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生活的生物学,在先驱者威尔逊(E.O.Wilson)、亚历山大(Richard Alexander)的带领下已经诞生,他们分别有《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和《达尔文主义和人类活动》(Darwinism and Human Affairs)等专著发表。早先的争论和误解,已经被新的学科领域里日益增长的成果所扬弃。
机会可以在自然选择的各个阶段产生影响:首先是在产生一个基因突变的时候;其次是携带这种突变基因的个体能不能活到足以显示该突变基因的作用的时候;第三是机会也可以影响这一个体是否有成功的生殖;第四是这个基因,即令在第一代中表现为适应性的,也可能由于某种偶然事件在第二代的时候被淘汰;最后,无疑,还有许多不可预测的环境变化将在每个物种的历史过程中产生不同的影响。哈佛的生物学家史迪芬·J·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说过,如果有可能把生物发生的历史重演一次,结局肯定是不一样的,不仅可能没有人类出现,甚至可能根本没有类似哺乳动物的生物。
国际间的军备竞赛与宿主-寄生虫、病原微生物之间的演变、进化竞赛当然不是完全一样的。五角大楼能够在图纸上设计,做出模型和样品。它有供参考的设计手册和新颖的设计思路,可以在试验中不断改进。而在进化过程中,没有顾问小组、思想库系统的支持,不知道怎样把科学知识用到新颖的毁灭性或者防御性武器中去。进化没有事先安排的计划,也没有什么思路。进化过程中,只是充满了尝试和失败(trial and error),失败和再尝试的小修小补,每一代的微小变化逐渐在生命竞争游戏中集累或者淘汰。有一些达到了比较高的繁殖率,群体也就向这边倾斜。这是一个相对缓慢、盲目的过程,有时还不免走入歧途;然而,自然选择所能达到的适应,应变的复杂和精确程度却是无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