介绍一部电影：《布达佩斯大饭店》：写给“新艺术运动”的老情书 - 祝孩子们天天健康快乐！

喜欢看电影的人，有时候，当你看完一部电影，在一月也好，五月也罢，你会知道：刚刚结束的这个片子，将会是你的年度最佳，即使今年接下来还有几十部、乃至上百部等着你。

几个月前，看到预告片时，我就已经将其加入到豆瓣电影的“想看”列表中。怎么会不想看呢？强大的卡司和制作阵容，加起来得过的奥斯卡小金人至少够一个加强排。导演韦斯·安德森有自己强烈而独特的风格，完全不同于其他好莱坞同行。在他的电影里，特效为剧情服务，剧情为人性服务。他的影像色彩锐利、对比鲜明，与他最爱使用的对称式构图一起，每一个镜头，仿佛一幅幅西方古典时期的经典油画。这一幅幅油画，从不同角度、不同距离，以不同笔触描绘出他自己想象中那个奇异、瑰丽的世界。

这一次，韦斯·安德森选中了二十世纪30年代初期的中欧，作为《布达佩斯大饭店》时代背景。当时的欧洲，一战已经结束十几年，“黄金十年”的发展，也慢慢抚慰着一战造成的心灵创伤。残存下来的蓝血贵族们一厢情愿，认为歌舞升平的时代仍将继续，马照跑，舞照跳。而他们没有看到：一战已经彻底动摇了老欧洲的根基，铁路和电报作为物质和信息沟通方式，高速发展，以几何级数在放大、深化着社会裂缝。

电影男主角古斯塔夫先生，是虚构的中欧牛茅国布达佩斯大饭店礼宾员，他热爱诗歌，热爱香水，在“虚荣、肤浅、金发、需要呵护的”蓝血贵族之间，他长袖善舞，抚平她们的皱纹、灵魂与身体，同时乐在其中。德格斯·乌·特斯夫人，就是其中一位。在她不明原因身故之后，遗嘱中将一幅名画留给了古斯塔夫先生，夫人的儿子迪米特里为了夺回名画，不惜栽赃古斯塔夫先生。一番波折，后者靠自己的智慧和人脉，得到公正的结局。然而，二战即将开始，纳粹的阴云笼罩欧洲，而古斯塔夫先生的命运……好了，剧透到此为止。

从片名也能看出来，这座“布达佩斯大饭店”自然是电影中另一个名副其实的主角。剧中的她，在三十年代的霓裳艳影装扮下，靓丽光鲜，似乎爵士年代夜总会首席女伶，风姿绰约。可以坐在远处远远看她高歌一曲，也能在演出间隙同她倾谈几句，聊得高兴，也许今夜就不必担心孤枕难眠。她，正是欧洲“新艺术运动”的建筑典范。

新艺术运动（Art Nouveau），起源于十九世纪90年代，受自然界有机物形式构造的启发，强调感官享受的快感和线条流畅的造型。雕塑家、珠宝匠、陶瓷艺术家和招贴画家，是这场运动的先锋，特别是招贴画家，以捷克艺术家阿尔丰斯·穆夏和英国插画家比亚莱兹为代表，他们设计海报和书籍插页，百年后现在的工业设计师们都要参考。建筑方面的新艺术运动，直接改变了欧洲各大城市面貌，影响力甚至波及到中国上海、天津、济南、哈尔滨。

电影中，30年代的饭店门厅，上檐如荷叶，门上有藤蔓般的字体，这都是典型“新艺术运动”风格。酒店内部取景，来自于德国东部小城格立兹（Görlitz），当地有一所废弃的商场，始建于二十世纪初，正是德国“新艺术运动”如火如荼时期。

影片男主角叫古斯塔夫（Gustave），与奥地利新艺术运动——“分离主义”——代表人物古斯塔夫·克里姆特（Gustav Klimt）的名字，仅有一个字母之差。而这两位古斯塔夫都谙熟处理复杂情欲关系的艺术。礼宾员古斯塔夫，既可以满足多位老年贵妇的身心需要，又不会引发不必要的矛盾。画家古斯塔夫，总能说服陌生女子做他的人体模特，而且无论是拿起画笔前后，总是可以发生些什么，而且他还能让这些女子保守秘密，直到他死后，家人才知道他已经与众多情妇生下17个子女。

首先是德格斯·乌·特斯夫人的衣着，这明显取材于克里姆特的人像作品，神奇、迷幻、极富装饰感。这个镜头中，人物背后有两幅画，一左一右，也都是克里姆特的风景画。

在德格斯·乌·特斯夫人的书房中，放着一幅克里姆特的《伊丽莎白·巴霍芬男爵夫人肖像》。有趣之处在于：如果去看这幅肖像画的细部，会发现在男爵夫人两边那些小人，活生生像是从中国传统戏剧舞台走下来的人物，有侍女，有官兵。

在剧中，当古斯塔夫和门童徒弟将夫人给他的画拿走之后，为了填补空白，他们随手找了一幅画挂在原来的位置。那幅画来自克里姆特曾经的徒弟：埃贡·席勒（Egon Schiele）。席勒的画颓废、灰暗、线条极具表现力，用歇斯底里的欲望主题表达年轻人对世界、对自己的恐惧和疑惑。当然离“新艺术运动”越来越远，但正是这种他自己的风格让其作品传扬于世。可在时人眼中，“伤风败俗”对他的画来说恐怕都算是“夸奖”了。所以，迪米特里要将这幅画在椅子上直接砸烂。这令人想起：纳粹在德国当政之后，年轻时没有考上美术学校的希特勒，极度厌恶当时的超现实主义、后现代主义和先锋主义作品。1937年，纳粹在慕尼黑举办名为“堕落的艺术”展览，集中展出16000件先锋艺术家们的绘画、雕塑和其他作品，并在展览结束后低价处理，或者销毁。无数艺术珍品就此灰飞烟灭。剧中的迪米特里，最后也加入了影射纳粹的组织“ZZ”。

电影中有另一个主人公：小门童“零（Zero）”，妻子与两岁的孩子在后来死于普鲁士流感——一种虚构的荒谬小病。在真实历史中，1918年秋天，西班牙流感传染到维也纳，席勒怀有六个月身孕的妻子爱迪丝因流感而过世；三日后，席勒也因流感而身故，年仅28岁。

至于夫人遗嘱中留给古斯塔夫先生的那幅画，完全是导演虚构的一幅世界名画，真画来自一位英国当代肖像画家。虽然模仿了很多古典大师，但比起埃贡·希勒的画，价值差别不可以道里计。

影片结尾，布达佩斯大饭店被战时各方军事机构征用。一次偶发事件，导致各方军官纷纷开火，将这新艺术运动的曼妙建筑打得弹痕累累，满目疮痍。一个时代，也就此结束了。一些人，一些像古斯塔夫先生一样讲求优雅、体面、艺术的人，也随着这个时代驾鹤而行，不知所踪。

生活虽然不光华瑰丽，但非常安逸舒适。享乐既不高雅又不粗鄙。不讲究繁文缛节，没有低级趣味的嗜好。既没有学问渊博的雅士，又没有愚昧无知的平民。天才越来越少，但知识日益普及。……文艺作品的杰作虽然不会太多，但作品的数量将会大增。……我举目环顾一下这伙既无超群者又无落后者的在许多方面都一样的众生，真为这种普遍划一的情景感到悲怆和心寒，并为这里已不复有社会而遗憾。”

想必正是同样的感受，让韦斯·安德森拍出这部《布达佩斯大饭店》，作为情书，献给新艺术运动、献给那个永远不再的欧洲、永远不再的时代。而他自己，借老年之后的门童“零”之后说出：“极为优雅地维持了那个幻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