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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zt】知识分子与关心政治 [打印本页]

作者: 1717 时间: 2012-9-2 16:01
标题: 【zt】知识分子与关心政治
舒芜身后有虚无
2009-08-23 10:05:35|  分类：    默认分类

   中国文坛上符号式人物、文化老人舒芜去世了。《明报》的报道标题为“ 文字狱告密者作家舒芜87岁病逝北京。”这个说法是这个网络时代的标题党作派。但2009年好像流行“揭密”，章诒和掀开了黄苗子告密的历史一页。而今又有人盯上了舒芜。有趣的是，章诒和也是祖籍桐城。所以抚今追昔，想到了桐城这片土地上走出的不少文化人的遭遇来。可以说每个故事都有说不尽的伤痛，只是盼望老一辈文学家的遭遇不要重演。但恐怕重演是少不了的。萧伯纳说过，人类从历史中得到的唯一教训，就是我们不会吸取历史的教训。

   胡风一案，岂能把帐都算到舒芜头上，而让制度、社会和历史摆脱干系？舒芜先生所作所为固有他的过错，可是是谁让一个时代的文人同根相煎？如果舒芜当时不发声，毛还要不要找机会整知识分子？这是不用多细究的事情。

   最早是从《桐城古今》的序言当中认识舒芜的。他给家乡这本书小书写的序里，有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 他说这话他是从戏文里看来的：“洪秀全，曾国藩，齐来坐席又何妨？”可以想见作序时的心境，或许是盼人生的恩怨纠纷，能换到另外一个处境之下，一笔勾销。应该说，人与人之间，谅解了，和解了，接着往前走，这才是王道。但恐怕现实没有这么容易，他活了多久，就背负着胡风案的尴尬多久。如果说给《桐城古今》写序的时候，舒芜先生还有所期待的话，后来他选择了沉默。据他女儿透露，他去世前未曾留下任何一言，或许这也是一个姿态，恩怨与成就，全归为虚无吧（桐城方言中“舒芜”和“虚无”同音）。

   如果不是因为胡风案，以舒芜的学识和研究，早就是一“国学大师”了。这不是为他在胡风案中的所为开脱。开脱也不会成功，因为余世存为他的辩解都可以被一一破解。生前舒芜曾深刻反省“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但是这么说也没有用，似乎他始终要背着这个历史旧案一辈子。

   这旧案也是悬案，由于牵涉甚广，且有政治、文艺、个人多个维度，故尚存诸多争议，真相也未必只是一个版本。还望文学史研究者能在舒芜先生去世后，多去调查，从不同视角去还原历史本原。由于事涉主观判断，感情介入，判断之前，应以当时原始资料为准，分析文本之间的差异，和事件的顺序和关联，并将其文章放入恰当的语境。不然，说他是，言他非，都脱不了排队找立场的套路。而正是这个套路，在当时的文坛刮起了腥风血雨。

   不过桐城好像老和文字狱牵连在一起。可是如果从知识分子和统治阶级的关系上来看，两次文字狱其实一脉相承。当年康熙为了戴名世的《南山集》，要将戴名世一家灭族：“祖父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不分异性，及伯叔父兄弟之子，不限籍之同异，年十六以上，不论笃疾废疾，查出送部，律斩立决。”戴名世遭此厄运，其实也是他出言不逊得罪了当朝权贵。“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睥睨一世，以司马迁自居，在《送蒋玉度还毗陵序》中写道：“今之所谓才士者，吾知之矣，习剽窃之文，工侧媚之貌，奔走形势之途，周旋仆隶之际，以低首柔声乞哀于公卿之门，而士之论才士者必归焉。”结果当时的那些当朝权贵（要知道在那个学而优则仕的时代，他们很多也是文人），很不感冒，结果被都御史（相当于今日检察院院长）赵申乔告了。

   赵申乔是何许人也？康熙四十八年状元赵熊诏的父亲。当年得第二名的就是戴名世。可是后来戴的名声更盛于赵熊诏，这就好比杨雪仪当上了港姐，结果反倒不如亚军张曼玉一样。所以有人说，赵状元的状元，是其父亲走后门活动来的，戴名世才应当是状元。赵申乔怀恨在心，有机会公报私仇的时候，他不用才怪。见《南山集》中引方孝标“南明”年号，赵仿佛找到了 “硬伤”，毫不客气地向皇上告密了。那时候不叫告密，叫“参上一本”。

   那么康熙怎么又会信呢？这个又得说到君臣相处的复杂了。桐城出了两个张英张廷玉“父子宰相”，两人都韬光隐晦，并不招摇。家人造房子，和邻居发生地基纠纷，宰相修书一封给家人“千里家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足见宰相肚里能撑船，其城府深不可测。皇帝要用一个人，习惯这种做事谨慎低调，老成持重之人，不习惯戴名世这种头上长角的人物。而当时桐城文风很盛，有人叹：“天下文章，皆出桐城乎？”以至于科举考的时候，桐城有“五里一进士隔河两状元”一说。桐城派大家方苞，李光地称他 “当与韩、欧争列，北宋后无此人也”。结果却也犯了“政治错误”，给“悖逆”的《南山集》作序，结果被抓个了现行，还好只是废为白衣，留廷察看。看来还是默默做事最好，一出头，皇帝就给你拍下去，让你知道你的的本份是什么。

   舒芜本名方管，是桐城的“鲁谼方”，方苞是“桂林方”（我自己也是桂林方），但觉得讽刺的是，每次文字狱都少不了方家。虽然方苞和舒芜在这两次文字狱中扮演的角色不同，但性质大同小异，都是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说了错误的话，他们的写作，被怀揣他意（美国人说这叫hidden agenda）的统治者做了文章。张业松先生在《书屋》的文章颇有见地：“舒芜先生脑子里还是缺了最要命的一根筋：他似乎始终就没有充分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胡风的对手们牢牢地绑缚在胡风的战车上，身份极其特殊，只要他开口向着对方说话，就是‘起义’。”舒芜先生之所为，也有他无奈的一面：“《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我相信他后来确实也活在忏悔之下，谁曾料想他会在一个扭曲的时代，变成一个“猫爪子”呢？

   在一个人们希望用知识分子来达成某些目的的年代，三缄其口才是好办法。可是在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下，文人要不就站在统治阶级的一面，要不就是对立的一面。一个人可以选择孤芳自赏独善其身，可是更多人是不甘寂寞的，一有呼召，连李白都得意忘形：“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按照中小学总结中心思想时的说法，这叫“远大抱负”。总而言之，知识分子的选择是二元而不是多元的。现在的大学校长，都还是部级省级官本位，可见到现在这个传统还在，你要不听我的跟我干，要不请你走路，My way, or high way。知识分子不独立，会是民族的大不幸。

   一个知识分子可以关心国计民生，不过最好站在边缘去关心，不要和统治阶级零距离。当然也未必要站到对面。不然的话，你要不被政客利用，就被政客的反对者（或许也是政客）利用。另外，政治总是一阵风一阵风的，并无特定原则，理想主义的方法是玩不转的，它受制于现实需要。舒芜先生文革后潜心研究红学、鲁迅周作人兄弟，他会不会想到，连鲁迅都有被赶出课本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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