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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万维钢 南方周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 [打印本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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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elenminliang    时间: 2015-8-1 21:51
标题: 万维钢 南方周末：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青藤的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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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名校读本科是一种怎样的体验？如果你认为，相对于中国学生苦逼的应试教育，美国名校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培养出的学生更优秀，那你就完全错了。

现在很多忧国忧民的老派人物已经对中国的大学，包括一流名校，有点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国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不但学术创新能力不行，就连社会责任感也不行，用钱理群的话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礼失求诸野，美国大学又如何呢？常青藤名校学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在美国名校读本科——而不是一般中国留学生读的、以搞科研发论文为目标的研究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像这样的问题光问哈佛女孩刘亦婷不行，最好再找个懂行的本地人问问，比如曾在耶鲁教过十年书的威廉·德雷谢维奇（William Deresiewicz）。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这个称号并不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听。

显然这是一本批评美国名校教育的书，不过这本书并不只是图个吐槽的痛快，它讲述了一点名校的运行机制。此书没提中国，可是我想如果把中美两国名校教育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作为中国读者，如果你不怎么了解美国教育，读完这本书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的巨大差异；如果你已经有所了解美国教育，读完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有巨大的相似性。

也许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现代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1[size=1em]好得像绵羊一样的学生
为说话方便，我们虚构两个学生：清华大学的小明和耶鲁大学的Joe。能入选各自国家的顶级名校，两人显然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们相信他们都是未来社会栋梁，甚至有可能成为各自国家的领导人。

然而在此时此刻，小明的形象距离领导人还相差很远。他来自中国某个边远地区，身体谈不上健壮，戴个眼镜，社会经验相当有限，也不怎么善于言谈，除了成绩好外，简直一无所长。刻薄的人可能会说小明有点读书读傻了，是高考的受害者。

但小明其实是高考的受益者。他是自己家族，甚至可以说是家乡的骄傲。为了得到这位全省状元，清华招生组曾把小明请到北京陪吃陪玩，美其名曰“参观校园”，直到看着他填报了志愿才算放心，简直是球星的待遇。

Joe的父亲是某大公司CEO，母亲在家做全职主妇。由于父母都是耶鲁毕业生，Joe上耶鲁不过是遵循了家族传统而已。美国大学录取并不只看分数，非常讲究综合素质。跟小明相比，Joe可谓多才多艺。他高中时就跟同学搞过乐队，能写能弹能唱，从小就精通游泳、网球和冰球，而且入选校队参加比赛。Joe的组织能力很强，是高中学生会副主席，而且很有爱心，经常去社区医院帮助残疾人做康复运动。

要论解决刁钻古怪的高考数学题，Joe肯定不如小明——但是Joe的学习成绩并不差。Joe从高二开始就选修了几门大学先修课程（叫做“AP”，advanced placement），还没上大学已经具备微积分和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这都是小明高考范围以外的内容。

跟很多名校一样，耶鲁甚至允许Joe高中毕业后先玩一年再入学，一方面休息休息，一方面趁着年轻看看世界。Joe并没有浪费这一年时间。在欧洲游历了半年之后，他在父亲帮助下前往非洲，以志愿者身份在盖茨基金会工作了几个月，任务是帮助赞比亚减少艾滋病毒感染。

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荣誉都来自分数。只有过硬的分数才能让他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找份好工作。为此，小明在清华的学习策略跟高中并无区别，那就是一定要门门功课都拿优等。

Joe的大学生活就比小明丰富多了。他是多个学生组织的成员，每逢假期就去做志愿者或者去大公司实习，有相当专业的体育运动，而且经常跟老师和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

所以中美大学教育的确是非常不同。可是如果你据此认为，相对于小明苦逼的应试教育，Joe正在经历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或者你认为Joe是比小明更优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错了。其实，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人。

Joe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课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跟小明刷GPA（平均学分绩点）一样，Joe刷课外活动的经验值也只不过是完成各种考核指标而已。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Joe，对这些事情并没有真正的热情。比一心只想着考试的小明更苦的是，Joe还必须顾及自己在师生中的日常形象，他需要知道别人经常谈论的书都说了什么——所以他用只读开头、结尾和书评的方式，假装读过很多本书。至于能从一本书中真正学到什么，Joe根本没时间在乎。

如果说小明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Joe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时候的大学生，的确都很有社会责任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愿意为了社会活动而牺牲学业。可能因为各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也可能因为大学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大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除了拿经验值走人，他们并不打算对任何事物做特别深入的了解。清华的学生还有闲情逸致搞个女生节向师妹师姐致意，而耶鲁这种水平的顶尖美国大学中，学生经常忙得没时间谈恋爱。

Joe和小明的内心都非常脆弱。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名校，他们从小就是取悦老师和家长的高手。别人对他们有什么期待，他们就做什么，而且一定能做好。层层过关的选拔制度，确保这些学生都是习惯性的成功者，他们从未遇到挫折——所以他们特别害怕失败。进入大学，他们的思想经常走极端，做事成功了就认为自己无比了不起，一旦失败就认为自己简直一无是处。Joe曾经真诚地认为如果考不进耶鲁，他就与一个屠宰场工人无异。

面对无数跟自己一样聪明一样勤奋的人，他们的情绪经常波动，充满焦虑。他们选课非常小心谨慎，专门挑自己擅长的选，根本不敢选那些有可能证明自己不行的课程。

人们印象中的名校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每个学生都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不同的道路，百花齐放。然而事实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险的氛围下，学生们互相模仿，生怕跟别人不一样。小明一入学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跟师兄们学会了自己学校的切口和校园BBS上的专用语。什么时候考托福、哪个老师的课不容易拿分、考研找工作的各种手续、就连办出国打预防针总共会被扎几次，BBS上都有详细的“攻略”。小明对这些进身之道门儿清，遇到与攻略稍有差异的，都要上网仔细询问，不敢越雷池半步。小明的师兄梁植在清华拿了三个学位而没找到毕业后该去干什么工作的攻略，习惯性地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向评委请教，结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晓松的怒斥（参见《长沙晚报》报道《清华学霸谈迷茫引高晓松怒批》）。

高晓松说：“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高晓松大概也会看不起Joe。刚入学时，Joe们被告知耶鲁是个特别讲究多样性的大学，他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种族、身怀多项技能的青年才俊将来的发展有无限的可能。那么这些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的精英学生，是否会有很多人去研究古生物学，很多人致力于机器人技术，很多人苦学政治一心救国，很多人毕业后去了乌干达扶贫呢？

当然不是。学生们慢慢发现真正值得选择的职业只有两个：金融和咨询。有统计发现，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麦卡锡等咨询公司，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学生直接去了华尔街工作。对比之下，选择政府和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

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职业的共同点是工资很高，写在简历里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可以干。事实上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学了什么，他们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聪明能干。

别人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反应。不敢冒险，互相模仿。一群一群的都往同样的方向走。这不就是绵羊吗？

2[size=1em]假贵族和真贵族
既然是绵羊，那就好办了。中国学生也许不擅长当超级英雄，当个绵羊还是非常擅长的。你只要使用“虎妈”式的训练法，甭管钢琴还是大提琴，你要什么经验值我就给你什么经验值，不就行了吗？如果清华大学入学有音乐要求，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小明一定会熟练掌握小提琴。如果说中国教育的特点是分数至上，现在美国教育不也是讲credentialism（编者注：文凭主义）吗？美国名校难道不应该迅速被华人学生占领吗？

没有。近日有报道，美国华裔学生Michael Wang，2230分的SAT成绩（超过99%的考生），4.67的GPA，全班第二，13门AP课程，而且还“参加了国家的英语演讲和辩论比赛、数学竞赛、会弹钢琴，在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参加合唱团的合唱”，在2013年申请了7所常青藤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结果被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拒绝。

这又是什么道理？华人，乃至整个亚裔群体，哪怕是成绩再好，文体项目再多，你要求的我都会，还是经常被常青藤大学挡在门外。很多人认为这是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最近有人联合起来要起诉哈佛大学录取不公平，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叫“哈佛不公平”。

但是读过《优秀的绵羊》我们就会明白，这些整天立志“爬藤”的亚裔学生，根本没搞明白藤校是怎么回事儿。

稍微具备一点百科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常青藤盟校，最早是一个大学体育赛事联盟。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些大学当初组织起来搞体育赛事，是为了促进美国青年的体育运动，就大错特错了。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

19世纪末，随着铁路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中的新贵不断涌现，他们需要一些精英大学来让自己的子弟互相认识和建立联系。这些大学录取要求会希腊语和拉丁文，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内容，这样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外。

所以精英大学本来就是精英阶层自己玩的东西，是确保他们保持统治地位的手段。自己花钱赞助名校，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然后到自己公司接管领导职位，这件事外人几乎无法指责。哈佛是个私立大学，本来就没义务跟普通人讲“公平”。

当时“有资格上”哈佛的学生进哈佛相当容易，录取根本就不看重学习成绩。事实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10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耶鲁的录取率也高达46%，跟今天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相对于学习成绩，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养成，搞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以人为本。也许那时候的美国名校，才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然而精英们很快意识到这么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会势力不断涌现，一味把人排除在外，对统治阶层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子弟的学业的确不够好。

于是在1910年代，一些大学开始率先取消希腊文拉丁文考试，给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机会。然而这样一来，一个立即的结果就是犹太学生比例突然增加。精英一看，这也不行，赶紧又修改录取标准，增加了推荐信、校友面试、体育和“领导力”等要求。这才有了后来常青藤这个“体育”联盟。

类似这样的改革反复拉锯。到1960年代曾经一度只看分数录取，于是当时在校生的平均身高都为此降低了半英寸。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既重视考试成绩，也要求体育等“素质”。

而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素质教育的本质就已经不是真正为了培养品格，而是为了确保精英子弟的录取比例。并非所有“素质”都有助于你被名校录取，你需要的是有贵族气质的、而且必须是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练吉他而应该练大提琴，不应该练武术而应该练击剑；你需要在面试时表现出良好教养，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荐信；你光参加过学生社团还不够，还必须曾经是某个社团的领袖；你参加社区服务决不能像奥运志愿者那样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应该使用亲切屈尊的姿态。

一句话，这些事儿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做到。如果你不是贵族，所有这些素质教育的要求，都是逼着你假装贵族。

美国名校通常都有对低收入家庭孩子减免学费的政策，比如哈佛规定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全部免费，18万美元以下则最多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10%。这是非常慷慨的政策，要知道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18万美元，你已经比94%的美国家庭富有。但哈佛能用上这个减免政策的学生，只有40%——大部分哈佛家长的收入超过18万美元。我看到另一个数据，在斯坦福大学，接近一半的学生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前1.5%），只有15%的学生家庭年收入不到6万美元（相当于美国后56%，一半以上）——这意味着前者家庭孩子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可能性约为后者的124倍。

上大学花多少钱根本不重要，上大学之前花了多少钱，才是真正重要的。有人统计，就连SAT成绩都跟家庭收入正相关。而获得贵族素质的最有效办法是进私立高中。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大学，其录取新生中的22%，来自美国100所高中，这相当于全国高中总数的0.3%——这100所高中之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你什么素质都还没比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不服，再难也要进藤校。那么在众多“假贵族”的冲击下，现在藤校录取是个什么水平的竞争呢？

《优秀的绵羊》透露了一点耶鲁大学的真实录取标准。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成就——一般小打小闹的奖项没用，必须是英特尔科学奖这样的全国性大奖——你肯定能被录取。如果没有，那你就得“全面发展”——对耶鲁来说，这意味着7到8门AP课程和9到10项课外活动——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录取，还得看推荐信和家庭情况。至于亚裔津津乐道的SAT考试成绩，没有太大意义。

我觉得考清华似乎还比这个容易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志于名校的美国高中生其实比中国高考生辛苦得多。

但耶鲁还有第三个录取渠道。凡巨额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录取。

3[size=1em]名校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这样说来，美国私立名校从来就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而是为上层阶层服务的机构。名校之所以时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减免学费，优先录取少数族裔（不包括亚裔），仅仅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为精英阶层补充新鲜血液，这样系统才能保持稳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免税资格。

既然是为精英阶层服务，那肯定要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学生培养成真正的未来领袖吧？德雷谢维奇却告诉我们，现在名校其实并不重视学生教育。

中国科大有一年新生入学，校方搞了个家长会，校领导居然说，科大在北京录取分数线低，你们北京来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同学！像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在耶鲁发生。学生们明明是靠家庭特权进来的，学校对他们却只有赞美，而且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夸，学生们以为自己能力以外的因素等于零。这导致名校学生对上不了精英大学的、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国家现实。他们没有真正的自信，但是个个自负。

既然都是精英，那必须得好好对待。如果你在普通大学有抄袭行为，或者错过一次期末考试，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而在耶鲁，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截止日期可以推迟，不来上课不会被扣分，你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据德雷谢维奇在耶鲁亲眼所见，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学业失败，哪怕你抄袭，哪怕你威胁同学的人身安全，你都不会被开除。

一方面，名校学生平时课外活动实在太忙；一方面，教授们指望学生给自己留个好评，现在名校的成绩标准也越来越宽松。1950年，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学生的平均GPA都是2.5；而到了2007年，公立大学的平均GPA是3.01，私立大学则是3.30，特别难进的私立大学？3.43。到底哪国的大学更“严进宽出”？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但这组GPA贬值的数据也告诉我们，过去的美国大学比现在严格得多。事实上，在两个罗斯福总统上大学的那个年代的这些名校，虽然摆明了就是让贵族子弟上的，其教学反而比现在要严格得多。老贵族非常讲究无私、荣誉、勇气和坚韧这样的品质。那时候当学校说要培养服务社会精神和领导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玩真的。今日新贵充斥的大学，简直是在折射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

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什么呢？是声望，更确切地说，是资金。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学排名，并不仅仅是给学生家长看的。大学能获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请到多少银行贷款，都与这个排名息息相关。为什么在真正的入学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名校还鼓励更多人申请？是为了刷低录取率。录取率是大学排名计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越低越好。为什么大学把学生视为顾客，不敢严格要求？因为毕业率也是排名标准之一，而且是越高越好。

在现代大学里，教授的最重要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学，因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学校声望，还能带来更多科研拨款。在这方面，中美大学并无不同，讲课好的教授并不受校方重视。但大学最重视的还不是基础科研，而是能直接带来利润的应用科研——德雷谢维奇说，名校在这方面的贪婪和短视程度，连与之合作的公司都看不过去了。

校友捐赠，是名校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哈佛正是凭借几百亿美元的校友捐赠基金成为世界最富大学。我们前面说过，哈佛大部分学生去了华尔街和咨询公司，其实这正是大学希望你从事的工作。

我最近看到两条新闻正好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大肆做空获利的对冲基金总裁约翰·保尔森，给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捐4亿美元，为史上最高校友捐款，哈佛直接把学院命名为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另一个更有意思，黑石集团的苏世民（Steve Schwarzman）向耶鲁大学捐款1.5亿美元，哈佛为此非常后悔，因为此君当初曾经申请了哈佛而没有被录取——所以有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哈佛应该用大数据的思维更科学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将来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可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学生职业服务办公室对律师、医生、金融和咨询以外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你将来想当个教授或者社会活动家？学校未必以你为荣。大学最希望你好好赚钱，将来给母校捐款。

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Michael Wang上不了藤校，而一所中国高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却有多名学生被藤校录取？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来校友捐款的策略——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精英学生未来有更大的赚钱潜力，对藤校来说，“金砖五国”的高中生比西欧国家的更有吸引力。

总而言之，美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和校友捐款，教学根本不在此列。

而鉴于中国名牌大学——尽管没有一所是私立的——一直把美国名校当做榜样，甚至还可能把这些事实上的问题当成优点去学习，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大学的未来也是如此。

有位清华教授程曜，出于对学校种种不满，竟曾经以绝食抗争（《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10月29日）。德雷谢维奇的愤怒可能还没到这么极端。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号召学生不要去名校。

但如果小明和Joe跑来问我，我不知道应该给他们什么建议。也许大学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观价值观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许你应该自己学那些东西，也许你根本就没必要学。德雷谢维奇说，他有好几个学生最终决定放弃华尔街工作，宁可拿低薪为理想而活，我想小明未必需要这样的建议。

但我的确觉得这个世界哪怕分工再细，专业化程度再高，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绵羊来运行。

何况绵羊的生活其实并不怎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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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Xieno    时间: 2015-8-4 10:37
学子答复让美国藤校圈儿“不悦”的文章 （附录文章原文）
2015-08-04 高文斌 耶鲁本科 留美学子

是什么文章顿然激起千层浪？ 让常春藤圈子里不悦？让许多人正反相对？
“留美学子”好文精选！公益与使命并存的“自留地”
最近几天万维刚先生的神文《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和常春藤的绵羊》火了。别的圈子怎么反应我不太了解，至少在我所在的常春藤圈子里，大多数朋友们都十分不悦，认为这是对常春藤的误解甚至污蔑。

于是一时间微信朋友圈里风起云涌，大家纷纷口诛笔伐，好看煞人。我想任何人都会抱团，急了也都会咬人，万先生的文章戳到了常春藤人尤其是耶鲁人的某些痛点，引起朋友圈里排山倒海的反击本不足为奇。大家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连我自己也是与有荣焉，而圈外的朋友则自然以为这是所谓留美精英群体遮羞布被撕下来之后恼羞成怒。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我们作为耶鲁人哈佛人，能不能不要一上来就摆出一个两军对垒的架势？而圈外的朋友们也能不能不要给我们扣上一大堆帽子？毕竟任何人都没有社会意义上的原罪，用民粹主义的方法将一部分人打入另册是典型的文革做法。想来想去，觉得自己应该说点什么，就写了这篇东西。

万维刚先生的文章是根据William Deresiewicz的《优秀的绵羊》一书。这本书我无幸拜读。但是因为这篇文章大量谈到了耶鲁的现状，我也就从我一年的耶鲁经验出发扯上两句。

老实说，刚一去耶鲁我很失望。我发现我之前对耶鲁学生的两大预设都错了。第一，耶鲁学生没有我想象得那么用功；第二；他们也没有我想象得那么有社会责任感，所谓make the world a better place绝不是大多数人的理想。对于很多耶鲁学生，party比academics更重要，经常是酒吧里人满为患图书馆冷冷清清。我周末在图书馆苦读的时候，常常身边空无一人。而更要命的是，很多耶鲁学生出身优越，对东西不爱惜。

走在耶鲁的校园里，随处可见吃剩的食品。惊人的食物浪费完全和常春藤标榜的价值观背道而驰。而校方的很多做法的确助长了学生的豪奢之气：宿舍区的休息室（lounge）装修得如同十八世纪的巴黎沙龙，地下室里健身游乐设备一应俱全，耶鲁学生出行二十四小时都有免费专车接送，这种专车我就坐过好几次......对于我这种来自落后地区普通家庭的学生来说，耶鲁是物质主义的天堂。但是享受过后我不禁自问：这一切真得有必要吗？我们是否占用了本来属于其他人的资源？难道我们真得应该在非洲饿殍遍地的时候心安理得地享受这一切？

出于对耶鲁物质主义的忧虑，我给耶鲁校长Peter Salovey写了一封信。我提出耶鲁应该顺应环保主义的潮流，在校园里厉行节约，把钱花在刀刃上。我还写了几篇杂文，反复批评耶鲁学生对社会的冷漠，对学业的怠惰和对自己精英身份的自大。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我赞成万先生对耶鲁和其他常春藤学生的批评。可是我也认为把脏水泼在常春藤身上是不公平的。任何对美国消费主义稍有常识的人都会明白，耶鲁校园里令人发指的铺张浪费不过是美国社会一大顽疾的典型缩影。

而万先生不肯放过的成绩贬值（Grade Inflation）、刷简历、拜金等一系列问题，也是美国高等教育的通病。 Andrew Rossi去年刚刚完成的纪录片The Ivory Tower就对这些现象作了深刻揭露，我建议任何对美国高等教育现状感兴趣的人都找来看看。可是万先生也许不愿意知道这个导演是耶鲁的本科生，然后去了哈佛法学院，最后却成了纪录片导演。在万先生的宏大叙事之下，商学院和法学院应该绝对是绵羊的重灾区，因此我不得不弱弱地点出这个观点的片面性。

我的一位耶鲁同学对万先生文章的评价是很中肯的：“所谓的理想难道一定要是人们所认可的无私而高大的？有这样的理想并能将它付诸实际本来就只属于少数精英中的精英。这个世界并不需要这么多思想境界高人一等的理想主义者。”常春藤的学生们也要吃饭，也要买房买车结婚生子。如果一定要将常春藤的“理想型”定义为“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龙凤”，只能说明很多中国知识人的心理预期出现了偏差，而至于老贵族比今日新贵更严于律己更懂得服务社会云云，不过是毫无历史根据的陈词滥调，和中国人成天感叹江河日下世风不古没有什么区别。

万老师是否应该反思一下这种挂一漏万的论述方式有没有道德绑架误导公众的嫌疑？我的很多耶鲁朋友们感到委屈甚至愤怒，难道是毫无缘由的吗？作为一名公知，大笔一挥，就有可能伤害很多人，因此还是恳请万老师今后笔下留情。

其实这种对西洋教育的过高预期早已是中国国民心态的通病。出于自卑和对中国大学的不满，中国的很多知识人转而吹捧西方大学。于是我们从小就知道哈佛图书馆凌晨四点灯火通明，可是后来才知道哈佛图书馆凌晨四点根本不开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巨大落差反哺了一种病态的民族主义情结：原来他妈的常春藤也没什么了不起！“理想型”破灭之后转而将曾经的偶像变成发泄幻灭感的泄愤工具，仿佛儿子终究不能打老子，这实在是中国今天很多民族主义者共同的话语方式。在崇洋与仇洋，自贬与自夸之间作剧烈的过山车运动，这种文化疟疾症说明了我们还是多么幼稚。

我不得不郑重指出：万先生通过挂一漏万的“论证”，强行将耶鲁与清华“拉平”，这种论述完全违背事实而且十分得不负责任。而一味强调耶鲁校方的功利性而竭力抹杀任何理想主义的因素，这更是万先生的主观想象。我只举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几个例子吧。

第一，我绝不是万先生笔下的“新贵”。我现在在耶鲁享受着一年六万多美元的全额助学金。一所美国大学给一个万里之外的中国人这么多钱，难道仅仅因为中国是一个值得耶鲁投资的新兴经济体？耶鲁校园里有来自五十五个国家的国际学生，占耶鲁本科生院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百分之四十八的本科生可以至少熟练使用两门语言。这难道不是对文化多元主义的认同与守望？试问国内有哪所大学能够做到？

第二，我讲一讲我认识的第一个常春藤人，这就是现在就读于普林斯顿的Idir。他现在双修金融与数学，将来很有可能去华尔街。那么他也是绵羊吗？绝对不是。Idir可以熟练使用十门外语，是一个语言神童，在大学期间就在运营着自己的出版公司Northbook Publishing，而他的父母都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分别是驰名全球的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这样一个人，无论从政从商从学，都会与众不同出类拔萃。而这样的人，在常春藤还有很多。任何专业都没有原罪，任何职业也没有原罪。我认为现在常春藤的毕业生一窝蜂去投行是不正常的，但是我更加反感像万先生这样将这些人统统划为“绵羊”，这是不负责任的语言暴力。

第三，我说一说我看到的耶鲁大学社团活动状况。我在耶鲁期间一直参加一个叫做ThiNK的组织办的活动。这是一个支持北朝鲜脱北者的组织，经常组织一些脱北者来演讲，也会请很多知名学者。这个组织完全由学生自治，每次活动都要租一个几百人的大会场，场场爆满。这些组织活动参与活动的人，大部分不是韩国人也不会说韩语，难道他们做这些事情只是为了刷简历？我曾经问过我的一个英国朋友Ivan为什么对ThiNK这么热衷，他给了一个很康德式的回答：Because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因为这是该做的事情）。为所当为，这个心态至今仍是耶鲁的主流。说耶鲁的学生服务社会仅仅是为了镀金，这真是从何说起！试问在清华办一个关于非洲饥荒的活动，可能几百人的会场场场爆满吗？

第四，我讲一讲我那封给校长的信的最终结局。President Salovey几天后就回信了，写得非常客气。而且他还特意通知了我所在学院的院长Dean Hill，让她好好跟我谈一谈。这并不是要请我去喝茶，而是让Dean Hill介绍我去耶鲁的社会正义中心从事校园改革的工作。我想这种“奇遇”在清华也不会发生吧。

我不想再讲段子了。我只是想指出，任何地方都有不那么高尚的人，绵羊永远是社会的组成部分，无论常春藤还是清华北大。可是万先生似乎想说，因为清华有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耶鲁也有优秀的绵羊，耶鲁就和清华一样有问题，甚至有可能还不如清华。这个观点我想大多数清华人自己也不会赞同。所谓“中美大学有巨大相似性“，只是万先生的向壁虚构。

中国的顶尖大学仍然赶不上美国的顶尖大学，理想主义情怀在美国高校也比在中国更普遍，这本来是常识，而以这个常识为出发点，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在中国的土地上创造出我们自己的哈佛和耶鲁。如果不能反求诸己，中国大学将只能原地踏步，甚至可能退步。William Deresiewicz站在美国的发展阶段上，对美国高等教育提出了严厉批评，这种批评未必值得国人跟着起舞，因为中国和美国的教育毕竟不在同一阶段。既不要盲目崇洋，也不要夜郎自大，告别文化疟疾症，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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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刊载如下，供参考：
（已发表于《南方周末》，2015年7月30日）

现在很多忧国忧民的老派人物已经对中国的大学，包括一流名校，有点不敢抱太大希望了。中国大学给人的印象是不但学术创新能力不行，就连社会责任感也不行，用北大钱理群的话说，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那么礼失求诸野，美国大学又如何呢？常青藤名校学生，是否都是德才兼备，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充满英雄主义和冒险精神的人中之龙凤？在美国名校读本科 — 而不是一般中国留学生读的、以搞科研发论文为目标的研究生 — 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像这样的问题光问哈佛女孩刘亦婷不行，最好再找个懂行的本地人问问，比如耶鲁教授William Deresiewicz[1]。 他去年出了一本书，叫做《优秀的绵羊》（Excellent Sheep）。这个称号并不比“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好听。

显然这是一本批评美国名校教育的书，不过这本书并不只是图个吐槽的痛快，它讲述了一点名校的运行机制。此书没提中国，可是我想如果把中美两国名校教育放在一起比较一下，将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作为中国读者，如果你不怎么了解美国教育，读完这本书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的巨大差异；如果你已经有所了解美国教育，读完可能会惊异于中美大学有巨大的相似性。

也许我们还可以思考一下，现代大学到底是干什么用的。

好得像绵羊一样的学生

为说话方便，我们虚构两个学生：中国清华大学的小明，和美国耶鲁大学的Joe。能入选各自国家的顶级名校，这二人显然都是出类拔萃的精英。人们相信他们都是未来社会栋梁，甚至有可能成为各自国家的领导人。

然而在此时此刻，小明的形象距离领导人还相差很远。他来自中国某个边远地区，身体谈不上健壮，带个眼镜，社会经验相当有限，也不怎么善于言谈，简直除了成绩好一无所长。刻薄的人可能会说小明有点读书读傻了，是高考的受害者。

但小明其实是高考的受益者。他是自己家族，甚至可以说是家乡的骄傲。为了得到这位全省状元，清华招生组曾把小明请到北京陪吃陪玩，美其名曰“参观校园”，直到看着他填报了志愿才算放心，简直是球星的待遇[2]。

Joe的父亲是某大公司CEO，母亲在家做全职主妇。由于父母二人都是耶鲁的毕业生，Joe上耶鲁只不过是遵循了家族传统而已。美国大学录取并不只看分数，非常讲究综合素质。跟小明相比，Joe可谓是多才多艺。他高中时就跟同学搞过乐队，能写能弹能唱，从小就精通游泳、网球和冰球，而且入选校队参加比赛。Joe的组织能力很强，是高中学生会副主席，而且他很有爱心，经常去社区医院帮助残疾人做康复运动。

要论解决刁钻古怪的高考数学题，Joe肯定不如小明 — 但是Joe的学习成绩并不差。Joe从高二开始就选修了几门大学先修课程（叫做“AP”，advanced placement），还没上大学已经具备微积分和宏观经济学的知识，这都是小明从未学习过的、高考范围以外的内容。

跟很多名校一样，耶鲁甚至允许Joe高中毕业后先玩一年再入学，一方面休息休息，一方面趁着年轻看看世界。Joe并没有浪费这一年时间。在欧洲游历了半年之后，他在父亲帮助下前往非洲，以志愿者身份在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工作了几个月，任务是帮助赞比亚减少艾滋病毒感染。

小明深知自己的一切荣誉都来自分数。只有过硬的分数才能让他拿到奖学金、出国留学、找份好工作，夺取光明前途。为此，小明在清华的学习策略跟高中并无区别，那就是一定要门门功课都拿优等。

Joe的大学生活就比小明丰富多了。他是多个学生组织的成员，每逢假期就去做志愿者或者去大公司实习，有相当专业的体育运动，而且经常跟老师和同学们交流读书心得！

所以中美大学教育的确是非常不同。可是如果你据此认为，相对于小明苦逼的应试教育，Joe正在经历的素质教育非常快乐，或者你认为Joe是比小明更优秀的人才，那你就完全错了。事实上，Joe和小明是非常相似的一类人。

Joe为什么要参加那么多课外活动？因为这些活动是美国学生评价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像考试分数一样重要。跟小明刷GPA（平均学分籍点）一样，Joe刷课外活动的经验值也只不过是完成各种考核指标而已。每天忙得焦头烂额的Joe，对这些事情并没有真正的热情。比一心只想着考试的小明更苦的是，Joe还必须顾及自己在师生中的日常形象，这就是为什么他需要知道别人经常谈论的每一本书都说了什么 — 所以他用只读开头、结尾和书评的方式假装读过很多本书。至于能从一本书中真正学到什么，Joe根本没时间在乎。

如果说小明是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其实Joe也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和更早时候的大学生的确都很有社会责任感，非常关心国家大事，甚至愿意为了社会活动而牺牲学业。可能因为各行业收入差距越来越大，也可能因为大学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大学生竞争非常激烈，根本没时间管自己生活以外的事情。除了拿经验值走人，他们并不打算对任何事物做特别深入的了解。清华的学生还有闲情逸致搞个女生节向师妹师姐致意，而耶鲁这种水平的顶尖美国大学中，学生们经常忙得没时间谈恋爱。

Joe和小明的内心都非常脆弱。一路过关斩将进入名校，他们从小早就是取悦老师和家长的高手。别人对他们有什么期待，他们就做什么，而且一定能做好。层层过关的选拔制度确保了这些学生都是习惯性的成功者，他们从未遇到挫折 — 所以他们特别害怕失败。进入大学，他们的思想经常走极端，做事成功了就认为自己无比了不起，一旦失败就认为自己简直一无是处。Joe曾经真诚的认为如果考不进耶鲁，他就与一个屠宰场工人无异。

面对无数跟自己一样聪明一样勤奋的人，他们的情绪经常波动，充满焦虑。他们选课非常小心谨慎，专门挑自己擅长的选，根本不敢选那些有可能证明自己不行的课程。

人们印象中的名校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每个学生都根据自己的个性选择不同的道路，百花齐放。然而事实是在追求安全不敢冒险的氛围下，学生们互相模仿，生怕跟别人不一样。小明一入学就在最短的时间内跟师兄们学会了自己学校的切口和校园BBS上的专用语，哪怕跟校外的人交谈也要蹦出几个“x字班”之类的黑话，而绝不会明明白白地跟你说院系年级。他们不是尽力表现自己的与众不同，而是与“自己人”的相同！

什么时候考托福、哪个老师的课不容易拿分、考研找工作的各种手续、就连办出国打预防针总共会被扎几次，BBS上都有详细的“攻略”。小明对这些进身之道门清，津津乐道，遇到与攻略稍有差异的局面都要上网仔细询问，不敢越雷池半步。小明的师兄梁植在清华拿了三个学位而没找到毕业后该去干什么工作的攻略，习惯性地在一个电视访谈节目向评委请教，结果遭到了老校友高晓松的怒斥[3]。

高晓松说：“你不去问自己能为改变这个社会做些什么，却问我们你该找什么工作，你觉得愧不愧对清华十多年的教育？”

高晓松大概也会看不起Joe。刚入学时，Joe们被告知耶鲁是个特别讲究多样性的大学，他们这些来自五湖四海不同种族、身怀多项技能的青年才俊将来的发展有无限的可能性。那么这些拥有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的精英学生，是否会有很多人去研究古生物学，很多人致力于机器人技术，很多人苦学政治一心救国，很多人毕业后去了乌干达扶贫呢？

当然不是。学生们慢慢发现真正值得选择的职业只有两个：金融和咨询。有统计[4]发现2014年70%的哈佛学生把简历投到了华尔街的金融公司和麦卡锡等咨询公司，而在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更有50%的哈佛学生直接去了华尔街工作。对比之下，选择政府和政治相关工作的只有3.5%。

金融和咨询，这两种职业的共同点是工资很高，写在简历里很好看，而且不管你之前学的是什么专业都可以去做。事实上这些公司也不在乎你学了什么，他们只要求你出身名校聪明能干。

别人怎么要求，他们就怎么反应。不敢冒险，互相模仿。一群一群的都往同样的方向走。这不就是绵羊吗？


假贵族和真贵族

既然是绵羊，那就好办了。中国学生也许不擅长当超级英雄，当个绵羊还是非常擅长的。你只要使用“虎妈”式的训练法，甭管钢琴还是大提琴，你要什么经验值我就给你什么经验值不就行了吗？如果清华大学入学有音乐要求，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小明一定会熟练掌握小提琴。如果说中国教育的特点是分数至上，现在美国教育不也是讲credentialism吗？美国名校难道不应该迅速被华人学生占领吗？

没有。近日有报道，华裔学生Michael Wang，2230分的SAT成绩（超过99%的考生），4.67的GPA，全班第二，13门AP课程，而且还“参加了国家的英语演讲和辩论比赛，数学竞赛，会弹钢琴，在2008年奥巴马总统就职典礼上参加合唱团的合唱”[5]，在2013年申请了7所常青藤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结果被除了宾夕法尼亚大学之外的所有学校拒绝。

这又是什么道理？华人，乃至整个亚裔群体，哪怕是成绩再好，文体项目再多，你要求的我都会，还是经常被常青藤大学挡在门外。很多人认为这是针对亚裔的种族歧视。最近有人联合起来要起诉哈佛大学录取不公平，他们的官方网站就叫“哈佛不公平”（harvardnotfair.org）。

但是读过《优秀的绵羊》我们就会明白，这些整天立志“爬藤”亚裔学生根本没搞明白藤校是怎么回事儿。

稍微具备一点百科知识的人都知道，所谓常青藤盟校，最早是一个大学体育赛事联盟。可是如果你认为这些大学当初组织起来搞体育赛事，是为了促进美国青年的体育运动，你就大错特错了。常青藤的本质，是美国上层社会子弟上大学的地方。

十九世纪末，随着铁路把全国变成一个统一的经济体，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也就是WASP，中的新贵不断涌现，他们需要一些精英大学来让自己的子弟互相认识和建立联系。这些大学录取要求会希腊语和拉丁文，这都是公立高中根本不教的内容，这样平民子弟就被自动排除在外。

所以精英大学本来就是精英阶层自己玩的东西，是确保他们保持统治地位的手段。自己花钱赞助名校，让自己的孩子在这些大学里上学，然后到自己公司接管领导职位，这件事外人几乎无法指责。哈佛是个私立大学，本来就没义务跟普通人讲“公平”。

当时“有资格上”哈佛的学生进哈佛相当容易，录取根本就不看重学习成绩。事实上一直到1950年，哈佛每十个录取名额只有13个人申请，而耶鲁的录取率也高达46%，跟今天百里挑一甚至千里挑一的局面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相对于学习成绩，学校更重视学生的品格养成，搞很多体育和课外活动，以人为本。也许那时候的美国名校，才是我们心目中的理想大学，是真正的素质教育。

然而精英们很快意识到这么搞不行。一方面新的社会势力不断涌现，一味把人排除在外对统治阶层自己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子弟的学业的确不够好。

于是在1910年代，一些大学开始率先取消希腊语拉丁文考试，给公立高中的毕业生机会。然而这样一来一个立即的结果就是犹太学生比例突然增加。精英一看这也不行，赶紧又修改录取标准，增加了推荐信、校友面试、体育和“领导力”等要求。这才有了后来常青藤这个“体育”联盟。

类似这样的改革反复拉锯。到1960年代曾经一度只看分数录取，于是当时在校生的平均身高都为此降低了半英寸。最后妥协的结果就是今天这个样子，既重视考试成绩，也要求体育等“素质”。

而到了这个时候，这些所谓素质教育的本质就已经不是真正为了培养品格，而是为了确保精英子弟的录取比例。并非所有“素质”都有助于你被名校录取，你需要的是有贵族气质的、而且必须是美式传统精英阶层的素质。这就是为什么你不应该练吉他而应该练大提琴，不应该练武术而应该练击剑；你需要在面试时表现出良好教养，最好持有名人的推荐信；你光参加过学生社团还不够，你必须曾经是某个社团的领袖；你参加社区服务决不能像北京奥运志愿者那样一副三生有幸的表情，而应该使用亲切屈尊的姿态。

一句话，这些事儿普通人家的孩子很难做到。如果你不是贵族，所有这些素质教育的要求，都是逼着你假装贵族。

美国名校通常都有对低收入家庭孩子减免学费的政策，比如哈佛规定家庭年收入在6万美元以下的学生全部免费，18万美元以下则最多只需交家庭年收入的10%。这是非常慷慨的政策，要知道如果你的家庭收入是18万美元，你已经比94%的美国家庭富有。但哈佛能用上这个减免政策的学生，只有40% — 大部分哈佛家长的收入超过18万美元。我看到另一个数据，在斯坦福大学，接近一半的学生家庭年收入超过30万美元（这相当于美国前1.5%），只有15%的学生家庭年收入不到6万美元（相当于美国后56%，一半以上）[6] — 这意味着前者家庭孩子进入斯坦福大学的可能性约为后者的124倍。

上大学花多少钱根本不重要，上大学之前花了多少钱，才是真正重要的。有人统计就连SAT成绩都跟家庭收入正相关。而获得贵族素质的最有效办法是进私立高中。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这三所大学，其录取新生中的22%，来自美国100所高中，这相当于全国高中总数的0.3% — 而这100所高中之中，只有6所不是私立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生在一个普通家庭，你什么素质都还没比就已经输在起跑线上了。但即便如此仍然有人偏偏不服，再难也要进藤校。那么在众多“假贵族”的冲击下，现在藤校录取是个什么水平的竞争呢？

《优秀的绵羊》透露了一点耶鲁大学的真实录取标准。如果你在某一方面有特别突出的成就 — 一般小打小闹的奖项没用，必须是英特尔科学奖这样的全国性大奖 — 你肯定能被录取。如果没有，那你就得“全面发展”— 对耶鲁来说，这意味着7到8门AP课程和9到10项课外活动 — 即便如此也不能保证录取，还得看推荐信和家庭情况。至于亚裔津津乐道的SAT考试成绩，没有太大意义。

我觉得考清华似乎还比这个容易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有志于名校的美国高中生其实比中国高考生辛苦得多。

但耶鲁还有第三个录取渠道。凡巨额捐款者的孩子，一定可以被录取。

名校的商业模式

这样说来，美国私立名校从来就不是为全体国民服务，而是为上层阶层服务的机构。名校之所以时常做出一些“公平”的努力，比如减免学费，优先录取少数族裔（不包括亚裔），仅仅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要为精英阶层补充新鲜血液，这样系统才能保持稳定；第二，只有“公平”，才能保住自己作为非营利机构的免税资格。

既然是为精英阶层服务，那肯定要严格要求精心培育，把大学生培养成真正的未来领袖吧？Deresiewicz却告诉我们，现在名校其实并不重视学生教育。

中国科大有一年新生入学，校方搞了个家长会。座中有个北京来的家长不知提了个什么问题，校领导居然说，科大在北京录取分数线低，你们北京来的要好好努力才能跟上同学！搞的北京家长非常尴尬。像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在耶鲁发生。学生们明明是靠家庭特权进来的，学校对他们却只有赞美，而且在各种场合不停地夸，学生们以为自己能力以外的资本等于零。这导致名校学生对上不了精英大学的、普通人的事根本不感兴趣，更谈不上了解国家现实。他们没有真正的自信，但是个个自负。

既然都是精英，那必须得好好对待。如果你在普通大学有抄袭行为，或者错过一次期末考试，你可能会有很大的麻烦；而在耶鲁，这些都不是大问题。截止日期可以推迟，不来上课不会被扣分，你永远都有第二次机会。据Deresiewicz在耶鲁亲眼所见，哪怕你遭遇最大的学业失败，哪怕你抄袭，哪怕你威胁同学的人身安全，你都不会被开除。

一方面名校学生平时课外活动实在太忙，一方面教授们指望学生给自己留个好评，现在名校的成绩标准也越来越宽松。1950年，美国公立和私立大学学生的平均GPA都是2.5；而到了2007年，公立大学的平均GPA是3.01，私立大学则是3.30，特别难进的私立大学？3.43。到底哪国的大学更“严进宽出”？中国的还是美国的？

但这组GPA贬值的数据也告诉我们，过去的美国大学比现在严格得多。事实上，在两个罗斯福总统上大学的那个年代的这些名校，虽然摆明了就是让贵族子弟上的，其教学要求反而比现在更严。老贵族非常讲究无私、荣誉、勇气和坚韧这样的品质。那时候当学校说要培养服务社会精神和领导力这些东西的时候，他们是玩真的。今日新贵充斥的大学简直是在折射美国精英阶层的堕落。

如果名校不关心教育，那么它们关心什么呢？是声望，更确切的说，是资金。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每年推出的全美大学排名，并不仅仅是给学生家长看的。大学能获得多少捐款，甚至能申请到多少银行贷款，都与这个排名息息相关。为什么在真正的入学要求越来越高的情况下，名校还鼓励更多人申请？为了刷低录取率。录取率是大学排名计算中非常重要的一项，越低越好。为什么大学把学生视为顾客，不敢严格要求？因为毕业率也是排名标准之一，而且是越高越好。

在现代大学里教授的最重要任务是搞科研而不是搞教学，因为好的研究成果不但能提升学校声望，还能带来更多科研拨款。在这方面中美大学并无不同，讲课好的教授并不受校方重视。但大学最重视的还不是基础科研，而是能直接带来利润的应用科研 — Deresiewicz说，名校在这方面的贪婪和短视程度，连与之合作的公司都看不过去了。

校友捐赠，是名校的一项重要收入来源，哈佛正是凭借几百亿美元的校友捐赠基金成为世界最富大学。我们前面说过哈佛大部分学生去了华尔街和咨询公司，其实这正是大学希望你从事的工作。

我最近看到两条新闻正好说明这一点。一个是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中大肆做空获利的对冲基金总裁约翰•保尔森，给哈佛大学工程与应用科学学院捐4亿美元，为史上最高校友捐款，哈佛直接把学院命名为约翰•保尔森工程和应用科学学院。另一个更有意思，黑石集团的Steve Schwarzman向耶鲁大学捐款1.5亿美元，哈佛为此非常后悔，因为此君当初曾经申请了哈佛而没有被录取 — 所以有人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7]说哈佛应该用大数据的思维更科学地分析一下哪些高中生是将来可能成为亿万富翁，可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

学生职业服务办公室对律师、医生、金融和咨询以外的工作根本不感兴趣。你将来想当个教授或者社会活动家？学校未必以你为荣。大学最希望你好好赚钱，将来给母校捐款。

为什么出生在美国的Michael Wang上不了藤校，而一所中国高中，南京外国语学校，却有多名学生被藤校录取？这可能恰恰是藤校布局未来校友捐款的策略 —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精英学生未来有更大的赚钱潜力，对藤校来说“金砖五国”的高中生比西欧国家的更有吸引力。

总而言之，美国名校找到了一种很好的商业模式。在这个模式里最重要的东西是排名、科研、录取和校友捐款，教学根本不在此列。

而鉴于中国名牌大学 — 尽管没有一所是私立的 — 一直把美国名校当做榜样，甚至还可能把这些事实上的问题当成优点去学习，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大学的未来也是如此。

有清华教授程曜，出于对学校种种不满，竟曾经以绝食抗争[8]。Deresiewicz的愤怒可能还没到这么极端。他认为大学应该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价值观和真正的思考能力，推崇博雅教育，甚至号召学生不要去名校。

但如果小明和Joe跑来问我，我不知道应该给他们什么建议。也许大学根本就不是教人生观价值观和思考能力的地方。也许你应该自己学那些东西，也许你根本就没必要学。Deresiewicz说他有好几个学生最终决定放弃华尔街工作，宁可拿低薪为理想而活，我想小明未必需要这样的建议。

但我的确觉得这个世界哪怕分工再细，专业化程度再高，也不太可能完全靠绵羊来运行。

何况绵羊的生活其实并不怎么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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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tricom163    时间: 2015-8-9 11:24


【如果清华大学入学有音乐要求，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小明一定会熟练掌握小提琴。】
课本里的小明或小红通常用来对付成绩要求；如果有音乐美术体育等要求，小明小红可能会力不从心，但是没关系，小明小红对付不了的，会有小亮小霞跟上。

【老贵族比今日新贵更严于律己更懂得服务社会云云，不过是毫无历史根据的陈词滥调，和中国人成天感叹江河日下世风不古没有什么区别。】
经典。厚古薄今或厚今薄古皆不可取。贵族社会灭亡，就是因为它撑不下去了。等到资本主义新贵撑不下去的时候，自然也不能独活。

【President Salovey几天后就回信了，写得非常客气。而且他还特意通知了我所在学院的院长Dean Hill，让她好好跟我谈一谈。这并不是要请我去喝茶，而是让Dean Hill介绍我去耶鲁的社会正义中心从事校园改革的工作。我想这种“奇遇”在清华也不会发生吧。】
估计更多人对耶鲁的社会正义中心从事校园改革的工作及其本人的工作成效感兴趣，人家的领导对愤青还挺有一套的。反驳万先生的话，则无多少亮点。清华固然不会发生类似事件，那又怎样呢，既然处在不同阶段，讲来讲去都是鸡同鸭讲，徒费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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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elenminliang    时间: 2015-8-13 16:05
事实上，精致的利己主义也是有一定比例的，但是因为文章就是要提出问题，并且这的确也是个问题，所以侧重讲了并不是很光鲜的一面。

先帮这些利己主义讲几句话吧，按照目前社会的衡量标准，金钱的衡量还是比较可靠的，为社会多少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能挣到多少钱，先不考虑公平的问题可以吗？追求金钱并没啥不好。记得《光荣与梦想》里面在和平时代，也有人责备青年人没有理想，没有主义，不出来领导众人改造社会。其实在和平年代，改变都是缓慢的，但并不是无效，或许经历过激烈的社会变革，这种改良会更得到认可。

《优秀的绵羊》找到英文版的，在看，英文不好，很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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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helenminliang    时间: 2015-8-13 16:08
藤校在选择孩子方面已经考虑得够多了，至少比国内学校多。比如书中所说的很多孩子缺乏热情，这种热情在录取的时候也是一项考量条件吧，只是不能量化，很难真正了解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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