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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生我才必有用》
王刚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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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我结束了六年“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崇明农场生活，离开了耗掉我六年火热青春的跃进农场，“顶替”我爸爸在上海市水产局的位置，回老家上海在上海市水产局所属的绳网厂当起了钳工。一夜间，从农民变成了工人，从这个火坑跳到了另外一个火坑！由于当年上海的工作岗位有限，而知识青年结束“上山下乡”的流浪生活回上海老家又是必然趋势。矛盾之下，有“智囊团”想出了一个“触刻”的主意，即知青回沪条件是“退一顶一”，你要儿子女儿回家可以，但你必须要有提早退休的牺牲精神！我爸爸的职位是船长，一位风光的船长，为了儿子能早日结束在农村的苦难生活，回上海并有份工作，让王家继续在大上海而不是崇明岛繁衍生存，这位伟大的父亲，在他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嘎然壮士断腕，让我回家，而自己却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工作了四十年的水产局。仰天长啸，怀着不知是喜是悲的心情提早退了休，至今一直领着一份水手级别而不是船长级别的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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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上的柔道》——我的处女作，这张照片是我卖出的第一幅作品，发表在当年某天的人民日报体育版上。由于编辑把我附在照片上的那张文字介绍给弄丢了，不知怎样才能连系上我來付我那二十元稿费。于是，在攝影师一栏给我编了个名字:刘夏鸣，意即留下名。后来我北京的玮然表妹见到了这张报纸，给我鸿雁传书，曰：大表哥的作品被盗用了，快追!我一个长途过去，老编笑答:我们正在等你这个电话呢，快来领稿费！照片内容是上海外滩有一对双胞胎姐妹经常在外滩练柔道，凶狠的教练是她们的爸爸!那时候我在上海绳网厂上班，月工资四十二元。从那后，我便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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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黑白照片是我在一九八七年的夏天在上海山海关路靠慈溪路口拍的。烤人的太阳终于下去了！家里没有想过要装空调，故在夏天，每天太阳下山后，在路上洒点水降降温，然后小桌搬出来。一桌子的菜、一圈子的家人，多么地温馨。后面还有个看人家吃饭的隔壁邻居，喂，你妈没告诉过你不要去看人家吃饭吗，还挖鼻子！今天被人家拍去了吧？前面藤椅上躺了个刚过周岁的小毛头，看得出是男的，今年应该二十七岁了，如已结婚生子的话，儿子也该这么大了吧？如你今天刚巧看到这张照片的话可别来找我算账啊，估计那天没有给你包尿布的原因是天太热，容易长痱子！后来此照在《文汇报》的一次比赛中得了头奖。没有奖金，只有奖品一一海鸥牌DF单反机一套。当时作品见报时被这家人家“刮三”了，通过报社找到我，要我赔偿，赔什么呢，报社说放大一张八吋的照片给他们，此事就算了了！原来都喜欢此照啊，后来此事圆满结束，皆大欢喜！如果今天你们还想要一张的话我也很乐意给，来张十八吋的怎么样？还可以同时配一个高级像框，免费的，因为它毕竟代表着我们上海曾经有过的一种生活方式。不过画面中的小弟弟可能会说：“给我打马赛克，不是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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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猪》，安徽，凤阳，一九八八年摄。这有別于宠物小香猪，是养大了卖掉养家糊口用的!这孩子穿的是窟窿棉袄，里面基本不穿內衣，到天热了就直接穿短衫了！替换衣服不多。这是我第二次去凤阳，我要拍它的变化。
[attach]22624[/attach] 摄于一九八三年的初秋，我家门口，茂名北路上，台风刚过，积水未退，但恰逢是老人家搬家日。这可是两家对搬，改不了日期，风雨无阻的！可苦了这孤老头了！其实我摄影师也不轻松，我记得我是拖鞋别在腰带上，光脚在没膝水里淌漾的，就怕一脚踩空，相机掉进水里，那以后没相机的日子叫我怎么过！

   我的新生活开始了，但并不意味着有希望的好生活开始了。由于刚从农村出来，在车间里，我是一位没有级别的钳工。工资每月36元，是起步价。负责教我的师傅是八级（最高级别），工资120元，是封顶价。然而不幸的是，我是永远达不到他那个级别的，因为我没有进过技校，非科班出生。
   别看那个破车间，级别很森严的，那些整天说说笑笑，对工作充满了热情的隔壁师傅们，都是五、六级以上的，车间因为他们而热闹，但是却与我无关。也就是说，我的前途是一目了然的。话说回来，就是达到他们的级别又怎么样呢？几年后，我在路上撞上了师傅，退了休的他正在人行道上摆摊，卖一卷卷的橡皮膏，他说这叫“发挥余热”赚外快，我晕倒了！我知道，如果我在工厂全力以赴地工作三、四十年直至“光荣退休”的话，最高境界也就是退休后在路上摆摆摊，然后就是经常跟城管玩猫捉老鼠游戏，弄不好还要被“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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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级教室》，一九九八年摄于延安附近的某小学。教室就是窑洞，一洞一班级。东、西和北面是三面土墙，只有南面是门和窗，冬天糊上报纸挡住刺骨寒风，夏天捅破它让自然风进来，多么环保！坚苦点没什么，这些窑洞曾孕育出一代天娇！这个是一年级的教室，这儿平时很少有外人来，故看见我兴奋异常。不知这个班级里将来是否也会有栋梁级人才出现，还是尽出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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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天实在太热，就是把门窗敲掉了也不管用！于是乎，聪明的老师便把他们带到了操场上、树阴下，这叫《不怕太阳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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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十年代中期，上海到杭州的硬座火车。此车路经三十来个车站，站站都停，特慢。那时我去我外祖父母的老家枫泾时就坐这车，票价好像是一元二角。现在可是高铁了，那个快呀！将来呢？恐怕人就坐在管道里，像子弹一样地划个弧线就直接到到西湖边了。然后坐下就磕瓜子喝绿茶了。不过希望那时游客少一些，再好的地方，人一挤就没意思了。
   为了解释清楚我是如何爱上摄影的，必须让时间再跳回到农场时代，谈谈“开河”。在崇明时，每年冬天是农活的淡季，俗称农闲。农民们这时泡着热茶叼着烟，磕着瓜子，走街串巷找乐子。而上海来的小青年们就没这个福份了，因为我们是隶属上海市农业局的，是农场工人，领工资的，而非工分。不可以想做就做，不高兴做最多工资不要了，而是每天要上班八小时的。
   那农闲怎么办，大家翘着二郎腿聊天吗？想得美，领导会动脑经的：“喂，那儿有两条河浅了，抽干水挖挖深，这叫水利，我怕你闲着！”所以我们最怕冬季，因为开河是常态，而活儿之重足可以挑战人类的极限！
   那时开河是全靠人力的：老职工男生站在下面挖，冰凉的湿土经常掉进套鞋里，有时候脚会陷进淤泥里不能自拔，只能光脚出来，把高统套鞋留在冰冷的淤泥里。女生和新来的男生（经常被老职工骂“新木货”）则负责扛，每筐都是一百多斤，两个人拖泥带水地从河底向岸上扛。一天十二个小时，一天扛十吨土是很平常的事，这叫炼“铁肩膀”。我们都很自觉，不用领导骂，因为都想早点回家过年。
   这批人的肩膀都被压得一高一低的。知道哪个肩高吗？错了，是一直使用的那只。刚开始是血淋淋的黏在衬衣上，时间长了，高出了一块老茧一样的死肉。我记得我的右肩上有一块刚结口的黑色长方形的像海苔紫菜模样的芥，是过年时我妈把它揭下的。这叫“游子肩上芥，慈母心头肉，迟迟归来日，轻轻揭芥时”。我却笑着安慰她：“那儿可真是个锻炼人的好地方，比读什么励志书籍都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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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孺子牛》，这张照片是我用我妹妹送我的东方牌相机拍摄的，那是我人生第一台相机。当时一拿到相机就有了去外地拍照的冲动。都那么多年了，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相机，而不用看人脸色去借了。接下来马上计划摄影路线，然后火车接汽车，直奔当年改革试点：安徽凤阳县。凤阳在历史上就是出了名穷地方，本来出花鼓戏，后来出叫花子。现在开始试着让农民自己承包土地，私人可以养牛、猪，日子开始富裕了，我想上镜的景象肯定不会少的！这天下午我路过村边，在水稻田边上，看到这位放牛娃躺在他家的母牛身上打瞌睡，大概是放牛放累了。母牛倒是睁大着眼睛守护着他，边上还有一只小牛，屁股冲着镜头，是它的孩子。由于我当年用的是八毛钱一卷的上海牌过期胶卷，故颗粒特粗，请大家凑合着看。在一九九零年，我把这张照片送去参加一个在英国伦敦举办的，由Ballentine Whisky 赞助的国际摄影大赛。结果运气好，画面虽粗糙，却碰上了识货的评委，给了我一等奖，奖金是五千英镑。可惜当年我境界不够高，把钱都乱花掉了。其实我应该把这些钱用来买牛，送给贫困的凤阳农民兄弟，当年最贵的大水牛约一千元一条，五千英镑可买五十条一大群牛，牵到村里，一户发一条，那是什么概念啊，一九八九年中国人的年均收入是七百九十八元！
   在崇明岛，我们开河挖的土，如筑成一米高和一米宽的墙，可绕赤道三圈！这是什么概念啊，都是我们用华锹（一种类似洛阳铲的窄长铁铲，崇明特产）一锹一锹挖出来的，那三圈不是土方，而是我们浪费了的青春！
   据说当年有位市里来的领导，坐飞机巡视崇明岛。那是秋季，斜阳西下，芦苇荡和稻田顺着微风泛着金色波浪，整个岛上的小河也泛着夕阳的金光，领导感叹：“壮观的祖国第三大岛，美中不足啊！河都是小小弯弯的，像小孩尿的尿，没一条直的。”其实弯曲的线条比直的更美，他不懂。“遵命”！边上的小领导看到了晋升的机会，过几天便召集起各农场的全部劳力，开了誓师大会，宣布要开一条五十米宽，连通南北长江（长江在入海口被崇明岛一劈为二）的县办大运河。
   于是乎，该我们知识青年们倒霉了。离过年仅有两个月的时间了，那就马上开始吧。早开好早回家，慢了要在工地过年的，拼命地拼命！全岛八个农场二十多万人，为了早日回家过年，早日回家见江东父老，便没日没夜地加班。一天平均下来只睡五、六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全部在工地上手挖肩扛。整个场面就像是一条逐格拍摄的纪录片：一片荒地，忽然从四面迅速涌来了成千上万只“蚂蚁”，不舍昼夜地迅速重复移动，地面随之呈倒梯形状下陷，“蚂蚁”们又迅速原路移去，显出了一条一望无际的无水之河。
   此时，南北两闸同时放水，滔滔江水伴着泥沙，怒吼着对冲过来，像是在为这帮孩子鸣不平！两股巨龙般的水流对撞于江中段，“轰然”声中一条巨龙般的灰黄色水柱窜向苍穹，停在天上迟迟不愿下来，并托出了三个苍劲有力的带有怀素风格的红色狂草大字“望沧江”。于是，一条笔直壮观的伴着上海知青汗水和泪水的，名为“望沧江”的“县办大河”莫名其妙地诞生了。为此，崇明版图上增加了一条可有可无的江河线，而我们的心上，却刻上了一条深深的伤痕。望沧江，云水长，怒涛卷起千层浪！千层浪，今已平，青春虽逝，记忆难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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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儿郎风雨上学图，摄于江苏省太湖边上的渔村。就像歌里唱的：不怕风雨狂，只怕老师吗我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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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政府把海量的毛像给覆盖掉了，但时隔不久，都逐渐逐渐地又露出来了，对我来讲，这样就更上照了。这是在我家后门拍的，拍的时候老太太想走开，我说：不用，我是在拍上面。她信以为真，如她走开画面就不好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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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练》。一九七八年，陕北。一帮子退休的小镇老头，每天一早来到干涸了的黄河边，踢腿拉韧带练筋骨。右二是老师，左二是初学者，他正犹豫不决不知何是起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