育挺进，可以说，宁波教育正在形成的巨大的覆盖面，是非常让人钦佩的。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16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五十八、北京四中为何享誉京都</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北京的家长说到四中的学生，常说：“没法儿比！”　　北京四中只有高中。中考5科满分650（含体育30），四中的录取线通常在610分浮动。高分有考到625分的。就是说除了体育分拿满之外，那5科的卷面总共只有25分到40分左右的差错。　　考进四中的分数线常常是北京中考的最高分数线，四中高考平均分常常雄踞北京之冠，人们也觉得顺理成章。在人们印象中，四中的学生就像做题机器，什么题都会做。尽管人们说四中的学生没法儿比，但对四中学生，乃至四中学生的笔记本、习题和试卷，都很关注。　　四中有个“科技俱乐部”，被吸收进这个俱乐部的学生被认为是尖子中的尖子。主持这个俱乐部的老师叫李京燕，她是有资格骄傲的，然而她那么谦逊地时常跑到石景山来向王能智老师请教。我是从王能智老师那儿认识她的。此前，我以为北京四中是个应试教育搞得特别有经验的学校，认识李京燕后我才知道，北京四中多年坚持的主要并不是应试教育那一套教法，这使我不无吃惊。　　“何以见得？”我问。　　“学生进四中，在高一上学期普遍不适应。”她说。　　“怎么不适应？”　　李京燕描述，学生们忽然困惑，四中怎么下午3点半就放学了？老师怎么不留作业，那我们回家干什么？怎么星期六、星期天也不补课？一个单元了，老师说，回去把这个单元的知识结构梳理一下，把自己的笔记本整理好，或者建议同学们去阅读某篇文学作品。同学们照办了，可是也没有人说要交，作品读没读老师也不检查，这算怎么回事？在学生们看来，要交的作业才叫作业，不交的就不算。那我们怎么学呢？老师干吗去啦？这些学生在初中都是各校的尖子，是在老师的特别关注下长大的，平时考试哪怕丢了一分，老师也要问：“你怎么啦？”到这儿没人问了。而且高分对高分，很难说谁比谁更有优势。一个班有20多人初中时当班长，这些“班长”一时找不着自己的位置。等到老师发下卷子一考，都傻了，分数普遍掉下去了。是不会考还是不会学？　　“是不会学。”李京燕说。　　她接着描述道：“普遍是习惯了等别人来喂食的孩子，有的甚至是等别人嚼碎了给我，不嚼碎我就不咽。四中认为，一个不去自己寻食的孩子，就不可能真正长大。四中学生入学后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完成从非自主性学习向自主性学习的转变。”　　我问，这要花去多少时间？她说，得有一个学期才能转过来。　　李京燕把从小学到高中阶段的应试教育称为“控制下的学习”，高中被控制得更严，直至把你送进大学，或者被高考淘汰。一个孩子被控制到18岁，跟不上的就厌学，跟上的也有很大的依赖性。四中做的，是在高中阶段把他们的自主学习重新激活。　　我渐渐看到了，四中学生的优势还不仅仅在于高考能考出好成绩，而是在高一完成了学习方式的重要转变，考进大学后就很顺利地进入了大学的学习，而其他许多大学生则要在大一才发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难得的是，这些并非国家要求素质教育后四中才有的变化，而是四中的传统，这进一步引起了我的兴趣。随后得知，北京四中创建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由顺天府在西什库创办，初名为顺天中学堂，招收所辖24县平民子弟进京学习新学。1912年更名为京师公立第四中学校，仍多招收平民子弟，并日益形成教学讲求务实的传统。这使我隐约感到，平民子弟多带着谋求生活出路的愿望来读书，其中便有与宁波人观念相通的地方。　　四中重视学生全面发展，最显见的例子莫过于他们在20世纪初便针对国人体质弱而积极开展体育教育。这传统延续下来，迄今四中男女篮球、游泳等运动的赛绩，在北京市均名列前茅。　　四中从前是男校，“文革”中改为男女合校，1988年改为纯高中校。今天的四中学生似乎都在奔拔尖人才而去，不像是为谋求生活出路而读书。但四中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的传统坚持了下来，尤重学生自主学习。　　今日四中学生的优势，已不在于能不能考上清华、北大等重点高校。每年新生入学，在入学教育时有一个半小时是向全体新生介绍本校的青少年科技俱乐部。李京燕老师就要对大家说：“你们不仅要考上你们喜欢的重点大学，还要思索考上以后如何建立更高远的目标和志向，未来的路如何延伸。所以今天就要改变你们初中阶段的学习方式，要学会主动去学习。能不能主动去学习，将决定你能不能做成一件事，能把事业做得多深、多大。”　　然后，李京燕就请已经考上清华、北大的校友现身说法，向新生介绍他们在科技俱乐部的活动。　　若论探究性学习，四中科技俱乐部的活动，称得上是当今我国中学生里的最高水平。这活动源于中科院天文学家王绶院士的建议。王绶早年留英学造船，因喜欢天文，受一位英国导师的影响转向天文学，日后成为中国天文台台长，天空中有一颗小行星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绶星”。他看到我国中学生参加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获奖成绩很好，但还没有一个长大后获诺贝尔奖的，感到做题竞赛有局限，如果让这些孩子十六七岁时就在科学家的指导下真刀真枪地做一些课题研究，而不只是做题竞赛，将更有出息。　　这是一个与多年来的“奥赛”训练不同的思路、不同的学习方式，值得高度重视。　　王绶给北京市科协青少年部写信，得到多方支持。市科协青少年部李宝泉部长、周琳副部长等人四处联络，以北京四中、北大附中、人大附中、景山学校等校为基地，组建了青少年科技俱乐部（取这个名，意在宽松的状态下开展学习和科研活动）。有20多位院士签名，愿意承担辅导工作。1999年6月，4所学校第一批进入俱乐部的学生齐聚北京四中，中科院院长路甬祥作了首场报告，这项活动就此正式启动。　　4校都选择“学有余力”的学生参加，首批100人，四中也只有25个名额。四中同学报名很踊跃，第一批学生是学校按学习成绩挑选的；第二批是让自愿报名的学生写一篇小论文，据此挑选；第三批让学生每人5分钟演讲介绍自己，5位专家现场听讲、提问，然后据此挑选，这涉及学生的自我表达和临场答辩等综合能力。　　在李京燕的叙述中，我注意到，一般说来，四中的学生若论读书考试的能力，进校之初差别不大，难分伯仲，最终能见出高下来的其实不是智力因素，而是非智力因素。我忽然意识到，在这里观察非智力因素对人成长的作用有多大，特别有意义。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19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十九、在导师那儿做实验</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李京燕对她的学生如数家珍，限于篇幅，我着重介绍她认为“最自主的一个”，他叫王思远。　　她给我讲了这么一个故事：2002年我们带学生到海南省尖峰自然保护区去做关于水稻的研究，是跟中科院遗传所的科学家去的。那里有很多蚂蟥，王思远很想看看蚂蟥是怎么吸人血的。他抓起一只蚂蟥放在自己的胳膊上，只见蚂蟥不吸血，翻几个滚儿掉到地上了。怎么回事？　　他说：“蚂蟥感觉到生存危机，只想逃跑。”　　不久，有同学发现一条毒蛇，把王思远叫来，那是个大中午，王思远竟用手把那毒蛇抓住。　　“李老师，快来，抓住蛇了！”有同学喊。　　李京燕说当时我正在一个高塔上，以为他们开玩笑，但能看到他们正围着王思远。我赶紧下来，看到王思远已经把那蛇装进了一个矿泉水瓶子。　　我当时就生气了：“你知道这是什么蛇吗？”　　“知道，蝰蛇，剧毒。”王思远说。“想过后果吗？”“我就想把它抓住。”“你怎么会抓呢？”　　“我看过电视，回顾了一下，该抓哪个部位，一、二、三，就抓住了。”　　“你不害怕吗？”“我现在害怕了。”　　可是过一会儿，王思远打开水瓶盖，把一只蚂蟥塞了进去，他说想看看蚂蟥吸不吸蛇的血。　　接着，他又逮了一只小青蛙，也放进瓶里，说蛇是吃青蛙的，想看看蛇吃不吃青蛙。一会儿又抓了一只蝗虫，说青蛙是吃蝗虫的，看看怎样。　　结果蛇、青蛙、蚂蟥、蝗虫、各待各的，谁都不动。王思远说，谁都在危险中，谁也不敢吃谁。　　第二天早晨，王思远来报告：“出事了。”　　我吓一跳：“什么事？”“蚂蟥不见了。”　　瓶子里，青蛙死了，蝗虫死了，蛇还活着，蚂蟥不见了。蛇会吃蚂蟥吗？王思远端着瓶子研究，忽然说，我明白了，昨天我在瓶子上扎个小孔让它们呼吸，蚂蟥的身子能伸缩，从这个小孔逃跑了。　　回来时，毒蛇是不许上飞机的，但王思远把瓶子装进背包，背在背上带回来了。现在那条蛇的标本在学校的实验室里，有一尺长。　　李京燕说，回来后他让我别告诉他妈妈。我现在想起来仍然后怕。海南的气候让人感觉不到冬天，但那是12月，或许那蛇在冬眠？　　这个故事可以反映王思远喜欢思考，大胆，也冒失。李京燕说，给我印象更深的是，一天中午，王思远用显微镜在观察水稻的叶面，我去叫他吃饭，他桌面上正摆开许多东西，应道“就来”，接着把桌面上的东西一一收进抽屉才起身。我看他收拾，心想，这个屋只有他自己才能进来，他去吃了饭就来，这期间肯定没人动他的东西，可是他却这样细心，唯恐有失。这和那个冒失抓蛇的王思远真是判若两人，但这就是王思远。　　王思远对微生物非常感兴趣，李京燕就为他去联系了中科院微生物所黄力教授当他的导师。导师很忙，起初只给了王思远一摞书：“你自己去看吧！”　　王思远问李京燕老师怎么办。李京燕又去问黄力教授。黄教授说：“我相信他的能力，也要让他挑战自己的能力。”此前，黄力教授也接收过俱乐部的学生，有的学生做题目做到中途就退出了。教授认为，学生如果自己不能发现问题，将难以持久。　　李京燕对王思远说：“那你就自己先看吧。”　　王思远开始每天用晚自习的时间看，然后产生了很多问题，用电子邮件给导师发过去。导师看了告诉李京燕：“有些问题提得很关键，看来他读进去了。”　　后来他开始在导师那儿做实验，从实验中发现问题，打算做某种菌体DAN复制起始转录激活的研究，可是国内没有他所需要的菌株，怎么办？一般学生可能就会放弃这个题目了，可是他不。导师说：“你要真想做，找美国科学家去吧！”　　他就上网找。找到信息，自己与美国科学家联系，期望获得菌株。美国科学家真给他寄来了，但在中国海关被扣住了。王思远再联系，美国科学家又第二次寄来，王思远通过努力终于获得海关支持，得到了菌株，并在导师的帮助下做完了这个课题。　　这个课题参加了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专家们都难以相信这是一个高中生做的，在王思远答辩时从各个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王思远均对答如流，被称赞为“问不倒”。王思远得了满票，获大赛一等奖。　　导师黄力评价王思远的缺点是：太完美。导师认为王思远的逻辑能力极强、思维极其严密，但担心特别强的逻辑思维将影响他的跳跃性思维，从而影响创造力。　　李京燕向王思远转达了黄力教授的意见。王思远考虑后，做了一个展板，用幽默的方式把相当深奥的科学课题展示得相当活泼。李京燕认为王思远反思自己的能力极强，如果有人告诉他哪里有问题，他感觉到了就一定会去纠正。他对导师指出的每一个细节都会去认真思考并总有收获，从而作出修改。他的论文改了6遍。导师说他过于追求完美，大概言出于此。　　他在作论文报告时谈体会说：帮助我的美国科学家除了得到一声感谢，没得到任何报酬，却平添了一个未来的竞争对手。他们本着科学对人类的责任感，把菌株无私地给了我们。我将来如果从事科学研究也会向他们学习，不让私心的阴影笼罩科学事业。　　王思远的课题接着被推选参加2003年美国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这是与国际奥林匹克数理化竞赛不同的赛事，此项赛事更重视科研与工程技术的结合，重视应用能力。世界上有60多个国家的中学生参加，中国参加了3年，首次去参加的也有四中学生，未获奖，迄今还没有获一等奖的。可惜2003年爆发SARS，王思远与中国将去参赛的其他学生都未能成行。王思远在家中做了一个FLASH，给大会组委会寄去，没想到大会开幕式上竟播放了他做的这个动画。大会还准许2004年王思远再去美国参赛。</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22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六十、成才的非智力因素</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　　　　这故事听下来，第一印象仍然是这孩子具有非凡的智力，不容易让人想到非智力因素在其中有何意义。但李京燕很清楚，在四中，智力非凡的孩子很多，尤其是在四中的“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每年都有一批新生进入这个俱乐部，王思远是第三批入选的。论考试成绩，王思远在年级通常是前3名到前5名，不是最高。李京燕能一口气讲出许多很棒的学生，谁谁思维敏捷，反应特快，谁谁知识面特广……按规定，学生中能获得北京市数理化“奥赛”任何一项奖就获得了保送进清华、北大的资格，四中青少年科技俱乐部的学生中有人能在数理化多项赛事中一人拿两个到三个一等奖与二等奖，就是说，一人获得3个被保送的资格，人称“浪费了两个资格”。俱乐部的学生均被陆续送到中科院的院士、教授那里学习做课题，应该肯定，所有经过这些训练的同学都接触到了前沿科研，接触到了“真刀真枪”的科研是怎样开展的，无论他们日后是否从事这项工作，对他们未来都大有好处，这是同学们公认的。有一些同学也做出了如王思远那样漂亮的课题。　　“但是，”李京燕说，“很少同学能够真正做下来。”　　她说，没有坚持做下来的原因也可以找到很多，比如一边还操心着高考，不能全力以赴，等等。　　她说王思远的能力是“品性支撑下的实力”。我想她是指“品质与个性”吧，在这里“品质”不完全作“道德”解，更包含综合素质。她说王思远：“他非常知道这个阶段该干什么，取舍什么，全力以赴去做什么，而且自律性极强，最后才脱颖而出。在这个过程中，勇气、毅力，都起了很大的作用。所以我感到，能使他走得远的还是这些非智力因素。如果说谁比谁聪明，在那么多非常聪明的孩子中，没法儿比。”　　李京燕还告诉我，王思远也是获得保送资格的学生，可以由他挑选上北大的任何一个系。他曾经是那么喜欢生物，并且做出了很漂亮的生物方面的课题研究，我们谁也没想到，他放弃了当今上大学门槛最高的北大生命科学院，而选择了北大物理系。　　他说：“我知道自己能从事生命科学研究。但我发现物理对我的挑战性更大。高中3年，我最大的收获是选择了我未来的学习和研究方向，上大学后我就可以目标明确全力以赴了。所以我非常感谢四中，感谢我们的青少年科技俱乐部。”　　我琢磨这个故事，心想非智力因素并不是新话题，教育界很早就探讨并指出非智力因素的重要。但在以考分定取舍的评价制度下，人们不得不盯住考分，智力因素就总是被重视到最大程度。我想这个故事可以给我们这样两个方面的认识———　　其一，即使从培养人才看，勇气、毅力、勤奋、善于向别人学习等等非智力因素的加入，也是使杰出人才脱颖而出的必要因素。否则，虽有很好的智力，只要毅力不够，便可能半途而废。　　其二，勇气、毅力、勤奋，善于向别人学习，善于修正自己等等，这些都属于基本的生存能力，是一般人都可以培养和锻炼而得的。你留心看看身边的人们，会发现许多成功者，多数并不是智力超群的人，而是善于向别人学习、善于“利用”他人智力的人。事实上，王思远也很好地“利用”了导师的甚至从未谋面的美国科学家的智力。如果缺乏上述能力，智力很好的书生最终也可能百无一用。这样的情况在日常生活中同样并不鲜见。　　明白了这一点，许多自以为智力不如别人，甚至被中考、高考挡在门外的青年们，就完全有理由来建立自己生存、谋事和创造好生活的信心。　　应该看到，现存的考试制度并不能“一考判终身”。社会是一所大学校，实践是良师，这话永远有效。一个人的智力并不是不变的，是与社会实践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尤其走向社会后，一个人的智力，将突出地表现为对社会和人们的认识能力、沟通能力，以及运用各种资源的能力。即使只有一般的智力，只要善于向别人学习，善于向实践学习，智力也会不断提高，会成为智力不凡的人。　　一位退休教师对我说：“我教过的学生，那些调皮捣蛋、学习不好的，现在多数在当经理、当老板，拥有亿万资产的不乏其人。而那些学习好的，现在大部分在经理、老板手下打工。”这里，便有另一种评价尺度。　　何谓人才？究竟怎样更有益于成才？有无数的故事告诉我们，并非读书无用，关键是需要“有效学习”。对于任何一个学生，注重培养生存能力，注重学以致用，都是最基本而重要的。　　最后我还想告诉您，2004年王思远还是去美国参加英特尔国际科学与工程大奖赛了，但是没有获奖。这故事可促使我们思考，王思远参加的此种大赛与以往我们听得较多的“奥赛”确实不同，这不是对有人设置的难题去比赛做题的能力，而是要求学生面对大千世界未知的领域，依靠自己的发现能力和创新能力去自主确立课题，并展示出这个课题的科技创新价值和可开发前景。王思远的失利，抛开一般竞赛都存在的偶然因素，还是可以反映出我国学生在科技创新和工程应用方面同发达国家学生的差距，也折射出教育的差距。　　我们曾期望通过精英教育来培养顶尖人才。佼佼者如王思远，能满足精英教育的顶级要求并“学有余力”，因而还能把许多时间用于阅读大量课外科技书并做科研。我们看到有一幅北京四中学生赴海南岛考察热带雨林的照片，其中左数第二人就是王思远，右数第一人是李京燕老师。王思远已是知识面颇广，且相当重视科研与应用的学生了，如果只是一个善于答题的拿高分能手，那就会比王思远的差距更大。若按我国课改前精英教育的模式走下去，不仅使多数孩子蒙受损失，要想在科技方面培养出在当今世界去获诺贝尔奖的人才，亦恐事与愿违。　　还有一幅四中学生与诺贝尔奖获得者克罗托（kroto）交谈的照片，照片中虽只见一个女生，但那天与克罗托用英语交谈的有20多个中国学生。克罗托是英国人，1996年获诺贝尔化学奖。那天有学生问他：“您得了诺贝尔奖是不是很高兴？”克罗托说：“这个奖，也许是个灾难。”学生问为什么。他说：“搞科学，最宝贵的是探索乐趣的驱动，现在变得功利了。”克罗托的话耐人寻味，给四中学生留下深刻印象。 </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dyly 时间: 2005-7-17 16:23
<table height="21" cellspacing="6" cellpadding="0" width="100%"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0"><span class="e">六十一、高等教育国际化趋势</span></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hr /></td></tr><tr><td valign="top" align="center" height="251"><table cellspacing="0" cellpadding="2" width="95%" border="0"><tr><td valign="top" align="left" height="251"><span class="article"><font face="宋体" size="3">　　经济全球化，正迅速造成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开拓留学生市场，已是欧美国家的共同战略。任何国家若对此缺乏足够的重视，没有充分抓住机遇乘势发展，都会在未来醒过来时，发现自己已蒙受损失。　　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总数目前超过100万人，其中在美国高校的各国留学生约50万。美国是吸收了最多外国留学生也因此获得最高经济回报的国家。光50万留学生在美国吃饭、住宿、交通等一般生活费用（每人每年约需消费2万美元），就为美国每年提供了约100亿美元的资金，这只是个小数目。　　世界上最赚钱的生意是国际贸易，比尔·盖茨要是光赚美国人的钱是赚不了那么多的。许多赴美留学生毕业后在美国就业，他们会在美国开发各国市场的过程中成为精通两国语言、具有跨文化本领的特殊人才，譬如微软那些关于中文文本的软件，多是中国赴美留学生协同开发的。许多这样的跨文化人才，早已成为美国去开发国外市场的先遣军团，从而为美国人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和经济利益。　　其他国家接受外国留学生人数的排名依次是，法国、德国、英国、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中国居世界第八位。　　英国从1980年起，对欧共体成员国之外的别国留学生实行“全费政策”，曾经导致赴英留学人数急剧下降。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削减教育经费的政策，也曾使留学生教育陷入困境。但英国人几年后就醒悟过来，开始重塑留学生强国形象。今天，英国一再直接派人到国外特别是亚洲国家举办教育展览，中国的学生和家长是他们的主要宣传对象。　　今天，发达国家已用大学里师生的国际化程度来评价大学的水平，把建立跨国大学，发展远程教学，加强教学、科研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等作为重要任务。在课程设置上，均把世界历史、地理、国际金融与贸易设为重要的必修课，因为这是在全球经济运营中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　　招收外国留学生居世界第二位的法国，多年来外国留学生总数约保持在十三四万人。其中一半左右是来自非洲原法属殖民地的学生，这表明使用法语的地区，便有赴法国留学的稳定生源。　　中国从1950年接受第一批来自东欧国家的33名留学生至今，各国来华留学人员总数超过63万，他们成为沟通中国和世界的重要桥梁。其中一些已毕业的来华留学生，先后担任驻华大使或使馆参赞等职。2002年，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有8.6万人，来自170个国家。　　今日中国是世界上出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改革开放以来至今，我国已有70余万学子赴108个国家和地区留学。赴各国从事各种经济贸易活动的华人也与日俱增。　　高等教育的国际化趋势，不只是国家关心的问题，也是值得学生和家长关心的事。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到过一个国家或两个国家留学，不论男孩女孩，他们所涉猎的两国或两国以上的文化资源，对于他们开发自己的前程，与仅在本国读书毕竟是不同的。　　高等教育其实是一个先导性服务产业，蕴藏着巨大的辐射力。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的留学生，获得在中国留学的资源，日后在与中国发生的贸易和科技交往中，都会给双方带来利益。如同水往低处流，在这种国与国之间的贸易活动中，总是发展水平高的一方的科技含量、生活水准流向低的一方，中国肯定会在这样的交往中获益。　　相关思索：今日国际上有个文化现象对中国很有利，如同中国普遍开展英语教学，美国人已率先在诸多学校较普遍地开设中文教学，并列入考试，汉语正成为美国人学习的重要外语。　　今天，一个美国孩子若能粗知汉语，便会被赞扬：“哇，你会中文！”因为中文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也是学习难度最大的语言之一。我妹妹的女儿在美国还没上小学，由于能通英、汉两种语言，成为幼儿园里被老师们非常珍视的小明星。　　当今世界上已有60多个国家的上千所高校设有中文系或中文专科。中国众多的人口蕴藏着世界最大的市场，汉语是外国人到中国开发市场的必要工具。目前到中国留学费用低，中文热正在世界许多国家兴起。　　这不是外国人在赶时髦，而是一个趋势。可以肯定，世界上除了已经广泛使用的英语之外，中文将会成为世界上被广泛使用的语言文字。　　中国人确实该抓住这个机会。目前针对外国人的中文测试被称为“汉托”，若进一步扩大对外的中文测试考点，为更多外国学生到中国留学创造机会，无疑对中国非常有益。办好“汉托”，也可以使之成为收割外国教育成果的“收割机”。　　这也要求加速改革我国大学从本科到研究生教育的课程，除了科技方面的课程，中国历史、地理、艺术都是外国留学生关心的。　　在四大文明古国中，目前只有中国发展的速度最快。尽管中国还有不少贫困地区需要扶助，还有不少腐败官员在侵害这个国家。然而中国拥有与欧罗巴文明区别很大的悠久文明，这种文明历经风雨沧桑，已经一再被证明是有生命力的，这也是对各国学子存在巨大吸引力的一个很大的世界。但我国目前历史、地理等课程的不少内容有待更新，对中国悠久的历史文化需要满腔热忱的精辟而科学的描述，而不是充满对历史的批判，地理课程则需要增加更多发展中的地域经济的内容。对家长和学生来说，这些信息的意义包括：　　即使想出国留学，该重视的已经不仅是外语，中文甚至可能成为帮助你在国外谋生的一种工具。不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学好中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都具有不同于以往的现实意义。　　（完）</span></td></tr></table></td></tr></table>

作者: hq1966 时间: 2005-7-18 13:10
　　哇，这么多的字，看不过来了。　　dyly辛苦了！

作者: 涵儿 时间: 2008-10-21 10:45
太好了，真让人羡慕啊！什么时候四中能在全国都有。

作者: libotaolhy 时间: 2009-1-23 15:34
楼主辛苦了

作者: Atheena 时间: 2009-2-13 13:52
楼主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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