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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复兴文化先复兴古小学——改良私塾刍议 (转贴) [打印本页]

作者: druckerlou 时间: 2011-10-29 16:45
标题: 复兴文化先复兴古小学——改良私塾刍议 (转贴)

复兴文化先复兴古小学——改良私塾刍议 (转贴)

*** 出处：海印日记
作者：海印子

海印所发文章，无非唤醒孩童启蒙须悟性与记性并重，读经运动十有五年，功过是非了白天下。读经之兴起，正所谓文化意识领先潮流。然十余年，遍布大江南北，推动形式已成运动，但是实践始终未落实到教育的现实中来。读经的名词，原本就是内容不一的意见，从弟子规入手可称读经，从大量读经入手也可称读经，从背诵莎士比亚亦可称读经，读经遂表之以文化而兴起教育改革之总称，并非大量读经之独称。教育的复兴，需要不同的声音，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实践，没必要一家之言。我们理当以开放的胸怀，接受不同的意见，认真思考总结乃至于形成系统化的东方教育体系，这本不违当初推动的初心，更是诸读经推动前辈们的初衷。不立于此，何以引向心之力、纳百家之言！私塾运动兴起之后，蜂起者恐未必真能了解数千年教育之实际，涌动之时，我们希望有更多不同的声音，来慎思明辨、来认真反省。海印之文章，每不见容忍于时下之先锋人物，然不论痛楚还是反唇，与其自大不如自醒。对识字之重视，不论言者如何非议，所喜我见到的是多年来因读经而找不到出路的旧友们，因为读了海印的文章，柳暗花明又一村，转而重视识字教育，重新拾取蒙学教育，解决了十余年的疑难杂症，这依然名之曰：读经！

　　私塾是指中国旧时由民间个体设立的教学组织机关。它是春秋战国时期伴随土地私有制的出现而出现的，人们通常认为始于孔子在家乡曲阜开办的私学，而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私塾在唐宋时期基本普及。按施教程度的不同，私塾有蒙馆、经馆之分，其中较活跃的是相当于小学性质的蒙馆。在教学内容上，私塾以《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作为识字用的基本教材，同时教授进退扫洒的礼节、耕种稼穑的常识，以及基本的历史、地理和算术知识。接受上述教育后，有志科举的学童再进入经馆学习“四书五经”和封建社会的法规。在教学方法上，则以背诵为低级，若要求讲解则须加收学费。

海印在《认字与读经》中，剖析集中识字与分散识字的矛盾及改革的办法，这里不再赘述。

清代的私塾

　　私塾的出现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局面，将教育普及到了普通民众之中，对提高老百姓的整体素质意义很大。然而，19世纪中叶以后，由于西方列强的殖民入侵，“向西方学习”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西方教育模式渐有取代中国传统教育模式的趋势，私塾开始面临去留与否、改良与否的问题。“新政”期间，清政府决心大力发展新式学堂，但这个过程并不顺利。一方面，经费、师资的缺乏和地区间发展不平衡的状况限制了学堂的发展，而私塾简单、灵活、学费低廉的特点能够满足社会底层对基础教育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因为中国传统初等教育一直是靠私塾来完成，人们当时对私塾还有很强的信赖感，对新式学堂则十分怀疑，甚至认为“开设新学堂，殆将引诱我家子弟，使吃洋教也”。于是，经过一番利弊权衡，兴学官绅决定采取一种折中方式，即对私塾实施改良。

　　1904年6月，江苏学务处委员沈戟仪在川沙龚镇创立私塾改良会，拉开了私塾改良的序幕。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后，社会上很少再有经馆，剩下的几乎都是蒙馆。此后，清末学部、中华民国教育部不断加大对私塾整理和改造的力度，陆续颁布了一些法规：1910年晚清政府学部《改良私塾章程》；1912年民国政府教育部《整理私塾办法》；1915年袁世凯颁布的《教育宗旨令》和《特定教育纲要》；1937年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改良私塾办法》。改良的内容涉及管理体制、教材、课程设置、塾师素质等多个方面，总的说来，就是使私塾制度化、正规化，在教学内容上有选择地引进西学，在教学方式上更加灵活多变，向近代的小学教育看齐。1912年《整理私塾办法》中称“私塾在小学发达之后，自当归于消灭”，而实际上，整个民国时期，私塾的数量一直非常庞大。1915年时，全国初等小学性质的私塾有近3万所。1935—1936学年度，全国私塾大约有11万所，学生180多万人。在公立小学难以设立的地方县乡，私塾呈发展态势，有增无减。这些私塾中的大多数其实没有完全放弃蒙学教材，对新开的常识课也不甚注意。由此可见，尽管1909年5月24日《申报》称“现在之私塾非昔日可比，间有一二善趋时尚者”，但事实上，私塾改良的成效并不乐观。这种结果表明，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转型必然要经历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本质上，近代中国的私塾是从传统私塾向近代小学过渡的教育机构，它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和西方近代办学思想的冲突与融合。

　　新中国成立后，有些地方还有私塾存在，国家将其视为一种私立学校，纳入改造的对象。1949年12月，教育部钱俊瑞副部长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示：“对中国人办的私立学校，一般采取保护维持、加强领导、逐步改造的方针。”1952年9月，教育部指示各地接办私立中小学，私塾有的被并入小学，有的则主动关门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办学逐渐成为热潮；而1997年《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布实施，使得私立学校逐渐完善和发展起来。但是，同美国、日本和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相比，我国的民办教育所占比重还比较小，生源质量、办学思想、师资水平等还有待提高。严格说来，私立学校只是按照公立学校的标准而建立的准公立学校，已经完全失去了私学的性质。

      实际上自1912年蔡元培废止读经以后，西学的风潮逐渐使得四书五经失去了地位，作为帝王统一思想工具的《四书集注》失去了市场，而旧科举被新考试取代，通过私塾获取仕途的出路已经不复存在，私塾的经馆迅速失去了生存的空间。中西之争，本质上是文化模式的竞争，体现在精神上是耶稣与孔子之争，体现在教育上是人性与物性之争，中国要耶稣还是要孔子？至今都没有明确立答案，那么即不要孔子也不要耶稣，或者既要孔子也要耶稣，游离在耶稣与孔子之间，没有新一代的大师巨匠出现，我们就是一个没有灵魂的民族。真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出路在哪？教育上章太炎等给出一条路。

         我们考察唐以后的私塾，因为科举的指挥棒，使得私塾逐渐偏离经学的核心，逐渐沦落成为科举的奴才，之所以重背诵重记性而轻悟性，主要是政府的思想禁锢统一在科举之中，不注重背诵显然会在经馆中处于劣势，对于功名的进取势必不能，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的理想，一切的政治理想人生幸福必须经过仕途才能得以体现，所以迅速记忆为科举之必备，其结果就是首重记忆而忽略开蒙。科举制度，产生了大量为备考四书五经而制作的材料，比如各种文料、制艺、课艺、小题文府等等，就如同今日科举的教辅、黄冈密卷一流。旧时代的科举，在社会现实的功利面前，不得不重记性而略悟性，乃至于到了现代科举，这种现象依然是考试核心。

      废止读经，经学和“小学”失去了生存的地位，逐渐退步到高等教育，最后被打压到专业研究所，直解的结果就是失去了经学的中国人，抛弃了中国人固有的灵魂，于是现实的中国从教育上开始变成没有灵魂的国度。有鉴于是，痛定思痛，即要正视科举科举之教育失败，又能师夷之长，而作几千年教育反省之大师，如王国维、章太炎、康有为弟子陈子褒等，振聋发聩，号召从古小学的文字教育入手，来挽救中华民族教育的世运，其见识之深远，远非时匠俗儒所能彻悟。

      古小学是指秦汉小学之前的开蒙教育，在没有科举制度产生之前、没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时候，中国的古小学皆以文字而通天地人文，并没有核定那一家思想完全成为意识形态的定式。秦火之前，文字的意识形态也都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孔子的时代，古小学是悟性大于记性，所以孔子才会说“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没有说记忆决定一切，先秦的教育更注重的是人性的光芒，慎终追远的情操，独立的思想。

      古文字所体现出来先民的智慧，显然是一个开放的悟性系统，之所以能够造就先秦文明的灿烂，这跟先秦的教育密切相关，在悟性与记性上，先秦人是最有创造力的，是中华民族的英雄时代。比之宋以后的乡塾，文字的教学已经变得刻板化，通过背诵而马虎字义的悟性，延续至今。甲骨文的出现，打破了文化断代的谜团，同时也给教育带来反省，要走文明灿烂的中国化文字道路，还是要走奴性化拼音文字道路，学习文字就是学习思考天地万物的智慧，文字断不能成为思想的工具，文字当成为创造思想的泉源，恢复古小学教育之路，当是教育革新之必须。

   由是而知，国学大师章太炎、王国维、陈子褒的教育眼光。

要认识古小学，需要厘清古小学、小学、大学、蒙学、今小学的区别：

         古时所谓大学是指聚集在特定地点传播和吸收经学的团体：《礼记·王制》：“小学在公宫南之左，大学在郊。”《大戴礼记·保傅》：“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蓺焉，履大节焉。” 卢辩注：“大学，王宫之东者。束发，谓成童。”《汉书·礼乐志》：“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大学以教於国，设庠序以化於邑。”
      古时西周的小学，名曰下庠、西序、左学等，其后亦名称不一。官学如四门小学、内小学。《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 北周卢辩注：“小学，谓虎闱师保之学也……《白虎通》曰：八岁入小学，十五入大学是也。此太子之礼。《尚书大传》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学，见小节而履小义；二十而入大学，见大节而践大义。此世子入学之期也。又曰：十五年入小学，十八入大学者，谓诸子性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学，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学。《内则》曰：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学书计者，谓公卿以下教子於家也。”《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所以秦以前的小学，配合以古文经学，称之为古小学。

      汉代称文字学为小学。因儿童入小学先学文字，故名。隋唐以后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之总称《隋书·经籍志》始以有关研究文字、训诂、音韵著作备于小学。颜师古曰：小学谓文字之学也。这个称谓的小学实际上指的是文字学，可以与古小学一脉相承，但是显然离古小学相去甚远。

      宋·朱熹《大学章句·序》：“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之下，至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文。” ，宋代以后的小学变成以礼仪道德教育为主的小学，已非古小学原貌。

章太炎曰：小学二字，说解歧异。汉儒指文字之学为小学。《汉书·艺文志》：“古者八岁入小学。”《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九数。六书著，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也。”而宋人往往以洒扫、应对、进退为小学。段玉裁深通音训，幼时读朱子《小学》，其文集中尝言：“小学宜兴全体，文字仅其一端。洒扫、应对、进退，未尝不可谓之小学。”案《大戴礼·保傅篇》：“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小艺即《诗》、《书》、《礼》、《乐》，大节乃大学之道也。由是言之，小学固宜该小艺、小节而称之。保氏所教六书，即文字之学。九数则《汉书·律历志》所云：“数者，一十百千万是也。”学习书数，宜于髫龀；至于射御，非体力稍强不能习。故《内则》言：“十岁学书计，成童学射御。”《汉书·食货志》言：“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内则》亦言六岁教之数与方名，郑注以东西释方名，盖即地理学与文字学矣。而苏林之注《汉书》，谓方名者四方之名，此殊不足为训。童蒙稚呆，岂有不教本国文字，而反先学外国文字哉？故师古以臣瓚之说为是也。汉人所谓六艺，与《周礼·保氏》不同。汉儒以六经为六艺，《保氏》以礼、乐、射、御、书、数为六艺。六经者，大艺也；礼、乐、射、御、书、数者，小艺也。语似分歧，实无二致。古人先识文字，后究大学之道（确言！！！）。后代则垂髫而讽六经；篆籀古文，反以当时罕习，致白首而不能通。盖字体递变，后人于真楷中认点画，自不暇再修旧文也。

海印按：《周礼》、《礼记》，是人们通常用来说明西周甚至其以前“小学”教育内容的主要著作。在《周礼》的《地官司徒》和《礼记》的《王制》、《内则》、《文王世子》等文中，有关于儿童教育的内容安排。在《地官司徒》中，经常被引用的是：（大司徒）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义、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三曰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予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乃教之六仪，一曰祭祀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

这两则都提到在后代的小学和大学教育中影响极大的“六艺”。“六艺”中的“书”（“六书”），就是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所谓的“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

同《周礼》相比，《礼记》中对儿童教育内容的记载则稍微明确些。其中较多被引用的材料是《内则》中的一段话：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肇革，女擎丝。六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计，衣不帛襦裤，礼帅初，朝夕学幼仪，请肄简谅。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射御。二十而冠始学礼，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学不敎，内而不出。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学无方，孙友视志。四十始仕，方物出谋发虑...

《内则》是按年龄的增长来设计教学内容的。其中六岁教数与方位，八岁教谦让的礼节，九岁教计算日期，这几年的教育似乎都是放在家教中进行的。只有十岁以后的“出就外傅”，大体与“小学”相当，而学习的内容为“书计”。到了十三岁，所学的内容又有些变化，有乐、诗和舞。到了十五岁后，才学习射御。

《内则》示以六艺肆习之次第，大概射御张弛，礼乐繁缛，非儿童所能胜，惟书数不出刀笔口耳之间，长幼宜之，故十年以内，仅习书数二者，二者之中，尤莫其重于文字，故周官又有外史掌达书名于四方。

许慎《说文解字序》中说：“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此“先”字甚得《礼记》之意。小者，先从之始也曰小，志于学者必先于此曰“小”，古者学童六至十岁，教之数与方名，及朔望六甲书记之事，盖自末以穷本，由六艺以达通，滥觞于小学之原，而优游于大学之海也。

可知文字虽不足以概古小学，而小学实以文字为始，一贯之传统也，举小学则文字在其中，举文字则知其为小学。自刘歆七略班固汉书艺文志列小学为专门，其名乃定。但是古小学自汉以后定名小学以后，内容逐渐偏离了古小学的原来。

由是观之，孔子时代的小学，当是古小学之教，而孔子所言的教育思想，大多可以在古小学中找到具体的实施办法，而孔子所言“有教无类、循循善诱”等的教育思想，自然可以通行于文字学当中，这些无疑合于“六书”的文字观念，虽然“六书”的观念是许慎总结的。

昔者仓颉造书，百工以乂，万品以察，孔子正名，期于礼乐兴、刑罚中，古文字之功，莫其大焉。汉书艺文志次小学于六经之末，遂以小学为经学之附庸，实则精研小学，非仅通经而已，观天俯地，万类道生，莫不察焉。夫由艺而进乎道者，古文字为基石也。即言通经史，周秦诸子、迁固诸史、汉魏诸家词赋，皆多古音古字。许慎说：“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从乎小学而达治世之道，洵如其言也。 “慎嗟时人之好奇，叹俗儒之穿凿，惋文毁于凡学，痛字败于庸说，诡更任情，变乱于世，故撰《说文解字》十五篇，首，一”终“亥”，各有部居，包括六艺群书之诂，评释百代诸子之训，天地、山川、草木、鸟兽、昆虫、杂物、奇怪珍异、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可谓类聚群分，杂而不越，文质彬彬，最可得而论也。”

汉代古文经学家所谓的“实事求是”，所谓的“为实”，就是说不能光凭自己杜撰，要尊重古人的原意，实事求是这句话，最初就是古文经学家提出来的。说为“说文”就是解经，所谓“解字”就是依照秦汉以前古小学字原的本义。

所以，我们不能不重视古小学，何以哉？

上古设教，皆重小学，周号郁郁，节目完备，及夫政衰文弊，官师失守，匪确礼乐失度，文字亦且异形。秦之李斯，妄自篡改古文，为仓颉之罪人，人或谓之少正卯转世，恨之毁坏文化之极也。李斯，赵高，胡毋班作仓颉、爰历、博学等篇，自诩同文。然天下方学法令，以吏为师，诗书六艺之言弃之不习，学者进无所依，退无可守，自童幼鄙文字以为足记姓名而已；又其篇虽名祖仓颉，而实异史籀；时益发多事，奴隶之字方起，人趋简便，莫之能易也。汉兴，萧何立汉律，学僮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以为吏，又以八体试之。说文序言八体者：“秦书有八体：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虫书，五曰摹印，六曰署书，七曰殳书，八曰隶书。  ”郡移太史并课最者，以为尚书史，书或不正，辄举劾之。而闾里塾师复合秦时三篇为一，断六十字为一章，凡五十五章，并为仓颉篇。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宣帝时，又征齐人能正仓颉读者，张敞从受之。元帝时，史游作急救篇。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皆仓颉中正字也。平帝时，征天下通小学者以百数，各令说文字未央庭中，杨雄采以作训纂篇，顺续仓颉，凡八十九章，诸家所作，大抵词或三字四字以至七字一句，取便幼童循诵，尚粗存周代小学之遗制。中经新莽居摄，颇改定古文，逮于东京，小学不修，人用其私文字又寖不正，故光武时，马援尝上书请正之。（马援，即伏波将军也，《东观汉记·马援传》：援上言：“臣所假伏波将军印，书‘伏’字，‘犬’外向。成皋令印，‘皋’字为‘白’下‘羊’，丞印‘四’下‘羊’，尉印‘白’下‘人’、‘人’下‘羊’。一县长吏，印文不同，恐天下不正者多，符印所以为信也，所宜齐同。荐晓古文字，事下大司空，正郡国印章，奏可。）及和帝时，申命贾逵修理旧文，于是许慎乃作《说文解字》，合以古籀，博采通人，分别部居，不相杂厕。

故顾炎武曰：“自隶书以来，其能发明六书之恉，使三代(夏商周)之文，尚存于今日，而得识古人之制作之本者，许叔重《说文》之功为大。”。(顾炎武原名绛，字忠清，江苏昆山人。西元1644年明朝亡后，始改名为炎武。着有《日知录》《音学五书》等。为清代古韵学的开山祖。)

清乾隆时，翰林院编修孙星衍说：“微许叔重，则世人习见秦时徒隶之书，不覩唐虞三代，周公孔子之字，窃谓其功不在禹下。惟其书虽经表上，当时未见颁行，故魏晋之间，惟有《急就篇》为学童所学。”

晋吕忱尚依托《说文》作《字林》，收字12,824个，按《说文解字》540部首排列，多所补益，亦私家之书耳。南北朝时，竞尚浮辞，不务字本，颜之推家训谓：“夫文字者，坟籍根本。世之学徒，多不晓字：读五经者，是徐邈而非许慎；习赋诵者，信褚诠而忽吕忱；明史记者，专徐、邹而废篆籀；学汉书者，悦应、苏而略苍、雅。不知书音是其枝叶，小学乃其宗系。至见服虔、张揖音义则贵之，得通俗、广雅而不屑。一手之中，向背如此，况异代各人乎？”观此可知其概。

唐制国子博士掌教国子，五分其经以为之业，其习经有暇者，命习隶书并国语说文字林三仓尔雅，书学博士掌教士庶人之子，以石经说文字林为颛业，余字书亦兼习之，而礼部吏部掌天下贡举之职，凡举试之制其科有六，五曰书，凡明书试说文字林，取通训诂，兼会杂体，是犹汉初之律，故张参谓亦古之小学也。

自宋以还，又复不讲，洪迈谓当时虽士大夫作字，亦不能悉如古法，遑论乎童生，王应麟亦谓：“昔以字为童蒙之学，今有皓首未睹者，俗书溢于简牍，俗音流于讽诵，袭浮踵陋，……而大学之基不立，加以安石字说，不本说文，穿凿传会，贻误尤钜。”

又淳熙以后，更以弟子职少仪等，凡言小学仪节如扫撒应对进退之类为小学，朱熹别撰书一篇，颁诸学宦，元明尊而弗改，于是士子并有不知文字学为小学者。

功名之流，习四书五经，粗通一经，便足应举，其由讽诵而入，不从小学，书非切己事。高谈性命者，慕远大而忽近细，游心艺事者，驭工拙而论媸妍，班杨卖许陆薛二李二徐之说，虽有存焉，几何人能尽其心也？昧形声事意转借之辨，迷文字母子声音之原，夫岂独后生小子哉！杨慎《六書索隱序》亦曰：“今日此学景废响绝，谈性命者不過勦程朱之■〈艹洒〉魄，工文辭者，止于拾史漢之贅牙，示以形聲孳乳。質以蒼雅林統，反不若秦時刀筆之吏，漢代奇觚之童，而何以望古人之宮牆哉！”如是则元明文字之荒废甚矣。

清中叶，通儒辈出，文字之学方又中兴，惟自命为道学家文学家新儒家者，则仍忽视，即有略窥说文，微明故训者，亦仅知渔猎以供修词之用，终不能入仓圣心也。驯至今日，莘莘学子，百科杂习，入大学而不能通小学者，比比皆然，是以读则伪音、解则乖议，书则谬形，陈陈相因，积非胜是。偶见不伪不乖不谬者，发旧笈追仓圣，反以为文字之学小道，无用之研究所学问。或有改我华夏文字为拼音文字者，欲断绝我仓圣绝学；或有谓古文艰深，不利施教，乃采俗字，号曰简体，铸以模型，颁布小学。许慎有言：“俗儒鄙夫，玩其所习，蔽所希闻，不见通学，未尝睹字例之条，怪旧艺而善野言。”其迷悟不谕，岂不悖哉。

识古人之心，当识古小学之字，海印窃以为秦火之乱，文章失度，后人不识古人心。孟子之后，所谓尧舜心传、儒门圣脉不济，归其根由，莫如古小学之失续。果其然者，君不知，浅近之文字，只识得浅陋之文章，仓颉造字并非为一己表达之用，当为使民识天地之状而以六书示之，此由浅至深之理，乃观天之道执天之行之道，岂儿童无知到有知之道！然上古先民，醇厚等天，性通孩童，故老子云复归婴儿之道，归于“六书”之道也。上古结绳以治，尽在通天地之学问中，此考古所以发现古文而推进中华文明史古来灿然之铁证。

归复古小学之路，不正是回归文明源头之路哉！

再论蒙学不能替代古小学：

《辞海》这样解释蒙，学，“蒙学又称蒙馆，是中国封建时代对儿童进行启蒙教育的学校。”把蒙学单纯地说成是学校，实在是偏狭了一些。其实，蒙学是一个特定层次的教育，是特指对儿童所进行的启蒙教育，包括教育的目的、教学的内容、教学的方法等多方面的内容。这一教学旧时在书馆、乡学、村学、家塾、冬学、义学、社学等名称不同的处所进行。所谓的蒙学读物，就是为实施这种教学而编成的读本。

蒙学和作为其主体内容的蒙学读物，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个时代，为什么而教学、教或学些什么以及怎样教学，往往是这一时代性格和气质的典型体现。通过蒙学这扇窗口，我们就能了解这个时代的精神风貌，了解这一时代的文化特征。比如，在唐以前，儒、释、道三教鼎立，任何一教都不具有绝对的垄断地位，启蒙教育处于初步阶段，受当时正统思想的影响相对较少，教学以识字为主。宋以后，理学兴起，道统得到强调，人们学的便是“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了。进入清朝，儒家伦理要求也越来越严格，“弟子规，圣人训。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也就风行开来了。民国时期，由于新学西学的传入，直观教学受到重视，儿童首先要学的便是配有插图的“人、手、足、刀、口”以及“鸟、狗、儿、飞、叫、追、小，小鸟飞、小狗叫、小儿追、小狗逃”。“文化大革命”时期，学的第一课便是“毛主席万岁”。

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蒙学读物直到现在仍然被一些人认为不值得研究的“浅陋、鄙俚”的文献，比起那些“羽翼经训，垂范方来”的“不朽之作”之经典，就体现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点来说，并没有丝毫的逊色反而更加典型、充分和鲜明。即使比起官定的儒家经典来说，也更加真实，更加具体。《四书》、《五经》所表达的，是儒家认为“应该怎么样”的文化理想，而蒙学读物相对来说，反映的则是传统文化“是怎么样”的实际。在这里，既有“但行好事，莫问前程”、“施恩不望报，望报不施恩”的纯粹出自自觉理念的行善，也有“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的功名利禄的引诱；既有“可以寄命，可以托孤，一临大节，死生不渝”的见义勇为，也有“见事莫说，问事不知，闲事休管，无事早归”的明哲保身。因此，我们说中国文化的全部秘密就深藏其中，并不是什么极端的言论，而是一种中肯的评价。

那么蒙学与古小学到底有什么区别呢？

古小学的教材，我们可知的稍留鸿爪的是《史籀篇》，《史籀篇》的作者，一般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太史籀。这种说法，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即已初露端倪，他在六艺略小学类中著录了《史籀》十五篇后，又自注说：“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这一说法，应当是依据的刘向、刘歆父子的意见。到了许慎那里，话就说得更加明白。他在《说文解字》叙中说：“宣王大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两千年来，学者们都沿袭此说，没有异议。直到民国初年，王国维作《<史籀篇>疏证》，才对这一问题提出了疑问。他论定：“《史篇》一书，殆出宗周文胜之后，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而不传于东方诸国。故齐鲁间文字，作法体式，与之殊异，诸儒著书口说，亦未有及之者。唯秦人作字书，乃独取其文字，用其体例。”关于此书的字体，《汉书，艺文志》说它“与孔氏壁中古文异体”，许慎的《说文解字》叙也说它“与古文或异”。又说：“秦始皇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文字，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可见，《史籀篇》的文字，既与古文或异，又与小篆颇为不同。由或”、“颇”之类的词，我们还可以说，大篆之于古文，小篆之于大篆，因仍者多，改变者少。王国维指出：“世莫不以‘古’、‘籀’、‘篆’为三体，谓籀文变古文，篆文又变籀文。不知自其变者而观之，则文字不独因时地而异，即同时同地亦复不同，故有一篇之书而前后异文，一人之作而器盖殊字；自其不变而观之，则文字之形与势皆以渐变，凡既有文字之国，未有能以一人之力创造一体者。许氏谓《史籀》大篆与古文或异，则不异者故多，且所谓异者，亦由后人观之，在作书时亦只用当时通行之字，有所取舍，而无所谓创作及增省也。”这也就是说，籀文并不是书体之名，《史籀篇》的性质，历来有较为一致的说法。《汉书·艺文志》说：“《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它是作为启蒙教材写成的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段玉裁在《说文叙注》中说：“《史篇》不徒载篆形，亦有说解。”而在《说文》“甸”字下又说：“《史篇》四言成文，如后世《仓颉》、《爰历》之体。”可见古小说的字课，有韵有说解，至于这个说解是否如同许慎“六书”，不能确定，但是起码不离六书造字之本意，这是本然。

秦丞相李斯作《仓颉篇》，体例取韵文，去除字课，解字无从由古；又凡不符合秦制者，一概篡改，将古文改为小篆。又恐人言，竟以仓圣之名名之，此或恐人不从其意，假仓圣之名而令天下，或自诩功同仓圣。无论何以，此一改，却将古小学原貌颠覆至天翻地覆，后人不复识古人，皆李斯之过也。

后之《急救篇》、司马相如《凡将篇》、《千字文》、唐《开蒙要训》、《兔园册府》等字书已非古小学，皆从李斯而流变。自唐太宗令作教子书《初学记》、李瀚《蒙求》之后，蒙书之滥觞，率皆以进大学经史之预习之书，缘由经史已不易解，故作蒙书以引之。

古小学原无蒙书，何以后代蒙书滥觞，皆由李斯之过，后人不识古人言，遂原本敦淳之大道，费尽口舌不能述之，遂造作逐渐之路。

许慎以后，清代王筠识其故，提出“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与其说是王筠的教育主张，不如说是他对两千年传统启蒙教育中古小学丢失的反省，为利童蒙，王筠遂简述《说文解字》成《文字蒙求》。此见识当属许慎之精髓矣。延至章太炎、王国维等众师，说文学、古小学才逐渐被人认识。

今之汉字，非古之汉字，今之解字，非古之字课，今之思想，已然不可知仓圣之思想，如欲慎终追远，复我泱泱文明，不获古人之心，安知天地之志。

海印一小子尓，参许慎又尊仓圣，尊孔子复崇老子，日月经天，天地一色，上古人神共居，小学即大学之道，三代后人神分离，遂分治小学而大学之道。经术之流变，先后之变化，莫过于是。念一己之才疏学浅，方知欲识古小学必通《说文》，通《说文》必先《文字蒙求》，识《文字蒙求》必重孩童悟性之培养。

謬之乎？

作者: 国学入门 时间: 2011-10-31 08:24
我对"认字与读经"部分比较感兴趣，楼主如有实际的经验来分享的话就再好不过了。

作者: druckerlou 时间: 2011-10-31 09:24

原帖由 国学入门 于 2011-10-31 08:24 发表
我对"认字与读经"部分比较感兴趣，楼主如有实际的经验来分享的话就再好不过了。

对于认字，可以参考： http://bbs.etjy.com/thread-239328-1-1.html
识字目前我在教我女儿是以先认字为主。（是从大量读经转为认字的。以前的大量读经时孩子的认字效果不明显。）
目前没有读经，只是让孩子看些简单的可以看得明白的绘图本的书之类

欢迎光临祝孩子们天天健康快乐！ (http://www.xetjy.com/)